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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计划与世界失业问题
托洛茨基 著，一远 译
（1930年3月14日）
苏联内部的发展已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不论我们怎样地估量那一年内已二倍半于原有五年计划的集体化的过程（农民经济的集体化，至第五年末原定为百分之二十，而此时集体化的农民经济已占有百分之五十），而这集体化的速度之超过整个的五年计划，已经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实。关于这一点，官僚主义的领导者直到现在仍保持其默尔而息的态度。但欲长时期地缄默，显然是不可能的。计划中的其他成份有如工业、交通、贸易、财政，皆能按照原有的规定发展，而农业反能一跃千丈，出人意料之外，想到这一点，我们觉得在这经济计划中可能看到的，不是有机体的全部，而是各部程序的简单的综合而已。现在谁都承认，至少在原则上承认，工业与农业的相互关系是构成计划之最主要的枢纽。试问在这枢纽上面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一回事呢？在计划中果能注意到这相互关系的所在，那现在就需要消除那谁也不曾预见的集体化的越级的现象。农业和工业究在哪一方面平均发展的可能呢？
正在这时候，官僚领导者，已因“完全集体化”（Complete Collectivization）而不能不开倒车了。倒车开到若何程度，还是无从预言的。或须这一次的退守要超过客观条件所必需的范围以外，但退守的本身是必不可免的。或须因超度的发展而开始把“五年计划”的口号改作“四年计划”的口号，也是可能的。
一、官僚主义的盲动
不论在军事或政治方面，退守往往是一件最费力的动作。若能及时退守，步伐不乱，仍能避免无谓的牺牲，作将来进攻的准备。最危险的，是一种不及时的退守，敌人到了跟前，就慌手慌脚地在炮火之下挣扎起来。我们，左翼反对派之所以不惮召回盲动的官僚主义，其原因就在这里。我们要号召停止工业化价格的竞争，根据经验和理论的远见来改正农业发展的速度，调节集体化与技术及其他泉源的相互关系，使富农政策受制于集体化的实际可能性。一言以蔽之，过了尾巴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时期以后，就需要走向马克思主义之现实主义的路线了。
在此意义上修正计划，必然要起最低限度的转变。我们要从因伟大胜利和严重错误而产生的现状中，得出结论来。此种计划固然不能消灭由历史过去和国际环境所形成的矛盾，但它至少能使错误的危机减轻到最低限度不至使这危机很快地爆发起来，因为这样，处在孤立状态的工人国家就有新的呼吸的机会了。目前的任务，即在从冒险主义的状态中作有计划的退守。
但除了这“最低限度”的转变以外，又须立刻准备着另一种比较广大的转变，这转变不仅要顾虑到内在的泉源，同时又须顾虑到外来的泉源。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无论如何不至于比俄国农民集体化的前途还不切于实际。共产国际官僚主义者所进行的政策，似乎说，我们已经到了欧洲无产阶级暴动的前晚了。同时，以十年乃至十五年为期的经济计划，其目的想使孤立状态之下的工人国家“凌驾”整个的资本主义世界以上。此种自相矛盾的计划，完全是以共产国际及其政策中的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的反动而又空想的理论为出发点的。谁也不能说何时是工人国家“凌驾”资本主义世界的日子，但我们敢肯定地说：欧洲无产阶级的夺取政权，较之苏联的消灭阶级，无疑虑地能使这个日子比较迅速地接近起来。
欲制定最底限度的计划，减轻近在眉睫的危机，必须要以目前苏联经济的孤立状态为确定的出发点。但同时又需要根据苏维埃世界经济的相互关系来确定计划的转变。欲制定十年、十五年及至十五年以上的总的计划，舍此其道末由了。
有系统的、包罗万有的世界性的经济协作，很明显地需要在先进国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但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的日期，谁也不能预见的。因之我们的准备，不论在政治或经济方面，万不能坐失时机的。
