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奥〕威尔海姆·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1933）
第十二章 人类自由斗争中的生物学错误估计
我们对自由发展的兴趣
本章将研究一切自由运动已被历史证明所犯的生物学错误估计。这种错误估计使自由的努力泯灭在萌芽状态，或者挫败了已经达到的满意的社会生活管理。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相信，只有劳动民主能创造真正自由的基础。我在社会讨论中的经验使我知道，揭露这种错误很可能被人见怪。这种揭露向我们每一个人的真理意志提出了最高的要求。在现实实践中，它意味着日常生存斗争中的一副重担，因为它把一切社会责任都交给了工厂、农场、诊所、办公室、实验室里的男女劳动者。
我们已经发现，有人以各种论据反对有关根本性质的事实，即那些超出日常生活的政治吵闹而与人类的古代史相关联，同人的生物素质相关联的事实。然而，归根到底，这种动机总是不合理的。在和平时期，当一切都在一个从容的空间中进行时，人们可以说：“每一事物都适得其所，国际联盟是和平的保证；我们的外交以和平的方式调停了冲突，将军只是装饰品。为什么要提出只在战争情况下才合适的问题呢？我们为了结束一切战争而刚刚结束了一场战争——没有必要激动起来。”但是，一旦这些论点被证明是建立在幻想上的，当国际联盟和外交已充分证明无能力对付迫切问题时，当一场新的战争——这场战争是世界性的而且比历史上任何战争更残酷——在怒吼时，于是一切注意力也就集中在“打赢这场战争”上。于是，人们又可以说：“我们首先必须打赢这场战争。现在没有讨论远大真理的时间。在赢得战争后，我们将需要这些真理，因为那时我们还将不得不保证和平。”因此，在战争行为和赢得战争之间，在敌对的结束与和平的结局之间形成了一种截然的区别。只有在赢得战争和缔结和平后，人们才想到去保证和平。人们没有看出，恰恰是在战争的压力中，产生了深刻的社会震动，这些震动破坏了旧制度，重新塑造了人，换句话说，和平的种子萌生在战争的破坏中。人对和平的强烈渴望，从未像现在在战争时期这样强烈。因此，在其它社会环境里，从未有过如此之多的强烈冲动，想改变造成战争的条件。当人遭受水患时，人也就学会了建造堤坝。只有在战争时期，只有此时，才能锤炼出和平。
如果没有现场学到战争的教训，不去立即建立一个新世界，那么就会拖延重要的决定，直到外交家和国务活动家完全卷入和平条约和赔款中，从而再一次没有机会考虑“基本事实”。在从停止敌对到缔结虚假的和平的过渡时期，我们听到这样一些话：“首先应该弥补战争的损失；应该把战争生产转到和平生产上来，我们的人手是充足的。在解决这些基本事实之前，先让我们和平地安排一切。”与此同时，战争的教训则被遗忘了；一切又重新这样安排起来，以致在一代人期间又爆发了一场新的更可怕的战争。还是没有“时间”，还是“太忙”，关心不了“基本的真理”。战时情感迅速让位于旧的僵化和情感冷漠。
如果有人像我一样目睹过这种对基本问题的拖延情况，并在45年的生涯中第二次听到这些同样的论调；如果他在新的灾难中看出了旧的灾难的特点，那么，不管多么勉强，他都一定承认，自第一次灾难以来没有发生任何根本变化（除非人们把破坏手段的改进和人类施虐狂的更广泛发展当作根本变化）。在这种人的心中缓慢地而且肯定地形成这样的信念：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奇怪理由，人民群众并不想触及战争秘密的根源。他们害怕真理，真理会给他们带来痛苦的治疗。
人民喜欢把战争当作一场“社会风暴”。有人说，它“净化”了大气，它有很大的好处——它“锻炼了青年”，使他们有了勇气。人们说，就此而言，我们过去一直有而且将来也永远有战争。他们有生物学上的动机。在达尔文看来，“生存斗争”是生命的规律。那么，为什么要召开和平会议呢？我从未听说过，熊或大象分裂成两个阵营，互相残杀。在动物王国里，同类中间是没有战争的。像施虐狂一样，同类之间的战争是“文明人”的获得物。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人们避免触及战争的原因。毫无疑间，有比战争更好的方式，能使青年健全而健康，如令人满意的爱情生活，愉快而稳定的劳动，一般的体育运动，摆脱老处女恶毒的流言蜚语。总之，上述论点是空谈。
事实究竟是什么？
人民为什么害怕它呢？
有无可能，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知道这个事实，但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害怕承认它？
这一事实的实质是：由于几千年来的社会教育歪曲，人民群众已成了生物学上僵化的、无能力自由的。他们不能和平地共存。
尽管这两个简单的句子听起来是玩世不恭的和无望的，但它们构成了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回答。没有人想承认它们包含的真理，甚至不愿听听它们。所有民主的国务活动家都不知道如何对待这一事实。但每一个真诚的人都知道它。所有独裁者都是把自己的权力建立在人民群众的不负社会责任上的。他们毫不犹豫地故意利用这个事实。连续几年，一大半文明的德国人都听到过这样的断言：群众只是反刍那些通过漏斗漏给他们的东西。他们对此的反应是奴隶般的忠诚。他们自己造成了这种耻辱的状况。认为精神变态的将军能只靠自己来压迫7000万人民，这是荒谬可笑的。
温和的政治家和慈善家会问：“怎么会那样呢？你说美国人无能力自由？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英国突击队、挪威殉难者、苏联军队的英勇造反又是怎么回事？你怎敢诽谤民主！”
我们指的不是军事集团、政府、少数民族、个别科学家或思想家！但真正的社会自由不单是各集团的问题。这一社会趋势唯一是由占压倒多数的男女劳动者决定的，不管他们是消极地容忍还是积极地支持暴政。离开了告诉他们做什么和如何做的国务活动家或政党，群众本身能否管理社会？诚然，他们能够享有一定的自由，从事指派的工作，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然而，他们根本不能保证劳动不被滥用，不能通过自己的组织来管理劳动，加快发展，防止战争，控制自己的非理性主义等等。
群众不可能做这些事情，因为迄今为止他们从未获得和使用过这种能力。群众对社会的自我管理，他们对负责生产和消费的组织的管理，可以是对这场战争的唯一可能的回答。那种掌握群众的人，严肃地要求群众有充分的责任心，因为只有他们可以被和平地处置。除了热爱和平而外，现在还必须加上自由的责任和能力。
不管多么痛苦，事实依然是：人民群众的不负责任，成了一切国家、民族和种族的法西斯主义的基础。法西斯主义是几千年来人的扭曲的结果。它可以在任何国家或民族发展起来。它不是一种专门限于德国人或意大利人的性格气质。它表现在世界的每一个人身上。奥地利谚语“不问他人事”像美国理语“让别人去干吧”一样，表达了这个事实。尽管这种状况可以追溯到几千年来的社会发展，但这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本身。应该承担责任的是人本身，而不是“历史发展”。正是由于把责任从现实的人身上推卸给“历史发展”，造成了社会主义自由运动的没落。总之，过去20年的事件要求劳动人民群众承担责任。
如果我们所说的“自由”首先指的是每个人为了以合理的方式塑造个人的、职业的和社会的存在而承担的责任，那么可以说，最大的畏惧莫过于畏惧创造普遍的自由。除非把这个基本问题摆在完全优先的地位并加以解决，否则就不会有能持续一两代人的自由。这个问题的解决比起以前在战争中所作的一切努力（而且在未来的战争中也将作出努力）和战后采取的重建纲领来说，将需要更多的思想、更多的正派、更多的良心，更多的人民群众生活中的经济调整、教育调整和社会调整。这个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包含着历史上最大胆、最痛苦的思想家曾以国际社会革命的观念力图把握的一切东西。我们是令人震惊的革命起义的倡导者和承担者。如果人们必须痛苦，那么，“血、汗、泪”至少有一个合理的目标，即：劳动人民群众对社会生活的责任！这个结论以严格的逻辑性来自下列断言：
1.每一社会进程都是由群众的态度决定的。
2.群众无能力自由。
3.当群众靠自己的努力而获得能自由的能力时，才有了真正的社会自由。
什么东西促使我脱离那种掩盖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的一般政策，特别是我根本不主张政治领导呢？
