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2011）

第九章

当前西方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之九

　　马克思主义主张建立全面强大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不存在私有制，社会主义革命以专政集权的方式领导，这种方式将会彻底消除个人自由。所有这些都是已经付诸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过去是这样，将来恐怕也不会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逻辑的一部分：人民让位于政党，政党让位于国家，国家则听命于一个铁腕的领袖。自由民主也许并不完美，但至少人们不会因为批评专制政府就被关进精神病院。

　　马克思坚决反对国家。其实他期待着国家消亡的日子。批评者们也许觉得他的愿望完全是在痴人说梦，但是他们却无法给马克思戴上“专制政府狂热者”的帽子。
　　与现实不同的是，马克思本人其实并没有寄望于一个乌有之乡。在他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并没有摒弃以中央管理的方式建立国家的理念。任何一个复杂的现代文明都需要这种方式。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中始终贯穿着一种理念：日常行为源自所有集体的本性，国家作为一个管理的主体仍将存在。马克思所希望的，是作为暴力工具的国家能够消亡。如同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的，共产主义之下的公共权力会失去其政治属性。与同时代的无政府主义不同，马克思坚持认为只有做到这一点，国家才会消亡。应该废除的是那些为统治阶级提供支持的某种特定权力。“国家公园”和“驾驶员考试中心”这样的机构则依然存在。
　　马克思以一种冷静的、现实主义的眼光审视着“国家”这一存在。国家并非一种中立的政治组织，不会小心翼翼、公正无私地处理社会上的利益冲突。在解决劳资纠纷时，国家也做不到哪怕最低限度的客观公正。发动反对资本的革命这种事显然不归国家管。国家存在的意义就是保卫现存社会秩序，管束试图改变它秩序的人。如果这种秩序天生就含有不公正性，那么国家也会相应地出现不公正。马克思寻求并试图终结的正是这种不公正，而不是“国家剧院”或者“警察实验室”这种具体事物。
　　“有党派偏向的国家也没什么不好的。”这样想的人一定没参与最近举行的政治集会活动。自由国家在资本主义及其批评者之间保持中立，直到批评的声音开始明显占据上风才出手干涉。这时他们就要面对国家手中的高压水枪和准军事化部队，实在不行还有坦克。国家是暴力的，这毋庸置疑。但暴力为谁服务？马克思不过是给出了一种新答案。虽然真心相信国家的公正无私是一种过度的乐观，但我们有理由希望人终有一天能与国家和平共处。其实不止是大众对此抱有怀疑态度，连国家本身在某种程度上都不相信自己是完全公正无私的。警察殴打罢工工人或是和平示威者的时候，从不在乎自己是否中立。包括工党政府在内的所有政府都难掩他们对工人运动的敌意。正如雅克·朗希埃所说的，“马克思曾有过一个听起来很可恶的论断—政府会成为国际资本商业运作的代理人。现在‘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一同接受了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政治和资本管理混为一谈，恬不知耻地躲在‘民主’这面大旗之下；正是这种公开宣称的事实情况，我们的政府才获得了合法性。”
　　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们能够完全抛弃警察、法庭、监狱和各种准军事组织。尤其是准军事组织，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对付那些手握化学武器甚至核武器的恐怖分子，而越是热爱空想的左派就越明白这一现实。不是所有国家暴力行为都以维持现状为目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将国家的有特定阶级倾向和阶级中立的两种功能进行过对比。警察制止了种族主义暴徒将一名亚洲青年打死，这种行为并不带有资本主义色彩。只要有自由的地方就会有对自由的侵犯；有些侵犯行为太过严重，我们为了保护他人的安全而不得不把侵犯者关押起来。监狱并不仅仅是为了关押被剥夺权利的犯人的地方。
