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回顾大生三厂工人歌谣的发掘经过 我出身于一个纺织工人的家庭，祖父母、父母都是大生一、三厂的工人。许多歌谣口述者，就是我所熟悉的前辈，歌谣反映着他们的亲身感受和斗争经历。记得在一九五六年，有一天母亲正在做针线活，她一边穿针引线，一边轻声地唱起来：“勿做生活造山歌，铜钿罚脱两角多。罚脱角子啥希奇，唱只山歌出出气！”我当时觉得这四句话很有意思，就把它记了下来，接着她又七零八落地哼了几段，内容很好，可惜不全。我就问，还有谁会唱这些山歌？母亲说：这很多，象黄秀兰，张来民、徐小芬、杨小妹等，多着呢。这些线索，我都记在心里。 一九五七年，我在初中毕业后，到大生三厂做临时工，担任职工业余学校教师。生活面广了，接触的工人也就多了。有时候同工人聊天，进一步了解到解放前大生三厂工人的生活和斗争情况。据老工人回忆，过去细纱间和摇纱间唱的山歌最多，粗纱间其次，织布工场也有一些。为什么细纱间和摇纱间产生的民歌最多呢？因为这两个车间生手多、童工、女工多，工资最少，生活最苦，劳动强度最高，工人斗争性也最强，所以造的山歌也就多了。在罢工的时候，工人们更是随心着意地自行编唱各种山歌，一边唱一边敲着筒管打节拍，这就是所谓“勿做生活造山歌”；领班和工头也奈何不得，赶了这边，那边又在唱，唱得更加起劲。歌谣，成了他们用以进行斗争的一种武器，在工人中起了激发阶级仇恨和鼓舞斗志的作用。这些生动的故事，使我产生了搜集三厂民歌的兴趣和愿望。 一九五八年春天，新民歌风起云涌，大量出现，党及时地号召采风。我当时在《南通市报》上看到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部长曹从坡同志的两篇文章。他谈到我们南通地区本来是一片良好的文艺土壤，有些老工厂有多年前的民歌，需要辑录；回忆对比，是群众的有效的自我教育活动，劳动人民可以用来教育自己，知识分子和学生也可借此培养感情，获得知识。这使我得到启发。这时《南通市报》副刊组写信给我，问三厂有没有解放前的民歌，希望我注意搜集。于是我将搜集到的一些守给《南通市报》，不久都刊出了。副刊编辑穆烜同志来信鼓励我继续搜集。曹从坡同志很关心这项工作，他要穆烜同志通知我到通会晤，在报社亲自和我谈话，给予鼓励。过后三厂党委派了工会秘书匡渭渔同志和我一起工作。就这样，我们正式开始搜集民歌。其间，厂里职工学校校长沈嗣仁同志也帮助我工作，提供了不少方便和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 在搜集工作上，我们首先采取了个别访问的办法，发现线索就跟踪追迹。我们访问了细纱挡车工张来民，记录了《十二月花名》、《十二月探妹》、《唐治先生》等。访问了三厂镇合作商店营业员黄秀兰（解放前曾在三厂细纱间做工）和退休工人蔡姑娘，记录了《苦工经》、《机匠阿哥心眼好》、《两相好》等。由于她们提供的线索，我们又着重访问了退休女工徐小芬和布厂老工人袁忠士，喜出望外地搜集了《苦恼景致》、《一条心》、《野鸡声》等一批出色的歌谣。这两位老工人都是当年罢工斗争和组织工会的积极分子。袁忠士老伯伯告诉我：有一年他生了病，躺在床上，却还整天地哼着“罢工山歌”。他以山歌来发泄内心的积愤，减轻肉体的苦痛，当病得昏昏沉沉的时候，嘴里还是不停地唱。老婆劝他：“亏也吃过了，罢工也罢过了，事体过仔也就算了，勿要唱了吧！”可是他抑制不住，嘴里起了泡，连吃东西都困难，却还要唱。徐小芬妈妈唱《罢工经》（即《苦恼景致》）是一气呵成，我速记下来的。那天在三厂广播室里，她唱得从容不迫，抑扬顿挫，十分感人。后来，我们找到一份旧档案《大生第三纺织公司为报告工潮经过致各界书》，其中录有劳方作为传单印发的民歌《大生三厂工人苦恼景致》；两相对照，基本相同，徐妈妈记忆力实在过人，也证明歌谣的生命力是如此之强！除了个别访问之外，我们又利用退休工人每月定期领劳保费的时机，开了几次小型座谈会，记录了不少歌谣。