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小林多喜二传》
九、《在外地主》、《工厂支部》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小樽的朋友们在小樽花园町丸文书店前的面馆里聚会，纪念多喜二的小说《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的发表。从此以后，警察对多喜二的监视突然严厉起来。
特高警察开始经常到若竹町多喜二的家里来巡视，每来一次，总要带来一个新的特务。从东京来的信件也经常被拆开了封口；有时还到银行去暗中监视他。
十二月二十三日，大山郁夫等人在东京的本所公会堂召开了新劳农党成立大会，但第三天就被禁止了，改组为争取政治自由劳农同盟。在这一时期，共产党认为共产党以外的左翼政党会带来战线的分裂，已明确地表示反对组成新的政党。
二十五日，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简称“全协”）成立。它是被解散的评议会的后身，参加的工会有九十七个，会员约一万人左右。其力量仅为评议会解散时的四分之一，而且被迫处于半地下的状态。但它是作为革命的国际工会组织“国际红色工会”的日本支部而创立的。
在北海道方面，“全协”北海道筹备会也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中旬组成。函馆、小樽、札幌和旭川的工会都参加进来。办公室设在小樽的工会内。
小樽的工会早已形成一股小小的势力，除了在码头工人、自由劳动者之间建立组织外，还在北海制罐工厂、小樽新闻社、基水道印刷厂、三马橡胶厂以及清水印刷厂等处拥有少数会员，并建立了组织。
一九二九年以后，多喜二等人的研究会新参加进来了友永末雄、因藤庄助及胁坂圭治等人。工会的森良玄、岛田清作、风间六三及广川广司等人也经常出席研究会。古川友一在前一年的年底曾经和多喜二等人在拓殖银行的地下室里，就十二月号《战旗》的特别附录《新党筹备会及其结党》，展开了一场相当激烈的争论。从此以后，古川就不再到研究会去了。但是大家仍然热情而谨慎地把研究会当作一个秘密的集会坚持下来。每当深夜学习结束，会聚在一起的会员们，总是一个一个地悄悄地离开会场。
二月十日，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根据“纳普”改组的方针，在东京浅草桥场町的信爱会馆召开了成立大会。与会的同盟盟员和旁听者共约三百人。
大会首先就《关于小说》（片冈铁兵）、《关于戏曲》（藤森成吉）、《关于诗歌的报告》（中野重治）、《关于童话》（猪野省三[1]）、《批评家当前的任务》（藏原惟人）以及《关于〈战旗〉的报告》（山田清三郎）等主题，作了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并进行了讨论。接着审查和讨论了有关纲领、章程、工作方针和反对战争的问题以及文学大众化等问题。通过的纲领中说：“我们争取建立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学”，“我们为废除对我们的运动施加的一切政治压迫而斗争。”在工作方针中，强调了作品的大众化和多样化、加强理论活动、与资产阶级文艺及社会民主主义文艺作斗争、交流国际经验、加强运动的国际联系、争取小资产阶级作家以及培养工农新作家等问题。
最后选出了干部，多喜二和藏原惟人、林房雄、中野重治、鹿地亘、壶井繁治、江马修、江口焕、山田清三郎、久板荣二郎及猪野省三等人被选为中央委员。藤森成吉被推为委员长。同盟盟员共约八十人。
会后不久，多喜二和伊藤信二等人在小樽组成了作家同盟的小樽支部筹备会。
《海上生活者新闻》于二月十日发行了第二期。
二月下旬，多喜二了解到好友岛田正策已由森良玄介绍参加了共产党，他也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但考虑到多喜二从事作家工作，他的入党要求未被接受。共产党当时正处在“三·一五事件”后的困难状况之下，以基层支部为基础进行了改组，无论在理论上或组织上的影响都比“三·一五事件” 以前有很大的发展。但是文化政策尚未建立，还没有真正地培养和帮助作家和艺术家的政策。
为积雪掩埋着的阴沉而漫长的小樽的冬天终于过去了，海滨一带已开始显出活跃的气氛。但在四月十六日这一天，突然发生了全国性的大逮捕，这就是“四·一六事件”。
全国约有一千人被捕，其中二百九十人被起诉。小樽地方约有四十人被捕。
