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危机的用处——休克治疗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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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危机的用处——休克治疗的包装

　　把我的脑袋毁了，抹去作为我本钱的记忆，让我生意停摆，这有什么用处？这是很了不起的治疗，但我们却毁了病人。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自杀前不久谈论他的电击治疗，1961年

　　对萨克斯来说，他第一次国际冒险的教训是，恶性通胀在采用严厉而极端的措施后确实停了下来。他到玻利维亚猎杀通胀，而且办到了。故事结束。

　　华盛顿最具影响力的右派经济学家、担任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主要顾问的威廉森（John Williamson），一直密切注意萨克斯的实验，并且从玻利维亚看出更加深远的意义。他形容这个休克治疗计划为“大爆炸” 是把芝加哥学派教条散播到全世界的运动的一大突破。其原因与经济学无关，最重要的是技术。

　　尽管萨克斯本意可能不是如此，但他以极富戏剧性的方式证明弗里德曼的危机理论绝对正确。玻利维亚的恶性通胀危机提供一个必要的借口，以便推动一套在正常政治情况下不可能推动的计划。玻利维亚是一个拥有强大、激进工会运动和势力庞大的左派传统的国家，也是切•格瓦拉革命之旅的终点站。但它被迫接受严酷的休克治疗，假借的名义是为稳定失控的货币。

　　到80年代中期，有几位经济学家已发现，真正的恶性通胀危机会造成类似军事战争的效果恐惧和混乱蔓延，制造难民并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玻利维亚的情况极其明显，恶性通胀扮演的角色就好像智利的皮诺切特“战争”，以及撒切尔的马尔维纳斯战争它创造了采取紧急措施的环境，一种民主法则可以暂停、经济控制可以暂时交给桑契斯专家小组的例外。对死硬派芝加哥学派理论家如威廉森来说，这表示恶性通胀不是像萨克斯认为的有待解决的问题，而是应善加把握的大好机会。

　　80年代一点也不缺这类机会。事实上，大部分发展中世界（尤其是拉丁美洲）都处在濒临恶性通胀边缘。这种危机有两个主要原因，都源自华府的金融机构。第一是它们坚持把独裁统治下累积的违法债务转移给新民主政府。第二则是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采用受弗里德曼影响的政策，容许利率大幅升高，使这些债务一夕间暴增。

　　转移恶债

　　阿根廷是典型的例子。1983年，军政府在马尔维纳斯战争后垮台，阿根廷人选举阿芳辛（Ral Alfonsn）出任新总统。但这个刚解放的国家已被暗埋一颗所谓的债务炸弹。在准备下台的军政府宣称“有尊严地转移”给民主政府声音中，华府坚持新政府必须同意支付将领们所累积的债务。在军政府统治期间，阿根廷的外债从政变前的79亿美元，膨胀到移交时的450亿美元积欠IMF、世界银行、美国进出口银行，以及设在美国的民间银行。拉丁美洲各国的情况都很类似。在乌拉圭，军政府夺得权力时的5亿美元债务暴增到50亿美元，变成这个只有300万人口的国家沉重的负担。最极端的例子是巴西，1964年掌权的将军承诺恢复财政秩序，但债务却从30亿美元增加到1985年的1030亿美元。

　　在转型到民主政治的时期，舆论曾表达强烈的反对看法，包括从道德和法制观点，认为这些债务是“恶债”（odious debt），刚获解放的人民不应被迫承担压迫者与制造痛苦者的账单。反对声浪在南锥尤其强烈，因为有太多外债在独裁统治期间直接交给军方和警方用以购买枪炮、镇暴水车和兴建新式酷刑营。例如在智利，军事支出的贷款增为三倍，用来扩充智利的陆军，从1973年的4.7万名员额，变成1980年的8.5万名。在阿根廷，世界银行估计，军方借贷的钱有约100亿美元用于军事采购。

　　大部分未用于采购武器的钱则凭空消失。军政府统治期间贪渎成风预示了日后自由放任经济政策蔓延到俄罗斯、伊拉克占领区的“舞弊免责区”（借用一位不满的美国顾问的用语）时同样堕落的情况。据美国参议院2005年的报告，皮诺切特拥有一个复杂的银行账户网络，至少有125个秘密外国银行账户，登记在不同的家人名字和自己的化名下。这些账户中最引人注意的一个是在华盛顿特区里格斯银行（Riggs Bank），存款估计有2700万美元。

