|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周毓英，1934年12月） 与胡汉民先生论法西斯蒂 小引法西斯蒂在中国还没有具体地出现的时候，感觉敏锐的国人就已经在鼓起反对的风潮了。这好像栽树一样，下种的时候反对的人真多！但反对也没有用，越反对，种子越成长得快，在那激烈的反对空气里，法西斯蒂的树是高大起来，高大起来，最后连反对的人们也被浓荫大树遮蔽着，享受到这株大树的恩惠了。 在中国，反对法西斯蒂的人有两种，第一种是什么东西都要加以怀疑的空头学者，他们有时侯也同情于孙中山先生，有时候也同情于马克斯，有时候也同情于墨索里尼，希特勒，但对于一件事实的临头，一个运动的出现，他们为要使自己高于一切，就什么东西都要先来怀疑一阵，反对一阵，好像不如此，学者的生命就要失去了。第二种是有着先入之见的固执的政客和政治家，他们死守着一个成见，凡与他们的成见不相符合的，便要誓死反对，不惜抹煞一切的事实来反对。 那些可怜的空头学者的怀疑，简直像粪壤中的蚯蚓在翻爬，自以为尽了反对的能事，但实际上却正帮助了法西斯蒂种子的成长。我们让那些蚯蚓，专门做松动土壤工作的蚯蚓，由他们永永不息的翻爬下去吧。 现在，我们所要讨论的，就是那些大大小小的政客和政治家的反对法西斯蒂，我们从逆流着的大浪潮中捻取了一粒细沫——胡汉民先生在三民主义月刊中第一卷第五期中发表的那篇『论所谓法西斯蒂』。这粒细沫，的确是最坚硬的一粒了。空头学者们的反对法西斯蒂，既只是一种蚯蚓的翻爬工作；那些民主派政客的反对法西斯蒂，也只是在一种事实的打击之下所发出的失望的悲啼，胡先生的这粒细沫，却就不是简单的翻爬和悲啼，似乎有一些实际的基础和理论的根据。虽然胡先生的实际并不可靠，而理论也只是一种掩饰，但我们却很可以把胡先生的言论当作他山之石，切磋琢磨，使敌人也发生友人的作用。 像蛇一般固执的胡先生，他的固执是使他成为中国一个政治家的因素。但胡先生似乎没有想到一个政治家除了固执以外还有更重要的因素，这更重的因素就是虚心。不虚心的固执，什么时候都要推车撞壁，牵牛下井，一步一步的走上死路。胡先生的固执，固然加强了胡先生的政治家的地位，于胡先生个人毫无损失，然而整个的中国却因胡先生的固执撞了壁，下了井，走上了死路啊。 胡先生这篇论所谓法西斯蒂的文章里，发了龙的姿态，存了蛇的心理，从世界骂到中国，从天上骂到地下，简直把法西斯蒂说得像一个凶恶的纸老虎，虽凶，然而一戮就穿。殊不知法西斯蒂的出现于世界，法西斯蒂的出现于中国，都自有其现实的基础和历史的原因，谁也不能无中生有，谁也不能强行抑止。事实就是真理，真理不能离开事实，顽固的和空想的先生们假如也能有一天顾到事实，顾到实际的中国和世界，那末那些口头笔头所煊染着的美妙的真理也许一时一刻都不能再挨下知去，而要马上火化吧。 一 法西斯蒂的本质『什么是法西斯蒂？』这句话在中国想问的人实在太多了。 世界上的事情，从来就没有用两句三句话就可以解释得清楚的。除非说：人是上帝造的，地球也是上帝造的，这当然很简单，而且越是愚夫愚妇越能听得懂。愚夫愚妇们只要知这人是上帝创造的，地球也是上帝创造的，他们就已经心满意足，用不着更追求什么了。至于科学的解释，现在恐怕还只能由少数人知道，由少数人理解，就是那些不信上帝会创造人类，创造地球的人，他们本身不是专家，也不过有着一个模糊的科学的信念，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越是科学的东西越不容易解释，也越不容易为大众所了解。孙中山先生解释知难行易，说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这是证明宇宙间有许多事实，不待人类的解释与了解，而事实总是存在着的。人与地球，在没有科学家以前固然已经存在着，就是在没有宗教家以前也早已存在着了。 什么是法西斯蒂？假如是实行参加过法西斯蒂的生活的人，或者是一般不好歪曲的民众，他们当然都能够满足地了解的。意大利的民众生活在法西斯蒂之下，墨索里尼就是不解释什么是法西斯蒂，意大利的民众也绝不会起来怀疑法西斯蒂。意大利民众的相信法西斯蒂，纵不说是像愚夫愚妇们的相信上帝，但至少是像苏俄民众的相信布尔什维克，他们有着实在的生活，他们就用不着来追求空虚的学理。列宁解释从少数变成多数，孙中山先生解释知难行易，这都是从革命的实际生活中体验出来的说话。不幸那些空想的理论家。只想在理论上钻牛角尖。竟把社会的实际丢在脑后了。如中国的顶顶大名的胡汉民先生之流也居然以钻牛角尖的精神，不惜以歪曲与胡缠来涂污法西斯蒂。 墨索里尼说： 『法西斯蒂并不是一种主义，而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就法西斯蒂的立场来看，生活是一种奋斗，每一个人首先克制自己，锻炼自己，为一有价值的工具，足以服务自身，服务人群。法西斯蒂的生命观，是严肃刻苦的宗教，最反对安乐与妥协。法西斯蒂反对抽象的个人主义，唯物主义与理想主义。在政治方面看，法西斯蒂是一种现实主义，他是要根据实际来解决一切当前的问题的。因为法西斯蒂主义，都存在于现实中，离开现实，无论人世或灵魂的一切，都不能存在。不过我们之构成此现实，是似个人的资格，并不是以大多数的资格。所以法西斯蒂反对德谟克拉西主义，因为德谟克拉西主义是以大多数较低下的层级为标准，而使我人统一于其下的。法西斯蒂不然，她在训练个人及国家，使臻于一较高的层级，所以她注意纪律，威力和精神的发展，还比注意政治为甚。』
这里是说得很明白了，『生活是一种奋斗』，而且要在有组织的奋斗中社会才能得到进步。法西斯蒂要每一个人克制自己，锻炼自己，使自己成为组织的奋斗中有价值的工具。以严肃的刻苦的宗教的精神排斥一切安乐与妥协，以实际主义现实主义排斥一切抽象的自私的个人主义，唯物主义及理想主义。以刻苦的牺牲训练个人训练国家，在纪律与威力的统制下求得进境。实现组织的最高理念，德谟克拉西式的苟且图利的要求当然是被排斥的。德意志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革命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正就是一种严肃的刻苦的组织的奋斗，而且绝不离开现实的奋斗之下达到了目的。法西斯蒂如果像一般诬蔑之口所说的是无原则的独裁，是回复了古代专制的暴行，那末德意的民众早已把她打了下去，决不能生长到现在而成为一切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民主主义的眼中啊！并且德意法西斯蒂的迅速成功，完全是由于民众的助力，或者是由于民众的承认。意大利不先出现共产党的残暴，墨索里尼虽有心要救祖国，意大利的民众也未必能信任墨索里尼的独裁，使意大利得以很快的强盛起来。德意志如不是有了社民党民主主义的没落和失业潮流的袭击，希特勒党也未必能得到全国选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投票赞同而实行独裁。事实证明墨索里尼希特勒的独裁是完全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了民众的利益，绝不如一般下劣哓舌者的诬蔑把法西斯蒂说得比沙皇专制还可怕的毒蛇猛兽啊！ 法西斯蒂既不同于封建专制，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惰性民主，可是胡汉民先生民却是那样的不肯理解，他开头就先对法西斯蒂下了一阵丧心的诬蔑，说法西斯蒂是『摧毁无产者的革命运动，并提倡狭义的国家种族观念，以稳定垂绝的统治』。