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俄〕亚·沃隆斯基：《在山口》（1920年代）
十月革命十周年与苏联文学
一
十月革命壮丽辉煌，远非反映它的文学所能比拟的。这样说绝不损害文学，虽然我们的文学是优秀的文学，但它毕竟处于开创阶段。
十月革命的事业要求一切与它休戚相关和生死与共的人最大限度地鼓起力量来。这个事业是千千万万的人所珍贵的，因此力量无穷，但是革命的要求却也无休无止，它斩钉截铁地和刻不容缓地提出各种要求。革命曾经用大炮的轰隆声和桥梁的爆炸声来讲述故事，用机关枪的嘟嘟声来吟唱小曲。革命走过了内战、饥饿、伤寒病和破坏的艰苦路程。革命最宏伟的诗章体现在劳动者的美妙憧憬中，体现在新生活和伟大前程的美好画面中。
生活的法则既简单而又铁面无私。需要的是首先进行革命，而不是用艺术形象表现它。
此外，文学，特别是小说，惟独在生活初步定型并且略有端倪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产生，因为文学所表现的和所刻画的更多的是定型的存在，而不是形成的过程，它虽然也表现形成的过程，但这只是由于形成的过程业已成了定型的存在。为了捕捉典型，需要离开所体验的事物，跟它保持一定的距离。革命的初年只破除旧的事物，因此我们几乎没有小说，而诗歌中占主导地位的作品或是服从于“当前”火热斗争的实践目的，或是格拉西莫夫、基里洛夫、奥勃拉多维奇等“锻冶场”派的宇宙诗歌，这也就毫不奇怪了。亚历山大·勃洛克的《十二个》和《斯基泰人》是例外，这是1917年-1918年天才的、坚固的纪念碑。尽管这里有泛斯拉夫主义、斯基泰主义思想和基督的神秘主义形象，但勃洛克道出了那个年代的暴风雪气氛、“十二个人”彻底清算“资产者”的决心、无法无天、敢作敢为和自我牺牲精神及其无限的期望和自发的骚动情绪，他在《斯基泰人》中向西方旧文化发出了警告，这里也饱含着深切的真挚和痛苦的激情。
勃洛克对后来苏联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和毋庸置疑的。我们的同路人文学无论是在诗歌中还是在小说中迄今还迷恋于勃洛克并且不能摆脱这种迷恋。鲍·皮利尼亚克的暴风雪、他笔下妖婆的号叫声——“圭乌”、“圭乌”、他的《裸年》的新斯拉夫主义、农夫式的新民粹派的罗曼蒂克，皆来源于勃洛克。如果说我们的同路人迄今为止还更喜欢看并且更清楚地看到了革命泛起的自发势力的浪花，而看不清我们党的坚不可摧，那么他们在这方面也是遵循着勃洛克并且与他遭到了相同的命运。勃洛克对诗歌的影响也是不难发现的。谢尔盖·叶赛宁那种赫赫有名的“流氓气”——《十二个》岂不是已经提供了吗，而他关于宇宙变容、农夫天堂、基督和圣母的幻想——岂不来源于勃洛克的长诗的结尾吗？叶赛宁也跟勃洛克一样，重视并且感觉到了革命的自发势力，后来到来了平凡的新时期，惟有命令、组织、“琐事”，共产党坚强有力的巨掌控制住了自发势力，这两位诗人都觉得这个时期枯燥乏味，于是叶赛宁也像勃洛克一样，便栽了跟头。
勃洛克的声音在那些日子里是孤单而低沉的，叶赛宁和克留耶夫的声音同样也是孤单而低沉的。没有与他们斗争，他们的作品没有被讨论，简直就是没有留意他们。当务之急是“时势”、口号、斗争、胜利。需要的是能够有助于执行和解决这些刻不容缓的任务的诗歌。诗歌应该从山巅走下来，“到民间去”，走进茅草房、工人村、红军兵营和战壕。这里居首位的是杰米扬·别德内伊的歌、小曲、故事诗、童话、叙事诗、寓言诗、讽刺短诗、小品。朴素，往往很粗糙，但经常都是用鲜明生动的民间口语写成的，准确，犀利，带有庄稼人那种诙谐而狡黠的幽默感一些作品适逢其时，出现得没法再合乎时机了。
