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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工会问题的总结
（1921年3月14日）
亚·加·施略普尼柯夫
有人竭力想驳倒我们的论点，但论据无力，当然他们就只好使用各种非常不可靠的文件。这样做的不只是布哈林同志一人。他最近在代表大会上事业了大量不可靠的文件。还有托姆斯基同志，他回想起了两年前在内部会议上发生的事情。这件事他既然开了头，那么请允许我来讲完并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过去是召开过一次负责工作人员的内部会议，如果我们为了设法抨击对手而谈到内部会议，我们是不会说出任何秘密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对手利用这一点，那么我认为我也有权稍稍泄露一点这个秘密。在那次秘密会议上谈到有些人用机枪式的语言同工人谈话。我当时大声地对全体同志说：我们用这种方法——那时还没有发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习气”这个词——同工人谈话是不可以的。那时有人硬说我，——这类事现在也时常发生，——想要领导不满的工人群众。对此我们回答说：“即使如此，那又怎么样呢！”领导不满的工人群众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看来，这就是说，不能忽视那股不满的自发势力。它是存在的，必须从上面——如果你们不希望从下面迫使你们——结束那些不成体统的行为，因为它们是在我们的工厂里引起自发势力和不满情绪的根源。我还是要奉劝你们不要进行投机，说什么那次会议和一些秘密消息同这一纲领有特殊联系。
工业化主义的思想对我们来说始终是格格不入的，我从来也没有赞同过这种思想，而托姆斯基个人支持这一思想并将其拥护者引进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所有工业化主义者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内——在主席团及其各个部门中——都是最积极的工作人员。如果谈到这件事，那末托姆斯基应该看一下自己的办公室。有趣的是，工会国际委员会主席，除了散布一些流言蜚语，在这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向你们提出来，却责备我不访问莫斯科的工厂。我是全俄五金工会的主席。所属工厂有两千个。假如我必须亲自去每一个工厂，光是从一个工厂走到另一个工厂至少就需要五、六年。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中这些轻率的人却建议我们改正错误，开始这样去做！我们总感到时间不够，有时甚至没有时间同从各地方来的代表同志谈上几句话。这样的指责完全是恶意宣传。（有人喊道：“那么一年去工厂三个月呢？”）不仅一年去三个月，而且永远在工厂也行。工厂、工作永远吓不倒我们。但是现在这一点不那么容易做到，因为整个工会的责任压在我们身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你们没有分歧，我们将比你们更快地到工厂去，——分歧并不在这里。托姆斯基忘记了，在什么时候之前，我们同他是一致的，从什么时候起，开始产生了分歧。一谈到执行不执行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工会代表大会所确定的政策的时候，我们同托姆斯基总是经常发生分歧。据梁赞诺夫对托姆斯基的评定，他是无原则的人：无论托洛茨基，无论什么人，只要通一次电话，就可以把他说服。危机在于，在我们的全俄机关——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有关组织和生产方面的决定中，至今还没有统一的坚强的意志。我们根本看不到它的领导和指导，我们根本没看到它帮助各级工会机关解决那些应当解决的问题。即使在这方面我们也没有看到过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帮助。这大概比你们收集起来反对“工人反对派”的一切谣言更糟些。
现在谈谈关于“整刷”。请从地方来的同志，矿工回忆一下，他们在矿工代表大会上是怎样被“整刷”的。“十人小组”运用了自己的党组会议和一切手段，也出色地运用了托洛茨基同志介绍的那些方法。在反对党内工人方面，你们的一致比分歧要大得多。
布哈林在这里提到了仿佛为施略普尼柯夫所赞同的提纲。布哈林被预先告知说，这份提纲是地方创造的成果。我自己遵循这样的规则：如果我同意并且赞成某个东西，就在这上面签字。所以应当认为，我赞成的只是上面有我签名的东西。当布哈林宣读这个提纲时，坐在我旁边的托洛茨基发觉就在这个提纲里有许多与“十人提纲”相似之处。也可以把这种主观的解释用在布哈林身上，可以把他的提纲中的某些东西删去，可以讥笑某些东西。这是一种不诚实的论战方法，这种方法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应该避免。为什么在需要批评自己的对手时而不是根据在他们直接有关的文件，而引用其他不可靠的文件呢？我建议大家更好地了解一下我们实际提出的东西。