接着又假装虚心的引证了一些墨索里尼的说话，但这假装的虚心并没有使胡先生增加一点理解，也没有能够免强拿出一点像煞正当的驳辩。就只是机械地说墨索里尼的话『是名辞的修饰的润辞』，好像意大利革命十数年的经验和事实就可以在胡先生的『修饰』『润辞』之下抹煞了。墨索里尼的话是『修饰』是『润辞』，但也还有事实在做根据，丝亳无损于法西斯蒂，可是胡先生不能用正当的驳辩只能运用『修饰』『润辞』等等抹煞对方，却反而证明胡先生的假装虚心的引证墨索里尼的说话是无聊，而武断顽固的精神倒足以送胡先生入坟墓呢。 二 法西斯蒂产生的历史假如我们相信胡先生这篇文章不是唯物主义文氓的枪替而是胡先生于长期抱病中的手笔。那末我们真敢大胆说胡先生的渊博和虚心是太惊人了。胡先生的广征博引，胡先生似乎很想从许多客观的事实中求得若干了解，不幸胡先生的顽固绝不愿有何了解，只是夸张了渊博与虚心之后，硬生生地加上一些武断与诬蔑而已。 胡先生于其大作的第一节中以不少的篇幅引用了墨索里尼的说话，但胡先生并没有能力加以反驳，只能无聊地加一些武断和诬蔑，根本在本质上就误解了法西斯蒂。本质上误解了法西斯蒂还不知足，不肯藏拙，还要更高谈一谈什么法西斯蒂的历史因缘与时代背景。 法西斯蒂的产生，当然是有她的历史和背景的；法西斯蒂不会从天上突然掉下来，也不会从地下突然变出来。不过我们相信历史是错综复杂的东西，历史至少有主管与客观的两方面的成份，主观是组织力量（人类的力量），客观是自然条件。我们如单纯的只看见客观的历史，而忽略了主观的历史，那末人类与禽兽同是从自然中生长出来，为什么禽兽不能也和人类一样有同样的社会的进化呢？胡先生尽着九牛二虎之力，凭其机械的历史观念——也许这观念不是民生史观的胡先生所固有，而是唯物主义的文氓送把他的——大谈其法西斯蒂产生的因缘，大谈其意大利德意志以至于日本等国产生法西斯蒂的历史。胡先生说法西斯蒂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是『参加欧战之失败』； 第二是『社会党措施之失当』； 第三是『经济状况的凋蔽』。 可惜胡先生这叙述实在太不够啊！机械唯物主义者的宿命论的公式是： 『什么，什么，什么；就「必然」产生什么』。 胡先生自命是反对唯物主义的孙中山先生的高足信徒，是国民党革命任务的独立担当者，胡先生当然不能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观点而去采纳宿命论的公式。但事实上，胡先生竟已踏着宿命论的公式和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大发谰言了。 当然，我们在讨论意大利法西斯蒂产生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否认胡先生所提出的三个主要的条件，但我们相信还有更主要的条件，这便是（一）墨索里尼的智慧，（二）墨索里尼的毅力，（三）墨索里尼的组织。意大利如没有墨索里尼的智慧，没有墨索里尼的毅力，没有墨索里尼的组织，那末我们相信意大利的纵使经过十次的『参加欧战之失败』，经过十次的『社会党措施之失当』，更加上十倍的『经济状况的凋蔽』，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革命也不一定能够出现。 意大利当时有了墨索里尼的智慧，毅力和组织这三个法西斯蒂的主观条件，于是再加上胡先生所说的（一）参加欧战之失败（二）社会党措施之失当（三）经济状况之凋蔽等等的客观条件，所以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革命便出现了，而且成功了。否则参加欧战之失败者不止意大利一国，社会党措施之失当者亦不止意大利一国，经济状祝的凋蔽者更不止意大利一国，为什么其它各国都没有能够出现法西斯蒂的革命呢？ 意大利革命，正好是和苏俄革命中国革命有同样的形迹。苏俄革命如没有列宁的智慧，没有列宁的毅力，没有列宁的组织，中国革命如没有孙中山先生的智慧，没有孙中山先生的毅力，没有孙中山先生的组织，那末纵使苏俄与中国的革命的客观条件怎样成熟，苏俄的共产党革命和中国的国民党革命也是不能成功的。可怜那些唯物主义的宿命论的论客，老是喊着『什么，什么，就必然产生什么』。但事实如铁掌，自马克斯以来，那些夸大勇敢的预言，宿命论的革命公式，老是左一个巴掌右一个巴掌的被打入地狱里去了。胡先生不回头看一看唯物宿命论的地狱里堆积了多少丑恶的死骸，堆积了多少无聊的预言，却还要勇敢的蹈着这个地狱的死路去估量意大利，甚至还要来估量中国！这是何等可笑，也是何等可怜啊！ 胡先生像英雄唐诘诃德似的妄谈了意大利革命的生产的历史，又还更勇敢的谈到德意志，谈到东邻日本，但也不过一贯的更暴露了胡先生对历史的认识的错误而已。德意志的法西斯蒂革命，最主要的历史的主观条件便是： （一）希特勒的智慧； （二）希特勒的毅力； （三）希特勒的组织。 但胡先生不相信，他还是要主张『（一）国势危急』，『（二）经济恐慌』，是德国法西斯蒂革命产生的原因。胡先生就不想一想为什么苏俄『国势危急』『经济恐慌』产生了共产党革命？为什么中国的『国势危急』『经济恐慌』产生了国民党革命？为什么当时的苏俄和中国不也产生法西斯蒂的革命呢？假如我们讨论苏俄革命而漠视了列宁的智慧，漠视了列宁的毅力，漠视了列宁的组织，讨论中国革命而漠视了孙中山先生的智慧，漠视了孙中山先生的毅力，漠视了孙中山先生的组织，那种讨论是不会有丝毫价值的。胡先生拾了唯物主义的牙慧，在毒骂意大利德意志法西斯蒂的罪恶的时候，恨不得把一切罪恶都放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两位恶魔的身上，在讨论意德革命产生的历史的时候却又不知怎样忘掉了墨索里尼，忘掉了希特勒了。在胡先生的意思好像就是没有墨索里尼希特勒列宁和孙中山先生诸革命的导师，意德俄和中国也只要有当时那样的环境，——『国势危急』，『经济恐慌』——意德俄和中国的革命也是能够成功的。这种毫无理解的抄袭唯物主义的观点，一无顾忌的雇用唯物主义的枪手，胡先生的无知，抑是胡先生的无耻呢！ 又日本的法西斯蒂，现在还只是在酝酿时期，这种酝酿的成功与失败，以及畸形的天皇至上主义是否能走上健全的法西斯蒂的大道，这些都还在不可知之数中。但胡先生却也机械地叙述一番日本的『国势危急』和『经济恐慌』，好像日本的法西斯蒂也像意德一样掌握了政权，已经成功了。这显然又是胡先生的曲解，但为节省无关重要的争辩起见，不多费宝贵的笔墨了。 三 社会的前进与后退——法西斯蒂的革命性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社会到了熟烂的程度，民主政治的时代过去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一切都陷入了无组织的混乱状态，社会就好像一切都解体了。政治上资本家在议会中互争议席，政治不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而只是为了少数资本家的利益。经济上资本家在市场上互争销路，生产不是为了消费，为了民众，而只是为了少数资本家的利润。于是一切都在私人自由竞争的占有欲之下，政治动摇不定，国家变乱丛生，经济塞滞凋蔽，民众失业充斥，国家与民众都同陷于无法生存的危机中，在这资本主义到了熟烂崩溃的时候，当时的社会可以走三条路： 一 是尽力保守资本主义社会的原状； 二 是调整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构，推动社会的进步； 三 是将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构完全打碎，另行建造一个理想的社会。 