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奥〕威尔海姆·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1933）
第十章 劳动的生物职能
“自愿的劳动纪律”问题
劳动是人的社会存在的基础。每一种社会理论都强调这一点。然而，在这里，问题并不在于劳动是人类存在的基础。问题在于劳动的性质：它是同人民群众的生物需要相对立的还是相和谐的？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证明，以经济价值的方式生产的每一种东西都是通过人的活劳动力的消耗，而不是通过死材料的消耗而产生的。
因此，作为产生价值的唯一力量，人类劳动最值得注意和关心。在一个处在市场经济而不是处在使用经济强制下的社会里，根本谈不上关心和认真对待人类劳动力。像其他商品一样，这种劳动力被生产资料所有者（国家或个体资本家）购买和使用。劳动者收到的“工资”大致相当于他为再生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由于劳动进一步机械化和经济化，许多劳动力成了多余的，以致总是存在着被消耗掉的劳动力的后备力量。
苏联废除的是私人利润经济，而不是国家利润经济。它最初的意图是把资本主义的劳动“经济化”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劳动“经济化”。它解放了国家的劳动生产力，并普遍缩短了劳动时间；这样一来，它成功地渡过了1929—1932年尖锐的经济危机，无失业现象。毫无疑问，苏联的经济化措施起初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主义，它能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然而，真正的民主，即劳动民主的基本问题不单是一个劳动经济的问题。与别的事情不同，它是一件改变劳动的性质，使其不再是一项繁重的义务，而是令人满意地实现需要的事情。
对人类劳动职能的性格分析考察（这个考察绝没有完成）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这些线索使得有可能以实际的方式解决异化劳动的问题。我们可以以令人满意的准确性区别开人类劳动的两种基本类型：强制性的不产生任何快乐的劳动和自然的快乐的劳动[1]。
[1]参见赖希《性格分析》
为了理解这种区别，我们首先应该摆脱几种机械的关于人类劳动的“科学”观点。经验的心理学只考虑用哪种方法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利用人类劳动力的问题。当它谈到劳动乐趣时，它指的是一个独立的科学家或艺术家从自己的成就中获得的乐趣。甚至精神分析学的劳动理论也犯了唯一只注重精神成就的模式的错误。从群众心理学角度对劳动的考察，是正确地从劳动者同自己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出发的。这种关系具有一种社会经济的背景，与劳动者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的快乐有关。劳动是一种基本的生物活动，这种活动像一般生活一样，依赖于快乐的搏动。
一个“独立的”研究者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的快乐，不能被当作一般劳动的尺度。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别的任何观点都和社会学没有关系）, 20世纪的劳动完全是受义务的法则和生存的必要性所支配的。全世界几亿雇佣工人的劳动没有给他们带来丝毫的快乐或生物的满足。本质上，它是建立在强制性劳动的形式上的。它的特点在于，它同劳动者的生物的快乐需要相对立。它出于义务和道德心，以便不被分裂，而且通常是对别人而言的。劳动者对自己劳动的产品没有任何兴趣；因此，劳动是繁重的，缺乏乐趣的。建立的强制（不管是哪一类强制）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快乐基础上的劳动，不仅在生物学上是不能实现的，而且在经济上也不是很多产的。
这一问题是极其重要的，但人们对它不很了解。首先，我们先作一个一般的描绘。显然，机械的、生物学上不令人满意的劳动，是普遍的机械生活观和机器文明的产物。劳动的生物职能能否和劳动的社会职能相和谐？这是可能的，但首先必须彻底纠正根深蒂固的观念和制度。
19世纪的工匠和自己的劳动产品有充分的联系。但是，当福特工厂里的一个工人年复一年地从事同一种操作，总是在一个环节上而不是在整个产品上劳动时，那就根本谈不上满意的劳动。专业化和机械化的劳动分工，连同一般的雇佣劳动制度，导致劳动者和机器没有任何关系。
