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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诽谤的革命：通过文献了解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
（The Revolution Defam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Vietnamese Trotskyism , Socialist Platform Ltd , 2003）
印度支那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组织的历史总结[1]
Claude Bernard
一、1943年—1944年8月
尽管只是在1943年底才开始着手准备，但由于第四国际在法国印度支那移民中的积极有效工作，很快就建立起了一些托派的组织。
1943年Pierre和Gilbert两位同志已经作为预备成员加入了第四国际。我们已经帮助了一些工人和士兵在巴黎找到了工作。在我们曾经试图培养的印度支那人中（Paul、Léon、Jo、Yama、X、Y、Z），除了Léon和Jo留下来以外，其他人要么不足以胜任，要么病重。由于我们的经验不足，我们组织的第一次逃跑并没有带走太多人，带走的主要是那些帮我们在敌占区发放传单的人（Yama和Léon在外省，X和Y在巴黎）。
Pierre和Gilbert两位同志受过系统的教育，并曾在CCI受过培训。其他同志则政治和文化水平较差，尤其是他们很难用法语进行阅读，这也是我们培训的难点。
1944年春天的时候，另外三个从集中营里逃出的人也来到了巴黎。他们在集中营里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很强的战斗组织能力，并在越南人中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他们政治上进步很快，显示出他们未来将是从事更高层次斗争的骨干。
这期间我们也印制了一些宣传册，其中两份冠以第四国际的名义。主要宣传的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共产主义方法，以及号召集中营里的印度支那人不要参加德国党卫军的招募。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我们阻止党卫军招人的行动，就像我们阻止Chandra Bose（德国的印度军团）的征兵一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是积极反对在移民中征兵的，虽然有些民族主义者也很反对这种做法，但他们却并没有站出来。要知道他们中的一些知识分子是亲日派，甚至想借此机会选择去德国进行深造。
我们和民族主义斗士们的联系就是在这时候建立起的。
正是由于我们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一家由德国批准设立的合法刊物Nam Viet，其立场开始发生转变了，它变得倾向于同盟国了，它开始批判法兰西帝国主义了，它不再和纳粹妥协了。也正是从这时候起，我们的同志“Poë”加入进来，我们对巴黎的印度支那左派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有了影响，包括TdT,L,Lv 等，他们就是“留法印度支那人代表大会”的发起人之一。
在1944年8月前夕，我们的组织成员已经包括有Gilbert, Pierre(第四国际的成员),A，B，C，Léon，Jo，Poë和Jac（之前是国际旅的斯大林分子，后来又成为斯大林分子了）。A，B，C，Léon，Jo和Poë认为自己是受过第四国际培训过的支持者，但由于他们的政治水平或个人原因，他们并不是第四国际的成员。
二、1944年8-9月
这一时期是印度支那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组织最重要的时期，我们在移民的工人、士兵和学生中赢得了巨大的声望。
在1944年8月11日的一次小型会议上，鉴于维希政府倒台后统一政治力量缺失的局面，Pierre和Raoul提出应该建立一个代表所有留法印度支那人利益的组织，一个独立于殖民事务部（Colonial Office）和本土工人服务中心（Native Workers Service）的组织。这就要求我们要去集中营里组建委员会，并以此作为集中营管理机构的基础。当时A，B，C和Poë都同意并被委以任务配合Pierre和Gilbert联络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这也是一个防身之术）。民族主义者都欣然同意，事情进展顺利得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殖民事务部和本土工人服务中心以及集中营管理当局已经不能阻止其前进了，而在它们能够阻止之前，1944年9月16日我们已经在巴黎再次选举出150名代表，并于1944年11月在阿维尼翁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任何可能伤害到参会代表的行为，都将招致全面的罢工。在Tran Duc Tao被捕事件中，当局已经领教到了工人们的厉害。从那时起，工人们就已经完全控制了集中营，并在里面享受完全的政治自由。
