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
《野百合花》如何被国民党利用
黄昌勇
2007年6月8日
两番大批《野百合花》，都认定它被国民党作为反共宣传材料
熟悉四十年代延安文坛的人，都知道《野百合花》是王实味1942年延安整风前夕发表在《解放日报》“文艺”栏上的系列杂文，原文写于1942年2月26日、3月17日，载于3月13日、23日《解放日报》。作者在解题时说，写这组文章的主旨之一，是因为野百合花“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其用意是善意地对革命阵营内部种种不良的现象予以批评。
也许连王实味自己都不曾料到，他这组未能写完的杂文却给他带来了杀身的大祸。延安整风开始后，王实味沿着后来形成的近乎固定的斗争模式————即由文章到现实中的表现而历史问题再加以定罪————的路向，走到悲剧的结局。王实味1947年7月之被杀，固然有着战争时代特殊的环境因素，但推究起来，这组未完成的杂文却是悲剧的最初因子。
《野百合花》在延安整风的被批判以及1958年的“再批判”中，都遭到猛烈地攻击，直到今天王实味案尘埃落定，《野百合花》所经过的风风雨雨以及对它的评价，还存在某些甚至完全相反的分歧，足以让我们有必要继续投以持久的关注。
10多年前，笔者在图书馆尘封的《解放日报》上读到这组文章，就惊讶于当年那些“棍子”包括文坛上那些亲自操刀上阵的作家们，是如何地颠倒黑白、翻云覆雨了。
今天，我们检视当年盈车累筐的批判文章时，除了断章取义、故意曲解、无限上纲乃至辱骂攻击等行文大忌比比皆是外，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提到了《野百合花》被国民党作为反宣传的材料的事实，并以此作为痛击王实味的证据，如某历史学家发表于1942年6月9日《解放日报》的《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中就指证道：“《野百合花》已被反共分子利用，广为宣传，当作反共工具”；1958年的《再批判•编者按语》中这样写到，《野百合花》“当时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当作反共宣传材料，在白区大量印发”，“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
国民党利用《野百合花》的真相
《野百合花》被国民党特务机关作为反共宣传的材料而利用，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国民党特务如何利用、何时利用等问题，却没有人去钩沉这一段史实，笔者在搜集王实味研究资料的过程中，接触到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一份密函，基本上可以揭开这一内幕。
也许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当年国民党图书审查机关以及特务机关，虽然嗅觉灵敏，但对王实味这等在延安众多文化名人中不大知名者，并没有注意，虽然《野百合花》甫一发表，就在延安引起震动，但引起敌对一方的注意却是半年以后的事了。某历史学家在他的批判文章中首次传达了《野百合花》被利用的信息，但事实上，正是这篇大批判文章才引起国民党方面对王实味的高度关注。
原来，在延安时代，一些重要的理论文章大都会在国统区（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刊物上重新发表，某历史学家的批判文章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后，又刊发于重庆出版的《群众》杂志第七卷第15期，同期刊载的还有周文批判王实味的文章《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原载于《解放日报》1942年6月16日），据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第三科发出的第1972号密函称，他们在送审的《群众》杂志中读到这两篇文章后才有所警觉，密函全文如下：
据本会审查人签称：“查昨日送审之《群众》七卷十五期中有×××（即某历史学家————编者注）《论王实味的思想意识》及周文著《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两文，细核内容，觉共产党内部中又已因思想问题发生纠纷，谨附审查报告呈核”，查该科所提报告尚属扼要，相应抄同原报告暨×××周文原文密送参考，即
希
查照为荷此致
中央宣传部三民主义研究会
军事委员会党政联席会报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
中央调查统计局
这份密函由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潘公展亲自撰写，从所密送的单位级别来看，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机关的确对共产党方面的思想动态相当注意，几篇批判文章甚至惊动蒋介石属下及中统特务机关（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
而由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第三科科长谷亦彰起草的《审查报告》，也透露了如下值得玩味的信息：
一是，对某历史学家、周文批判文章的评价，认为“两文对王实味除尽情谩骂外，并未根据事实予以有力之反驳”。显而易见，指的是两篇批判文章的性质和批评作风。其实，在当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批判王实味的众多文章大体上都具有这些特点。
