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岗位上》影印版后记

　　编者按：本文是西德慕尼黑威廉·芬克出版社1971年影印版《在岗位上》合订本后记。原文为德文。翻译时对原注有删节。

　　二十年代，无产阶级文学和文学批评有负众望，产生十分迟缓，而党政机关又象它们干预非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那样，一再通过鼓励、遏止亦即匡正，对其进行干预。对那一时期的苏联文学发展来说，这是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因素。无产阶级文学的另一个一眼看来令人惊奇的现象是，那些组织比其他文学团体严密、大部分由党员组成的无产阶级文学团体，由于奉行的思想纲领过分激烈以及在它们的官僚主义管理机关和领导机构内部激烈地争权夺利，因而都是四分五裂的和短命的，属于它们的刊物也是如此。

　　这方面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是由“十月”社于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五年间出版的《在岗位上》杂志，它是第一份无产阶级的纯粹文学批评性杂志。现谨就这份显然是过激的刊物的产生、发展和衰亡，来看一看它的某些特点，这些特点对于其他无产阶级的或自诩为无产阶级的和革命的团体及刊物，如《无产阶级文化》（1918-1920）、《锻冶场》（1920-1922）、瓦普以及《在文学岗位上》（1926-1932）来说，也都是很重要的。它们的方针往往使得党反对这些通常拥有数千名成员的组织并最终于一九三二年将其彻底解散，同时也对其他文学团体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一现象令人惊诧不已，因为正是这些无产阶级团体声称要保卫革命的成果并在意织形态上支持实现共产主义。

　　“十月”（1922）和它的文学批评刊物《在岗位上》（1923年夏）的产生与其他某些团体不同，它既与在它之前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如无产阶级文化派或《锻冶场》（1919-1922）的发展有关，与新国家的整个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形势有关，也与当时因此而形成的刊物出版发行状况有关。一九二三年的总形势的特点是错综复杂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此只想略加介绍。

　　早在一九一七年前，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第一个无产阶级组织就作了理论上的准备，革命后发展成为一个群众运动，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思想领袖们认为该组织应该在意识形态领域独立于党之外，进行一场以创立无产阶级文化为目标的革命。党反对这种似乎是脱离政治的倾向、要求和与此联系着的对过去、现在和未来文化的评价；党只让无产阶级文化派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范围内行使一般的教育职能而不想干预无产阶级文化创作在艺术领域内塑造形象的自由。因此，再加上其他原因，大约自一九二〇年以后，无产阶级文化派对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

　　未来派——他们自称为康夫，即共（产）未（来）派——的情形也差不多。他们在一九一八年同样投身于革命，用各种宣传支持革命；但是与无产阶级文化派相反，他们恰恰希望在党和他们的团体之间划等号；未来派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党组织要求登记，这一公开的尝试遭到拒绝。党指示说，它不愿由于这一行动破例。另一个差不多同时想间接达到目的的尝试也同样地失败了。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亲自批评了未来派在一些文章中隐晦地表达出来的观点，他们认为，在未来派的刊物《公社艺术报》上提出的思想就是党和政府的意见。

　　无产阶级文化派和共产未来派都宣布自己的纲领是创造无产阶级文学，然而尽管他们的目标是在作家的思想教育方面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还是未能使党把权力交给他们，即未能让他们独立行使职权。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以前的那些年代的特点是：国内战争、外国干涉和在政治、经济领域清洗政权的反对派。整个新闻事业实行集中领导，并受党的监督。由于时代的政治动荡，一切刊物都受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教育人民委员郁的控制，也由于纸张短缺、普遍的经济衰退以及运输业的瘫痪，作家的文学创作到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间才缓慢地发展起来。当时的那些小刊物，如《未来》（1918-1921）、《汽笛》（1919）、《熔炉》（1918-1923）、《创造吧！》（1920-1921）、《锻冶场》上的无产阶级文学，相对来说作用不大。

　　但是列宁在第十次党代会上（1921年3月8日-16日）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几乎使整个事态发生了突变。现在又允许私营出版社开业了。在短期内出版社的数量剧增，许多革命前的作案，尽管属于资产阶级的旧知识界，现在又可以出书了。在很短时间内出现了一种消遣文学，尽管常刊登在短命的杂志上，然而却甚为丰富。这种文学成了尚处于萌芽时期的、大多是描写日常政治题材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劲敌。

　　在政治和经济崩溃之后，党竭力至少避免文化崩溃，积极支持并召集尚留在俄国的知识分子；没有他们的帮助，一个无疑是十分落后的国家是不可能复兴的。

　　由于独立的无产阶级文学根本就不存在（尽管有许多萌芽），而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和全民文化水平的迅速提高，都有赖于政治上中立的或旧知识阶层中的作家们的自愿帮助，基于这样的认识，当时在列宁和高尔基的积极参预下，党在一九二一年资助创办了二十年代富有传统的大型文学和文学批评杂志《红色处女地》（主编为沃隆斯基）和《报刊与革命》（编辑为卢那察尔斯基、麦谢里亚科夫、波克罗夫斯基、波隆斯基等）。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两家杂志就成功地把当时最重要的，后来（1923年）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被叫做同路人的作家，团结在自己周围。