在这一点上人们会提出异议说，确确实实存在着劳动的需要、劳动中的“自然的”满足，这种满足是劳动行为本身内在固有的。诚然，在活动中有生物的满足，但这种活动在市场经济中被硬挤压成的形式，扼杀了劳动的快乐和劳动的渴望，使它们不能表现出来。无疑，劳动民主的一个最迫切的任务是使劳动的条件和形式同劳动的需要和劳动的快乐和谐起来，一句话，消除快乐和劳动的对立。这里为人类思想打开了一个广阔的新领域：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既保持劳动的经济化和机械化，又不扼杀劳动的快乐？工人可以同完成了的劳动产品（他只构成这产品的一部分）有一种关系，而又不排除劳动分工，这肯定是可想象的。从劳动中获得的生活乐趣，是人从劳动的奴隶重新确立为生产的主人的一个根本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如果人能重新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建立起直接的关系，那么他也会为自己的劳动承担起他今天没有或拒绝承担的责任。
人们可以以苏联为例说：“尽管你为自己不动情感地看待事实感到自豪，但你的劳动民主是空想的和虚幻的。在苏联的工人天堂里，哪里废除了劳动分工？哪里有劳动的快乐？哪里废除了雇佣制度和市场经济？你难道从工人革命的结果中看不出你的享乐主义劳动观是多么不可能和空想吗？”
对这种论点的回答是：在1944年，尽管自然科学有了进步，但群众的神秘主义也比以前更强大了。这是无可辩驳的。但是，一个人未能达到自己追求的目标——因为人民群众的非理性——并不意味着这个目标不可能达到。根本的问题是：快乐劳动的目标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目标还是一种空想的目标？如果它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目标，如果它是每一个人都强烈向往的，那么我们就应该问什么东西阻碍着它的实现。这个问题既适用于技术领域，也适用于科学领域。如果登上珠穆朗玛峰现在还不可能，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不可能的技艺！它只是关于最后800米的问题！
正是在这一点上，劳动民主同政治的对立被明确而简单地揭露了：我们的报纸充斥的尽是那些根本不考虑人民群众劳动过程的困难的政治讨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政治家一点不了解劳动。我们不妨想象，一个劳动民主的共同体一旦从它的报纸上清除一切非理性主义，就会尽力讨论快乐劳动的条件。劳动人民群众将争相提出大量的建议和提案，一劳永逸地排除任何政治化。可以想象，一个老板、工程师、专家将高兴地描绘劳动过程的每一方面和步骤，提出改进的建议和计策。他们会彼此争论和竞争，会有热烈的争吵。这该是多么美妙。人们用了几个世纪才想出了把工厂建成像康复院一样而不是像监狱一样，建立有照明设备、良好通风设备、洗澡间和厨房等设施的工厂。战争经济的压力把广播音乐引入了工厂。如果由劳动人民而不是由政治家，控制着新闻，这个过程将进行到何种程度，真是难以估量。
在苏联经济的头五年，有劳动民主的迹象。例如，避免了对新一代的片面化的专业训练，尽一切努力使男女青年对职业生活有了多才多艺的准备。这样一来，就为抵销劳动分工的危害做了尝试。“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距缩小了。青年为自己以后的职业生活有了多方面的脑力和体力准备，以致社会的任何成员都可以在劳动过程的任何地方就业。例如，大公司的雇员周期性地从一个岗位转换到另一个岗位。不同公司的雇员可以交流。当训练有素的专家当了一段时间的企业管理者后，就被派回到机器旁，以防止他们脱离劳动成为行政官僚。
所谓的“三结合管理体制”的建立，表现了企业的自治。每一个企业都由整个企业为此目的而选举出来的雇员来管理。这样一来，全体雇员就直接参与了管理。而且经常召开专门的“生产会议”。这些因素以及其它许多因素表明，为重建快东和劳动的统一尽了努力。在这一点上，劳动民主的反对者会高兴地指出，这些改进大多数都维持不下去，例如，企业全体雇员的生产会议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蜕化成纯形式，或完全消失。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尽管古代的德狄勒斯[1]和伊卡尔斯[2]及中世纪的达·芬奇的飞行努力失败了，但赖特兄弟不是已使飞行成为可能的事了吗？苏联企业劳动民主管理的最初尝试之所以失败，乃因为企业管理的重新组织没有和人类结构的重建携手并进。这是一个教训，下一次它能做得更好。
[1]希腊神话中传说的建造迷宫的名匠。——译者注
[2]德狄勒斯之子，传说他以蜡和羽毛造成翅膀飞行，因接近太阳翼毛融化，堕海身亡。——译者注
