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小林多喜二传》
十一、新的转折点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九时半，多喜二由丰多摩刑务所保释出狱。多喜二的弟弟三吾、斋藤次郎和壶井荣等人在监狱门前迎接他出狱。
出狱后，他暂时寄居在杉并区成宗的斋藤的家里。他在二十六日给田口的信中这样写道：
“本来想出来之后就立刻通知你，但斋藤已为我给若竹町打了电报 ，因此我想你也会同时知道我的情况，所以才耽搁到现在。总之是精神抖擞地出来了。一出来，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事情乱七八糟地向我袭来，（尽管出来时是精神抖擞的）现在反而弄成了神经衰弱。这里乱无头绪，加上还要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去，所以心境丝毫无法平静，工作也无法进行，感到很为难。更重要的是我不在的期间，留下的伙伴们都变得能干了，我几乎快要没用了。不过我想要尽快地恢复过来做一番大事。
“从你给狱中的来信，还不了解详细的情况。我一直担心着你父亲死后，你过着怎样焦虑的生活。
“夜里睡不好，（因为各种刺激）所以现在脑子不好。今天就写这些了。《蟹工船》的不敬罪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到了社会上，反而感到在那里面要省心得多。”
[1]
多喜二出狱后没有很好地休养 ，不久就着手写《组织者》。他在《小说写作法》这篇文章中说：“我打算就受到镇压而接近毁灭的金菱制罐工厂的组织的重建和加强的过程，描写潜入地下从事工厂组织工作的‘组织者’的生活。”这部作品是他于一九三〇年二月写的《工厂支部》的续篇。
田口泷子得知多喜二出狱的消息。带着妹妹美津子于二月中旬从小樽来到了东京。
田口来京后，多喜二提出要和她结婚。这是多喜二在狱中的时候就一直考虑而下的决心。自从一九二四年秋天，他俩在山喜屋小面馆里初次认识以来，已经过去了六年多曲折的岁月。
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田口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田口泷子不仅一直深深地爱着他，而且越是了解他，越对他感到尊敬。她忍受了好几年的痛苦，过去的创伤好容易才痊愈了。但是继父的突然去世，又把她拖回到残酷无情的现实里。
她知道要和多喜二结婚，就会把无法估量的负担加到多喜二的生活和事业上，她不忍这样做。她也知道多喜二的求婚，是出于完全了解这一切情况的深挚的爱情；但越是这样，她反而更加下定决心来克制自己。这时她已经二十三岁了。
三月以后，田口在本乡汤岛租了一间三铺席的屋子，和妹妹两人在丸之内一家叫作常盘屋的饭馆里工作。特意学习的西式理发技术，对于一家人生活急迫的需要却未起任何作用。
三月三日，多喜二草草写完了《组织者》的初稿。狱中生活的疲劳加上田口的事情，使他身心受到沉重的打击而感到痛苦。三月中旬以后，他深居到神奈川县深山中的七尾矿泉，于四月八日完成了这部作品。
多喜二在写《工厂支部》十三个月之后写了这部《组织者》，它描写了全协分会会员在因受镇压而停滞、反动的制罐工厂中的组织活动，以及领导这一活动、在整个地区重建组织的组织者的生活，同时还描写了“无产阶级的坚强意志”。在这部作品中，他还力图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探求如何正确对待爱情问题。
一九三〇年八月召开的国际红色工会第五届代表大会，分析了日本的形势，批判了“全协”的极端左倾的偏向，给工会运动指出了新的方向。这不仅给这一时期的工会运动而且给日本的整个解放运动带来了一个转折。
一度几乎陷于覆灭状态的日本共产党和“全协”的地下组织，于一九三〇年秋季开始再建工作。从这时起，日本共产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文化政策，制订了在文化团体内部建立党组的方针。最初开创这一工作的是神吉洋士[2]。但是这些工作大体上还只是停留于准备的阶段。神吉因病住院，是逃脱七月大逮捕的极少数人之一。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五日，《赤旗报》复刊。前一年六月底派赴苏联的藏原惟人，这时也紧接着代表团之后回到日本。于是从五月左右开始，以藏原为中心在文化团体内部组织了党组，开展活动。宫本显治、小椋广胜[3]、生江健次[4]和手冢英孝等人最先参加了这一工作。
