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我们全都要（关于意大利战后“大众工人”斗争的小说）
第五章 斗争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在工厂门前遇到同志们。一天晚上，我刚走出工厂大门，有个学生走过来说：酒吧里有个集会，想不想去？我觉得还行，就说：好，我去。反正我他妈也没事干，不如去看看这帮傻逼想搞啥、想说啥好了。我每天都能在厂门前看见这些学生，我觉得他们都是傻逼。我听不懂他们讲的话，也从来不看他们的传单。
当时工会搞了几次罢工。有些工人，像起重机操作员和叉车驾驶员想把劳动定级[1]升到第二档，就罢了工。米拉菲奥里厂区里也有罢工；有些生产线，像124型的几条线就停过工。零件不来，工人们就玩牌赌钱，翻翻杂志，坐着闲扯。有两三条线停了工。我走出工厂时，看见这些学生在发传单，谈着这次罢工。但我没理他们。
不过我还是去了米拉菲奥里附近那家酒吧，参加了集会。我在那里碰到了马里奥，还有另外几个学生，我把自己在哪个车间，做什么工，都跟马里奥讲了。我还碰到了另外几个工人，有个叫拉法埃莱的，是124型生产线上的，我天天晚上都见他来这里开会。他说，他认识八十几个同志，只要他一句话，他们马上就停工。我心想：操，我那条线上的每个人我都认识，可我要是喊他们停工，他们压根不会听我的。我就跟拉法埃莱说：如果你有这么多人，那只要咱俩想干，马上就能停工。咱俩明天就停工，再也不干活了，明天就开始斗争。
马里奥和其他学生都听见了我和拉法埃莱的谈话。然后大家就决定写传单，明天就号召工人开始罢工，起来斗争。我不清楚传单上该写什么。应该写点跟第二档有关的吧，反正我不懂。我记得好像写了需要伙食补贴什么的。菲亚特工厂里没有食堂[2]，公司承诺过提供伙食补贴，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些要求。
在菲亚特，我们都是自带午餐，在中午休息时吃饭，许多工厂也是这样。我就说，公司应该把吃午饭的这半个钟头也算在工作时间里，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是在干活。干活的时候，午休铃声一响，叮铃铃铃铃铃铃铃铃，你马上就得跑出车间，跑下楼梯，冲进通道，闯进更衣室，跑到自己的锁柜前，拿出刀叉、面包，然后又跑到你放午餐盒的地方，那里已经有两千人了，然后你抓起午餐盒，跑到餐桌前，说几句话，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嚼东西，咽下去，呃呃啊啊啊，跳起来，跑，通道，更衣室，锁柜，把你的东西放回去，再跑回车间，半个钟头就这么过了。来回两趟都得跑，不然你就赶不上。这是工作，不是休息。这是生产性工作。
拉法埃莱说他能带出八十个同志。我就跟他说，咱俩明天见个面，你带上你的人，我带上我的人。但我没有自己的人，我就想：我得试一试，看看能不能让他们跟我走。我就对拉法埃莱说：我会带上我们的人去见你。咱们在生产线尽头碰面，然后搞个游行。咱们要把那些拉皮条的，还有那些工贼、组长，都给好好教训一顿，吓得他们屁滚尿流。咱们要吓吓他们，然后就搞游行，还要唱歌，喊口号。瞧瞧咱们能弄出什么动静，然后就离开车间。也就是说，明天咱们不做工了，要斗争。好，没问题。那就做传单吧，明天一点钟，我们会在门外发传单。进厂后，咱们就在更衣室里，还有去更衣室的路上，跟同志们说起这件事。
