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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中央的政治报告时的发言
（1921年3月9日）
亚·加·施略普尼柯夫
昨天，列宁同志从这个讲坛上向我们，“工人反对派”的代表们，抛出了一个问题：“工人反对派”中的所有的同志是否都同意某些工人的一个意见，即现在我们需要最大限度的团结？我可以声明，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否认需要这种团结，为了清楚地表明这点，我们恰恰要用自己的事例、自己的团结来加以证明。但是，同志们，仅仅在形式上承认需要团结，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肯定，现在尽管存在着形式上的统一，但在我们党内并没有党员和党的领导机关之间的有机联系。我不仅可以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而且可以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而这样说，这一点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过去，在革命前的时期，在我们党的生活同样困难的时刻的那种党内的紧密联系，现在没有了。同志们，奇怪的是，这种有机的脱离却发生在我们党拥有一切技术手段的时刻，我们有无线电、邮政、电报，成千上万的党的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构啊！尽管有这一切完善的手段，党内却没有例如不久以前即1914和1917年时有过的那种紧密联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是否记得：当我们的领导中心甚至不在俄国，而它又只拥有微不足道的手段的时候，那时候，每一句话，每一份秘密出版的传单、每一个小文件都由我们的各级党组织送到了彼得堡、莫斯科、顿涅茨矿区、乌拉尔等工人中心；那时我们虽然没有一切技术手段，却常常碰头。那时，紧密联系，思想和感情上的统一，一切我们都有。而现在却没有。列宁同志，正是这种情况造成了您在这里所说的“工人反对派”。
我们在国内和国际政策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没有分歧。列宁同志，我们接受报告的这一方面。但是，我们在策略问题上，在实现我们的总的政治路线的方式上，有许多分歧。在这个基础上可以看出，城乡广大劳动群众常常转而反对我们。在国内战争时期所使用的那些工作方式，不仅使我们无法实现吸引无产阶级的一些广泛的集团参加苏维埃建设这一纲领性要求，而且肯定地正在促使它们离开我们和我们党。这种情况使得我们——我们非常接近工厂和制造厂中的无产者的广泛的团体——不能不大声疾呼：要注意我们面临的脱离群众的危险。
在党代表大会前进行争论时，我们已听到了一切。人们在这里给我们扣上的帽子、对我们进行的影射和诽谤，并不使我们感到难以为情。我们了解自己也非常了解我们是在跟谁打交道。
面对着我们遇到的种种困难，我们首先必须整顿和紧密团结革命的先锋队——我们俄国共产党的队伍。但列宁同志所走的道路不会引导我们达到大家所希望的统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如果说您在自己的分析中公然把“工人反对派”、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地地道道的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混为一谈，而且把这一切加在我们头上，同我们联系起来，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您是不会建立起我们党内的统一的，您只会使现在在座的工人感到万分痛苦，而且结果会把站在他们背后的工厂和制造厂中的工人推到一边去。
同志们，情况并不是像列宁同志所描绘的那样，我们建议大家要非常小心谨慎地、更加严格认真地分析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时刻的每一个现象。斯克沃佐夫同志是对的，他指出了这个缺点，那些把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同“工人反对派”混为一谈的同志是不对的。这种作法破坏说话的人的名誉，无助于弄清我们看到的种种现象的基本原因，而把整个事情搞糊涂了，把思想推到矛盾的网中去了。根据报告人的意见，那么在咯琅施塔得事件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才是革命的光荣和骄傲。受了影响的不是别人，而是彼得堡的无产阶级——不久以前还恰恰是作为季诺维也夫等同志的广告的无产阶级。那些同志曾经声称，彼得堡的无产阶级摆脱了一切反对派，尤其是摆脱了“工人反对派”。彼得堡的无产阶级、红军战士和水兵们是“革命的骄傲”，他们的身上应当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事业的一切印记，但即使在这个中心，却没有这种情况。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支先进的无产阶级受到了影响，当然不是“工人反对派”的影响，不是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的影响。对待这样一些现象应当小心谨慎一点。
