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八十四 学大寨
由于张庄陷入派性冲突中，粮食产量无法超过300斤的水平。至于大规模基本建设，专业队，公社核算，或把北方变为江南之类问题，如果不是不着边际的话，似乎也是条件不够成熟。然而，大寨是在比张庄还差的条件下起步的，而且大寨农民完成大部分工作用的是双手加炸药。的确那儿有些经验值得张庄人沉思。无论如何，党的领导人鼓励张庄人学大寨，所以他们开始进行那项工作了。
学大寨的最好办法就是去大寨参观。去大寨路途并不遥远，乘汽车越过一些巍峨的石灰岩大山，只用一天时间就到了。一九六九年，公社组织了一个代表团，给张庄留下了十个名额。
由于有十一个人渴望去大寨，党支部书记李快腿就主动让一位小队队长去了。他并不是不想学大寨，他是想把第一次机会让给别人，但是后来批评者攻击李快腿逃避参观，说他不喜欢大寨，有机会也拒绝去参观。
秦快嘴去参观了大寨，但是后来有人批评张庄方法时，秦反驳：“只要能多打粮食，大寨路、张庄的路就是好路！”
人们利用这种言论攻击他，把它当作对抗公社、市、地区、省以至对中央的证据。可是他们从没有把这些说法的原委搞清楚，可能秦的话似乎还没有王文则关于去见毛主席的话更具破坏性：“即使你们能去北京，如果不在地里苦干实干，张庄的庄稼也长不好。”
不过，去大寨和取回真经是两码事。参观模范集体，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宣传模范农民和劳动英雄形成的一种习惯。短短数年，就有数以千万计远近各异的人们去参观过著名的生产和创造的光辉典范。参观大寨往往能结出丰硕的果实，但一无所获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即使一个人被他的所见所闻的的深深打动，但要把这些经验运用到所在大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有人也曾就此写过一个顺口溜：看看激动，听着感动，回家不动。
我们在张庄听到当地一个农民参观红旗渠的故事。他被看到的情景感动得简直等不及回家了。“我们修的那条小渠微不足道，比用脚指头在地上挖个小槽强不了多少。等着看吧，我们会完成大工程的！”
可是在归途中，家务事开始挤进他的脑子里。他回家一开门，发现他妻子在朝着孩子们大声嚷，原来孩子们和往常一样互相对着喊叫。面对现实，修渠的宏图大略，顿时烟消云散了，他再也没有搞过什么大工程。
这种现象，并非绝无仅有，人们在另一首顺口溜中作了总结：会上全心全意，路上半心半意，到家忘得一干二净——无心无意。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先进大队往往太先进，落后者无法迎头赶上。要一大步赶上显然不可能，小步前进根本不可信，因此很快就畏缩不前了。人们所需要的是长远的循序渐进的发展计划来提高生产水平，即具体措施，扎扎实实地工作。通过召开群众大会，高喊激动人心的口号，进行个人动员来制造一种热烈气氛是应该有帮助的，但是这样的动员往往没有产生什么具体的成效。于是热情很快烟消云散了，这样组织者要再次鼓动群众就难多了。
这正是张庄人去大寨参观时发生的事情。大寨小队长早上既不需要摇铃叫人们起来，也不用挨门挨户去敲门。人们就自己主动下地劳动了，而且不需要别人监督。大寨的庄稼一片墨绿色，反映了他们的土地肥沃，管理精心。他们把高昂的士气，茁壮的庄稼归功工分制度。这种制度是全大队社员采用会议自报形式，每年互评一次，然后根据出勤记录，相互确定各自的工分。这种工分不变，不需要任何记录，只要出勤就行。
然而，张庄人设法试用这种工分制时却失败了。张庄人互不信任，彼此不讲真话，他们自报工分是本着争取朋友，影响他人，避免激怒别人的精神，他们的会议也由于同样的缺点而失败，总体结果是，他们平均了工分，消除了正常的差异。这样，迫使一些挣工分永远比他们应该挣的多的人处于守势，而又迫使那些挣工分总比应该挣的少的那些人，处于攻势。最后大家都牢骚满腹，粮食减产了。
如一个农民总结说：“大寨绿油油的庄稼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我们没有能懂得这是因为人们的心是红的。大寨是政治挂帅，我们这儿常常是工分挂帅。”
第二次参观大寨后，张庄农民带回了改善住房条件的决心。大寨人为大家都修了坚固的石窑，预计能用两千年。张庄人倒不致于如此生搬硬套，为自己修建窑洞，毕竟他们不是住在黄土山沟里。他们决定修盖许多新房子，尤其是给新婚的青年一代。他们盖的这些房子比旧房子高大宽敞而又漂亮。新房子改善了生活条件，但受到各方面的批评，因为这种做法并不是以增加生产，使更加繁荣兴盛。
