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甫盖尼·扎米亚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俄〕亚·沃隆斯基：《在山口》（1920年代）

叶甫盖尼·扎米亚京

一

　　以扎米亚京为例可以最充分地证明一个真理：作家一旦失掉了与时代的协调一致，艺术家或思想家一旦改变了内在的敏感，生活在当代而感到自己是乘坐轮船的旅客或者旅行者，以敌对的眼光和不欢迎的态度看待周围的一切，那么他们无论具有什么样的才华和智慧，都会显得不足了。
　　扎米亚京于1913年以《县城纪事》而跻身于大艺术家和语言巨匠的行列。《县城纪事》写的是我国革命前沙皇时代的外省及其昏昏欲睡的、死水一潭的、繁衍生息的、愁眉苦脸的、持家有方的、虔诚奉神的小市民。《县城纪事》是读者所非常熟悉的，其中所描写的一切皆为读者亲身体验的，读者也可以根据从果戈理开始直至高尔基为止的古典作家艺术上无与伦比的典范而熟悉它。在这些经典作品中不只一次遇到气味芳香的老鹳草、无花果、用铁链锁着的恶犬、睡意朦胧的人、肆无忌惮的行为举动、生活在牲口圈里而感到舒适的环境、井底之蛙的心理状态。然而，读者仍然怀着浓厚的兴趣认真地阅读扎米亚京的《县城纪事》。扎米亚京当年就已经被认为是少有的语言崇尚者和语言大师。他的语言清新、准确、独树一帜。这有一部分是民间口头故事语言，当然是经过加工润色的和现代化了的，——一部分是市郊、小镇和遗失街的普通外省口语。扎米亚京把这一切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语言。叙述纯朴而平稳，由于作者的揶揄和讽刺情绪而复杂化了。他的叙述口吻不无用意，只是表面看来作者似乎很憨厚，并无恶意；可是实际上这里的一切都有“埋伏”，暗含着讥讽、讪笑和挖苦。因此，叙述的平稳也就烟消云散了，作品有生命力，汇入了当代生活，永远不失其现实的迫切意义。外省的语言经过精心加工而得到升华。这种语言更有利于鲜明性、清新性和形象性，用永不消逝的、永不褪色的词语丰富了文学语言——出现在你面前的仿佛是新铸的金币，没有流通过，没有磨损，没有失去光彩。用词严谨而简练，字字珠玑而又珠联璧合，不露任何破绽。从形式方面来看，这部小说浑然一体，仿佛是用一块玉料雕琢而成。崇尚语言，并没有超越界限，而扎米亚京后来的某些作品则出现了这种情况。负荷恰如其分，没有丝毫的装腔做势，决不追求词藻华丽和故弄玄虚，决不卖弄文学技巧。阅读起来轻松自如，没有紧张感，但丝毫也不损害内容的丰满。这里已经显露出艺术家那种只消涂抹一笔即可使形象铭刻在心的高超技巧。
　　扎米亚京没有提供新的人物，可是旧的熟悉的人物经过他那独具匠心的刻画却获得了新的面孔。“县城”的宁静生活体现在安菲姆·巴雷巴血肉丰满的形象中。安菲姆在读者的眼前从孩子长成为县城里的下级警官。这条道路漫长而又艰辛，充满不幸的遭遇。安菲姆是个四角形的人物。“难怪县城里的孩子们给他起了个绰号：熨斗。颌骨棱角分明，仿佛是铁铸的，身材粗壮，成为四角形，前额狭窄，简直可以说是鼻孔朝天。整个巴雷巴膀大腰圆，体态笨重，喘气隆隆有声，完全是由直角组成的。”野兽般的健壮体魄，野兽般的灵魂，一切都集中在一点上：吞食，——安菲姆的颌骨可以随意把石头和砂子碾成粉末。他被学校开除了，巴雷巴没有回家，而在牛圈里住下来，饥饿时便去偷窃，因此落到七普特重的女商人切鲍塔里哈的手里。然而，她看到巴雷巴那野兽般的身躯时，对他开恩了，于是巴雷巴便不再是住在牛圈里的巴雷巴了，成了切鲍塔里哈的左膀右臂：“皮靴——长筒的，怀表——银壳的”，深受大家的尊敬，首先是受到切鲍塔里哈的尊敬，她很虔诚，每天夜里性欲旺盛。然而，幸福总是不长久。切鲍塔里哈发现巴雷巴跟女仆波利卡关系暧昧时便把他赶了出去。又是食不果腹的生活。可是巴雷巴“洪福齐天”。偶然碰到了修士叶甫谢，巴雷巴把他偷个精光，后来县律师莫尔古诺夫雇佣他在法庭上做伪证。1905年革命波及到了这个小城，稍稍地光顾了它。一些少年趁火打劫，然后全都逃之夭夭了，只有一个人例外，于是警察局长算是倒霉了，前来破案的上校患胃病，警察局长无论如何都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况且还有——抓不到歹徒。巴雷巴让他解脱了困境：为了得到四张二十五卢布的钞票而供出了歹徒中有一个是裁缝季摩沙——巴雷巴可靠而亲密的朋友。很可怜朋友，可是巴雷巴忍受住了，于是在县里一步登天：奖给他银钮扣和金丝绦带，岗警向他行举手礼。而季摩哈则被绞死了。
　　“活在人世上很惬意。”
　　安菲姆是县城的象征。县城里的人都是饕餮之徒，贪得无厌，不停地吃喝，脑满肠肥，大腹便便。在县城里，吃喝就是上帝。填饱肚子，填得不能再饱，让颌骨津津有味地进行研磨，然后睡得昏昏沉沉，用汗渍渍粘乎乎的肉体繁殖儿女。巴雷巴本身是偶然的：他可能生下来，也可能不生下来。可是县城里的环境却把他推到了前台。他笨拙、愚钝，几乎是个白痴，又有野兽一般的狡猾。可是他却是个有用的人——切鲍塔里哈、修士叶甫谢、律师莫尔古诺夫、警察局长、检察长、上校都需要他，因此没有花费力气，没有经过奋斗他便登上了“顶峰”。这些人也都体现了原始的本能。安菲姆把他们融会在自己身上，他是由这些人组成的，他是这些人的压缩品。作者以少见的力量描绘和突出了这种吃喝的习俗。
　　《县城纪事》仅仅部分地是日常习俗性的作品。更多的是讽刺，而且不单纯是讽刺，而是政治讽刺，这是一种浓墨重彩的政治讽刺，对于1913年来说是很大胆的。许多艺术家都描写过县城生活，而扎米亚京不同于他们，把俄国的奥库罗夫镇习气与沙皇制度、政治生活联系在一起，这也就是他的毋庸置疑的贡献。可是很奇怪，扎米亚京的才华在这里仅仅达到一半目的。缺少更重要的东西，没有明察秋毫的洞察力和囊括一切的概括力，而读者在果戈理、谢德林的讽刺作品里，在乌斯宾斯基、高尔基乃至契诃夫那里则能找到这一切。这部中篇小说文体和形式方面都很完整，可是读起来却分成许多碎块。叙述技巧高超，做得很出色，正是做出来的，因此不能扣人心弦，没有深入内里，尽管巴雷巴、切鲍塔里哈、莫尔古诺夫、叶甫谢、季摩哈、警察局长都活灵活现地站在面前。扎米亚京在另一部中篇小说——《阿拉特里》中从另一个角度描写了县城生活。果戈理当年就已经指出了我国外省的玛尼洛夫习气。人们的生活不好也不坏，似乎是天堂里的日子，可是人生在世总是应该有所“追求”，有所幻想，幻想没有的、也许永远都不会有的东西。玛尼洛夫一切应有尽有，可是他仍然冥思遐想。假如玛尼洛夫之流并非万事如意，他们受到了最大的伤害，那就更无须说了。作家在《阿拉特里》中讲的就是这些独特的幻想家。阿拉特里是一个城市。“居民们——明摆着的事——从雨后的蘑菇上得到了遗传，有特别旺盛的生殖力。成批地，一打一打地给婴儿洗礼。可通行的马路只剩下一条了：颁发了禁止在别的马路上通行的命令，以便不至于把婴儿轧死，因为大批婴儿在草丛里爬来爬去。”可是，天赐的幸福有一次却漏掉了这个城市：爆发了土耳其战争，老百姓死了无数，于是阿拉特里的姑娘们没有未婚夫了。阿拉特里人便做起白日梦来。