　　没有证据表明马克思会拒绝这些说法。实际上，马克思认为国家可以变为有益的强大力量。这也是他为什么一度全力支持立法以改善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社会状况。经营收养遗弃儿童的福利机构和让所有车辆在道路同侧行驶一样都无法体现国家的控制力。马克思嗤之以鼻的，是那种认为一个国家能够让不同群体、不同阶级的人和谐共处、团结一致的神话。在他看来，离心力总要强于向心力。始于促进社会和谐的努力，最终却满足统治阶级的利益。无私的外表之下深藏着竞争的意图。国家体制将“新的桎梏给予穷人，新的力量赋予富人……财富分配方式和不平等的状态永远固定下来；巧取豪夺变成了合法权利；为了少数野心家的私利，让其他所有人都陷入长期劳作、被奴役的悲惨境地。”这并非马克思所说，而是让-雅克·卢梭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提到的。马克思在看待国家权力和阶级特权之间关系这一问题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他的看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作为黑格尔的信徒，谈论起国家时使用的也是积极肯定的词语。但这是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事了，其实直到思想转变后他还坚持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那些探讨和谐与共识的人应当了解一种现实的价值观—产业牧师式的价值观。简单地说就是贪婪的老板和好斗的工人分立两边，中间是苦口婆心、温和公正、行事端正、温言婉语又思想解放的教士，这个和事佬试图弥合两者之间的裂痕。可是为什么通常恪守中庸成了最聪明的呢？为什么我们都希望自身处于中间，他人处于两个极端？一个人认为的温和在有些人看来就是极端主义。谁都不会四处宣扬自己是个狂热分子，就像谁也不会公开声称自己是个拉皮条的。试图让奴隶和奴隶主达成一致，或说服原住民不再抱怨那些密谋将他们种族灭绝的人，这可能吗？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中间地带在哪里？
　　马克思没有放过多精力在“国家”这个问题上，部分原因是他眼中的国家是一种异化的力量。国家这个至高无上的实体把人们决定自己生活方式的能力收归国有，并代表人们来完成。当然，这个无耻的过程一般被称为“民主”。马克思本人以一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开始自己的生涯，最终却成了一个革命者，他逐渐认识到了民主制度需要涉及很多变革。他以一个民主主义者的身份挑战了国家无上的权威。他并没有满足于苍白无力的议会民主制，而是全心全意地信奉着人民主权论。原则上他并不像列宁那样反对议会。但他也看到不能把珍贵的民主仅仅交给议会。民主应当落脚于本地化、大众化，应当贯穿整个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民主不应仅仅存在于政治生活中，还应当扩展到经济生活中去。这就意味着需要一个真正的自治政府，而不是仅仅将政府事务托付给政治精英。马克思设想的是一个公民自己统治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国家。
　　马克思构想中的国家源自公民社会理论。这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矛盾。比如我们作为国家公民在抽象意义上是平等的，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却有着异常明显的不平等。社会现实矛盾重重，但国家却描绘了一幅完美和谐的图景。国家自认为是在自上而下地塑造社会，但事实上是被社会自下而上构建起来的。社会并非形成于国家，相反，国家是寄生在社会上的。整个构建过程完全是颠倒过来的。就像一位评论家所说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已经本末倒置了”，他的意思是政治制度非但没有对资本主义进行监管，反而是在看资本主义的眼色行事。这句话出自罗伯特·赖克，曾经的美国劳工部部长，他并非通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试图拉近国家与社会、政治与日常生活间的距离，方法就是将前者融入到后者之中。这就是他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并没有否定民主制度，相反它是民主制度完善后的形态。太多的民主捍卫者却反感社会主义制度，这让人很难理解。
