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志愿军——在西班牙与法西斯作战的经历
旅行家们
船预定在夜半开航。玛格丽特前来给我送行，于是我们去看一看我的船舱。查房把我的手提箱拿到客舱里。“先生，只是一件行李吗？”他问。
“都在这里了，只是一件，”我说。查房惊奇地向我瞟了一眼，然后走出去了。我掏出一块手帕来，擦了擦我的额头和手心，我的妻子对我笑笑。我说，“我没有办法啊，我觉得我的背上好像带了一个符号一样，……我们到甲板上去吧。”
我们想在甲板上找到一个静悄的角落，可就是找不到。最糟糕的是：我们不能谈论心里最牵挂的事；我衣袋内的护照已经打上了红印：“往西班牙无效。”我们不能提到西班牙，不能提到国际纵队，不能提到林肯大队。约翰•派克斯已经到西班牙去了，人们在他的家里替乔埃和我举行欢送会，在他被俘和枪决以前，人们读过他从西班牙寄来的第一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艾迪在雅拉玛前线上阵亡了，“首领”和“瘦长子”失了踪，还有别的同志们……现在又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我还会看到史迪夫吗？我还会看到玛格丽特吗？
所以我们两人都目不转睛地朝对方微笑着，说了一些丈夫要出征的时候夫妻俩所要说的话。“保重身体啊！”我们两个都说。“我会保重的，你也要保重,”我们两个都说。“常常写信来。”“我会写的，你也得写。”“把家里的情况告诉我，我要知道家乡的消息。”“替我问候大伙儿。”“告诉杰里，告诉伯德，祝你一路平安。”“保重自己。”“保重啊！”
一个查房敲着锣在甲板上走来走去，通知送行的人们到岸上去。玛格丽特下船走到码头上，站在那里仰脸望着我，我倚在船的栏杆上俯视着她。查房不停地敲着锣。还要有长时间的等待，很长时间的等待哩。我希望船开动。我再也不能多支持一会儿，继续的站在甲板上呆呆地望着玛格丽特的面孔了。忽然轮船的汽笛声划破了夜的寂静，船边和码头边中间张开了一条缝。站在码头上的一群人都在挥动着他们的手、帽子和手帕。玛格丽特慢慢地举起她的手，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我；我也对她举起了我的一只手，一霎那间把我的手指缩成为一个紧握的拳头。
乔埃•达莱特在我后面说：“来，朋友，我们去喝一杯吧，这样你会感觉好过些。”
我们喝了酒以后又回到甲板上来，望着自由神像从我们身边滑过，渐渐消失在黑暗里。乔埃说：“再会吧，女士，但愿我们能再见到你啊。”
我们开始安定下来航行了。
船上约莫有一百多人是到西班牙去的。在这一百人中，差不多每一个人在船上都有一两位朋友。乔埃•达莱特、乔比•杜甘和我都是老朋友，我们三人中间任何一个人发现另外一个人在船上都是不足为奇的。有三个小伙子从俄亥俄州的矿镇来的，乔埃曾经在那里做过一段时期的工，是乔埃要他们到西班牙去的。至于乔比呢，当他在甲板上散步的时候，有两个肌肉饱满的年轻小伙子信手向他弹了一下手指表示道好。他们的面孔和粗大有力的手上带有青色的斑点，人们认为是炸药烧伤的，其实这是煤灰留在伤口或者抓破的痕迹上所造成的结果。这这些痕迹是一个煤矿工人的烙印。乔比也带有同样的斑点。他本人是一个矿工，并且是矿工的后代；他的伯父在一八六七年曾经和被绞死的“摩利麦吉尔社社员”【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煤矿资本家为了要摧毁矿工间的工人组织，硬说煤矿工人间有一个企图采用暴力和恐怖手段，颠覆政府的组织摩利麦吉尔（Molly Maguires），并且捏造劳工协会和它有关系。实际上，美国从来没有这样一个秘密组织。——译者】在莫克春克镇一同受审过。他本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海军中服务，在斯喀巴湾铺设水雷。他是一个老资格。