我们的未来主义曾经风靡一时，一度主宰了诗坛。未来主义有过一定的贡献，但是未来主义的拥护者却把这种贡献不适当地夸大了。未来主义跟神秘主义的象征主义、伊戈尔・谢威里亚宁的所谓“诗歌”和文雅的巴尔蒙特诗风针锋相对，强调占主导地位的是普通的物质和人的“尘世”迫切需求。它为了运动，为了不断地向前发展而向无内容的、无思想的和内容空洞的日常习俗描写宣战。它与乡村风习针锋相对，提出了大都会主义，企图打碎旧诗的雕琢和“流畅”，并且革新韵律。未来主义获得了某些成就：艺术中的“物质性”在一定程度上与时代协调一致，这个时代要求首先满足劳动人民最基本的需求。尤什凯维奇、斯基塔列茨、奥利格尔、阿尔志巴绥夫之流的现实主义让人腻烦了，因为丧失了目的性，“对美的崇拜”明显地过时了。新时代的运动性要求诗歌也更富有运动性。马雅可夫斯基把诗行分割得七零八落，使用重音韵律，从而给人以清新性，努力使诗歌摆脱开唯美主义沙龙的高雅趣味，而适合于在讲坛上、广场上和群众大会上朗诵，——这一切后来皆为别泽缅斯基、乌特金以及一系列其他革命诗人所掌握。但是未来主义内在所具有的一些素质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越来越妨碍它的发展［……］未来主义过去和现在都不懂得，社会主义社会是新的社会关系占统治地位，而不是通过各自孤立的个体简单的汇集而掌握“物质”。挖苦嘲弄人类从前创造的“精神”文化珍品并且对其采取轻视态度，这在过去和现在都使未来主义具有了值得怀疑的虚无主义和简单化的性质，这远远地离开了列宁的共产主义。未来主义的大都会主义也因明显的极端性而受到损害，它把现代城市加以绝对化，忘记了社会主义的任务并不是消灭农村，而是实现农村与城市的融合。未来主义正是由于大都会主义的极端化而对我们的农村采取盲目的态度，排斥农村；因此我们农民最先进的革命阶层把未来主义看成是不可理喻的和不需要的怪物。未来主义的革新在这里自然而然地、合乎情理地表现出了局限。未来主义由于“偏激”而把一切日常生活宣布为因循守旧的，于是反对艺术中无思想的现实主义的斗争也就变得软弱无力了。过去和现在主宰这一切的是赤裸裸的个人主义，唯我主义，实际上没有能力与新的集体步调一致，这不仅使未来主义丢掉了在文坛上牢固的统治，而且也排除了它对我们当今艺术长期而深刻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眼看着未来主义“枯萎发黄了”，而且越来越厉害。
内战的年代，曾经以独特的方式存在过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诗歌。在那个年代，革命没有进行建设，没有进行创造，更多的是破坏，自卫和进攻，只是为了成功地结束内战而进行建设和创造。因此，新的建设、组织新社会的口号：工业化、电气化、消灭农村的因循守旧——只不过是口号而已，曾经宣传过这些口号，但不可能把它们付诸实施。此外，最初的年代是欣欣向荣的，生机勃勃的，最为紧张的，不平静的，唤起了热烈的幻想、浪漫主义、狂热的期望（但同时也是朦胧模糊的），特别是在更富有感情气质的人们中间。因此内战时期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艺术便失掉了具体性和鲜明性。或者是号召斩掉“毒蛇的头”，战胜敌人、饥饿、破坏，或者是抽象地赞美国家未来的工业化、新的集体主义的劳动意识。由此而出现了坚定不移地改造世界和宇宙的抽象的新人、被扩展为宇宙精神以及抽象的世界观的抽象的集体主义，抛弃“自我”，企图无一例外地把自我完全消融在宇宙中——由此也就产生了人的一切思想和动机的“工业化”，整个大地、整个宇宙的“工业化”，工业化无所不包，而又十分抽象。加斯捷夫、格拉西莫夫、卡静、奥勃拉多维奇、基里洛夫、亚历山德罗夫斯基的长诗和短诗就是这样的。那个时期的无产阶级诗歌强调新的战士的社会性和集体主义的对新岸的向往，它也曾预言过建设的时代，但它以概念化的、一般性的和特别抽象的形式做这一切。