二是，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并不知道王实味其人，仅根据过去查扣的王实味的著述及某历史学家、周文的文章推测：“王实味为共产党中一文艺作家且颇有相当地位与号召力。”可以看出，当年国民党当局虽然文网森严，但由于战时的封锁，对延安文化界还是知之不多。
三是，他们之所以重视，系因为从某历史学家和周文“两人异口同声骂王实味《野百合花》之发表，系号召新干部反对首长及老干部”，进而推测这“是否将扩大为新旧两派之明争，及王实味后面是否有陈绍禹（即王明，笔者注）为之支持”。国民党当局之所以要在《野百合花》上作文章，意图显然是对准当时中共高层的权力之争。
批判者“预支”了国民党利用这一“罪证”
也许主要缘于第三点，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才将报告送到最高层，并明确建议由中统进一步调查，在审查报告中这样写到：“拟请转函调查统计局详查王实味在共产党中之地位及其有关之各项材料，如能将《野百合花》……等文觅得一份，则于研究之进行更有莫大之便利”。
推测起来，这份密函应该立即被送到中统，中统是如何反应的，笔者尚无从在档案材料上查知，但中统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则是不争的事实。据中统局本部科长张文（张国栋）后来的回忆，他们在获得《野百合花》一文后，大为高兴，经过一番研究，又从《解放日报》上找到一批类似的批评文章，包括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采取断章取义、捏造歪曲的手法，由刘光煜、吴慕风执笔编写了一本小册子，加上引言和按语，就大量印刷出版了（见《中统内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这本书名为《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延安新文字狱真相》，由国民党特务机构所属的统一出版社出版，列入“统一丛书”，据说这是当时中统印行的反共宣传小册子中最畅销的一种。这本书出版于1942年9月，而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密函是1942年9月19日才发出的，可见中统行动之迅速。当然，版权页上的时间并不等于图书发行的时间，但至少可以看出这本小册子的操作之快。
在延安及后来的“再批判”中，批判者们说国民党特务机关“翻印”了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其实不然，中统只是以《野百合花》等文提供的素材，经过加工选择的“再创作”，而重新组织成文。如果仅仅翻印，恐怕达不到反共宣传的目的，因为，只要是正常的阅读，《野百合花》等文所能够提供的，恐怕更多的是自我批判的力量和作者对革命的赤诚。
某历史学家提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被敌特利用的文章，发表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举行的斗争王实味大会最为激烈的时刻；而国民党特务机关真正利用王实味的文章进行反共宣传，则是在这三个月之后的事。这里有一个时间差。
某历史学家为什么提出被利用这一尚未形成的事实呢？或许，这里有政治批判的机巧在里面。这里容易记起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某历史学家在《野百合花》被敌特利用的事实尚未出台之时，就预支了这一“证据”，就是要制造一个被敌人拥护的前提，这不能不让人感慨其良苦用心了；而历史的迷惑还在于：正是某历史学家提前预支证据的大批判文章，才引起敌特的注意，终于使虚构的证据成了事实。
被敌人“拥护”已是罪莫大焉，而当中统翻印的小册子迅速传到延安时，王实味肯定要罪加一等了，1942年10月2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开除了王实味的党籍，11月，王实味又被隔离，这些不能不说与中统的“利用”有些关系。
被“再批判”的有关情况
如果说，1942年王实味被送上历史的祭坛，有着这样鲜为人知的曲折，说明事情并非一开始就与敌特的利用有关，那么，16年后，王实味又重新作为批判的靶子，被推出前台接受人们的指斥，就与中统特务当年精心策划的这本小册子确实有些牵连了。
这里我们不得不重提1958年的“再批判”，当年《文艺报》第二期《再批判》专栏，本来是为了使文艺界的反右斗争继续扩大深入，但为什么让已经被秘密处决10余年的王实味重新浮出水面呢？周扬1957年9月发表的、经最高领导审阅过的名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实际已经开始了再批判：他认为丁玲1942年在延安发表《三八节有感》，就是“和王实味、萧军等人共同反党”。
也许是为了配合周扬的讲话和对丁玲的批判，中国作协党组印发了一份名为《“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及其他》的材料。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材料除了翻印丁玲、王实味等当年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文章，作为附录，又翻印了当年中统制造的《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一书，而且在这份材料的“编者按语”中特别提到：这本反共宣传品，是在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从胡风家中搜查出来的。对于中国作协党组来说，当时要找到这本反共宣传材料是轻而易举的事，这里特别提到出自胡风的家中，其暗示性也是明显的。