有几个动机。几年来，我迟迟不去探寻这些动机，只是因为我害怕后果。我一再犹豫不决是不是把我的观点写出来。我告诉自己，我当然不是政治家，而且我也不关心政治事件，我力图以此摆脱这种困惑。要么我自认为，我过多地忙于我的宇宙原始生命能的生物物理学研究，我没有理由非要琢磨一个短期不会有什么指望的劳而无获的社会基本问题，我以此来回避问题。我极力使自己相信，我秘密的政治雄心使我陷入了非理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混乱中。我迟疑不敢纵容这种雄心。负责任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迟早会说出这些事实！
经过几年痛苦而烦人的摇摆和各种克服对这些事实的畏惧的尝试之后，我最终由于我和我的同事对生活现象的考察而感到了我们共同的压力。一个研究者应忠诚于真理，除此之外，别的任何忠诚不管受到多么高的评价，都不重要。对于实现这种忠诚来说特别困难的事情是，真理的交流，不仅没有被视为自然的，而且实际上具有一种非常危险的潜能。
从根本上说，这仅仅是概括了长期以来以孤立的方式为我们众所周知的事实：
1.人类在生物学上是有病的。
2.政治是这种疾病的不合理的社会表现。
3.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东西都是积极地或消极地、自愿地或不自愿地由人民群众的结构决定的。
4.这种性格结构是由各种社会经济过程形成的，它固定并长期保持着这些过程。人的生物病态的性格结构实际上是历史的权威主义过程的化石。它是在生物物理学上再生的群众压抑。
5.强烈渴望自由和畏惧自由之间的矛盾激化了人类结构。
6.人民群众对自由的畏惧表现在有机体的生物物理学的僵化和性格的凝固上。
7.每一种社会领导关系仅仅是人民群众这种结构的这一或那一方面的社会表现。
8.这不是关于凡尔赛和平条约、巴库油井或二三百年的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关于4000年到6000年的权威主义机械文明的问题，这种文明毁灭了人的生物职能。
9.对金钱和权力的兴趣，是受人民群众的生物僵化所支持的未实现的爱情幸福的一种替代品。
10.对儿童和青少年的自然性活动的压抑，帮助塑造了人类结构，以致人民群众成了机械的权威主义文明的自愿奉行者和再生产者。
11.几千年的人类压抑处在被清除的过程中。
这些或多或少就是我们研究性格及其与社会过程的关系的结果。
我们对自由世界的发展有个人的、客观的和社会的三重兴趣。
1.个人的兴趣是由我们作为这个病入膏育的社会的成员的存在所感到的威胁来决定的。像我本人一样，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家庭和财产的人，那些在战争中亲眼目睹三年半的残杀的人，那些看到许多朋友死掉并被炸成碎片的人，那些目击了大迁徙和财产破坏的人，懂得今天这个星球上的亿万男女正经受着什么。我们想结束这种耻辱！一小撮普鲁士的无赖和精神变态者充当了这样或那样的“元首”，利用了几亿勤奋而正派的男女的社会无能，这是一种耻辱。由于这几亿男女无意地和朴实地听任自己被这些政治骗子所利用（不仅在德国是这样，在其它地方也是这样），这种耻辱便显得更可悲。我们都想和平地干我们的工作，毫无危险地爱自己的妻子或丈夫，无病无灾地抚养我们的孩子。一句话，我们不想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被一小撮政治骗子烦扰、欺骗并牵着鼻子走。我们的生活早已被政治粉碎了！我们想结束它！永远结束它！
2.法西斯主义瘟疫的传播者已经看穿了人民群众无能力自由，并声称这是一个绝对的生物学事实。他们把诱人的不合理的种族理论散布到世界上，把人类分成生物学上永恒不变的优秀种族和劣等种族，并把他们这些最病态最邪恶者冠以“超人”的生物学名称。我们对这种欺骗作出的回答是：种族理论是神秘的生活观。 人的自然的爱情幸福和生活安全将是这种观点的厄运。
3.我们的基本原则面临着一个暂时的任务。我们不得不应付两种根本不同的可能性：
(1)如果这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迫使这种对社会混乱的回答呈现于表面并成为社会意识，那么我们将有义务从事伟大的任务。我们将不得不承担一种重大的责任。我们不得不提前为这种可能性做好准备。我们必须对我们的任务有明确的概念。如果我们不想失败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明确概括我们对人类反动势力和法西斯主义瘟疫后果的认识。只有在争取真正的自由的总斗争的框架里，我们的任务才能实现。如果我们幻想，人的结构直接能够自由和自治，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清除政党法西斯主义的瘟疫，使社会自由能够起作用，使正义战胜不正义，使真理战胜谬误，使正派战胜卑鄙，那么，我们将随着建立在这些幻想上的一切别的东西一起灭亡。这是很明显的。自由的发展要求人们无情地摆脱幻想，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成功地把非理性主义从人民群众中根除掉，为责任心和自由开辟道路。把人民群众理想化和同情他们，只会产生新的不幸。
欧洲的各种自由组织像庸医为瘫痪病人看病一样来对待人民群众的这种疾病，即力图使病人相信自己实际上没有瘫痪，如果不是因为可恶的狼（在1914年是战争实业家，在1942年是精神变态的将军），他本可以跳波尔卡舞。一个瘫痪病人也许喜欢听这样的安慰，并欣喜一阵，但他还是不能走路。正派的医生会么“无情地”行事；他非常留意不在病人心中引起任何虚假的幻想。他利用一切手段来确定瘫痪的性质，并决定它是不是可以治好。如果从根本上说它是可治的，他将寻找治疗的手段。
法西斯主义专制者声称，人民群众在生物学上是劣等的而且渴望权威的，从根本上说，他们在天性上就是奴隶。因此，对人民来说，极权主义的权威主义政权是唯一可能的政府形式。有意义的是，所有在今天使此界陷入不幸中的专制者都来自被压迫的人民群众。他们极为熟悉人民群众的这种疾病。他们缺乏的是对自然进程和发展的真知灼见、真理和研究的意志，所以他们决不会产生想改变这些事实的欲望。
另一方面，形式的民主的领袖也犯了一个错误，认为人民群众能自动地自由，因而只要他们掌了权，他们就排除了在群众中建立自由和自我责任心的各种可能性。他们陷入灾难中，难以自拔。
我们的回答是科学的和合理的。它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的确无能力自由这一事实上的，但它并不像彻底的神秘主义那样，把这种无能力当作绝对的、内在的和永恒的。它把这种无能力视为以前的社会生活条件的结果，因而视为可改变的。
由此产生了两个重要的任务：
第一，考察并阐明人无能力自由所表现出来的形式；
第二，考察为越来越彻底地和越来越广泛地确立自由能力所必需的医学的、教学的和社会的工具。
在这一点上，可以回忆一下民主政府所犯的“错误”：与染上瘟疫的专制者缔结和约，许多背叛民主联盟（英国与西班牙的联盟，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联盟等等）的行为，商业利益重于原则（在埃塞俄比亚战争期间苏联为意大利提供油料，在西班牙反法西斯主义战争期间墨西哥为德国提供油料，瑞典为纳粹德国提供钢铁，美国为日本提供钢铁和煤炭，英国人在缅甸和印度的行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宗教神秘信仰，等等）。但把这些错误同人民群众的错误，即他们的社会冷漠感、消极、渴望权威等等相比较一下，这些错误也就不那么严重了。不可避免的事实是：男女劳动群众，只有他们才应对所发生的一切，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负责任。诚然，他们遭受战争之苦最深，但正是他们的冷漠、渴望权威等等，对战争的可能性负有最大的责任。从这种责任中必然得出结论：男女劳动群众，只有他们才能建立持久的和平。这种结论的要义不过是要消除无能力自由。只有人民群众才能完成这一任务。为了有能力自由并保证和平，那些无能力自由的人民群众将必须掌握社会权力。这就是矛盾及其解决办法。