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派不仅没有丝毫参与其中，反而进行捣乱了一年多时间。
后来集中营里的委员会被正式转变成了工会的理事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被政府承认。印度支那联合工会在马赛发行了一份名为Cong Doan的刊物，也是由我们的支持者控制的。但考虑到集中营工人们的理解水平，它的作用主要还是进行基础的教育。
虽然我们在这一时期以及前一段时间的主要任务是联系并组织群众，但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和影响已经开始部分地反作用于我们。事实上由于缺乏PCI的充分指导，我们已经极大限制了它的政治进步，我们那些能够控制代表大会和工会组织的同志与支持者发现他们的任务相互矛盾，前进方向不明，极少有时间去接受政治教育，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得到的必要帮助是那么的少。
我简单回顾一下我们在代表大会期间的工作，我们在知识分子圈内出了很多丑。这主要归罪于Tranh Dau（《战斗》）的这篇报告，“我们必需得认真对待：
1. 这个组织，作为全体印度支那人移民的代表，客观上是、也将始终是所有在法国的印度支那人的天然组织。
2. 基于前一点，我们也同样地赞成苏维埃的组织形式，即使这期间斯大林派在人数一直占主导，我们在今后的斗争中也必须坚持这一组织结构。
3. 为了证明我们是最有能力领导斗争的，我们必须坐在代表大会的最前面。
4. 要和代表中的知识分子结成正式的同盟，并将其中的优秀分子整合到我们的队伍里。”
这些原则虽然被我们原则上同意了，但我们的态度却是连续不定，理论、策略和行动不断出错。尤其是Pierre在被任命为紧急执行委员会理事（Emergency Executive Committee）后，就几乎再也没有接受过我们的指导。诚然由于我们在群众中的声望，我们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我们却使代表中的知识分子疏远了我们，他们开始倾向于“民族主义的中立性”了，我们客观上激活了他们身上的小资产阶级因素。
比如，我们大范围地在举行罢工，我们就伤害到了他们的利益。我们真的不能责备代表大会在鼓励大家搞小集团和激化个人矛盾。在代表大会运行期间（包括选举、被捕和讨论等等），其内部各种不同的立场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出现过，很多麻烦正是由于我们的行动造成的。放弃在短时间内试图控制该组织的想法吧。（K离开后，随之而来的是士兵们想控制该组织）
实际上联合阵线的问题在每一阶段都会表现出来，但Tranh Dau的立场从机会主义转到极左主义竟然异常的平静！这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必须认定这主要的责任就在我们的兄弟支部身上，它一而再地犯错误就是由于缺少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三、Tranh Dau的问题
从1944年起这个问题就已经在我们控制的印度支那移民组织中出现了（也包括Nam Viet）。
显然我们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第四国际的组织，但紧接着一个问题就出现了。
尽管我们不断地在影响它的成员，但它却并没有按照其领导人或先锋队指引的方向发展。
具体情况怎样呢？在1944年9月的时候，还有1.8万人是文盲（但现在由于Tranh Dau的活动，现在只剩下不到一千人），其中那些有读写能力的人以及那些很早就来到法国的人，几乎都没有什么政治意识，他们也不懂什么共产主义原理，甚至连“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这些词都不知道，或者有着完全不同于我们的理解。在工会理事会期间的几个月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是教育他们，而不是鼓动他们去冒险和实践。
一个第四国际的组织最多也只能被少数的知识分子所认可，而且在他们看来这个组织根本没必要说话用母语，但读写却要用法语。我们应该主动和群众加强联系，通过和他们的相处，逐步让他们明白“只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民族完全独立”的道理；为此我们也应提前准备好一个国际主义战略和阶级斗争纲领。这只是第一步，但要做到这一点，就首先要让人们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想相决裂，代之以共产主义的观念，然后才是宣扬我们第四国际的思想。