警察局长的女儿格拉菲拉由于思念未婚夫而不断地痛苦呻吟，期待着一位不相识的白马王子给她寄来情书；警察局长三番五次地试图把格拉菲拉嫁出去，经过挫折之后便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了；他煞费苦心搞起发明来了；终于有了最新的发现：烤面包的秘诀不在于酵母，而在于鸽子粪；再如：如何用普通的粗布制成不漏水的……帆布。大司祭彼得神甫喝得微醉的时候和处于清醒状态时都跟小鬼交谈；他的女儿瓦尔瓦拉也由于找不到未婚夫而气得发疯了。督学罗季翁·罗季翁内奇醉心于阅读《哥特文丛》；还有科斯嘉·叶狄特金，在邮局任职。他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笔记本。写着：“康斯坦丁·叶狄特金著作集，也就是敝人的大作”。还有诗：“我的胸中填满了幻想，但可爱的格拉菲拉却把我蔑视”。他每天夜里都处于激动之中，怀着伟大的爱情写作。一言以蔽之，每个人都做着自己的梦。还有公爵，他前来就任邮局局长之职。公爵诚然其貌不扬：生着鹰钩鼻子，没有下颊——东方的公爵，但毕竟是公爵。终于出事了：闺秀们，格拉菲拉、瓦尔瓦拉——都发疯了。而公爵也有其高尚的幻想：人人都应该讲一种伟大的语言——世界语，到那时便不会有战争了，将会出现各民族的和睦。大家都向公爵学习：警察局长、督学、格拉菲拉、瓦尔瓦拉、闺秀们等等。梦以可悲的下场而结束：格拉菲拉和瓦尔瓦拉相互对骂，科斯嘉由于《女性内心的神谕》一文而遭到惨败，在爱情上也是如此。公爵推广世界语，警察局长进行试验等，都道到失败。
　　也还是县城的生活，原始的本能、吃喝，但凌驾于这之上的却是冥思遐想、海市蜃楼、白日梦；可怜的、被扭曲了的、把人引进死胡同的，但仍然是冥思遐想。阿拉特里人便在动物和荒诞不经的冥思遐想的夹缝里过着贫乏而枯燥的生活。然而，阿拉特里人的冥思遐想不同于玛尼洛夫习气，自有其悲剧性：这种冥思遐想虽然也荒诞不经，却已渗入骨髓，扭曲了生活，一旦与生活发生冲突，便灰飞烟灭。也许成千上万的俄国阿拉特里居民因此而不相信人的伟大精神追求能够实现：他们所目睹的只是这些混乱而无益的白日梦。
　　扎米亚京在《县城纪事》中展现的艺术才华的基本特点，在《阿拉特里》中一如既往，没有变化。这部中篇小说多少有些苍白，但依然崇尚语言，技巧高超，冷静观察，俏皮讥讽，荒诞离奇（《阿拉特里》或许甚过《县城纪事》），反复渲染，手法犀利而切中要害，精心遣词造句，比喻出人意外，突出一两个特点，惜墨如金。
　　短篇小说《肚子》讲的也是原始的本能。安菲米娅是个身强体壮的年轻婆娘，风华正茂，为了要个孩子而杀死了丈夫，然后把他的尸体用盐渍上。可是肚子的力量在这里得到了另一种表现。小说中有许多抒情成分，安菲米娅的原始本能是另外一种，不是巴雷巴式的，而让人同情。原始的本能一分为二了：它已经不是通过巴雷巴的形象，而是通过安菲米娅的形象体现出来的，她渴望繁衍后代，自有其动人之处。
　　中篇小说《天涯海角》在内容和主题上接近于《县城纪事》和《阿拉特里》。这部作品写于俄德战争开始之际，被沙皇政府査封，作者由于作为布尔什维克进行反军国主义宣传而被关进监牢（小说后来刊载在“圆圈”作家合作出版社的文丛第一期上）。一支部队被派遣到太平洋岸边的天涯海角，在那里建立一个任何人都不需要的哨所，完全被人遗忘了。备受摧残的笨头笨脑的俄国庄稼人本来在农事中非常精明强干，兢兢业业，可是在军队里却变得十分愚昧，毫不开窍，“军官老爷”按照自己的需要训练他们，而他们的需要又是五花八门的：教一个士兵讲法语，另一个士兵变成了九个孩子的保姆，第三个为了将军的嘴巴而呆在厨房里，他们都被弄得丧失了人的面貌，难怪士兵阿尔扎诺伊随意杀死一个中国人——在这样的环境中这是非常自然的。然而，作者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阿尔扎诺伊等人的身上，而是放在一小伙军官身上。作家描绘一幅道德腐化堕落的画面：在后院挖掘一个深坑，——库普林的《决斗》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这里有将军——他是个少见的饕餮之徒、胆小鬼、色鬼、大淫棍。施密特是个目光短浅的迂夫俗子，但他又能随机应变，自有其独特的公正之处，最后变成一个不幸的暴虐狂。涅切萨上尉抚养九个孩子，实际上这都不是他亲生的。安得列·伊万诺维奇是个穿着军官制服的俄国知识分子，意志薄弱，优柔寡断。又高又瘦的季赫缅行为古怪，煞费苦心地想要释破一个谜：涅切萨的妻子生下的“彼嘉什卡”不知是他的孩子还是别人的。将军夫人平时很文静，却是半个疯子。涅切萨的妻子是团里的交际花，胖得滚圆，她生的孩子是团队的活记录。在天涯海角跟在县城里和在阿拉特里一样，枯燥得要命，昏昏欲睡，荒诞不经。但是，与其说是枯燥，不如说是可怕。作者在小说中特别强调了这种可怕，不同于《县城纪事》和《阿拉特里》的是：主要注意力就集中在可怕的事情上。前两部作品里也有可怕的事，但那里讲的更多的是原始的本能、外省的冥思遐想，而在后一部作品里可怕的事则成了主要的。扎米亚京揭开了枯燥而卑微的生活的帷幕，看见了可怕的本质，向读者展示的不是契诃夫当年所写到的那种无精打采的慢慢使人发霉的灰色生活，而是真正血腥的、野兽般丑恶的悲剧。诚然，人们在天涯海角往往没有察觉到这一点，这是因为人们对它已经习以为常了。季赫缅和施密特自杀身亡，安得列·伊万诺维奇成了“我们的人”，士兵们兽性发作，将军一边流着口水，一边娇声娇气地向娇柔脆弱的玛鲁霞讨好，卑鄙无耻地强奸了她。《天涯海角》跟《县城纪事》一样，是政治讽刺。这部作品使1914年以后发生的许多事情成为可以理解的了。这也许是一种得到了应验的预言，但它又显示出扎米亚京的艺术才华的一个特点，这比他以前写的作品更突出：这部小说洋溢着真正崇高的激动人心的抒情。扎米亚京的抒情很独特，是柔情蜜意的，经常表现在细节上，勉强可以察觉出来：秋天的一个蜘蛛网——圣母像上的扣绊，玛鲁霞说的话：“生命的最后一刹那，犹如依稀可见的蜘蛛网。最后的一刹那，转瞬即逝，然后将万籁俱静……”再如，顺便的轻轻一笔：“蓝色的黄昏，小鸟在积雪覆盖的树上打盹”。扎米亚京从这时起一直坚持到后来。关于他的抒情性可以借用作者本人的话来说明：不醒目，不特殊，但能铭刻在心。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扎米亚京刻画女性典型才很成功，他笔下的女性都很特殊，彼此毫不相像，作者所热爱的那些优秀妇女身上有一种动人心弦的素质，如阳光一样光辉灿烂，让人感到亲切，铭记在心，但这又很细小，用耳朵难以听见，只能全副身心地感受。
　　毕竟……当你阅读《天涯海角》的时候，会不时地想起一些旧的熟人：库普林的《决斗》、谢尔盖耶夫-岑斯基的《巴巴耶夫少尉》和《布谷鸟》、果戈理的《佩图赫》等等。
　　我们还要指出一点：在这些作品——《县城纪事》、《天涯海角》中，反对因循守旧、停滞僵化的斗争只带有个人的性质。季摩哈、玛鲁霞、安得列·伊万诺维奇是一些分散的反抗者，没有跟任何集体、团体团结在一起。这在作者来说并非偶然，关于这一点详见下面。