藏原用古川壮一郎的署名，在《纳普》六月号上发表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组织问题》，在八月号上发表了《再论文艺运动的组织问题》，提倡以工厂和农村的文化小组为基础来改组文艺团体和建立各个团体的全国性的中央部——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组织问题》在发表前要在党内进行充分的讨论，因而未能在预定四月中旬召开的“纳普”各团体的年度大会之前发表。
五月二十四日，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在筑地小剧场召开第三届代表大会。宫本百合子描述当时的情景如下：
“我们的头上悬挂着用大字写的、指导‘纳普’一九三一年度的工作的标语口号：
把文学运动的基础放在全国的工厂、农村！
“六十五名同盟盟员和近三百名的旁听者挤满了会场的席位，每个人的手里都在翻阅着长达二十八页的议事录。
“德永直还是张着他那两个黑洞洞的鼻孔，好像要嗅别阶级的气味，正在全神贯注地听着桥本英吉的报告。‘耸着肩膀’的小林多喜二也在那儿。黑岛传治为香烟的烟气所呛，一面痛苦地蜷缩着背脊咳嗽着，一面在议事录上密密麻麻地写着什么。膝上坐着男孩子的松田解子
[5]，她的圆脸颊和孩子的脸颊一样地红润。像火一样的快嘴巴的堀田升一
[6]，很活跃地提出一连串问题和建议，有时还走了题。
“还有其他很多的同志。此外一些奇怪的人夹杂在会场里。他们是特务和警察。
“五位书记坐在铺着红布的桌子面前，轮流地走到台前，高声地说：‘给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第三届代表大会的贺电’然后满怀热情地朗读着各个友好团体寄来的贺词。可是贺词中一触到‘革命’、‘哈尔科夫市’
[7]、‘共产主义’或者‘纳普的国际性的发展’等语，马上就是：
“‘停止！’
[8]
“另换了一位书记。他在朗读时，迫不得已急中生智地刚说了半句‘我们是××主义的······’，
又是：
“‘停止！’
“这一次引起了大家的哄笑和抗议的掌声。
“再看一看议事录，不仅是总结一九三〇年度作家同盟的文学活动的几句口号被涂成一片漆黑。在谈到一九三一年的工作方针的地方：‘当决定本方针的时候，作为其根本条件的······’以下是一片漆黑。这些决定作家同盟工作的根本条件，已被墨汁涂得乌黑，即使用指甲挖去墨汁也看不到下面的字迹。是什么在墨汁下面被涂抹了呢？是‘纳普’加入国际组织和哈尔科夫会议的决议。
“警察从大会开始到结束，把‘哈尔科夫’四个字和其他所有显示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阶级性的词句一概视为禁忌。”（《“纳普”第三届代表大会见闻》）
在大会召开以前的五月十一日，劳农艺术家联盟受哈尔科夫会议的影响，发生了第三次分裂。宣布退出“劳艺”的细田源吉[9]、细田民树[10]、小岛勖[11]、间宫茂辅[12]以及文战剧场的演员们，共十七人，组成了打倒文战第二同盟，于六月创刊了机关杂志《前线》。七月底，该杂志出了第二期后，差不多全体都参加了“纳普”。
“劳艺”自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和“前艺”分裂后，继续发行机关刊物《文艺战线》，以青野季吉、前田河广一郎、金子洋文、叶山嘉树、小堀甚二、平林泰子、黑岛传治、岩藤雪夫和里村欣三等人为中心，站在左翼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立场上与“纳普”对立，另一方面又发表了黑岛传治的《盘旋的鸦群》（一九二八年二月）、岩藤雪夫的《铁》（一九二九年三月）、前田河广一郎的《大马哈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和平林泰子的《铺轨列车》（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等值得注目的作品。但是，一九三〇年六月，平林泰子、今村恒夫和长谷川进退出了“劳艺”，接着黑岛传治、今野大力和伊藤贞助[13]等七人也于十一月退出，黑岛传治等人和今村恒夫、长谷川进等人组织了“打倒文战同盟”，不久以后就和“纳普”会合。“劳艺”曾在初期无产阶级文学中留下过巨大的足迹，但由于不断地分裂，这时已逐渐丧失了活动能力。