(2)如果这场战争的结果没有把这些基本事实提到社会意识的表面，过去的幻想继续存在，那么就应该假定，我们目前的状况将不会有大的变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得不作出结论说，幻想的“药丸”、形式的自由、形式的喜悦和形式的民主将很快产生新的专制者和新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继续是“孤立的”，并反对这种社会不幸；我们的任务将是同样困难的。在这种总的幻想框架里，我们将不得不保持一种主观的和客观的诚实。我们将不得不尽一切努力保持我们对人性的洞见不被玷污，同时深化它们。对宇宙生命能的生物物理学、结构心理学和性经济领域里的工作者来说，逃避幻想的影响，为未来几代人以纯洁而水晶般明晰的形式保存他们的知识，不是容易的。如果在第六次、第十二次或第二十次世界大战后，仍然有大规模的精神瘟疫，那么，他们的知识就一定是特别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传给我们后代的将不是英雄主义的行为、战斗勋章、“英雄的回忆”和前线的经验，而是一种温和的、谦逊的、不傲慢的知识，这知识孕育着未来的种子。即使在最坏的社会条件下，也能完成这一任务。当克服情感瘟疫的时机成熟时，我们不想要这一代人犯不必要的错误，我们不想要他们找到对这些瘟疫论点的回答。我们想让他们回到过去的但被忽视的真理上，能比1940年这一代人更诚实、更得体地塑造自己的生活。
在这一点上，有些朋友或别的人也许禁不住要问；“为了基督的缘故，为什么你不为社会权力而战斗，以推进你已获得的重要真理呢？尽管你声称拥有至关紧要的事实，但你坐在这里，在政治上消极，你这不是怯懦吗？该死的，要为了卫生部长、教育部长、国务活动家这样的职位而战斗！”
我们理解这种论点。我们中间许多人一再提出过这种论点。因为它，我们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进退两难的是：
没有把真理付诸于实践的权力，真理就毫无用处。它们只是学术的东西。
权力，不管什么样的权力，如果没有真理基础，就是一种专制，只是或多或少和这样或那样而已。因为它总是建立在人对“自由”所要求的社会责任和个人重担的畏惧上的。
专制的权力和真理并不是结合在一起的。它们是互相排斥的。
一旦真理的倡导者获得了社会权力，真理总要死亡，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权力”总是意味着别人的屈从。然而，真理的事实决不能靠屈服来付诸于实践，而只能靠说服。我们从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中懂得了这一点。它们的任何一个真理都没有幸存几十年以上。耶稣宣布了一个在他的时代了不起的真理。当他被教皇们取代后，这种真理也就在基督教世界里死掉了。对两千年前人类不幸的深刻洞见让位于套话；简朴的僧衣让位于金饰的礼拜用品；反对压迫穷人的造反让位于巩固彼岸的幸福。法国大革命的真理在法兰西共和国里死去了，在政治权力的贩卖中，在贝当的无知和拉瓦尔的商业买卖中结束了。当“社会”一词被“国家”一词所取代，“国际人类”的观念被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和与希特勒的和约所取代时，马克思的经济学的真理也就在俄国革命中死去了。尽管欧洲伟大的自由战士的后继者掌握了所有社会权力，但这些真理在德国、奥地利和斯堪的纳维亚死去了。1848年的真理诞生了近100年了，但几千年前的粪土仍然存在。权力和真理不是结合一起的。这也是一个苦涩而不幸的真理。
诚然，我们中间那些具有政治经验的人，可以像别的政治家一样为权力而拼搏。但我们没有时间，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毫无疑问，我们奉为神圣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会丧失。为了取得权力，千百万人民不得不接受幻想。的确，列宁以一种同俄国党的基本的集体倾向不一致的口号，赢得了千百万俄国农民，而离开了这些农民，俄国革命就是不可能的。这种口号是：“夺回大地主的土地。这应是你个人的财产。”农民听信了。如果他们在1917年就得知这些土地有一天将被集体化，他们就不会献出他们的忠诚了。这个真理是被1930年前后俄国农业集体化的艰苦斗争所证明了的。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各种等级的权力和各种等级的虚假。人民群众越是坚持真理，权力贩卖也就越少；人民群众越是充满不合理的幻想，个人的权力贩卖也就越广泛、越残忍。
断言人民群众本身，而不是个别精神变态者对社会的不辜负责任，他们本身，而不是他们选举或拥戴的领袖为他们的命运负责任，只有他们为世界上发生的一切负责任，力图以这样的断言来赢得群众，这是愚蠢的。这完全不符合他们一直听说并一直接收的东西。力图用这些真理来获得权力，是愚蠢的。
另一方面，世界灾难将达到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人民群众将被迫对自己的社会态度有真正认识，被迫改变自身并承担社会责任的重担，这肯定是可思议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亲自获得权力并正确地抵制那些“以人民的名义”“夺取”政权的集团。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为权力而战斗。
我们确信，如果人民群众能按合理的方向改造自身，他们将需要我们，召唤我们并委给我们重要的职能。我们将是他们的一部分，不是他们的领袖，不是他们选举的代表，不是他们的“看护人’。这样一来，正如很多年前在奥地利和德国的情况，人民群众将蜂拥到我们的诊所、学校，听我们讲授和论证科学事实，获得生活基本问题的答案。（他们并不要求我们或期望我们告诉他们如何解决自己的生活任务。）但只有当我们保持诚实时，他们才向我们蜂拥而至。所以，当人民群众必须亲自为社会存在承担责任时，他们就不可避免地反对自己的软弱，反对邪恶过去的遗物。一句话，他们将反对他们的结构、思想和感情中被我们概括为“无能力自由”的事实。作为一个社会机构，我们将和成千上万个朋友一起，揭露无能力自由的机制和自由发展的一切障碍，帮助人民群众获得真正的自由。
因此，我们不需要任何权力。各种年龄、职业、肤色和持各种生活观的男女群众对我们医生、研究者、教师、社会工作者、生物学家、物理学家、作家、技术人员的绝对正直的信任，将比政治家所取得的任何权力持久得多。这种信任越大，我们的科学和实践活动也就越反映现实。这种信任不是征服来的，它是人们在诚实地坚持自己的工作时自己显露出来的。无论如何，我们不想为“赢得影响”之目的而使我们的见解迎合群众目前的思维方式。对我们的活动的广泛信任，只能来自我们对瘟疫性质的总认识的深化。
一旦我们得到召唤，这将标志着社会生活的自治正在站稳脚跟，“远大的真理”、富有成效的自我批评的意志正在男女劳动群众中觉醒。既然我们的组织是唯一看穿政治和旧的意识形态的不合理性的组织，那它就不可能有别的方式。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继续处在“对立”面，这将可靠地标志着，社会并不准备看穿并清除它机制上的不合理性。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权力都无助于我们，我们只会堕落进非理性之中。
人们不要因这种自觉放弃权力而低估我们的工作。我们并不扮演“谦卑的”、“不摆架子”的科学家的角色。我们的工作是在生活的根源上完成的，是同根本的自然科学一致的。在这里，虚假的谦虚等于自我毁灭。诚然，在学术团体之外，“性高潮的潜能”声音很小；与“突然眩晕”相比，“性格盔甲”几乎没有意义，在“巴丹半岛和托布鲁克”之外，“宇宙生命能”是学术性的。从一种现代的观点来看，就是这样。但是，与刻普勒的规律相比，亚历山大大帝又留下了什么呢？与力学的规律相比，凯撤又留下了什么呢？与微观有机体或无意识心理生活的发现相比，拿破仑的战役算得了什么？与宇宙的原始生命能相比，精神变态的将军们又留下了什么呢？放弃权力并不意味着放弃人类存在的合理管理。它的效果是不同的，它是目光长远的、深刻的和革命的、真实的和维护生命的。它并不在乎我们是否感觉到明天或后天的效果。它适合于男女劳动群众在今天而不是在后天来检验新知识的结果。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和活动而承担的责任，不过是个体鞋匠为鞋子、医生为病人、研究者为自己的论断、建筑师为自己的建筑物而承担的责任。我们并不想成为人民的恩人或同情者。我们严肃地对待人民！当他们需要我们时，他们将召唤我们。于是我们就出现在那里、就我本人而言，我反对为了强行推行我的认识而追逐权力。
生物的僵化、无能力自由与机械的权威主义生活观
我们面临着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人民群众没有任何机会保存、组织并发展他们在血腥的战斗中取得的自由和和平。我们指的是个人和社会发展的真正自由，毫无畏惧地面对生活的自由，摆脱了一切经济压迫形式的自由，摆脱了各种发展的反动禁锢的自由，一句话，自由的生活自治。我们不得不清除一切幻想。在人民群众中，有一种既反动又凶恶的阻碍力量，它一再阻挠自由战士的努力。