　　和这两个出版社机构相比，当时的无产阶级刊物印数很少，几乎没有值得称道的影响。此外，《锻冶场》杂志于一九二二年停刊，因为这家杂志的领导小组中的部分成员不理解和不能从思想上解释与新经济政策有关的措施而脱党。另一部分人在一九二二年秋组成“十月”社，其宗旨是重新推动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与资产阶级消遣文学以及虽然是共产党人领导的，但是他们认为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刊物上发表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相抗衡。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1922年3-4月）要求加强政治工作，在这之后，党和共青团给自一九二二年开始出版的科普及文学刊物《青年近卫军》赋予同样的职责，即抵制庸俗的资产阶级新闻报导及其对青年的影响。在该刊发表文章的文学团体有“十月”、“锻冶场”、“青年近卫军”和“列夫”等。自一九二二年起，《红色田地》、《星火》、《探照灯》、《艺术生活》也支持上述工作。

　　一九二三年这一过程变得更为复杂。随着经济全面繁荣，出现了许多文学团体（“列夫”、“构成派”、“山隘派”、“呸主义”等），他们向公众发表了一些大吹大擂的宣言，旨在对国家今后的文化发展施加影响。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局势在许多共产党人看来是靠不住的，有风险的，由于这种情况，现有的无产阶级刊物都不起作用，同时党依然认为受到指责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刊物不可信赖，因此文学批评杂志《在岗位上》在一九二三年夏季问世，它虽然得到党的批准，但是却没有得到党特别的支持。《在岗位上》和《锻冶场》不同，它的年轻的创办者们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他们的目的是使该刊成为一支与同样以文学批评为主的《报刊与革命》杂志相抗衡的力量，并且成为一个意识形态检查机构，不仅对所有无产阶级文学，而且特别是对非无产阶级文学，主要是在《红色处女地》杂志上发表的文学作品进行思想检查。此外，《在岗位上》还希望通过发表深入的、有针对性的文章，比任何一个文学批评杂志更有效地促进无产文学的发展。《在岗位上》还认为，它能够受党的委托，以党的名义担当意识形态监督人的角色，确定与苏联文化生活的继续发展有关的方针路线。

　　仅仅这一纲领就已经导致了以《在岗位上》为一方，和起决定作用的大型文学及文学批评杂志《红色处女地》、《报刊与革命”》党为另一方之间的对立。《在岗位上》特别指责《红色处女地》的编辑沃隆斯基，说他过份鼓励了有资产阶级倾向的文学同路人；攻击党对此熟视无睹，没有执行彻底明确的文学方针，也就是没有明确的文学政策方案，最后还攻击党让无产阶级文学听其自然地发展。此外，一些无产阶级文学团体（如“锻冶场”的残部），特别是自吹自擂致力于未来主义文学的马雅可夫斯基派的未来派，也受到《在岗位上》的指责，而实际控制《在岗位上》的团体莫普（或瓦普）还曾经和列夫派签订过一项协议，以抵御同踏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过大影响，在共同的目标下相互合作呢！

　　引起双方争论的基本上是三个具体问题，一、对待同路人的态度，即如何评价他们在旨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文学活动中的作用；二、无产阶级文学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三、党对待同路人和无产阶级作家，以及对整个文学的态度是促进还是妨碍这一过程。此外这三个问题同确定文学的作用以及古典文学的意义，即所谓的古典遗产问题联系在一起。

　　由于现在大型刊物受党的高级干部领导或监督，它们都是由党自己倡议创办的，而党对当时的出版方针在原则问题上从未提出疑问，党的一些代表也只是很有节制地提出过疑问，同时，《在岗位上》却因它直率的态度受到批评，因此一九二三年开始的论战，基本上与党内两个相互斗争的阵营有关。抛开上述争论不谈，“十月”派的追随者们实际上被禁止在《红色处女地》上发表作品，而《红色处女地》上因有大量同路人的高质量作品，不刊登或只在极有限的版面上刊登那些思想健康但艺术水平多半低劣的无产阶级青年作家的作品，这就使形势更加尖锐。此外，《红色处女地》随时都能向党证明该刊发表的都是质量好的和优秀的作品，而《在岗位上》在由它通过瓦普控制的无产阶级刊物如《工人杂志》（1924-1925）或《十月》（1924）上却做不到这一点．这多半是由于年轻的无产阶级作家（他们是通讯员或者刚刚由通讯员变成作家）缺乏一个作家所必备的文化水准，还因为他们为党的工作所牵累，比那些同路人——假如真的“使用”他们的话——忙得多。总的看来，无产阶级作家水平差些，因此，《在岗位上》在辩论中的地位比对方大为不利。