二十日的早晨，若竹町多喜二的家也遭到了搜查，他自己也曾被小樽警察所拘禁，但当天就被释放了。小樽被捕的四十人当中，森良玄、风间六三岛田正策及岛田清作、松本和三和广川广司六名与共产党有关的人被拘禁在水上警察署。
“三·一五事件”以后，特高警察的镇压手段采取了派遣特务打入组织内部的方式。小樽的这次逮捕，与去年完全不同。这一次是瞅准了目标然后下手。和多喜二等一起编辑《海上生活者新闻》的笹谷金吾就被警察收买，当上了特务。
寄给藏原的《蟹工船》，发表在《战旗》的五、六月号上。《战旗》从这时开始，加强了启蒙杂志的色彩，发行数达一万二千部。刊载《蟹工船》后半部的《战旗》六月号又被禁止发售，但它引起的反响比前一部作品《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更大。从这一期开始，还连载了德永直的长篇小说《没有太阳的街》。
藏原在六月的东京《朝日新闻》上发表了评论《作品与批评》，他这样写道：
“小林多喜二经常把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作为自己作品的基础。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当中，他在我们的眼前显示了好像对异教徒追问异端邪说似的严刑拷问的场面；在这一部《蟹工船》中，又暴露了殖民地的一切非正义的行为。本来，在我国的文学中，把社会问题作为其基础的作品并不在少数，但是能在客观的艺术形象中加以描写的作品，在资产阶级文学中仅有少数的例外（如岛崎藤村的《破戒》）。这是因为我国的资产阶级很快地就走过了他们的‘批判时代’。无产阶级文学能够写成这样的作品，而且正在努力写成这样的作品。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作品。
“但是，在企图描写集体之余，往往会有使个人完全埋没于集体之中的危险。我在批评同一作者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时，曾经指出过它虽然描写了先进的个人，但没有描写群众性的集体。这部作品产生了恰恰与此相反的现象。难道无产阶级要描写集体就可以完全埋没个人吗？”
另外，平林初之辅也写了《日本的辛克莱——小林君的〈蟹工船〉》，胜本清一郎写了蟹工船〉的胜利》等评论，认为它“不仅写出了蟹工船上的世界，而且联系了现代日本资本主义整个社会结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蟹工船在驱逐舰的保护下，到勘察加近海去捕蟹，侵犯苏联的领海。这部作品通过蟹工船内部的奴隶劳动实况的描写，暴露了“国家”产业的帝国主义的本质，并通过对集体的描写，生动地描写了渔业工人在军队的镇压下所暴发的自发斗争。它不仅为进步的评论家所称赞，而且受到文坛的广泛重视。八月的《读卖新闻》上，很多作家和评论家都推荐了这部作品，认为它是一九二九年度上半年最好的作品。
多喜二通过《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及继之而写的这部作品，不仅给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展望，而且把它提高到国际的水平。
《蟹工船》在高田保[2]和北村小松[3]的协助下改编为五幕十二场的剧本，由土方与志[4]导演，从七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由新筑地剧团在帝国剧场上演了六天。但由于剧本严重地歪曲了原作，日本无产阶级剧场同盟（简称“普罗特”）的村山知义等人提出了抗议，剧名改为《北纬五十度以北》。
《蟹工船》的单行本在当时也非常畅销。
九月，战旗社把它作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丛书之一出版，后面还附录了《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恢复了上述削除的十三个地方和空铅）。这一次虽然也遭到禁止发售，但通过战旗社的发行网，很短的时间内售出了一万五千部。十一月里单独出版了《蟹工船》的修订本，又遭到了禁止发售，但于一九三〇年三月又出版了普及本。在这约莫半年的时间内，发行总数达三万五千部。在北海道，札幌的维新堂和富贵堂销售了三百部；小樽稻穗町的丸文书店前面立起了《蟹工船》的广告牌，两三天之内就售出了一百部。他把大部分的稿费都捐给战旗社作为活动基金。