人民群众中的这种反动力量表现为普遍畏惧责任和畏惧自由。这些不是道德主义的评价。这种畏惧深深扎根在现代人的生物构造上。然而，这种构造不像典型的法西斯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人天生的，它是在历史过程中成为这种样子的，因而从根本上说是可以改变的。简洁而清楚地说明畏惧自由的社会作用，是不容易的。也许最好以詹姆士·奥尔德里奇的一篇报导为开头，这篇报导刊登在1942年6月24日的《纽约时报》上，题为《英国人在非洲缺少凶手的冲动》。现摘引如下：
德国的非洲军团击败了英国军队，因为它速度快、怒气足、精力充沛和能吃苦耐劳。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士兵，德国人是低劣的，绝对低劣的。但欧文·隆美尔元帅一伙人怒气十足，他们坚韧不拔到了愚蠢的程度。他们精力充沛而且迅猛，他们是很少有或根本没有想象力的暴徒。他们是讲究实际的人，从最实际的艰苦生活到实际地战斗：纳粹分子受到过屠杀训练。德国指挥员是科学家，他们不断地试验并改进严格的数学的屠杀公式。他们是训练有素的能应付复杂问题的数学家、工程师和化学家。其中没有任何艺术，没有任何想象力。战争对他们来说是纯物理学。德国士兵在心理学上被训练成胆大妄为的追踪骑手。他是一种冷酷无情的职业杀手，他相信自己是地球上最能吃苦耐劳的人。实际上，他很容易垮掉，并非如此坚强，如果他的敌人也使用同样残忍而快速的方法，就可以彻底而迅速地击败他。……英国士兵是地球上最英勇的士兵，但没有把这种英勇和军事上的坚韧结合起来。他的决心是坚韧的，但他没有能使他科学地杀敌人的坚韧。
这是我所看到的对机械的军国主义的最好描述。它一下子揭露了机械的自然科学、机械的人类结构和施虐狂的杀手的完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在德国帝国主义的极权主义专制意识形态中得到了它最高和最圆满的表现。这种机械的三位一体同这样一种生活观形成鲜明对比，即不把人当作机器，不把机器当作人的主人，不把军国主义当作人的最大财富。这种在现实中起作用的观点已在西方民主国家找到了它最后的避难所。但依然有待于看看它是否将消除混乱。
不管对一位将军的耳朵来说是多么陌生，我还是坚持认为，民主国家的失败尽管实际上是悲剧的和危险的，但充满了一种人性，这种人性是和机械的自动论直接对立的：赞赏人类生活。奥尔德里奇错误地责备民主的司令官力图不伤害生命，而没有模仿人类机器人。他错误地要求反法西斯主义战士要学习甚至比普鲁士机械人更机械、更自动、更科学地杀人。那些想按机械人的方法来打败机械人的人，只会跳出油锅又入火坑，也就是说，在他们努力成为更有效率的科学杀手时，他们本身也就成了机械人，把他们的对手发动的过程继续保留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一个不同的人类社会、一个永远和平的社会的一切现实希望的最后痕迹，也就丧失殆尽了。
我们的反法西斯主义战斗的概念是不同的。它明确而无情地认识到了导致这种残杀的历史原因和生物原因。对法西斯主义瘟疫的根除只能来自这种认识，而不是靠模仿这种瘟疫。人们不能靠模仿法西斯主义和用法西斯主义方法来战胜法西斯主义者，同时又不成为法西斯主义者。法西斯主义的方式是机械的、死亡的、僵化的、无望的方式。而有生命力的方式则根本不同，它更困难、更危险、更诚实、更有希望。
让我们摆脱关于目前政治兴趣的事情，集中注意一个问题：机器、人和科学杀手这三者职能上的完全统一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也许和造船的速度能否赶得上沉船的速度或机器怪物是否影响巴库的油井之类的问题无关。我们不去琢磨当前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如果我的房子着了火，我当然首先要努力扑灭火，尽可能抢救重要的手稿、书籍和设备。但我迟早要建造一所新房屋，我将认真考虑以前房子着火的原因，这样我就能防止不幸事件再次发生。
人在根本上是一种动物。与人相对照，动物不是机械的或施虐狂的，它们的社会（在同类内部）相比之下要比人的社会更和平。根本的问题是：什么东西使人类动物堕落成机器人似的？
当我使用“动物”一词时，我指的不是某种邪恶、可怕或“劣等”的东西，而是指一种生物事实。然而，人却奇特地认为，自己是“人”，自己早已摆脱了“邪恶”和“残忍”。人极力使自身脱离邪恶的动物，证明自己“是更好的”，因为自己的文化和文明使他同动物区别开来。人的整个态度、人的“价值理论”和道德哲学、人的“猴子审判”全都证明，人并不想记住自己在根本上是一种动物，比起人和人梦想成为的那种东西的关系来说，人和“动物”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德国超人理论的根源在于人努力使自己脱离动物。人的邪恶、人不能和自己同类和平生活的行为、人的战争证明：人只是靠一种无限的施虐狂，靠权威主义生活观、机械科学和机器的机械三位一体而有别于动物。如果人们回顾一下人类文明结果的漫长过程，人们就会发现，人的要求不仅是虚假的，而且特别能使他忘记自己是一个动物。人在哪里和如何获得这些关于自身的幻想呢？
人的生活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生物规律决定的（性满足、食物消费、自然关系），另一部分是由机械文明决定的（关于自己的组织、自己在动物王国中的优越地位的机械观念，对其他人类集团的种族态度或阶级态度，对于所有权和非所有权的种种评价，科学、宗教等等）。一方面由于人既是一个动物又不是一个动物的生物学根源，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的发展，分裂了人的生活和思想。人关于自身形成起来的一切概念，都一直来自于他创造的机器。机器的建造和使用使人总是相信，他正在机器中并通过机器向某种“更高级的”东西进步和发展。但他也使机器带有了动物的外观和结构。火车头有能观察的眼睛、能跑的腿、消耗煤的嘴、排废渣的排泄口、杠杆和其它发出声响的部件。这样一来，机械技术的产物就成了人本身的延伸。事实上，机器的确构成了人的生物组织的巨大延伸。比起他的手来说，它们能使他在更大的程度上支配自然。它们使他支配时间和空间。因此，机器成了人本身的一部分，一个可爱的并受到高度评价的部分。他梦想这些机器能使他的生活更轻松，将使他有很大的享受能力。靠机器来享受生活一直是他的梦想。在现实中如何呢？如果他不使自己有别于机器的话，机器不仅在过去、现在而且在将来都是他最危险的破坏者。
被机器的发展所决定的文明进展，是和对人类生物组织的灾难性误解携手并进的。在建造机器时，人遵循了力学和无生命的能量的规律。早在人开始探询如何建造并组织自身之前，这种技术就已经高度发达了。当他最终逐渐地、小心地而且经常在他的同类的致命威胁下敢于去揭示自己的器官时，他是按自己许多世纪以前已经学会的建造机器的方式来解释这些器官的功能的。他以一种机械的、无生命的和僵化的方式来解释它们。机械的生活观是机械文明的摹本。但生命的职能是根本不同的，它不是机械的。特殊的生物能量，宇宙原始生命能，服从那些既非机械的亦非电的规律。人陷入一种机械的世界图画之中，不能够把握特别有生命力的非机械的职能。人梦想有一天造出弗兰肯斯坦的侏儒[1] ，或至少造出一种人工心脏或人工蛋白质。人在自己的幻想中产生的侏儒概念，投射出一种极其残忍的、像人一样的但机械般愚蠢的、生硬的而且强大的力量的形像，如果这些力量得以解脱，将无法被控制，自然地造成浩劫。在电影《幻想曲》中，沃尔特·迪斯尼天才地描绘了这一事实。从他和他的公司的这些幻想作品中，我们看不到那种极有生命力的、仁慈的、社会的并与自然相联系的东西的各种表现。相反，令人惊奇的是，人使人描绘的动物带有了在人身上看不到的而且不带有人的丑陋形像的那些特征。在迪斯尼的动物影片里，这也卓越地显示出来了。
[1]弗兰肯斯坦是英国作家M.W.谢利于1818年所著的小说中的一个生物学家，他创造了一个怪物，自己却被这个怪物所毁灭。——译者注
在人的幻想作品中，人表现为一种机械的、邪恶的、傲慢的、无心肠的、无活力的怪物，而动物却表现为一种社会的、仁慈的和充满活力的创造物，具有一切人类的力量和弱点。我们不得不问：人在这些幻想作品中是否反映了现实？回答是：是的。人非常生动地描绘了自己内在的生物矛盾：
1.在意识形态上：邪恶的动物——崇高的人；
2.在现实中：仁慈的自由的动物——残忍的机器人。
因此，机器对人自己的组织概念有一种机械的、呆板的、“迟钝的”和“僵化的”影响。人是这样看待自身的：大脑是“最完美无缺的发展的产物”。人的大脑是一个“控制中心”，像一个国家的“统治者”管理自己的“臣民”那样给每个器官以命令和冲动。身体各器官靠电话线，即神经而与“大脑”这个主人相联系。（当然，这完全是误解，因为早在几十亿个有机体出现大脑之前，有机体的器官就具有一种方便的职能。正如生理学在实验上所证明的那样，在一个切除了大脑的狗或鸡身上，生命的基本职能可以持续一段时间。）婴儿必须按固定的时间间隔喝一定数量的奶，并睡一定时间的觉。他们的饮食必须有x盎司的脂肪、y盎司的蛋白质和z盎司的碳水化合物。在结婚之前，一个人没有性冲动；恰恰在结婚这一天，性冲动开始起作用。上帝正好在六天之内创造了世界，并在第七天休息，就像人离开机器休息一样。儿童必须学习x小时的数学、y小时的化学、z小时的动物学，一切都是这么准确，所有儿童都必须获得同等数量的智慧。优等的智力达到100分，普通的智力达到80 分，愚笨者只有40分。到了90分，一个人就能得到哲学博士学位，而89 分就得不到。