当一个管理者成了一个企业的经理，承担个人责任并进而占居独立的领导地位时，三结合管理体制和企业的自治也就被废除了。确确实实，这个“经理”依然来自工人，即来自一个企业的全体工人，但企业的这个自主的经营者会很快具有一个监工、官僚或统治者的全部特征，他不再是劳动人民群众的一部分。的确，正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苏联“统治阶级”的根源。但这并不否定有这样一个事实：每一劳动过程本质上必然是一个劳动民主的过程。劳动的自我管理自发地呈现出来。它大大改变了劳动者的结构，以致把这种自然的劳动民主从官僚的障碍中解放出来，帮助它发展自己的形式和组织。熟悉劳动过程的劳动民主主义者并不否认困难；恰恰相反，他集中自己的所有力量来对付困难，因为在他看来，重要的是理解并克服一切困难。他不会因存在着困难、挫折和失败而幸灾乐祸。只有把自己对人民群众的权力建立在这些困难之上的政治家，才在这里寻找胜利的理由。劳动民主主义者并不利用这些失败来说明使用经济是不可能的，人是永远不变的，正是从自己的失败中，他学会了更好地工作。当一个赛跑者跨栏失败时，一个跛脚者很容易幸灾乐祸。
苏联政府一开始碰到的一个主要困难，恰恰是至关重要的熟练工人很少对政治表现出热情。我们引用一位官员的话也就是以证明这一点。他说：
对自己职业的热爱是最重要的事情。合格的工人是党的最好的后备军。他们总是对自己的职业感到满意，总是在寻找新的方式来改进自己的工作。他们是非常自觉的。当人们和他们交谈并问他们为什么不入党时，他们的回答是没有时间。他们说：“我感兴趣的是如何改进钢制品和混凝土。”于是他们发明了一些东西，如工具等等。我们感兴趣的正是这些工人，但我们还没有找到调动他们政治兴趣的方式；然而，他们是最优秀、最成熟的工人。他们忙得很，总是在寻找改进自己生产的方式[1]。
[1]着重号系赖希所加。
这个官员触及到了一个有关政治和劳动的关系的基本问题。在德国，人们也经常听说：“我们这些追求自由的人所走的道路肯定是正确的，工人理解我们，但他们不想和政治打交道；我们和产业工人有同样的困难。”在1923年以后的岁月里，除了政治上的失望使德国产业工人疏远了共产党而外，还有一种人们一再忽视或不能理解的非常重要的环境。作为一个集团，政治家根本不理解技术问题，他们完全脱离了具体劳动的领域。那种对自己劳动的技术问题有强烈兴趣的工人，如果在晚上听了党的政治家的话他就不得不“使自己服从政治”。政治家不能从劳动过程本身来提出社会革命的态度和观念；他们根本不了解劳动。他们力图用关于高级政治的抽象观念来说服工人，但工人对这些观念毫无兴趣。然而，劳动民主的每一细节都能有机地从劳动的技术方面发展起来。当我们管理我们的企业时，我们将如何进一步建设它？我们将不得不客服什么样的困难？我们将采取什么措施使我们的劳动更轻松？为了更好地经营我们的企业，我们还应学些什么？关于生活空间、牛奶、抚养孩子等等，我们将做出什么安排？这些问题将激励所有负责任地工作的人，他们感觉到这个企业是我们的难管教的儿童。
只有当工人学会掌握他们企业技术的各个方面，而这些方面又是他们为了实现所有意图和目的而具有的时，工人同自己劳动的异化才能被克服。这样也就弥合了熟练劳动和社会责任之间的裂痕这一社会祸因。熟练劳动和社会责任应该携手并进，这样才会排除带来快乐的劳动和机械的劳动条件之间的对立。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统治下，工人对劳动过程一点也不感兴趣。他是一个“被指挥的”不负责任的臣民，不得不服从负有全部责任的企业经理的命令。要么他具有民族主义的幻想：他把企业当作一个“德国人”，而不是当作社会上负责任的使用价值生产者，仅只当作一个“德国人”。这种幻想的民族主义的态度是德国整个NSBO [1]工作的特点，它以同“国家”的幻想的统一极力掩盖工人非常明显地缺乏劳动兴趣的现象。现在，不论是在德国还是在美国或檀香山，社会就是社会，机器就是机器。作为劳动本身，社会和机器是国际性的事实。“德国的劳动”是胡说八道！自然的劳动民主消除缺乏兴趣的现象。她不以同“国家”的幻想的统一、发色或鼻型来掩饰它，它消除缺乏兴趣的现象，使得工人能感觉到对自己产品的现实责任，并感觉到：“这个企业是我们的。”这不是产生形式的“阶级意识”或归属于一个特定阶级的事情，而是对自己的职业有技术兴趣，同自己的劳动有客观联系的事情，这种客观联系以对自己技艺的意识取代了民族主义和阶级意识。只有当人们客观地密切同自己的劳动相联系时，人们才能理解专制的和形式民主的劳动形式不仅对劳动本身，而且对劳动快乐该是多么大的破坏。
[1] 国家社会主义企业局（企业局是德国劳动部的一个行政部门）。
当一个人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快乐时，我们把他和劳动的关系叫做“里比多的”。既然劳动和性（无论从这个词的狭义和广义上说都）密切地缠绕在一起，那么，人同劳动的关系也是人民群众， 性经济的问题。劳动过程的卫生取决于人民群众用来满足自己生物能量的方式。劳动和性出自同样的生物能量。