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当时旧的生活被摧毁了，新的生活仅仅被勾画出模糊的轮廓。后来到了恢复的年代，再后来工业化和电气化的口号逐渐实施，开始变成现实。至于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论，符·伊·列宁当年就曾经相当坚决地指出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如今这已成为过去了。
二
内战的胜利结束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为我们的文学开辟了新的前景。印刷厂开始复工了，有了纸张，出版社不再发放少得可怜的调剂性的配给食品，开始支付稿酬，——人们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如果说在内战的年代里出版一小本薄薄的诗集或短篇小说集会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即使如此也并非经常都能办得到，那么现在则有可能出版文艺杂志，刊印长篇小说、中篇小说、作品集、文丛了。由于经济领域里的成就，也开始形成新的日常生活。文坛出现了普遍的活跃局面。这种活跃首先涉及到小说。小说自革命年代以来第一次有可能堂堂正正地登上文坛。正是这个时期涌现了符·伊万诺夫、鲍·皮利尼亚克、康·费定、赛甫林娜、雅科甫列夫、左琴科、尼·尼基京等一批有才华的青年同路人作家，稍后又出现了巴别尔、列昂诺夫、扎瓦茨基。马·高尔基、阿·托尔斯泰、米·普里什文、维·魏列萨耶夫、谢尔盖耶夫-岑斯基、特列尼约夫、扎米亚京、希什科夫、尼康德罗夫、克雷奇科夫、罗曼诺夫等革命前的老作家也“寻迹而来”。我们文学的无产阶级左翼的小说也茁壮了。早些时候，尼·利亚什科、别萨利科、诺维科夫-普里鲍伊、尼卓沃伊、米·沃尔科夫等组成的一个不大的作家群就已提供了无产阶级小说。如今我们又增加了：阿尔焦姆·威肖雷、费奥多尔·革拉特科夫、德·富尔曼诺夫、尤·李别进斯基、法捷耶夫、尼基福罗夫、特威里亚克、尼基京、格拉巴里等。诗歌也活跃了。谢尔盖·叶赛宁充分展现了他那奇妙的才华，这是一种极其真挚的，但忧郁而哀伤的才华。尼·吉洪诺夫提供了充满革命激情的清新的《家酿啤酒》，瓦西里·卡静已经成了细腻的抒情诗人，帕斯捷尔纳克重又开始刊印作品了。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共青团诗人集团：别泽缅斯基、乌特金、多罗宁、扎罗夫；新组建了“山口”集团：古贝尔、巴尔苏科夫、安娜·卡拉瓦耶娃、扎鲁京、斯威特洛夫、戈洛德内伊、纳谢德金、斯库拉托夫、阿尔塔真；他们要求对人对事釆取内在的有机的态度。本文当然没有可能一一评价每个作家及其作品，我们的任务是进行概述，得出某些结论。
哪些结论呢？
我们的文学尽管有过短暂的停顿，出现过缺点，但近五六年来却经历了毋庸置疑的巨大成长，独特的复兴，如今就连我们的敌人对此也无法否认。当然，就其深度和力量来说，就其才华和气魄来说，还不能与经典文学相比：我们的经典作家们反映自己的时代比当代作家反映我们这个时代更全面而完美。然而，也不可能不是这样。我们这个时代更复杂，我们的生活正处在形成的过程中，我们现实的矛盾远比经典作家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矛盾更加尖锐。另一方面，在文学的继承性上发生了痛苦的断裂。许多公认的语言大师没有能力接受革命，有些人躲到一边去了，沉默了，另外一些跑到国外去了：安得列耶夫、布宁、库普林、什麦宴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巴尔蒙特，我们年轻的革命文学永远失去了他们，至于那些比较次要的作者就无须说了。与此同时，革命却唤起了新的阶级的代表人物，把他们推上了文坛，这些工人、农民和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从前没有接受文化的机会，只是利用空闲时间以巨大的顽强精神匆匆忙忙地掌握了文化。