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心理生活对人来说也只是朦胧和神秘的东西，至少大脑的秘密实际上几乎被关进了单间。它并不比肠子的排泄物有更大的意义。几个世纪以来；人不仅否定了灵魂的存在；更糟糕的是，人否认了各种理解感觉和心理经验的尝试。然而，同时他也产生了体现他的情感生活的神秘概念。那些怀疑人的神秘生活观的人，受到了死亡的迫害和惩罚，不管被怀疑的是“圣徒”、“种族纯洁性”还是“国家”。这样一来，人同时发展了关于自己组织的机械的、呆板的和神秘的概念。因此，人对生物学的理解远远落后于他在建造机器时的灵巧，他放弃了理解自身的可能性。他创造出来的机器足以解释他的有机体的表现[1]。
[1]人的生物组织与技术组织之间、非常有生命力的东西与自动的机械的东西之间的这种悲剧二重性，明显表现在下列事实上。构成这个世界的群众的每一个人都不想要战争。他们毫无例外地都无望地成了它的牺牲品，就像成了古怪的自动机的牺牲品一样。但僵化的人本身就是这种怪物。
杰出的工业上的灵巧和生物学的理解之间的这种裂隙，只是由于缺乏知识吗？或者说，我们能否假定，存在着一种无意识的意图，即无意识地任意放弃对自身组织的见解？（在宇宙生命能实验研究中，我一直奇怪，几万个杰出的学者居然完全忽视了大气的宇宙生命能。）
无可辩驳的回答是：我们在理解生命之物上的落后，对它的机械的误解和对机器的过高评价，过去和现在都是无意识的意图。没有任何理由说人不能既机械地建造机器，同时又以活生生的方式理解有生命的、非机械的生活。对重要生活环境中人类行为的彻底考虑，摈弃了这种意图的性质。
对人来说，机器文明不仅构成了人的动物存在的一种改进，尤其是它还具有一种在主观上更重要但不合理的职能，即一直强调人不是动物，人在根本上不同于动物。接下来的问题是：不论是在.人的科学、宗教、艺术中还是在其它生活表现上，什么利益使人不断叫喊：人不是一种动物，而是人；人类存在的最高任务是“扼杀他的动物一面”并培养“价值”，儿童应从“小野兽”变成“高级的人”？我们不禁要问，人想彻底脱离他由之而生并根深蒂固是其一部分的生物分支，这如何可能呢？我们应该进一步问，人怎么可能看不到这种生物学上的决裂所造成的对人的健康、文化和精神的危害（精神病、生物病、施虐狂和战争）呢？人类智慧有无可能承认，只有当人充分承认自己的动物本性时，才能清除人类不幸？人难道不应懂得，那种使人区别于其它动物的东西只是生活的安全因素的改进，他应放弃那种对自己真正本性的不合理的背弃？
“远离动物，远离性活动！”这是一切人类意识形态的指导原则。差别只在于它的外衣是法西斯主义种族纯洁的“超人”、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阶级荣誉、基督教的人的“精神和道德性质”，或是自由主义的“更高级的人类价值”。这些观念唠唠叨叨地反复讲同一种凶恶的论调：“我们不是动物；是我们，不是动物，发明了机器！我们没有像动物那样的生殖器！”所有这一切意味着过分强调智性、“纯”机械之物，强调同本能相对立的逻辑和理性，同自然相对立的文化，同身体相对立的心灵，同性相对立的劳动，同个人相对立的国家，同劣等人相对立的优等人。
在数百万汽车驾驶员、广播听众中间，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汽车和广播发明者的名字，而每一个儿童都知道政治瘟疫和将军们的名字，这应如何解释呢？
自然科学不断地使人意识到，从根本上人是宇宙中的一条虫。政治瘟疫贩卖者不断地喊叫，人不是一种动物，而是一种“发育完全的政治人”，即一种非动物，一种价值的支持者，一种“道德的存在物”。柏拉图的哲学长期以来产生了多么大的危害！这完全可以说明为什么人们都知道政治家而不知道自然科学家：人不想记住自己从根本上是一种性动物。他不想成为一种动物。
根据这种观点，动物没有任何指挥，只有邪恶的本能；没有任何文化，只有“基本的冲动”；没有任何价值意义，只有“物质需要”。正是那种典型的用赚钱来看待整个生活的人，喜欢强调这些“差别”。如果一场像目前的这场战争那样的凶恶战争有一丝合理的职能，那么，这种职能就是暴露这些观念的十足的非理性和虚假性。如果人摆脱了施虐狂、变态和庸俗，像任何一种动物，不管是蚂蚁还是大象那样充满了自然的自发性，人就完全有理由是幸福的。尽管人非常自负地假定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或唯一能居住的星球，但人把动物当作没有任何道德的“无灵魂的”、在道德上可恶的生物的那种哲学，仍然是非常不现实的和有害的。如果我在自称是一个乐善好施的圣徒的同时，我却拿起斧头砍下了我的邻居的头颅，那就完全有理由把我关到精神病院里或送上电椅。但这种并存情况恰恰反映了在人身上人的理想“价值”和人的实际行为之间的矛盾。人用“战争和革命的世纪”、“提高前线的经验”或“军事战略和政治策略的最高发展”之类的听起来高超的社会学公式来表达这种矛盾，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正是在自己的生物和社会组织方面，人在黑暗中瞎摸着，而且如此无望地糊涂了。
显然，这种心灵框架并没有自然地进化；它是机器文明发展的结果。很容易证明，在社会的父权制组织取代了母权制组织时，对儿童和青少年生殖器性活动的压制和压抑也就成了适应权威主义秩序的人类结构的主要机制。对儿童的天性、“动物性”的压制，一直是产生机械的臣民的主要工具[1]。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以一种独立的方式使它的机械过程继续到了今天。一切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的基础，和社会经济发展一起发展并扩充起来：“远离生殖器”和“远离动物”。人摆脱自己的生物根源的努力，在社会过程和心理过程中越来越明显和广泛。商业和战争中的施虐狂般的残酷性、人本性上的机械化、人外部表达上的模棱两可、抵制情感的盔甲、变态和罪恶的倾向，所有这一切都越来越明显和广泛。
[1]在《性道德的开始》中描述了这种社会经济过程及其对人类意识形态和人类结构形成的影响。
不久以前，我们才开始承认这种邪恶的生物发展的破坏性效果。人们很容易乐观地看待这种事态。人们会这样认为：毫无疑问，当人按照机械文明来解释自己的天性时，人就误入了歧途。既然我们承认了这种错误，就很容易纠正它。文明不得不是机械的，但人机械的生活态度很容易变成一种立足于实际的生活过程之上的态度。一个精明的教育部长可以出于改造教育之目的而颁布妥当的法令。在一两代人中会纠正这种错误。这就是一些聪明的人在1917—1923年俄国革命时期指出的道路。
如果机械的生活观仅仅是一种“观念”或“态度”的话，这种论点确实是正确的。然而，对处在各种社会地位上的普通人所做的性格分析，阐明了一个我们不能低估的事实。显然，机械的生活观不单像马克思所假定的那样，是社会过程在人的精神生活中的一种“反映”，而且还有更多的东西：
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观已经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被改变了。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人穿上了盔甲反对自身的自然的和自发的东西，失去了同生物的自调职能的接触。现在人充满了对生活和自由的致命畏惧。
这种生物僵化本质上表现在有机体的总僵硬中，表现在血浆流动性明显减弱中：智力变弱了，自然的社会感受到阻塞，精神病猖撅起来。在《性高潮的功能》中，我彻底揭示了有利于这一论断的事实。所谓文明起来的人实际上成了生硬的和机械的，失去了自己的自发性，即发展成为一种自动机和“大脑机器”。因此，他不仅相信自己像一架机器那样运转，而且他实际上的确是自动地、机械地、呆板地运转的。他越来越机械地生活、做爱、仇恨和思维。随着他的生物僵硬和他天然的自调职能的丧失，他有了一些性格态度，这些态度在专制瘟疫的爆发中达到了顶点：等级的国家观、机械的社会管理、畏惧责任、强烈渴望元首和权威、严格执行命令、自然科学中的机械思维、战争中的机械屠杀。柏拉图的国家观念诞生在希腊奴隶社会，这决非偶然的。它一直存在到今天，这也不是偶然的：内在的奴役取代了农奴制。