工人进行的政治革命没有灌输这样的感情：工人来自对一切事情负责任。这个过失导致向权威主义措施例退。差不多从一开始苏联就不得不对付这样的困难：工人根本不尊重自己的工具。无休止地抱怨工人擅离职守，抱怨缺乏各类企业需要大量补充的工人等等。1934年5月22日某报纸详细报导了矿区，特别是非常重要的“顿巴斯”地区现在的“不令人满意的”状况。该报导指出，只有采取非常措施，即从办公室里抽出额外的工程师和技术员，把他们派到矿上，他们才能成功地把当年1月的日产量由12万吨提高到14 . 8万吨；即使这样，也并非所有的机器都在运转，1934年3月的日产量再度降到14万吨。这种生产衰退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粗心大意地”对待机器。另一个原因是，“随着春季的到来”，许多工人想离开矿井。根据这个报导，这归因于“缺乏兴趣”。在l月和2月，3 . 3万（!）名工人离开了矿井，不得不雇佣2 . 8万名新工人。人们相信，如果厂方能为工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并为他们的闲暇时间提供娱乐的可能性，这种大迁移是本可以避免的。
对纯经济学家的禁欲主义和人类异化来说，这像是他的胡思乱想。肯定，“闲暇时间”是用于娱乐和享受生活乐趣的。当然，在企业里建立了俱乐部、剧院和其它娱乐设施。因而，人们感受到了享乐对于劳动过程卫生的重要性。但在官方，特别是在社会意识形态上，“劳动”被确定为“生活的实质”，并被断定为性活动的对立面。
在电影《生活之路》中，春天一个工厂里爆发了一场由年轻的违法者操纵并进行的造反。他们砸毁机器，拒绝工作。在该影片里，这场造反被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铁路线被洪水淹没了，因而无法供应劳动材料。也就是说，这场“造反”归因于“缺乏劳动材料”。然而，我们不难看出，那些过集体生活而没有姑娘相伴的小伙子有春倦症，无法劳动只是释放出而不是造成这种春倦症。未被满足的性生活容易变成犯暴。“炸狱”是由于性满足的缺乏而造成的施虐狂爆发。因此，3.3万名工人正是在春天一下子离开了他们的劳动岗位，毫无疑问，在苏联不令人满意的性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我们所说的“性经济状况”不单是指有规则的令人满意的爱情生活的可能性；而且也指每一种与快乐和劳动中的生活乐趣相关的东西。然而，苏联政治家却用一种劳动疗法来抵制性需要。这些作法肯定是事与愿违的。在十几年里，我一直阅读苏联官方文献，我发现根本没有提到这些决定性的生物关系。
工人的性生活和他的劳动表现之间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好像劳动不会妨碍性能量的满足，不会一个人劳动越多，他对性满足的要求也就越少。事情恰恰相反：如果一切外部条件具备的话，一个人的性生活越是满意的，他的劳动就越是有成果的和快乐的。被满足的性能量自发地转化为劳动的兴趣和活动的渴望。与此相反，如果一个人的性需要未被满足，而是被压抑，那么他的工作也就在各方面受到干挠。因此，劳动民主社会的劳动卫生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仅有必要建立最好的劳动外部条件，而且有必要创造内部的生物前提，以便最充分地实现生物的活动渴望。所以，保证劳动群众有完全满意的性生活，是快乐劳动最重要的前提。在任何社会里，劳动扼杀生活乐趣的程度，劳动被当作义务的程度（不管这些幻想是借用“祖国”、“无产阶级”、“民族”的名义，还是借用别的名义），是衡量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反民主特点的确切尺度。“义务”、“国家”、“纪律和秩序”、“牺牲”之类的东西是彼此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生活的乐趣”、“劳动民主”、“自治”、“快乐的劳动”、“自然的性活动”也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
学院哲学就生物的劳动需要是否存在的问题作了大量无聊的琐细而无益的分析。像其他许多领域一样，这里也缺乏必不可少的经验，妨碍了这个问题的解决。劳动渴望产生于有机体激动的生物根源；因此，它是一种自然的渴望。但劳动的形式不是在生物学上，而是在社会上被决定的。人的既自然又轻松的活动渴望，带着客观的任务和目的自发地实现自身，有助于满足社会和个人的需要。就劳动卫生问题来说，应该以发展并满足活动的生物渴望的方式来安排劳动。这一职能排除了各种在义务强制下从事的道德主义—权威主义的劳动，因为它不能容忍任何专横。它要求：
1.建立最好的劳动外部条件（劳动保护、缩减劳动时间、劳动职能的多样化、确立工人与自己产品的直接联系）。
2.解放劳动的自然渴望（防止形成僵化的性格盔甲）。
3.创造先决条件，使性能量能转化成劳动兴趣。为此目的，性能量必须——
4.能得到满足并实际地得到满足。这要求维护所有对全体男女劳动者的完全满意的、性经济的、社会肯定的性生活来说必需的先决条件（体面的生活空间、避孕、在儿童和青少年的性活动管理中持肯定态度的性经济）。
应该客观地理解苏联的种种倒退，所以，我们将看到：在改变群众的结构时所碰到的困难，受到了不正确的估价。有人认为，人们所对付的是第二位的纯“意识形态的”因素。这种或多或少被道德主义地谴责为“旧传统”、“懒惰”、“下中层阶级习惯的癖好”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个比工业机械化更复杂而且更难解决的问题。苏联政府受到了好战的帝国主义力量的威胁，不得不最迅速地完成工业化。为了做到这一点，它重新采用了权威主义方法。它忽视甚至抛弃了最初向社会自治的努力。
