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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基波岛访问记
马克斯·沙赫特曼 著，林西 译
（1930年5月）
普林基波是古希腊王子岛的名字，从君士坦丁堡坐汽船去，约须两小时可达。王子岛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古代王国内的王子们，谁如果触犯了专制君主的不喜时，便被送到这个马尔莫拉海（Sea of Marmora）内的小岛上来，作为流放的罪犯。民族主义的土耳其人自从脱离了希腊人而独立以后，便竭力进行扫去他们痛恨的统治遗迹，甚至把希腊人所定的地名也改了：君士坦丁堡已改为伊斯坦布尔（Stambul），而王子岛则改为布于克·亚达（Buyek-Ada），或称大岛（Grand Lsland）。
岛的名称虽改了，但它还是一个流放地。王子是不再会被关上这岛来了，但这岛在现在却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流放地，以流放遭了苏联共产党统治者不喜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斯大林和凯末尔之间，作了一次Gentleman式的布置以后，布于克·亚达成为了列夫·托洛茨基及其妻儿的第四次流放地了。
托洛茨基的健康问题
我们去访问托洛茨基同志，并不是如一位什么日报的通信员那样的，来找感想，因此，我们也就没有新闻的感想来报告。确实有一批新闻访员和著作家，间日的去敲着托洛茨基的大门问道：“能够让我们知道托洛茨基对于宗教问题的意见吗？”或者“托洛茨基对于现代的艺术有何意见？”或者“托洛茨基肯不肯给我们写一个答复给关于弗洛伊德·吉本斯（Floyd Gibbons）所称他的红色拿破仑吗？”或者“我们能不能在这里得到关于托洛茨基病危这一报告的真实情形吗？”或者还有许多同样的问题。从所有这些关于个人的问题中，譬如说，关于他的健康问题，是最常遇到的一个；这一点，外间有了不少的混乱的报告，因此值得把事变的真相来说一说。
托洛茨基同志并没有病危，这是毋待言说的。他是常具有十分的活力，工作得和通常一样的勤谨。很不幸的，他在亚尔马·亚达（Alma Ada）的流放时，加深了他疾病的根苗，而且因为缺乏特殊的医药调养，使他时常受到疟疾的侵害。和剧烈的头痛。还有最严重的是痛风症，使他的心都被侵扰了。他的健康需要一位专门的医生来随时看护，还要好的气候和环境来调养。这样的一种需求，已经很久的被人们用尽各种的方法，来阻止他获得。一方面，斯大林和凯末尔联合着来做这种阻止的勾当。同时在另一方面，则是全欧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政府”和狄克推多制的政府。很明显地，这种对于移居权的过事宣传，是要对于别赛多夫斯基之流的人物，而不能及于布尔什维克党人的。
在我们短短的交谈之间，我们讲了些关于俄国的情况和美国的工人运动。托洛茨基刚写完了两篇文章，是关于苏联经济的新路线，和五年计划的前途的。正在这时候，接到刚从俄国传来的消息，报告斯大林最近有一个节制五年计划的转变。问题来了：斯大林，甚至近几年来的布哈林，曾经猛烈的攻击了反对派，骂它是什么“超工业主义者”，后来竟采用且开始实行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计划，这种计划，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比反对派从前的任何提议要更来得急进，这是为什么呢？托洛茨基同志作着这样的说明：
斯大林与五年计划
在俄国反对派政纲和反提纲（Lounter Theses）发表以后，苏联国内经济状况发展的需要，以及反对派提纲被最近的党一屏弃之后，马上要求计划一个比原来所想象的更来得急进和远大的纲领。斯大林中央派的小组织开始时采用了李可夫的胆小如鼠的和无价值的计划；在实际情况的压迫之下便后悔了，于是又来用一下极大规模的五年计划。第一年的可惊异的成功——惊异了从来不真正相信能有这样的速度的中央派——不但表明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伟大工业化发展的潜能（工业、银行等等的国有），并且立刻恰恰从中央派以前的胆怯中，产了一种极大的勇敢心。差不多一夜天，五年计划的初步成功，产生了最粗野的夸大。富农好似不成其为一个阶级了。五年计划可以在四年内完成——或者三年半，或者只三年，如有几个人那样的说。农业集体化显明地在半个俄罗斯完成了。新经济政策取消了。社会主义正在孤立的俄国完成中。这些还只是登在苏联报纸上的最温和的一些夸大词而为国外各官式共产党报纸所重复着。这第一步的成功，被用作为“证明”整个反对派政纲的破产，从前骂的“超工业主义”改为“托洛茨基派的悲观主义”。在这些基础上，一批投降派便从左翼的阵线上出现了。