法西斯主义瘟疫问题已把我们深深引入人的生物组织上。它关联到可追溯几千年的发展，而不像那些按纯经济观点来看待社会的人所认为的那样，关联到过去200年甚至20年帝国主义的利益。因此，决不能把目前的战争限于帝国主义在巴库油井或太平洋橡胶种植园的利益。凡尔赛条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的作用，犹如机器轮把煤的能量传到蒸汽活塞中。纯经济的生活观，不管它多么有用，都对付不了我们生活的震动过程。
《圣经》中那种关于按上帝的样子来造人、要人统治动物的传说，明显反映了人对自己的动物本性进行的压抑行动。但人每一天都因自己身体的功能，如生殖、生育、死亡、性欲和对自然的依赖，而记起自己的真正本性。人实现自己“神圣的”或“民族的”“号召”的努力成了越来越奋发的；对一切真正的自然科学，即与建造机器无关的科学根深蒂固的仇恨，由此而生。人类经历了几千年，达尔文才成功无误地证明了人类动物的后裔。又经历了很长时间，弗洛伊德才揭示了一个平凡的事实：儿童完全是有而且尤其是有性活动的。当人这种动物听说这些事情时，是多么大惊小怪！
对动物的“统治”和对“黑人、犹太人、法国人”的“统治”之间有一种直接联系。显然，人总是宁愿作一个绅士，也不愿当动物。
为了使自身脱离动物王国，人类动物否定并最终不再承认自己器官的感觉，在这一过程中，人在生物学上成了僵化的。自动的功能是体验不到的，自动的生命神经是僵化的，这仍然是机械的自然科学的一个教条。尽管每一个三岁小孩都非常清楚快乐、畏俱、生气、渴望等等是在腹中发生的，情况依然如此。尽管一个人对自身的体验不过是自己器官的全部体验，情况依然如此。由于丧失了自己器官的感觉，人不仅失去了动物的智力和自然的反应能力，而且也毁掉了克服自己生活问题的机会。人用头脑里的妖怪取代了身体原生质自然的自调智慧，以一种在各方面都形而上学的方式使头脑带有了形而上学的和机械的特点。人的身体感觉的确成了僵化的和机械的。
在人的教育、科学和生命哲学中，人不断地再生着机械的有机体。在“远离动物”的口号下，这种生物的畸型在“超人对低等人”（等于有腹鳍的人）的战斗中，在科学的、数学的和机械的屠杀中取得了最令人惊异的胜利。但被用来去屠杀的不单是机械论的哲学和机器。于是由此产生了施虐狂，这种第二冲动是被压制的天性的后代，是使人的结构同动物的结构区别开来的唯一重要特性。
然而，这种实际上被扭曲的悲剧的机械的—机械论的发展，并没有根除它的对立面。按其天性基础，人仍然是一种动物。不管他的骨盆和脊部多么固定，不管他的脖子和肩膀多么僵硬，也不管他的腹部多么紧绷，不管在自豪和畏惧中他多么高尚地挺起自己的胸脯，但在他的感觉最深处，他觉得自己只是有生命的组织起来的自然的一部分。可是由于他否定并压抑这种自然的每一方面，他便不可能以合理的和活生生的方式把握它。因此，他不得不以神秘的、另一个世界的和超自然的方式体验它，不管是以宗教狂热、与世界灵魂的宇宙统一、施虐狂的嗜血形式还是以“宇宙的热血沸腾”的形式。我们知道，这种无能的怪物在春季感觉到了自己最强烈的屠杀冲动。普鲁士的军事检阅背叛了神秘的和机械的人的一切特点。
代表生命力最后痕迹的人类神秘主义，在希特勒主义那里也成了机械的施虐狂的源泉。尽管有各种僵化和奴役，但从自然存在的生物职能的最深刻根源中，“自由”的呼声一再表达出来。没有一个社会运动会把“压抑生活”当作它的一部分纲领来提倡，指望赢得人民群众。许多不同的社会运动都压抑生命能量的自我调节，但其中每一个运动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提倡“自由”：摆脱原罪的自由，从“尘世”中获得拯救的自由，生活空间的自由，民族的自由，无产阶级的自由，文化的自由，等等。各种自由的呼声像人类血浆的僵化一样由来已久。
自由的呼声是压制的一个信号。只要人觉得自己受约束，这种呼声就不会停息。不管自由的呼声多么不同，归根到底，它们总是表达同一种东西：不能容忍同生活的自然感觉尖锐冲突的有机体的僵化和机械的生活制度。如果出现了一个使得一切自由的呼声都消失了的社会，那么人也就最终克服了自己生物的和社会的畸形，并获得了真正的自由。直到人承认自己在根本上是一种动物时，人才能够创造真正的文化。
人的“向上的冲动”不过是生命力量的生物发展。只有在生物发展规律的框架里，而不是同这些规律相对立，这些冲动才是可理解的。自由的意志和自由的能力不过是承认并促进人的生物能量（借助于机器）的展现的意志和能力。如果阻碍并畏惧人的生物发展，就根本谈不上自由。
在政治家的影响下，人民群众倾向于把战争的责任归于在既定时代行使权力的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罪的是军火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精神变态的将军。这是在推卸责任。战争的责任唯一在这些人民群众肩上，因为他们手中握着防止战争的一切必要手段。部分地由于他们的冷漠，部分地由于他们的消极，部分地由于他们的积极，这些人民群众使得这些战争成为可能，而他们本身又倍受这些灾难之苦。强调人民群众的这种罪过，唯一让他们承担责任，这意味着严肃地看待他们。相反，把人民群众当作牺牲品怜悯，意味着把他们当作束手无策的小孩子来对待。前者是真正的自由战士所持的态度，后者是渴望权力的政治家的态度。
人类自由的武库
国王和皇帝总是检阅他们的军队。钱商总是死死盯住能给他们带来权力的金钱数目上。一切法西斯主义独裁者都估量人类反应中的非理性程度，因为这种非理性使得他们有可能赢得并保持他们对人民群众的权力。自然科学家衡量认识的程度和研究的方法。但任何自由组织都没有估量过为建立并保持人类自由提供必需的武器的生物武库。不管我们的社会机器多么精确，对自由一词仍然没有一个自然的科学定义。其它任何词都没有像这个词这样被滥用，被误解。但没有人想公开地陈述它。人们经常有这样的印象：提倡个人和社会自由是同畏惧和犯罪感联系在一起的。仿佛自由是一种被禁止的原罪，或至少是不很体面的。性经济理解这种犯罪感：缺乏性自调的自由，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然而，根据占主导地位的人类结构来说，性的就意味着“有罪的”或罪恶的。只有一些人体验到了没有犯罪感的爱情。“自由的爱”成了一个诽谤词，失去了过去的自由战士赋予它的意义。在电影中，刑事犯和有强烈的性欲被说成是同一回事。因此，毫不奇怪，禁欲的和反动的人比南海的多情民族博得了更高的评价；崇高的社会地位是和自然的性行为不相容的；在官方，“权威”不应有“私生活”，像德·拉·美特利这样的伟大学者受到了诽谤和迫害；任何变态的道德家都可以不受惩罚地侮辱一对幸福的人，青少年会因为性交而被关押起来，等等。
在本章，我们着手说明迄今为止所有自由战士所做的错误估计：社会的无自由能力在性生理学上锚定在人类有机体中。因此，克服生理上的无能力自由，是每一真正的自由斗争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前提。本章的目的不是揭示那些众所周知并被提倡的自由因素，即言论自由、不受经挤压迫和剥削的自由、集会和结社的自由、科学研究的自由，等等。对我们来说，根本的是要集中阐释对所有这些努力形成的最强大的障碍。
我们理解为什么人民群众的普遍的性格上的无能力自由从来没有成为公众争论的主题。这一事实如此隐秘，如此令人沮丧，如此不流行，以致未能得到公开讨论。它要求占压倒多数的主体进行肯定令人窘迫的自我批评，要求这些主体在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上来一个重大的重新定向。它要求把一切社会事件的责任由社会的少数人和孤岛转移给那些将其劳动作为社会之基础的占压倒多数的人身上。这绝大多数劳动者从未管理过社会事务。迄今他们所能达到的，充其量是把他们生活的领导权委托给正派的而不是平庸的人。“议会的”“政府”形式经不住事实的压力，因为其他社会集团和大多数人使残忍的施虐狂和帝国主义分子有了支配他们命运的权力。这种危险太大了，以致一个形式民主的社会组织在被迫抵制它的生活的权威主义独裁者时，将退化成一种专制的组织。既然劳动人民群众本身没有以实际的和实践的方式决定自己的生活，那么，在政府的偶然构成的过程中就已经呈现出压迫的萌芽。这看起来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越来越明显地从各方面听说，再也谈不上旧秩序的复辟，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将不得不建立起来。这是绝对正确的，但忽视了具体的东西。所忽视的是使绝大多数劳动人民为自己未来的命运承担责任，因为迄今为止他们只起了一种消极的社会作用。仿佛普遍地秘密地害怕把责任从一个民主的本意良好的政府手中放在那些迄今为止只是选民而不是社会责任承担者的人肩上。这种害怕与邪恶精神或可恶倾向无关，而只与对人民群众既定的生物心理结构的认识有关。按群众负责制方向开始的俄国革命破灭了，并因此而终止于一种专制。然而，靠把形式民主改造成完全的实际民主来进行的社会革命，是从目前战争中得出的最本质的结论，一切事情都导致这个结论。我想重复一下从上述事实中得出的这个不可避免的结论：
