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周毓英，1934年12月） 中国革命怎样进行 引言『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这是革命的格言，也是革命的定律。合乎理论的行动是前进，革命，背乎理论的行动便是后退，反动。二十余年来的中国随着理论的显耀与汨没，时而前进，革命，时而后退，反动，在历史的轨道上走尽了『前进一步后退两步』的冤枉路，结果革命没有给与民众什么东西，却招来了不堪的混乱与黑暗！领袖们未上台，未握到政权，往往爱高谈理论，痛惜民众，但一上了台，握得了政权，便『为政不在多言』，于不知不觉间默默地干后退反动的勾当了。 一八九四年孙中山氏创立兴中会，鼓吹民族革命，这是中国革命在理论上的起点；一九一一年南京成立临时政府，这是中国革命由理论进于现实的开始。可是辛亥革命的成绩，只推倒了国际帝国主义（？）足下的一个御用机关——满清政府，对内没有消灭社会矛盾，对外没有得到民族自由，革命的基本任务仍是原封末动。但一般放弃了『八股』投奔革命的人物便以推倒满清政府为满足，又去投奔袁世凯投奔黎元洪投奔曹锟甚至投奔大大小小的军阀；政府很快的回复了满清政府的反动性，同样的做帝国主义的御用机关，同样的压迫民众反对革命，所不同的只是满人换了汉人。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北伐成功，中国国民党统一中国，这是孙中山氏的革命理论第二次进于现实的境界了。这时三民主义的理论已普及全国，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北伐的成功形式上虽由于军队，实际上却是由于人民的援助。这时期，一步一步都在展开孙中山的主张，如汉口英租界的收回，政府确实由帝国主义的御用机关变为自主自治的民族国家机关了。不幸宁汉由内部纠纷发生以后，双方从事于实力的较量，理论成了武力的点辍品，于是理论又来了一个汨没时期，在不明显的状态中，各个军阀实行割据，中国革命再走入『前进一步后退两步」的轨道上了。 激烈的内战的结果，终于成酿了二十年九一八暴日侵占东三省，二十一年一二八轰炸上海和今年侵略热河的惨祸。这惨祸的发生，不论在物质方面在主权方面都是民族莫大的损失。中国在这巨大的牺牲之下所得的可贵的代价，便是『前进一步后退两步』的历史现象将在这教训下有结束的机会，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在去年十一月七日发表的谈话中说： 『当去年九月，沈变突发时，余曾预言，内战时代行将告终。往日军人间倘发生武装争执，中央常下严令移军往讨。今则政府知武力力统一，既难集事，又非所宜，故欲施行道义之制裁，籍舆论之力，解决地方争执。』
『武力统一』是军人的迷梦，同时也是革命的绝大牺牲，内战的结果纵使不根本推翻革命，然而延长了革命的破坏时期是不可讳言的。现在宋氏代表政府，声言『藉舆论之助力，解决地方——当然连其它一切革命的纠纷都在内——争执，』这显然是中国革命又推进一个新的阶段了。如果我们确定辛亥革命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十六年北伐胜利为第二阶段，那末九一八以后便应该转入第三阶段，这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便是中国革命努力于社会建设的开始。在这一时期，武力已不是政争的工具，谁最有能力建设中国，谁便能在政治上争得胜利！换句话说，就是谁最能承继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精神来建设中国的，谁便能取得胜利，统一中国。当然，继承孙中山氏的理论，决不单在于形式上的尊崇，也不单在于断章取义的抄录，而要在实际上运用，使理论的三民主义进于现实的三民主义。