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俄〕亚·沃隆斯基：《在山口》（1920年代）
在山口
（文学的近况）
一
我们当今的文学非常复杂而又五花八门。编辑部里的来稿，短诗、长诗、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逐周、逐月增加。其中有小型作品，也有25至30个印张的大型作品。作者有老年人，也有青年人，各种不同地位和情绪的人。来稿最多的是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工农阶层的新作者。总之，稿源不缺。文学小组和集团日益增多。不同文学派别之间的批评论战、争吵、交锋十分频繁，达到了异常激烈的程度，可以预料，要是外部事件的铁腕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还可能出现crescendo（髙潮）。
笔墨官司难解难分也好，稿件和作者如潮涌也好，在这一切的背后却让人尖锐地感觉到某种屈辱、不景气、平庸、缺乏信心、不满足，甚至有一种惘然若失的感觉，觉得缺少所需要的、最主要的东西。仿佛是从笔直平坦的大道走上了崎岖坎坷的小径，遇到了难以辨认的交叉路口。最低限度，坚定不移地意识到文学生活的某个阶段业已走完，必须再登上一个台阶才能继续前进。来稿固然很多，可是好的、有意思的稿件却寥寥无几。结果是作家不满意，读者不满意，批评家不满意。
这种现象几乎是普遍的，涉及到非共产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各种思潮流派。如果说某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激烈的论争和笔战中怒气冲冲地拍着胸脯说，打开文学百宝箱的真正钥匙只掌握在他的手里，而其余的一切都是胡说八道，只能引人误入迷途，那么在这种怒气冲冲中，在这种异常轻率的态度中，在这种偏狭的一己之见中不难发现这是一种多余的和值得怀疑的激动情绪，是在玩弄“恫吓和心理战”的把戏，暗自希望用劈头盖脑的猛击、一锤定音和各种外加的办法来控制读者。用旧的诉讼行话来说，这叫“定调”。通常是这样的：某个集团或小组的吹鼓手和辩护律师越是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地“定调”，他们就其生产的文学作品的意义上说就越是贫乏，他们的阵地就越是不牢固，这指的不是在大吹大擂的领域，而是在艺术家惟一能够真正成为艺术家的领域。可以果断而公允地肯定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一个文学小集团——如果指的是“对人们发生巨大思想影响的人们”的小集团，——内部不发生危机、分歧、互相排斥、彼此之间最尖锐的和出人意料的冲突。这通常是保守秘密的，对持不同观点的人和广大读者防不胜防——因为需要“定调”，但是本来没有任何秘密可言，最终都会真相大白，因此便出现了在这种以及类似情况下必定产生的结果：突然间人人都知道某某把某某开除了，打倒了，突然间某个团体发生分裂了，另外一个团体最后闹得久经考验的朋友们，生死与共的朋友们突然间彼此断绝关系了，相互指责为叛徒、出卖者、捣乱分子和诽谤者。这种突如其来的令人伤心的争吵、不和在文学界不胫而走，出现了新的团体，迟早又会重蹈覆辙，令人痛苦和伤心。不是很久以前就告诫我们要盯着“十月”吗？既打鼓又吹喇叭。起初传来报纸的消息，暗示了集团内部的清洗，后来一部分人脱离了集团，退出的时候差一点儿没有发表公开声明。“列夫”内部出了问题。“锻冶场”的情况也完全不妙：那里也准备把某某清洗掉。所谓的农民作家（叶赛宁等）还没有来得及成立团体便四分五裂了。全俄作家协会里面索然无味。这样的事例俯拾即是，用不着专门去捜寻：这是有目共睹的。派别内部的和彼此之间的战斗、倾轧、开除和接受新成员，有时自有其重要的原因，但往往也是由于我们的集团和派别产生、组建和存在是出于文学界权术的需要，不是出于政治，正是出于权术。当作家不只是简单地爬格子，而且也是公民，他的心脏跳动与平民百姓的心脏协调一致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政治，可是在我们的小组和集团里却恰恰缺少这种政治。然而，渺小的政治，小集团主义的政治，消耗精力而又无益的派系分争却是要多少有多少。这种玩弄权术的伎俩就其本身而言就足已证明，并且说明当代作家界存在着内在的糟糕情况，是当今文学危机的表现和标志——如果想要更谨慎一些，或者也可以说是小毛病、不尽如意、瑕疵和文学分量太轻的标志。