　　这就是《在岗位上》的批评家们在宣传思想要求的同时，因为不存在无产阶级文学，因为无产阶级文学在文学活动中无足轻重而势必对同路人，对不支持或几乎不支持无产阶级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党，进行不正当的、过于尖锐论争的原因。他们警告，要警惕充满着资产阶级思想的同路人文学的过分影响，指责沃隆斯基是同路人的鼓励者，思想动摇，没有执行党交给他的团结、分化或改造同路人的任务。他们埋怨党没有制订出一项文学政策来。此外，《在岗位上》的发言人企图造成这样的印象，即无产阶级文学已经在广泛的基础上得到充分发展，正在排挤掉同路人文学。

　　根据上述最后两个观点，《在岗位上》要求党的机关赋予它及由它控制的新成立的无产阶级组织瓦普以进行思想监督的霸主地位（这一点与无产阶级文化派不同）。

　　在《在岗位上》看来，《红色处女地》、《报刊与革命》编辑部和党的领导内部的党员的态度显得十分奇特，原因何在呢？这个团体里的党员们在论及上述论争的主要问题时观点又如何呢？

　　革命后不久，在这方面定调子的主要是卢那察尔斯基、列宁和布哈林，一九二一年后是沃隆斯基（《缸色处女地》，由一九二三年起还有托洛茨基。党作为一个组织，其正式态度仅仅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行动中表现出来。也许反对康夫的决定是例外，我们看到的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对康夫，也就是那些后来自称为“康夫”的未来主义者的否定评价不能全归于党，这些评价具有非正式的，更多是私人的性质，上述这几位决定文化和文学方针的政治家们的观点，虽然概括起来说基本倾向是一致的，但是直到一九二四年五月末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和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决议中才正式见诸文字。^[1]尽管如此，大多数党的领导以及这些政治家的观点之间，在绝大多数原则问题上不存在分歧，卢那察尔斯基、布哈林、托洛茨基的言论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分歧一般是非原则的，是日常政策和策略性的。^[2]

　　党内大多数决策人物，避开了意识形态方面辩论方法的原则问题，在对上面已概括叙述的主要问题作出决定时是务实的。他们在决定他们的立场时特别考虑到下列情况和看法：

　　一、无产阶级文学并不存在或者说无足轻重。

　　二、与仍然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作家相比，无产阶级文化派以及无产阶级作家在文化水平上的差距估计只能逐渐消除，因而无产阶级文化也只能缓慢地发展。^[3]

　　三、要迅速有效地提高全民文化水平，只有依靠持中立态度或自愿援助的作家们的帮助，通过批判地吸收和利用革命前一切社会阶层的文化宝库才可能实现。^[4]

　　四、文学在文化和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质和职能。党的领导层把文学作品解释成特殊类型的传递信息和建立多种联系的工具。它“反映”了一个作家认识过程中的过去和现在的现象（也包括革命和国内战争的现象），通过这一反映，它们给读者和党提供了关于由革命引起的俄国社会和思想变革的丰富材料。文学作品则是汇总这些材料的最好途径。此外，文学也促进新鲜经验的传播。

　　不言而喻，只要文学描写不进行公开的反革命宣传，党就认为文学是对于党和全体人民都十分有利的情报手段，它对于日常政治判断和决定具有明显的重要性，因此也就尽可能不用审查的办法去校正甚至歪曲一个作家观察、评价和说明的客观事实，从而也就不难看出，为什么党把这种据说是丝毫不带偏见，然而却是意识形态的图解式的和非常简单化的无产阶级文学不大看作艺术，而更多地看作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宣传的有效手段。在这种态度的背后，必须看到卢那察尔斯基所代表的观点，即在政治所能允许的范围内给予艺术创作尽可能多的自由。^[5]

　　这一切充分说明，党执行了一条完全积极的文艺方针，当然不是《在岗位上》那种意义的积极。党既不能一概反对《在岗位上》的观点，也不能仅仅赞同同路人的态度，因为这样会违背迄今为止的文艺政策，而且党一直重视同路人的支持，也为了对外宣传的需要。当时党不得不在对立双方之间谨慎从事，而且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仅仅准备缓和过激的态度。毫无疑问，党应当关心这场争论。这时尚未解决的问题，主要在于党应该如何直接干预和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干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1923年4月17日至25日）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在很短的章节里谈到党在文学领域的领导。党考虑到文学对群众的影响，承认文学的作用，并提出了一个总的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党必须把对于产生社会影响的某些形式的领导问题提到日程上来。”^[6]这里首先指的是文学作为党的宣传工具的作用。紧接着党代表大会之后，卢那察尔斯基于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即执行新经济政策整整一年之际，也对文学政策问题表了态。他重申决定党在文学政策问题上的行动的那些观点，指出，由于缺乏一种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以致党对文学问题把握不稳；^[7]然而现在已有渐趋稳定的迹象。这样他也就承认了由“十月”提出的批评言之有理：党的文学方针在一定程度上不一致，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统一的政策。然后他根据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继续说：“这一切证明，在最近期间，无论是对文艺问题的实质，还是对由此而来的实践，都将形成明确的看法。”^[8]