《蟹工船》发表后不久，小樽警察署在一九二九年六月传讯了多喜二，讯问他为什么在作品中写出往献给天皇的罐头里“放点石头进去！”的字句。第二年他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被捕入狱时，又因为这个问题，被起诉犯了对天皇的不敬罪。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四日的傍晚，多喜二与田口泷子终于重逢。自从田口突然失踪以来，已过了整整两年。
田口起初到了室兰，不久又折回到札幌，在札幌的医院里当见习看护。两年以后，她又悄悄地回到了小樽，名字也改叫彩子，在小樽车站前大街的中央饭店的二楼作招待员。多喜二暗地里也不是不知道田口的这些情况，但是要他直接上饭店去找田口，总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那一天，他邀了朋友在车站前的大街上散步，当他们经过饭店前面的时候，偶然发现田口站在饭店的门口。
他在五月十六日给田口的信上这样地写着：
“前天晚上（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四日）又成了我们难以忘记的日子。彩子（还不太习惯，有点别扭，但为了彩子的幸福，还是这样称呼吧！）你也说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会有第二次。那时候，我的心头不由得发热了。彼此都没怎么变，真感到高兴。
“我正在从事、和准备从事的工作，不知道彩子你对这些有什么想法，有空的时候，希望你把这一切都告诉我。我打算为此而贡献出自己的一生。正因为是这样，也许在什么时候我必须从我的彩子面前消失。每当想到这些，心里就感到痛苦起来。如果你不必勉强找个借口就能出外的话，什么时候都可以给我挂电话。我有许许多多的话想要对你说，比方说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必须要读的书等等，这些事情一定希望你能理解。
“我从来也没有在车站大街上散过步，这次特意约了朋友到车站上去蹓蹓跶，从饭店面前走过的时候，（也许是上天的作合吧！）那不是我的彩子站在那儿吗？我回过头去看了看。是的，正是她！她还在这里！我们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们俩的心完全融合在一起，一点隔阂也没有。我兴奋得内心里怦怦地跳动。回来时，我又看见了你，但是你并没有察觉。
“一个人只要意志坚强，他越是经历各种各样的生活，越是能够得到锻炼。彩子，你不依赖任何人，靠着自己的劳动而生活，我希望你对这一点要感到万分的‘自豪’（决不要因别人的闲话、指责或谣言而感到自卑），要生气勃勃地去工作。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地方，我都能完全相信我的彩子。别向后看，要永远冲破困难前进！——我自己也是这样。”
[5]
小樽的工会组织受到“三·一五事件”的打击之后，又遭到“ 四一六事件”的镇压，几乎濒于毁灭的状态。多喜二等人的研究会也垮台了。《海上生活者新闻》也于三月二十三日出了第三期而宣告结束。
但是，从六月前后，以本田要吉等人为中心，又开始了重建工会的准备活动。多喜二也积极地参加了这一工作。在丰川町铃木源重的家中召开的筹备会上，他和铃木源重、小川万助、菊池米吉、本田要吉、古川友一、小川兼五郎等人一起，热烈地参加了讨论。筹备会共举行了六、七次，多喜二反对铃木及古川等人的妥协的意见，坚决地展开了论争。于是他被推为工会的纲领和章程的起草人。
尽管有着上面的矛盾，重建起来的全小樽工会还是于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八点，在稻穗町的第二十一消防值班室召开了成立大会。四百多名工人参加了大会，连会场外面都挤满了人群。铃木源重被选为主席，伊藤信二担任书记。但由于官宪不断推行压迫和分化的政策，主要由港湾工人组成的小樽工会运动以后日益衰落下去。
两次全国性的大逮捕，几乎把共产党和“全协”的富有经验的优秀干部全部夺去了。虽然组织一经破坏马上又重建起来，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日本的革命运动无法积累起丰富的经验。