　　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今天真正的实力隐藏于银行、集团公司和金融机构中，他们的掌舵人从来不用任何人推选，他们的决策却可以影响成千上万人的生活。总的来说，政治力量是这些大人物们的忠实奴仆。政府也许会指责他们的运行方式违反了社会秩序，可一旦政府干扰了他们的经营，那就是自找麻烦，国家自己的安全力量会将政府扔进监狱的。但我们至少可以寄望于国家能够清除一部分现存体制对人造成的伤害。他们这样做的动力一部分是出于人道考虑，另一部分则是对因重建体制而使声誉受到损害的顾虑。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民主。实际上，政治迫于经济压力，不能只是简单地用控制国家来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写道，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认为控制了现成的国家机器就大功告成，他们应当运用国家机器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是因为国家机器在形成的过程中就偏向了现有体制。这种制造不幸的、糟糕的民主正符合时下当权的非民主的利益需求。
　　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是马克思人民自治政府的主要模式，巴黎的劳动人民在众声喧哗的几个月中主宰了自己的命运。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描述的公社由本地议员组成，这些议员大都是劳动者，他们被人民选出，也能被选出他们的人民罢免。公共服务靠劳动者的工资运转，常备军被取消，警察直接对公社负责。从前由国家履行的职责现在由公社社员代替。神父从公共生活中消失，教育机构对一般民众开放，且再也不用受到教会和国家的干预。行政官、法官和公共服务人员被选举出来，为人民负责也接受人民的任免。公社也打算取消私有财产，实行共同协作生产。
　　马克思说，在巴黎公社，“普遍选举权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而是为了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公社实质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最终发现的政治形式可以使劳动者在经济上获得解放。”虽然马克思也批评过这项命运多舛的事业（比如他指出，大部分社员都不是社会主义者），但他从中发现了许多社会主义政治的因素。而且这是一次工人阶级的实践行为，而绝非纸上谈兵的理论。简单地说，在这个耀眼的时刻，国家不再是异化的权力，取而代之的是人民自治政府。
　　巴黎在这仅有的几个月里产生了马克思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东西。这个为人所熟知的词语让马克思的批评者不寒而栗。但这个听起来险恶的概念也没有超出人民民主的范畴。“无产阶级专政”就代表着多数人的统治。无论如何，“专政”这个词的含义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和现在的所指会有所不同。那时这个词汇含有破坏宪法的意思。与马克思争论不休的奥古斯特，布朗基，有过从一八一五年到一八八〇年被每一届法国政府监禁的光荣记录，正是他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定义了代表普通民众的统治方式；而马克思使用这个词来定义人民自己成立的政府。布朗基被选为巴黎公社的主席，但他不过是个傀儡领袖。因为当时他还被关在监狱里。
　　马克思有时候只把国家描绘成统治阶级直接操纵的道具。然而在他的历史著作中，对国家的描绘却有着不少细微差别。政治国家的任务不仅仅是为统治阶级当下的利益服务，它也必须保持社会的凝聚力。虽然在此过程中可能会有或长或短的激烈冲突，但这两者的终极目标是相同的。此外，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关系远比封建制度下的阶级关系更为分明。封建领主有着政治经济双重角色，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则泾渭分明，就像议会成员一般不是雇主一样。资本主义国家超越阶级关系之上，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简单。一个国家物质利益的独立性取决于不断改变的历史条件。马克思在探讨亚细亚生产模式时提到了大规模的灌溉工程，这种工程只能由国家力量兴建，国家是决定性的社会力量。被称为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试图证明国家和主导经济的阶级之间存在一种一对一的关系，实际上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有产阶级通常直接管理国家。乔治·布什和他的石油大亨同伙正是如此。小布什最显著的成就就是证明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他看上去在坚持不懈地让资本主义体系陷入可能是最糟糕的境地。