还要谈论如今文学界的风气轻浮和这方面独特的文学虚无主义吗？这是尽人皆知的，因此就这个题目大作文章是多余的。
二
我们年轻的文学生活近年来是在日常生活的标志下度过的。这是必要的，也是合乎时宜的。新的日常生活就某些特点而言在革命的年代就独立形成了，在一定程度上勾画出了大致的轮廓，也迫切地要求借助于语言艺术得到反映。另一方面，我们的革命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时期，唱赞歌、唱宣传歌曲，不再能满足作家和读者的需要了，转到以其活生生的辩证的流动性和具体性来描写现实、人和事件的要求业已成熟。于是共产主义的和非共产主义的，即所谓同路人的文学便担负起这个任务。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出现了一批真正有才华的作家。他们带来了清新的语言、题材和描写方法。他们展示了重建的各种各样的革命现实，往往在偏僻闭塞的和未知的角落，抓住了在战争和内战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心理的某些特点，探察了近年来的农村、从前的红色游击运动、外省生活。读者通过他们的作品首次在文学中感觉到革命年代生活的脉搏，看见作家们企图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在混乱和轰鸣声中产生的一切并且想要对此进行艺术加工。附带一个条件：这里既包括无产阶级作家的作晶，也包括同路人的作品，因为尽管二者之间存在着重要区别，但具有共同的生活倾向、相同的加工艺术素材的角度和方法、风格和文体，最后，皆各有其优点和不足。
近年来的艺术散文无疑地没有停留在原地。但请注意一个并非不重要的情况。当代绝大多数描写日常生活的作家都是地域性作家。鲍·皮利尼亚克取材于科洛姆纳，符·伊万诺夫——西伯利亚，涅威罗夫和雅科甫列夫——伏尔加河沿岸，尼基京——斯维亚加，北方，革拉特科夫——顿河，赛甫林娜——西伯利亚，等等，我们多数作家只围绕着一个地域性的炉子跳舞。由此，便有了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成分、清新的人物、语言和词汇以及他们艺术创作镜头摄取对象的巨大意义，——但是由此也产生了概括的局限性、经验的一定狭隘性、综合手段的贫乏。当然，这些作家时常也超出了地域性的范围，不过重要的不是这一点，而是地方色彩仍然是基本的，读者几乎随时都能感觉到。只要作者给自己提出搜集素材的任务，地域性就会帮他的大忙。可是一旦搜集素材要求转向广泛的综合，地域性的炉子就可能成为重大的障碍，当然指的是在一定条件下，下面再谈这一点。
近年来的艺术散文所从事的主要是搜集和记录素材，以相当粗糙的很少加工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有许多题材，可是没有主题。有很多主人公，可是没有英雄人物。讲述了许多非常奇异的、可笑的和悲惨的事件，可是没有情节；如同在电影里一样，在我们面前闪过了成千上万的形象、人物，可是没有典型。我们的作家提供了成千上万的细节，走遍了最遥远的角落，——向我们介绍了奇异的和闻所未闻的事情，可是经常忽略了，忘记了主要的东西。阿·尼·托尔斯泰非常准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在当代俄国中篇小说中还看不见人。我看见生活一闪而过，列车在奔驰，暴风雪在呼啸，死亡，相爱，争吵，在原野上蹒跚而行，战斗。那里有一只手，那里有一只眼睛，那里闪过衣服的碎片，可是看不见完整的人[1]。”当然不应该夸大。吉洪诺夫、符·伊万诺夫、皮利尼亚克的某些作品里有综合的完整性，可是如果给过去三年的文学做个总结，应该承认这个时期的语言艺术没有走出搜集素材的阶段。
说形式是内容所决定的，这种说法是公正的。我们描写日常生活的作家的形式、文体、写作风格与这种地域性的日常生活素材、主要记录日常生活的细节和特点密不可分。符·伊万诺夫的描写手法很丰富，观察敏锐，形象丰满，素材丰盛，但结构松散杂乱。他的大型作品缺乏严密的完整性。他的中长篇小说各个章节有时可以重新编排而对作品的完整性并无特别的损害。关于皮利尼亚克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的作品完全是由碎块组成的，往往是艺术家的札记。竭力无所不包，表现一切，——文风松散、支离破碎、题材片片断断，对于这种贪心不足的倾向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尼基京、涅威罗夫、赛甫林娜的作品从结构的完整性和成熟性的角度来看，是很欠火候的。一个艺术家忙于日常生活的细节，把日常生活细节放在首位，他实际上就不特别须要考虑自己作品的严谨、各个部分的匀称和谐了。惟有艺术家把广泛综合定为自己艺术创作的基本目标，他的面前才能出现这些问题。