尤其是，把强制的权威主义的劳动变成自愿的生物的快乐劳动的努力失败了。劳动依然是在严酷竞争的压力下或在同国家的幻想的统一下进行的。正如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第17次代表大会上所注意到的，“劳动的非人化”出现了，人们对劳动的“材料”和多消费者生产的产品“漠不关心”。在1971年的中央委员会中设置的对中央委员会起监督作用的工农检查院，尽管是一个十分民主的组织，但已证明是不妥当的。斯大林说：
工农检查院按其组织来说，不能够满足对执行情况进行很好的检查的要求。几年以前，当我们的经济工作还比较简单，还不大令人满意，还可以指望有可能检查各人民委员部和各工业组织的工作的时候，工农检查院是胜任的。但是现在，我们的经济工作已经扩大并更加复杂了，已经既没有必要又没有可能由一个中央机关来检查经济工作了，因此，工农检查院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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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决议的执行情况的监督并加强党约纪律[1]
[1]《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 卷第329—330 页。着重号系赖希所加。——译者
这里，明确表现了企业自治向权威主义监督方向的转变。最初具有监督国家领导的职能的工农检查院完全消失了，取代它的是由国家所任命的机关，这些机关的职能是监督指派给工人和农民的劳动。工人和农民无发言权；劳动民主彻底惨败了。既没有说出也没有感觉到人民群众无能力自由。
为了巩固俄国社会，这种转变曾是必要的。一度提出的自治没有发展起来或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它之所以不能发展，是因为共产党尽管宣布自治的原则，但没有认识到实现这种自治的手段。起初，工农检查院作为被选举出来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具有监督和检查各苏维埃人民委员部和各经济组织的任务，也就是说，那些理所当然地选举出苏维埃的劳动人民群众，一度监督着党和经济，而现在这种职能则交给了党及其独立于地方苏维埃组织的机关。如果说工农检查院是趋向群众自我管理和自治的社会倾向的一种表现，那么，新的“监察委员会”则是权威主义地执行党的决议的表现。简言之，它是从自治意图向社会及其经济的权威主义监督的许多倒退的一种倒退。
能不能把这一步视为苏维埃的大可怀疑的性质的后果呢？回答是：惨败的不是作为男女劳动者的代表的苏维埃，而是政治家对这些苏维埃的操纵。无论如何，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对付经济问题和劳动纪律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宽恕权威主义原则。正相反，如果我们强调这种灾难性的倒退，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想知道这种挫折的原因，以便排除困难，帮助自治最终获得胜利。这种失败的责任沉重地落在劳动人民群众身上。除非他们学会靠自己的独创性来克服自己的软弱性，他们便不会有指望摆脱权威主义的政府形式。没有人能帮助他们，他们，只有他们才负有责任。唯有这才是真实的，才是有希望的。不能责备苏联政府重新采用了权威主义和道德主义方法。如果它不想毁掉一切的话，它没有别的选择。应受到责备的是，它忽略了自治，封闭了自己的未来发展，而且没有为它创造先决条件。应该责备苏维埃政府忘记了国家应该消亡。应该责备它没有把群众自治和自理的失败当作新的更大努力的出发点；责备它极力使全世界相信，不管怎样，这种自治在发展，“完全的社会主义”和真正的民主兴起了。幻想一直阻碍着他们声称的东西获得真正的实现。因此，每一真正的民主的第一个任务显然是承认这些发展的困难，揭露它们，帮助克服它们。专制的公开宣告远不如伪善的民主危险。人们可以抵制前者，而后者则像一个打捞钩一样抓住落水者的尸体不放。苏联政治家甩不掉不诚实的丑名。对真正民主的发展来说，他们比希特勒更有害。这是一种严厉的谴责，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仅仅谈论自我批评，是无用的。不管多么痛苦，人们都应该作出这种谴责。
苏联的自我管理和自治的失败，导致去组织劳动纪律，这种纪律明显地表现在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军国主义式的炫耀上。经济科学是一个“堡垒”，年轻人的目的是“占领”它。报纸像在战时一样登载关于“战役”和“前线”的报导；工人军队“进行战斗”，各队猛攻“狭窄的通道”。“铁军”“冒着枪林弹雨”占领了“防区”。任命了“干部”。“逃兵”被揭露出来，并受到公众的嘲笑；举行了“对抗演习”；向人民“拉响警报”并“动员”他们。在危险的“进攻”中“轻骑兵”打“前哨”。