　　在阿根廷，军政府被指控还更贪得无厌。经济计划策划者狄霍兹1984年被以诈欺罪名逮捕，涉嫌把巨额的国家补贴给予他过去主持的一家公司（指控后来被撤销）。另一方面，世界银行后来追查军政府借的350亿美元外国贷款，发现其中190亿美元占总额46％被移往海外。瑞士官员证实，那些钱大部分流入几个账户。美国联储会发现，光在1980年，阿根廷的债务就增加90亿美元；而在同一年，阿根廷人在海外的存款金额却增加67亿美元。曾亲自调教许多阿根廷芝加哥男孩的知名芝加哥大学教授萨斯塔德（Larry Sjaastad），形容这些失落的数百亿美元（在他的学生眼前被偷走）为“20世纪最大骗案”。

　　军政府侵吞公款者时甚至还命令受害者协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ESMA酷刑营，语文能力强或受过大学教育的囚犯经常被拉出囚室，为他们的掳掠者做文书工作。一位幸存者达利欧（Graciela Daleo）曾被指示为一份文件打字，内容是建议官员如何把他们贪渎的钱汇往海外隐匿。

　　剩下的外债大部分花在支付利息，及暗中提供民间公司金援上。1982年阿根廷独裁统治垮台前，军政府施予企业最后一次恩惠。阿根廷央行总裁卡瓦洛（Domingo Cavallo）宣布，国家将吸收大型跨国企业与国内公司的债务；当时许多国内公司和智利的食人鱼一样，已举债多到濒临破产边缘。这项“德政”意味这些公司将继续拥有它们的资产和获利，但人民却必须代它们偿付150亿到200亿美元的债务；获得优惠待遇的公司包括福特汽车阿根廷公司、大通银行、花旗银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和奔驰汽车公司。

　　支持让这些非法债务违约的人宣称，放款机构知道，或应该知道，钱都被花在镇压和贪渎上。美国国务院最近解密一份1976年10月7日的会议记录，证明这种主张更不是空穴来风；该会议由当时的国务卿基辛格，以及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期间的外交部长顾塞提举行。在讨论过国际人权组织对政变的谴责后，基辛格说：“我们的基本态度是，我们希望你们成功。我有一个老式的观念，就是应该支持朋友你们愈快成功愈好。”然后基辛格谈到贷款的主题，他鼓励顾塞提尽快申请愈多外援愈好，赶在阿根廷的“人权问题”绑住美国政府手脚之前。“现在银行有两笔贷款，”基辛格说，指的是泛美洲开发银行（IDB），“我们不想投反对票。”他也指示顾塞提：“继续进行你们对进出口银行的要求。我们希望你们的经济计划成功，而且会尽全力帮助你们。”

　　这份记录证明美国允许贷款给军政府，明知它们会被用于恐怖运动上。但在80年代初期，华府坚持阿根廷的新民主政府必须偿付这些恶债。

　　债务休克

　　这些债务本身就已经是新民主政府的沉重负担，但这个负担很快还会变得更加沉重。新类型的震撼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沃尔克震撼（Volcker Shock）。《经济学人》杂志用这个词来形容联储会主席沃尔克（Paul Volcker）大幅提高美国利率带来的冲击，他把利率提高到21％，在1981年达到高峰，并持续到80年代中期。在美国，提高利率导致一波破产潮，1983年房屋抵押贷款违约的人数增为三倍。

　　但感受最痛苦的是美国以外的国家。对背负沉重外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沃尔克震撼也被称作“债务震撼”或“债务危机” 就像一把巨大的塔瑟（Taser）电击枪从华盛顿发射，让发展中世界陷入痉挛。劲升的利率意味外债必须支付较高的利息，而往往支付高利息的唯一方法是举更多债。恶性债务循环于是开始。在阿根廷，军政府留下的450亿庞大债务快速增加，到1989年达到650亿美元，而这种情况在全球贫穷国家都如出一辙。沃尔克震撼也导致巴西外债暴增，在六年间从500亿美元变为1000亿美元。许多在70年代大量举债的非洲国家，发现自己深陷同样的困境：尼日利亚的债务在同样短的期间，从90亿美元激增至290亿美元。

