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二 对付“二宝”
| “……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 （以上均摘自原文） 学习这些引文确实是及时的，因为那次会议以七个精彩的戏剧节目开始，而以张庄现实生活中明目张胆盗窃戏剧性地结束。非常尖锐地提出了“二宝”和大队以及小偷与大队之间矛盾性质问题。那些从这两种矛盾中看出相似之处的宣传队员们，要安排一次群众大会，让群众同时公开批判小偷齐忠纪和前任民兵营长秦快嘴。这些宣传队员包括八字脚郑和络腮胡子申。他们把这两种矛盾都看成是阶级冲突。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一举揭露张庄阶级斗争的本质，把危害大队团体的最主要的矛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只要揭出问题就有助于解决问题。 在学习中间受到管道工老黄的热情支持的治安主任申建议召开这样的会议，老八路王则表示反对，而高法官，王驴肉，和白发苍苍的曹福贵却要抽时间对此事进行研究。 老八路王反地进行联合批判，理由是在政治上没有充分的根据，秦贵宝和大队矛盾性质问题他们尚未解决。秦快嘴有可能是个阶级敌人，但是更有可能是暂时和现任领导翻了脸的一个贫农，和他的冲突仅仅是人民内部的一种冲突，尚未成为对抗性矛盾。如果能正确处理，这问题可能会相对容易地加以解决。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发展成为严重的对抗矛盾。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当干部不能适当处理各种矛盾时，他们可能把一般矛盾转化成危险的敌对矛盾。 治安主任老申想到自己可能对某些坏事要负责感到大吃一惊。 “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可是好事能变成坏事吗？”他问。 “当然，”王说，“记得不愿把自己村划规到屯留县的老支书，他是个好人，战功卓著，土改期间又赢得很高的声望。当他们村里同伴抗议加入屯留县的决定时，他赞同他们的意见，并又向市委的划规法提出了挑战。他的选民团结一致支持他，赞扬他，他感到自己好象又成了英雄。因此更加精神十足地进行反抗，通过反抗为人民服务，就象他在过去经常做的那样。麻烦的是这一次他在公然反抗朋友和伙伴们。当屯留干部来商谈此事时，他派人把车推翻。当他们设法给他打电话时，他说：‘砍倒电线杆，我不听他们的傻话，’此时矛盾变为对抗性矛盾。一位模范大队支书结果成为罪犯，被指控毁坏公共财产。他拒绝走他们指的出路，从而毁了自己。他自己没有给自己留下回旋余地，如果我们召开你所提议的批判大会，我们也是会重蹈复辙的。” “为什么要提这件事呢？”老申问，他仍然迷惑不解。 “还不清楚吗？”老八路王说，“设法考虑用其它方法解释这一问题。偷盗的确是犯罪。盗贼和大队之间的矛盾确实是对抗性的。当然最终我们可能不按对抗性矛盾解决。我们可以把小偷当作是误入歧途的人民的儿子，劝说他改造自己，从而宽恕他的违法行为，但是如果我们把秦快嘴和小偷混到一起处理，就等于公开宣布我们和秦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他是个阶级敌人。” “如果我们继续那样做，我们也会没有回旋余地的。以后我们怎样下马呢？我们不能一天把他当作敌人批判，另一天又反过来说他是人民的一员。他扮做鬼脸，我们扮做红脸，然后他突然摇身一变也成了红脸。” “那种事怎么会发生呢？”老申问。 “噢，难道党最终不可能恢复他的职务吗？很有可能。毕竟他可以作自我批评，自我改造。那时我们怎样对人民开口呢？我们不能一会置他于死地，一会又转身要人民把他当作党员、革命先锋对待。由于现在我们对案子的性质尚无把握，所以最好给自己留点回旋余地。” 老王对先前的群众大会那种开法已大为不满。