l.人民群众无能力自由。
2.普遍的自由能力只能在日常的争取自由的生活方式的斗争获得。
3.因此，那些目前无能力自由的人民群众必须掌握社会权力以便能够自由并能够建立自由。
我想用一个植物生活的例子来说明目前的实际任务。一段时间，我一直观察杂草对冷杉树苗成长的影响。那些周围没有许多杂草的树苗，在各方面都茁壮成长；几乎刚一露出地面，树干就抽出长长的枝条。针叶蓬勃旺盛。这些树苗努力向着太阳长，不顾任何阻碍，它们是“健康的”，它们的发展是“自由的”。但如果冷杉树种偶然落在一块杂草丛生的地方，那么，它便被杂草所包围，只长出一根光秃秃的弯弯曲曲的树杆，树枝稀少，针叶枯萎，其他方面也不发达。许多这样的树苗都无法在杂草中开辟自己的道路。杂草的影响直接表现在植物的畸型上。树苗不得不经过艰苦的斗争才能接触到阳光，与此同时它也被扭曲了。如果这种树苗摆脱了杂草，它可以长得更好、发展得更充分，但早期杂草的影响是不能根除的。这棵冷杉的成长发育不全，它的树干是弯曲的，它的针叶是不怎么蓬勃茂盛的。而每一个落在没有杂草的地方的新种子，从一开始就可以自由而充分地发展起来。
我想，我们完全可以把一个社会的自由发展比作一个不受杂草影响的冷杉树苗，把专制社会比作杂草包围树干，把任凭压力集团摆布的形式民主比作一个尽管拼命拼搏但在成长过程中仍然受到生物上的扭曲的树干。在目前，任何民主社会都不可能按照自然的、自由的、自我调节的规律发展起来，即摆脱社会内部或外部的专制权力条件的影响。对法西斯主义的体验使我们有了众多的在其内部或外部识别刚开始的希特勒主义的手段。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希特勒主义不过是机械的机械论加人民群众的神秘的非理性主义的完满形式。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残缺，不过是一切权威主义和非理性的制度对现代人积累起来的世俗影响。法西斯主义并没有重新创造这些条件；它仅仅是利用并完善了过去用来压制自由的那些旧条件。在本性上带有老一代权威主义秩序残余的一代人，只能希望更自由地呼吸。甚至在杂草被清除之后，即在法西斯主义机器被打碎后，它仍不能根据冷杉树的自然规律生活和成长。
换句话说，目前这一代人的生物僵化是不可能消除掉的，但在他们身上仍起作用的生命力可以获得更好地发展的空间。总之，新的人类每天都在诞生，在30年的过程中人类种族将在生物学上得。到更新；它将不带有任何法西斯主义扭曲痕迹而来到世界。问题在于这新一代将诞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这些条件是能保证自由的还是权威主义的？由此便明确和突出了社会卫生和社会立法的任务：
应该尽一切努力并利用一切手段来保证未来几代人免受过去一代人生物僵化的影响。
德国法西斯主义是从前一代德国人的生物僵化和畸型中产生的。普鲁士军国主义以其机械的纪律，以其正步走和“挺胸收腹”, 成了这种僵化的一个极端表现。德国法西斯主义还可以依赖于别的国家的人民群众的生物僵化和畸型。这是它在国际上成功的原因。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它成功地清除了德国社会的生物自由意志的最后痕迹，并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把新一代重塑成僵化的、机器人似的战争机器自动装置。因此，显而易见，社会自由和自我调节对生物僵化的机械人类来说成了不可思议的。每一代新人极其强烈的自由渴望是自由武库的主要武器。社会自由的可能性在本质上依赖于这一武器，而不是别的东西。
我们不妨假定，在这场战争中形式的民主国将取得胜利。我们不妨进一步假定，它们将忽视或拒不承认这种生物学上的错误估计的社会重要性，即人类群众普遍的生物僵化的社会重要性。它们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产生新的畏惧生活的权威主义生活观。尽管苦苦地战斗，但在这些条件下取得的自由将充满漏洞和裂隙，它们的作用将在生物学上受到阻碍。人民群众将不能充分发展对社会存在的责任。因此，那些对社会的自我管理毫无兴趣的人，只需要不惜采取任何金钱、地位或武力的权力手段来防止新一代人从过去一代人的僵化压力下解放出来。
任务是由社会的、医学的和教育的行为构成的：
在社会上，问题在于找出人的生物孤独的一切根源并制定保证自由发展的合适法律。像“出版、集会和言论自由”这样的一般概括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们是根本不够的。在这些法律下，非理性的人和自由的人有同样的权利。既然杂草一直在激增，总比茁壮的树长得快，那么，长远来看希特勒主义者就不得不占上风。问题在于要认识到“希特勒主义”并不限于那些佩戴法西斯主义明显徽章的人，问题在于要以科学的人道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它并同它斗争。只有在这个从日常生活中清除法西斯主义的过程中，才能顺理成章地制定出妥当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法律。
举一个例子也就足够了：一个想开汽车的人必须通过驾驶员考试，这是为了保证别人的安全而必需的要求。一个买不起一所大房子的人不得不租房或买一所较小的房子。一个想开鞋店的人必须证明他有能力这样做。但在我们这个20世纪，没有任何法律能保护新生者不受无能力抚养他们的父母所支配；不受父母的神经病影响。根据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大量的儿童可以而且应该降临到世界上；但没有人问问他们能不能得到妥当的哺育，他们能不能受教育以符合高度赞美的理想。关于大家庭的情感口号，不管是谁宣扬的，都是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的[1]。
[1]不幸的是，它在1942年英国进步的贝弗里奇计划中出现了。
在医学和教育上，应该纠正一个可叹的事实：几十万医生和教师尽管不懂得幼儿生物性发展的规律，手中却握有新一代人的祸福。在发现了儿童的性活动40年后，情况依然如此。由于教育者和医生的无知，法西斯主义精神每日每时都在灌输给数百万儿童和青少年。在这一点上有两个要求摆到了前沿：第一，每一个同儿童和青少年打交道的医生、教育者和社会工作者等等，必须证明自己从性经济的观点来看是健康的，而且对1到18岁的人的性活动有准确的认识。换句话说，性经济教育者的教育应该成为义务性的。性观点的形成不应受到神经质的强制性道德的危害、专断和影响。第二，儿童和青少年自然的生活爱情应明确受到确定的法律保护。这些要求听起来是激进的和革命的。但每一个人都承认，从儿童和青少年的性活动的挫折中产生的法西斯主义，所起的否定作用要比社会的自然保护所起的肯定作用更激进而且更革命得多。每一现代民主社会都充满了这一领域里进行变革的个别尝试。但这些明智的孤岛消失在由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生物僵化的道德主义教育者和医生扩展的瘟疫海洋中。
在这里进一步详究没有多大意义。只有坚持性肯定的基本原则和儿童、青少年的性活动的社会保护，才会自发地产生每一个别的措施。
在经济方面，只有自然的劳动关系，即人们彼此之间自然的经济依赖性，能为人民群众的生物重建创造出框架和基础。
我们把所有自然的劳动关系的总和叫做劳动民主，它是自然的劳动组织的形式。就其性质而言，这些劳动关系是机能的，不是机械的。它们是不能任意组织的；它们自发地出自劳动过程本身。木匠和铁匠、自然科学家和磨镜工、画家和油漆匠、电工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是由各劳动职能的相互联系决定的。人们不能设想一个任意的规律来改变这些自然的劳动关系。靠显微镜工作的人离不开磨镜工。透镜的性质唯一服从于光和技术的规律，犹如感应线圈的形式服从于电的规律，人的活动服从于自己的需要的性质。劳动过程的自然职能是和各种人类机械论的、权威主义的论断不相干的。它们自由地起作用并且在严格的意义上是自由的。唯独它们是合理的，因而唯独它们能决定社会存在。甚至精神变态的将军们也依赖于它们。爱情、劳动和认识包着了在劳动民主概念中所意味着的每一种东西。
诚然，劳动、爱情和认识的自然职能会被滥用并被窒息，但它们可以靠自己的本性来调节自身。从人类劳动一开始就一直是这么回事，只要存在着社会进程，它们就将继续调节自身。它们构成着劳动民主的实际基础（不是“要求”）。劳动民主的概念不是一个政治纲领，它不是对一种“经济计划”的思想预见，也不是一种“新秩序”。劳动民主是迄今为止使人类知觉困惑的一个事实。比起自由来，劳动民主是不能被组织的。一棵树、一个动物或一个人的成长是不能被组织的。在其生物职能上，一个有机体的成长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是自由的。一个社会的自然成长也是这样。它是自我调节的，不需要任何立法。再说一遍，它只能被阻碍或滥用。