　　80年代打击发展中世界的经济震撼还不只这一种。只要任何一种出口商品，如咖啡或锡，价格下跌10％以上，就会造成“价格休克”（price shock）。据IMF的资料，发展中国家从1981年到1983年遭遇20次这类休克；从1984年到债务危机最高潮的1987年，这类休克的次数更多达140次，使它们更深陷债务中。其中一次在1986年冲击玻利维亚，正好是该国吞下萨克斯的苦药、屈服于资本主义转型时。玻利维亚仅次于古柯的主要出口产品锡，价格下跌了55％，使该国经济遭到重创。（过度依赖原料出口的问题，正好是发展主义经济学在50年代和60年代想尝试解决的，但这个观念却被北半球的经济学术机构斥为“混乱不清”。）

　　弗里德曼的危机理论在这个阶段变得自我强化。全球经济愈遵循他的处方，采用浮动利率、出口导向经济、解除价格管制，体系就愈容易发生危机，制造出更多经济崩溃，而此等崩溃正好是他认为政府应采取其激进建议的情况。

　　危机便以这种方式被内建在芝加哥学派的模式。当不受限制的金钱可以在全球以高速流动，投机者可以在从可可豆到货币等每一种东西的价格上押注，造成市场大幅度的波动。而由于自由贸易政策鼓励贫穷国家继续仰赖咖啡豆、铜、石油或小麦等原料资源的出口，它们就特别容易落入持续处于危机的恶性循环。咖啡豆价格突然大跌会让整个经济体陷入萧条，外汇交易商看到该国的财政恶化，便开始抛售其货币，导致汇率暴跌，进而加深经济萧条。若再加上利率飙升，国家债务一夕间膨胀，经济崩盘就已不远了。

　　芝加哥学派的信仰者往往说8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的意识形态从此一帆风顺、每战皆捷：在同一时期，又有许多国家加入民主浪潮，使他们产生一种自由人民和放任式自由市场携手并进的集体幻觉。但幻觉毕竟是虚构的，真正发生的是，当人民终于赢得长期失落的自由、从菲律宾马克斯和乌拉圭博达维里（Juan Mara Bordaberry）这些人的酷刑休克逃脱时，他们却遭到一场金融休克的完美风暴袭击债务休克、价格休克和货币休克而制造这场风暴的是愈来愈动荡不安、不受规范的全球经济。

　　阿根廷遭遇的债务危机结合其他的休克，就是不幸的典型例子。阿芳辛在1983年上任，正当沃尔克休克肆虐，使新政府从第一天就处于危机模式。1985年，通货膨胀高到阿芳辛被迫发行全新的货币奥斯特拉尔（austral），赌新的开始能让他重新掌控局势。但物价在四年内涨到如此之高，以致爆发大规模抢粮暴动，一些阿根廷餐厅甚至用钞票当壁纸，因为它比纸还不值钱。1989年6月，通胀比前一个月上涨203％，此时距阿芳辛任期届满还有五个月，但他宣布放弃：辞职并要求提早举行大选。

　　处于阿芳辛地位的政治人物原本可选择其他出路。他可以让阿根廷庞大的债务违约，他可以结合面临相同危机的邻国政府，组成债务国联盟。这些政府可以依照发展主义原则建立共同市场，事实上这个过程在凶残的军事政权蹂躏该地区时就已展开。但当时有一部分挑战在于新民主国家面对的国家恐怖遗毒。在80年代和90年代，大部分发展中世界仍陷于某种恐怖的宿醉中，表面上自由，实际上仍笼罩在戒慎恐惧的气氛。好不容易逃脱了独裁统治的黑暗，很少民选政治人物愿意冒险推动在70年代引发政变的那些政策，以免引来另一次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尤其是那些当年发动政变的军官大部分并未被关进牢里，而是经由协商取得豁免，正在他们的军营中虎视眈眈。

　　面临危机的新民主政府不愿与持有债权的美国金融机构宣战，只得遵守华盛顿的游戏规则。然而在80年代初期，华盛顿的游戏规则变得严格得多，原因是债务危机刚好（但却非偶然）碰上南-北半球关系的新时代，使得军事独裁统治大体上变得已非必要。当时正好是“结构调整” 或是所谓债务独裁时代的开始。

　　理论上，弗里德曼并不相信IMF或世界银行：它们是大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的细微讯号的典型例子。但很讽刺的是，有一条隐形的输送带，把芝加哥男孩送到这两家机构坐落在华盛顿特区十九街庞大的总部，让他们在那里担任许多高级职务。

