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俄〕亚·沃隆斯基：《在山口》（1920年代）

译者序

刁绍华

　　亚·沃隆斯基是早期苏联文坛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虽然文学活动时间短暂，而且命运坎坷，含冤而死，身后长期被埋没，但他对苏联文学发展的贡献却是客观事实，终究被历史所承认。
　　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沃隆斯基（Ворон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 1884-1943）生在东正教神甫家庭，就读于坦波夫神学校，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组织。1905年因“政治不可靠”而被学校开除。从此成为职业革命家，积极从事地下工作。1906年被沙皇政府逮捕，在监狱中关押一年。一年半以后，第二次被捕，被发配到沃洛戈达省的雅连斯克，在那里度过了两年的流放生活。1912年，沃隆斯基作为萨拉托夫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参加布拉格党代表会议，党内化名为“瓦连京”。会后，作为党中央的代表被派遣回国，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但不久第三次被捕，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凯米城。十月革命期间，沃隆斯基在敖德萨参加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此后从事行政和党务工作，历任全俄中央执委会委员、党的省委主席、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州委副书记（伏龙芝任书记）兼《工人地区》报主编等职。1921年1月调莫斯科，被任命为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同年2月，沃隆斯基提议创办一个大型文艺刊物，得到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和高尔基的支持，并担任杂志主编。在列宁的直接参与下，《红色处女地》于同年6月创刊。（详见本书《与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会见和谈话》一文）
　　沃隆斯基在苏联文学史上的地位与《红色处女地》紧密联系在一起。1922年4月21日，他把杂志第2期寄给列宁，同时附上一封信，写道：“我定下一个目标，要使一批青年小说家——我们的或者靠近我们的——脱颖而出。这样一批青年是存在的。我取得了某些成果……我坚信，再过一两年，这批嫩苗就会茁壮起来并且将取代契里科夫之流和其他一些先生，出色地占据这个位置。我组织青年反对‘老家伙’。这是需要的：形成了这样的情况，小说在近期内将要起非常大的作用——这样的时代。来自底层的天才——应该启动他们，在思想上组织他们。”^[1]培养新一代作家，为苏维埃文学未来的发展打下雄厚的物质基础，这是沃隆斯基从事文学活动的目标，也是《红色处女地》杂志的路线和宗旨。1922年7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名为作家和诗人独立协会筹备委员会的组织机构，任命中央委员雅·雅科甫列夫为委员会主席，亚·沃隆斯基等人为委员。该委员会建议以《红色处女地》为依托，成立一个作家团体。党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项建议，于是在该杂志下属成立了“圆圈”作家合作出版社，沃隆斯基任社长。《红色处女地》杂志和“圆圈”出版社在亚·沃隆斯基的领导下形成了广泛团结优秀的年轻力量的阵地，发表了许多重要作品，培养了一大批日后成为苏联文学中坚力量的青年作家。事过半个世纪以后，尼·吉洪诺夫回忆沃隆斯基当年为培养青年作家所做的工作时写道：“按时间来说，第一家苏维埃出版社‘圆圈’由当年颇受欢迎的文学家和批评家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沃隆斯基领导。他异常关心青年作者。有一天，沃隆斯基跟一个很稳重的年轻人谈话，把他送走以后对我说：‘您认识这是谁吗？’我说不认识。他说：‘这是一位有远大前途的作家。他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名叫《獾》，这是一部绝妙的作品，您应该结识他。”^[2]这位青年作家就是后来因长篇小说《俄罗斯森林》而成为列宁奖金第一位得主（1957年）的列昂尼德·列昂诺夫。当然，直接受益于沃隆斯基的青年作家绝不止列昂诺夫一人。