大寨的口号是：先治坡，后修窝。
而张庄人盖了几十幢新房子，土地却没有改进，产量也没有提高。实际上新房子减少了生产量，因为房子占用了大队周围上好的耕地。
参观大寨容易，赶超大寨难。去参观虎头山上七沟八岭的人们，几乎总能学到一些东西，但是，当他们回到村里应用时，结果往往走向极端。没有大寨大队社员高度的团结和政治觉悟，而效仿大寨工分制，几乎总是导致极左的“平均主义”，“按劳取酬”原则的分配制度，走上了极端平均主义的方向，不是“按劳”而是“按需”分配。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为漂亮住宅而感动，回到家仿效大寨大量投资建设住宅，这就犯了右倾主义的错误，这是在生产不能维持，不能保证这样消费的条件下，过早强调消费。哪里的产量仍然很低，哪里集体的人力物力就必须集中用于提高产量，解放农业生产力。把资金转入住宅建设，只能使生产永远停滞不前。
大寨的主要经验，可能就是首先集中精力发展农业生产，把副业放在次要地位。但是甚至这个显而易见的经验，张庄的参观者都没有学好。并不是张庄领导没有在口头上讲清楚，人人都很清楚，加强农业是首要任务，农业以粮为纲，但是在实践中，大队最大的精力，大部分创造精神和最强的劳力几乎总是放在副业上。无论人们是不是重视副业，副业发展了。那是因为搞副业总比下地劳动得到报酬更加直接而可观。中央的方针把搞副业的劳力限制在总数百分之十五以内，而张庄有时竟有百分之四十的劳力搞副业。
无论从任何意义上讲，张庄都不再是偏僻的乡村了，而是座落在中国发展最快的工业中心的一个郊区村庄，公路、铁路、机务段、水泥厂，铁三局工人正在建设的东西方向的长邯铁路线，太行锯条厂，往北三华里的长北站的综合企业，都标志着都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工业、交通网、狂热的建设速度，都需要技工和非技工劳动力。此外还需要各种产品，尤其是附近大队可以轻而易举提供的建筑材料。比方说，砖的需求量很大。上党平原的土壤非常适合制砖，烧砖用煤又便宜，因此几乎每个大队都建起一、二个砖窑。这些砖窑既提供家用砖，也为四面八方工业建设大规模供应砖。
张庄砖窑一年到头雇用十或十二个人。更多的人外出赶平车搞运输，这个队可以召集二十辆平车。他们包工拉货，只要能拉得动，就什么也拉，往水泥厂拉石子儿，从水泥厂拉水泥，在长治北站来回拉货，如：煤、生铁、钢条、钢筋、砖、许许多多的砖瓦以及其它产品。一个备有骡拉大车的小组，三个骡子一套，长途运送类似的货物，一个由十几个人组成的装卸小组在长北卸货，按装卸吨数计酬。其他人员短期包工干各种各样的工业方面的工作。同事们去长钢截钢条，去轧钢厂切钢筋。
包工最挣钱，一九七零年民兵林耀龙带领五个人去长钢用焊枪切钢筋，他们干了三个月，六个人挣了7 041.75元，电石气费用1 311.85元，交给大队3 538.9元，每人各分181个劳动日，（工作一天挣一个劳动日），然后他们平均分了2 191元，每人分365.17元，整风运动期间，批评者指控他牟取暴利，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上述工程都属于大队副业范围之内，参加者集体参加劳动。他们可以上交现金记工人或每天交一定数目的现金，剩余的钱个人分配，当林耀龙去长钢时，他结合了这两种方法。
张庄的其他人出外，当所谓的“临时工”，不是以小组为单位，而是个人单干。雇佣他们的厂家把工资付给大队，他们在自己所在大队记工分。大队为附近工厂提供合同工，他们的工作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临时工”，而是相当的“长期工”合同有效期长达二、三年。这些工人叫作“临时工”，是为了把他们和正式的工人区分开。正式工人有可能被称作“任期”的资格，享有正式雇员全部权利，特权及附加津贴，临时工没有什么权利和特权，没有附加津贴，因为他们不属于所在的工厂，而是属于他们来自的大队，这就是说，市里把他们划为合作社的居民，而不是工厂工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没有粮食供应，在工厂诊疗所没有免费卫生保健，没有送子女上工厂学校的权利，他们注册是村民，他们根据所挣工分在当地领粮食，他们支一小笔合作医疗费，把孩子们送到乡村学校无论有什么问题，他们都去找当地大队领导而不是去找厂方。工厂对他们的福利事业不负责任。作为工人，他们是二等公民；但从大队观点看，他们是可靠的稳定的现金收入来源。其他农民是个人搞副业和私人企业。有几户仍然在家织布，通常是在空余时间织布，然后零卖出去。秦申义继续开办一个修理铺，生意兴隆，最终他拥有了自己的焊接设备，开始生产手推车并远销邯郸等地。王老太的儿子王任保单枪匹马在公路旁搭起一个自行车修理铺，生意非常红火。当大队再不能忽视这些“生意”时，作为让步，大队把他们合并入综合合作组织。于是秦和王每天向大队交好多钱作为特许费，超过这个数目归他们自己所有。