上述的三条路，第一条是保守主义的态度。用种种方法如『生产合理化』等以维持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这仍旧是资本主义的制度。第三条是激进主义的态度。用种种方法如阶级斗争罢工暴动等以根本毁弃资本主义制度而另行创立新制度，这便是马克斯所提倡的共产主义制度。除了保守的资本主义与激进的共产主义外，介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二条办法便是法西斯蒂。 在目前的时代而仍以保守的态度去维持资本主义，这当然只有使社会后退。同时那激进的共产主义者，遥望着一个不可实现的空想，不顾一切的要把现实的旧社会打得粉碎，但旧社会虽然被打碎了，新社会却创立不起来，结果也和保守主义的方法一样，更猛烈的使社会后退了。 在社会临到了大转变的时代，一切新社会运动的出现及其成功，便是决定这个社会的前进抑后退的主力。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目前这个世界的阶段，都可以说是使社会后退〔的主〕力，它们绝对没有力量使社会前进的。欧战后新兴的法西斯蒂运动，没有资本主义的保守□□成份，也没有共产主义那样的无原则的破坏，然而她却兼有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长〔处。法〕西斯蒂成功，社会自然是前进了。 社会是人类协力的结晶，是人类组织的产物，社会的一切文物制度，便是为了经常维□□人类的组织关系和协力关系的。人类那一天割断一切的组织关系，停止一切的协力关〔系，人〕类的社会便可在那一天破灭，而人类的幸福也就在那一天完结了。当然，人类不是傻子，人〔类必〕不肯有意识地来自行割断各种组织关系，停止各种协力关系，可是所谓组织所谓协力，经〔常都〕要藉着社会的各种制度和法规而存在的，没有善良的制度，没有完备的法规，什么组织什〔么协〕力都无从谈起。 人类的组织关系协力关系经常既都存在于各种制度和法规的活动中，我们就可以□□社会革命运动发生的原因和成功的路径，原来某种社会存在了若干时期以后，文化基础□□济基础等等都有了全部的或局部的变革，这是社会的制度和法规便应当随着社会的环境而有所改变，否则便不能再继续维持社会的协力关系和组织关系了。 社会的制度和法规有时已失了协力和组织的效能，但社会还能保存着秩序，这便是出于国家机关利用警察军队等等的镇压的力量。警察军队等国家的镇压力量，非但能够保存社会的秩序，有时还能保存失了时代性的制度和法规。当社会的制度和法规已失了组织的协力的作用，使少数人有利而使多数人受害，政府却还拼命维护旧的制度和旧的法规，这便要引起被压迫民众的反抗，引起社会的革命运动了。 法西斯蒂的革命，是以社会新兴集团的强力来恢复社会的协力关系和组织关系，同时法西斯蒂的本身也就是建筑在这种协力主义组织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法西斯蒂主张全体民族全体国家——甚至全体世界——的协力，所以法西斯蒂从来不像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那样预存着阶级的偏见。法西斯蒂主张社会的健全组织以促成协力主义的稳妥的执行，所以法西斯蒂需要坚硬的组织，排斥一切分散力量的多头竞争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而以一个正义的贤明的独裁来指挥一切，支配一切。 法西斯蒂的革命性，法西斯蒂的进步性，现在除了好怀疑或好固执的人以化，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了。可是像蛇一样固执的胡汉民先生，他的反对法西斯蒂是只要于一些假装虚心假装渊博的引征和叙述之外，再加上一些武断的判词就完了。胡先生在其大作的第三节里，我们总以为他要怎样的发挥出多少漂亮的理论，指斥着法西斯蒂的反动性，可是胡先生太笨拙了，他就只是第一句先下了一个武断： 『法西斯蒂运动，实在是现代政治上最反动的运动』
于这个武断之后，胡先生倒也承认法西斯蒂是『时代转变的产儿』。但接着又说： 『……同时也必会以时代的转变而转趋没落。她的没落，不是理论的问题，而只是时间的问题。』
胡先生真妙，他的时代的解释竟含着有那样多的魔力。一回儿法西斯蒂承胡先生开恩是『时代转变的产儿』，一回儿法西斯蒂在胡先生的大红朱笔之下又要『以时代的转变而转趋没落』了。胡先生的『时代』的运用，竞只是贩运字句，在读者面前演遮眼法啊。胡先生做了唯物主义的干儿子，所以常常倒拜在『时代』的脚下，有时还要以『时代』做掩护遁词的法宝。可是我们是不怕时代的，历史是我们的战场，时代正要在我们的脚下践蹈出来！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闲工夫去等候『时代』，更不会那样怯懦卑劣地对着『时代』暗暗叹气。闹过了『时代』的把戏，胡先生又捧出孙中山先生的话：『阶级斗争，是当社会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而后机械地来一个武断：『法西斯蒂，也正是当社会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她是政治的变态现象，不是政治的常态的演进。』法西斯蒂与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是两个绝不相同的东西，即在阶级的观点上说，也是正处于绝对相反的地位。胡先生像一个没出息的宗教师。捧出孙中山先生的经典眩耀着读者的眼睛，一套遮眼法，法西斯蒂就变成『也正是当社会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了。至于法西斯蒂为什么是『一种病症』，胡先生并不说出理由，好在胡先生学着宗教师的秘诀，只要把废话和武断加在一起，任务就已告毕，理由是不用说了。 于生硬的诬蔑武断之后，胡先生又信口雌黄的谈着法西斯蒂的（一）『在政治上』，（二）『在经济上』，（三）『在社会上』（四）『在文化上』等许多问题。这自然又是胡先生假装虚心假装渊博的手法，但我们却只看见这些叙述里。又完全都是些武断，诬蔑，和废话啊。现在，我们不怕空费时间来依次看看胡先生对于这些问题的叙说和判断吧。 （一）『在政治上』——我们认为政治是一种组织与威力的产物，历史上所有的什么部落统治制度，君主统治制度，民主统治制度，不论这些制度有怎样的差别和不同，但这些制度的组织形态和威力作用，却是完全一致的。政治上的革命现象，目的可说就是在于求得组织的进步和威力的合理运用。社会在经过若干时期的成长和变迁以后，组织不免发生矛盾，威力不免趋于滥用；组织的矛盾和威力的滥用，当然是政治的退步现象，是社会进化的障碍物。譬如法国在大革命以前，皇室，贵族，僧侣把所谓第三阶级的平民排斥出组织以外，同时皇室，贵族，僧侣的威力的滥用亦无所不至，由这组织的矛盾和威力的滥用，于是法国的大革命便产生了。法国大革命的成功。在当时自然是一个极大的社会进步现象，第三阶级的平民参加了政治，政府的威力也不再是压迫民众，而是在图谋民众的利益了。