现在我们党内存在着的机体上的疾病就在于，我们的各个中心脱离党员群众，而整个党的机构又脱离工人群众。这种疾病的迹象中央委员会本身也有。对“工人反对派”发出的种种责难，如说什么你们在关于工会运动党内争论时表现不好，你们使党感染上了工团主义毛病等等，我们必须坚决予以回击，我们要提醒说：我们只写过一次提纲而且是最后写的，而你们中央委员们却首先写而且写了许多。争论不是我们挑起的。我们只是步你们的后尘，但提出了保证革命继续向前发展的意见。让我们在这里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吧，不过毫无根据地斥责我们是工团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那是不体面的！把我们同某些骚乱或目前在工人区的唧唧咕咕声中表现出来的不满情绪联系起来，这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很不正当，是蛊惑宣传。莫斯科委员会的书记雅柯夫列娃同志辉告诉你们：是什么人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工人区的这些骚动，而在一些最重要的场合下被吸引过去的又是什么人。她会告诉你们，这经常是在“工人反对派”的帮助下干的。“工人反对派”起消防水龙的作用，因此，在这一方面应当公正。我们可以告诉你们，莫斯科和其他工人城市中的不满情绪的原因，不在“工人反对派”那里，而在克里姆林宫。有一系列的事实说明这一点。这些误解的某些原因，使我们要求对某些人实行审判，由革命法庭实行最认真的审判，可是，这些人在这里却受到普遍的“尊敬”。只要稍微企图说明一下情况，事情就是这样。
列宁同志和克列斯廷斯基同志在这里提出的一些问题极其重要。在几分钟之内无法一一谈到。我想，下面发言的同志也会对它们给以应有的注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里谈了关于从战争情况过渡到和平情况的困难，并且指出了在国内政策中必须随机应变。
“工人反对派”非常了解这种政策的一切困难，但是我们必须声明：列宁同志谈到了一些错误，说是我们不善于分配我们的粮食资源，仅仅这样简单地承认事实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知道，在粮食人民委员部里并非我们的一切事情都进行得很好，而且，这种情况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曾向一些在粮食人民委员部中做工会工作的同志嚷了一年多。在粮食人民委员部里，我们的物资不但分配得不正确，而且是用罪恶的办法搞来的，还腐烂了。
且让我问一声：瞿鲁巴受到了审判吗？他还没有。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以后，他会受到审判吗？我不知道。但如果那样做的话对于其他许多人是大有教益的。
恐怕助长了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的，正是这种政策，可是有人却轻率地硬把我们同它扯在一起。关于燃料方面的情况也糟糕透了。这无论对谁来说都不是什么秘密了。可是在这些机关中并没有“工人反对派”。我们不可能把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带到那里去，但是我们知道，今后那里的情况还会一团糟，因为这些机关比其他一切机关都更加疏远工人组织。
这些机关害怕工人监督，现在我们尝到这一政策的后果了。如果今后我们对事实加以分析，那么，也许在评价一些现象方面，现在我们之间存在着的分歧，将来就不会存在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许您在总结中会明确地给我们说明自己的论点吧？
可列斯廷斯基同志曾多次着重谈了关于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成分的材料，而且举了我们的一些省委的人员情况为例。我对他的结论的正确性颇抱怀疑。各地的许多现象表明，情况与可列斯廷斯基同志建议承认其为无可争辩的事实截然相反。中央委员会企图驳倒人所共知的一点，即我们的党正在蜕化——一些与我们格格不入的分子涌进了我们党内。党的社会成分正在发生激烈的变化。威胁着我们的，不仅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影响在加强，而且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性正在我们党内建筑非常牢固的窝巢。这一方面的证据俯拾即是。
让我们诉诸事实和数字，例如，看一看在著名的彼得堡（过去人们爱说到它，而现在却不说了），看一看那里最先进、最革命的工人——五金工人中有我们党的多少党员。不过百分之二。我有关于莫斯科冶金工业的41个工厂的共约22000名五金工人中的党员情况的材料。你们看，我们在这些工厂工人中有多少党员？——百分之四。这是一些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的情况，那些部门中的无产者过去一直是革命的领袖，而现在他们当中支持我们的人所占的百分比却如此之低。应当对这种情况给以特殊的注意，而不要一味敲打“工人反对派”。应当善于吸收工人入党，而且不是吸收一些只自称为工人的人，而是现在同我们的工厂和制造厂有密切联系的人。