第二天，我们在大门外跟学生一起发传单。马里奥做了一块标语牌，我不记得上面写的是什么了，好像是“权力归工人”“工人阶级力量大”之类的吧。我就在大门搞起了鼓动。同志们，咱们今天必须停工。咱们在这里都被操得够狠了。你们都知道这活有多操蛋。你们都知道这活有多累。你们都知道这活对你们有多大害处。公司让你们相信，菲亚特就是应许之地加利福尼亚，咱们在菲亚特就能得救。
我什么活都干过，砌砖，刷碗，搬砖，全都干过，可这么多活里边，最恶心的就属菲亚特。我来菲亚特的时候，我还相信什么在菲亚特干活能得救的瞎扯淡。其实，在菲亚特干活，就跟在其它地方一样操蛋，没准还更操蛋。每天他们都要加快生产线的速度。干得多，挣得少。在菲亚特，你会一点一点地被软刀子杀死，你甚至都注意不到自己要死了。就是说，在菲亚特做工真他妈操蛋，在哪里干活都是一样操蛋。劳动一点都不好，劳动本身就够操蛋的了。此时此刻，我们要想过上好日子，就不能继续做工。只有通过斗争，而不是做工，咱们才能争得一点改善。今天咱们不做工了，今天就是假日。这里的工人都是那不勒斯人，都是南方人，所以这里的普通话其实是那不勒斯话，为了大家都能听懂，我就讲那不勒斯话。
然后我们就走进大门，进厂时我突然有了个主意。我跟马里奥要来那块标语牌，我不记得上面写的到底是啥了。我突然灵光一闪，我要拿着标语牌进入菲亚特。我一边手拿着标语牌，另一边手拿着工作证。因为进厂时必须出示工作证，表明你是这里的雇员。不然谁知道进去的会不会是个小偷，兴许还是个放炸弹的呢。第一个保安看见我这样子，惊得嘴都合不上了。这是他这辈子头一次看见有人拿着菲亚特工作证，带着标语牌，合法地走进菲亚特大门。保安队长走到我面前，跟我说：请停步。你在叫我吗？就是你，你拿标语牌干嘛？
我就说：你说这个？我把标语牌举起来给他看。你知道你不能带标语牌进厂，还有上面写的是什么？别拦我，厂规里又没说不能带这个进去。不行，你不能进去。这都是你编的，你不想让我进去，可我非要进去，我就是要带着这块标语牌进去。不行，跟工作无关的东西统统不许带进厂内。别人不是可以带《体育邮报》[3]进厂吗？《体育邮报》跟工作和工人有什么关系？这块标语牌起码还跟工人有点关系呢，报纸可跟工人半点关系没有。少废话，你跟我来。我就说：我要是不带标语牌，是不是就能进厂？对，不带标语牌就能进去。那好，我把标语牌放在门外，得了吧？
我进了门。保安队长又叫住我：你，请跟我过来。去哪里？我还要做工呢。过来再说。我就揪住他的领带，对他说：不，你要跟我来。我把他拖过来，朝他卵蛋上踹了一脚，又踢了他肚子一下，把他推倒在地。我说：操你娘的，斗争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们都要完蛋了。正在进厂的工人都像阿拉伯部落一样惊叫起来，他们全都向我喝彩。然后他们说：快进去，不然他们就要来抓你了。我赶紧跑进更衣室：同志们，该起来斗争了，大家都出去，闹他个天翻地覆。
大家脸都吓白了。这也太胆大妄为了吧。他们从来没有参加过斗争。工会的人从来不到这里来。他们在想：这小子什么来头？叫我们去斗争？总之，我在楼梯下面等他们。今天一定要把斗争搞起来。可是该怎么做呢？下楼后，我们不到线上做工，而应该聚在生产线尽头，越多越好。可是他们没有去。他们怕了，他们不理解，所以还是照着老样子，都到线上去了。他们都有焦虑症。
啥叫焦虑症？这么说吧，每个菲亚特工人都有一大堆号码：进大门的门号，通道号，更衣室号，锁柜号，车间号，生产线号，正在做的任务号，正在生产的车辆零件号。也就是说，号码无处不在，你在菲亚特做一天工，你这一天就要按照你能看见的和看不见的一大堆号码，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你要按照一大堆号码，来做规定的事情。从进工厂大门开始，你就要戴上标有号码的工作证，然后向右转，走上标有号码的台阶，然后走进标有号码的通道，等等等等。