　　1922年12月7日，一批青年布尔什维克党员宣布成立“十月”文学集团，其领导人是评论家Г.列列维奇、谢·罗道夫和伊·瓦尔京。这个集团还有一个名字——“岗位”派，来源于他们的第一个杂志《在岗位上》（1923-1925）。“十月”在文学中推行极端教条主义的、惟我独尊的关门主义政策，力争扮演真正共产主义思想的惟一捍卫者的角色，因此竭力排斥和残酷打击“同路人”作家。“同路人”这个提法由阿·卢纳察尔斯基首创（1921年），特指那些拥护革命或积极支持革命思想的非共产党员作家。典型的“同路人”被认为有鲍·皮利尼亚克、米·普里什文、伊·巴别尔、伊·爱伦堡、阿·托尔斯泰、列·列昂诺夫等人；后来还包括“谢拉皮翁兄弟”（如尼·吉洪诺夫、康·费定、符·伊万诺夫、米·左琴科）、意象派（如谢·叶赛宁）等。“岗位”派大大扩展了“同路人”概念的内涵，甚至把不赞成“十月”集团的极“左”政策的党员作家，乃至符·马雅可夫斯基和马·高尔基都划到“同路人”的行列，称他们为革命的“诽谤者”和“诋毁者”。《在岗位上》创刊号刊登了Б.沃林一篇耸人听闻的文章，题为《徘谤者们：爱伦堡、尼基京、勃里克》。这期杂志还发表了谢·罗道夫大肆攻击列夫派和马雅可夫斯基的文章、Л.索斯诺夫斯基诋毁高尔基的文章《从前“主要的鹰”，如今“核心的蛇”》等等。《在岗位上》把“揭露”“同路人”及其“包庇者”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杂志的编辑部文章宣称：“我们将与各种各样的玛尼洛夫斗争，他们竭力用‘同路人’的文学创作歪曲和诋毁革命的路线，建造现在与未来之间的美学桥梁。”
　　“岗位”派对“同路人”的敌视态度引起沃隆斯基强烈不满。他懂得，这些人都是当时最重要的有才华的文学家，因此，他大力支持“同路人”，吸引他们与《红色处女地》杂志合作。沃隆斯基为维护“同路人”而写了一系列文章与“岗位”派展开论战。1923年10月，在《红色处女地》第5期发表长篇论文《认识生活的艺术与当代》（副标题《我们的文学分歧》），从理论上批驳了“岗位”派的主要错误：对文学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对“同路人”的宗派主义政策和庸俗社会学的文艺观点等等。他谴责“岗位”派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主张逐步把知识分子吸引到苏联文学中来，在当时的文坛上实际上成了起主导作用的评论家之一。1923年底，沃隆斯基在《红色处女地》第6期发表《在山口》一文，阐述了如何从“贫乏的”当代文学过渡到丰富的共产主义时代的文学。就在这个时候，一批青年作家（如阿·威肖雷）因不满“青年近卫军”和“十月”集团顽固的极“左”路线而退出这两个团体，团结在《红色处女地》杂志周围，发起成立一个文学团体，在沃隆斯基的文章影响下命名为“山口”（旧译“山隘”或“山路”）。“山口”派要求作家现实主义地反映“直接的印象”以及保持“真诚”。他们承认传统，同时也拥护联共（布）中央1925年的决议，即坚持各种不同的文学集团并存的原则。亚·沃隆斯基的理论观点为建立“山口”派集团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他在形式上从来都不属于这个集团，实际上则是“山口”派的思想领袖。“山口”文学团体在其鼎盛时期成员达到50余人。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定发表后，“山口”派宣布解散。但不幸的是，尼·扎鲁金（1924至1932年任“山口”的主席）、伊·卡达耶夫、阿·威肖雷等“山口”派重要作家在1937年以后都成了“大清洗”的受害者。
　　亚·沃隆斯基在文艺理论方面实际上并没有特殊的创新，主要是重申了普列汉诺夫的基本文艺观点，认为艺术是认识生活的特殊手段，用形象进行思维，因此特别强调直觉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与此同时，他又企图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弥补自己的基本论断的某些漏洞。他站在这种立场上，坚决反对“岗位”派对古典文学遗产的否定态度，主张继承俄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同时又要求艺术家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起来，建立一种“新现实主义”。批评家在论安得列·别雷的文章中指出：“新现实主义应该以坚实的材料为我们再现完全不受我们制约的世界，与此同时它应该学会卓有成效地运用印象派、现代派和象征派大肆渲染的写作风格。”沃隆斯基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认识，“同路人”作家虽然情况比较复杂，各有其缺点和错误，但他们基本上能够提供对生活的真实描写，所以应该广泛团结他们，坚决反对“岗位”派对“同路人”的攻击。但是，沃隆斯基的文艺观点是矛盾的，由于时代的局限，他虽然反对庸俗社会学，但他自己也没有完全摆脱庸俗社会学的束缚。他反对形而上学，但在反对“岗位”派的斗争中也曾经表现出片面性。沃隆斯基把无产阶级文化视为共产主义文化，因此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从资本主义往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不可能产生无产阶级文化。他在1923年写道：“现在没有无产阶级艺术，而且也不可能有，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掌握旧的文化和旧的艺术。”这种观点接近于托洛茨基的取消论，因此给“岗位”派留下了把柄。“岗位”派认为沃隆斯基否定艺术的阶级性质，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绝对权威，因此把他看成是“阶级敌人”。“岗位”派批评家们创造了“沃隆斯基主义”一词作为谩骂用语，格·戈里巴乔夫写道：“‘沃隆斯基主义’的意思是：排斥无产阶级在文学领域的领导权，否认一个为影响读者与作家而战斗的联合的无产阶级作家组织的重要性，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创造能力，过高估计文学中‘专家’的作用，并拒绝承认马克思主义可以应用于艺术技巧问题。换言之，文学中的‘沃隆斯基主义’是托洛茨基主义一般‘方法’与‘理论’的一种典型表现。”