“四·一六”的镇压后，同年七月，以田中清玄[6]等人为中心重建了共产党；八月，《无产者新闻》发行到第二百三十八期停刊；九月，在地下创办了《第二无产者新闻》，但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越来越严重。
多喜二与《中央公论》杂志约定，从七月六日起着手写《在外地主》。预定于三个月后的九月三十日交稿。
他这部小说大部分都是在银行上班的时间内写的。同事织田胜惠始终对他的写作给予了协助。
上班的日子，他把一天的工作很快地在上午两三小时内做完，然后就在银行用笺上写稿子，每天规定要写四五页。织田经常和多喜二换座位，尽可能让他离分行行长宫口及副行长远一些。她还把多喜二写在银行用笺上的草稿带回自己的家中，帮他誊写在稿本上。
不过，不久以后，他就不再在银行用笺上起草稿了，开始直接写在稿本上。下午的大部分时间，他一边嘴里含着水果糖，一边做自己的工作。当分行行长不时地来巡视时，他就用银行的公文把稿本遮盖起来。
银行里有两个姓小林的人，同事们提到多喜二时总是作出腋下挟着书本的样子。由此可见他是怎样地经常手不释卷。
银行下班以后，即使他正在写作，大多的日子他都不马上回家，有时去找工会里的人，有时去访问朋友，直到深夜才步行着回到若竹町的家。
不过，到了八月中旬，工作的进展愈来愈不理想。
《在外地主》是他根据前一年四月写后搁置的《防雪林》的底稿加以彻底改写的；是他重新取材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亲身见闻的矶野租佃斗争、以农民与工人的联合斗争为主题而创作的一部雄心勃勃的作品。但他未能像准备写作《蟹工船》时那样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
两年前矶野斗争发生的时候，他曾经会见过下富良野农场选派到小樽来的佃农代表伴利八和阿部龟之助等人，以后他到下富良野的矶野农场实际调查过去。他在很早以前，还曾经对空知郡砂川附近的农村作过相当详细的调查。砂川位于石狩川的中游，从小樽乘北海道铁路干线需要两小时半的时间，是一个大地主较多的农业地区。
随着交稿日期的逼近，一向精力充沛而乐天的多喜二也越来越感到苦恼和焦急了。
他曾经一连好几天假借出外调查而走出了银行，来到从银行需走五、六分钟路的花园町越治茶座。那座房子的楼下是洋货店，茶座在楼上，白天客人少，比较安静，于是他就伏在拐角里的一张桌子上写稿，一写就是三、四个小时。
九月十日，他突然由调查科被调到出纳科。第二天晚上，他终于写完了《在外地主》的初稿。
九月二十九日，当他最后完成《在外地主》时，立即寄给了《中央公论》杂志的编辑雨宫庸藏，并寄了下面的一封信：
“我想稿子您已经收到了，比预定的时间迟了一天，页数也超过了三十页，很感抱歉。但我认为这是全力以赴所写出来的作品，因而希望能够给予谅解。
“甲、我在这部作品中，主要是描写了‘处于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农村’。在这一前提下，必然要描写地主资产阶级化的过程，选取了这些像人鱼似的、上半身是地主，下半身是资本家，也就是‘在外地主’的类型。
“触及到‘在外地主’，就必然要以最尖锐的形式触及‘地主和资本家’以及‘农村和城市’的关系。从这一意义上来看，过去的那些小资产阶级文学和农民文学自不用说，连平林泰子
[7]、黑岛传治以及立野信之等人，我认为也不过只写了‘封建的’农村，或者是‘过渡时期的’农村。
“仅就我在写农民文学上的这一意图来说，是颇有信心的，甚至引为自满。
“乙、农民文学过去只是单纯地描写了佃农的悲惨的日常生活。我在这部作品中还广泛地触及到‘农民和移民的关系’、‘青年训练所和农民’、‘互相会和农民’、‘银行和农民’、‘军队和农民’以及‘征兵和农民’等等各方面的关系。我感到问题并不在于佃农和贫农过着怎样的悲惨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必须要阐明他们为什么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和其他方面有什么样的关联。（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这些 。）
“在这一范畴内，我认为我是尽可能地作了揭露。
“丙、这部作品的基本点是描写了‘农民’和‘工人’的联合。既然把在外地主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形态，那么，这一斗争形式必然会成为而且也必须使它成为今后的主要的形式。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我认为它不仅具有艺术上的意义，而且还有具体的政治上的意义。我认为这是写了这方面的主题的第一部无产阶级的作品。
