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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诽谤的革命：通过文献了解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
（The Revolution Defam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Vietnamese Trotskyism , Socialist Platform Ltd , 2003）
印度支那的镇压：解救谢秋杜[1]
Daniel Guérin
谢秋杜这个人很值得我们关注，我们解救他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殖民压迫的一个受害者，而是由于他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我们解救他就是解救印度支那所有的被捕同志。谢秋杜是我们需要进行重点团结的对象，他不像别的政治犯那样迷信斯大林，他也确实没有从第三国际的各种组织那里获得过帮助。
首先我来简单介绍一下谢秋杜这个人。他以前是一位印度支那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后来正如他在《斗争报》上所说的那样，认识到“民族主义根本就不能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于是他转变成为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
谢秋杜曾经多次遭受帝国主义的迫害。1928年他所创立的安南独立党被强行解散；1930年5月他因与其他印度支那同志参加了在爱丽舍宫门前的示威而被驱赶出法国。1931年他在西贡创办了《斗争报》，作为其革命组织“行动中统一”（unity in action）的机关报。该报社的编辑中有很多“思想冲突”共产主义者，也有一些托派支持者。他后来被选为西贡的市政议员。总之，谢秋杜就是交趾支那反帝斗争的灵魂。
在这份报告里，我将列出谢秋杜所遭受的各种指控。这些事情都发生在1936年以后，也就是在Sarraut、Blium和Chautemp这些所谓的“左翼”政府执政期间。
所有这些针对谢秋杜的指控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及其同志的活动使得帝国主义忧心忡忡。这倒不是因为斗争报派这一小撮人有多厉害，而是由于帝国主义者担心他们的活动将唤醒印度支那的民众。他们真正惧怕的是印度支那的民众。由于斗争报派的活动都是合法的，因此当局不能用暴力违法的名义指控其编辑们，而是说《斗争报》不符合出版业的法规。他们引用的是1927年10月4日的法规（Léon Perrier 法令），原文如下：
印度支那人遇有如下情况，适用刑法典第91条：“其程序和行为危及了公共安全或导致严重的政治骚动，或煽动对法国政府及其保护国政府的仇恨，触犯所在国的法律，均应提交the Court of Summary Jurisdiction法院审理，并处以1-5年的监禁。”
据这部法令的制定者说，它的目的与其说是规范出版行业，不如说是为了镇压反抗。但该部法令针对的对象还是出版行业。
谢秋杜第一次被起诉
1935年12月爆发的黄包车司机罢工惊醒了当局，当局指控谢秋杜及其同志利用文字煽动了罢工，触犯了我刚才说的Léon Perrier 法令。
1936年3月18日他们被判处了500-2000法郎的罚金。随后法国人民阵线政府上台，西贡上诉法院（Saigon Appeal Court）又宣告他们无罪，并强调Léon Perrier 法令不适用于出版行业，像他们这种情况适用1881年的出版物法令。
谢秋杜第二次被起诉
1936年8月谢秋杜和他的朋友们开始在全国发起组织“行动委员会”（Action Committee），希望最终建立起一个“印度支那国会”（Indo-Chinese Congress）。他们建立这些委员会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是想通过这些委员会搜集广大民众的疾苦，并汇总起来递交给法国人民阵线政府派来调查印度支那事务的平等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组织者们严格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活动，比如，他们要求每个委员会的成员都不能超过20个人，因为法律禁止20人以上的集会结社。但深受人民反感的殖民政府却非常恐惧，并将他们的恐惧上报给了殖民部长Marius Moutet。部长在9月19日给总督大人发了一份电报，敦促他“镇压暴力以及任何煽动暴力的行为”，“通过一切合法合规的手段维护公共秩序，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起诉那些试图扰乱秩序的人。”
有了上面的支持，总督就在9月28日逮捕了谢秋杜。但当局却不能以组织行动委员会的罪名起诉他：毕竟它们的活动没有任何违法的行为。于是当局再次使用了Léon Perrier 法令。
从10月26日起谢秋杜进行了绝食抗议，到30日时他就已经虚脱了，被送到了Choqan医院。
