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二十八 新旧衙门
在回张庄的路上，仔细考虑这次会议的教训，我深深地觉得我们开会的那个地方就有问题。
我不知道新政府是否考虑过这座建筑是否与人民的民主状况相适应这个问题。
按封建建筑的模式设计政府的办公大楼，就象过去的县衙，容易引起人们的敬畏和服从。高大厚实的院墙及障碍物把政府大楼与街隔了开来，门口由武装的战士站岗，即使普通公民中胆子最大的想进之前也得考虑再一。整个设计表现了一种势不可挡的权力集中。
在1949年共和国成立前几十年的战争中，共产主义革命者工作和办公的地方所表现的正好是一种相反的风格。游击战时，政府常常活动在远离县城，远离贸易中心的地方；首长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他们的家和办公室。他们常常把一些被镇压了的当地地主的院子作为办公地点，不仅如此，有时还常常和一两户新翻身了的农民伙住一个院子。脚边是鸡、猪，附近是驴叫，他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处理急件，办公、工作，警卫人员和腰上挂德制手枪的八路军小战士和群众打成一片，帮乡亲们干零活，为房东挑水，还常常在大清早和房东大娘及房东的女儿一起打扫院子。
就这样，官长们和人民群众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在家里或街上与老百姓们拉家常，聊亲话，因此，每当群众有了不满或建议总愿意找当官的讲，因此，传统的官民之间的巨大的鸿沟也就被填平了，或基本上填平了。人民把干部看成他们中间普通的一员，看成自己的亲儿女、亲兄弟、亲姐妹。确实，人民是水，而干部则是生活在水中的鱼。
安娜•露易斯•斯特朗在描写她访问毛泽东住的延安窑洞时，这样写道：
我乘一辆载重卡车到毛泽东的住处去，卡车在陡峭的山路上蜿蜒滑行，在河水的砾石上颠簸，爬上一段验峻的弯路，开过杨家岭村，党中央就设在这个狭谷的沟壑中。我们向深谷的高处爬了一段路，在玉米杆和土豆身间的陡峭的小路上爬行，爬到了边缘，许多土窑洞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其中四孔挨着的窑洞就是毛主席的家……
傍晚来临，夕阳照在贫瘠的山梁上。我们在窑前苹果树下的平地上坐了下来，毛的迷人的黑头发的夫人和我们坐了一会便进展去安排晚饭去了。他们的小女儿，穿一件鲜艳的布衣服，在她父亲的膝边玩耍。
刚开始谈话我就注意到离毛的窑洞约五十尺远的山坡上的草里有动静。我心里想，从那儿往我们坐的平地上扔一枚炸弹简直是太容易了，很担心是否有卫兵保卫主席的家，便问：“那是谁？”“是另一家，”毛主席回答说，“他们的孩子对我的外国客人很好奇。”
以前我很少看到过一个人能这样愉快、这样友善地对待他周围的一切。象一个农民一样地生活，他甚至不要求大多数脑力劳动者所必需的幽静的工作环境，他所要求的幽静只是邻居们对他工作的尊重，上面的孩子们可以往下窥视但没有吵闹。
随着全国的解放和政府的调整，随着新的权力机构在中央的建立，许多旧的，游击战争政体中非正式的，容易被接受的东西不复存在了。假如新的政府和组织没有搬回到旧的、表示权力的、用高墙围着的县衙去的话，那他们就一定是修建了新的政府机关现代化的办公大楼。
四周同样是高大厚实的围墙，墙的顶端要么是铁丝网，要么是插在水泥里的碎玻璃。守卫在大门两边的战士神色威严、全神贯注，肩上还夸着自动步枪。这样，如果一个普通老百姓要进这个森严的地方，到二、三楼去找他要找的干部，在进门之前他一定得犹豫一阵儿。如果不考虑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如前20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干部的安全问题，那么我想，大多数市、县的干部们都可以在单层建筑中办公，把这些办公的地方修成象县里、市里街道两旁的一般商店一样的结构。办公室采用这种结构人民一定会欢迎，因为这样他们进城上街就可以办理交税、卖粮、结构登记等他们想要办理的一切手续。