我们如果虚心检查一下过去的事实，北伐后的中国除在政治上军事上有若干形式的改变，经济上财政上什九还是在摹仿自由资本主义的神髓，民生问题不得解决，民族资本不得发展，国内产业愈趋愈衰弱，社会秩序也愈趋愈混乱了。担负着中国革命的重任的国民党，如只想倚恃现有武备和既成势力来维持统治，勉强图存，那就算了。如果我们要想求得和平的统治，对内虽撤废了一切的武备而能不摇动统治的基础，这种光荣的统治就必须在孙中山的主义中去寻找。 革命的『前进一步后退两步』的时代过去了，我们将怎样利用这机会来展开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呢？我们试依着孙中山氏的理论，适应着现实环境，分开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的四个主题来讨论吧：一，发展民族资本，二，培植民众的武力，三，澄清政治，四，确立正义与和平的外交政策。 一 发展民族资本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的控制下，前年海关入超达六万万两，输入品除工业品外，农产品亦占主要的成份，这证明中国经济的衰落已到顶点了。在这现象下，革命急要的任务自然是挽救衰弱的社会经济，挽救倒悬的民生问题。挽救的方法，国内学者早已在讨论，或则在实际努力作种种解除民众痛苦的运动了。不过在各种实际运动和理论当中，我们认为『发展中国民族资本』是一件切实而正确的办法。至于发展民族资本的方法，在孙中山氏的遗教中早已有明白的规定了。从『钱币革命』的短文以至于『实业计划』的伟著，这都是发展中国民族资本最有效最稳妥的捷径。也许有一些左倾幼稚的同志们不了解孙中山氏理论的伟大，嘲笑走『捷径』的革命，可是事实最雄辩，等到把自由资本主义的方法和共产主义的方法摹仿到了无可再摹仿的时候，我想这许多在行动上在口头上诬蔑孙中山氏的同志们总有回头的一天吧。 在目前谈发展民族资本，首先应当顾虑到的：第一，国际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垄断，第二，不平等条约的存在，前者使中国民族资本窒息于世界金融潮流之下不得活动，后者则使中国关税不能自主产业无从发展。第三，资本短少，产业运用不能活泼，第四，农村经济受封建力限制，生产不容易扩大。综上四项困难，我们如迂回曲折地在共产主义或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下求解决，那是绝对走不通，如实行孙中山氏钱币革命的主张，走列宁『社会——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那就一切困难都没有了。 社会资本主义的理论早已具备于全部孙中山氏的遗著中，列宁在苏俄共产主义经济发生严重的危机以后才施之于现实，现在苏俄计划经济着着实现，差不多完全成功了。钱币革命这个名词虽没有被苏俄革命领袖和经济学者所口头引用，但实际上也早已运用无余，苏俄由自由资本主义的银行改变为社会资本主义的银行，使金融织组根本改善而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正是孙中山氏钱币革命在实际上的活泼应用。 中国实行钱币革命，当然不能机械地摹仿苏俄共产主义的方法，也不能像最近在南京成立的『中华钱币革命协进会』那样的摹仿自由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都站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则站在阶级协力的立场上。钱币革命在阶级协力的立场上当然与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完全不相同的。 钱币革命的实行，依照孙中山氏的理论系统，第一是确定钱币制度规定钱币的『交换之中准』或『货财之代表』的地位，第二便是巩固金融基础，扩大银行组织，使钱币得以健全地发挥出『经济纽带』的作用。