二

　　战争年代，扎米亚京在英国滞留了两年，从那里带回《岛民》和《捕猎人的人》。从县城到伦敦，到杰斯蒙德。从飞扬的尘土、肥猪、陷人的烂泥潭到石头、混凝土、钢铁、齐伯林飞艇、地下铁道。从切鲍塔里哈、巴雷巴、警察局长到装腔做势的、机器化的、细枝末节都按照作息时间表进行的英国生活。裘利副主教是《强制性救世法约》一书的作者，一切都按照钟点进行：“有进餐时间表；有忏悔时间表（每周两次）；有呼吸新鲜空气时间表；有从事慈善事业时间表；在各种各样的时间表中最后还有一种——出于谦虚而没有加上标题，是专门涉及裘利太太的，规定每隔两周的星期六为性交日。”
　　生活——成了机器，一切都整齐划一，人人都一个模样，都拿着相同的手杖，戴着相同的高筒礼帽，镶着相同的假牙。
　　《岛民》和《捕猎人的人》是对英国资产阶级生活辛辣而犀利的讽刺，精雕细刻，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可是，要是仔细阅读这部中篇小说和这篇短篇小说，便会得到一个坚定不移的印象：捕捉的不是生活的深处，不是它的底层，而是它的外表。艺术家的精雕细刻工作所使用的材料实际上是无足轻重的。这里仅仅罗列了英国生活的各种琐事，诚然，这些琐事会把人送到断头台上去，可是这并没有改变事情的本质。裘利副主教按照作息时间表的机器化生活、他那副金光闪闪的夹鼻眼镜、镶着假牙的绅士们、肯布尔的母亲肯布尔夫人——拿着一把“被风刮坏的旧阳伞”，装腔做势，两片嘴唇像是两条虫子，弯弯曲曲地蠕动，——鼓吹强制救世，拜谒寺庙，像法利赛人一样伪善，特务跟踪，一群英国人要求处决肯布尔，最后处决了——写得很出色，巧妙，机智俏皮而有才华，——可是与到过国外的安得列·伊万诺维奇讲的故事如出一辙，他讲到慈善的瑞士女房东的小市民习气，说她在一个俄国女流亡者的房间门前看见一双夜间忘在这里的男式套鞋便吓得目瞪口呆。这些描写饶有兴味，引人入胜，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某一位安得列·伊万诺维奇由于这双套鞋而身陷囹圄，而在那里还可能发生什么有失体统的事，结果是把他送上绞刑架或者送上电椅。可是以艺术概括的形式把诸如此类的事情展示出来，毕竟尚嫌不足。何况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经过了战争，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在英国，也跟到处一样，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两个民族，两种人民，两个种族。凡是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凡是在当代只用一个民族的眼光看待事物的人，都不能看到另一个民族，不能权衡它和重视它，永远都不会感觉到社会生活真正的深层，它最深的矛盾，它的本质。而扎米亚京则用律师奥凯利、风骚的女人狄狄的眼光以及肯布尔的部分眼光来看待事物，他根本没有提到另一种眼光，可是如今离开另一种眼光则寸步难行。奥凯利和狄狄是英国正统生活“基础的动摇者”。在值得尊敬的副主教的客厅里，在肯布尔太太的餐桌上——奥凯利穿着常礼服来赴宴，宁可喝威士忌，而不愿意喝甜酒，谈起了奥斯卡·王尔德，——在马戏场里，在狄狄的卧室里，基础“被动摇了”。正如俄国流亡者由于健忘而把套鞋留在苏黎士女房东的过道里，从而“动摇了”基础一样。我们觉得，英国另一个民族的另一种眼光，来自造船厂、来自煤矿的眼光更敏锐，能够发现更重要的和更本质的事物，从而做出更有根据的结论。
　　本来可以反驳说，作家在这里运用的是特殊的艺术手法：通过琐事及其普遍性，再加上血腥的结局，强调伦敦和杰斯蒙德居民所处的那种窒息的环境让人无法忍受。可是问题并不仅仅在于艺术手法，还有与扎米亚京的艺术credo（观点）息息相关的更深层次的内心感情。根据作者的艺术世界观，世界上有两种力量：一种追求安宁，另一种是永远叛逆的，不断运动的。尚未刊印的近作，长篇幻想小说《我们》中，一个编成号码的女主人公说道：“世界上有两种力量——熵和能量。一种求安宁的幸福、幸福的平衡；另一种要破坏平衡，追求痛苦的无限运动。”《县城纪事》、《阿拉特里》、《天涯海角》——这是平衡，是熵。可是这里也有另一种对立的力量在起作用，尽管是以扭曲的形式：季摩什卡、玛鲁霞、科斯嘉和其他一些阿拉特里人荒诞不经的冥思遐想；短篇小说《放荡者》中的谢尼亚，他是个永远的大学生，酒鬼，轻浮，不明事理，游手好闲，过着无忧无虑的放荡不羁的生活，最后死在巷战中。在短篇小说《倔强者》中，这种狂暴的力量迫使伊万和玛丽娅长期相互为敌，他们是“倔强者”，而在倔强者身上这应该是一种固执、韧性、我行我素、放荡不羁。扎米亚京所有业已发表的作品都象征着这两种力量的斗争——我们对此更加坚信不移，下面再谈。从这个角度来看，扎米亚京无疑是个象征派，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给物理和化学规律穿上有生命的衣服。他作为艺术家试图综合通过分析而得出的结论。于是他的文体就是这样的：生动的民间口头故事语言、现代化的口语和形象的方方正正：四角形、正方形、直角、平面，等等。