当人们把各种各样的非农业活动工作加在一起，这些项目经常吸收多达大队全体劳力的百分之四十。由于中央发布的《六十条》提出的最高限额是百分之十五，张庄显然不符合《六十条》精神，而这还是仅仅计算了合法从事副业和工业的人数。各种各样的其它买卖投机倒把，和委托经济活动发展起来了，如果不是明显的非法行为，那么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也肯定是不合理的。我已经描述过郑八字脚的红薯生意，还有许多其他人。林耀龙多年来在太行山收购银元，然后远销开封甚至上海。小申通过努力成为合法的副业队队长后，进行各种各样的私人交易，为他赢得了经纪人的资格。
这样流入张庄大队的收入总数是没法计算的。因为这种收入全部是私人的，是未经申报的。
根据合法副业收入约为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副业收入在张庄大队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和它的规模不成比例，因为它代表一笔稳定的现金收入，可以用在如种子、化肥、杀虫剂之类生产开支上，因此就保证了主要农作物稳产丰收，同时，在一年一度的秋季交易会和逢年过节之类重要事件前，大队有现金给社员们分发，最重要的是这一大笔现金收入，使大队能给社员每个劳动日分配近一元钱。这个收入水平并不比本地区工人的收入低多少，从而使张庄成为吸引外地人安家落户的好地方。如果单靠农业收入，张庄一个劳动日只能值五、六角钱，这就大致相当于偏僻乡村许多农民种庄稼获得的收入。大部分人以为这样的收入低得太可怜了。
显然尽管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但是副业却使张庄兴盛富裕。不用开展任何运动，副业就自行发展壮大了，而为发展农业所开展的各种运动反而收效甚微，因为副业吸引了那么多的精兵强将，张庄又没有多少人力、精力去搞农业生产了。
六十年代张庄农业停滞不前，但如果过多地责怪副业，那就错了。尽管搞副业转移了搞农业的注意力，但是还存在许多其它问题，既有技术上的、也有政治上的，使得很难在农业上取得突破。
从技术上讲，大岗、二岗、小山下周围的土质问题最大。上党地区的大部分土地，是由数百万年前沉积在巨大的山西湖盆的粘土构成的。张庄附近山岭底部的粘土泥泞而含碱量大，特别难以耕种。夏季水分大量蒸发，产量比附近任何土地都低，而且更容易遭受碱害。此外，没人懂得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张庄面临的粘土难题比大寨要更加复杂、顽固，大寨丰富的黄土，有些地方厚达10米，覆盖着虎头山。由于多年来剧烈的洪水的严重侵蚀，丰厚的黄土已被冲击成犬牙交错的深沟尖岭，数千万吨黄土被水冲走。同时，剩下来的黄土，无论是表土，还是一直深入到岩床的土壤，都特别肥沃。如果任何人把黄土覆盖在地上，黄土全部是肥沃的，或很快可以成为肥田沃土。因此从一开始大寨人的任务就很清楚，他们必须平整土地，修坝筑堰，然后用水灌溉这新造的田地，如果他们这样做，就能轻而易举地逐年提高粮食产量，过黄河、跨长江，成为全中国的榜样。
但是张庄人怎么办呢？他们的大部分土地是一片平坦。平展展的土地从张村前向四面八方延伸，一望无际，只有南面的土地缓缓升起，逐渐和大岗山和二岗山的山坡融为一体。“土地平，水位浅，出门五里见不到山。”唔，那么张庄的产量怎么超不过大寨呢？
答案是明确的，土质粘、渗水差、春天易遭盐碱害。他们称作“秋发地”。