（限于篇幅，详细解释当另作专文。）中国经济得有这个顺利的流动工具，发展民族资本的困难就都解除了，譬如（一）国际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垄断，因为钱币革命后生产资本已不受金银的拘束，国际的金元与金磅便不能再在幕后操纵。譬如（二）不平等条约，因为钱币革命后产业发展，失业减少，国内市场无形扩大，同时输出品成本减低，不平等条约的拘束亦已减少效率，各资本主义国家要想获得产业革命后的中国市场，改正或放弃不平等条约也是必不可免的步骤。在产业没有发达以前谈取消不平等条约实是句空话，在产业发达以后谈取消不平等条约，有事实做基础，那是很容易的。譬如（三）资本短少，因为钱币革命后国内的金银和紫铜等都不需要，得有大宗的资本向外国购买机器和原料，国内则有健全的金融制度和银行组织运用『信用货币制度』，资本短少的话决不成问题的。譬如（四）农村经济受封建力限制生产不容易扩大，钱币革命后因为有了雄厚的生产资本和严密的金融组织作后盾，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的改良都不是烦难的事，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也不能再继续存在，那未残余的封建势力也是不成问题了。 实行钱币革命，实行社会资本主义，一方面开拓了中国革命和平发展的平坦大道，消除了发展民族资本的一切障碍和苦难；一方面还有更伟大的作用，那便是实行钱币革命后，社会经济可以永远不发生『恐慌』，在社会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不问社会进化到如何程度，也不会发生阶级斗争和贫富矛盾。 二 培植民众的武力一派迷信武力万能的人总想依赖枪杆子革命，结果历次的内战老百姓先遭殃，打来打去革命还是毫无办法。拥护小军阀来打倒大军阀，政客们或可从中取利，升官发财，对于革命对于民众实在没有丝毫的利益。大军阀不革命，小军阀又何尝能革命？试观历来中国的内战，政客们拼命在幕后摇旗呐喊，布置阵线，把小军阀赞美得如孙中山再世，列宁复活，但等战争结束，小军阀上台，还不是『天下的乌鸦一样黑』，『一蟹不如一蟹』吗？凡有政治常识的军事领袖，他们决不愿把流血追随的兄弟做政客赌博的资本，非到万不得已时不肯轻于用武。可是那些『暴发户』的富于领袖欲的军人，把兵士看作不值钱的奴隶，经不起政客们一次两次三次的挑唆怂恿，便勇敢的内战起来了。 本来，革命的力量应该建筑在多数民众身上，不应该依赖少数的军事领袖。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候有一个宝贵的口号： 『第一步变军阀的武力为革命的武力！
这一个口号，实是处置武力最现实最科学的路径。北伐成功后，领袖欲炽盛的军人要攘夺地盘，攫取位置，虽于曹吴军阀既倒之后，还拼命吮吸了民脂民膏来招兵买马，对名义上初告统一的中央发动内战。于是『第一步变军阀的武力为革命的武力』这半个口号大家都似是而非的在拼命干，而『第二步变革命的武力为民众的武力』的精髓却置在脑后了。贪得无厌的军人总以为自己手里的军队越多越好，恨不得把全国四万万五千万的人民都收编为自己的军队才爽快，却不想兵多了国家财政怎样维持，国民经济怎么得了！第二步变革命的武力为民众的武力！』 九一八东三省事变以后，『武力统一的』好梦终究打碎了，有如宋子文院长所云：『内战时代，行将告终。』但我们不要过于深信人类偶然受某种刺激而良心发现的作用，事实上如山东四川等省的军人虽在国难时期也免不了火并厮杀。军人们偶然的良心发现既不可靠，那末所谓『光荣的统治』『和平的统治』究竟怎样实现呢？中国喊裁军或编遣己不止一次，并且也做了不止一次，可是和平的统治终未实现！我们应知中国不单兵多为害，主要原因还在于军队的多头现象和外抗不足内战有余的现象。