经过11天的绝食和5天的绝水抗议后，当局许诺有条件地释放他。11月5日他出狱时已经非常虚弱了。但Moutet却告诉我，绝食其实都是“假”的，绝食者都由护士负责秘密进食。
谢秋杜第三次被起诉
1936-1937年的冬天，巨大的罢工浪潮席卷了整个印度支那半岛，殖民当局再次害怕越南群众的力量了，他们又一次无中生有地把谢秋杜和他的朋友们抓了起来。
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他们不仅受到帝国主义的起诉，也同时受到了斯大林派代表资产阶级立场的控告。4月2日谢秋杜给我写信说：“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斯大林派在试图摧毁斗争报派。”他请我“阻止斯大林派以后污蔑斗争报派是法西斯”。“我静候着这场打击。北非之星（Ĕtoile Nord-Africaine）被解散时，我就已经想到了会有今天。”事实上到4月9日，《人权报》就开始谴责“印度支那的那些煽动行为，正扮演着法西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角色。”
4月10日我见到了殖民部代理部长M Viollette，他对我说斗争报派的行为带有难以容忍的反法兰西色彩，“我们必须得采取强硬手段。”由于Moutet不在，他也不敢擅作主张，于是他向总理递交了自己的方案。
后来他又说：“即使是Messrs. Duclos [2] 和Lozeray也同意我的看法，我们都认为斗争报派实际上是托派。”他的这句话令我大吃一惊。
我立即就给Léon Blum总理写了封信，抗议M Viollette的计划。随后在4月20日我收到了总理办公室的回信，内容是：“我处已收到您发给总理的信件，总理的意思是：M Viollette对您提及的措施并非特指斗争报派的，他们最近几个月以来一直在关注有可能引起骚乱的所谓召开‘印度支那国会’的运动”。
这封信表面上没有特指斗争报派，但却明确地指出这些措施是针对“印度支那国会”运动的发起者，因而实际上针对的还是斗争报派。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这次镇压是来自巴黎的命令。而斯大林派对谢秋杜及其朋友们进行打击的命令也是来自巴黎。
4月30日谢秋杜在收到危险警告后写信给我：“这里的工人们已经知道了Viollette-Moutet的计划以及斯大林派的阴谋，……我们将继续一往无前永不退缩。如果斗争报派被镇压了，我们的工作可能会停止。但即使是坐牢，遭受压迫，我们也绝不妥协……我们就是想请您让那些绅士们意识到这些……”
随后镇压开始了。5月10日谢秋杜被传唤到法院，5月19日他和阮文绍（Tao）一起被捕。阮文绍曾和谢秋杜一起当选为西贡市政委员，但他是一名斯大林分子。Messrs. Duclos和Lozeray的努力却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帝国主义根本不管你是托派还是斯大林派，都要进行镇压。
这次谢秋杜的罪名是什么呢？很简单，还跟以前一样同样，指向他的报社活动。对他的指控是基于他自11月9日以来的在《斗争报》发表的所有文章。很滑稽的是，法院提到的文章中有很多是Francis Jourdain 和Daniel Guérin的。
6月7日谢秋杜被保释出狱。
我们可没忘记巴黎斯大林派对谢秋杜和斗争报派的阴谋。但谢秋杜是一个胸怀宽广的人，他对统一阵线异常忠诚。比如在4月份，斯大林派的杨白梅被再次提名参选西贡市政委员，当时谢秋杜写信给我说：“很多同志都反对杨白梅的改良主义倾向，反对再次提名他。我不得不出面做工作。我更加关心的是我们统一阵线的内部平衡问题。如果不提名杨白梅，那么候选人里面就没有斯大林派了。”
但是巴黎的斯大林派却没有因此对他有所感激。5月19日法国共产党给西贡的斯大林派发来一封署名为吉东（Gitton）的信，里面有这样的指示：“我们认为共产党和托派之间的合作是不可能的。”
西贡的斯大林派虽然明白保持统一阵线的必要性，但也不敢违背巴黎的指示，于是在6月15日他们脱离了斗争报派。6月18日谢秋杜写信给我说：“这件事来的太不是时候了，因为我和阮文绍将在6月18日被判刑。他们本可以等到宣判以后再做决定的。他们太缺少英雄气概了。因为我已经对整个事件承担了全部的责任，并澄清了其他全部同志的责任，包括阮文绍也已否定了对自己的起诉。在法院宣判前，我还是要继续承担这些责任的……”
而巴黎的斯大林派继续进行拙劣的扮演。Deloche（法国共产党殖民部联席秘书）在7月11日的《人权报》写道：“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作为人民阵线敌人的一小撮托派，他们在殖民地发挥了不小的煽动作用。但Moutet同志更应该仔细调查一下自己的周围，看看到底是谁把他在办公室里做的决策准确地传递给了印度支那托派分子。另外，共产党人也不必为自己公开宣称印度支那托派是破坏分子而尴尬，我们甚至还可以给他们贴上各种不同的标签，他们已经在为法西斯服务了。”
大概就在此前后，Moutet还给我写信说“共产党的代理人”去总理那里告状，抗议“一小部分社会党人支持印度支那的托派，其中就提到了我的名字。”
就这样，谢秋杜及其朋友们背负着帝国主义和法国共产党的指控于7月2日在Summary Jurisdiction法院受审，并于7月9日依据Léon Perrier 法令被判处两年监禁。8月11日上诉法院（Appeal Court）确认了这次审判，并增加了五年内禁止进入特定地区活动的内容。