多喜二发表《组织者》以后，再一次开始了精力旺盛的创作与评论活动。
五月中旬，他在中野的一个朋友的家里，秘密地会见了藏原惟人。当时在场的还有立野信之和村山筹子。自从他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从小樽上东京初次拜访藏原，已经阔别三年了。
当时由于机械地理解了作品主题的积极性，写作仅仅局限于先锋队的活动和罢工之类的题材，产生了公式化的倾向 作家同盟内部产生了批判作品概念化的呼声，并强调作品的多样化和题材的广泛化，以克服这种倾向。
作家同盟第三届大会结束后不久，多喜二预定用三四天的时间，回到了小樽若竹町的家中。他早就打算在东京安家，把母亲接来。这次回乡主要是商量这件事情。
照料多喜二的母亲和妹妹的幸田夫妇，在接办了多喜二家的面包店以后，又扩大经营杂货和粮食等买卖，改店号叫“加贺屋”。多喜二的最小的妹妹幸子在女子中学上学。多喜二回小樽的第二天，去了札幌，给关在札幌刑务所里的“十二月一日事件”的朋友们送了慰问品。
回东京后，多喜二在六月九日完成了《单身监房》。这个短篇取材于他狱中生活的体验。初稿早在写完《组织者》初稿后不久的三月十一日已经开始动笔。《单身监房》发表于七月号《中央公论》上。这个作品和发表于五月号《纳普》上的短篇《贴在墙上的照片》等作品都是作为“作品多样化”的尝试而写的。《贴在墙上的照片》用幽默、轻松的笔调，写市营电车公司的从业人员围绕渡边政之辅的照片所发生的一场争论。
《单身监房》用十二个片段描写保释出狱的活动家在狱中等候判决时生活。这部作品在发表的当时获得一部分评论家的相当的好评。
他这一时期还写了《墙头小说和“短”短篇小说》（四月二十日）、《小说写作法》（四月三十日）、《作为阶级的农民与无产阶级》（六月八日）、《关心的四个问题》（六月十五日）和《关于打倒“文战”》等评论和杂感，另外还写了《信》（六月三十日）、《无产阶级的修养》（六月）、《糖球斗争》（七月四日）、《不可争辩的事实》（八月十七日）和《七月二十六日的经验》（八月二十日）等“短”短篇小说，他很强调这种“短”短篇小说的重要性。当时把这种“短”短篇小说叫作“墙头小说”，是德国文学中一种很发达的短小形式的文化活动。一九三〇年以后，“纳普”也把它作为一种活动形式，相当重视它。当时“普罗特”流动剧团[14]最大的特色也就是采取了短小形式的活动。
七月八日，作家同盟在上落合的事务所召开了第四届临时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决定了以文学小组为基础来改组同盟和加入国际革命作家同盟。第三届代表大会上遗留下来的干部改选，在十一日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上决定如下：
委员长江口涣，书记长小林多喜二，中央委员宫本百合子、川口浩、贵司山治、立野信之、中野重治、壶井繁治、德永直、鹿地亘（以上为常任委员）、越中谷利一、秀岛武和田木繁[15]。
七月下旬，多喜二在杉并区马桥三丁目三七五番地租了一座房子，从小樽迎来了母亲，唤回了寄居在斋藤家里的弟弟三吾，三个人在一起生活。
这是一座小小的平房，共有八铺席、六铺席和三铺席三间屋子。从街面上稍稍缩进去一些，有些空地，房屋周围还有一些竹丛。是一座非常安静的郊外住宅。 母亲立刻翻耕了空地，撒下了蔬菜的种子，种上了多喜二所喜爱的花草。
多喜二把八铺席的房间作为自己的工作室。靠窗放着一张旧桌子，没有书架，把许多书籍和杂志沿着墙边排成一排。
多喜二的母亲上东京前十天左右，田口泷子的母亲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上东京来投靠田口。田口为了多少能增加一些收入，辞去了丸之内的饭馆的工作，到品川的鸡餐馆去工作。妹妹也上了银座的法国饭馆。她们在神田租了一间六铺席的屋子，一家七口人在这里生活。田口的母亲由于长年以来劳累过度，身体很坏。
多喜二时常到田口家去探望，可是田口每月只有一两次休息，每天要劳动到深夜，所以他们几乎没有见面的机会。