　　人们必须根据这一要求来看待托洛茨基于一九二三年里就文化政策问题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的意见（全书于1923年9月出版）。文中他再次详尽而坦率地谈到全部争论的问题，而且用一种卢那察尔斯基不常采用的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卢那察尔斯基则谈得不那么具体。托洛茨基粗略地阐述党对同路人的态度和他们在文学活动中的关键地位，而且特别针对“十月”的攻击为沃隆斯基辩护，说他正确地执行了一九二一年《红色处女地》创刊时党对他的委托。联系到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早些时候的看法，他断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就是艺术的方法。党领导无产阶级，但不领导历史过程。在某些领域中党进行监督和帮助；在另一些领域中党只给以帮助；最后还有一些领域，党只能确定方向。艺术领域不是党能够发号施令的领域，它可以而且必须保护和帮助艺术，然而却只能实行间接领导”^[9]。此外，他告诫“十月”，禁止同路人文学，实际上等于禁止几乎一切文学，因为无产阶级文学还拿不出出色的东西来；因此，党出于政治考虑，也总是反对把自己只等同于一个文学派别，反对那种认为只有无产阶级作家才能创造革命艺术的观点。他说：“党保卫整个阶级的长远利益”^[10]，对文学和文学派别的评价，如果必要的话也包括对它们的支持帮助，取决于“在准备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那些派别所持有或可能持有的”^[11]立场。党拒绝“按政治标准明显是有毒的、起瓦解作用的艺术倾向”^[12]……“我们的标准明显是政治的、命令的和不容异见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应该清楚地描绘出自己起作用的范围。为了表达得更明确些，可以说：在实行警觉的革命的书报检查条件下，在艺术领域内实行同小圈子的恶意吹毛求疵（特别指十月派和《在岗位上》杂志）截然不同的宽大而灵活的政策……全部问题只在于：干预从什么地方开始，它的界限在哪里……”^[13]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托洛茨基对于党的攻击做出的回答再明确不过了。对这个回答没有一个文艺政策的决策人物提出过异议。它清楚地表明，党对待文学同路人一直是讲策略的，宽容的；众所周知，只有富有文学经验，被看作师长的同路人才能促进无产阶级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党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必须反对任意摧残文化和一切思想上的片面性。

　　继托洛茨基之后，沃隆斯基也针对对于他自己及党内大多数人的攻击表了态。他就所谓“文化遗产”对于建立与新的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的文化的意义和作用作了较长的论证，然后他强调指出：“就因为如此，我们的党，我们出版界的领导机关，不断强调文化工作者最基本的任务。这种观点要求对待科学和艺术要极其小心谨慎，要求对过去提供和遗留给我们的一切，要有继承性、渐进性和谨慎、细心、爱护的态度；更求在没有充分掌握过去的发现的条件下，对于本身带有新发现的印记的东西采取清醒的批判态度。”^[14]“在这里，任何租心和匆忙，任何仓猝都不会带来好处，如同机械的措施不会带来好处一样。”^[15]

　　他这段话大致重复了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在他之前和无产阶级文化派争论时已经强调过的意思；同时他也对现在又潜藏在“十月”派内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观点表示了反对的态度。在这里，沃隆斯基也证实了在这个领域的党的领导人列宁、卢那索尔斯基、托洛茨基和他本人之间，在上述问题上没有原则的分歧。

　　在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文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问题上，文化政策领导者在超出日常政策范固的重大决定之外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态度，以及他们所采取的对作家的未来起决定作用的态度，则大不一致。当以《在岗位上》为首的“十月”加紧着手为无产阶级文学奠定基础，并且要求党给以支持时，卢那察尔斯基对待他们就象先前对待无产阶级文化派一样地态度友善。实践家列宁主张“在开始的时候”，可以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16]。托洛茨基，还有沃隆斯基则拒绝创立无产阶级文学，即一种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学^[17]也因为他认为未来是一种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他觉得提倡一种与阶级相联系的无产阶级文学是没有意义的，更不是迫切的，那时存在的文化，将是与现在过渡的文化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文化。

　　托洛茨基和沃隆斯基所代表的观点，加之党对于争论双方总是克制地谨慎从事，不是积极地而只是附带地促进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这已经使《在岗位上》及其追随者有充分的理由挑起一场更为激烈的争论。