平时，我们还利用各种机会接近工人，同工人闲谈，知心着意地启发他们唱民歌，并且以歌引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九六一年七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三厂党委根据市委宣传部的指示，要我把搜集到的民歌编成一部集子，作为内部资料印了出来，取名为《大生三厂传统歌谣》，共收五十五首。 一九六一年十月，大生三厂为庆贺开工运转四十周年，党委分别召开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会，劳动模范座谈会和老工人座谈会。在这些座谈会上，搜集了《三拜》、《圆格说成方》、《命苦来做厂》、《眼泪簌簌落》、《车边咽饭团》、《三句话》、《牙齿咬得格格响》等歌谣。那时，我还用录音机录了两卷磁带。这样，在整理的时候，可以尽量保持原样，保持口语的特点，字、词、句、韵，都可以从容推敲研究。在一九六二年二月，我将这一段时间搜集到的歌谣，编印了一本《大生三厂传统歌谣续编》，也算作庆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献礼。 一九六三年五月，我离开了大生三厂，而搜集民歌的工作并未停止。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因搜集、发表民歌而被挂上“文艺黑线”，遭到株连，受到批判。但我搜集民歌之心未死。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我在三厂镇新东街居委会，找退休的工会干部朱银泉访问，记录了《经理坏良心》、《东洋大班》、《弄伊纱厂开勿成》等歌谣。一九七二年十月至十二月，我去民歌手张来民家里串门走访，含泪诉说了身背搜集“黑歌”罪名的遭遇，并口问笔录了《吆班勿成生活苦》、《我俚一定开大仗》。张来民老妈妈深情地安慰我说：“要说山歌真勿真，问问我俚老工人，让我唱拨伊听听。”又说：“只要你记下的山歌是实实在在的，就勿要担啥心，用勿着怕。”干脆、朴素的语言，使我眼明心亮，感到温暖，增长了信心和勇气。接着我又找居住在三厂镇上的理发业退休工人刘宝明（曾在一次工潮后被除名）访问，记下了《官司打到南京城》等歌谣。至于《大生财》、《派停工》、《恨抄身》等，是陆周英、徐连英、高兰珍、黄翠娣、陈翠英、吴秀英、周美云等退休工人提供的。这在当时，实在是很寂寞很清苦的一种工作。 有一次，我偶然看到海门县红旗中学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编印的《教改通讯》，上面有黄为群同学的一篇《通棉三厂的今昔》，文中引用了搜集的民歌，原来当地的中学生也在采风了。这恰如空谷足音，使我于寂寞之中感到一点欣慰。我更坚信三厂民歌是不会消失的。我耐心地等待着春天的来临。 这一天终于来了！在声讨“四人帮”罪行的日子里，我于一九七七年五月，充满着激情，在上海兴奋地汇编三厂歌谣的第三集。为慎重起见，我于一九七八年春节专程到三厂，同茅定珍、吴榕、沈嗣仁、倪国祯、秦雅琴、李焕若等同志一起，对歌谣逐首过目，研讨有关注释，作了一些校正工作。这使我又一次尝到集思广益的甜头。大家对歌谣的严肃认真的态度，使我由衷地感激。 对这些歌谣，我们在搜集时，做到忠实记录；整理时，慎重对待，字斟句酌。在编印中，一般均保持原样，即使有费解之处，也不加改动。有时候发现一个句子有几种说法的，就选择其中最好最适当的一句写定。如《鬼打墙》中的末尾一句，原是有“楣头触足倒贴工”和“牌子一挂就罚工”两种说法，经过研究，觉得后者与上面第三句有四个字重复，而且不及前者有力，因此就决定用前者。这样的例子在整理过程中是屡见不鲜的。 这些歌谣大部分反映了工人的痛苦生活和斗争，有一部分是描写工人的爱情生活或是工厂的一般情况，也都具有工厂的特色。其中或有感情不一定健康、观点不一定正确的地方，但是为了不失真，便于研究，都不加以改动，而保持了原样。