公社、长治市、地区和省农工部等上级单位的建议都是灌溉。毛主席不是把灌溉水利称为农业的命脉吗？灌溉不是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加倍提高产量吗？上级干部鼓励张庄农民灌溉，灌溉，接着还是灌溉。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后，农民们修好了漳泽水库，灌溉突然变成了现实，茫茫无际的一片大水，在西行几里的地方，绵延数十里长、三里宽。地区筹集资金在这座人工湖上修了抽水站，唯一需要的就是修一条干渠，把水引向东边张庄的地里。通过和其它附近大队的协作奋战，一九六五年张庄就修好了这条干渠。数千人一共花了几周时间，挖通了一条由粘质土上穿过，一直通到公路上的渠道。当地农民仍需要做的就是修筑渠道，把水引向各生产队地里田间，再把地一块一块平整好，以便进行灌溉。
当张庄又开始这项工作时，结果发现问题比原来出现的要复杂一些。主干渠里水渠太低，流不进张庄的地里，必须修建一座二级抽水站，第二次提高水位。由于最好的土地位于铁路的东边，大队领导决定首先在东边修抽水站。他们订购了水泵、管道修建了抽水站，修了1000多米的二级渠道。张庄又为灌溉系统投资约6000元，两万个劳动日，预计能灌溉东面约1800多亩土地。
但是这项工程一开始就出了问题。市里派的工程师犯了一个测量上的错误。当水泵最终投入使用后，却无法把足够的水抽到足够的高度，只能浇一小部分土地。在庄稼生长高峰期最需要水的时候，为干旱困扰的晋东南地区和水库的水位下降到一级抽水站的进水口以下。正当进入关键时期，水泵没水了。当水库的水位恢复后，其它村就把水用光了，总之，剩给张庄的水所剩无几，或干脆一点也没有。就是水流到地里的效果也很不理想。灌溉使土地形成了泥浆，当太阳把地晒干后，又深又宽的裂缝使地表形成了一个个立方块，结果把试图伸根的小植物的根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随着季节的逐渐过去，灌溉过的土地含碱度升高了，白花花的盐晶粒遍布整个地表层，损害或杀死了勉强幸存的少数植物，接着，还不等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和解决，市里就决定把有缺陷的灌区正中划给太行锯条厂。新锯条厂使整个工程全部报废，抽水站和全部水渠不得不被废弃。锯条厂为拆除抽水站和把水泵移到另一侧付了费用，但是没有为修筑其余水渠全部用工付款。仅仅几天时间，张庄又失去两万个劳动日，数百亩土地，和两千亩可灌溉的土地。
在张庄粘质土上兴修水利的效果令人怀疑，因此丧失了土地人们也容易忍受。如果这个灌溉系统设施合理，确实起作用；如果事实上水使粮食产量加倍提高了，在铁路东部修建锯条厂对张庄来说，简直可以说是一场灾难了。而事实是整个工程一开始就必须看作是一次出师不利的试验，至少锯条厂给张庄积攒粪肥，而粪肥对提高产量比水的用处大。粪肥并非鸡毛蒜皮小事。太行锯条厂计划招收约五千工人，连上他们的家属，这个新厂会成为一个一万多人的单位，是张庄人口的五倍。由于这么多人，积存的大部分粪肥必定会使张庄得益匪浅。
铁道东的灌区和抽水站的惨败，对公社或市级领导却没有产生任何真正的影响。他们仍然强调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并鼓励张庄大队尽快进行灌溉。每年冬天鼓励兴修水利，在村里的议事日程上占着重要的地位，并且在春天达到高潮。在这过程中，全村动员起来，打新井修新渠，严整土地，以使来年收获季节灌区扩大一倍、二倍或普遍进行灌溉。目标的规模随着负责干部头脑的欣然程度而起伏不定。
每年收成都达不到原订计划，原因很简单，只要含盐度问题仍得不到解决，农民就不相信灌溉。口头上他们从未反对过灌溉计划（谁愿意反驳毛主席的教导呢？），他们只是远而避之，不苦干实干落实计划来表示不满。结果，灌溉面积如果有增长的话，也非常缓慢，张庄村变成了地市闻名的落后地方。这并不新奇，张庄历来就是老大难，此时只不过是历史又重演而已。
如果含盐度提出了一个不可解决的技术问题的话，那么土地丧失和对土地丧失的威胁，同样提出了无法解决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这两个问题互相关连，因为没人愿意竭尽全力，去改良无论如何会很快转让出去的土地，由于土地所有权不肯定，寻找创造性解决方法的动机往往消失了。一九五八年后，张庄总计丧失二千多亩土地——占全部可耕面积的五分之二。这些地规划给公路、铁路、机务段、水泥厂、铁三局，最后是锯条厂。尽管市里干部不断向大家保证，他们不会再把土地用于工业建设，并明确声明，决不会再动用铁路西部的土地，农民们仍然对前途忧心忡忡，对是否真有足够的土地再满足一、二年，缺乏信心。