人们肯定地说，大多数当代的长中短篇小说都是没有情节的。这既正确又不正确。当代小说家的作品从其单个部分来看甚至情节性非常强。《彩色的风》、《铁甲列车》、《腐殖土》中有多少有情节的章节啊！可是这些作品中没有完整的情节，这是千真万确的。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分成一系列单个的情节，相互间的联系很薄弱。这仍然符合当代小说家题材加工的粗糙。情节的加工、作品严密的完整性被追求鲜明生动、突出描写个别形象、画面、场景所取代，我们某些小说家完美地达到了后面这些要求。
当代艺术家追求日常生活素材，付出了相当大的劳动。他们为读者提供了相当可观的这类素材。现在读者和作家都已经对细节感到满足了。并不是说不再有未经描写过的生活领域了。相反，我们生活的这类领域数不胜数。笔者在《认识生活的艺术与当代》一文（见《红色处女地》1923年第5期）中指出了这些方面；也指出了缺少文学与生活的默契配合；读者读够了这种杂乱无序的缺乏计划性的日常生活描写。他 们不满足于这一点，开始寻找的不是罗列许多事实，而是一个事实，不是罗列许多事件，而是一个事件，不是许多典型，而是一个典型，不是一系列人物，而是一个主人公，不是许多情节，而是一个情节。一句话，他们渴望的是广泛的综合，希望作家从地方转到中央，给自己的作品涂上中央的色彩，希望艺术家不仅能贪婪地搜集丰富的日常生活素材，而且能把这些素材加工成为一幅宏伟的完整而和谐的图画，用诸多分散的单个特点塑造出体现着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我们当今新的英雄人物。然而暂时还没有做到。因此说，当代艺术正处在交叉路口上。旧的不再能满足要求新的暂时还模糊不清，霞光初现。按照惯性，按照习惯势力，还在继续描写日常生活，不要花招，仍然沉浸在地域性的素材、原始材料之中，不过这已经不再列入当今的文学日程中了。当今的艺术正处在山口，但它还没有走上新的道路。由此，我们文学界便出现了种种怀疑、信心不足、观念模糊、彷徨动摇、不满足现状等思想情绪。
必须克服这类思想情绪。时机已经成熟了。
三
笔者甘冒再次被《在岗位上〉杂志最革命的批评家们指责为反革命、企图进行文学复辟和其他种种招至死刑的罪名的风险，仍然呼吁当代作家们回到经典现实主义者那里去。不过如今这听起来就更具体：回到果戈理、托尔斯泰、谢德林那里去。认真地向经典作家学习，以他们为榜样来“制造”作品，看不见这一号召的有效意义，就完全不可能理解当今文学的任务。首先应该向他们学习的是现实主义，这不是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不是地域主义的现实主义，而是善于把日常生活与艺术幻想、艺术试验、综合能力结合起来的那种现实主义。经典的现实主义者并没有脱离生活，没有“在极乐世界和妙不可言的美的王国里”遨游；他们的作品每一页都把当时的生活再现在我们面前，但他们并没有当个别偶然性的俘虏，提供的不是没有加工的材料。他们控制了材料，而不是材料控制了他们。他们创造了强有力的典型概括，这些概括迄今还没有失去生命力，有的甚至没有失去直接的现实迫切意义。当然，当代作家没有必要在各个方面对经典作家亦步亦趋。现在不可以写作冈察洛夫风格的长篇小说。生活紧张的高速度、当代的大都会主义、革命时代如火如荼的气息要求新的手法、另一种风格、另一种语言。我们的作家应该广泛运用象征主义的，甚至意象主义的、我们那些语言崇尚者（列米卓夫、扎米亚京等人）的最新成就。有时也这样做了，可是却损害了朴素和艺术的真实。看来基本的、占主导地位的写作风格将是新现实主义，亦即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独特的结合。事情仿佛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当代作家除了遵循俄国的和欧洲的经典作家之外，便没有别的办法来克服地域主义和粗糙的日常生活描写了。