这些来自苏联文献的例子足以表明，只有借助于来自战争气氛的意识形态并创造战争气氛，才有可能执行伟大的五年计划。所有这一切就是群众无能力自由的具体事实的基础。加速工业化有助于建立国家的军事力量。由于西方的社会革命未能成功，特别是由于苏维埃社会的自治没有发展起来，所以苏联的状况的确比得上战争状态。当时苏联外交的任务是延缓各种军事对抗，特别是延缓在中东铁路和满洲里问题上同日本的对扰。然而，由于当时的客观发展环境，这种不可避免的而且也直接有用的办法——因为实际上能使苏联武装起来抵御帝国主义的进攻——具有两个极大的副作用：
1.如果一个有1.6 亿人口的国家连续几年处于战争气氛中而且充满了一种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那么，即使达到了这种战争意识形态的目的，这也不可避免地对人类结构的形成产生一种影响。群众领袖的军国主义结构具有了自主的力量。在群众教育中被当作生活理想来宣扬的“无私奉献”，塑造了群众心理，使得有可能进行各种清洗、处决和强行制裁的专制过程。鉴于所有这一切，显然，在向自由社会发展中，生物心理的作用不可低估。
2.如果一个感到自己被好战的武力所包围的政府，连续几年对群众实行某种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并在解决最困难的直接任务的混乱中忘记了自己的使命，那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使在政府的目的实现之后，它还将继续保持并不断强化这种气氛，而这种气氛已显得多余。人民群众是而且仍将是异化的、局外的、植物似的，或者超出自己的需要而走向非理性的沙文主义。
对劳动过程的权威主义管理，完全符合苏联人生活于其中的军国主义气氛。没有想到而且也不可能想到把劳动方法变成自治。就此而言，英雄主义，特别是在建设工业的斗争中由共青团员显示的英雄主义，是值得称赞的。然而，如何把共青团员的英雄主义的性质和希特勒的青年或帝国主义武士的英雄主义区别开来呢？如何看待为人类（不是民族）自由而战呢？认为英国或德国士兵的英雄主义要次于一个共青团员在建设苏联工业中的英雄主义，这是在骗人。如果我们不能把英雄主义的情感和自由的目标明确区别开来，我们就很容易落入常规，根本谈不上追求这一目标（自治! ）。是的，英雄主义是“必不可少的”，但使人民群众的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努力却没有什么结果，因此，几代自由战士曾为之献出最好的思想和生命的那种社会状态，也未能建立起来。既然工人不再对自己的劳动抱有“切身”兴趣，那么就必然重生“求生冲动”。奖金制度重新起用了。工人是按自己劳动力的价值来评价的；多干的人得到了更好的滋补品和生活空间。但最糟糕的是，重新起用了最严格的竞争雇佣制度。所有这一切都是“必要的”，但应该清楚，它是和最初的目标截然对立的。
用“锁”来防止工人离开工作岗位，这也是对劳动的道德主义、权威主义管理的明确标志。例如，工人不得不一直坚持到五年计划的结束。当时，40％的苏联工业在生产战争物资。这意味着不得不增强生产消费品的企业里的劳动，以保持同样的水平。出于刺激雄心之目的，连晚上都用来工作。在这样的“晚上”，举行竞赛，看谁排字最快，谁包糖果最快。在各个工厂都设立了黑红两色公告板。“懒惰的”工人的名字写在黑色公告板上，“优秀而勤奋的”工人的名字写在红色公告板上。对某些人的道德褒扬和对另一些人的道德贬低，究竟对性格形成有什么影响，我们无从得知。但从我们关于这些措施的采用所了解的情况中，可以可靠地作出结论说，这种对人类结构的形成的影响是灾难性的。那些名字上了黑色公告板的人禁不住产生羞耻、妒忌、自卑乃至仇视的感觉；而那些名字上了红色公告板的人，可以战胜自己的竞争者，自以为是赢者，可以发泄他们的残忍，使得自己的雄心超越一切自然的界限。尽管如此，那些在这种竞争中失败的人并不必然是“低下”者。恰恰相反，我们可以认为，就其性格结构而言，某些“黑人”是更自由的人，即使他也更神经质。那些达到顶端的人不一定是自由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在他们身上刺激起来的性格，正是我们在野心勃勃的人、能干而进取的人、爱炫耀的人，一句话，在染上瘟疫的人身上发现的性格。
有一首诗被用来当作刺激劳动纪律的手段，这首诗表明了人们对国家的消亡及其职能向人民的转移考虑得是多么少。
国家需要集体农庄，
这钢铁造成的搅拌器。
从太平洋到明斯克，
从维亚特塔到克里米亚，
肥沃的土地等待着拖拉机。
国家召唤你！
前进！前进！全体一起！
排起队伍！
不分昼夜，我们抡起
铁锤，敲击再敲击，
每天数百次，我们为祖国
造出一匹铁骑。 |
注意，这里说的是“国家需要”，而不是“我们需要”。这种区别对于那种用经济观点来看待一切的政治家来说也许毫无意义，但它对重构人的性格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