但我们在艺术中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的文学有自己的面貌、自己的贡献、自己的特点。它远比许多人认为的更富有才华。有乾难免听到一些怀疑主义的论调：“是在写作，可是有谁知道写了些什么东西。”再如：“我不想知道当代作家，对他们不感兴趣。”不过，这种肤浅的见解现在越来越少了。我们的文学已经得到了新的读者——这个事实最好地证明了当代文学的成就。我们的作家不断地被翻译成外文，我们的文学最近一两年来把翻译文学排挤出了苏联的市场。当代文学的典型特征也是不难发现的。
当今的文学充满了社会性。我们的作家，同路人也好，无产阶级艺术家也好，都与革命前夕狭隘的极端个人主义针锋相对，只对社会性题材感兴趣：农村、游击运动、内战、共产党员、工厂的恢复、当代青年、取暖货车、贫农委员会、征粮队、从内战往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新的农村资产阶级、我们的贫困和愚昧、我们的成就。即使像安得列·别雷、鲍·皮利尼亚克这样的个人主义者都不能集中在狭隘的个人题材上，而在自己的作品里解决社会问题。这说明我们的革命产生了巨大的振奋人心的良好影响。当代作家不可能抱怨没有和缺少题材，他们以贪婪的目光盯着周围的世界。诚然，我们的文学往往落后于生活，往往过于表面而肤浅地对待我们的社会生活。如上面已经指出的，我们的同路人能够最轻易地和更好地反映游击运动、马赫诺习气、未经很好加工的农村风习，总之，反映革命的自发势力，而我们的无产阶级作家则无一例外地犯有幼稚的日常习俗描写、公式化的毛病，而不能洞悉普通的工人，——我们的抒情诗有时也不深刻，但是这一切也许在发展的过程中将得到“顺利解决”并且已经在“解决”。最低限度，我们的文学在其社会目的性上是坚定不移的。
再者，我们的文学不仅就其形式来说，而且就其精神、内容来说，都是现实主义的。我们的作家们有权用亚历山大·勃洛克的话来谈论自己：“我们爱肉体。”是的，他们爱肉体、血液、肌肉、健康、力量。他们可以跟伊万·卡拉玛佐夫一起赞美说：“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向心力十分强大……愿意生活……我对春天绽开的有黏性的嫩树叶却感到珍贵，蔚蓝的天空是珍贵的，有时人也是珍贵的……这不是理智，不是逻辑，这是发自肺腑的，这是出自心灵的爱，爱自己早年的青春精力！……”甚至叶赛宁也爱卡拉玛佐夫的有黏性的嫩树叶，对“难以言表的动物性”的崇尚始终都是主要的，在最痛苦的和阴暗的时刻里也不遗弃他。当代文学绝非“上帝附体”，它是无神论的、离经叛道的文学；我可以说，绘画中的佛拉芒画派与它最相一致。“滥用自然主义”，无节制地描写男女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当代苏联文学这种“风貌性”和“生物性”，这种对肉体的爱所造成的。巴别尔、皮利尼亚克、符·伊万诺夫、赛甫林娜、尼·尼基京、阿尔焦姆·威肖雷、费奥多尔·革拉特科夫（部分地）都是风貌性的。这里也蕴藏着危险性。一切都应该保持适度。过分盲目崇尚生活的风貌真实，这是合情入理的和自然而然的，因为它与“上帝附体的”思想感情，与超验的世界，与达到“彼岸世界”的象征主义是针锋相对的，不过这种盲目主义如果为了“肉体”而企图指责共产主义的“实验”、“僵死的教条”和脱离生活的“空想”，那么也可能成为我们当代市侩思想意识的表达者。