　　主持芝加哥大学拉丁美洲计划的哈伯格，经常吹嘘有许多他的学生在世界银行和IMF担任高级职位。“有一度世界银行的四位区域首席经济学家都是我在芝加哥的学生。其中一位西洛斯基（Marcelo Selowsky）担任新成立的前苏联地区首席经济学家，是当时整个世银这类工作中最重要的职位。结果呢？他后来又被我另一个以前的学生爱德华兹（SebastianEdwards）取代。看到这些人出头真的很棒，我以培养他们成为经济学家为傲。”另一位明星是罗瑟（Claudio Loser），他是1971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阿根廷人，后来担任IMF西半球部主管，是处理拉丁美洲事务的最高级职位。芝加哥派也占有IMF的许多重要职位，包括第二高级的首席副总经理，以及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主任，以及非洲部资深经济学家。

　　弗里德曼可能在理论上反对这些机构，但在实务上，没有别的机构更适合执行他的危机理论。当许多国家在80年代陷入危机的恶性循环，它们除了向世界银行和IMF求助外别无选择。然而当它们这么做时，却撞上一堵正统派芝加哥男孩的墙，而这些芝加哥男孩被训练成不把经济灾难视为该解决的问题，而是用来开辟自由市场新领土的大好机会。危机机会主义成了世界最有影响力的金融机构的指导原则，虽然这背叛了它们创建的宗旨。

　　和联合国一样，世界银行与IMF是国际目睹二次大战的恐怖而创立的。为了不重蹈让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心脏地带兴起的覆辙，世界强权1944年在英国新罕布什尔的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开会，以创立一个新经济架构。由43个初始会员国资助成立世界银行和IMF，被赋予明确的任务，就是预防未来再发生导致德国威玛共和倾覆的经济震撼与崩溃。世界银行将提供长期发展投资，以协助国家摆脱贫穷，IMF则扮演全球性的避震器，协助推动可减少金融投机和市场动荡的经济政策。当有国家出现即将陷入危机的迹象，IMF将立即介入提供稳定援助和贷款，在危机发生时加以化解。坐落在华盛顿同一条街对面的两个机构，将协调彼此的措施。

　　率领英国代表团的凯恩斯相信，世界终于认清若放任市场管理自己将会带来政治灾难。“过去很少人相信会发生这种事。”凯恩斯在会议结束后说，但如果国际金融机构坚守创立的宗旨，“四海之内皆兄弟就不会只是一句口号”。

　　IMF和世界银行并未履行这种全球一致的共识；从一开始它们就未像联合国大会那样以“一国一票”的基础分配权力，而是根据各国经济的大小这种安排给美国实际上有权否决任何重要决定，其他权力则由欧洲和日本掌控。这表示到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掌权时，他们具有高度意识形态的政府实际上能支配两个机构以达成他们的目的，迅速地增强它们的力量，并转变成推进政商十字军的主要工具。

　　世界银行和IMF被芝加哥学派殖民，大体上是一个暗中进行的过程，但1989年威廉森揭示他所称的“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后，使这个过程转为台面化。威廉森说，这个共识是两个机构认为维持基本经济健康所不可或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 “所有严肃的经济学家一致接受的中心思想”。这些表面上属于技术性和中立的政策，赤裸地包含了像“国家企业应私有化”和“应去除阻碍外国公司进入的障碍”之类的意识形态主张。当政策清单拟出后，内容完全是私有化、解除管制／自由贸易和大幅削减政府支出这个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的铁三角。威廉森说，这是“华盛顿当权者敦促拉丁美洲”实行的政策。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也是最后一个反对此种新正统的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写道：“凯恩斯如果看到他的结晶沦落至此，他会从坟里爬出来。”

　　世界银行与IMF的官员在拨贷款时向来会提出政策建议，但在80年代初期，受到发展中国家的走投无路让他们把这种建议转变成激进的自由市场要求。当遭遇危机的国家向IMF要求打消债务和紧急贷款时，IMF便提出全面性的休克治疗计划，其规模与芝加哥男孩为皮诺切特起草的“砖块”，以及在玻利维亚桑契斯的客厅所拟订包含220项法律的命令不相上下。

　　国际货币基金在1983年首度提出完整的“结构调整”计划。在后续的20年间，每一个向该基金要求巨额贷款的国家，都被要求必须从上到下翻修经济。在整个80年代为拉丁美洲和非洲设计结构调整计划的IMF资深经济学家布德夫（Davison Budhoo）后来承认：“我们从1983年以后做的每件事，都是根据让南方私有化或者任其灭亡的新原则；为达到这个目的，1983年到1988年我们可耻地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制造经济动乱。”