提出要求经常都比完成要求容易。经典作家们与之打交道的是停滞的日常生活。我们这里丝毫没有这种日常生活。我们还处在形成和破坏的时期，处在变化的过程中；我们这里有许多主要的事情尚不清晰，没有预测到。就拿我们的青年来说吧，他们拥塞着工人速成学校、大学、培训班的课堂。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他们的精神面貌跟奥勃洛摩夫式的罗斯是敌对的。这些青年经过了“火、水和军号”的洗礼，全都来自底层，顽强，有韧性，有生活能力，百折不挠，斗志昂扬，毫不涣散，他们受到过这样的锻炼，过去的几代人做梦都没有想到过。总体来说，他们前进在革命的红旗下，但他们的命运归根结底取决于革命在俄国和西方总的命运。我们的青年中间可能涌现出并且已经涌现出未来社会主义出色的建设者，但是一旦革命失败，他们中间也可能形成美国式的新型资产阶级干部，即使不是全体，起码也有一部分。我们苏维埃的现实便充满这种模糊的、说不准的情况。因此作家难于在连接词“和”之后画上句号，难于做出艺术上的总结。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正处在交叉路口上，所以我们的文学也处在交叉路口上。然而，这里必须附带一个条件。我们没有完全停滞的日常生活，但有些事情却处于草创之中，其大的轮廓已经成了日常生活的。我们的共产党、红军是日常生活的，旧的日常生活的崩溃也是以日常生活的形式出现的，我们苏维埃国家机关中有许多旧的日常生活习气，而且根深蒂固，家庭关系中有许多新的日常生活的东西：从前的国内战争时期终于完全成了日常生活现象。当代小说的日常生活的、自然主义的倾向已经证明了我们这里业已形成的情况。在我们这个时代，生活不是缓缓而流，而是汹涌奔腾。新经济政策是很久以前的事吗？这里已经有不少事情要求艺术家付诸笔端，已经完全适合于艺术描绘。此外，日常生活的概念不仅包括停滞和僵化，而且也包括或多或少业已显露出来的那些变化过程。格·乌斯宾斯基笔下的伊万.叶尔莫洛维奇不是以恒定不变的形式刻画出来的，而是经过了社会心理的重新审查和重新冶炼。况且一般说来，这个或那个主人公的性格心理上的完成在作品中是相对的。主人公的性格在我们的感受中只有阅读之后才算完成。在作品中，在阅读的过程中，主人公的性格在变化，常常变成与其初期完全相反的；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因此断言现在我们的现实中没有典型，没有英雄人物，这是不正确的。符·伊万诺夫成功地提供了艺术肖像的画廊，而尼·吉洪诺夫的《家酿啤酒》中有多少我们时代所典型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文学中没有英雄人物，地域主义如此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而概括的倾向如此不广泛和不深刻呢？
让我们再来看看经典作家吧。
四
经典作家们经常站在自己时代的水平上，其中许多人心明眼亮，洞察到了未来。他们具有深刻的思想，他们与各自时代人类最优秀的理想同呼吸。他们创作的基础一贯是伟大的感情，对人、对被压迫者的爱，对压迫者，对被扭曲的、卑劣的、僵死的、渺小的一切的憎；他们渴望更新和改造生活，“直到人们能够相互拥抱，亲吻，唱着欢乐的歌”。果戈理写道：“每当我看见生活中有许多惟命是从的僵死的居民由于其灵魂麻木和心灵一片荒芜而停滞不前和让人害怕的时候，我的灵魂就疼痛；每当他们那木然的脸上并不因为深深爱着的灵魂流着天上的泪水而有丝毫的表情，他们的舌头毫不僵硬地说出一个永恒的词语：‘消闲解闷！’的时候，我的灵魂就疼痛……”（《剧院散场的时候》）是的，问题就在这里：伟大的艺术家们“灵魂疼痛”，并非因为他们个人心绪烦闷、没有骨气和无所作为而感到苦恼，而是因为他们渴望改造生活。正是应该在这里寻找他们创作的基本核心、源泉、动机、隐秘的动力。应该首先在人类这些伟大的感情中寻找所谓的灵感、创作冲动、直觉，作家“感染上”并且浸透这种感情，不能保持沉默，才能用这种感情“感染”读者。因此他才不会写消闲解闷的东西，不会在纸上海阔天空地大发议论，不会陷进材料里不能自拔，不会消融在微不足道的当前时髦问题中，不会讲述富有教训意味的趣闻轶事，而是创造具有重大意义的作品，进行广泛的概括，展示宏伟的前景，成为生活的导师、布道者和预言家。同样，他也不会由于赤裸裸的公式化、宣言和文告、胡编乱造和故意装出来的矫揉造作的倾向而裹足不前。正如果戈理本人所承认的，他的《钦差大臣》中有一个主要的高尚人物，就是笑，从前每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都有自己的主要人物贯穿于他的所有作品。这个人物经常都牢固地伫立在作家心灵和灵魂的伟大运动中。伟大的概括天赋、艺术创作的完整性、作品的和谐性、影响读者的力量直接取决于作家浸透伟大感情、自己时代的情绪和理想的程度。