但是恰恰这第一个的困难信号，把中央派的明显的夸大，重新推回到胆怯的战战兢兢的官僚老家里去了。集体化和工业化的加速度，把头碰上了孤立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海洋中的无产阶级国家之壁上，这证明了（并不在抽象的理论上，而在冷酷的实际上）斯大林、布哈林民族社会主义理论的绝对狼狈的情形，农业中的恐慌，恰恰循着为反对派预先指示出来的路线上发展下去。斯大林便立刻大叫退守。不断的退步已经好久了，原来他孜孜不倦的工作是现在，当困难遇到的时候，来说：“因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便脱卸责任。
退守的危险
退守的需要是早已昭然了。托洛茨基同志早已提议要注意避免国内迫近的恐慌，这恐慌的危险无疑地是在酝酿中。同时，他又提出警告，退守不要退守得太过了。我们在现在看来更清楚了，斯大林目前在俄国国内正从最近极端左倾的动摇政策，离开了走回去，不等到走至另一个极端，以至于完全接受右派分子最初的纲领时，是不会停止的。这就是俄国情况的大危险。
我们可以同样清楚地看到，斯大林这一次新的官僚式的转变，不容易得到全党的拥护。在左倾的时候，必须解放群众的力量，但解放之后，要想重新锁起来是并不怎样容易的。党的无产阶级核心将抵抗这种已经开始的急速右倾。那就是托洛茨基同志所说，我们要用最大的信心，要在共产党内改造一个强固的左派反对派。
我们之间有一段很有趣的，但却是很明白的谈话，是关于各报上所登载的新闻记者式的夸大和吹牛，说五年计划如何的成功，和大批反对派分子的投降，他们都辩护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借以作为脱离反对派的口实。一天早晨，我们在那里收到了一份纽约出版的国民周刊（The Nation），上面有一篇文章，题名叫“俄罗斯的新革命”，是路易斯·费舍尔（Louis Fischer）所作的。费舍尔是纽约与莫斯科间的一个通信员，他是常为斯大林派小组织写公开文章，借以维持生活的。
我们指一段给托洛茨基看，上面写的是：“斯大林的极端急进的革命政策，很得到了许多托洛茨基派的佩服，他们急忙从西伯利亚、高加索和伏尔加的流放地赶回来，参加紧张的改造事业，他们垂头丧气地跑回来，承认斯大林的才能和托洛茨基的错误。……我的几个从前属于托洛茨基派的朋友告诉我，斯大林所做的，比他们所希望于他的更多，甚至比他们所希望于托洛茨基的还要多。”
“你看”，我们喜笑着说，当托洛茨基在读上面这一节文字的时候，“人人都说斯大林比你从来所提议的，要进步得多多了”。
“那是对的”，他马上回答说。“当一个人的颈子上生了疮时，一位有能力的外科医生，只能很简单的用手术开割。而一位皮鞋匠却要比这位外科医生进步得多多，他会把这个人的头，从肩膀上切下来，是的，亳无疑义地斯大林这皮鞋匠比我的提议要进步得多多！”
——至于那些投降者呢？他们以后会不会在反对派党内的影响中，再尽任何巨大的作用呢？托洛茨基同志并不相信他们会的。
“革命是个最巨大的食人兽”，他说，“他把这些人们烧干了，用了，完尽了，他们不但不会再在反对派中起作用，即在中央派的小组织中，也不会尽一个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记牢，这些人并不是革命运动中的新来者。刚刚相反，他们中许多人都是经历了二次三次的革命的。他们的大半生都消磨在沙皇的牢狱和流放地。他们都是1917年及其后几年，组织与领导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他们经历了国内战争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最严重的几年，后来在列宁死后又经历了开倒车的时期，最后又在斯大林之下经历着监狱和流放的生活。他们的生活经历了历史上最激烈的年头。他们之中很少从这些年头中相当地无伤害地跑回来。其余的人们都枯竭了，或者他们内心的革命火焰，已经燃烧完了。”