　　两种力量进行着无休止的斗争；其中一种——惯性、传统、安宁、平衡的力量——以其沉重的沉积层压迫着另一种破坏的力量，如同地壳既缓解又束缚地心的熔岩。昏昏欲睡的“县城”、克拉格斯、裘利夫妇的生活中有的是安宁、平衡。只是在少有的瞬间，火山口才能喷发，地壳被冲裂，于是火山岩浆便滚滚而出，狂暴的地下破坏力量发挥作用了。通常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停滞、凝固、僵化。惟独这样的时刻才是有价值的和有分量的。扎米亚京主要讲述的就是这些，这种力量和瞬间在扎米亚京的作品里以各种各样的形象、形式体现出来。玛鲁霞谈论蜘蛛网和死亡，她这些无足轻重的谈话却让安得列·伊万诺维奇永远铭记在心。还有我行我素的狄狄、《北方》中火红色头发的佩尔卡、长篇小说《我们》中用号码代替名字的女主人公，所有这些人物都体现着一种最必要的、最有价值的东西：生活的真正力量、生活的内在本质、最神圣的东西皆来自他们，或者通过他们而表现出来。由于他们——发生了暴乱，冲破了如同一潭死水的长满苔藓的生活。短篇小说《土地丈量员》的主人公无论如何都不能说他爱莉扎塔·彼特罗芙娜。那一瞬间到来了，一些小伙子出于淘气而给一条名叫封季克的狗身上涂了颜色。姑娘可怜这条狗，流了眼泪，于是“土地丈量员忘记了一切，开始抚摸莉扎塔·彼特罗芙娜的头发”。后来土地丈量员不得不跟姑娘一起在修道院的一个房间里过夜，于是他们二人就可能单独呆在一起了，可是保姆来了，一切全都完了：“应该这样”。在《捕猎人的人》中，这种时刻便是齐伯林飞艇出现在伦敦上空的时候。炸弹投进了克拉格斯整齐划一的生活，于是通常那种平衡的停滞不前的秩序被破坏了，洛莉小姐嘴唇上的“帷幕”揭开了，放荡不羁的钢琴家贝利用“如同小马驹般的温柔的”嘴唇亲吻了她，小姐也给他以回报。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瞬间：“南边的爆炸声停息了。一切都完结了。”在《罪人的女帮手》中，一些农夫在革命期间潜入一座修道院，想要盗窃女院长的财物，可是“嬷嬷”在关键时刻招待歹徒们吃甜饼和别的东西，使他们深受感动，于是一场流血事件烟消云散了。在《龙》中，龙人（红军战士）在电车上刚刚讲了他如何把一张“知识分子的嘴脸”“直接给送进天国——不用转车”，突然在电车一角上发现一只冻僵了的麻雀，于是龙人把步枪放到地板上，尽一切力量让麻雀暖和过来，等到麻雀飞走了的时候，龙人的嘴巴一直咧到耳根子。“和平”——一条狗的名字（《眼睛》）——长了一身癞，它沉默不语，只是汪汪叫，热心地看护着主人的家产，为了瓦盆里的腐肉而看护着；它挣脱了锁链，可是又夹起尾巴，露出可怜而又知错的样子，慢慢回到主人给准备的狗窝里去了。可是……“那双美丽的眼睛呢？眼睛里，眼睛的深处流露出人的悲哀的智慧……”
　　有时——这是波将金号上的水兵们（《三天》），但更经常的是狄狄、奥凯利、谢尼亚等人。一般来说，波将金号上的水兵并没有进入扎米亚京的视野。他生在“县城”，并且在那里长大，他笔下的人民大部分体现在阿尔扎诺伊、季摩哈、涅普罗托什内伊、酒鬼古斯利亚伊金的形象中，还有那些小伙子，他们由于无聊而把一个男孩子用水灌得半死或者拿狗来进行颜色试验以及举行奶酪暴动的庄稼汉（“我们当年吃了五普特这种玩意儿”）。另外一副模样的农民，譬如C.费多尔钦科的手记里或者符·伊万诺夫的游击队故事中的，没有出现在扎米亚京的笔下。扎米亚京不能通过这些水兵、农民、工人的眼睛观看周围发生的一切。有趣的是作者回忆在波将金号上度过的日子时也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在一瞬间——三天上，——这时仿佛天要塌下来了，河水泛滥，溢出了河床。因此他感到这一瞬间很珍贵。在小说里完全感觉不到这几天与革命总的联系。作者也不需要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在《岛民》和《捕猎人的人》里，狄狄、奥凯利，甚至肯布尔把暴动带进了克拉格斯和裘利整齐划一的生活。暴动并不很危险，因为不伤筋骨，只触及表皮。激进，但允许这么做。暴动——并无恶意，不是水兵、工人、农民所能举行的那种暴动。说来说去，这只不过是放荡不羁，是狭隘个人主义的反抗，基础不会因此而受到动摇。况且作家也并不关心这一点：他需要的是把瞬间，个人的叛逆精神跟整齐划一的生活对立起来，而这种个人的叛逆精神则是微不足道的，是内心的，但作者却把它铭记在心，器重它，认为它高于一切。在《县城纪事》、《天涯海角》中，反抗和斗争也是个人的，孤单的；作家没有看见而且也不重视其他形式的斗争。因此在他的笔下斗争总是以失败告终。既然放在首位的是个人，那就不可能不是这样。再重复一遍，这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很不够的，是很肤浅的。如果一个艺术家追求政治讽刺，那就能够事先预见到他必定会失败。
　　《岛民》和《捕猎人的人》，如果不考虑上述的一切，仍然是技巧高超的艺术讽刺，尽管其意义是很有限的。作家的这两篇伦敦作品跟《县城纪事》、《天涯海角》、《阿拉特里》一样，将永远留在文学史中。还应该提一下，《岛民》问世的时候正值许多“作家兄弟”认为自己是旧俄国文学遗训的保卫者，在裘利副主教和克拉格斯先生身上看见了人性和人道、进步和别的善行的体现者，与恶毒的布尔什维克大相径庭。扎米亚京后来没有坚持自己那种高尚的真正“叛逆者”的立场，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谈。
　　《岛民》和《捕猎人的人》的艺术优点是毋庸置疑的。寥寥几笔便勾画出一个形象，刻画出人物性格，这种技巧已经以固定的形式牢牢地扎下根了。裘利副主教、克拉格斯先生如同用钢铁锻造出来的。扎米亚京是一位勇于试验的艺术家，而且是一位很独特的试验家。他的试验达到了极限，这是一种纯而又纯的试验。扎米亚京在文体方面放弃了现代化的民间口头故事语言，这在关于伦敦的中篇小说中也是必要的。艺术家第一次采用了有板有眼的高浓缩的文体，经常使用破折号、省略、暗示、含蓄，字斟句酌，讲究用词，半意象主义，这些后来在“谢拉皮翁兄弟”的创作中皆有明显的反映。精雕细刻，直至细枝末节，如此精心，读者阅读每一行文字都得始终保持高度的紧张。这让人疲倦，甚至有时到了矫揉造作和让人厌烦的程度，仿佛作者是在卖弄技巧。