我们当代的艺术散文，还有诗歌，通常缺乏这种重要而深刻的思想感情，亦即契诃夫所称之为活人的上帝的东西。我们作家的作品没有建立在伟大的感情和欲望的基础上。它们不是由于作家不能保持沉默才写出来的。我们的作品多半是“制做”出来的，而不是创造出来的。同路人在制做，“列夫”派在制做，“谢拉皮翁兄弟们”在制做，无产阶级作家们在制做，大家都在制做，甚至向作为艺术活动的特殊行为的创作宣布无情的讨伐。有一种理论被认为是优秀文学的基调、最新的左派和革命精神的标志，根据这种理论，创作、灵感是资产阶级地主的臆造，是一种心理上的涂层，借以把作家划归阿波罗
祭司的特殊帮派，使他们高踞于愚民群氓之上，这时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真正的创作和灵感实际上建筑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艺术家应该全副身心地与现实同呼吸共命运，其思想感情、痛苦与欢乐完全符合现实的要求，并且把这一切融汇到形象之中。诗的创作绝不意味着别的什么。说的不是特殊的天国居民，不是祭司的神圣帮派，而正是作家智慧和心灵中这种“最主要的东西”。在伟大的思想感情的压力和冲击下进行创作，如果作家没有“汹涌澎湃的春潮”，只有某些渺小的思想感情，他们只好按照订货来“制做”了。
我们最新的和似乎最革命的理论宣布创作活动是资产阶级的破烂货，与之针锋相对地提出技艺和制做、生产、构成主义等，客观上号召作家摆脱我们时代优秀的理想和感情，肯定了近似于赫列斯塔科夫式的轻浮。如今这种轻浮要多少有多少。这些理论一遇到良好的条件便会轻而易举地繁衍出艺术领域里的“耐普曼”复辟的意识形态。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看到这些理论的鼓吹者们用各种形式来改变共产主义的性质。我们的时代是个红色的时代；如今一切都被涂上红的颜色。
我们不是说当代苏维埃散文和诗歌没有灵魂，没有思想，没有感情。它的基本轨道无疑是在新的苏维埃社会性的标志下延伸的。我们的文学完全植根于大地上，它是在革命的时代成长起来的，离开革命是不可想象的。我们青年诗人和作家的基本队伍真诚地努力使自己与革命融合在一起，尽自己的才华、力量和理解为革命服务，至于共产党员们就无须说了。有些人叫喊说同路人清一色地都是诽谤者，他们就连作梦都想要推翻苏维埃政权。只能用不理解和别有用心来解释这种大喊大叫。这都是胡说八道，是闲着没事而臆想出来的。当代苏维埃艺术中响彻着革命的声音，为了歌颂革命而写作作品。它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是在近年来的事件中产生并且受到锻炼的。不过没有激情，没有热情，没有丰富的感情、响亮的声音和充分的分量，没有感人肺腑的教育意义和思想内容。有主要的思想，但没有主要人物和主题思想。一些人“制做”枯燥的宣传品，按照一个模子，根据社论进行炮制。用心良苦，但写出的东西却索然无味，枯燥、没有光彩，像是士兵破旧的军大衣；另外一些人不能摆脱善良的红色的抽象议论；还有些人虽然心地善良，但只是努力堆砌场景、画面，在素材的无边无际的海洋里航行，即使有舵和帆，但没有指南针，因此提供的只是原材料；还有些人站在一旁，以轻浮的无所作为的怀疑主义者的眼光看待一切；前三种人都映乏“犀利的目光和充沛的感情”。
我们的意见自然是综合性的，跟一切综合性思想一样，不能包容整个复杂的当前现实。譬如说，符·马雅可夫斯基最新的长诗《关于这个》就是一个幸运的例外，值得稍许谈谈。尽管《关于这个》结构臃肿复杂，难以理解，但有些地方却鲜明有力，独具一格，是一篇重要的作品，给人以不可磨灭的印象。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具有深刻的真实感情，巨大的诗的真挚，感受的尖锐和高度的紧张。
……我没有用完自己的人生，
在人世上
没有爱够。
我身高一俄丈。
一俄丈有何用场？
干这种工作矮小也无妨。
我关在房间里，笔声沙沙，
目光穿透房间的套子。
按照你们的愿望，我无偿地工作——
去污，
洗涤，
擦拭，
忙碌，
清扫。
我可以给你们
那怕是个看门人。
你们可有看门人？