文化团体以作家同盟为中心，迅速地开始进行具体的改组工作。八月七日发行的第一期《纳普消息》上发表了《关于文化联盟的倡导》的呼吁书，十九日，参加“纳普”的五个团体的代表和战旗社、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工作者同盟的代表在一起举行了座谈会。座谈会变成了组织文化联盟中央协议会的发起人会议，向各个文化团体发出了邀请信。
九月中旬，上述各团体加上反宗教斗争同盟、救援律师团、新兴教育研究所以及无产阶级节育同盟等团体的代表组成了文化联盟筹备会。
这时，藏原惟人用谷本清的署名在九、十月号的《纳普》上发表了《关于艺术方法的感想》。藏原详细地分析了作家同盟一九三〇年后半年以来的方针和作品，同时批判了机械地反对“作品公式化”而表现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倾向，特别严厉地批判了部分写爱情问题的作品中突出表现出在革命的名义下无视人性的错误倾向。
这篇论文在主题的积极性、事物的正确认识、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阶级的分析和艺术的概括等问题上，统一地作了理论性的探讨；特别在强调思想的重要性和认识现实的重要性的同时。强调了现实主义的重要性。并以独自的方式克服了当时国际革命作家同盟的指导理论——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在艺术方法的问题上带来了极大的展望。
藏原在这篇论文中，分析了片冈铁兵的《爱情问题》、德永直的《既然是红色的恋爱》、江马修的《清子的体验》、贵司山治的《铁也似的爱情》、和立野信之的《四天之间》等一系列取材于爱情问题的作品；同时还相当详细地分析了《单身监房》，指出在过去的作品中多少也有所表现的、从生物学角度和社会角度出发的、对人的二元的看法，在多喜二的这篇作品中特别突出，并得出以下的结论：
“也就是说，作者还必须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蟹工船》、《工厂支部》及《组织者》等作品中虽然表现得还不完全、但已经有所表现的主题的积极性和观点的社会性。这些作品有种种的缺点，但它们的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单身监房》有种种的优点，但它的方向基本上是错误的。它表示了从无产阶级的观点堕入小资产阶级观点的第一步。”
另外，藏原还触及到村山知义的《处女地》以及多喜二的《工厂支部》和《组织者》所共同存在的问题——描写在当时革命运动中表现出错误的运动方针和组织方针时，全部加以肯定。他指出这两部作品都是在错误的偏向已经在组织内部开始受到批判的时期写的；他说当整个运动陷入错误的时期，要批判地来写这些问题是极其困难的；但是作家必须要和工人阶级的斗争保持密切的联系，以此来锻炼自己，不使自己停留在旁观者的立场，而成为对现实具有深刻理解的人。
藏原的这篇论文使多喜二深受感动，引起了他的深思。在这篇论文未发表以前，他早就读到了送到《纳普》编辑部的原稿。正好在这个时候他反复地阅读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他在《〈静静的顿河〉的教训》（八月十一日）这篇杂感中，这样地写道：
“我的《工厂支部》将要译成德文，最近两三天，我一边补写上其中被删节的部分，一边把它重读了一遍。结果实际上是把我的这部作品和《静静的顿河》作了一番比较。和《静静的顿河》比较起来，我首先感到的是《工厂支部》好像是最大公约数的作品。我发现几乎我们所有的作品都没有写出活生生的现实，只不过是写了现实的最大公约数。”
[16]
从八月二十三日到十月三十一日，《都新闻》[17]上连载了他的长篇小说《新女性的性格》（后改名为《安子》）。大月源二受他的委托作了插图。这部作品以一九二九年代小樽劳工运动为背景，描写了两个贫农出身、性格形成鲜明对照的劳动妇女姐妹阶级觉醒的过程；姐姐朴实，承担着生活的重担，妹妹积极，但有点浮浅，作者企图通过不同妇女形象的描写从根本上来表现妇女的新品质。作品仅写了前篇就中断了。
在他写《新女性的性格》的同时，《纳普》十月号上开始连载他的长篇小说《转形期的人们》。
刊载在北海道的同人杂志《短唱》一九三二年二月号上的《当创作〈转形期的人们〉之际》一文中，他谈到写这部长篇的意图说：