所谓和平统治，并不是要废除一切军备，武力；和平统治需要更新式的军备，需要更坚强的武力，要这样才能抗御外来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扫平国内野心军人的跋扈行为。 坚强的能够永久为革命服务的武力是什么？我们如不是健忘或神经昏乱的话，谁都知道这是民众的武力。社会在动乱时期，政府即使禁止民众有武力，民众的武力也自然而然要成立起来。人民不许有枪，但人民为了要『保家卫国』，都蜂然起来办大刀会红枪会。有了政治意识的甚至起来暴动编练反政府的军队，九一八后又新添了名目繁多的『义勇军』『救国军』。这许多『保家卫国』图谋自身生存的武力，都是民众的武力，我们如能使它普遍起来而积极加以领导，那就外患不足忧，内乱也不足怕。中央受了一二八沪战和剿共军事的经验，对于民众的自卫事业现在也特别注意了，各省县市都积极筹设保卫委员会和民团。可是民团专注于军事训练而忽略了政治训练，这里面实蕴藏着不堪预想的矛盾。因为我们不加政治训练，一般野心政客野心军人自会去暗中训练；我们现在讳言革命，但将来郁积而暴发起来，星火燎原也许会弄到不可收拾！虽然民间的武装恶劣，有异动时不难剿灭，可是那种不教而杀的『痛剿』，大兵到处，庐舍为墟，非但『有伤仁心』，并且也损灭整个的国民经济，动摇统治的基础。 现在提倡人民自卫，整顿民众武力，当然是切要的任务，但必须与『变革命的武力为人民的武力』的口号联系起来，政府除保留若干精良的有新式战具的中央军以作国防剿匪之用，无家可归的士兵拨去筑路屯垦，受有政治训练的士兵军官便去领导或加入民团。这在政府方面节省了巨大的饷额，中央军因改良战具亦充实了力量。在革命方面因有广大的民众武力为后盾，野心军人和野心政客虽想作乱，也受着威胁不敢发动了；但这必须民团有深刻的政治训练，如果民团没有政治认识，便随时会被军阀或政客所利用。总之，培植民众的武力现在已是急不容缓，但必须抱定『变革命的武力为民众的武力』的目的，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去进行，否则什么民团，什么自卫，不是时髦文章，便是新种一些祸根！ 三 澄清政治大革命后，经济衰弱，生产停顿，全国民众都陷入无路可走的环境中。一部份年壮力强不甘没落的便去投军当兵，一部份思想变态的便去做土匪，绑票和窃盗，年老身弱的便只得做乞丐流民。一般党员和进步的智识份子们因为有优越的地位和出众的社会活动能力，用不着去当兵，做土匪，做乞丐，潮水似的涌入政界了。政治须归党领导，受党指挥，本来没有疑问的，可是政治一旦变为党员角逐个人生活的场所，那就不成体统了。 在党的秘密时代，一些同志们都在工人农民商人中做着斗士，革命成功，忽然办政务，自然昏昏然的莫名其妙。于是取巧的同志们贪图办事熟手，在手下搜罗几个旧官僚做秘书科长或『秘密顾问』，那就不得了，一切军阀时代的怪现象都会在青天白日旗下面复演出来了！从出生入死中奋斗出来的同志们，谁都不甘心做反动腐化的事情，可是当我们的『熟手』和『秘密顾问』强奸代行了以后，也只好一笑置之，久后竟就同化了。 政治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总枢纽，政治腐败而整个社会能够不腐败，那是从来没有的。挽救中国，首先得从政治着手，一切骈技机关及冗员须痛快裁撤，严厉惩罚贪污，善良的官吏确定保障他们的生活办法，同时以提高民权为目的，尽可能的推行地方自治。但是整本清源的办法，须使不专长政治的党员不再向着政治的路上乱钻乱跑！据一般调查，住在南京各旅馆客栈候补做官的往往有三四万人，照这数目推算，全国想做官而等待着的至少当有四五十万，加上一般新旧智识份子失业赋闲的就有一百万。不把这候补的一百万安全的处置，而求现任的官史廉洁热心，这是缘木求鱼。一个现任的位置背后往往有四五人在候缺，在钻营，稍有不慎或忤逆上方意旨，便马上有撤职另委的危险，现任的当然都存心五日京兆，专想捞几个钱壮壮腰了。 所以要澄清政治，必先扫除钻营候补的队伍，什么委员，什么专员，说好听些是多了一个骈枝机关，多耗费几个民脂民膏。说得不好听，那末普通官吏剥削人民，高级官吏则剥削低级官吏。这样叠床架屋，层层剥削，你想中国如何得了。 