“丁、从人物方面来看，有‘伴’、‘阿部’、‘吉本管理人’、‘佐佐老头’及‘勾鳞的老板’这一类人，也有‘健’、‘武田’、‘七之助’及‘野边源’这一类人，还有‘阿绢’、‘阿节’、‘阿惠’及‘阿绢的妹妹’这一类人，另外还有‘地主岸野’、‘校长’、‘佃农官’以及‘农会的荒川’等等，所有的人（虽未作十分细致的描绘）都是作为代表农村不同阶层的‘人’来描写的。
“上述意图究竟具体体现了多少，请您看作品。”
[8]
由幸田帮忙，多喜二在煤矿的小工头和幸田家店员的向导下，看了选煤场和矿井。他在矿井内还试着推了斗车。几春别煤矿是三井系统的北海道煤矿轮船公司经营的煤矿，约有八百名男女工人在那里劳动。他在这里的见闻成了他后来写《沼尻村》的素材。
回小樽以后不久，他接受《新潮》杂志的约稿，着手写《暴风警报》。这篇短篇小说写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解放运动中的一些问题。它和《在外地主》一样，大部分也是在银行上班时间写的。《在外地主》具体地揭露了拓殖银行的掠夺行为。他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银行会因为他的这部小说而把他解雇。
《在外地主》发表于十月十九日发行的十一月号《中央公论》上。但未经作者同意，就擅自将这部二百五十九页原稿的作品，删去了最后的五十来页。删去的部分虽然带有解说的性质，但正好是小说的背景由农村转到小樽，来到小樽的农场佃农代表和工人组织了工农斗争联合委员会，斗争越来越白热化的场面。
他要求《中央公论》 能在十二月号上刊载小说被删除的部分，但未被接受。正好这时藏原惟人读到了《在外地主》，准备发表评论，于是来信要他寄去被删去的底稿。多喜二要求《中央公论》的编辑把底稿转寄给藏原，请求藏原在《战旗》上发表。由于上述的情况，《在外地主》的最后一章起名为《斗争》，发表在十二月号的《战旗》上。
藏原在十二月的东京《朝日新闻》上发表了一篇评论，题为《引人注目的四部作品》。他评价这部作品说：
“根据作者的意图，他是要在这部作品中描写由完全资本主义化的地主（即所谓‘在外地主’）的代理人所管理的殖民地农村的佃农的生活，暴露农村里的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代理人以及警察之间的关系，阐明城市和农村如何由地主兼工厂主的资本家联系起来；并通过这些，来描写农村里发生的佃农斗争如何必须要走和城市工人联盟的道路。这一题材，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具有极大的意义，而对艺术家来说，也必然是一部雄心大作。与此同时，还必须指出，不是用论文的形式，而是以艺术的形象来处理这些题材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作，这在我国还不曾有任何人敢于染指。这一困难的工作，现在由小林头一个承担下来，因而我们首先必须承认这部作品的意义。
“不过，正因为这是一件困难的工作，我们就远远不能说这部作品已达到完全成功的境界。作者不满足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及《蟹工船》的成就，进而朝着更大的、更有意义的题材发展，这说明了作者可以写成比前两部作品更加完美的作品。尽管如此，这部《在外地主》和以前的作品的成就比较起来，令人感到成功和失败参半。这可能是由于作者急于要完成这部作品，以至于一些应看到的东西也没有看到，应研究的地方也未能尽情地研究。”
十一月十六日，多喜二被拓殖银行以所谓“自愿辞职”的方式解雇。解雇的直接原因是由于他发表了《在外地主》。但采取的形式不是由上级来宣布，而是由一个同事劝说他自动地提出辞职书。他在这里工作了五年零八个月，基本月薪一百圆，当时是二十六岁。
银行的六十多个同事都为他的离职而感到惋惜。欢送会分男行员与八、九名女办事员两次举行。银行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了欢送会，鼓励他前程无限。
《在外地主》的稿费共五百圆。他用母亲的名义把其中的一半二百五十圆储蓄起来，剩下的还清了债务和周济了朋友，买了绉绸送给一贯协助他写作的织田胜惠。