这也就是“主要的”，许多当代诗人和作家所缺少的正是这一点，因此他们的作品也就不凉不热，温吞吞。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里有主人公——这是一个巨人，他在周围琐屑的日常生活中憋得难以忍受，这就是马雅可夫斯基从前曾经写的那种人：
纯净的心灵——
处处鸣响。
啊，二十年的岁月，
仅仅往这火红的年华里
倾注的春天可有多少！
它们没有耗尽的负荷——简直无法忍受。
说它无法忍受，
并非为了写诗，
而是实实在在的。
（《我爱》）
当然，马雅可夫斯基是个人主义者，可是他的个人主义却通向社会主义，尽管道路特殊、复杂和曲折，但它毕竟通向这里。一个巨人被当代日常生活的琐事所包围，他无法忍受，——诗人在自己的优秀作品里就是这样的……
感情的春潮汹涌澎湃——不是技巧，而是天赋。可是不正确的观点、理论，或者虽然思想观点正确，但掌握肤浅，也都妨碍艺术家在自己身上和作品里表露这种感情。我们这里有害的理论偏见数不胜数。其中之一就是相信艺术家安安稳稳地躲在自己的小角落里也能够绘声绘色地写作；另一种就是断言只要有党证，就足以克服主要的诗学困难。这在一些人那里已经退化成为理论上的无忧无虑，另一些人则把它变成为文学的小权术，用来偷换真正的大政治。因此，我们文学的派别斗争也就常常让人想起蛙鼠之战，并且很容易地发生声讨、开除等让人不愉快的事。
五
根据以上所述，应该这样来回答我们当代文学中为什么没有英雄人物（果戈理意义上的），为什么没有广泛的综合，为什么我们的文学囿于狭隘的日常生活描绘和地域主义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作家缺乏贯穿于“全副身心”的强烈感情、深刻而重大的思想——因为没有“春潮般的汹涌澎湃的”感情、充沛的热情。为什么没有——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一些人断言已经进入平凡的日常生活时期，汹涌澎湃的春潮的时代业已过去了。另一些人认为惟独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及其思想家才能胜任我们革命提出的主题；还有一些人说什么从前的感情和情绪破坏了，一切都处于毁坏之中，没有任何牢固的东西。说什么近期内西方革命的前景还很模糊，等等。不管怎么说，当代文学正临近一个分界线。搜集素材、地域主义、杂乱而粗糙的日常生活描写的时期跟写作宣传品的时期一样，就要结束。到了坚决果断地向综合、英雄人物、重大思想感情过渡的时候了。到那时，我们便会出现内容的丰富性、集中性、情节性、结构的完整性与和谐性；文学不再由于描写琐事和材料未经加工而芜杂不堪；到那时，我们就会产生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学。应该记住，并非处处和从各个方面都能够又好又准确地从艺术上纵观我们的时代。从后院看不清楚，从偏僻的角落看不清楚，从狭窄的缝隙很难看清楚。不久以前克里木出版社出版了谢尔盖耶夫-岑斯基的长篇小说《变容》。说实在的，目前看来这不是长篇小说，只是一部长篇小说的1/8，尽管有二百多页的篇幅。从作者序言中得悉：“前几部描绘的是战前的感受，中间的几部写的是战争，最后几部写的是革命。”刊印的这一部里有一系列很出色的地方，可是目前业已清楚作者描写革命遭到了失败，因为他通过一条狭窄的缝隙观看革命，这很难看清楚。不过，只要活着——就能看得见。
我们植根于革命的土壤中的年轻的文学有两种危险，有两个砝码：蜕变为空泛的宣传写作的公式化、狭隘的宗派性和缺少综合的杂乱无序的堆砌未经加工的艺术素材。
克服这两种危险归根结底需要依靠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春潮般汹涌澎湃的思想感情。说汹涌澎湃的春潮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号召“回到经典作家那里去”（上述意义的）是无的放矢地感慨“祖父们从前生活得比孙子们愉快”，这是不正确的。对于我们作家来说，宏伟的构思、壮丽的情绪和思想感情的时代还仅仅是刚刚到来。我们的时代是大变动、社会搏斗的时代，充满伟大的激情、亢奋、进取等等。必须使艺术家不愧于自己的伟大时代。
[1] 摘自阿·尼·托尔斯泰的文章《文学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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