扫除钻营候补的队伍，当然不是几句简单的话。大批的同志们所以会落入钻营候补的队伍里，实是因为没有出路可走，如有其他的出路，谁愿意去钻营呢？中国物产丰富，矿藏更多，如果产业发达起来，中国人民决不会没有出路的。不过发展产业应该有政府和党去直接领导，单靠民间的自然性的发展绝对没有希望。党与政府既须负发展产业的领导责任，那末大群的党员，至少那落在钻营候补队伍里的一百万同志应该立即回到生产队伍里去。党员们大都是有智识的社会优秀分子，只要政府与党的中央有决心，确定孙中山氏钱币革命的实行步骤和社会资本主义的基础，那末现在做着游离分子的一百万同志便是发展中国产业的生力军，这样非但中国的经济有了发展的前途，政治上的种种腐败现象也澄清了。 四 确立正义和平的外交政策在现代的世界，国际关系复杂异常并且任何国家都不能避免或脱离这种关系，有如社会的各个成员绝对不能离开社会一样。假如一个国家脱离了国际关系，那末，它将丧失了国家的资格，不成其为国家了。可是所谓国际关系，并不一定要去迁就，要去屈服，失掉了民族自由。立在正义的基础上，抱着奋斗的精神，我们也可以创造新的国际关系。苏俄自从共产党革命以后，最初在国际间的关系极恶劣，各国都不承认它是国家，甚至想联合起来者推翻它，可是苏俄始终不离开正义，经过了长期的奋斗，现在各国都不得已的要承认苏俄，和苏俄做朋友了。苏俄这种良好的国际关系，决不是从迁就中得来，或是从屈服妥协中得来，而是从正义中奋斗，重新创造出来的。 中国自从昏溃的满清帝制政府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关系，满清政府推翻了后，袁世凯要做皇帝，又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亡国条约，国际关系更恶劣了。此后黎元洪等的共和政府也只是勉强图存，苟延残喘，没有改善，却还加借了许多外债。中间广东独立政府虽没有经各国承认，但实质上却表演了自主自治的独立精神。北伐军克服武汉，定都南京，国民政府因内部发生纠纷，经不起帝国主义国家联合的威胁与利诱，不得不将历来抗争的态度一变而赳向屈服和妥协，于是出师时所喊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现在连修改都很勉强，像二十一条那样无理可虐的条约日本还固执着不肯放弃。结果国民党统治中国六七年，中国的国际关系还依然是恶劣的。 国际关系恶劣，外交不能独立自主，非但政府对内渐渐失去信仰，人民时时刻刻在怀疑政府，不能与政府忠实合作，华侨在外国还要受尽压迫和侮辱，国际贸易的商业损失更不堪计算，于是政治上有形的影响尚小，经济上财政上的损失更大了。九一八事变后，因受外患刺激，全国民众如醉如痴的狂怒起来，一方面恨日本的无理侵略，一方面却也怪着政府的懦劣，政府领袖迫于大势，才把一些对内的力量转向对外，注意到外交。各国虚悬着的使领，也逐渐委派了出去。不过我们所不能完全信服的，就是九一八后的中国外交还是被动的，中央死心塌地的信任国际联盟，完全被国际联盟支配着，挨延时日，坐误戎机，这种外交决不会有好的收获。 中央政府只是害怕着帝国主义的大炮毒瓦斯，以为帝国主义者一怒便可以亡中国。殊不知事情决非如此简单，政府只要提出正确的主张来与人民忠实合作，向全世界的人民呼吁正义与和平，中国非但不会灭亡反而得以提高国际地位，创造良好的国际关系。历史上这样的前例已有很多，主要的如美国独立，苏俄革命，土耳其复兴，美俄土如不图自主自治，努力外交上的奋斗，主张国际间的正义与和平，恐怕现在这样的强盛连做梦也不会想到呢？可怜中国，对内因为个人权位所关，对于维持三民主义的正义，手头虽然没有实行，然而口头总是喊着，对外就比处女还害羞，左右不敢提起三民主义，不敢主张什么正义——提起正义不平等条约便要废除的。比起共产主义的苏俄来，外交上死力维护着列宁的正义，耗巨额的经费与力量建设第三国际，相形之下，真要令人羞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