　　尽管采取这种激进（且获利相当可观）的新原则，IMF和世界银行向来宣称所作所为是为了协助稳定。IMF的正式宗旨仍然是预防危机不是进行社会工程或意识形态改造因此必须以稳定作为表面的理由。实情是，国际债务危机在一个接一个国家被有系统地利用来推动芝加哥学派的目标，且无情地以弗里德曼的休克主义为手法。

　　虽然常使用经济术语表达，且局限在专业论坛和供“技术官僚”同事阅读的刊物，但世界银行与IMF的经济学家当时就承认有这种情形。长期在世界银行工作的知名哈佛经济学家罗德里克（Dani Rodrik），描述整个“结构调整”计划的建构就是一个巧妙的营销策略。他在1994年写道：“我们必须肯定世界银行发明并成功地营销了结构调整的概念，一个把个体经济与总体经济改革包装在一起的概念。结构调整被当成国家必须推动以挽救经济危机的过程来促销。对购买这套方案的政府来说，维持外部平衡与价格稳定的健全总体经济政策，以及决定开放（如自由贸易）的政策，两者很难区分。”

　　这个原则很简单：陷于危机的国家迫切需要紧急援助以稳定货币。当私有化和自由贸易政策与金融纾困包装在一起，这些国家除了接受整套方案之外别无选择。最聪明的部分是，经济学家自己知道自由贸易与解决危机毫无关系，但这种了解被刻意“模糊化”。罗德里克说那些话的本意是赞许。这种夹带包装不只迫使贫穷国家接受华盛顿为它们选择的政策，而且是唯一有用的方法罗德里克有数字可以支持他的说法。他研究了所有在80年代采用激进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发现“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改革，没有一个不是在严重经济危机情况下进行的”。

　　这是令人错愕的承认。在那段期间，世界银行和IMF公开坚称世界各国政府已看到希望，并体认到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是通往稳定、因而也是通往民主的唯一道路。然而华盛顿的机构内部却自己承认，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屈就于伪装的勒索：想要拯救你的国家吗？照单全收。罗德里克甚至承认，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结构调整方案的两大核心计划与创造稳定没有直接关系。据罗德里克的说法，若有其他看法，那将是“拙劣的经济学”。

　　这段期间的IMF“模范生”阿根廷，再次提供了研究这种新秩序的好例子。在恶性通胀危机迫使阿芳辛总统辞职后，梅内姆（Carlos Menem）取而代之，这位庇隆主义者原本是一个小省份的省长，穿着皮夹克，留着络腮胡子，似乎强悍到足以挺身对抗影响力仍无所不在的军阀和债权银行。阿根廷历经长期暴力迫害庇隆党人和工会运动的痛苦，终于出现一位曾领导工会运动、承诺恢复庇隆国家主义经济政策的总统。当时许多阿根廷人欢欣鼓舞的心情，只有玻利维亚人在埃斯登索罗就职时可以比拟。

　　结果证明是空欢喜一场。就任一年后，在IMF的强力施压下，梅内姆展开一场“巫毒政治学”操作。梅内姆在选举时被视为反对独裁统治的象征，但一年后他指派卡瓦洛（Domingo Cavallo）担任经济部长，重新重用这位在军政府时期负责赦免大企业债务独裁统治的告别礼物的前朝官员。他的任命被经济学家视为“讯号” 一个不可能误解的指标，即新政府将重拾由军政府推动的政商统合实验。布宜诺斯艾利斯股票市场出现庆祝行情：在卡瓦洛任命宣布当天暴涨30％。

　　卡瓦洛立即要求强化意识形态，并延揽弗里德曼和哈伯格的门生，几乎政府的所有高级经济职位都由芝加哥男孩担任：曾在IMF和世界银行工作的央行总裁佛南德兹（Roque Fernandez）；曾为独裁政权效力的央行副总裁波乌（Pedro Pou）；央行首席顾问贵德提（Pablo Guidotti）则直接从IMF延揽过来，他是另一位芝加哥大学教授穆萨（Michael Mussa）的弟子。

　　阿根廷在这方面并非特例。到1999年，芝加哥学派的国际校友中有超过25国政府的部长，以及从以色列到哥斯达黎加等国的十多位央行总裁，对一个大学学系来说确实是非比寻常的庞大势力。就像许多别的国家一样，芝加哥男孩在阿根廷的民选政府内外形成某种意识形态的钳子，一群从内施压，另一群则从华盛顿施加压力。例如，IMF派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代表由阿根廷籍的芝加哥男孩罗瑟带领，这表示当他与财政部和央行开会时，会议不再是对手间的谈判，而是朋友、芝加哥大学校友，以及第十九街同事间的讨论。一本阿根廷出版的书讨论这种全球经济兄弟会的影响，就以《好兄弟》（Buenos Muchachos）为书名，暗喻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拍的经典黑手党电影《好家伙》（Good fellas）。