所谓的斯达汉诺夫运动[1]，突出标明了劳动职能的不幸。那些在生产率上远远超出普通工人的人，被命名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
[1]1935年在苏联由“中央伊尔敏诺”矿井采煤工人阿列克塞·斯达汉诺夫发起的群众生产运动。——译者注
斯达汉诺夫是第一个在劳动表现上创纪录的产业工人。显然，工人群众对自己的工作缺乏兴趣，根子就在斯达汉诺夫主义。自命不凡在这里没有多少意义。苏联不得不加强自己的生产。由于全体工人未能自愿地完成生产定额，苏维埃政府就不得不采取措施，利用工人好胜的雄心。它也不得不引入严格的报酬标准。但我们不应让这一过程的必要性掩盖住主要问题：每个工人的劳动兴趣和能力稍有增长，便会使斯达汉诺夫运动成为多余的。反过来，这会要求在苏联社会的性政策和性教育上来一个完全的颠倒。所缺乏的是为完成这一任务所需要的知识和意志。
向斯达汉诺夫主义的倒退，对人的性格结构的形成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只有那些雄心勃勃而且残忍的人，才能在竞争性的计件工作上超过别人。绝大多数工人要么远远落后，要么完全停止不前。大多数普通工人和极少数劳动健将之间出现了分裂，这些劳动健将很容易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只要绝大多数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没有热情，对自己劳动上的个人责任没有任何意识，就根本谈不上从强制性纪律向快乐劳动的转变。对工人的抱怨将继续存在，如低产量、旷工、粗枝大叶地操作机器。这种新的裂缝在软弱的工人中间产生妒忌和野心，在强壮的工人中间产生专横和十足的傲慢。不可能产生集体的归属感和劳动感。作为情感瘟疫之特点的责怪和反动，将兴盛起来。
国家社会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理论家用来评价一个过程的民主或非民主特点的方式，是一个不错的标准。当民族主义的、沙文主义的、军国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有纪律的政治家慷慨地称赞某件事情时，人们应该警惕。例如，梅奈特说：
经常有这样的事情，那些来工厂帮助增加生产的共青团员，没有受到非常诚心的接待，因为他们用来鼓励工人增加生产的方法，一般不是考虑得很周到。特别可恨的是那些工人记者，他们把所有事情都公开刊登在他们的报纸上。缺乏工具和原料，生活条件普遍较惨淡，许多工人消极抵抗，这些通常对共青团员来说都太重要不过了。有好几次他们唱着胜利的歌而来，不得不带着绝望的眼泪离去。
这是实际的报道。现在我们看一看法西斯主义对苏维埃精神的称赞：
这个神话是简单明了的。在我们这个既缺乏又渴望神话的时代，它具有一种迷人的效果。像每一种神话一样，它创造了一种精神气质，今天的亿万人民每年都把这种精神气质记在心中，而且这种精神气质征服了他人。对俄国人来说，这种精神气质意味着：“我的需要是伟大的，我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遥远的。我们只有靠同害怕并仇恨我们的整个世界斗争，同我们周围和我们队伍中的敌人斗争，才能达到这些目标。只要我们接近社会主义，我们也就解脱了苦难。但只有当我们大家为一人，而且一人为大家时，我们才能胜利。我们互相负责任。如果一个工厂在战争时期生产了劣质武器，它就犯了反对整个民族的罪恶，不单是对那些因这些武器而失去了生命的士兵犯了罪。今天，如果一个工厂生产了劣质机器，它就是对社会主义的犯罪，就是对我们所有为建立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人的犯罪。在战争期间逃离前线，不是触犯长官，而是背叛自己的同志。逃离五年计划的前线，逃离社会主义，不是向雇主罢工，而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犯罪。因为这是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工厂和我们的未来。”
由这种劳动“纪律”形成的人类结构，还充满了宗教狂热和迟钝的消极抵抗。总有这样的情况：有纪律的极少数人的“精神气质”，导致绝大多数人民的无能。神话和精神气质也许是英雄般的，但它们总是危险的、不民主的和反动的措施。问题在于广大男女劳动群众的性格、意志、信念、承担责任的喜悦和热情。他们本身应该自愿地能够维护自己的生活，不断丰富自己的经验。那种建立在群众的痛苦之上，并要求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的如此巨大的牺牲和纪律的精神气质，那种如此严厉而且继续如此严厉以致那些支持它的人都跟不上的精神气质，也许有一种振奋人心的效果，但它根本解决不了社会群体的任何客观问题。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即劳动民主主义者，由于这种精神气质而不能对群众产生影响，将立即呐喊：让这种精神气质见鬼去吧！