比方说吧，在食堂里，工人都会自动找个位置坐下，以后也总是坐在同一个位置。表面上看，食堂里并没有规定说每个人每次都得坐在同样的位置上。可实际上，你每次都会坐在同一个位置。这就像，就像有什么科学根据似的，这太不对劲了。我每次都在同一张桌子前，坐在同一个位子上，跟同一批人一块吃饭，可并没有谁规定我们必须这样做。也就是说，大家都得了焦虑症。我拿不准这种现象是不是该叫“焦虑症”。但是在厂里，你就得这么做，不然你就待不下去。
我喊他们去斗争，但他们没有来，他们不知道要干嘛。他们听不懂我在说啥。他们多少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应该大家一起把事情闹大，可他们还不懂这个道理。我恼火了。这不是因为我要被炒了，反正公司迟早都要炒掉我的，他们只是要找个合适的借口。我在菲亚特干了三个月，我再也忍不下去了。我就是一个雇员，一个工人，我就是再跟公司斗，也斗不到什么份上了。当时已经五月了，天气转暖了，我打算回到南方，到海边去玩。
我生气不是因为我要被炒掉了。反正都是要被炒的，我才不在乎呢。他们很容易就能找到我，我留了小胡子，穿着白鞋子、蓝衬衫、蓝裤子，很容易认出来。进车间时，我穿的还是跟在厂外时一样，没有像你们平时那样，从锁柜里拿出旧鞋子、旧裤子、旧外衣换上。我进车间时，穿得跟在逛街一样，穿着擦亮的白鞋子，一身都是好衣服。我就这样进了车间，不打算做工。但我很生气，因为我没能说服大家。
我好像是从自动售货机里拿了一听可乐，喝完后，慢吞吞地走向生产线。你必须在生产线开工前就来到工位上，不能迟到。我看见我的工头和另一个工头已经在生产线旁边，所有人都在盯着我。组长已经上了我的工位。我到了工位上，头头就朝我喊：你小子又给大家添乱了，都跟你说了你得准时到位；我要扣你半个钟头的工时。我就对他说：随你便，你，还有菲亚特，都让我恶心，快滚，不然我就要砸烂你的狗头，你就跟这些操蛋的机器待一块吧，我可不想陪你。
工人全都站着，盯着我看，我就对他们说：你们这帮大傻逼，你们不知道自己都是奴隶吗？你们活该被那些法西斯保安看管着。这帮蛆虫算个毛，我们要朝他们脸上吐口水，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在这里简直就像当兵一样。出了工厂，我们上酒吧要交钱，坐电车要交钱，租房也要交钱，什么都要钱。
在厂里，他们要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得照做，就为了几个不顶用的臭钱，为了这个害死我们的工作！我们都要疯了。这样的日子太操蛋了，牢里的犯人过得都比我们自在，不用整天守在这些恶心的机器旁边拧螺栓。这里除了没有鞭子，跟坐牢还有什么区别？
总之，我不情不愿地还是开始做工了，因为我要战斗。我要搞出点事，啥都不干可不是我的风格。然后我听见远处有谁在叫喊。车身厂很大，你一眼都看不到头，里面噪声从来没停过，连别人说话都听不见。工人要想交谈，都得大声喊叫。我听见了叫喊声，我心想：准是同志们开始游行了。其实我并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啥都看不见。我离开了工位，穿过所有生产线，跟同志们会合，然后我也跟着大喊起来。我们喊着最古怪的词儿，这些词儿完全没有意思，却能造成一种爆炸性的效果：毛泽东、胡志明、工人力量[4]。我们喊的这些词儿，跟任何东西都不搭调，但我们就是喜欢这种声音。