现在世界都已随着法国大革命的潮流，打倒了封建政治，建立了资本主义政治。法国大革命成功，社会由封建的组织转入于资本主义的组织，威力也由封建的运用转入功利主义的运用，这当然是人类社会史的一个互大的进步，由于这一个政治的进步，于是一切社会的经济文化科学都有了巨大的进化的痕迹，而人类的幸福也大大地增加了。 可是法国大革命以后所成立的资本主义政治，经过半世纪以上的成长和变迁，现在又已矛盾丛生，弊端百出，不能适用了。组织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一方面有投诸大海付诸烈火的过剩商品，一方面又有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的失业群众；威力上议会制度的政权常常移动于少数几个资本巨头之手，国家的政权成为保护少数资本家利益的工具，成为少数民主政客满足私欲的角逐之所了。 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现在已充分暴露了她的弱点，社会的施政，若取决于民主，则朝三暮四，暮四朝三，主张时常有变更，实际一无表现，这种落于时代之后的民主政治，实在倒还不如没有政治的好。 一个国家的政治，与其由民主的虚名而陷于腐败，没落，当然不如由一个材干和道德高超的领袖去执行独裁。政治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义务，这种义务不是有特别高超的人格学问和能力的人是不能负担的，所以我们与其把政治的任务仰望于一般盲目无能的民众，实不如专责于一个英勇贤明的领袖。胡汉民先生昧于事实，以『王权天授』，『教权神授』等语句来讽责法西斯蒂，实则民众信仰孙中山先生，民众信仰墨索里尼，民众信仰希特勒，胡先生是用不着哓哓地问主权谁授的。社会的进化与秩序的维持须赖有国家的制裁作用，社会的制裁既由国家为中心，那末『主权在国家』的说法当然谁都不应怀疑。胡先生提出三个难题『（一）甚么是国家的本体？（二）优秀的少数者是否即足以代表国家？（三）独裁者任意的主张，是否便是国家的意见？』——以为这三个难题就可以难倒法西斯蒂。胡先生的意思也许以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吧？请问无组织的人民如犹太民族那样是否可以称之为国家呢？我们承认人民可以成立国家，但必须有固定的活泼的组织才能成立国家。一群无制度无法规的乌合之众，我们相信怎样胆大的人也不敢称之为国家吧？所以国家的成立第一就在于人民的组织，人民没有组织是不能成为国家的。同时在组织的过程上观察，没有领袖就没有组织，所以国家的主权虽渊源于人民，但主权的执行却属之于贤明的特出的领袖。这所谓『权』与『能』的分别，孙中山先生在演讲民权主义的时候已解释得很详尽，就是三岁小儿也没有什么不明了的地方，胡先生为什么还要在这里装傻呢？须知『独裁』不是权利，只是一种义务，无『能』者不必痴心妄想，有『能』者逃避亦逃避不了，并且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起见，这种独裁的义务也根本不应逃避啊！胡先生处处都从权利上着想，于是『朕即国家』，『民族专制王国』等字句都被胡先生搬了过来；其实胡先生应该赶快肃清这些封建思想，再去熟读一下民权主义，把政治上的『权』与『能』分辨明白了，再来高谈法西斯蒂亦不迟也。 （二）在经济上——胡先生以『主张私有的经营主义和营利的自由竞争主义』为攻击法西斯蒂经济制度的论点。胡先生没有能力从理论上对法西斯的统制经济和组合制度加以攻击，只是抄袭而曲解了几条意大利的条文，便闭着眼睛大嚷其『反社会主义』，『反民生主义』。胡先生大概还不了解什么是统制经济，什么是组合制度，这里我们就犯不着为了教训胡先生的『法西斯蒂经济学』而多费口舌，我们只要看胡先生的高唱反对私有经营主义和营利的自由竞争主义，我们就可以知道胡先生的怎样爱唱高调，而实际上是怎样的糊涂了。 法西斯蒂的政策纲领，本是随时随地而异，德国不能相同于意国，中国日本也未必相同于意德，胡先生咬文嚼字的抄袭了一些意大利的条文，就机械地断定法西斯蒂是『主张私有的经营主义和营利的自由竞争主义』，希图以此为法西斯蒂的罪状，这实在是心劳日拙的举动。经济上的『私有』与『营利』这两个问题，在经济组织的活动过程中和前进的过程中是两个不能避免的现象。『私有』与『营利』如绝对禁止，社会经济的组织活动便会立即停滞起来，社会经济没有了组织的活动，经济便也就难于进化了。试想以破除私有制度营利制度标榜了近百年的共产党，在其自身统治之下的苏俄，尚不得不中途放弃马克斯主义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仍恢复到利用『私有』『营利』等经济上进化的因素以发展苏俄的建设，容许农工各阶级有充分『私有』和『营利』的权利，为什么意大利没有反对『私有』和『营利』就成了罪恶呢？又胡先生身为国民党的一个偶像，也曾做过很多日子的立法院长，胡先生所亲手造成的那些民生主义（？）的立法，究竟做到怎样的反对私有的经营主义和营利的自由竞争主义呢？究竟与意大利的立法有多少经济上的不同之点呢？假如意大利容纳了『私有』和『营利』就是反社会主义反民生主义，那末胡先生的糊涂的立法院长难道不也是反社会主义反民生主义吗？ 并且，法西斯蒂的容纳『私有』和『营利』，只是暂时的过渡的阶段，在法西斯蒂经济的统治与组合方式下，法西斯蒂是要从实际上调整社会的经济结构，而造成幸福的完满的社会。 （三）『在社会上』——任何社会，都须带有组织的性质，没有组织，社会是没有的。虽然组织的性质有浓厚和淡薄的分别，组织强固的社会几乎一个社会就如一个人，行动是活泼的，而且是有力的；组织软弱的社会，一个社会就几乎像一群乌合的群众，一动都不能动。譬如国家，这总要算是组织性最强固的一种社会了，可是我们老大的中华，还是那样四分五裂，组织统一不起来，发生了内乱外患，中央政府有时也只好手足无措。暴日占了东三省，攻了上海，胡先生是负党国重责的人，也会脱离了组织的行动而远避香港遥领西南政权，作乘机进攻中央的准备，把抗日的任务责诸别人，无怪乎中国要衰弱了。像胡先生这样依老卖老不守组织的人，也许正就是中国社会的典型人物，他非但做到了『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屋上霜，』还尽了乘机图利，自推倒墙的能事呢。 社会是有机的组织，社会就应该有形成一个中心的领袖，胡先生的所谓『社会群体的意志』，显然就是这个中心领袖的意志。但胡先生似乎没有懂得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的原理，而就胡乱狂喊一阵在法西斯蒂运动下，『抹煞社会群众』，『社会群体没有意志』了。 （四）『在文化上』——文化是社会进化的精神的产物，社会的进化离不了组织和现实。空想出来的天堂不能算作进化，散漫而无组织的社会不能实行进化，那末与进化问题发生密切关系的文化，当然随时随地都要顾着社会的实际情况和组织问题，不能充分的追着空想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乱奔狂跑。可是为着这组织的问题与实际的问题，胡先生的责言又来了：『所谓法西斯蒂运动乃是一种反进化主义的，复古的，和排他的运动。所以在政治上，她必定摒绝近代民主主义的精神，以回复于古代帝王极端之专制；在经济上，她必定摒绝近代民生主义的精神，以巩固剥削的资本主义的壁垒；在社会上，她又必定摒绝近代自由主义的精神，以奉所谓特出的贤者，而以众人为刍狗。