问题在于，一切权威主义统治形式的职能是阻碍自然的自我调节职能。因此，一个真正自由的秩序的任务应该是清除对自然职能的一切障碍。需要用严格的法律来完成这一任务。这样，一个具有严肃的真正意图的民主就成了爱情、劳动和认识的自然的自我调节的直接表现。换句话说，专制，人的非理性也就成了阻碍这种自然的自我调节的直接表现。
由此可见，反对专制和人民群众的非理性权威渴望的斗争，仅仅在于一个根本的行动：
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力的力量，应该明确摆脱一切不利于这种自然生命力的自发作用的障碍。
应该助扬前者，清除后者。
人为的社会存在的管理同自然的劳动职能决无联系。积极的文明的唯一意义在于为爱情、劳动和认识的自然职能的展现创造最好的条件。由于任何组织都是与自由相违背的，所以自由不能被组织。尽管如此，那些为生命力量的自由展现清理道路的条件，却是可以而且应该被组织的。
我们不去告诉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应如何思考或思考什么。我们不去“组织”他们的思维。但我们要求，我们领域里的每一个工作者都要使自己摆脱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获得的虚假的思维和行动方式。这样一来，他或她的自发的、合理的反应能力也就成了自由的。
可笑的是，有人认为自由意味着谎言和真理在法庭面前有同样的权利。真正的劳动民主不承认神秘的非理性有真理那样的权利；它也不允许对儿童的压抑达到像儿童的自由那样的范围。可笑的是，有人竟论证凶手杀人的权利。人们在对待法西斯主义者时，一再犯了这种荒谬的错误。没有把法西斯主义理解成国家组织起来的非理性和平庸，而是视为一种有同等权利的“国家形式”。其理由是，每一个人自身都具有法西斯主义。当然，即使法西斯主义“有时”也是正确的。精神病人也有这种情况。问题在于当他正确时他并不知道自己正确。
照此看来，自由成了一个简单的、容易理解而且容易驾驭的事实。自由不是必须达到的，它是自发地呈现在每一生活职能中的。必须达到的是清除自由的一切障碍。
照此看来，人类自由的武库是巨大的，有丰富的生物学手段和机械手段。不必为超常的东西斗争。生活本身就应该是自由的。一旦理解了现实，古代的梦想也就能成为现实。在这个自由的武库里，我们发现了：
对于自然的生活规律的现实的自发的认识，这种认识是每一时代、每一社会地位和每一肤色的男女都具有的。应该清除的是严厉的、僵化的、机械的、神秘的观点和制度对这种认识的阻碍和曲解，这些观点和制度敌视生活。
男女之间自然的劳动关系和他们劳动中的自然快乐，充满了活力和希望。应该清除的是武断的权威主义限制和管理对自然的劳动民主的阻碍，这些限制和管理敌视生活。
自然的社会性和道德性，体现在男女身上。应该清除的是令人作呕的道德化，这种道德化阻碍自然的道德性，于是也就说明了它本身产生的犯罪冲动。
与其它战争不同，目前的战争正在清除自然的自我管理的许多障碍，如强制性地把妇女驱赶到厨房里、野蛮的商业交易、粗鄙的剥削、人为的民族界限等等，而对这些障碍的清除在和平时期是不可能的。我们并不认为战争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事情是这样的：人类社会和人类结构的机械的、神秘的权威主义组织，在战争中加速了对人类生活的机械破坏。人和社会中的有生命力的而且自由的东西起来反抗这种破坏。既然人和社会的生物残疾在战争中突破了一切限制，那么，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就被迫做出它以前在不怎么邪恶的环境中做不出的努力，因为它以前没有理解自身。
在这一点上出现了一种有道理的异议，即：
我们承认，过去几千年，特别是自从人受机器生产影响以来，人使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像架机器，使得自己的思维越来越不合理。但如果人民群众继续生活在机器的压力和影响下，我们就看不出消除有机体的机械退化并解放人的自我管理力量的可能性。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要求或指望我们废除机器文明。机器技术在生物学上的破坏性影响，不是靠任何重要的砝码来抵销的。需要用比科学的阐释更麻烦的事实来使人摆脱自己的生物僵化。很有可能，由于这场战争使人的活动更僵化，更无头脑，从而增强了而不是消除了生物的僵化。
这种异议是完全正确的。就人目前的技术手段而言，的确没有希望消除人这种动物种族的邪恶的生物发展。事实上，我用了很长时间才决定发表我关于机器文明的生物再生产的见解。我对自己说，它决不是为了宣扬那些不会有任何实际效果的真理。
当我要求自己在精神病学、社会学和生物学上得出一些实际的概括，这些概括能非常成功地阐明这三个领域里的机械化和神秘主义并能取而代之时，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也就自发地出现了。我并不把自己当作某种罕见的超人。我和普通人没有多大差别。那么，我是如何碰上了使别人为难的解决办法的呢？越来越明确的是，我长达几十年的对生物能量问题的专业研究使我摆脱了机械的、神秘的观点和方法。假如我没有摆脱这些观点和方法，我就没有能力从事我关于生命有机体的工作。一句话，我的工作迫使我学会实际地思考。如果我只是培养我的教育灌输给我的机械的、神秘的结构，我就不会发现有关宇宙生命能生物物理学的事实。然而，这条通向揭示宇宙生命能的隐蔽道路之所以被察觉，恰恰是我涉足于性高潮的原生质矛盾禁区之时。现在回过头来一看，我发现我没有忽略这一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关键之点，在这些关键之点上我有可能从现实的、实际的观察事物方式又回到机械的、神秘的世界观上。我根本没有考察如何躲开这些圈套。可以肯定，这种包含着对目前混乱状态的许多根本答案的实际生活观，是由我研究生物能量，即宇宙生命能的工作所培育的。
不了解生物作用的规律，必然导致机械化和用神秘主义取代活生生的现实。宇宙生命能，即宇宙中特殊的生物能量，不是机械地起作用的，它不是神秘的。这种宇宙生命能有着自身特有的机能规律，这些规律不能物质地、机械地或僵化地来理解，也不能按正负电流的概念来理解。它服从机能的规律，如吸引、分散、扩张、收缩、辐射、脉动等等。我认为这种宇宙生命能量甚至不适用于任何种类的屠杀，因而不适用于机械的屠杀技术。这场战争或下一场战争将大大增强生命安全职能的需要。宇宙生命能幅射不是性经济对人类进一步发展的平庸贡献。或迟或早，将有越来越多的集团和学派熟悉宇宙生命能的职能。在研究宇宙生命能量的过程中，男女将不得不学会从现实的机能方面思考，以便能把握宇宙生命能。同样，当通向认识儿童性活动之门打开时，他们就学会了从心理学方面来思考，当经济规律被发现时，他们就学会了从经济方面来思考。在理解并掌握无生命的自然的机械规律的过程中，人不得不成为机械般僵化的。同样，随着每一新的一代越来越多地把握宇宙生命能的生活职能，他们将理解有生命力的东西，学会爱戴、保护和发展它。这个类比的结论肯定是有道理的。
因此，我要求你们不要把这种思路与救世主义的断言混同起来。正如我在自己的许多著作里一再强调的那样，我把自己当作“宇宙中的一条虫”，当作某种科学逻辑的纯工具。那种促使染上瘟疫的将军完成他的罪恶行为的欺骗性性格，在我这里肯定是没有的。我没有想当超人的信念，因而我也不会认为群众在种族上是低等的。我从宇宙生命能的发现中得出的意义深远的结论，是一个谦虚但真实的结论，也许不亚于这样一个结论：为汽球充上比空气还轻的气体，它就能克服地球的引力。我并不像我的许多朋友所期待的那样，有一种能使我们进行直接的政治变革的疗法。“生物的和自然的自我管理”、“自然的劳动民主”、“宇宙生命能”、“生殖特性”等等事实，是性经济为了根除奴役状况而交给人类掌握的武器，奴役状况包括“生物的僵化”、“性格和肉体盔甲”、“快乐焦虑”、“性高潮无能”、“形式的权威”、“权威的奴役”、“社会的不负责任”、“无能力自由”等等。劳动时的快乐、研究和发现中的快乐、感知自然的自发的恰当性和智慧时的快乐，是劳动的本性。不能为了得到奖章、财富、学术上的承认和名望而劳动，劳动也不是出于在拷打、压制、制造谎言和骗局时产生的施虐狂快乐，不是出于战争行为和残杀生命。只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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