三

　　短篇小说《放荡者》中，地下工作者伊萨夫和放荡者谢尼亚之间进行了如下的对话：

　　“伊萨夫说：
　　‘怎么可以信仰什么呢？只要允许我就行动。劳动假说，明白吗？’
　　彼得·彼得罗维奇朝着谢尼亚转过身来：
　　‘可是你呢？’
　　‘我怎么啦？你说什么呀，我怎么啦……他们的纲领我一眼都没有看。上帝保佑，有朝一日河水溢出河床，他们就想要把河水再赶回河床里去。依我看，洪水就是洪水，来势凶猛，就像伏尔加河一样……’”

　　由此看来，放荡不羁的谢尼亚具有明显的道德优势：谢尼亚牺牲在巷战中，而伊萨夫就他的无谓牺牲发表一通长篇大论，作者虽然表示尊敬，但态度却很冷淡，甚至敌对，毫不逊色于伊萨夫。
　　他们的纲领我一眼都没有看——这个论断有机地出自作家整个的艺术世界观。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见到的，扎米亚京用物理学关于两种力量——熵与能量的理论来对待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他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破坏力量在瞬息间，在个别情况下，由于人的精神冲动才起作用。
　　艺术家用这个尺度来衡量俄国革命。关于两种力量的理论用在社会上倒不是不正确，而首先是抽象的，从而也就是不正确的。这些地方很空泛，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生机勃勃的生活在这里不知不觉地被忽略了。有一种僵死的公式随便用在什么地方，何时使用，如何使用都得心应手，这就是抽象的叛逆精神，口头上的革命，为离经叛道而离经叛道。“洪水”，“痛苦的无休止的运动”，“放荡不羁”，“离群索居”——一切都是空洞的、没有意义的、抽象的。《岛民》中，还有《县城纪事》和《天涯海角》中，这种抽象的叛逆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作家的手脚。这自然导致作家对俄国革命的不理解。必定会是这样：一个离经叛道者为了离经叛道而从高山顶上往地上跳，必定事与愿违。在“叛逆的”土地上也出现了“他们的纲领”，农民、工人、群众；在土地上提出了具体的“人世间的”目标。对精神的、个人的叛逆很少感兴趣，但是最广大的集体却培育了共产党员、红军等，使他们付诸了行动。历史上的和社会主义的抽象的口头革命和所谓的精神极端主义表达了革命前玫瑰色的和知识分子的罗曼蒂克，早在革命前就已经表明了广大知识界思想意识中理想与现实的严重脱节。消灭专制主义被理解为必须的和所希望的，可是另一方面，当时知识界就已经胆颤心惊地看待工农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了。因此，希望看到的革命是高贵的，不是由农民和工人那双长满老茧的手进行的革命，而是指甲修得整整齐齐的洁白的手进行的革命。一旦发现不是这样，革命原来是粗野的，于是俄国的奥凯利和谢内克的叛逆精神便立刻烟消云散了。精神上的极端主义和最疯狂的叛逆精神突然跑到革命的外面去了，原来极端主义的“灵魂是渺小的，绝对不是不朽的”，口头上的世界革命原来是非常文明的，甚至是极其文明的、温和的和四平八稳的，它想要征服天，而不是征服罪恶的土地，原来谈论的是精神革命，某种特殊的火的洗礼，而根本不是这个，它叫什么啦，“这个共和国”，是内心的和净化精神的瞬间，而不是抢劫庄园，没收工厂、把文化珍品拖到农民的茅舍里去，等等。
　　我们在扎米亚京的作品里看到：这似乎是不可调和的叛逆精神，是原则性的和吵吵嚷嚷的，——阿尔扎诺伊和古斯利亚伊金的形象所体现出来的人民，——把理想视为某种完全脱离土地的东西，——承认精神上的、内心瞬间的革命，——与革命的具实面貌相距十万八千里，与它格格不入，对它冷漠和敌视。
　　不管怎么说，扎米亚京在十月革命以后写了一系列短篇小说、童话：《龙》、《马迈》、《洞穴》、《上帝的教堂》、《黑人》、《罪人的女帮手》以及长篇小说《我们》。这些作品无疑地给十月革命最疯狂的敌人带来了满足，给了解他、器重他的才华的人带来了真挚的悲伤和不满。这些作品中最有才华的是《洞穴》，最严肃的是《我们》。
　　曾经听到过一种不同的意见，认为把扎米亚京近期的作品涂上白的颜色未免过于匆忙和为时太早：并非任何讽刺作品都是白卫分子的宣传品，也并非所有用红色服装裹起来的东西都是真正革命的。是这样。我们的确有人害怕触及苏维埃现实的溃疡，本来应该为反对这些溃疡而千方百计地进行斗争，时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沉默，再沉默，可是后来却一窝蜂地密切关注起来（譬如说：受贿）。没有骨气的人并不少见。倘若扎米亚京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写一些辛辣的作品，那么对他只能表示欢迎。很遗憾，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扎米亚京站在一旁来看待十月革命，对它冷淡和敌视：他不是在细节上，起码是在最重要的作品里，在基本问题上与十月革命格格不入。

　　“在奇怪的陌生的城市——彼得格勒——旅客们不知所措地游来荡去。很像——又很不像——彼得堡，纷纷离开那里几乎有一年了，上帝才知道，能否有朝一日返回那里？……澳大利亚军人衣着褴褛，用麻绳把步枪挎在肩上……澳大利亚人背着很大的给养袋，匆匆忙忙地朝前走，皮肤通红。”（《马迈》）