花这么多钱修建办公大楼，我认为这不仅仅是资金的浪费，重要的是在人民和政府之间重新挖了一条鸿沟，这在旧中国就是一种灾祸。这种建筑使干部脱离了群众，群众疏远了干部，这样，干部容易产生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命令主义，而群众则容易感到自己地位低下，遇事必须恳求甚至哀求。
即使大队一级的办公地点也用四面高墙围在里面。在张庄，进大队革委会大院只有一个门，这个门虽然常闭着，但没人站岗。在高墙里面，有大队干部的办公室，有会计办公室、医疗所、药房、大队理发店、电工房、配电室、还有一个仓库、一个大会议室（里面是木工房），人们常在这儿排练节目，全村群众大会也在这儿召开。每天都有上百人次到这个大院办事，他们可以自由地出出进进，因为大队干部作为每个生产队的社员每年至少有一半时间在地里干活，因为他们住的房子和院子与社员们住的没什么两样，他们的生活作风仍是游击战争中首长们给老百姓留下极深印象的那种旧的，与老百姓密切结合的作风。
然而到了公社一级，旧的官场的习惯就出现了。马厂公社的公社所在地就是一例。在一个四面围有高墙的大院里有多类的办公室、政府机构，革委会办公室象过去的县衙大堂一样在最里面。进了公社大院，普通的老百姓根本搞不清哪儿是哪儿。作为一个公社干部办公所在地，总应该欢迎老百姓到这儿来，但这个建筑给人的感觉并非如此，它把干部围在里面的办公室里，如果他们想干什么，可以滥用自己的权力，没人能看得见。
在形式和实质内容之间总有一种本质的联系，而这里的形式好象越出了官员平等的实质内容，而平等正是中国新的领导人刻意追求和创造的。
坐在堂堂的办公室里，新的政府继续干着旧的封建统治们干部干的事情，通过加盖公章签发文件、法令、通讯发票和收据。这些手刻的木头或石头大印上有单位的名称，级别越高，公章越大，最大的直径有10—15厘米，命令上盖的公章常常是代表官方的红色——表示命令所有的人执行。控制着公章就意味着控制着权力，抓住了公章等于抓住了权力，一枚公章【所代表的社会影响力超过一个排的士兵 （？？？）。这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公章可使人具有真正的权力，因为人们敬畏它。在新社会象在旧社会一样，公章是一种崇拜物，是一种受人盲目崇拜的东西，是一种被付于了独立生命的东西。当然，迷信公章阻止了思想的解放，而只有思想的解放才能开辟民主之道路。然而在中国是否有人想过这个问题，我想值得怀疑。
这是在我们乘吉普车回张庄的路上我脑子里的一些想法，但我没有对其它人讲。宣传队员们一回到张庄就开始重新组织他们的队伍。剧院主任李晋东，回民经理清，工人郑怀信，会计裴平顺，教师李圣黛和钱顺英都准备离开张庄，两名新队员温良玉和刘书旺来补缺。治安主任申安怀成了队长，而原队长高潞生降了一级成了副队长，他是被管道工黄家焕拉下来的，黄家焕也当了副队长。好象为了消除我对其领导能力的担心，黄一当了副队长就一反他那工人的谦虚常态，穿上了他的旧军装，象军队的排长一样开始发号施令。他的意见总是那样教条，可总爱扯着嗓门喊。在社员们面前，他似乎总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总爱扯着嗓门发布命令。
我们花了一个下午时间对即将离开的同志的工作及表现进行了评价及鉴定，并听取了他们对以后工作的建议。之后，留下的队员们商议了手头的工作——动员支委们学习、讨论，进行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我和卡玛参加了宣传队的一些会议，但在会议的间歇时间我们继续会见象张贵才、张兴发这样的老干部，了解张庄在过去的20年中发生的一些其它事情。
土改完成后的第二个十年是以“大跃进”开始的，参加者们怀着极大的热情给我们讲述了“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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