二、世界失业与苏联
次之，苏维埃政府在此种工商业恐慌，尤其是在这恐慌加察的条件之下，如能佐之以正确的政策，那它必能在世界市场的源泉中捷足地发展。失业是一种最主要的因素，能使它的印象深入到最近将来的政策。保守性的职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之强有力的建筑物，在这失业危机的打击之下，较之资本主义国的强有力的建筑物，还要破灭得早，但此种破灭，决不是由它自身发生的。在社会恐慌的场合之下，工人阶级斗争更需要正确的领导。共产主义战术的总路线，要更明显地侧重到革命的夺取政权一方面。但此种革命的政策，必需注意到过渡时期之具体的条件和任务。在这条件和任务中，失业问题占有中心的地位。温波时期中之最主要的口号之一，只能是而又必须是要求与苏联的经济协作。但在这口号之下的宣传工作，应该很具体地拿事实和数目作武装的工具。同时这宣传工作，又须建筑在总的经济计划的基础上面，注意到苏维埃与世界经济之日在发展的相互关系，这就是说，总的经济计划，必须建筑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面，而不是以单独的社会主义社会与理论为根据的。
在现在欧洲和全世界的失业状况中，经济事变的流动，是资本主义没落的有机体的过程相联系的。我们屡次说，经济恐慌的循环律，即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在这社会的发展初期，也是如此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级，其循环律的性质，每有不同。人到晚年，精力易于消磨，一时的疾病能影响到他整个的有机体，帝国资本主义的，特别是欧洲的经济恐慌的循环律，即有一时的发展，也是同样倾向到严重的致命危机一方面的。在此种条件之下，失业问题已成了多数资本主义国的中心问题。苏联和世界无产阶级的利害关系，其关键就在这里。
这里的任务，是很明显的，而又无可争辩的。只需要我们很真确地接近它。但困难也就在这地方。在现在，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国际教育建筑在下列的两种意见上面，一种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时，用不着你们”，一种是：“苏联是一切劳动者的祖国”。第一种思想是虚伪的，第二种是抽象的。而且这两种思想是相互并用的。这一点已足以解释这一个骇人的事实，说，对于失业的斗争，现在是由Kuusinen和Manulsky的袖珍日历（“三月六日”等等）来领导，反把苏联的经济问题轻易地放过了。但这两种任务的联系，谁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三、失业救济法与苏联
欲在农民私有产业的基础上进行完全的集体化，只是一冒险的行动，足以引起农业生产的恐慌和危险的政治结果，但如果有可能使用先进的技术，及时地充实集体的农场，那集体化的农业必易克服初期的困难，数年后，更易获得丰裕的收成，有了此种出口的农产品，便可以急剧地更换欧洲市场的空气而后使工人阶级的消费，完全建筑在新的基础上面。集体化与技术的不均等，直接产生之于苏联经济孤立的状态中。苏维埃政府果真能使用国际间“经常”来往的资本主义的信用借贷，那工业化，即集体化的骨骼的发展的速度，必能加倍地增大了。
西欧各国共产党的任务在此种环境之下，必须是：在他们的宣传工作中，把失业问题和世界发展的要素，尤其是与苏联的经济要素联系起来。但这里对于宣传方面所需要的是什么呢？
第一，关于苏联实在的情形，不要再欺瞒西欧工人，把国有化以后的那些无可争辩的无限的胜利告诉给他们以外，同时又须告诉他们因苏联孤立，领导失业而产生的内在的矛盾和政治的危险。
第二，向他们解释，欲减轻和消灭此种危险，需要在苏联与英德（假定说）中间，建立起广大的协作的交换关系来。
第三，证明给他们看，整千整万的工人，得因苏联每年有计划的定购机器和农具，而有可能找到工作。
第四，向他们解释，经过这条件以后，苏联即有可能出口大宗的——木料及其原料除外——五谷、牛酪、肉类，及其他的广大群众所必需消费的种种生产物。
机器的进口和原料及食料的出口，若在精确的契合之下，必然是相互为用的，但此种契合，又必须以苏维埃和各国工人所易于了解的大规模的计划为其根据。