　　再如：“一条龙挎着步枪，乘着电车驶往全然不明的去处，暂时站在车里的平台上。鸭舌帽压在鼻子上，倘若没有两只耳朵，那顶帽子自然要把龙的脑袋吞进去了：两只招风耳朵托住了鸭舌帽……雾里有一个窟窿：那是嘴巴。”（《龙》）在《黑人》里，龙和澳大利亚人被称作红皮肤的。惟有共和国的旅客式的公民才能这样写，他们身在共和国的轮船里，受到剧烈的颠簸，由于晕船症而脸色发青。没什么可说的，晕船症是一种极其不痛快的病症，可是旅客如果把自己的状况归咎于水手们，归咎于在强风暴袭击下工作得筋疲力尽的全体船员，而没有考虑到他们想要让轮船安全地驶进港口，——这就太不好了，而且不公平。我们这位旅客在对待全体船员和水手的态度上表现得也不好，而且不公平，说他们是澳大利亚人，他们的步枪拴着麻绳，嘴巴像是窟窿，——全都不喜欢。这位旅客出乎意料地来到轮船上，不知道轮船驶往何处，将要到哪个港口停泊，是否能够靠岸，——这就使情况更加复杂了。于是便由于晕船症而脸色发青，还有其他一些不方便之处也是完全不能原谅的和没有意义的。的确，为了什么要经受这些痛苦和不方便呢？坐在家中的客厅里岂不更好一些吗：“我的蓝色房间，罩着套子的钢琴，钢琴上面摆着一个雕刻成马形的木质烟灰盒”。这是从《洞穴》中摘录的。这篇短篇小说写得很巧妙，传达出了实有的情况。曾经有过那样的岁月，房间变成了冰冷的洞穴，贪婪的洞穴之神——铁炉子主宰了一切。马丁·马丁内奇为了让玛莎暖和过来而可怜和笨拙地偷了劈柴。玛莎消瘦了，起不来床。她回想起蓝色房间，简单而迅速地拿起装着毒药的小瓶子，想要死，她像在平常的日子里那样让马丁·马丁内奇去看看月亮，以便不让他看见她将如何死去，于是他就去了。全都曾经有过。可是怎样讲述的呢，赋予作品什么样的色彩呢？关于龙——布尔什维克，只字未提，可是整篇小说却经过渲染而把矛头指向他们。作者用高超的技巧调动每一个细节来反对他们：洞穴的生活、偷窃、玛莎的死亡，罪责全都在他们。如果与扎米亚京的其他作品联系起来，这一点就特别清楚了。只消把对龙的描写，跟作者让玛莎对钢琴、小木马、敞开的窗户等方面的回忆所洋溢的那种抒情加以对比，就足够了。
　　既然不知道轮船驶往何处，也就不明白旅客们为什么要乘坐这艘轮船，——便觉得整个航程，与敌对的自然力的整个斗争就是野蛮的和毫无意义的了。黑人好像是在打架：忽而黑人把红皮肤的人打得鲜血淋漓，把他们烧死，忽而红皮肤的人把黑人烧死，另外还被黑人所激怒：黑人怎么胆敢损害我们（《黑人》）。这里特别明显地暴露出作者站在哪个方面，他是个冷漠的和敌对的旁观者。惟有那种不曾是事件和斗争的积极参加者的人才能这样写。斗争曾经是这样的，可是用旧知识分子的标准来对待它，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简直就是犯罪。惟有置身于斗争的漩涡里，经历血与火的洗礼，才能认识到什么是可以的和什么是不可以的。杀死一个被捆住的人，可以接受这种做法并且为之辩解吗？可以采取特务活动吗？能够了解这一点的是那些参加斗争的、爱憎分明的、狂热地置身于自发势力的战火中的人，而不是那些乘船旅行的人。可以吗？可以而且应该，如果敌人毫不客气，如果他兽性发作，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如果他釆取最坏最糟的手段，如果他卖身投靠，扮演裘利副主教和克拉格斯先生的雇佣者和特务的角色。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能在知识分子狭小的圈子里获得抽象解决，而只能在战场上解决，因为那里要跟实际的敌人打交道，大家都清楚敌人采取行动了，付诸实施了。以另一种方式提出问题——就是道德的星相术，就是无济于事的卖弄聪明，只能正中敌人的下怀。《童话》和《上帝的教堂》就渗透了这种精神。上帝的教堂竟然散发着一种气味，而且是很奇怪的气味，这全都是因为教堂是伊万用一个商人的钱建造的，他把这个商人宰了并且抢劫了他的钱财。道德说教是：好事不能建立在尸体上。顺便还得提到第二个结论：不应该抢劫商人——这是不好的、不干净的事。第三个：让商人活下去并且捞钱，亦即抢劫。作者未必同意最后一个结论，但他不同意惟一的原因就是他不彻底。实际上必定是这样——让商人抢劫；社会阶级斗争有自己的逻辑。所以得出最后一个结论，是因为“童话”除了其他的缺点之外，还有一点不正确：商人被描写成为受难者，而实际上他则是天字第一号的强盗，伊万把他铲除之前，他诈骗了千百个伊万，使他们一无所有，这也许正是后来抢劫他的那些伊万。完全是另一番情景了。我们眼看着极端主义、为离经叛道而离经叛道、原则性的叛逆精神逐渐地蜕变为某种浑浊的思想粪浆，这是在切鲍塔里哈及其子弟的鼓励下，在布道台上向伊万们所鼓吹的。短篇小说《罪人的女帮手》中（“嬷嬷，什么话”），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农民在苏维埃的同意下顺利地办成了抢劫修道院女院长的事。事情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女院长是个善良的女人，那天是她的命名日，她对待那几个农民很热情。

　　“西基京站了起来，低下头——一头喜欢顶架的公牛。双手拄着桌子，右手缠着破布。
　　‘我的大兄弟，你的手怎么啦？让我来给你缠一块干净的布吧，不然的话，会更疼痛……’
　　西基京把手举起来，朝着女院长：‘手……’说不出话来了……”

　　非常令人感动。简直就是一篇有益于灵魂的读物，适合于编进宗教文选。最低限度，假如现在还有《教区公报》，小说刊登在非正式的栏目里，必定会为该刊增添光彩，放射出神圣的光芒，而文体——当年给《公报》撰稿的鲍里索格列勃的和阿拉特里的叶狄特金之流望尘莫及。
　　读着类似的作品，情不自禁地要想：若是旧的沙皇政府从棺材里复活了，哪怕是一分钟，必定会深受感动：许多叛逆者大变样了，根本无须査封他的作品并且把他关进监狱，无须像当年由于中篇小说《天涯海角》而做的那样，而为了民众阅读，必须增印，数量不限，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你们瞧这些龙、澳大利亚人、红皮肤的人，或者还有那些，叫什么来着，——布尔什维克，一句话，——大谈特谈某种法则所决定的阶级斗争，可是只消让西基京们跟嬷嬷坐到一张桌上来，让这些嬷嬷瞧准时机，嫣然一笑，送上甜饼，再把手给缠上，就万事大吉了：还有什么斗争可言。真正的意思就在这里——在这些漫不经心的，但特殊的手势、言谈、目光之中，这些无足轻重的、无关紧要的，但能铭刻在心的细节比一切都有价值。可是你却说服不了红皮肤的人：太倔强了。不相信“情况，跟我们的期望背道而驰”，在异常的极其少有的时刻里也不彻悟。
　　关于这些时刻和瞬间还得说上几句。在作者笔下，玛鲁霞向安得列·伊万诺维奇谈论蜘蛛网和死亡，或者封季克帮助土地丈量员，非常好，写得很适宜，很抒情，艺术上很真实，因为这里是个人的内心世界，如此而已。可是如果艺术家企图用“蜘蛛网”，瞬间的彻悟等来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并且在社会斗争中表示自己的见解，——便一文不值，成了地地道道的糖精，粘乎乎的麦芽糖，政治上的玛尼洛夫习气，原因很简单，用“蜘蛛网”办不成任何事情，女修士和别的男男女女的普通手势和感情冲动，丝毫不能决定斗争的进程和结局。扎米亚京不是这样想的。
　　扎米亚京在论威尔斯的文章里写道：

　　“社会主义对于威尔斯来说，无疑是通向治疗潜入旧世界机体里的癌症的道路。可是医学界知道与这种疾病进行斗争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这是手术刀，外科，要么彻底治愈患者，要么就葬送他的性命；另一种途径——比较缓慢——放射疗法，用镭，伦琴射线照射。威尔斯认为不流血的途径更好……”