有几首歌谣在报刊上发表时，曾作过字句更动，经过查核，发现有些改得和事实不符，意思也走了样，这次汇编仍恢复了原样。也有几首由于老工人年事已高，记不清楚，因此只能记录个片断。这些，还有待于继续发掘，使之完整。 这些歌谣，有的是用现成小调唱的，有的是随便哼哼的，并不是全部可唱，而是有说有唱。其中，有的现在只有个别工人会说会唱的，都注明了说唱者的姓名，有许多人会说会唱的，则不注说唱者的姓名。某些史实、名词和方言，外地人或厂外人不易看懂的，一般都加以注释。但是也有些费解的字句，由于年深月久，流传中可能有误差，因此老工人自己也说不清楚它的涵义，这些只好存疑，不加注释。 三厂歌谣自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在《南通市报》发表一部分之后，得到了不少有关单位的关心和帮助。原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文学研究所和江苏省民间文学研究会，都写信给我，并赠送有关书刊，予以鼓励。南通市文联编印的《跃进之歌》曾经收入了一些。《雨花》杂志先后三次刊登，并发表文章介绍。中共海门县委革命史料编辑室，也将我们寄去的歌谣，收在油印的《海门县民歌选集》里。《新华日报》、《工人日报》、《民间文学》等报刊相继刊登，并有编者按和专文进行介绍。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江苏传统歌谣》，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扛起红旗打天下》（江苏革命歌谣集），都收录过一些。当老工人袁忠士和曹二师傅，拿到一些刊物寄来的发表他们口述民歌的稿酬时，紧紧握住我的手，十分激动地说：“想勿到，真是做梦也想勿到啊！从前我俚唱山歌要罚工钿，今朝仔唱了山歌还有赏哩！” 粉碎“四人帮”以后，南通市文联于一九七八年写信给我，鼓励我继续搜集民歌；接着又于一九七九年，在《紫琅》创刊号发表了三厂民歌和穆烜同志的文章，从而使三厂民歌恢复了名誉。当时，我的眼睛禁不住湿润起来。 我还得感谢省、市文艺界的许多前辈。除了曹从坡同志，省里的钱静人、章品镇、周正良等同志，市文联季茂之等同志，或多方鼓励，或著文介绍，或推荐发表，他们是三厂民歌的知音。 穆烜同志更是二十多年如一日，把搜集、整理三厂民歌当作本分工作，自始至终，勤勤恳恳，倾注的心血，花费的精力，难以用笔墨来描述。最初，我们只是编者和作者的关系，以后发展到把搜集民歌作为共同爱好的事业，鸿雁传书，往来甚密，建立了宝贵的革命友谊，我把他当作自己的老师。“文化大革命”中，我虽与他数年不通音讯，却时在念中；一旦晤面，相对唏嘘，而所谈仍为民歌，“不思悔改”的态度也是一样。 我每次重读这些歌谣，总抑制不住精神上的愉快。我在歌谣中看到前辈工人的精神风貌，看到他们纯洁的心灵和崇高的感情，我因此也就清醒、充实起来。我在搜集民歌的工作中受到教育，得到鼓舞，从而时常以此解剖自己，坚定信心，站稳脚跟，继续前进。 二十多年来，我从一个无忧无虑的青年，进入了鬓发花白的中年。这些年来的生活道路，特别是“四人帮”的造孽，使我饱尝了酸甜苦辣。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更加热爱今天的幸福生活，更加热爱我们的党，更加明确前进的方向。我一定要学习前辈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刻苦磨砺，努力当好一名普通工人，同时责无旁贷地做一个业余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四化建设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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