高法官直截了当地说：“阶级敌人到处破坏，到处散布谣言。”他举出关于下种率的争论以及说：“松开点手你可种60斤”的未点名的人为例证。 接着老申站起来进一步发起了进攻。他说：“秦贵宝叫嚷60斤下种率是千方百计破坏生产。”阶级敌人已经有名有姓了！ “如果有人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就让他看看自己周围的情况。”老申继续说：“有人就救济粮问题制造混乱，有人竟从地里偷玉米，有的从铁路院里偷煤，现在又有人在我们的鼻子底下偷箱子，许许多多其它不良现象也纷纷开始露头了。” 老申已曾列举过这些现象，批评过那些不等散会就退出会场的人，开会不听讲话而专心致致做针线活儿，打毛衣，以及小团伙搬弄是非的人，还批评过那些想当演员在小麦下种期间中途逃跑去歌舞团应试的青年人。 尽管他没有把问题点透，但是老申的论点是，所有这些消极现象都证明了阶级斗争的存在，当然也证明两条路线斗争的存在，实质上就是阶级斗争的存在。结果他最后向所有与会者都发起了猛烈的阶级进攻。 “人们连嘴还没张你就指责大家。”老八路王反感地说：“你又没有给我们留下回旋余地。你把矛盾对准了群众！” 事情的症结仍然是如何对待秦贵宝，人们的话题仍然回到他的案件上。秦贵宝听说自己在大会上被点名批判后，就去找到宣传队干部。 “就因为秦贵宝犯了一些错误就意味着他全错了吗？”他问。用第三者口吻说自己，“贵宝在破坏秋播秋种吗？” 老王回答道：“那么，至少你是经常火冒三丈，口出狂言，象什么60斤下种率之类巨型炸弹不是心怀不满能是什么呢？” “我承认有不满情绪，”贵宝略加思索后说：“但是并不是破坏。” “可是象那样的言论客观上会起破坏作用，结果是不会好的。”王反驳说，设法为宣传队的极端立场辨护，至少是为了记录。“根本的问题是你太自信，你的个人主义十分严重。看到反对你的人，总是忍不住要顶回去，这样对抗情绪就越来越严重。” “你们知道了吧。”一天早上学习时老王说：“还是不点名笼统地提一下所发生的事情为好。如果贵宝自己来说：‘你是在说我吗？’他已进了一步，但是如果你把这叫做破坏行为点他的名，就把他逼到死胡同了，他不能不反抗。” “但是那不是破坏吗？”申问。“毕竟公社党委发出了正确指示，要求20斤的下种率。” “正确还是错误，仍有待证明，”王说，“我仍然得在实践中证明，怎么能说20斤对张庄是绝对正确的呢？这儿的土地不同，山后的气候和公社的其它地方也不完全一样。可能我们需要调整张庄的下种率。公社发出指示是作为行动的指导，并不是作为绝对真理。去年春天，他们不是要我们种改良的杂交玉米吗？结果如何，20%的玉米由于叶子枯萎而腐烂。现在你能说这是优良品种吗？” “公社还提出‘六不种’，不送200担粪就不下种小麦，你把‘六不种’传达下去了。但是我们很清楚，有些生产队根本没有那么多的肥料。他们该忘掉种小麦吗？因此我们应该在一段时间内试验20斤下种率的指示是否正确，这还不清楚吗？” “可是，你，你想要把这件事提到吓人的高度，反对大队支书，就是反对公社书记，也就意味着反对长治市委书记……。一直推至批评中央，因此本来是由于我们本地人处理事情简单粗暴一气之下说的话，结果变成反革命破坏！与会者突然成了反革命分子！” 王自己下结论说秦快嘴有思想问题，秦快嘴愤愤不平，因为上级免去他的职务，他对大队新的领导不满，而许多其他人也有同样的看法。这并不是犯罪，而是一个态度问题，世界观问题。我们应该这样分析问题，处理问题，如果这样做，或许会找到解决这个人的办法。贵宝所说60斤下种率的话确实是说：“按大队领导的话做。他们说种20斤就种20斤，他们说种60斤就种60斤。”他的意思是“既然他们认为自己聪明能干就让他们负责，闭上嘴听任他们摆布就行了。” “但是用我们的方法处理此事，常常使许多人不敢讲话。”王说。 “如果我们把思想问题看作犯罪，谁还敢张口发言呢？人们会闭口不言，害怕我们把他们的意见当成阶级斗争的证据。这样我们就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我们的工作就会搞糟。” 