我向乔比问道那两个矿工的情形。“他们吗？嗯，也是旅行家呀，”乔比笑着说。真的，他们都是旅行家，那些年轻小伙子个个肩膀宽大，上衣紧紧地绷在他们的肌肉上。有的人因使用铁锹和煤铲把手上弄得起了老茧；有的人脖子被草原上的太阳晒得通红；有的人手纹上留着汽车装配间、煤矿、炼钢厂、造船厂和火车修理厂的黑灰；有的人带着熔钢烫成的伤疤，有的人带着警察的棍棒打成的伤疤。我们现在是去探望亲戚的，或者是去游览游览风景的，不管怎样吧，我们都是旅行家。
我们简直绝口不谈西班牙。我们避免政治性的谈话。乔埃断定悬而未决的小炼钢厂罢工事件是属于非政治性的，除了这件事情以外他就很少讲到别的事情。
和我同桌的，有一个波士顿的商人和他的妻子，以及一家纽约百货店的一位中年进货员伯格先生。伯格对政治上的事情很感兴趣。四个人谈论了许多题目，包括西班牙战争在内；但是一谈到西班牙我就噤若寒蝉。我对自己的谨慎小心引以自傲。但是在上岸时，伯格先生却悄悄地把一个信封塞在我手里，并且低声说：“孩子，祝你在你所去的地方幸运，”这是我大大地吃了一惊。
信封里有十块钱。
在乔埃的笔记里写着：“据报告：一个人批评了他本队的其他队员们，说他们呆头呆脑，不知道怎样做的像是通常的一般人。他（普）有钱，在酒柜上和旅行家门做了要好的朋友，这些朋友中间原来有一位是另一队的队员。伙伴们认为普说话声音太大又很粗心。于是问题提到委员会来。最后断定双方面都有错——一方面马虎，一方面呆板。”
在海上的最后一晚，队长们检查了每个人的手提箱，搜查像武器和书籍之类的违禁品。他们没有发现一件武器，但有大量书的籍，那一晚很多关于政治和军事的书籍都被抛到海里去了。
夕阳下的哈弗尔出现了。海关到了。真正的旅行家们每人都有许多行李和箱子；而这些“旅行家们”每人都只有一直装的很轻的手提箱。多么显眼！多么疏忽！可是法国的海关检查员们对只有一只手提箱的人的行李仅仅看了一眼。“Bien，bien，allez，allez。”（好，好，走吧，走吧。）他们半微笑着。那么他们知道吗？他们一定知道！“Bien，bien，allez，allez。”那是一种好感啊！
一个法国搬运夫喋喋不休地对他的伙伴们谈话，乔埃小声地翻译出来：“我今天亲自扛着李维诺夫【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长——译者】的行李袋的！他一定会揭穿英法两国外交部的虚伪的不干涉政策，n'est ce pas（可不是吗）？”乔埃抓住我的胳膊，把我赶快拉到一边去，说：“当心点！这人可能是一个挑拨分子！切莫要露出一个字眼儿。”
一个报摊出现了。在看过船上公告牌上断章取义的新闻简报以后，我们终于看到真正的报纸了。西班牙——西班牙怎样了呢？法西斯分子们依旧被阻止在雅拉玛，依旧不能前进一步。这是好的。“康塔布雷亚海”号被俘获了！这是坏消息。非常坏的消息。自从政府军的这只供应船在美国颁布“中立”法的几分钟以前间不容发地逃出美国以后，我们就悲喜交集地注意着它的航路。一切事情全靠“康塔布雷亚海”号能不能安全到达目的地——也许在我们看来是这样的，我们忘记了这只是一只船，其实要使共和国存在下去，非得有几百只船开到西班牙才成。……
我们坐上火车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吃饭呢？据说吃饭要一块美金一餐。见鬼，一餐要一块美金！等我们到了巴黎再吃吧。
巴黎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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