我们喊的都是“吉吉·里瓦[5]万岁”“卡利亚里万岁”“万岁个屌”之类的。我们要喊的，都是跟菲亚特无关，跟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无关的词儿。于是，就连那些根本不知道毛泽东或胡志明是谁的人，也跟着喊起了“毛泽东”、“胡志明”。反正这些词儿跟菲亚特无关，喊出来也无所谓。然后我们就开始组织游行，我们大概有八十个人。我们的游行队伍穿过一条条生产线，不断有人从后面加入队伍。我们找来几个纸板箱，把它们撕开，用粉笔在上面写上：同志们，离开生产线，你们应当跟我们一起来。我们又在另一块纸板上写上：工人力量。还有一块纸板上写的是：让马屁精干活去吧，工人要斗争。接着我们就举着这几块板子继续游行。
游行队伍越来越长，这时工会干部出现了。这是我这辈子头一次在菲亚特厂区里见到工会干部。干部们就说：同志们，现在没必要斗争。我们准备在秋天，跟整个工人阶级，跟金属工人一同发动斗争。现在就搞，反而会削弱斗争的力量，如果我们现在就起来斗争，到了十月，哪儿还有力气再搞呢？我们就对他们说：我们现在就要搞，因为现在是春天，夏天马上就到了。到了十月我们就要买大衣和鞋子，还要交暖气费，还要交小孩的学费。所以不能到秋天才搞，必须在夏天搞。在夏天，人还可以睡地板，冬天可不行。你们也知道，春天的订货比较多，只要我们现在停工，就能让公司大受打击，可要是到了十月再搞，他们连理都不会理我们。
工会干部把我们分成几批人，想搞垮游行。我们二十几个人就在别的地方重新开始游行，把一些同志又拉回来了。我们闹了两个钟头，想把所有的生产线都停下来。就在这时候，车身厂的大领导，也就是那位“上校”过来了。我们当时在54号车间，但所有的生产线都停了，因为我们之前跑进了其它车间，让工人都停了工。“上校”一来，大家让开了道，突然都回去做工了。就剩我们十五个人拿着标语牌。所以我决定，一定要上去跟他吵，不然就没法把大家发动起来。
他朝我们走过来，我用标语牌对着他的脸，朝他走过去。我把标语牌立在离他的鼻子只有半米的地方，给他看标语。我不记得上面写的啥了，我才不在乎呢。我只想狠狠整一下他，让他明白我们不是好欺负的，他们不能对我们为所欲为。他见我哪里也不去，直直站在他面前，他就说：这些标语牌是怎么回事？是卖菜的价格吗？这里是菜市场吗？我说：不，这是我们做的，是反对老板的标语。他就叫来一群人，是车身厂的工程师和另外一些工人。工程师身边围着五百个工人，不停地点头，说着：是啊，对啊。工程师一开口，他们就说：对啊，是啊，好啊。工会干部把其它线上的工人分成了好几组，就我们这十五个被孤立的同志组成了一个小组。
我就说：同志们，咱们得做点什么，不然他们就会孤立咱们，把咱们弄死。那个正在讲话的工程师是最大的目标，咱们就朝他下手。只要能当着工人的面搞掉工程师，一切就有救了。只要咱们能粉碎现在这种把人分组的资本主义管理方法，咱们今天就能赢。我们就朝他们走过去，工程师正在说话，我就打断了他：能让我也参加讨论吗？他就说：你们想说什么？请说。我只想说一件事：你们得了多少生产奖？工程师就说：这不关你的事。
不，这就关我的事。因为我们得了最高产量奖，可我根本不知道奖金到底有多少。发工资时我从来不看工资条，什么底薪、计件工资率、保险什么的我都不在乎。我看都不看，直接拿钱走人，因为我对这些都没兴趣，我只对钱有兴趣。但我敢说，我们最高应该拿到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六的奖金，兴许是百分之七呢。但是你拿了多少？不关你的事。我继续说：我们每年生产那么多汽车，让你捞了几百万里拉奖金，我们才分到一点点。所以你才拼命逼我们提高产量。可我们得到了啥？工作越来越累，工钱一点没变。难道不是吗？