“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对于整个无产阶级所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应该起积极的作用。尽管有了这一条正确的根本的方针，但是批判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的结果，又变成了对日常生活琐事的描述，因而就不可能对这一任务起积极的作用。此其一。
“其次，过去的作品虽然描写了斗争激流中的先锋战士，但他们仅仅是一种类型化的人物，甚至只是抽象的无产阶级的人物，与此相反，像《单身监房》和《爱情问题》等作品，描写了活的人物，但它们又没有表现出具有阶级性的活的人物。
“另外，再看外国的作品，例如像屠格涅夫作品中的罗亭，仅从这一个人物的身上就可以使人清楚地了解一个时代。因此，我们必须要写出能概括一个时代的人物。也就是说要提倡由艺术记录式的表现方法向艺术概括的方法发展。
“看看我的作品，代表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有《组织者》，表现日常生活琐事的有《单身监房》。清算这些作品的错误倾向、根据新阶段的指导精神而写的作品就是《转形期的人们》。在这部作品里，我一边批判上述的三种观点，一边打算写出一个时代。例如像在小樽地方，在工会、学联和工厂里，在总罢工等事件中，在山川主义没落以后，福本主义如何兴起又如何没落等等。总之我是想把它写成能概括时代、透视时代的作品。而且想描写出过去的作品中所没有的工人农民实际劳动和生活的场面。”
[18]
九月十八日，发生了“满洲事变”，开始了侵略中国的战争。这次侵略开始于一九二九年底以来的世界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它企图重新瓜分中国的殖民地来寻找摆脱危机的活路，并且准备对即将完成第一次五年计划的苏联发动进攻，是世界第二次大战在远东的导火点。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为反对世界性的法西斯势力的抬头，必须强调结成国际民主战线。
另一方面，从九月三日开始，文化联盟筹备会举行了六次会议，促进了联盟的成立。十月二十四日最后决定了名称、加盟团体、中央协议员和中央名誉协议员、机关刊物以及纲领章程等事项；于是由加入“纳普”的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简称“纳尔普”）、演剧同盟（“普罗特”）、美术家同盟（“雅普”）、电影同盟（“普罗基诺”）、音乐家同盟（PM）和摄影家同盟（“普罗佛特”）六个团体，加上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普罗科”）、新兴教育研究所（“新教”）、日本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战无”）及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工作者同盟（“坡爱吴”）及无产者节育同盟（“普罗BC”），共十一个团体组成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简称“克普”）正式宣告成立。十一月底，无产阶级图书馆参加了联盟。
文化联盟的纲领提出了以下四项：
一、与资产阶级、法西斯分子及社会法西斯分子的反动文化进行斗争。
二、对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任务进行系统的启蒙活动。
三、满足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文化生活的要求。
四、建立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无产阶级文化。
从各个团体选出了宫本百合子、壶井繁治、中野重治、川口浩、大月源二、村山知义、小野宫吉、土方与志、贵司山治、武藤丸楠、永田广志 [19]、山下德治、寺岛一夫、风早八十二[20]、小川信一等二十七人组成了中央协议会。下设书记局、妇女、少年、青年和农民各协议会以及编辑局、出版所和资料部。选出了高尔基、克鲁普斯卡娅、布布诺夫[21]、雅洛斯拉维斯基[22]、缪贞堡[23]、维多佛凯尔[24]、迈克尔·高尔德、巴比塞、片山潜及鲁迅为中央名誉协议员。