我们的纲领与在这里提出的其他纲领相比较，是完全以另一种原则为基础的。我们感觉到工会运动的弱点在于，我的活动没有得到下面应有的支持。这是每个工会会员要说的。有人在这儿谈得很多，说我们的活动是教育活动，工会应当成为共产主义的学校。那么请把这个学校的大纲给我们看看吧。这个学校应该与统一的劳动学校、工农速成学校以及其他教育机关有所不同。这个学校就是生产并且应当是生产。把无产者吸引到生产中去，使每个在机床和机器旁工作的无产者同生产联结起来，通过那些螺丝钉和轮子，通过齿轮和转轴使每个无产者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与建设事业和整个国家的管理联系起来——这就是实际上的共产主义学校。这个任务托洛茨基的纲领不能解决，“十人纲领”更不能解决。
列宁同志发表意见说，应当从“工人反对派”那里吸收很多人来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应当把他们安排在专门同这些官僚进行斗争的机构里。我们说，这肯定不会产生什么好结果。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办法，不是叫人从一把椅子移到另一把椅子上，应当用一种专门的制度来对抗这种官僚主义制度。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提供组织国民经济的另一种制度——完全依靠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主动精神的制度。不管别人怎样向我们大喊大叫，说这是“委员会癖好”，——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没有任何“委员会癖好”，我们努力设法在每个工厂成立能组织生产和管理工厂的统一机构。我倒想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成了“委员会癖好”的敌人？在工会代表大会上我们将选举管理机关，在国民经济方面我们也建议采用同样的方法，召集工会代表，当然，还必须像我们通常所做的那样通过各党组进行；预先物色好那些我们根据自己经验以及其他理由认为比现在所提出的人选更有能力管理国民经济的人。这些就是我们打算做的事。我们要利用在我国、在全国各地、在组织我们的国民经济方面现有的千百万人的经验。
任何别的派系都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所有在这里发过言的同志，都把自己的全部建议集中在机构上。批评过我们的安德烈也夫同志，——他提出什么呢？他说：“办公室很糟”。季诺维也夫同志无疑也将谈到办公室、打字机和汽车的管理，并且不会超出这个范围。我们把注意的中心转移到工厂方面。应该在那里开始组织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组织工作就应该从那里，从基层、工厂开始。在那里我们可以加强我们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这里没有别的建议。只对我们为什么感到窒息这个问题提出一些修改。我声明，——并且认为我的这个声明将不再是空谈，——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或是我们的工会仍将处于我们党的思想和精神的领导之下，或是，如果你们将在原来的位置上像现在一样裹足不前，我们将被这股自发势力所淹没，而党员工会工作者将离开工会的队伍，像现在工厂里正在发生的情形一样。现在，共产党员正在被逐出工厂委员会。我们工会的基础——工厂委员会——在渐渐变成非党的，同志们，这是因为我们给予我们的工会基层组织和我们党的基层组织的权太小了。我们还观察到更糟的事情。我们把一切伤脑筋的事加在基层组织的身上，在群众面前就产生这样的问题：支部、工厂委员会是我们的敌人，而那些主任——往往是原先的工厂主或者以前在这个工厂工作过的工程师——是好心肠的老爷，他们能够既为你提高工资，又增加口粮，并且为不上班开方便之门。在地方上就存在着这样的相互关系。这种有害的现象正在威胁着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国民经济。应当使工会以及我们工厂的和党的基层组织有更多的权力，并且能够在组织我们的国民经济方面进行监督。
译自《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196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85——389页
根据《“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文选》（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 出版1984年8月第1版，书号 11001·631）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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