王就这样为自己的立场辨解，反对把盗贼忠奇和秦快嘴作为共同的靶子开会进行批判。 “快嘴是个党员，”王继续说：“你们计划把他当作抓获的贼放在台上批判？那怎么行呢？一个人有思想问题，另一个人实际上犯了罪，他们根本不是同类人。” 但是治安主任申不同意。“肯定他们是同一类人，”他说，“他们俩都是‘三秋工作’的破坏者。当然我们可以一起批判他们。至于论到解决这两个案例，我们不能一起解决，但是可以同台批判这两个人。” 两个宣传队干部的意见彼此锋相对，一个说他们不能一起批判两个人，但是可以一起解决这两个案子，而另一个说他们能一起批判这两个人，但是必须分别解决他们的问题。结果完全陷入僵局。 面对难解的矛盾，王力求找到折衷方案，最后他总算找到了，他建议如果大会说明某项总原则，如继续存在着形形色色的阶级斗争，强调“形形色色”这个词，他们可以发动召开一场联合批判会。比如，有盗贼这样只为自己，不为集体的个人主义者；有受资本主义道路思想影响，领导大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二宝”之类人。每个例子说明一种不同形式的两条路线斗争，但都不同程度地和资产阶级思想有关。 但是尽管王作出这样的建议，他的内心上并不真正赞成，因为他认为在宣传队员对大队和二宝之间的矛盾的根本性质未搞清或未达成一致以前，与“二宝”对抗的做法是片面的，难以理解的，不成熟的。 “基本问题自然是：我们和贵宝的矛盾性质是什么？” “答案仍然是我不知道。”申说。 “好吧，我们调查这件事已经10个月，已进入后期，我们正在讨论如何正确处理此事，但是我们连是哪种矛盾都不能决定。既然不知道，怎么能把贵宝和盗贼放在一起呢？那种批判没有政治水平，而既然没有政治水平又怎么能提高觉悟呢？事情的真相是我们在处理‘两宝’事件上受到挫折。看到他们和一个普通小偷一起低头认罪会使人们开心的，我们可以使他们一举名誉扫地同受耻辱，可是这能解决问题吗？” “如我们要批判贵宝就必须分析他的错误思想，错误领导和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如果我们把他和一个贼搞到一起，他是不能接受的，而其他人也不能理解，不能接受。” 在我倾听他们辨论时候，我想起了文化革命高潮时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清华大学群众大会上面对数万名批判者的情景。大会主持人污辱她，逼她穿紧身长袍，高跟鞋，脖子上带着一串镀金乒乓球来摸似珍珠，所有这些都是要丑化讽刺她被怀疑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但是清华学生们后来意识到，这种嘲弄的企图结果适得其反。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手边的真正的问题上转移开了。把严肃的批判会变成下流闹剧，成千上万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王光美个人身上而不是她的政治纲领上。 我的思绪又漫不经心地游荡到早期被钉死在两个盗贼中间的十字架上的某个人 。宣判他有罪的全能检查官的顾问们辨论过用其它方法处罚他吗？有人是否问过把他们的牺牲品和一伙盗贼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能把他贬成一般囚犯吗？有人提到过旁观者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人们会厌恶这种不正当行为，整个事件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吗？ 不幸的是王的争辨未能获得胜利，21日晚宣传队召集第二次群众大会批判秦贵宝及其“集团”的几个同伙，以及一个民兵半夜三更抓住的手抱李家箱子的可怜的年青人齐忠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