随着文化联盟组织工作的进展，各加盟团体以业余文化小组为基础进行了改组，各自订出了具体的方针，发行机关杂志和以业余小组为对象的报纸。从这一年的秋天起，发行了《演剧新闻》（九月二十日）、《文学新闻》（十月十日）《电影俱乐部》（十月十五日）及《美术新闻》（十二月五日）等报刊。
十一月十二日，“纳普”宣布解散，机关杂志《纳普》出版了十一月号后停刊；十二月，战旗社也归并于文化联盟；《战旗》、《少年战旗》和《妇女战旗》由文化联盟发行的《大众之友》、《小同志》和《劳动妇女》接办。《战旗》自从一九三一年九月改组后，由于接二连三的镇压，发行部数大量减少，发行工作很为困难。
十一月二十七日，文化联盟的机关杂志《无产阶级文化》创刊。
在十月七日的文化联盟筹备会上，多喜二和宫本百合子、中野重治及壶井繁治等人一起由作家同盟推荐，被选为文化联盟的中央协议员。但是由于他担任作家同盟书记长的职务，需要专心从事同盟的工作，在十日召开的文化联盟常任中央委员会上决定改由川口浩担任中央协议员。在这次委员会上他被选为预定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创刊的机关杂志《无产阶级文学》的编辑委员。当时他已经加入了地下的共产党，并参加作家同盟的党组工作。从这时开始，各个团体都建立了党组。党组的成员是开展各项活动的核心。日本共产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文化政策，这在日本革命运动史上也是一件重大的事情。
十一月初，多喜二在连载完《新女性的性格》之后不久，去奈良拜访了志贺直哉。
多喜二在成为无产阶级作家而活跃之后，对自己习作时期所景仰的志贺直哉仍然怀着深深的敬意和亲切的感情，曾寄去自己的作品，请志贺指正，但亲自去访问，这还是第一次。这次访问离他在小樽高商求学期间开始与志贺通信，已经相隔十年。后来志贺直哉谈到多喜二那天来访的情况说：
“他很安闲地谈着话走了。因为他什么嗜好也没有，既不会下棋，也不会打麻将。只好一起去菖蒲池游艺园去游玩。那次我是带着孩子去的。······小林君靠在木栅上，高高兴兴地一会儿和孩子逗乐，一会儿跟我搭话，当时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当时曾谈起他遭罪的事（指受拷打），我跟他开玩笑说，我的孩子现在还不懂这些话的意思，等我的男孩子长大了，可不能随便让小林君到我们家来了，他抚摸着孩子的头，也开玩笑说，你孩子长大了，我还要来得更勤，把您们家搅乱。他来到我这里的时候，也只是默默地听我说话，一句话未反驳，也未说他的主张，大体上是肯定了我的谈话。我也明白他的肯定也只是站在我的立场上的肯定。从这一点上我也感到他的人品好。我感到他为人诚实，使我改变了自己过去对无产阶级作家所抱的成见。”
文化联盟成立以后，作家同盟在十一月十五日召开了有地方支部代表参加的扩大中央委员会。他和立野信之在这次委员会上被选为文艺协议会的协议员。文艺协议会是“纳普”解散后，作为各文艺团体联络协议的机关而设立的。
在这一时期，各地方支部也开始建立；为了发展农民文学和组织革命的农民作家，设立了农民文学委员会，出版了《农民之旗》；另外还建立了培养劳动妇女的文学组织——妇女委员会。
在文学艺术的理论方面，也准备从国内外革命运动新阶段的观点及国际思想战线上列宁主义的观点进行深入探讨。藏原惟人用古川庄一郎的署名，在《纳普》十一月号上发表《为文艺理论中的列宁主义而斗争》一文，提出了政治与文艺，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形式与内容、文艺的价值及文艺史的方法等新问题，倡议有必要讨论过去受到普列汉诺夫和德波林影响的文艺理论。从十月起，几乎每天都连续地开会。多喜二在会议的间隙或等人的那样短暂的时间内，也要在草稿本上写作；不管在多么繁忙的日子，也要写两页四百字的稿纸。
他一面在报纸上连载《新女性的性格》，继续写长篇小说《转形期的人们》，同时还写了短篇小说《母亲们》（十月十一日）、“短”短篇小说《伤痕》（十一月十四日）和《爸爸回来》以及《走向无产阶级文学新阶段的道路》等评论和杂感，坚持不懈地从事精力旺盛的创作活动。《母亲们》写革命家与亲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与“短”短篇小说《信》都是这一时间值得注目的作品。