综合这三种反民主主义的反民生主义的和反自由主义的精神所产生的文化，无疑的是一种反进化主义的，复古的，排他的文化』。 胡先生要对法西斯蒂尽可能的加以曲解和诬蔑，于是不惜完全抹煞事实，口口声声高喊着『近代的民主主义』，『近代的民生主义』，『近代的自由主义』。其实民主主义，自由主义这些臭东西，已不是「近代的」，快都成为过去了。社会要进化，这些妨碍进化的东西——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便不得不被时代掉入坟墓里去。至于民主主义的实现，这是实际的问题，不是空口的吹牛，在欧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下，议会中的民主已只剩下一个躯壳，一个形式；所谓自由也只是压迫工人有自由，把过剩生产品投入海中，或置诸火烧有自由；但数百万数千万的失业工人要饿死了，何尝有自由，被困在巨大数字之下的利息奴隶——全世界几千万几万万的破产农民和中小资产阶级等又何尝有自由？至于民生主义，也应该有切实的把握，不是空谈所可了事，国民党革命六七年来，民不聊生，盗匪遍地，这当然不能算实现了民生主义；像欧美失业充斥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当然不能算是实现了民生主义。 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我们只承认是些没落的臭东西，不意胡先生竟要以这些臭东西来攻击法西斯蒂啊！社会不能离开现实，社会不能没有组织，为了整个国家民族的生存，『特出的贤者』决心为集团而牺牲，那末『众人』做了『刍狗』正是革命道上不可免的现象，胡先生借着文化问题而发的狂妄的谰言大可节省了。 四 法西斯蒂胜利的特征自命为『科学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斯主义，挣扎活动了几乎近一百年，结果还是一无成效，只产生了一个畸形的苏俄——产生了一个与马克斯共产主义相差甚远的苏俄。法西斯蒂在人类的历史中只出现了十余年，可是就在这短短的十余年中，她的成功，她的势力，却已远远的超过了共产主义了。 因为法西斯蒂的无往不利，并且无处不成功，墨索里尼统一意大利在前，希特勒统一德意志在后，日本中国也有迅速成功的趋势，害得胡先生没有方法来——胡先生的说辞是『不想』——『铺叙实行法西斯蒂的国家之施政的实际，来证实法西斯蒂的没落的必然性』，于是就只好『举出法西斯蒂的反动形态，证明法西斯蒂的没落』，而似乎很有把握地高喊法西斯蒂的没落，『不仅是理论的问题，而且是事实的问题，亦且仅仅是迟早的问题』了。 胡先生『扼要地说』：『所谓法西斯蒂，只是挽救资本主义的没落，利用小资产者绝望的情绪，和夸大的历史的传统，来镇压革命的一种反动的资本主义的最后组织。』 胡生先这滑头的论调，当他在拥护民主主义，拥护自由主义的时候，他是厚颜无耻地做着资本主义的辩护人，现在他又学会了小丑的跳跃，绕过一个圈子，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上来反对法西斯蒂了。『挽救资本主义的没落』，『一种反动的资本主义的最后组织』，胡先生跟共产主义学舌，学得太逼真了啊。胡先生这样的学舌，把所有的资本主义的罪恶，完完全全的推在法西斯蒂的身上了。我们早已说过，法西斯蒂的出现是在资本主义的没落期中社会转入另一新时代的革命行动，她绝不同于共产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她不拘拘于保守，也不像共产主义那样的空想激进，用一种强硬的态度和坚酷的手段执行革命，建设社会，把人类从万劫不复的魔难中救出来。不幸胡先生的顽固不能认识法西斯蒂的真面目，于是胡先生对『法西斯蒂的发展』，所举出的『四个显著的特征』——『必须是绝对拥护资本主义的利益的』，『必须是绝对消灭社会主义的力量的』，『必须是绝对厉行独裁专制的政制的』，『必须是绝对实现其狭隘的国家观念的』——一切的话也都说到反面或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法西斯蒂的特征，第一是坦白，不像一般滑头论客和投机政客爱绕理论的圈子，爱立永不兑现的空头支票，绝不肯欺骗民众，叫民众冒险，更不肯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无代价的去牺牲民众，葬送民众。第二是切切实实的以民众的实际利益为中心，为谋多数民众或全体民众的利益。不惜遭受一切虚名的和血肉的牺牲，甚至不惜暂时拂逆所谓国民公意以达到谋民众利益的目的；第三是法西斯蒂把握着社会进化和社会活动的枢纽，以组织主义行动主义唯力主义为推动社会进化的主力。 胡先生举出四个显著的特征，以为这就是法西斯蒂没落的特征，我们却正可藉此说明法西斯蒂胜利的特征。 （甲）『必须是绝对拥护资本主义的利益的』——共产主义者对于社会组织的认识，他们是先天的带有一种机械的观念，以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存有一条不可消灭的鸿沟，是两个不能并存的死敌。资本主义者则又以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上帝创造了两种人类。无产阶级是天然应当受饥受寒，受资产阶级的压迫。法西斯蒂则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都不相同，她反对共产主义的挑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作无原则的斗争，也反对资本主义的主张资产阶级的天然可以压迫无产阶级。法西斯蒂主张着彻底的协力主义，以全体社会的利益作阶级矛盾的调和，铲除横暴的斗争，也要消灭无理的压迫。所以法西斯蒂的能够适合于任何社会，通行于全世界，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阶级的认识的正确上面。资本主义因为对阶级的认识不正确，资本主义已经走上了死路，一天一天的走近坟墓了，共产主义也因为对阶级的认识不正确，共产主义便到东到西都打回票，现在也已走上不可实现的绝路了。 法西斯蒂在阶级的认识上，不论是已经成功了的意大利德意志，或是将近成功的日本和中国，都已显示了明确的立场，她可以拯救困苦饥寒的农工阶级及失业群众，也可以给予产业的资本家以革命的前途。不知胡先生是太糊涂了抑是爱故意曲解事实，鼓其如篁之舌，大喊其法西斯蒂『必须绝对拥护资本主义的利益』，法西斯蒂『与资产者勾连着』，法西斯蒂『万不能与资本制度绝缘』。……我们真不知道胡先生是在制造理论上的谣言呢，抑是凭着村妇的狭隘见地，拼命谩骂以快其私意啊！胡先生非但能够在理论上制造谣言，他还能进一步把希特勒和『巴伐利亚的工业资本家阿斯托，……明兴的工业界大王马法依斯及谷伦巴哈的工业资本家霍伦林……等』联系在一起，把日本的法西斯蒂与三井三菱等总裁联系在一起，制造了许多事实上的谣言。当然，胡先生只要在其所能想象得到的范围之内，尽可不顾一切地振笔捷书，狂造谣言，以骗取读者的同情，至于理论的真假，事实的有无，胡先生自然是『概不负责』了。 （乙）『必须是绝对消灭社会主义的力量的』——对于『社会主义』这一个名词，不知道胡先生究竟是怎样解释？如果社会主义是一种恶意的解释，那就不成问题，谁都要起来消灭社会主义的，如果社会主义是一种善意的解释，那就谁都要向着社会主义这条路走，谁都没有力量能够消灭社会主义。