虽然他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但是一旦真的被解雇，他这才重新切实地感到生活的不安，而更主要的还是想到会使母亲伤心难过，更加使他为难。他无法把被银行解雇的事坦率地告诉母亲。有一个时期，每天早晨他仍和平常一样，换上西服，装着上班的样子走出家门。
一九二七年发生金融危机以来，日本陷于慢性的经济萧条的状况。到了一九二九年，这一状况日益加深。民政党的滨口内阁代替了田中内阁以后，采取了协调外交、通货膨胀政策、产业合理化以及解除黄金出口的禁令作为他的基本政策，企图强行摆脱这一困境。通货膨胀政策和产业合理化是为了加强垄断资本而降低工人工资、解雇工人；靠加强劳动强度来降低生产费用和提高生产；并把中小企业改组成为附属于垄断资本的承包工厂。与此相关连，又于一九三〇年一月实施了解除黄金出口的禁令，其结果更加引起了新的萧条。
十二月十八日，多喜二开始写《工厂支部》，约定在《改造》杂志上发表。
这部作品取材于北海道制罐工厂。他费了相当大的苦心对该工厂进行了调查。
北海制罐工厂是当时垄断北洋渔业的三菱系统的日俄渔业公司的子公司，从业人员八百人，是小樽最大的现代化工厂，年产罐头皮一亿个，送往勘察加的各个罐头工厂和蟹工船，在“四·一六事件”前夕，曾由三名党员组织了工厂支部筹备会。
工厂的调查工作是在伊藤信二的帮助下进行的。伊藤曾长期在这个工厂工作过。他于一九〇七年出生在一个药材商人的家庭，在小樽中学念到二年级时，因为家里破产，父亲行踪不明，母亲神经错乱，所以进了制罐工厂当职员。他在“三·一五事件”中被捕，被工厂解雇，担任全小樽工会的书记。他还是一位诗人，曾参加“纳普”的小樽支部。
多喜二还和制罐工厂的工人详细地谈过话，另外还作过工厂的实地调查，非常认真地了解了生产的过程。在稿本中有一段调查资料的记要，上面记载着刨、车床的单锤、穿凿机以及旋床（正面旋床）等四十八种机器、工具的名称以及工厂略图、组织机构和人员配备等事项；稿本上还写着：“谨以此篇献给‘四·一六事件’的森良玄同志”。森良玄在“三·一五事件”后是小樽地区的党的干部。
一九三〇年一月三十日，他给《改造》杂志的编辑佐藤绩的信中，曾经谈到写这部作品的意图
“这一次的作品想起名叫《工厂支部》。如果说《在外地主》是‘新农民读本’，那么这次我是怀着写‘新职工读本’的抱负来写这部作品的。
“它取材于工厂——人们也可以说我是过于自信——我首先是要在这部作品中描写最‘资本主义化’的‘现代的’工厂、‘福特式’的工厂。迄今为止的很多写工厂的作品，都只是描写了存在着露骨的、残酷的剥削的铁工厂式的‘工厂’，而且大体上的情节也都相仿佛，我感到这些是公式化的作品。岩藤
[9]君等人的小说也有很多地方是如此。
“我在这篇作品中，接触到过去任何一个作家都未曾接触过的问题，如‘工厂支部’的活动、‘工厂新闻’的秘密传递、‘工厂委员会’的自主化以及‘健康保险法’和‘互济会’等问题，乃至‘共产党员进入工厂’、‘工厂代表会议’、常务董事和社民党等。
“又如过去的作品中所没有的‘特务’（混在党员中的特务）之类的问题，考虑到日本现代化工厂今后的发展时，这些问题决不能等闲视之。我想我的作品可能是大胆地写进这些问题的第一部作品。至于所谓‘产业合理化’这一目前正搞得火热的问题，也作为上述问题的背景而穿插进去。”
[10]
这一时期，他集中全部精力来写作，除《工厂支部》之外，还写了以下这许多作品：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七日，写短篇小说《救援新闻第十八号附录》（系《写给某人的信》的改作），载《战旗》一九三〇年二月号。
十二月七日，写《蟹工船》中译本的序文。
十二月二十一日，写杂感《北海道的俊宽》，载一九三〇年一月九日《大阪朝日新闻》。
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写评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新文章》，载《改造》二月号。写杂感《大选和“我们的山悬”》，载《战旗》二月号。写评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方向》，载一月十四日至十七日的《读卖新闻》。
一月二十一日，写评论《关于〈暴风警报〉和〈救援新闻第十八号附录〉》，载二月一日至四日的《读卖新闻》。
一月二十一日，写评论《宗教的弱点何在》，载一月二十六日《中外日报》。
一月二十三日，写评论《关于机械的阶级性》，载《新机械派》三月号。