很显然，新的市侩也准备宣布“风貌”高于共产主义思想，认为共产主义思想是信口开河。商人最讲究实际，也爱“肉体”。我们共产党人在这方面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我们的作家，特别是同路人，必须善于把“肉体”与“精神”，把“生活之树”与“十字架之树”，把“生活的酒杯”与伟大的社会理想主义结合起来。我们的佛拉芒派把自己对生活的渴望用来反对营养不良的神秘主义，反对堂吉诃德们，反对旧知识界的乌托邦残余，不过同样是皮利尼亚克和尼基京，特别是布尔加科夫，却也出现了别的大可怀疑的症状。无产阶级作家们在这方面比较清醒，尽管也附有保留条件，但他们的作品却有别的缺点：其中更多的是刻板公式、老套子、大喊大叫，明显的倾向性，有时把理想当成现实。为了平衡，我们的同路人应该更多地“感染”上社会理想主义，节制自己的“风貌性”，而我们的无产阶级作家描写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时候则应该更多地成为佛拉芒派。
我们的文学也是动态的。这里有紧张和激动。即使某位作家远离革命，不了解革命，甚至害怕革命，当他描写小市民的“宁静生活”时，读者也会感觉到他仿佛是被带进轮船的小船舱，墙外——风暴，惊涛骇浪，船体猛烈地颠簸。巴别尔的短篇故事中，符·伊万诺夫的短篇小说中，列昂诺夫、革拉特科夫的长篇小说中，奥格尼约夫、阿尔焦姆·威肖雷、马雷什金、富尔曼诺夫的作品中，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谢尔文斯基、吉洪诺夫、卡静、别泽缅斯基、斯威特洛夫的诗中，情绪紧张和浓缩到了何种程度！皮利尼亚克的作品是何等地汹涌澎湃！一切都是尖锐化的，不稳定的和运动的。看得出，作家写作和创作作品时情绪激昂，心潮起伏，脉搏跳动加快。只消把《当代世界》、《俄国财富》、《知识》文集的现实主义与当代的新现实主义加以比较，二者的区别就一目了然了。
我们文学的语言鲜明具体，五彩缤纷，富有独创性，优美生动。形象和修饰语的浓缩性有时甚至过分了，过于意象化了。况且近来我们的年轻作家们越来越多地倾向于经典作家的流畅和平易。不过，现在也还非常关注语言的生动性、音响效果和具体性。只要提提巴别尔、阿尔焦姆·威肖雷、符·伊万诺夫、列昂诺夫就藩了。民间口头叙述语言至今还有很大影响。列斯科夫、列米卓夫、扎米亚京对相当一部分作家毫无疑问地继续发生影响。农村和工人郊区强有力的、生动丰富的民间语言对许多人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我们的语言正在进行民主化。谢尔盖·克雷奇科夫在《切尔图欣的陶罐》和《讨好的德国人》中对民间口头叙述语言进行了提高，用细腻的抒情加以丰富，以独特的方式使之接近于果戈理的语言，像这种就其语言来说非同一般的色彩绚丽的作品的出现绝非偶然。这是真正的大师的精雕细刻。革命在语言上彻底铲除了旧时代知识界的抽象性、枯燥性、软弱无力的平铺直叙、贫乏无味和漫不经心。
也不应该夸大和遗忘缺点。追求语言鲜明生动、五彩缤纷和新颖独特，有时掩盖了艺术更重要的任务。我们的文学揭示人的心理尚嫌不足，心理描写有时过于理性化；对所描写的人和事本来应该进行更深的内在挖掘，可是苏联作家们却浮皮潦草，在表层上一晃而过。小说和诗歌中都有这种缺点，恐怕诗歌比小说更严重。叶赛宁、卡静的抒情诗则是例外。不过，以别泽缅斯基、乌特金、奥勃拉多维奇、斯威特洛夫、扎鲁京、杰缅季耶夫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诗歌开始越来越多地、越来越频繁地描写新人的内心世界了。小说中的这种转折更加明显。未来主义企图固守旧的阵地，但它对读者和作家的影响则日益衰落，而且这种衰落的过程急剧增强。