法西斯蒂的革命，以严肃刻苦的牺牲精神求得社会的进化和改善，建立美满无缺的社会，这美满无缺的社会，显然就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当然，法西斯主义者不能像一切的自由主义的空想家那样，什么『飞跃』『突变』一步就可以蹈进美满无缺的社会，一拳一掌就可以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社会。法西斯蒂认为社会的飞跃与突变是不可能，而眼前的现实离社会主义还很远，所以除了实际方面的踊跃迈进，绝不涉及所谓社会主义的空谈。说法西斯蒂不事空谈，自是事实，但说法西斯蒂违反了社会主义，那就只是一种无知的妄言，荒唐的预测了。 法西斯蒂是向着社会主义的前途阔步迈进的，不过她的走向社会主义不是用『飞跃』『突变』一类的方法，而是现实的从解除社会矛盾方面入手的。法西斯蒂为了要从事现实，就不得不排斥一切空想，因此首先就和共产主义发生冲突了，共产主义本也只是空想的社会主义的一种，离开现实是很远的，但因为马克斯的粉饰的说辞，以及恩格斯考茨基等继续加以发挥和洗练，好像马克斯主义很有力量支配现实，大家被这『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几个字蒙蔽着，希望社会主义的迅速实现，都很踊跃的乐于去作种种实验了，什么罢工咧，暴动咧，都就是为了实验马克斯主义而发动的。 马克斯主义是空想的，当然不会因为有了暴动，罢工等的表演而就增大了现实性。暴动罢工等等一次一次的失败，早已证明了马克斯主义的没有现实性，等到法西斯蒂出现了，而且很快的成功了，这就好像萤火遇着炬烛，活跃的法西斯蒂的光辉把空想的马克斯主义打入地底下去了。 有了法西斯蒂，马克斯主义就连一点欺骗的作用都不能发生，法西斯蒂与马克斯主义自然就变成死敌了。并且罢工，暴动，这是绝对的斵丧国家民族的元气的举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断的发生暴动罢工的事情，自己先就贫弱不堪，不要等到外敌来侵袭，早已走上灭亡的死路了，法西斯蒂既绝对以拥护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中心，这些妨害和破坏国家民族利益的暴动和罢工，当然要被法西斯蒂加以极端的排斥和打击。 在理论上，在事实上，法西斯蒂随时随地都要与一切空想的社会主义作对敌，尤其与马克斯主义共产主义不能并存。胡汉民先生不肯了解法西斯蒂的真实的内容，看见法西斯蒂反对共产主义，就居然闭目狂呼：法西斯蒂『必须是绝对消灭社会主义的力量的』。胡先生是以三民主义装幌子的，当然应该把他自己的三民主义看作最道地最科学的社会主义，现在因为法西斯蒂反对了共产主义，就居然说法西斯蒂根本反对了社会主义。把三民主义的社会主义前途也几乎抹煞了，胡先生这样的认识和了结，真是何等浅薄无聊啊！ （丙）『必须是绝对厉行独裁专制的政制的』——政治上公然主张独裁专政的，一个是共产主义，还有一个便是法西斯蒂。普通称共产主义的独裁是极左的一派，法西斯蒂的独裁是极右的一派，其实独裁专政，无所谓极左，也无所谓极右，革命要表现力量，运用组织，独裁专政就成了必然的现象。 一个组织要在社会上占得地位，发生力量，整个组织就必须在一个人的意志指挥之下活动，奋斗。若依着民主的方法，那末主张既不能确定，一切的活动也都以各自的个人为中心，那就要弄成一个人多手杂的状态，结果是一无所成，有利益，大家都是一个团体中的人，势必斤斤较量；但遇着牺牲的时候，大家又要互相推诿，取巧躲避，好像大家都只是团体中的一份子，谁都不能来督责谁的。孙中山先生努力革命，奔走了数十年，辛亥革命成功，满清是被推翻了。可是一些急功近利之流的党徒，不能再跟随孙中山现实继续革命牺牲，不肯再听领袖的话，一个一个的都自由行动，去投奔袁世凯投奔黎元洪，甚至去投奔曹锟吴佩孚等大大小小的军阀。孙中山先生受着这个万恶的民主的牵累，不少投机的党徒是由此走上了升官发财的道路，而整个的团体，整个的革命，却因此受累不浅，一次一次都遭受了严重的失败和打击。直到后来国民党实行了总理独裁制，并屡次清除了党内的自由主义份子及投机份子，革命基础才渐渐巩固起来，而得有十六年北伐的成绩。 党内民主，固然是一种浪费革命力量，使民众徒受牺牲的鬼话。但在国家政治方面，民主制度显然也是一种骗人的诳语。历来许多的所谓民主领袖，当初为要获得民众的拥护和同情，弄出许多漂亮的说辞和美妙的姿势四出鼓吹，把民主制度说得天花乱坠，可是等到自己一上台，就马上显出野心，抹煞民主，而以领袖自己为『主』了。在中国，则所谓民主更是可笑，选举的时候，连欺骗民众的演说也用不着，竟是直捷痛快的用金钱去收买了。民主可以用金钱收买，这种民主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民众都只能顾着自己的生活，对于政治，因被学识及生活条件所限，是很少兴趣的。不想一般政治骗子，他们为要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却又不好说自己要政权，于是硬抬出民主的幌子来，以民主做他的夺取政权前锋队。 胡先生对法西斯蒂的排斥议会政治，甚至排斥宪法，深致愤愤不平之气，好似法西斯蒂对议会，对宪法太不客气了。但胡先生如能想到每次选举均被投机者所利用，金钱能产生议会也能制造宪法，胡先生就可以平一平气了。法西斯蒂主张党内独裁，更主张党外也要独裁，自有其社会的及组织的原因，因为不独裁，革命的本身便不能发生力量，不能摧毁一切的反动敌人，不能稳固地实行建设，根本上就谈不到什么革命不革命了。独裁为了革命，独裁是不会有罪的啊！ （丁）『必须是绝对实现其狭隘的国家观念的』——法西斯蒂主张国家至上主义，主张民族至上主义，这只是适应客观环境的需要，我们并不觉得其中存有丝毫的狭隘观念。绝对的排他的国家主义的提倡，主要的原因有二： 第一，对内因为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的狂放，民众都只有个人观念，只知道图谋个人的利益；国家观念都极淡薄，甚至已完全消失，好似国家的兴衰存亡，与国民是完全没有关系。国民忽略了国家的价值，不肯为国家效力，国家便一定要颓废萎败下去，于是内乱外患相继丛生了。法西斯蒂革命的出现，大都是在国家最混乱最衰弱的时代，法西斯蒂要想打起拯救祖国的精神，平内乱而抗外患，首先便要恢复国家的机能，使全体民众受着中央政府的操纵指挥，于是国家才会强大有力，民族也就开始走上复兴的道路了。但这里我们如不提出强力的国家至上主义的主张，颓废因循的民众是刺激不起爱国的观念来的。民众不爱国，民众不紧紧的拥护在中央的周围，国家的机能显然就振发不起的啊。 第二，对外因为世界各国都虎视眈眈的致力于向外侵略，凡不能侵略的国家，就势必要受外国的侵略。为防止外来的侵略起见，一种排他性的国家主义行动是事实上所不能免的。譬如德意志和意大利，他们在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捣乱下，民气已颓废不堪，墨索里尼希特勒如不提出国家至上主义的口号，民众不一致起来为祖国效力，意德两国的法西斯蒂怎样也不能够起来抵抗各强国的压迫和侵略。又如中国那样，整个的国家是压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蚕食鲸吞，瓜分共管，领土主权是一天一天是在缩小，灭亡之祸是随时可以出现的。