我们的中央委员会知道这方面的情况很不妙，但不仅不能吸收新的无产者党员，而且甚至不能留住那些经过我们的广大国家的各个角落千千万万工人的努力已被吸收入党的人。看来，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城市和省份没有大批工人退党。中央委员会采取了什么措施来阻止这种现象呢？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中央委员会似乎是对这种现象视而不见，它发表一篇一篇关于党员数目在增长的报告，只是力求表明，我们在增长，在增长……但这是靠牺牲质量而求得的数量的增长。在这里，中央通过克列斯廷斯基同志之口回答说：我们党内有农民、职员，而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分子则几乎没有。的确，如果根据有关的人填的履历来判断的话，情况也许是这样；但当你们仔细地去抠一抠这些材料时，那么你们就会发现，不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成分也算作“农民”和“职员”了。
党的工作的方法也需要彻底改变。必须立即结束党的工作中的一长制、停止依赖全权代表。中央委员会老是借助委派制和全权代表同地方作斗争。中央委员会从来不帮助地方，不教育地方的工作人员。现在是依靠全权代表和委派的人办事，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种政策的后果如何，你们可以从你们所依靠的人那里了解到。也许斯米尔加和别洛博罗多夫同志会到这个讲坛来给我们谈谈自己的经验。这样的办事方法所造成的情况是：在党和苏维埃机关的上层有极少数人累得精疲力竭，忙得不可开交，他们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而其中的个别人则从一把椅子上换到另一把椅子上。关于吸引下层，关于利用地方的经验和新鲜的力量，说得很多，但在这一方面做得少。斯切潘诺夫同志说，我们把地方的人抽调得空空如也，这话是对的，不过要附加一条：我们把地方的人都抽调空，其目的是要把从地方抽调来的工作人员变成坐办公室的人或追求升官发财的人。
这就是我们建议要加以治疗的一部分疾病。这里有人企图利用党的纪律进行投机。我们当中还没有发生过破坏党的纪律的事，当中央向我们下命令时，我们就回答说：“服从”。我们承认这个纪律和统一的公式，并且认为它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不仅有形式上的联系，而且有过去我们党内有过的那种思想上的有机联系。不是潜藏在我身上的浪漫主义这样说，而是简单的、实际的无产阶级敏感要求这样做。我参观过一些工厂和制造厂，由于做工会工作，我接见过全国各地的一些代表，我常常感觉到这一点，但是，我们不像许多胆小怕事的同志那样，慌慌张张跑到办公室去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话，而是提出整顿我们的队伍和改善我们的相互关系的一系列实际措施。如果你们愿意脱离最广大的群众，如果你们愿意同革命的自发势力割断联系，那就请你们继续像以前那样干下去。你们再迫害“工人反对派”吧，再诽谤我们吧。我们还认为，撇开受到反革命分子剥削的无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这只会招致失败！我们不应撇开遍及俄国的自发势力，而应研究它，那么也许我们就会在我们的方法中、在我们的中央机构中找到它的罪魁祸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到了关于我们对外关系的一个小问题。我已不止一次讲过，同志们，你们也知道，对外关系是不归“工人反对派”掌握的，所以，在这方面要责备我们把什么事情搞糟了，那是不行的。我和许多同志都曾有机会在国外接触到我们的一些代表。我已不止一次讲过，这些代表机构杂破坏我们的名誉，在国外破坏我们的革命的名誉。我们曾不得不多次在国外声明：“请不要根据这些人来判断我们的共和国”。列宁同志说过，应当从国外定购机器、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好极了。可是目前在用拨出的款子定购什么呢？我的皮包里有某些材料，——而这些材料并没有跑到监察委员会里面去，索尔茨同志雄辩地说服我们：为什么不应当让这些材料跑到那里去。原来在国外定购的是：月桂叶、胡椒、越橘茶、小轿车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保存这些文件的阿瓦涅索夫同志并没有因为这种行为而受到审判，也许，除此之外，还要再拨给几百万哩。
同志们，情况就是这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假使我们把全部精力用于同在国外的和在这里即在国内的这些现象和分子作斗争，那么‘工人反对派’就一定会同你们非常团结一致和同心同德。请不要同我们作过火的斗争吧。也许，你们在这里（红草按：指1921年3月的俄共十大）会把我们压下去，把我们打垮，但是，你们如果这样做，那就只会招致失败。
译自《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196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71——76页
根据《“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文选》（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 出版1984年8月第1版，书号 11001·631）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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