国际革命作家同盟的机关杂志《世界革命文学》的俄文版，于这一年的十月号上节译了多喜二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这是由英译本转译的。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英、德、法文版都作了译载。
另外这部小说还由德国的摩普尔出版社列为《红色丛书》之一出版，但被德国政府禁止发售。这个译本是由当时在柏林的国崎定洞[25]在德国人的帮助下翻译的。
注释：
[1]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1卷，第224页，1954年3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2] 神吉洋士（1907—1932），生于福冈县。福冈高等学校毕业，1929年入东京帝国大学德文科学习。因肺病住院，免遭1930年7月的逮捕，从医院逃出后，献身于共产党的再建工作。1931年1月被捕入狱，因病重，于1932年3月停止服刑，出狱后于8月逝世。——作者原注
[3] 小椋广胜（生于1902年），评论家、大学教授。
[4] 生江健次（1907—1945），担任过左翼剧场的常务委员。
[5] 松田解子（生于1905年），女作家、诗人。
[6] 堀田升一（生于1903年），小说作家。
[7] 哈尔科夫市当时是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世界革命作家代表大会曾在这里召开。
[8] 监视会场的警察禁止发言人讲话。
[9] 细田源吉（1891—1974），小说家。
[10] 细田民树（1892—1972），小说家。
[11] 小岛勖（1900—1933），作家。
[12] 间富茂辅（1899—1975），小说家。
[13] 伊藤贞助（1902—1947），剧作家。
[14] 据1932年2月号《普罗特》所载年《普罗特现况》一文：1930年4月，左翼剧场的流动剧场进一步发展，创立东京无产阶级演剧团。男团员十七名、女团员三名。1931年11月和12月期间共演出二十六次（平均每周三次）。其中小型公演五次，在室外集会（郊游）上 演出三次，在室内集会（包括为罢工团演出二次）上演出十八次。主要节目有：《红色的理发师》、《我的孩子》、《无产阶级审判》、《保卫苏维埃！》。——作者原注
[15] 田木繁（生于1907年），诗人、德国文学研究者。
[16] 见《小林多第喜二全集》第8卷，第200—201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17] 《都新闻》系《东京新闻》的前身。1942年10月和《国民新闻》合并。——作者原注。
[18]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8卷，第267—268页，1953年12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19] 永田广志（1904—1947），哲学家。
[20] 风早八十二（生于1899年），社会活动家。
[21] 布布诺夫（1883—1940），苏联作家。
[22] 雅洛斯拉维斯基（1878—1943），苏联政治理论家。
[23] 缪贞堡（生于1889年），德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领导人。
[24] 维多佛凯尔（生于1896年），美国籍的德国经济地理学家。
[25] 国崎定洞（1894—1937），出生于熊本县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副教授，1925年为研究社会卫生学赴德国留学，为直属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在德日本共产党员组织的负责人，德共党员。1932年赴苏联，37年被捕去世。曾译《蟹工船》，但未出版。曾用和田哲二的署名，由希望阁出版过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译本（见川上武、上林茂畅编著《国崎定洞》，劲草书房出版）。——作者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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