我再说一遍，这不关你的事。这怎么不关我的事？你用我的劳动成果捞了几百万，现在你说这不关我的事？你的劳动定级上去了，生产奖就会上去，你也能挣到钱，不管你是组长、工头还是大老板阿涅利[6]。啊，奖金里最多的那部分，当然是归阿涅利了。我转过身来，对工人们说：你们知不知道，这小子从生产奖里分走了多少？难道你们还看不出来，他为什么不想让你们知道吗？
然后“上校”过来了，他说：你不知道我已经研究过这个问题了吗？你不知道我也是工程师吗？我回答说：不，我不知道。可是你知不知道，我们才不管这些呢，我们只要自己做主，不想再让谁来管我们。他就说：你爹妈就是这么教你做人的？不，我爹妈没这样教我，可你爹妈呢？对，我爹妈教过我。然后他又说，你服完兵役没有？没有，我没服过兵役，怎么，我爹妈，还有我服没服过兵役，倒跟这事有关了？你爹妈应该好好教你做人，教你尊重有文化的人。如果你服完了兵役，你就会明白，必须时刻服从上级。谁不尊重上级，谁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是罪犯，是疯子。
你可以说我疯了，可我不想做工，还有另一个原因。他就喊起来：你看你看，你们都听见了，你们所有人，所有搞罢工的，都是不想做工的懒鬼。我就说：你以为大家放下手上的活到这里来，是因为他们喜欢站着听你讲话吗？长了眼睛的都能看出来，这些人里边，没一个想做工的。只要有一点点借口，哪怕是必须站着听人讲话，他们都不想做工。工人不想做工，工人是被逼着做工的。我来菲亚特不是因为我喜欢这里，我根本不喜欢我们造的车，我不喜欢这帮工头，我不喜欢你。我来这里，只是因为我需要钱。
“上校”就说：我也看出来了，你在这里待不了太久。我听说今早有人在门外打了保安。只要我查出是谁干的，我肯定不会让他好过。我就说：你不用找了，我不喜欢猜谜。我知道你要整我，但我才不在乎呢。人是我打的，今晚我还要再打谁一顿。“上校”觉得自己要被打了，就赶忙从我们工人中间溜出去了。我们十五个人排成一行，站在他面前，他身后是其他工人。他一遍溜走，一边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工头的姓名，还说自己在54号车间的500型生产线上工作，随时欢迎他来挑战。我说这些，是要表现自己根本不怕他。走着瞧，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快滚吧，你这傻屌，我以后再跟你算账。
他溜了，所有的工人都叫喊起来，大家都向我祝贺：你可真有种，把他整得够呛，那小子真是活该，竟想耍我们。我就说：好了好了，这儿完事了，咱们该去游行了。咱们要闹个天翻地覆。我们踢着装备件的纸板箱，弄出又闷又响的声音，嗵嗵嗵嗵嗵嗵，闹了好几个钟头。我们先在生产线北端开会，然后又在南端开会。我们穿过生产线，一起大喊：多发钱，少干活。我们全都要。我们在生产线上爬上爬下，开了好多会。
我们一直闹到晚上。天黑后，我去打下班卡，却没找到我的卡，不知谁拿走了。我就去找主管。主管，我的卡呢？他说：不就放在那里吗？我就说：别装了，你把我的卡放哪里了？他说：我不知道，不在那里的话，你就只能等一下了，我们会找的。好，那我就等着。总之，工人全都下班回家了，还留在厂里的好像就我一个。我等着等着，又来了一个、两个、三个工头。我心想：嘿，这几个像是保安。主管，我的卡呢？他就说：到办公室来。
我他妈才不去呢。明天早上，不管有没有卡，我都要进厂。可我才不进办公室。“上校”要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他可以走出来，就在车间这里跟我说。我没有什么想跟他说的，是他想跟我说话。于是我马上走了，这样我就不是最后一个留在厂里的了。有几个工人洗完澡，换了衣服，正在走出更衣室。我追上我的工友，对他们说：同志们，他们想整我。他们会在厂门扣住我，往我口袋里塞点东西，再跟警察说我偷了东西。他们就会这招。