　　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极不合适，但对于扎米亚京来说却是很典型的。马克思说，新的社会诞生于旧社会的母体，犹如蝴蝶生自茧蛹（严格地说，生自幼虫）。这比起作家关于应该治疗的机体的议论来更正确一千倍。这里说的主要是动用钳子和采取其他的产科措施，而不是治疗机体：没有什么可治疗的，而且也没有必要治疗——茧蛹和蝴蝶。要不要动用钳子等等——取决于情况，而完全不取决于助产士的善良意志。可是扎米亚京却写道：认为更好的……不流血地……治疗机体。纯属幼稚的胡言乱语。不过扎米亚京的社会主义全部内涵都在这里。他也认为作用于人的不流血的途径“更好”：只消向人们敞开自己心灵的窗户，于是西基京便会放下野兽爪子，女院长也就会继续呆在修道院里，对吧？
　　我们眼看着流浪汉习气、离经叛道和极端主义蜕变成常见的市侩议论——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们认为不流血的途径更好，等等。
　　扎米亚京的中篇小说《北方》又揭示出他当前创作的一个并非不重要的特点。也是在天涯海角的鬼地方，“冰冻的太阳透过数千俄里厚的蓝色坚冰照射到了海底”（说得绝妙），那里住着：主人和店主卡尔托马及其雇工兼渔夫莫列伊和红头发的美丽的佩利卡。卡尔托马在大地上到处搜寻，卖东西短斤少两，花臭鱼腐肉的价钱买进一批“妻子”，钱袋越来越鼓，他酗酒成癖。莫列伊喜欢看天，这在他从童年就已开始了，从他沉到河里那天就开始了。当时他被救活了，“可是他却变得傲慢了，总是只身一人，对别人连看都不看一眼——擦肩而过，有谁知道他看见了什么？”后来，莫列伊爱上了佩利卡，她也爱他，他们很美满，直到佩利卡的心思完全被路灯所占据。卡尔托马提到过路灯——他撒谎：说什么彼得堡有一盏很大的路灯，照得四周通亮，就像白天一样。“莫列伊一心向往幸福：要装一盏跟彼得堡一样的路灯：在宿营地的上空点燃起来——不再有黑夜了，那倒不错：整个生活都将重新安排。”莫列伊和佩利卡食不果腹，可是莫列伊却顾不上这个，他在制造路灯。这时，卡尔托马把佩利卡弄到了手，制造路灯变成一场空，路灯没有照亮数千俄里冰冻的黑暗荒原。可是佩利卡也并没有把莫列伊忘掉。小说以两个人的毁灭而结束：佩利卡打猎时故意让棕熊把他们二人压在身底下，他们被碾死了。
　　这个母题并不陌生，从前在中篇小说《阿拉特里》中出现过。如果把《北方》跟《阿拉特里》加以比较，作者对理想与现实的观点来自何处，便一目了然了：这是来自“县城”。作家的思想在一定条件下其狭义对于特定的环境来说是正确的，可是作为艺术概括却是不正确的。但艺术家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试图用别的方式来解决理想与现实的关系的问题，因此应该认为对于他来说没有别的解决方式。理想经常脱离生活，窒息生活。这种态度在我们今天直接通向已经耗尽精力的小市民情绪（让我们想想安·别雷及其不久以前的自白：伟大的原则滚开吧——我想要过青蛙的生活，我想要当个小市民）。
　　最后再谈谈扎米亚京的近作，尚未刊印的长篇小说《我们》。
　　列宁在一次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如今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或者某种抽象的图景，或者某种圣像的问题了。”我们时代的主要特点就在这里。
　　社会主义不再是从前的，譬如说20至30年以前的意义上的理想了。它不再是一颗具有号召力的在遥远的明净的天空上闪闪发光的明星了，它成了策略、实践和直接付诸实施的问题。这一点使一些人兴奋激动地仰望着高处，努力揭开下一道帷幕，勇敢地憧憬着进一步的收获。社会主义，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已经走进生活的习俗，另外一些人在它面前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恐惧和惊慌。扎米亚京的长篇小说正是在这方面饶有兴味：它彻头彻尾地渗透了对社会主义的恐惧，因为社会主义已经从理想变成了实际的日常生活问题。小说讲的是未来，这是一部幻想小说。但这不是乌托邦，这是关于当代现实的艺术性的抨击作品，同时也是关于未来的一种假说。在这种未来，大地上的一切都是整齐划一的，建造“统一”号宇宙飞船是为了征服宇宙，给宇宙带来数学般准确的幸福。人类的文明社会被一堵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隔开，跟另外的世界隔绝，自从2000年战争以来——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1000年——何人都没有看到大墙的外面，任何人都不了解那里的情况。一切都成了玻璃的，一切都能察觉到，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玻璃的天空，玻璃的房子；没有“我”，只有“我们”，在同一个时刻起床，劳动，按照口令进食石油食品，在规定的钟点凭着玫瑰券作爱，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是统一国家和人类的恩主，他英明地为数学般准确的幸福而操劳。然而，并非一切都是整齐划一的：人有两只毛烘烘的手和“灵魂”以及那种愚蠢的“我想要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并非人人都是如此，但毕竟还是有这样的人，而且还不是个别的。于是产生了一个想法：摧毁大墙，推翻恩主，消灭生活中的数学。领导这一切的是一个女人，编成号码的女主人公。跟她在一起的有一群其他的破坏者，其中包括“统一”号飞船的一个建造者——故事就是以他的名义讲述的（笔记）——他通过地下通道到了大墙外面。那里“土地醉醺醺，喜气洋洋，轻飘飘，在流动”，人们不穿衣服，披着光闪闪的毛，青草，阳光，鸟儿。准备起义，大墙有一个地方坍塌了，企图在“统一”号起飞时为了大墙外面的人而利用它。
　　可是，保卫局揭穿了密谋；进行逮捕，女主人公被处决，那个飞船建造者跟所有的人一样，给做了手术：切掉了幻想。
　　小说产生了沉重而可怕的印象。写一部艺术性的抨击作品，把共产主义描写成一个罩着大玻璃罩的大兵营，这并不新鲜：社会主义的敌人老早就已经做过尝试——是一种不光彩的老调重弹。如果再加上关于鼻子的议论——这也是如此，——这势必会大家全都是一个模子套出来的，那么抨击性作品的性质和矛头所向也就昭然若揭了。
　　这里的一切都是不正确的。共产主义并不要求社会就范于统一国家的理性，相反，它力求消灭它，让它死亡。共产主义并没有提出用“我们”来吞食“我”的目标，它引导个人与社会集体的综合；它的任务也不包括如艺术家所表现的那种整齐划一的机械化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现在这种形式的城市和“愚蠢的”的乡村——这应该理解为城市与乡村的结合。假如艺术家指的是我们军事时期的共产主义，那么抨击在这里便打偏了靶子：只要注意到必须与强大的敌人战斗，战斗，再战斗，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苏维埃俄国曾经是个被包围的堡垒，小说对此只字未提。用小草，人的为所欲为和身上长毛的人来跟共产主义相对立，——这意味着不懂得问题的本质。格列勃·乌斯宾斯基就曾经指出，食草的生活有一个重要缺点：受无谓的偶然情况制约。这种偶然情况一旦闯入生活——经常不断地闯入，一整个奇妙的食草的和谐便会化为泡影。因此人也就拒绝这种原始的天堂幸福，想要建立一个有机器、电气、飞机的天堂。至于说到“想要根据自己的意志生活”这个公式，这只不过是全身长毛的人们觉得他们是根据自己的意志生活而已。自然力对人的制约和对这种制约性的无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将被科学知识所取代，逐步地从这种制约中解放出来（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扎米亚京写的这部抨击性作品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击中的是俾斯麦式的，里希特式的反动的国家社会主义。难怪他把《岛民》加以改头换面，把伦敦和杰斯蒙德最主要的特点移植到长篇小说中来，不仅仅是这一点，而且还有故事情节。有时也包括细节（鼻子等等）。扎米亚京好像是感到了长篇小说里并非一切都妥当，让1号女主人公说出完全出乎意料的与小说总的精神无关的话。1号回答飞船的建造者说，2000年战争的英雄们（应读作：布尔什维克）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摧毁了旧世界。他们的错误只有一个：他们后来认定他们就是最后的定论，可是并没有这种定论，也就是说，他们从破坏者蜕变成了保守者。倘若是这样，既然“2000年战争”的英雄们当年是正确的，那么就不禁要问：我们现在是否正在经历这个时期，摧毁旧世界的时期？任何一个人，只要是头脑健全，具有良好的记忆力，就会说：是的，正在经历，——原因很简单，旧世界还没有被摧毁，暂时还相当牢固。既然如此，那么艺术家根据什么认为与“共产主义的保守主义”斗争是适时的，而近来对另一个世界，亦即旧世界置之不理呢？要么是他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我们自然深信我们必将彻底胜利，可是把这当成已经实现的事实，未免太轻率了。因此，这部长篇小说击偏了目标。
　　小说中的反抗和起义开始于飞船建造者对一个编为某号的女人的爱情。这个母题是扎米亚京式的，是狭隘个人主义的。因此结尾是悲观主义的，这也就毫不奇怪了。统一国家镇压了起义者，而女主人公在对待飞船建造者的态度上自己却成为整齐划一的了：她想要把他当成一个她所需要的有用的人加以利用。与共产主义相对立的是青草、不穿衣服的人和狭隘的纯个人的反抗，也就不可能有别的结局。
　　扎米亚京总体上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在他的作品里，停滞不前和因循守旧的力量总是获得胜利，破坏的力量只是瞬息间战胜它，尽管进行永不休止的斗争。这来自“县城”。“县城”以其似乎牢不可破的停滞不前给扎米亚京的创作打上了烙印。
　　从艺术方面来看，这部长篇小说是优秀的。扎米亚京在这里达到了完全成熟，——这就更坏，因为这一切都服务于罪恶的事业。
　　扎米亚京关于威尔斯的论文在许多方面也是优异的，他在这里触及到了威尔斯的《烟雾中的俄国》一书，引用了他关于俄国共产党人的见解，作者认为可以拿来当作全书的题词，威尔斯说：“我不相信共产党人的信仰，我感到他们的马克思很可笑，但是我尊敬并且看重他们的精神，我理解这种精神。”
　　扎米亚京就这段文字写道：