有些人认为，只要我们在刊物上印上镰刀、铁锤和“4”（表明自己是第四国际的组织），我们就能对组织里的骨干们宣传自己的纲领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想法是极其荒谬的。相反如果没有这个“4”，我们的培训效果会更好。只要这些集中营里骨干认可我们的宣传内容，然后全盘接受我们的政策，并将其作为组织的主要思想，那么这个组织自然而然就会主动向我们靠拢的。
我们这个观点现在看来一直都是正确的，即对一个组织里干部的选择与培养，必须和群众斗争相结合，然后一点点地选出最优秀的干部，除此之外别无他径。就像摩洛哥的45位代表，他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宣传参与到斗争活动中来的。
Tranh Dau如果被给予机会的话，它完全可以利用第四国际的法语出版平台活得好好的，并且还能够接受到良好的培训。如果第四国际的越南语刊物能融入Tranh Dau 的话，那就更好了。但这就必须要考虑自己的力量了，如果PCI完全没有能力帮助它的话（甚至连帮忙复印材料都无能为力），那它就对当前的局势毫无裨益。
Tranh Dau 的立场有三点：为民族独立而斗争，采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和国际主义。它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我们的问题是：尽管Tranh Dau 是移民中发展最为迅速的、最革命的组织，难道第四国际就可以按照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组织的标准严格要求Tranh Dau，使得它一步步地脱离群众，而其负责人却成为第四国际的成员吗？
想想当时局势的发展，移民们在法国的境遇，斯大林派的不作为，在讨论当时政策正确与否之前，我们的回答是：正是由于我们的不思进取和漠不关心才导致我们兄弟支部的错误，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10月。而从1945年以后，就已经有必要重新组织起来了，尤其是印度支那形势的发展完全吸引了移民，他们已经放弃了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结果出来前进行组织的任何想法。而另一方面，Pierre作为紧急执行委员会理事，则在完全没有PCI殖民理事会的指导下，协同Jacq、Dan 、Raoul对Tranh Dau进行着最真实的“领导”。
那么1945年1-10月之间，该组织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代表大会尽管有一些轻微的失误，但在1945年1-6月期间，Tranh Dau 的战略一直执行的非常顺利，Tranh Dau仍然对其拥有绝对的影响力。Bergerac的罢工活动进行的非常棒，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我敢说移民中的骨干们一直都在看着我们呢，他们也一直都没有停止地在做一些事情。他们都知道Tranh Dau 后面有一个第四国际组织在领导。这种怀疑情绪一直都存在着。我敢说在马赛、贝尔热拉克〔Bergerac〕、里昂和巴黎，至少有10个集中营里的骨干是怀着极大的同情跟随我们的。有一个事实很明显：D同志曾经在Lutte de Classes 和我们一起工作过，并在代表大会成立初期帮忙确立了其在殖民问题上的立场，但他并没有被代表大会所吸收。1945年6月Jacq和Raoul建议在巴黎召开一次干部会议，参会的人有Gil,PI,Poë,Le Van, D,A,B,C,K。他们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讨论如何创建一个真正的印度支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组织（Tranh Dau一直都在沿着共产主义方向前进，现在有必要建立组织、承担责任和发展壮大了）。欧洲书记处（European Secretariat）的Etienne(假名，原名是罗马尼亚CCI的支持者Nicolas Spoulber)应邀参会。大会迅速地口头通过了这次转型，并任命Pierre加入欧洲书记处。我们怎能想象一个低级士官能把军队带好呢？我们姑且不提我们曾为Pierre 所提供的帮助与实践锻炼，但这一结果却强化了Pierre在印度支那组织中的独立地位，抬高了他的个人形象，使得他敢于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都说成是秉承我们旨意而为之的，根本不考虑我们的实际态度。至于他来开殖民理事会，我们也只是开三四次会才能见到他一次。更要命的是，我们关于东方的决议，他一直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没有诉诸行动。