　　“十月”派于1925年末解体，但它的主要活动家们仍在“拉普”的范围内继续推行极“左”路线，指控沃隆斯基是托洛茨基分子。沃隆斯基终于在1927年被撤消《红色处女地》主编的职务，并被开除出党，可能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时，他被剥夺了撰写文学评论文章的权利，但仍然有可能发表其他文艺作品。他把以前一些最重要的文学批评论著先后编成《观看世界的艺术》（1928）和《文学剪影》（两卷，1928—1929）出版。与此同时，沃隆斯基转而写作自传体小说《活水和死水的彼岸》（1928-1929），描写了他在十月革命前的地下工作和流放生活。1930年，他获准返回莫斯科，在国家出版社中得到古典文学编辑之职，业余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1933年发表自传小说《神学校》（1933），描写了他的学生时代和地下革命活动。据Г.格林卡记载，沃隆斯基于1935年初再次被逮捕；据《苏联百科全书》说，他于1937年被不公正地镇压，1956年以后恢复名誉。但不久前査明，沃隆斯基于1943年10月13日死在监狱中。他的研究专著《尼·果戈理》在生前没有发表，手稿于1935年被没收，其中一小部分节录在1964年发表。
　　本书选译了沃隆斯基的十一篇文章：六篇文艺理论文章、四篇作家论和一篇回忆录。《在山口》和《认识生活的艺术与当代》上面已经提到。沃隆斯基作为苏联早期的文学批评家，为了探讨文艺创作的心理和艺术方法，付出了很大劳动。他在《观看世界的艺术》（1927年）中写道：“我们关于‘同路人’、关于无产阶级在文学界的团结、关于文化革命、关于个别共产党员的专横跋扈和倾向性进行了许多争论，可是这些争论都非常抽象，于是关于艺术创作的方法、心理，关于加工素材的新方式以及对它的态度等问题几乎完全没有澄清。”这篇文章以及与其相关的《论作家的艺术》（首次发表在《红色处女地》杂志1925年第6期，题为《论艺术》，后收进论文集《作家应该如何写作和写什么》时改为现名）、《弗洛伊德主义与艺术》（1925年，后收进论文集《文学札记》）和《艺术创作札记》（1927年）证明批评家注意的中心是文学的艺术性和创作的心理。这里有些观点今天看来显然是不正确的，但作者与只喊政治口号的“拉普”派针锋相对，努力探讨文学的艺术特点，洞悉艺术创作的复杂过程，不能不说他是很有胆识的。这些纯理论文章也都带有鲜明的论战性质，反映了当年苏联文坛上激烈的斗争。沃隆斯基在短短五六年的时间写了将近30篇“文学剪影”，后来编成《文学剪影》两卷。这里评论的皆为他的同时代人，不仅有马·高尔基、阿·托尔斯泰、杰米扬·别德内伊、符·马雅可夫斯基等老一辈作家，而且也有符·伊万诺夫、亚·法捷耶夫等后起之秀，甚至还包括克努特·哈姆生、马赛·普鲁斯特等外国作家，其中有作家专论，也有作家群像（如“锻冶场”派诗人、“山口”派作家群等）。沃隆斯基的“文学剪影”在2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深得广大读者好评，甚至连他的论敌也不得不佩服。譬如德·富尔曼诺夫在其《文学札记》里对扎米亚京、符·伊万诺夫、叶赛宁、巴别尔、皮利尼亚克、吉洪诺夫等作家的评论曾经长期被苏联批评界奉为金科玉律，其实这些观点都是这位《恰巴耶夫》的作者从沃隆斯基那里抄袭并拿来冒充自己的独到见解。我们挑选了四位我国读者不太熟悉的，但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的作家，意在让我国读者通过沃隆斯基的评论了解当年苏联文学批评界就他们的创作所发表的一派见解。《鲍里斯·皮利尼亚克》一文首次在《红色处女地》1922年第4期发表，后收入《文学剪影》上卷时做了增补。《叶甫盖尼·扎米亚京》首次在《红色处女地》杂志1922年第6期发表。《伊·巴别尔》首次在《红色处女地》杂志1924年第5期发表，《探照灯》杂志1927年第13期转载。《安得列·别雷》1928年发表在《文学剪影》上卷。当然这些文章也有许多缺点，甚至带有极“左”思潮的痕迹。例如：“扎米亚京正处在一条非常危险的和不光彩的道路上。”“艺术家别雷开始的地方，就是神秘主义的象征派终结之处”，等等。沃隆斯基与马·高尔基关系密切，结下深厚友谊。高尔基逝世时，他被关押在监狱中，不可能发表悼念文章。1936年12月，也就是高尔基逝世以后不到半年，沃隆斯基写了《与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会见和谈话》，但这篇回忆录事过30年以后才在《新世界》杂志1966年第6期摘要发表。
　　沃隆斯基的文学评论文章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能让我们从一个横剖面看清20年代苏联文学界复杂的斗争，其中某些见解和细腻的分析今天也还给人以启发。译者介绍上述背景材料，供读者阅读本书时参考。

译者
1999年5月哈尔滨

^[1] 见《新世界》1964年第12期。

^[2] 《新世界》197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