　　一九二三年中，《在岗位上》每新出一期都使由“十月”煽起的围绕党的文艺政策的论战更加尖锐化，以至一些年轻的无产阶级作家都觉得这种论战没有道理。戈洛德内依、雅斯内依、柯斯捷林、斯维特洛夫、维肖雷和“十月”及“青年近卫军”（两个组织是联合的）中的许多其他人也从中吸取了教训，在一九二三年底离开了这两个团体并在沃隆斯基的领导下和一些同路人一起创建了“山隘派”。

　　这大大削弱了《在岗位上》和“十月”的力量并使它们日益孤立，尽管如此，《在岗位上》仍然报导在地方上成立以“十月”的纲领为基础的无产阶级团体的消息，发表已经存在的无产阶级组织，如“工人之春”、“青年近卫军”以及更小的文学团体和一批老共产党员表示同情的声明，力图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以《在岗位上》为首的“十月”执行了一条唯一正确，有深厚基础并得到广泛支持的文艺方针。在这场争论中也受到攻击的党，忧虑地注视着对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学自由和自然发展的、由急于求成的策略所决定的创作气氛；党与《在岗位上》相反，把这种气氛更多地看作对于解决无产阶级文学问题的障碍而不是动力。党终于决定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五日召开党和论战派别之间的会议，旨在讨论存在的意见分歧，以达成大家满意的妥协。但是会议延期到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和十日才举行。会前，《在岗位上》的阿维尔巴赫、别泽缅斯基、瓦尔金、沃林在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九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中立还是领导》一文，再次概括了他们的立场，详细重申了他们的理由，力图使党相信他们的立场是有益的。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八日，沃隆斯基也作了同样的努力。以阿维尔巴赫为首的一派强调，文学是一种与阶级密切联系的思想武器，并得出结论说，“共产党在这个领域中应该持有并执行一项坚定的政策”，只有无产阶级文学才能按革命的最终目标去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心理。因此党只能有一个抉择：用一切方法加强无产阶级文学领导干部的力量，以便在思想上逐渐同化同路人。由于实现革命终极目标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不只是意识形态问题，因而在通过文学去影响思想意识的目的问题上党和无产阶级作家的看法不同。沃隆斯基在反驳罗多夫派的观点时说：党力图用谨慎灵活的方针争取同路人，而不是象《在岗位上》的好斗的文学政策造成的后果那样，使同路人与党和国家疏远，使它们成为政权的反对者。党的策略是正确的。沃隆斯基还指责《在岗位上》毒化了创作气氛，在无产阶级文学内部搞派别活动而分裂了自己的队伍。“十月”派和岗位派提倡的文学不是文学，而是对现实的玷污，是乐观主义捧起来的红色圣像画和宣传品。^[18]这些指责实际上（虽然没有明说）是建议处分“十月”派。

　　楚扎克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的发言中把“十月”及其追随者给整个文学造成的实际危险说得更清楚了。此人当时与“十月”的观点十分相近，但他不在《在岗位上》编辑部工作。他指出，党只有借助行政命令式的干预，才能对付一切所谓客观的同路人文学所带来的意识形态上的危险，这种危险在皮里尼亚克散文颓废的资产阶级思维及写作方法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紧接着他要求规定出一种单一倾向的文学：“艺术是有节奏、有组织地生产商品价值的、统一的、愉快的过程——这就是每个共产党员应该遵循的纲领性倾向。”

　　“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促使这种倾向发展，这些措施包括有效地改造人类社会以至有效地支持艺术中现存的任何流派，只要这流派能锻炼意志去争取胜利，力求有节奏、有组织地改造事物——这就是我们对待日常的艺术建设的态度。”

　　“锻炼意志去争取胜利，去进行建设——这就是当前阶级的文学第一位的和绝对必要的任务……觉特别应该运用深入生活的所有方法警惕地坚守岗位，以便：

　　“用一切办法锻炼无产阶级夺取胜利的意志，培养对建设和生活的情趣，在未来胜利的标志下统一文学。”

　　“文学的意志的统一化——这就是今天党的基本策略任务”。^[19]

　　一九二四年五月初的会议虽然使局势明朗化，但是没有能解决问题。沃隆斯基代表一方，瓦尔金（《在岗位上》〉代表另一方作了主要报告。参加讨论的布哈林、雅柯夫列夫、卢那察尔斯基、麦谢里亚科夫、奥新斯基、波隆斯基、梁赞诺夫基本上站在沃隆斯基一边，别泽缅斯基、凯尔任采夫、列列维奇、拉狄克、拉斯科尔尼科夫、罗多夫支持瓦尔金的立场，还有别德内依也部分地表示支持，《在岗位上》的阿维尔巴赫和“锻冶场”的雅库鲍夫斯基在一些问题上持中立态度。