可是国家危急到如此地步，国民有没有丝毫爱国的念头呢？最大多数的无智识的农民只希望赶快有『真命天子』出来，从来就想不到国家那回事。奸商买办则惟利是图，甘为洋奴，不惜亡国。一部分工人和无业流氓，听着一般骗客的煽动，他们不认中国是祖国，而认苏俄是祖国，为了要拥护苏俄，恨不得马上破坏中国。居着领袖地位的那些党国名流，军人，政客，说起来更痛心，为了争个人的权利，可以任何牺牲都不吝惜，内战起来动不动要耗费几百万几千万的饷糈，死伤几十万几百万的生命，内力不足，还不惜引狼入室，利用外力来摧残本国。中国处在这种帝国主义的加紧环攻和民族国家观念薄弱的环境中，请问离了国家至上主义的主张，再用什么方法来加强国家的机能，又怎样可以有力量去反抗帝国主义呢？在口头上，共产党社民党以及一般洋奴汉奸都不妨打起反帝的漂亮口号，然而讲到实力的反帝，我们相信离了国家至上主义是没有办法的啊。 胡先生不相信要集中全体国民的力量才能够反抗帝国主义，不相信实行国家至上主义后才能集中全体国民的力量，就只是装着那种假清高的态度，尽量诽笑谩骂所谓『狭隘的国家观念』，把法西斯蒂说得比军国主义帝国主义还不如。但不知道胡先生的『宽大』的国家观念，究将宽大到如何程度？我们相信胡先生总不至于主张把破碎的中国直捷爽快地送给帝国主义吧？国家的组织，在相当范围内便免不了有排他性，免不了有狭隘观念的表演，胡先生不想接近事实，不想切实反帝，胡先生自不妨清高，不妨不负责任的尽量发挥空谈啊！ 五 中国的前途——法西斯蒂资本主义的崩溃，民主政治的没落，共产主义的碰壁，法西斯蒂的抬头，已成了世界的潮流，在这狂暴的潮流下面，各国都将先先后后的趋向于法西斯蒂，中国自然也不能例外的。不过中国的出现法西斯蒂的统治，当然不会是出于被动的世界潮流的模仿，也不会是出于少数人的好奇心，而自有其内在的原因。中国本身所存在的法西斯蒂原因，形成法西斯蒂统治的客观条件，分析起来，可以得到下列的主要各点： 第一，经济上外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内受封建势力的束缚，资本主义不能成功，共产主义也不能实现，民众左奔右突而得不到出路，便不得不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以外另求生活的大道，于是经济的国家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都将很自然地被中国民众所欢迎了。 第二，政治上因为文化水平的低下，民众既对政治不生兴趣，并且也没有干涉政治的智识和能力，与其施行挂羊头卖狗肉的民主政治，任令少数官僚政客投机取巧，朝秦暮楚，还不如由一个革命的政党和负责的领袖去实行专政，实行独裁。 第三，国民党的统治已实现了六七年，但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很少显著的进步，当然六七年的统治不能算过长，政策上的遭受打击也许是不能免的，但国民党的遭受打击并不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阻力，主要的还是由于党的本身组织的落后。客观的阻力是可以希望党的长期努力来应付，但如党的本身落后了，若不从组织上加以严密的整理，事实上就很少有挽救的希望了。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理论，经济上不承认资本主义，也不承认共产主义，政治上主张由军政到训政，训政以后才开始宪政，这种主义，这种理论，当然是完全正确，完全适合于中国的。但在组织上，十五年一月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改总理制为委员制，当时本为迁就环境，实在这种组织方式是很不适合于国民党的主义的，党外要专政，党内却要民主，这是一个何等可笑的矛盾。难道革命是打劫，向外抢到了财物，向内却要平均分赃吗？——这一个组织上的矛盾，对于孙中山先生的主义牵累得实在很不小，国民党如不采用这种党内民主制，孙中山先生的主义早就有相当的实现了，何至弄到现在的半死不活呢。 我们看了上述的三个原因，我们就知到中国一定要走法西斯蒂的路，中国才有办法，国民党一定要实行法西斯蒂化，国民党才能够完成他自己的使命！ 不过，我们是那样的认识了，但胡先生怎样说呢？我们先看他在『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中说了的话，而在『论所谓法西斯蒂』论文中又重行得意地提出的一段吧： 『最严重的，是专断独裁的军阀，——个人主义的寡头政治之抬头者。篡夺中国国民党党权之不足，还想运用其「偷天换日」之故技，去三民主义而代之以所谓法西斯蒂主义，无论是所谓「蓝衣社」或所谓「救亡社」，其扩展，虽然充类至尽，只能做到流氓式的侦探或暗杀为止，然而这一个反革命势力之孕育，无疑的是微示着三民主义前途的又一劫运。』
想不到胡先生以这垂暮的老人，却还像没有嫁得汉子的泼妇，火气竟那样的重。胡先生的谩骂和随意发泄无稽的谰言，这里真可谓尽了狂妄的泼妇的能事。胡先生的意思，好像中国国民党是天经地义的是属于胡先生个人的，胡先生在南京中央长立法院，胡先生是笑颜逐开的，但胡先生一离开南京，胡先生便要愤愤然狂跳着喊『篡夺中国国民党党权之不足』了。其实党权的问题很容易解答，孙中山先生没有写遗嘱把党权交给谁，也没有一定的『承认』党权的俗例，谁能负担孙中山先生所遗留下来的使命，谁有肩起中国革命的道德和能力，谁就可以掌执国民党的党权，谁就可以掌执中国的政权，什么『篡夺』不『篡夺』，这都是封建的依老卖老的鬼话。中国的混乱，国民党的涣散，法西斯蒂精神的运用正成了唯一的救星，然而胡先生却是那样的顽固，至死不悟的喊着法西斯蒂『势力的孕育，无疑的是微示着三民主义前途的又一劫运』啊！接着胡先生说： 『三民主义的革命运动，绝对不能与法西斯蒂的反动运动并存。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要摧毁法西斯蒂的国家至上主义，它的要求，是国家为民族的需要而存在，而不是民族为国家某一时一人的畸形权力发展而牺牲；它要求全民族的共存，而不是残酷的帝国主义之发展。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要摧毁法西斯蒂的独裁专断主义，它要求全民的共治，——社会人人为社会去服务，去管理众人之事，而不是讴歌着所谓特出的贤明的独裁者。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要摧毁法西斯蒂的资本主义的统制主义，它要求社会的生存，与全民的共享，而不是要去巩固剥削者的壁垒，使被剥削者转辗呻吟，莫由反侧，因此三民主义的革命者，便是法西斯蒂的毁灭者，一切三民主义的信徒，必须抱着坚决的信念，不与法西斯蒂共存亡。』