我们的文学中也缺乏强有力的人物和典型，缺乏把生活现象升华为“创作珍品”的能力。这并非容易：我们的生活是生机盎然的，崭新的和不断运动的，但是，我们也许应该节制对语言创新的追求，追随经典作家更多地关注综合。《当代英雄》尚未创作出来，只是见到了模糊的眉目。
应该顺便补充一句，近年来已经看清，未来主义在小说方面患有不育症，如同《福音书》里的那棵无花果树一样。未来主义想要把巴别尔和阿尔焦姆·威肖雷列入自己的花名册，这种企图不值得认真对待。未来派们在小说方面的不育症并非偶然：过去和现在妨碍他们的是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任何生活都是因循守旧的，艺术的任务不是再现和描写现实，而是建设未来，仿佛二者是互不相容的。
当代文学尽管有许多共同点，但分成两个基本的群体：同路人和无产阶级作家。前者反映革命前旧知识界出身的人及其子女、专家、苏维埃职员、教师以及中农的思想感情和情绪。这个群体与上一代作家托尔斯泰、普里什文、恰佩根、魏列萨耶夫、罗曼诺夫一起，在文学技巧上最有经验，对待当代共产主义实践还没有占据明确而鲜明的立场，然而，他们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是最有用的和最需要的。无产阶级作家群体在艺术创作方面赶不上同路人，但在思想上比较清醒，正在成长壮大，并且越来越找到通向读者的道路。诚然，他们的发展并不平衡。很显然，这种划分实际上往往是相对的，而且也是不稳定的，但是归根结底毕竟能够反映我国不同的阶级派别。从以上所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区别。
“国内”流亡文学由于书报审查而没有可能公开发表自己的作品。它存在于国外，除了伊万·布宁之外，在我们这里并没有声望。我们许多无产阶级作家也都很重视布宁，因为他有高超的技巧，艺术观点深邃，描写细腻，使用普希金式的语言，但是他那冷冰冰的宿命论、对人的不信任及其神秘主义却未必有吸引力。一般来说，流亡文学明显地处于低谷：库普林保持沉默，什麦寥夫写作恶毒而又不高明的讽刺作品攻击我们，梅列日科夫斯基枯燥乏味，契里科夫很坏，而且才智枯竭了。“年轻的”作家中间阿尔丹诺夫（兰道）认人感兴趣。这里的收获不大。
同路人和无产阶级作家之间的关系并非经常都是正常的，尽管二者不仅在同一个地方发表作品，而且往往在同一个作家组织里工作。《在文学岗位上》杂志的批评家和作家的恶意诋毁和由于是共产党员而表现出来的专横跋扈，某些（当然绝不是所有的）同路人由于其技巧高超而表现出来的时高气扬和目空一切的态度及其对无产阶级力量的不信任，妨碍这两个群体更紧密的合作。大概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随着新生活的成长，这些区别将会越来越缩小，我们的作家们将会更融洽地汇成一个友好和睦的大家庭。
我们苏联文学还很年轻。十月革命以后登上文坛的小说家平均年龄为28至32岁，而诗人则更小。这是非常年轻的年龄。我们的作家们还没有达到才华怒放的成熟时期。但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作家谈到我们年轻的语言艺术家时说得很正确：
“他们的开端比我们当年好。伟大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想来这种说法没有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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