　　在所有提出来的问题上都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一、对于岗位派指责沃隆斯基没有履行党的委托这一点，波隆斯基、梁赞诺夫为沃隆斯基辩护，甚至还有拉狄克以及麦谢里亚科夫也间接为他辩护。因此沃隆斯基在结束语中断言：“现在谈的不是我，而是我们领导机关采取的立场。每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我检查一次自己的策略，征求同志们的意见，还没有发现我的路线被谁认为是不正确的。”

　　二、关于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已经发展起来，并且唯有它才能从革命目标的意义上实现对人类的改造的断言受到怀疑。因此，说明无产阶级文学的功效和它已相当普及的理由，也已经被证实是完全骗人的，因为麦谢里亚科夫说，无产阶级文学作品滞销，把库房都堆满了。

　　三、布哈林和托洛茨基重申，衡量对文学普及工作支持的尺度，是它对整个文化建设和革命目标所起的作用，卢那察尔斯基则象过去一样，强调文学的价值是一种重要的，不能为其他资料所代替的情报手段：“艺术的繁荣可以成为我们认识国家的极好资料。”^[20]因此一方面，如果出现了有缺点的作品也不要紧，因为它不能再损伤业已巩固的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不应该在艺术作品中，放进狭隘的党的纲领性目标。”^[21]

　　四、布哈林和卢那察尔斯基，以前还有托洛茨基，都反对瓦尔金、罗多夫特别是别泽缅斯基在文学方面提出要规范化的不恰当要求，因为他们“不重视艺术的特殊规律”。^[22]“幼稚的意识形态”（雅库鲍夫斯基语）、《在岗位上》不正当的论战方式和由此造成的同路人与党的疏远，这一切都象《在岗位上》所代表的轻视文化遗产对无产阶级文化发展的作用（雅柯夫列夫语）一样遭到否定。

　　雅柯夫列夫指出有人持有与无产阶级文化派相似的、早已受到列宁明确批判的态度。这表明一种倾向，即有人想和无产阶级文化派有些类似的思想发生联系，以此来促使《在岗位上》放弃其立场（如凯尔任采夫，参看下文）。

　　瓦尔金要求党必须在文学界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党的基层组织，一个布尔什维克派，并把它作为瓦普的核心，尽可能团结和控制其他作家及作家组织（瓦尔金）。由于岗位派迄今进行文学批评的态度和策略不够有说服力，因而这个要求遭到沃隆斯基派的断然拒绝。尽管如此，瓦尔金在发言结束时仍宣布：“既然我们在这里，在这个领域里进行斗争，既然文学的契卡是我们所必需的，同志们，应该理解这一点……在文学领域里，我们的口号不在瓦普专政，而是党专政”^[23]。与此同时，瓦尔金还提醒党注意一九二三年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的第二十四条。

　　大会期间，约三十名著名的同路人作家和工人作家给大会递交了一封信，要求保护他们免受岗位派的攻击，并请求考虑文学的特殊性，即希望考虑“做一面反映我们周围新生活的镜子……创造有个性的作家的面貌”^[24]。对于文学的作用和特性的这个公认的估价，原则上和卢那察尔斯基及沃隆斯基的观点极为一致，得到巴别尔、叶赛宁、格拉西莫夫、卡达耶夫、卡维林、基里洛夫、曼杰利什塔姆、皮里尼亚克、沙吉嬢、斯洛尼姆斯基和А.托尔斯泰签名赞同。

　　这次会议作出的决议内容，基本上逐字逐句地写进了一九二四年（五月末）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议完全恪守了沃隆斯基派代表的路线：虽然强调应面向无产阶级和农民作家，也想比以往更有力地支持和帮助他们，但是同时也强调给同路人以特别支持的愿望，而且强调党对他们的态度不变。岗位派所进行的文学批评方式以及“十月”和“锻冶场”之间的派别斗争，受到了严厉批评．强烈要求建立“作家和俄共中央报刊部的党员评论家的定期会晤，党员及文艺部门党组织对工作更加系统的领导”，来取代由一派组成的党在文艺领域的监督机构。