在苏联，权威主义、民族主义的劳动管理有无必要呢？
有必要！
它能否把全国武装起来呢？
能！
这种管理是不是旨在建立起苏联社会自治的进步措施呢？
不是！
它是否解决了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或为解决这些问题铺平了道路呢？它是否有助于和在哪些方面有助于社会的满足呢？
否！
恰恰相反，它产生了一种充满民族主义并局限于民族主义的人性，从而为红色的一人专制奠定了基础。
在根据一个社会的自由程度来评价该社会的结构和倾向时，该社会的军事力量不起任何作用。与创造自由的人类的任务相比，战争行为、工业建设、挥舞红旗、占领天堂简直是小孩子的游戏。在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爱国主义盛行的地方，朋友和死敌很容易妥协。巴比伦的胡言乱语根本赶不上围绕“自由”概念出现的混乱。我们愚在一个军事实施纪律者的陈述中再次找到我们的意思，这个人会以同样主观的真诚和信心既为追求民主的美国而战，也会为向法西斯主义倒退的美国而战。
1943年，里肯巴克海军上校正式访问了苏联。他回来后，8月18日的《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详细介绍他的印象的文章。我摘引如下：
……里肯巴克海军上校评论说，最近几年俄国一直在向右转，而此时美国却在“向左转”。
他说：“如果他们像现在这样继续发展下去，你将发现俄国人在这次战争中表现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而我们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将处在他们20年前所在的地方。”
有人问里肯巴克海军上校：“你是说俄国正在走向资本主义，而我们正在走向布尔什维克主义吗？"
“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的。”他回答道。
……他在俄国感受印象特别深的事情是：工厂里实行铁的纪律，对长期旷工行为严惩不贷，失业去领救济的范围，刺激性报酬，强制性超时劳动以及“没有什么劳动困难”。里肯巴克海军上校说，俄国人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六天，经常有半数的日子都要加班三小时。
“……我们并没有因为对俄国的共产主义同情心而不得不去相信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在最近一年里，俄国人一直不断地向右转，其表现是多方面的。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我们都没有看到像在俄国这样从下至上地如此敬重高级军衔，这符合资本主义和民主的方向。军官制度大部分是按过去沙皇军队的样式制定的，报界向人民宣扬革命前的英雄。"
我们已经学会了听保守的声音，理解它们，当它们符合真相时就承认它们的实际陈述的有效性。我们还学会了理解由人民群众的生物病态造成的保守事实和反动发展。我们不同于像里肯巴克这样的权威主义者，因为我们不觉得掩饰对不愉快事实的揭露有什么意义。我们只是研究自然的过程，因为正是当这些过程被堵塞时，实施纪律者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如果里肯巴克理解的民主在苏联盛行起来，我们不想和它有什么关系。“资本主义”和“民主”不能等同起来。军事的正当性不能推论出自由。称赞今天的苏联，反对列宁时代俄国社会民主的发展，就排除了每一种澄清问题的可能性。只有在不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及其争取摆脱奴役的艰苦斗争时，上述如此可笑的陈述才成为可能。里肯巴克把1943年的苏联推崇为美国的一个样板。他之所以推崇它，是因为他对美国工厂里的旷工感到苦恼。他深信专制能熟练地对付社会困难。如果是这么回事，何必对自由、解放战争、新世界大惊小怪呢？这种巴比伦式的胡言乱语是“政治主义”的一个后果。在结束本章之前，尽管还有时间，但我只想补充这样一句告诫之言。如果事情如此下去，美国将很快同苏联开战，这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可能性。苏联将既不容忍一个真正民主的美国，也不容忍一个真正民主的德国。这方面的理由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加之于一个国家的领袖头上的可恶的道德心，这个领袖起初为世界争取自由，最终却奉行过时的沙文主义，而这种沙文主义又是这个国家的奠基人曾坚决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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