一月二十六日，写评论《银行讲话》，载《战旗》四月号。
一月三十日，写短篇小说《田口同志的伤感》（系《田口回忆姐姐》的改作），载《朝日周刊》四月特别号。
一月二十二日写完《工厂支部》的初稿，二月反复修改，二十四日完成了这部二百四十页稿纸的作品。
他在三月三日给佐藤绩的信中说：“作品写了‘三·一五事件’后‘工厂支部’与共产党相结合的日本的左翼运动。这是以‘企业的集中’带来一个产业资本家的没落为背景，作为争取‘工厂委员会’自主化的斗争来描写的。”这部作品写的是：在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中，以现代大工厂——制罐工厂里的工厂支部的活动为中心，工人面对产业合理化与大量解雇的生活与斗争，以及共产党在“三·一五事件”后所采取的基本活动形式。
《新机械派》是一个进步的同人杂志。主要的同人有武田暹、野口七之助和胜见茂等人，多喜二和伊藤信二等也参加进来。它于三月五日创刊后，立即被禁止发售，仅出了一期就停刊。
从开始写《工厂支部》时起，多喜二就决心到东京去。他去东京还纠缠着和田口泷子的关系。
田口一直在小樽的中央饭店工作，颇受饭店老板的信任，收入也较好，但她希望能掌握某种技能，以便将来独立生活。这一方面是想能维持穷苦的弟妹的生活，另一方面她内心中也暗暗地打算要和多喜二一起生活。她和多喜二商量的结果，决定到东京进西式理发学校，并从每月的收入中积攒了去东京的费用。
多喜二请伊藤信二来接替自从一九二八年五月起就由他负责的小樽《战旗》分局的工作。伊藤曾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为了逃避搜捕暂时去过东京。后来他又回到小樽来，一直担任工会和“纳普”的工作。这时《战旗》分发的部数和多喜二把它藏在银行的更衣箱里分发的时期比起来，已经减少到一半以下，仅有十五六部。
他决定请几春别的幸田夫妇搬到若竹町的家中来居住，并请他们照料店铺和母亲等人。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和《蟹工船》在苏联已经开始翻译，《蟹工船》在中国由潘念之译为中文。附有作者序文的中译本于一九三〇年四月由上海的大江书铺出版，装潢与战旗社的初版本一样，遭到国民党政府查封，但不久又秘密地重印。
《工厂支部》发表在四月号的《改造》上，预定连载三个月，颇受好评。
他不断地以日本的解放运动和社会的重大问题作为自己作品的主题，他全力以赴地从事这一艰巨的工作，不断开辟新的领域。严格地说，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有其不足之处。但是，通过这些杰出的作品。他已成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性作家。
注释：
[1] 猪野省三（生于1904年），儿童文学作家。
[2] 高田保（1895—1952），戏剧家。
[3] 北村小松（1901—1964），剧作家。
[4] 土方与志（1898—1959），戏剧家、导演。
[5]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1卷，第65—66页，1954年3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6] 田中清玄（生于1906年）曾担任日本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长，后被捕。在狱中“转向”，被开除出党。
[7] 平林泰子（1905—1972），作家，早期参加过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后来转为右翼。
[8]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1卷，第81—83页，1954年3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9] 即岩藤雪夫（生于1903年），小说家。
[10]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1卷，第90页，1954年3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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