　　会议的结果是，党现在愿意定期举行会议，讨论有待解决的文艺政策问题，但矛盾并未得到解决。当然也有一点成果，那就是《在岗位上》论战的锋芒减弱了（参看第五期），尽管它基本上还坚持同过去一样的论点。这种情况部分地出现在《在岗位上》杂志本身，但更多地出现在论战各方五月会议之后在《星》上继续进行的讨论中。”这次讨论的材料陆续发表，一直延续到一九二五年春。最激烈的攻击针对沃隆斯基在《作为对生活的认识的艺术与当代现实》中发表的看法，以及托洛茨基断言不可能也不会有无产阶级文学的说法．五月决议指出，文学政策必须面向无产阶级和农民作家，为他们提供一切物质支持。在继续进行的讨论中，这被说成是号召单方面给这些人以特权，这一要求最终必将成为现实。然而事实却是，无产阶级作家象过去一样，由于他们大多数缺乏相应的文化水平，拿不出有吸引力的作品，而只能拿出些销路不佳的作品，因而许下的物质上更多地支持他们的许多诺言——因为不大妥当——只停留在口头上而已。所以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无产阶级作家必然获得这样的印象：要摆脱这种可能性和实际条件不相符合的困境太困难了。谢雷是这样描绘那时的情况的：“我们的辩论越来越神经质，正好用我们大多数作家的文学工作走进死胡同来解释。”^[25]因此他建议，无产阶级作家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是“暂时拒绝同路人，即使不得不停办轻松读物的专栏，也要这样做。过一段时间将会得到补偿。我记得在一次代表会议上，一位非常负责的党内同志斥责岗位派分子的时候曾建议：‘你们写吧，象谢芙琳娜一样，——我们将拿出一百万’。没有谁回答他：‘现在就把一百万拿出来吧！过一年我们给你谢芙琳娜那样的作家’”。^[26]

　　同时，在论战中以回忆的形式提到的列宁关于党在文学中的领导作用和关于创造无产阶级文学的言论也没有能按岗位派的意见使问题得到解决。有人引证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关于党性的段落，断言列宁在这里指的是整个文学，不只是新闻报导。但是这个观点没有引起特别重视，因为同时有人在讨论中指出，列宁仅仅指党的新闻事业，而不是指纯文学，——这是在一九三七年已为克鲁普斯卡娅所证明的一个事实。但是有关党性的那一段落的提法决不意味着否定党在文学中的领导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后来继续进行的讨论也说明了这一点。讨论中引用的第二点指示是，列宁主张创立为千百万人所理解的文学，但这也不需按岗位派的观点来解释，即认为这一定是，而且只能是一种无产阶级文学，党的大多数领导人不这样看问题。他们要求质量高、更易于接受的文学。

　　总的看来，岗位派继续坚持僵化态度，使它更加孤立。《在岗位上》编辑部在第五期出版约一年之后，才为第六期的出刊找到新的发行人，这就是这种孤立的明证，罗多夫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月”派又一次全体登场。他们企图通过召开一次所有无产阶级作家声势浩大的大会，来显示他们在文学活动中的政治思想职能和无产阶级文学的重要性；卢那察尔斯基又一次力图从中斡旋，可是劳而无功。在会议通过的决议中，瓦尔金的与一九二四年五月稍有不同的立场明显压倒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调和折中的立场。凯尔任采夫把辩论推向了高潮，他断言岗位派是无产阶级文化派合乎逻辑的继续。^[27]但是与一九二四年五月不同，主要争论不太集中在党的身上，而几乎是全部集中在沃隆斯基和托洛茨基的态度和影响上。

　　一九二五年初讨论的目标是，缩小沃隆斯基在文学活动中占统治地位的影响，至少也要达到平等对待无产阶级作家和非无产阶级作家：“文学政策的任务是要找到一条中间路线，这条路线我们现在还没见到，在沃隆斯基那里也没有。”^[28]在谈到同路人时可以看出有一点小小的让步：“……我们应该这样扭转我们的文艺政策，以致能利用同路人和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对我们有利的各种各样其他人物的文明力量，为无产阶级作家开辟一条宽阔而自由的道路，在评价作品时把内容提到高于艺术性的地位……”^[29]

　　到一九二五年春，人们最终将看到：无产阶级作家，首先是以列列维奇、罗多夫和瓦尔金为首的极左派的要求是否行得通，党是否相信必须贯彻一种比较强硬的文艺政策。

　　在无产阶级作家大会决议中，关于同路人和古典遗产的作用的措辞温和，人们估计整个斗争的气氛将渐趋缓和，但是情况恰恰与此相反。虽然支持沃隆斯基的党的领导人承认，沃隆斯基应该给予青年无产阶级作家比以前更有力的支持，但是也再次说明他是忠诚的。然而人们对此不予置理，决定让两名干部拉斯科尔尼科夫和索里内到《红色处女地》编辑部去监督沃隆斯基；此外试图通过他和岗位派的会晤调解分歧。由于沃隆斯基和岗位派现在都强化了各自的立场，这种努力归于失败。