在审判期间，当局担心再次出现1936年的情景（Léon Perrier 法令不适用于出版业），于是他们做了预防措施，在最后时刻用一些顺从的法官取代了那些独立耿直的法官。
谢秋杜第四次被起诉
1937年7月初交趾支那爆发了一场铁路工人大罢工，并遭到了当局的残酷镇压。由于同样的原因，当局再次向谢秋杜问罪。7月23日他被捕了，罪名是7月11日他在《斗争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另外当局的镇压也部分托派和斯大林派，阮文绍也被捕了。
这两个人曾要求有条件地保释，但被拒绝。于是他们再度绝食（8月30日）。
这次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下面我引用一下M Loye（谢秋杜的辩护律师）的一封信：
“根据谢秋杜的记忆，大约是在9月5日或6日，有两名护士和几名士兵曾试图用试管强迫他进食。谢秋杜虽然身体无力，但还是坚决地进行了抵抗，最后他终于胜利了，护士和士兵被迫放弃让他进食的企图。
此后的两天里，谢秋杜被扔在了牢房里，没有人去看望。由于他身体极度虚弱，在第三天他被注射了一针。
随后就出事了。在9月8日和9日，谢秋杜已经完全无法自控了，甚至认不出来自己的妻子和辩护律师。他还莫名其妙地哭泣，毫无意识地随地大小便”。从那时候起，他身子的右半边就开始部分麻痹了。他还能移动自己的右腿和右臂，只是不那么自然了。他的右眼不能快速地看东西，并且很容易视疲劳。”
在经过了12天的完全禁食和7天的被迫进食后，谢秋杜和阮文绍停止绝食。
9月17日他们被带上法庭受审。据目击者讲，由于他们几乎还不能站立，法庭里还有医院的护士在那里以防万一。谢秋杜已经不能开口回答法官的提问。不过没关系！9月24日他和阮文绍就被判处两年监禁、10年内禁止在当地居住。
11月10日该案被送往上诉法院。法院认为此案的判决应结合同期的前一判决。也就是说，谢秋杜最后被判两年监禁、10年内禁止进入特定地区活动。
谢秋杜的健康状况如何呢？10月9日一个医疗组曾对身在狱中的谢秋杜进行了体检，发现他肌体没有受到伤害，但出现了身体麻痹的症状。在他们看来，“无疑这是由于一些特殊的神经刺激导致的，这些麻痹症状只有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后才能被确认的。”
由于谢秋杜的身体状况一直没有改善，于是在11月24日他被转到一家诊所，医疗组对他进行了第二次检查。他们的检查结果就是：“医生们越是想关心谢秋杜先生的健康，现实的情况就越要求他们再进行一次检查”（原文）。
由于谢秋杜被要求给予最少的照看，他又被送回了监狱。而Moutet却写信对我说：“据我得到的消息，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你，谢秋杜是在给我们演戏。”（原文）
最后我们有必要引用一位西贡私人医生Nguyen Van Quan的诊断记录，他曾给谢秋杜做过检查，他说：“病人周围的任何因素都会影响他的身体康复。我认为他最好到监狱外面进行疗养，到一个更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地方进行修养。”
所以我们在此希望组织一次盛大的运动，要求殖民部立即释放谢秋杜。
同志们，请大家务必意识到，我们的朋友在他的牢房里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了。在1937年6月18日他写信对我说：“在这暗无天日的日子里，我们印度支那的革命者把我们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第四国际反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上，寄托在了the Revolutionary Left of the SFIO身上，寄托在了那些不会陷入改良主义泥潭的杰出人士身上……”
6月12日的信中说：“我们信任法国的工人阶级，信任国际工人阶级。正是这份信任，鼓励着我们与黑暗作斗争。”
今天晚上到此参会的同志们，都是不让自己坠入改良主义泥潭的革命同志，都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同志。我们跟谢秋杜一样，都信任工人阶级。那就让我们去求诸工人阶级来帮我们解救谢秋杜吧。
附注：我这份报告写完后，又收到谢秋杜在1938年1月18日发自西贡监狱的信，下面我摘抄一部分内容。
关于他的健康状况，谢秋杜简单的介绍：“我仍然肢体麻痹，……同志们已经告诉你原因了……”
他又补充说：“如果殖民部长考虑到我的健康状况，准予我有条件保释的话，我将奔赴法国，或许在法国医生的治疗下我还能够康复……”
最后谢秋杜告诉我，由于1932年的法案，他被判两年监禁的处罚被延期了。但1937年11月5日巴黎的上诉法院已经驳回了他两次判刑合一的请求，因此事实上他被两次判了两年的监禁。
[1] 本文是1938年1月13日提交给“国际援助、团结与自由”（International Aid, Solidarity and Freedom）大会的报告。
[2] Jacques Duclos是一名糕点工，也是一名忠诚的斯大林派分子，是第三国际在欧洲的代理。Henri Lozeray是1936-39年间议会里的一名共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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