“老布尔什维克”
自然，这种现象在政治机关中的一批同志间，特别的广布和注意。托洛茨基把居于党和苏维埃中最杰出地位的同志，一一的指出来，所有这些人们，对于“不断革命论”特别的深印着成见和憎恶。每一个自满的官僚，在革命的内在胜利巩固以后很安适地坐下一只安乐椅，殊不愿再有这一“不断革命”的公式，在脑子里回旋了。所有他们这些人，都争着带上宗教式的题名，叫做老布尔什维克或者“老先锋队”。而现任的俄国党中央委员会诸分子，都是革命前在列宁的党中出出进进的人物，他们从没有跑出过革命民主或孟什维克的观念。托洛茨基指出一桩事情，足够来说明目下十分之九的党中健将的“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性质。
这是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的时候，这会是“审判”的，他的“非布尔什维克的过去”，都提了出来攻击他。在他当时的讲话中，他从一本名叫“社会民主”的刊物上，读了一段文章，这本“社会民主”的刊物，是在耶库茨克编载和印刷的，许多位孟什维克和目下的几位杰出的“老布尔什维克”都参加；他们是：奥尔忠尼启则（Ordjonikidze）、彼得洛夫斯基（乌克兰的），还有那位唯一无二的耶洛斯拉夫斯基。这一刊物不是出版于1905，也不是1912或1914年，而是在1917年克伦斯基革命以后十月暴动的前夜！
他当时把这些“老先锋队”所写的文章读了几篇，在这些文章中，都深灌着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卑鄙无耻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观念。克伦斯基的革命——如果只要它还能来一些改造——被恭维为大国民民主政府。当托洛茨基提起这三位写这些文件的“布尔什维克”时，即监察委员会中也起了骚动。耶洛斯拉夫斯基企图咆哮恫吓，但那位老实人的奥尔忠尼启则却很简单的答道：“好，那有什么？我们在那个时候，曾经写过这些大批的笨东西的。”
“是的”，托洛茨基答，“但我心甘情愿让你们把我的手臂和腿骨斩断，头从肩膀上切下来，如果你们能够在我过去所写的文件内，找出一些只及这一半坏的东西来！”过不多时，托洛茨基所读的那份报，那份他费了绝大的气力去找来的报，从他的屋子里被窃了。耶洛斯拉夫斯基之流害怕着托洛茨基同志的真和伪的文字上的把戏，不愿意把他们自己无耻的纪录留起来，以便反对派拿来分配用处。很庆幸的，监察委员会的判决书上还记载着这些罪案的节略——除非那个节录也投进火炉里去烧掉了，不留一些痕迹，以免斯大林派统治的忸怩不安！这确是这种的典型人物，现在正在用着他们的卑劣，来代替列宁主义，做着腐化一整代革命者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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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反对派会议结束以后，我们在离巴黎的火车中，无意中碰见了一位离国的同志，他现在逗留在党内，此刻也要回国去。我们讲给他听，我们访问了一次土耳其，他很信任地告诉我们，他不多时以前和爱森斯坦的一席谈话。爱氏是俄国著名的电影导演，那时也在巴黎。爱森斯坦导演了“震撼世界的十日”一片，这片是俄国十月暴动的写实。一点不奇怪的，列宁与托洛茨基——演员们扮着一一应该在该片的各幕上出现得很多。当这张影片在美国开映时，有几个同志想起了全片中列宁常见到，而托洛茨基却始终不曾露一面。大家猜想这片子所以然的原因，大概是当俄国革命爆发的时候，托洛茨基一定在南非洲，所以不及回来亲身参加。在原来拍摄的时候，到公映的期间，其中究竟出了什么一回事呢？爱森斯坦告诉了我的朋友以这样的一个故事：
他被招请到“索夫基诺”（Sovkino，俄国影片托拉斯），那里的主席对他说道：爱森斯坦，艺术是艺术，但政治还是政治，请你把片上的托洛茨基剪去了吧！“震撼世界的十日”便被这样地救出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威吓。
一九三〇，一一，一五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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