据有关人员回忆，正是作协印发的这份材料，引起毛泽东的高度注意，批示重新发表并批判当年延安这批“毒草”。1942年延安整风中，对《野百合花》与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一批杂文，在性质上曾作过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分，但实事求是地看，王实味这篇文章，无论是意识的新锐还是用语的尖锐，都不及丁玲等人的杂文，曾高度关注过王实味事件的毛泽东，对此应该很清楚，十几年后，他又重起兴味，是否是因为看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这份反共宣传材料呢？尚不得而知。
在得知毛泽东的批示后，《文艺报》立即组织了一批批判文章，加上“编者按语”，并以《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为总标题，迅速报送时在南宁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收到报告后，毛泽东对按语作了修改，又将长达20余字的标题改为简洁的“再批判”3个字。这样，1958年1月26日出版的《文艺报》第2期就有了轰动一时的“再批判”特辑（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
16年前的延安，丁玲、艾青为了摆脱政治命运的拨弄，在作自我作贱的检讨同时，还在批判斗争王实味的大会上反戈一击，对王给予了近乎刻毒的谩骂和"揭发”；16年后，变幻的历史又将他们捆绑到了一起，接受审判；接下来，遭到再批判的丁玲、艾青等就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开始了随后长达20余年的炼狱之行。
不怕被敌方利用：王实味与《解放日报》的社论先即有此观点
更值得我们今天玩味的是，王实味在创作《野百合花》一文的前后，已经意识到他的文章有可能被敌对一方所利用。
这有前车之鉴。1938年，在国统区发生过一次围绕张天翼的小说《华威先生》的大论争，这年4月，《华威先生》发表在《文艺阵地》创刊号上，随即引起进步文艺界的论争。同年11月，日本《改造》杂志译载了这篇小说，并在编者按语中借此对中国抗战进行攻击，这样，对革命阵营中是否可以讽刺或暴露的争执，又更进一步展开了。张天翼是王实味北大的同班同学，三十年代在上海过从甚密，王对因自己朋友的一篇小说引出的论争想来也会关注的。
而在1942年写作《野百合花》时，王实味曾特别提出如何对待自我批评和暴露阴暗面的问题，也着意指出了如何看待被敌对一方所利用的问题。这是他在写《野百合花》同时的《政治家，艺术家》（1942年3月17日，载于3月15日《谷雨》第1卷第4期）一文的主题：
有人以为革命的艺术家只应“枪口向外”，如揭露自己的弱点，便予敌人攻击的间隙……这是短视的见解。我们的阵营今天已经壮大得不怕揭露自己的弱点，但它还不够坚强巩固；正确地使用自我批评，正是使它坚强巩固的必要手段。至于那些反共特务机关中的民族蝥贼，即令我们实际没有任何弱点，他们也会造谣污蔑；他们倒更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
在复杂的民族斗争及阶级斗争时期，敌对双方在宣传攻势上往往都会尽其所能，如何对待敌对一方利用他方自我批评时暴露的材料进行反宣传，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延安文艺整风大规模开展前，人们大都对此有一个科学的看法，王实味的上述意见也不是鲜见的，就在整风开始前的1942年3月9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教条和裤子》的社论，在列举了延安存在的数种“家珍”（指缺点————笔者）后，提出要有“脱裤子”、“割尾巴”的决心和勇气，针对有些人害怕“敌人和反共分子还会在旁边拍手”因而主张秘密地“脱”的观点，社论这样指出如何面对特务机关的利用：
自然，敌人的宣传机关……一定会借此制造更多的谣言。但是他们是以造谣为生的，他们说的是黑，群众一定知道是白的，所以他们的断章取义是毫不足惧的”，“我们自动的主张脱裤子，因为我们有充分的自信，知道自己是基本上健全的，只有局部的个别缺点……
显而易见，党报社论的主张和观点与王实味所持几乎没有区别。只是历史的变幻令人难以适从，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利用王实味的文章把延安描写成漆黑一片时，却没有人再提起党报社论所说的敌人说是黑群众知道一定是白的判断公式了，而代之以对王实味无限上纲、严加鞑伐。
党报社论号召人们“脱裤子”、“割尾巴”，可是，当人们真诚地响应并开始实践，却又成了不赦的罪责。就这一点而言，1942年的延安整风，容易让人联想1957年紧随全党整风的那场“阳谋”。
王实味（1906—1947）
1922年入北京大学，抗战前夕去延安，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因《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杂文而在延安整风时被批判，后被捕，1947年在行军途中被杀。王被强加过三个罪名：“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1991年2月7日由公安部予以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