他们早都准备好了。他们要扣下我，往我口袋里塞个螺栓或扳手什么的。然后他们就会跟警察说：我们在他偷东西时抓住了他，今早他还打了保安。他们会判我三年。这就是他们的阴谋。他们千方百计想搞掉我。我跟同志们一起走，出大门时大家一定得小心，因为保安会把你叫出去，让你走进一个房间，然后乱翻你的背包和口袋。我对同志们说，要是他们叫我出去搜身，我不会答应，我要是让他们搜身，他们就会整我。我们一起走到大门，我看见了我的工头，他身边围着一圈保安，共有五个人。工头就说：就是他，那边那个。
一个保安走上来，看样子是领头的，他说：你，对，就是你，请过来，在菲亚特，他们说话总是很客套，你，请跟我过来一下。你说谁，我吗？叫我干嘛？请跟我过来一下。我不去。请跟我过来一下。我不去，你找我干嘛？怎么？以前没被搜过身吗？搜过，可今天下午我不想被搜身，我也没带背包，你看，我穿的是套头衫。我把套头衫翻过来，露出自己的胸膛。我穿的是裤子，身上就这些东西，什么也没有带，你看不见吗？你好，请过来，他大喊。
这个该死的流氓掐住我的脖子，把我拖出去。我想了一下，在这种时候到底该怎么办。我假装顺从他，然后从正面踢了他一脚，又用肩膀朝他背上撞了一下。他就像一堆牛粪一样，扑通一声倒在地上。然后我又朝他卵蛋踢了一下。又有两个保安朝我冲过来。第一个保安抓住我的腿，另外两个抓住我上半身。我又踢又打，想挣脱他们。他们压住了我，我身上那畜生把我压得死死的，我连头都抬不起来。就在这时另一个同志拉开了死死锁住我脖子的那条胳膊，我趁机挣脱出来，跳了出去，朝这畜生脸上吐口水。然后赶紧跑路。他们抓住了另一个同志，后来他被炒了，因为他帮了我。
我赶紧跑出大门。门外有许多工人和学生。所有的同志都在谈这次斗争。有的同志说我打保安是打对了。那天的斗争真是太爽了，太扬眉吐气了。我们马上就开了个会。一大群工人来到酒吧，挤得都没地方站了。我在那里遇见了埃米利奥、阿德里亚诺还有好多同志。那天晚上，我们决定在大学搞游行。菲亚特大斗争就是这样开始的。那天是5月29日，星期四。
[1] 当时，菲亚特公司把工人的劳动定级（categorie）分为五档：第一档和第二档是技术工人，第三档和第四档是生产线装配工，第五档是杂工。——中译者注
[2] 此处与下文的说法不符，不知何故。——中译者注
[3] 《体育邮报》（Corriere dello Sport）创刊于1924年，它是意大利三大体育日报之一。——中译者注
[4] 当时，在菲亚特厂区内，有好几个小组在以“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的名义活动。——原注
[5] 路易吉·里瓦（Luigi Riva，1944年11月7日——），昵称“吉吉”（Gigi），意大利著名前锋。在1963—1976年效力卡利亚里队，共为卡利亚里队出场315场，攻入164球，并在1969/70赛季率领卡利亚里队获得该队史上唯一一次意甲冠军。他还保持着意大利国家队历史上的进球最多纪录，在1965—1974年，共代表意大利国家队出战42场，攻入35球，并于1968年随意大利队获得欧洲杯冠军。——中译者注
[6] 阿涅利（Agnelli）家族是菲亚特集团的大老板。——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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