　　“……威尔斯……不能不这样议论。离经叛道者对一切僵化的公式，对一切教条皆不能容忍，不能不这样议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条；不安分的飞行员最憎恨长满传统苔藓的古老土地，不能不这样议论有人企图乘坐一架大飞机离开这古老的土地——即使是这架飞机构造不佳。”

　　关于共产主义的议论归根结底非常不恰当而且含糊不清：忽而是靠着血腥建造的充满难闻气味的“上帝的教堂”，忽而是惟一用皮鞭驱赶人们走向幸福的整齐划一的国家，要不然就突然——无缘无故地一是企图离开长满传统苔藓的土地的构造不佳的大飞机。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半途而废，相互抵触，没有完整性，没有统一的广阔的气派，没有“特别风味”。
　　又一个离经叛道者——扎米亚京很喜欢这个词，——离经叛道者威尔斯以内在的感觉理解了当代资产阶级文明的共产主义离经叛道者并且说：我尊敬，看重，理解……而《县城纪事》、《天涯海角》、《阿拉特里》、《岛民》的作者鼓吹原则性的离经叛道精神和极端主义，在与旧世界最艰苦的斗争年代里没有给自己找到更好的位置，只能写一些作品，根据公平的原则，应该给这些作品取一个共同的副标题：让共产主义、共产党员和十月革命滚开。
　　离经叛道者迄今没有感觉到而且也没有通过自己的一部作品让读者感觉到，旧世界最最危险的离经叛道者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危险的、最忠诚的、百炼成钢的和最坚定不移的，奇怪的离经叛道者，奇怪的极端主义。这很合乎那些住在小市民街上的人的心意，这些人根据法令议论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鼻子，已经变得冷酷无情了，也很合乎克拉格斯先生们的心意，苏维埃俄国对于他们来说如同伦敦上空隆隆的炸弹声。
　　扎米亚京正处在一条非常危险的和不光彩的道路上。
　　应该直截了当地和果断地说出这一点。还得引用威尔斯的话。扎米亚京满怀同情地引用彼得·威尔斯的一段话：“我们如今应该像狂热者那样生活。假如我们中间大多数人不像狂热者那样生活——我们这个摇摇欲坠的世界就不会复生。”我们不了解彼得确切地是指什么而说的，但是，如果把这番话用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斗争上，这可是金玉良言。我们这些共产主义者牢记它们：我们现在应该像狂热者那样生活。既然如此，那么作者特别看重的狭隘个人主义在这里究竟起什么作用呢？有害的、小市民的、反动的作用。在伟大的社会斗争中应该成为狂热者。这就意味着：无情地镇压来自渺小的动物心、来自个人的一切，因为它暂时损害、妨碍斗争，阻碍胜利。一切——只在一点上，——惟有如此才能胜利。

四

　　如果不指出扎米亚京对当代文艺生活的影响、他的地位，本文就是不完整的。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完全可以说，扎米亚京在许多方面决定了“谢拉皮翁兄弟”小组的性质和方向。虽然“谢拉皮翁兄弟”派断言，他们组织起来只不过是按照联谊会的原则，丝毫没有统一的艺术方法，似乎也“与扎米亚京毫不相干”，——可是毕竟可以对此表示怀疑。他们崇尚语言，迷恋技巧、形式，这皆来自扎米亚京。他们不是写作，而是制作作品，这也是遵循着扎米亚京。程式化、达到了极限的试验、对民间口头故事语言的迷恋、形象的紧张性、半意象主义，等等，——来自扎米亚京。站在外在的静观立场上对待革命——来自扎米亚京。我不想说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也是这样的，尽管某些人的作品里也可以感觉到扎米亚京精神。假如说“谢拉皮翁兄弟”派中间存在着思潮，艺术家宛如《圣经》里的耶和华，为自己而创作，——在“谢拉皮翁兄弟”派中间这种见解完全不是偶然的，——这也是来自扎米亚京。也许与其说这里是影响，不如说是偶合，但这是惊人的偶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