三民主义不能与法西斯蒂『共存亡』，胡先生的见地未免太固执，太短浅了。我们试依着胡先生所提出的三点，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等对于法西斯蒂的矛盾，先分别加以简略的答覆：『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要摧毁法西斯蒂的国家至上主义，它的要求，是国家为民族的需要而存在，而不是民族为国家某一时一人的畸形权力发展而牺牲；它要求全民族共存，而不是残酷的帝国主义之发展。』——民族与国家，本是两个不可分离的名词，两者是时时发生着密切的联系的。在组织上在机能上讲，国家比民族尤为重要，国家是一切社会进化社会秩序的总枢纽。国家亡了，无论怎样的优秀民族，就使进步到犹太人那样，终是要做随处受人欺侮受人压迫的亡国奴。所以一个民族到了没有国家的时候，这个民族将成为怎样的民族，就是三岁的小孩子也可以知道的。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提出，目的正是在于反抗帝国主义，加强国家的力量，恢复民族的光荣。如果民族的意义不是加强国家力量的，那末反帝请问用什么去反呢？难道在野政客的高调和无组织的民众的乱动就可以打退帝国主义吗？所以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正是和法西斯蒂的国家至上主义是相互为用的，两者绝不会发生互相摧毁的矛盾，顽固的胡先生以为民族主义要摧毁国家至上主义，这是第一个白日见鬼！ 『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要摧毁法西斯蒂的专断独裁主义，它要求全民的共治，——社会人人为社会去服务，去管理众人之事，而不是讴歌着所谓特出的贤明的独裁者。』——专政独裁，这在社会的组织的活动运用上本自有其一定的基础和需要，现代实行专政独裁的国家，前有苏俄，后有意德，而中国则也居然虚有其表的揭起了国民党专政的旗帜。俄意德实行专政独裁，都已得到了成功了，中国的专政因为有名无实，结果亳无成绩。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国民党实行专政的失败，就根本否认了专政的价值。一党专政与领袖独裁，在理论上在事实上都有充分的根据，坚强的基础，但这里为了节省篇幅，就只略提一点民权主义中的独裁专政的原则吧。孙中山先生在民权主义的演讲中，曾不厌烦琐的解释着『权』与『能』的分别，并且举出乘车坐船诸葛亮与阿斗等等的例子。照孙中山先生的话，那末除非民众不信任那个『特出的赀明的』有『能』的人则已，如果信任了而且选举了，那这个『特出的贤明的』有『能』的人老实就应该像舵手车手一样负起责任来独断独行不顾一切牺牲，实行独裁。否则像舵手车手那样动不动就受着乘客们三心两意的牵制，不单要『老大多，打翻船，』整个的国家也会因此灭亡呢？并且孙中山先生这种所谓『权』『能』分明的民权主义，还是要到宪政时期才开始实行的，在军政时期和训政时期，则实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民众连『信任』不『信任』的权限都没有，那当然是十足道地的专政独裁制度了。胡汉民先生和一些民主的先生闹昏了头，只想杜撰些名词理论来诬陷私敌，却连三民主义中的极普通而且极重要的基本常识都忘记了。有官做独裁也好，专政也好，一旦无官，便惶惶如丧家之犬，狂吠不休！在理论上，国民党不成问题的是应该实行专政独裁，在事实上，国民党从来也是实行专政独裁。（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党内行民主制，独裁基础不幸已动摇了。）国民党的专政独裁，正适合于法西斯蒂的精神，已毫无疑义，胡先生却戴着墨镜骂青天，说民权主义要摧毁专政独裁主义，这是第二个白日见鬼！ 『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要毁摧法西斯蒂的资本主义的统制主义，它要求社会的生存，与全民的共享，而不是要去巩固剥削者的壁垒，使被剥削者转辗呻吟，莫由反侧！』——自由独占的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利息的剥削和恐慌的出现，常常使中小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遭受莫大的经济的打击。巨大债务的拖累，中小资产阶级的人们固不能有翻身出头之日；而经济恐慌的出现，银行，商店，工厂的倒闭停歇，更使整千整万的失业的无产阶级断炊绝食。在这经济的大混乱时代，法西斯蒂主张以国家资本主义来代替自由资本主义，以统制经济来代替无组织的经济，当然是一种最合理的方法。国家资本主义实现，不合理的私人独占的事情没有了；统制经济实现，生产与市场的平衡可以有调整的机会，每次恐慌的出现可以有所预防，而不致坐视着束手无策。法西斯蒂的经济实现了，剥削者既已受着限制，被剥削者也自然不致『辗转呻吟，莫由反侧』了，孙中山先生在讲演民生主义的时候，不承认资本主义，也不承认共产主义，而以『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为实现民生主义的两大纲领，这显然是和法西斯蒂的经济方针暗相符合。经过六七年来国民党统治中国的经验，实使我们感觉到民生主义的实施，尤须有法西斯蒂的精神。因为『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阻碍太多了，封建势力，资本主义的势力，以及帝国主义的势力，随处都可以打击民生主义的经济，国民党如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坚毅的独裁手段，仅凭那种懦弱平庸的态度，『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实行简直是不可能的。胡先生不检查理论，也不观察事实，就只是那样顽固地机械地喊着民生主义要摧毁经济的统制主义，这又是第三个白日见鬼！ 比蛇还固执的胡先生，什么理论什么事实都无暇顾及，尽只是空口胡说，白日见鬼，就难怪胡先生要得出一个荒谬绝伦的结论，如醉如狂的大喊：『因此三民主义的革命者，便是法西斯蒂的毁灭者，一切三民主义的信徒，必须抱着坚决的信念，不与法西斯蒂共存亡。』 唐诘诃德的胡先生，他是很勇敢的，同时也是很坚信他自己的。所以当大多数的真实的三民主义的信徒都或明或暗的接受了法西斯蒂的精神的今日，胡先生还能在『妙高台』上得意着，抱膝长吟： 『一切三民主义的信徒……不与法西斯蒂共存亡。』 胡先生于痛骂法西斯蒂，曲解三民主义，曲解中国的现实社会以后，心犹未足，又还于最后更加以一番反面的攻击。根据着所谓『一个远道的朋友，——其实也许不是什么『朋友』，而只是胡先生足下的一类捏造消息轻事重报以邀赏的暗探谍报——抄给我所谓中国法西斯蒂的章则。』于是胡先生的牢骚又来了，什么『邯郸学步』，什么『书虎不成反类犬』，一一都发泄了出来。好似实行法西斯蒂的人都应该是了不得的西洋人，或者是后起之秀的东洋人，老大腐化懦弱的中国人，万万没有实行法西斯蒂的能力。依胡先生的观点，中国那些『做着法西斯蒂的迷梦者』，决乎『建立不起法西斯蒂的组织来』，大不了是『邯郸学步』，大不了是『书虎不成反类犬』而已。 胡先生这些琐琐碎碎的对人不对事的说话，显然只是在发泄个人的牢骚，报复个人的□恨，已失了论证的价值。中国能不能出现法西斯蒂的组织，完成法西斯蒂的革命，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事的问题，一个既成领袖的反对法西斯蒂或拥护法西斯蒂，都于法西斯蒂的本身没有多大关系，只要历史的条件——主观的与客观的——具备了，中国的法西斯蒂迟早有成功的一天。工农在困苦的生活中，青年在烦闷的环境中，新的『时世』将造成新的『英雄』，新的『英雄』也将造成更新的『世界』，我们固不敢奢求既成领釉的助力，但像胡先生那样的狂发谰言，恣意曲解，却也不能强事缄默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