　　然而阶级关系这个问题通常远比小布什政府所暗示的要复杂得多（实际上关于人类的任何事物都不像小布什想要表明的那么简单、历史上存在着一个阶级代表另一个阶级实行统治的时代。比如马克思指出的十九世纪的英国，辉格党的贵族还是政治上的统治阶级，此时的工业中产阶级是个经济实力正在日益壮大的阶级；而前者总的来说还是代表着后者的利益。马克思也指出，路易斯·波拿巴代表着自己出身的小农场主阶级，同时又代表着金融资本主义统治着法国。与此相似的还有纳粹，它代表发达资本主义的利益，但同时通过意识形态表现出代表中下层阶级利益的观念。他们可以大声斥责那些上层阶级寄生虫般无所事事的富人。他们使用这样的方式，在政治上很容易就会被误认为是真正的极端分子。这不能全部归咎于政治上的懵懂。法西斯主义就是极端主义的一种形式。它无睱顾及信奉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文化。法西斯主义是右翼极端主义的错误，而非左翼极端主义的错误。
　　和众多自由主义者不同，马克思并不反感权力。为了安慰弱者，告诉他们“权力是个坏东西”的说法是不可取的，尤其是那些手握强权的人更不应如此。为了人类的解放，人们不应当被暴政迷了双眼，从而曲解权力。“为了黑人的权利！”这句口号要比“打倒权力！“有力得多。如果不仅仅是改变当前的政治格局，而是改变权力本身的话，这种权力才是真正的解放力量。社会主义并不是统治者的更迭。马克思评价巴黎公社时说道：“这不是一次（把国家）从一部分统治阶级手中交到另一部分手中的革命，是打破阶级支配这架恐怖机器的革命。”
　　社会主义在主权的概念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今天的伦敦和一八七一年的巴黎，“权力”这个词的含义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权力最富成效的模式就是自我管理，民主则是集体践行这种能力。启蒙运动开启了我们值得服从的唯一一种形式的主权，而这种主权正是我们亲手创造的。这是对自由最宝贵的诠释。人们也许滥用了自由，但如果没有自由，人也就并非完整的人了。人们难免会做出轻率的决策—一些精明的独裁者绝不会釆纳的愚蠢决策。但除非这些决策是建立在他们自己的信念之上，否则无论它们多么英明，也会显得空洞而不可信。
　　权力就这样以不同的方式从当下的资本主义存活到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权力概念本身也经历了革命的洗礼。同样，国家也经历了革命的洗礼。从“国家”这个词的意义上来讲，“国家社会主义”这种词本身就和“老虎伍兹的认识论”一样充满了矛盾。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个词则蕴含着力量。对马克思来说，国家仍存在于社会主义；只有超越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强制性国家才会让位于一个管理机构。但它并非我们通常熟知的国家。就好比说，虽然我们意识中的国家都得有一些像西敏寺和白厅这样高高在上的宏伟建构，但我们也不能排除有人指着一个处于民选的中央管理机构灵活监管下的去中心化自治团体网络对我们宣布：“那就是国家！”
　　马克思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争论其中一部分就是关于权力为什么是最基本的。权力是否是最终起作用的？在马克思看来不是。他认为政治权力需要放在广阔的历史环境中来审视。有人一定会问，权力究竟是在为什么物质利益服务？这在马克思看来才是根本问题。他批评将国家理想化的保守主义者，他也会批评高估问题重要性的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拒绝将权力“具体化”，他从不脱离社会环境孤立地看待权力。这无疑也是马克思的优势之一。但马克思对权力的认识同样存在一些盲点。同为德国人的尼采和弗洛伊德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到了马克思没有注意到的问题。权力自身也许并不能代表什么，但拥有权力会使人变得更加醉心于控制和占有。即使没有特定的目标，手中掌握权力的人也会乐于展示其强大的力量，并且这种权力的使用往往超过实际需要的合理限度。莎士比亚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他的著作《暴风雨》中，普洛斯彼罗和爱丽儿的关系就是如此。温顺的爱丽儿是普洛斯彼罗力量的代言人，但他不安于这种关系。爱丽儿一心只想着将自己的魔法力量用在玩耍上，完全没有顾及主人的大计。只把权力看作工具就是忽视了它的重要特性；忽视它就是没能充分理解权力那种难以抗拒的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