有人预见，如果工业象过去一样继续发展，他们将会惨遭市内农民的厄运，他们无法种庄稼，只能在旧城墙内仍属于他们的小块耕地上种植蔬菜。但是，张庄人没有种菜经验，对种菜一窍不通，因此很担心。他们是庄稼汉，是种植玉米、谷子和豆类的专家，改用耕地，对传统的威胁日日夜夜烦扰着他们，这种烦扰几乎为一九七一年秋发生的一切打下了基础。
好几次，当我们和郭真宽下地干活儿时，他在铁路调车场中间停住脚，环顾四周，悲叹而深情地说：“这些过去都是我们的地，都是用来种粮食的，都是最好的地，最好最好的地！”
荒谬的是，在农业生产处于停滞不前的关键时刻，一种生气勃勃的，同总趋势相反的领域发展起来了，这就是蔬菜生产，长北站地区非农业人口迅速增长，使新鲜蔬菜需求量大增。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市政府指示张庄把种粮食的地转入蔬菜生产。为了保证张庄服从，市政府取消了他们一些公粮定额，而用蔬菜来取而代之。尽管他们对经营商品菜园知之甚少，但张庄农民只得服从城市的需要。这样做，他们是在无意之中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由于他们土地占有面积在不断减少，他们不得不加强农业生产，把劳力集中在剩余的土地上。新居民区积存的大量粪肥，使得加强生产、集中劳力，既切实可行，又有利可图。由于蔬菜价格不固定，而是随着供求关系和季节变化而上下波动，如果种植者，管理有方，提前或者推后，就可卖个好价钱，喜欢一种内在合理的浮动价，这对提供淡季蔬菜是一种刺激，这样可以从中获得额外收入。
面对这种压力和刺激，张庄每个生产队都抽出36亩地种蔬菜，种菜又把灌溉重新提到了议事日程，因为如果不定期满足供水，就无法保证蔬菜生产。这样就又重新提出了张庄进行灌溉的实用性，和供水的可行性，以及水对盐碱地造成损害的问题。
实践证明，张庄人不能依赖水库进行灌溉，所以必须打水井，在周围修筑菜园。由于修了水库，水位升高了好几米，现在一般季节，水位就在地表下几米的地方。农民们学会了修造大口径，而深度不超过6—10米的水井，装上水泵就能灌溉10几亩地，这样他们解决了水源问题。
至于第二个问题——盐碱的问题，张庄人逐渐发现，在精耕细作的园地里，盐碱度就降低，并在几年内全部消失。这和大量施用人粪尿，持续不断用“卫生肥”有关系，主要是由煤渣，打扫的垃圾构成的。而且和经常用人力精心耕作土壤有关。当太阳把地晒裂缝后，锄地可以消除裂缝，每当需要时，可以在小面积菜园里锄地，过一、二年后，地就不再会被晒裂了。
显然，种菜为张庄开辟了前进的道路，由于有稳定的市场，有不断增加的自然肥料，地面几米之下，唾手可得的水源，以及苦干就能改良的土壤，把越来越多的地转入蔬菜生产是不可避免的。进行这样的精耕细作，没有出现劳力不足的问题，除了人口自然增长提供的新劳动力外，电力、电力设备把劳力从日常琐事中解放了出来。粮食加工，饲草切割，抽水都用上了机器，一旦人们需要，就可以拿到现场去。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蔬菜生产上的突破，并没有改变农业停滞不前的局面。某个时期，当大队仍然拥有了千多亩耕地时，只有180亩种蔬菜；某个时期强劳力一千多，种菜只雇用不到六十人，而且这种雇用还是季节性的。人们指望前途光明的副业——蔬菜经营能从整体上得到发展，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盐碱地产量低的、令人悲观的局面。除了小规模改良土壤外，迄今为止，尚无人找到改良盐碱地的方法。
没有人把大寨经验用于张庄的问题，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就是说，如何发动张庄人民改造大自然，使他们作为一个集体能充分发掘周围环境的潜力。上级扩大灌溉面积的总体方案已经明确证明是不适用的，但是，没有人系统地研究过其它任何替代方案。“谁应掌权”，“为什么掌权”之类的政权问题，占据了重要议事日程，而且仍然吸引着各级领导的全部注意力。
尽管政治口号喊得震天响，仍旧是富有战斗精神，是社会主义的，而现实上往往倾向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即倾向走个人主义。因为没有明白的领导，没有真正的团结，而且也没有一致意见，鼓舞集体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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