由此而获得的苏维埃工业的胜利，必能保持苏联工业出入于国际舞台所必需的基础。这不是一个纯然的煽动问题，而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经济建议，根据于现实的经济，用技术、经济学和统计学的术语来制成的。在这关系上，苏维埃政府实有把各关系的工人团体（如职工会、工厂委员会等）的经济协定加以多方面的检验之必要。
四、失业与联合战线
如果我们从政治方面，尤其是从我们对于社会民主党和阿姆斯特丹的关系的观点上来观察问题，那我们的任务，尽可以拿直到现在还不曾应用过而且不能应用的联合战线的政策来应用的。
但是，希望麦克唐纳、麻勒尔（Mueller）、阿姆斯特丹的职工会员和美国劳工联盟来同意于此种形式的协作，是不是可能的呢？如其不可能，那这不是一种幻想么？不是一种妥协主义么？此种反辩之词，只有昨天还认为英国职工会能向帝国主义宣战来保护苏联的人们（如斯大林及其党羽）才会说得出口来，但我们要注意到，社会民主党政府欲解决本国的失业问题而后与苏联作经济上的协定，决不至于比改良主义者之向帝国主义宣战为不可能。改良主义者的政府因危机之日趋于严重，它在整千整万的有组织的工人面前，不能不勉强——不论它勉强到若何程度——与苏联作经济上的协作。
我们不希望，且不需要来揣测这经济协作能实现到若何程度。若是社会民主党不愿意讨论到这问题——在初期是完全可能的——那我们就须立刻煽动工人群众来反对社会民主党。无论如何，当权的社会民主党对于以经济上有利的协作的计划为根据的煽动，较之对于“社会法西斯蒂”的尖声的狂吠，更难于应付的。（意大利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报纸Prometeo说社会民主党难以否认他们不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而易于否认他们是法西斯蒂者，对于社会民主党人加之以社会法西斯蒂的高冕，何异于给他们以暗示的帮助。）
很明显的，此种计划无论如何是不会和缓我们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关系的。反之，能在正确的领导之下进行上述的计划，反足以根本地动摇因最近几年来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的改革而得到无量援助的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基础。
五、社会主义建设与世界革命
把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安放在国际的舞台上，完全是由于苏联经济发展之内部的必要，同时也是促进世界革命之强有力的宣传。但欲走上这一条道路，实有把过去的一切加以重新研究的必要。拿革命的暮鼓晨钟事代替催眠似的乐观主义，决不能靠反对武力干涉的拘泥礼教的祈祷以自足。这里总该把经济问题严格地提出来。共产主义的煽动者必须公开地忠实地向西方工人们作如下的声明：
“不要相信莫斯科建设社会主义时是用不着你们的。他们做了一点工作，但他们不能完成这工作的一切。他们所完成的这许多东西，仅仅是预备要完成的工作的一小部分。你们要帮助他们，你们必须要进行这样的一种计划，这计划同时也能帮助你们工人去反对失业，反对高涨的生活程度。苏维埃政府有一种与外国工业协作的计划（我们假定此种计划是必需建立起来的），每个人都能认识这计划的用意所在。我敢保证，你们不必盲目地相信我，或是相信苏维埃政府。你们要求职工会或社会民主党政府（例如英德）来检验苏维埃的建议。这一类政府，必然会逼不得已与苏联作经济上的协定，因为这是反对失业之最有力的有利的路线。”
但这里能不能希望现在各国共产党的领袖取革命的手段来动员群众呢？我们对于这问题不能作先期的决定。我们所保持的政策不论在客观条件方面，或者是无产阶级的历史利害方面，都有根深蒂固的基础，不论若何的困难，自有它的去处的。这完全是当前的问题，同时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因此，左翼反对派的任务，是在以全力缩短这一个时期的到来。
1930年3月14日，于普林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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