　　这个兄弟会的成员一致赞成对阿根廷经济该做哪些事，以及该如何完成，皆英雄所见略同。卡瓦洛计划（Cavallo Plan）就是世界银行和IMF玩弄包装手法的例子：利用恶性通胀危机造成的混乱和急迫，把私有化夹带在救援计划中，成为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为了稳定货币体系，卡瓦洛迅速大幅削减公共支出，并推出新的货币阿根廷比索，采取紧盯美元的汇率制度。

　　在一年内，通胀跌回17.5％，几年后完全获得控制。失控的货币问题获得解决，但也“模糊”了计划的另一半。

　　阿根廷的独裁政府虽然尽全力取悦外国投资人，仍然把一大部分有价值的经济留在国家手中，包括从国营航空公司到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的大量石油蕴藏。但对卡瓦洛和他的芝加哥男孩来说，革命只完成一半，他们决定利用经济危机来毕其功于一役。

　　在90年代初期，阿根廷变卖国家资产的快速和彻底，远超过十年前发生在智利的情形。到1994年，90％的国营企业已卖给民间公司，买主包括花旗银行、波士顿银行、法国的苏伊士公司（Suez）和威望迪（Vivendi）、西班牙的雷普索尔（Repsol）和西班牙电信（Telefonica）。在出售资产前，梅内姆和卡瓦洛曾慷慨地为买主提供一项价值不菲的服务：据卡瓦洛自己估计，一共解雇了约70万名国营企业员工，有人估计数字还更高。光国营石油公司在梅内姆在位期间就减少2.7万名员工。很崇拜萨克斯的卡瓦洛称这个过程为“休克治疗”。梅内姆使用更残酷的词句：在这个仍对大规模酷刑深恶痛绝的国家，他称这个过程为“无麻醉的大型手术”。

　　在转型期间，《时代》杂志以梅内姆作封面人物，他面露得意的笑容，并以向日葵花作背景衬托，标题写着“梅内姆的奇迹”。那确实是奇迹梅内姆和卡瓦洛完成了激进而痛苦的私有化计划，而且未激起国内的反抗。他们怎么办到的？

　　几年后，卡瓦洛解释说：“在恶性通胀时期，人民生活极其艰困，尤其是低所得者和小储蓄户，因为他们发现几个小时或几天内，他们的工资就被以惊人速度上涨的价格摧毁。这就是为什么人民要求政府请想想办法。如果政府想出一套好的稳定计划，那就是顺便推动其他改革的机会最重要的改革是有关开放经济、解除管制，以及私有化。但在当时，推动这些改革唯一的方法是利用恶性通胀创造的情势，因为所有人都已准备好接受剧烈的改变，以消灭恶性通胀和恢复正常生活。”

　　长期来看，卡瓦洛的整个计划证明将为阿根廷带来一场灾难。他稳定货币的方法让阿根廷比索紧盯美元汇率使国内制造的产品昂贵到本土工厂无法与涌进阿根廷的廉价进口产品竞争。许多工作因此流失，导致全国逾半数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之下。不过，在短期内，这套计划果然奏效：卡瓦洛和梅内姆趁着举国陷于恶性通胀休克之际，偷偷带进私有化。危机达成了它的效用。

　　阿根廷的领导人在这段期间完成的是一项心理工程，而不是经济工程。出身军政府的卡瓦洛很清楚，在危机时刻人们愿意把极大的权力交给任何拥有神奇药方的人不管危机是金融崩溃，或像布什后来善加利用的恐怖攻击。

　　这就是弗里德曼十字军能够安然度过民主转型期的原因不是他的拥护者说服选民相信他们的智慧和策略，而是巧妙地从一个危机转移到下一个危机，利用经济情势的急迫性，来推动让脆弱的新民主体制动弹不得的政策。沃尔克休克之后紧接着是1994年的墨西哥龙舌兰危机（Tequila Crisis）、1997年的亚洲货币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倒债风暴，以及接踵而至的巴西债务危机。当这些休克和危机威力逐渐退去时，更可怕的危机紧接着发生：海啸、飓风、战争和恐怖攻击。灾难资本主义已经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