危机很快就开始侵蚀这个组织，由于缺少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培养，Tranh Dau的转型并不成功。Pierre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发动了一次士兵大罢工，但随后又终止了大罢工。几乎所有的干部和士兵们置Pierre于少数派的境地，Pierre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但还不仅仅如此，从1945年9月起，Pierre越来越试图摆脱任何组织的束缚，他甚至聚集了一批印度支那干部和前斯大林分子（已经和斯大林主义决裂）组成一个听命于他的小集团。而他也并没有把这些人往第四国际的方向上引领。我们也没有机会和他们沟通。A、B、C和K找到Lutte de Classes希望能找到危机的原因。总之气氛变得越来越压抑了。
Jacq和Raoul被指定来做研究危机的原因，但这并不能阻止情况的恶化。现在想来，从1945年秋天起，我们就应该拿出断臂的勇气减少群众运动的数量。可惜当时我们被Pierre的狡猾蒙蔽了双眼。
四、危机的解决之道
由于在当时大多数的同志（其中有些人受Lutte de Classes的影响，带有宗派主义思想）还是希望在我们的旗帜下以一个组织的面目出现的（法国的斯大林派完全不能理解群众的这一想法），1946年2月在巴黎召开的一次与外省骨干的碰头会，Pierre擅自把它改成了Tranh Dau的代表大会，并以需要建立“统一的政治路线”为由，建议成立政治局。其成员名单把除了Le Van 和Poë以外的所有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包括Gilbert、C和K）都清理了出去，却让那个原来的斯大林分子进入政治局。所有这些举动，他都没有征询我们的意见，也不能给一个很好的解释，我们只能接受这一事实：Tranh Dau的所有成员都纳入一个只有领导层在运转的政党。（它的诞生本来就没有什么远见，当年7月份就解散也证明了这点。）
Raoul曾提出在 Pierre上面设立一个控制委员会（Control Commission）的想法，为此他还去走访了一些外省的负责人，只是他的行动太晚了。他请假缺席了巴黎的会议。
从3月6日达成内部妥协开始，该组织就一直努力发行自己的刊物，其中一个负责人就是被解散了的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成员。就这样，我们很勉强地引导着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印度支那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组织。
1946年6月A、B、C和K回到集中营后，迫切提出要建一所我们领到下的干部培训学校。该学校在7月份开学并持续了15天，共培训了54名积极分子。
由于这所学校的开办，我们也引发了一场有关印度支那革命政党前景与构建的讨论。Pierre希望继续保留Tranh Dau 并将其转变成“越盟左派”的组织和刊物。我们则建议解散Tranh Dau 并将其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通过宣传我们的政治独立思想吸引更多的同志加入我们。后来Pierre自行解散了Tranh Dau 并和我们断绝了关系，我们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我们反对Pierre的集权主义和POUMist（POUM，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Tranh Dau 就这样在悄无声息中被解散了。
五、我们怎么办？
现在除了我们自己的组织以外，在法国再也没有其他组织能有机会进一步发展壮大了。代表大会里面的“左翼”分子已经和我们分开，并或多或少意志消沉，而斯大林派则在集中营里根本没有公信力。只有交趾支那的自治政府还能对印度支那移民有点儿号召力。
我们的组织现在剩下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也是第四国际的成员）有Gilbert,Henri,Le Van,Poë,K,Léon,Joseph,Tr和M，但他们的角色注定只是士兵。
受过托派教育但只是托派的同情者的有A,B,C,D,他们已经回到了集中营里。
最后我们还有四位好同志，但估计他们不会回来了，除非我们的组织还能有切实的活动。
可以说我们跟所有的集中营都建立了联络，集中营里的很多激进分子都参加了国际的干部培训学校，现在干部的培训已经步入了正轨。我们的组织已经出版了第二期的刊物，现在还在筹备出版一份有关印度支那问题的重要著作。
我们还计划出版一份名为Vô S’ân的刊物，但一直因故拖延。我觉得这很遗憾。
我认为自干部培训结束以来，我们应该在所有大的集中营里组建干部培训学校，就地建立据点，遴选积极分子，从而迅速扩大我们的队伍。
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印度支那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组织，确实已经迫在眉睫了，因为近两个月来组织的活动应经呈现出“小集团化”的倾向。
Raoul
[1] 本文是PCI殖民理事会在1947年发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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