　　这种情况加上瓦尔金在会上发言又坚持同一年前一样的观点，使得党的高级干部在其后的几个月内对原则问题重新表了态，他们还在中央委员会新同局里发表了一系列新的讲话。这次也和一九二三到一九二四年一样，议题仍然是对同路人的评价和在用行政手段建立一个岗位派即“十月”领导下的瓦普的文学霸主地位问题。这次讨论并没有提出更多论据，而基本上只是把过去已陈述过的理由比较清楚地具体化而已。当时奥新斯基、布哈林和伏龙芝曾强调，在需要依靠同路人的时期里，人们还是应该策略地辩证地对待他们，到了某一时刻——布哈林没有进一步明确哪一时刻——倘若无法把同路人改造过来，就可以最终将他们排挤出去。布哈林奉劝过激派——岗位派，不要期待党会给予垄断的批准书，而要靠自己的文学成就去争取。瓦列伊基斯明确地补充说：“党不能，也不应该把文学的领导权转托给任何作家组织，即使它是由最最优秀、最最革命的人们组成的”。^[30]党的干预应该象先前已经强调过的那样，局限于确定总的文学政策。对文学实行监督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必须通过更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和明确的刊物方针来进行：“假如在一个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里，没有‘对文学施加影响的可能性’那将是可笑的，有许许多多可能性，我们在这里只列举三种最主要的途径：（1）保障我们的文学刊物、报纸的编辑部和各出版社的编委会内政治思想坚定的成份，（2）党最广泛地运用批评的工具（在工人阶级垄断出版的条件下），（3）对那些具有明显反对苏维埃、反对革命倾向的作家的作品采取查禁和不予出版的手段。”^[31]卢那察尔斯基也说过同样的话。

　　维护岗位派的戈尔巴乔夫和佩尔谢，现在也同“十月”内部以罗多夫、列列维奇和瓦尔金为首的极左派一样孤立了。当时的瓦普最高领导人之一富尔曼诺夫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全苏和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组织事实上还把自己摆在这样的地位上，以至于上从中央下至莫斯科市委（苏共的地方委员会），没有任何一个党的机构认为这些作家组织是从属于自己的，因为这些作家组织的所作所为，绝不是要去靠近党的机构，恰恰相反，是在分庭抗礼，从而遭到了党的机构的反对，同样也遭到许多同志的反对，这些同志本来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朋友，至少也是持中立态度的，现在正在变成敌人。”^[32]

　　党在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颁布（七月一日公开发表）的《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结束了延续两三年的论争。决议中基本上把一九二四年五月决议中确定的内容正式地确认下来。

　　党和岗位派之间进行的从年初直到夏天的争论，由此引起的瓦普内部的路线斗争，以及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决议，最终导致《在岗位上》的停刊和一九二六年二月瓦普的分裂。列列维奇、罗多夫和瓦尔金后来失去了他们迄今为止的职位，而且被开除。一九二五年四月就已转向的阿维尔巴赫成了瓦普的领导人，并成了决定瓦普（拉普）自一九二六年以来开始时比较温和，后来又变得特别激进的方针的关键人物．这个政策的大本营是继《在岗位上》之后出版的《在文学岗位上》。后来这一文艺政策几乎出于同样的原因又走进了死胡同。这时，党又一次进行了干涉，并且解散了所有无产阶级的文学组织。

宁瑛译张泰凰校

^[1] 俄共中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文化问题》，1925年，第215-220页。——原注

^[2] 参见：《卢那察尔斯基选集》，1964年版第3卷，第275页；《俄国艺术政策的原则》，载《新世界》1966年第8期第240页，《卢那察尔斯基选集》，1964年第2卷，第306页，托洛茨基：《论文学》，载《报刊与革命》1923年第7期，第1-16页。关于卢那察尔斯基、布哈林和列宁之间对于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未来派评价的分歧，参看《列宁给波克罗夫斯基的便笺》，《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349页，《决议草案》第454页，《给卢那察尔斯基的便笺》，第493页，布哈林，《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汉堡，1923年版，第73页，和《文化问题……》第142页，以及《无产阶级和艺术政策问题》（1925）等。——原注

^[3] 沃隆斯基：《论我们党的无产阶级艺术和艺术政策》，《红色处女地》，1923年第7期，第53页。——原注

^[4] 同上。——原注

^[5] 《卢那察尔斯基选集》，l964年版，第3卷，第262页。——原注

^[6] 《关于宣传、出版和鼓动问题》，《革命中的苏共中央》，1954年版，第736页。——原注

^[7] 《艺术政策问题》，《卢那察尔斯基选集》，1967年版，第3卷，第275-207页。——原注

^[8] 《艺术政策问题》，《卢那察尔斯基选集》，第275页。——原注

^[9]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161页。——原注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

^[13] 沃隆斯基：《论我们党的无产阶级艺术和艺术政策》，《红色处女地》。1923年，第7期，第261页。——原注

^[14] 同上。

^[15] 同上，第259页。——原注

^[16] 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698页。

^[17] 沃隆斯基：《论我们党的无产阶级艺术和艺术政策》，《红色处女地》，1923年，第7期，第265页。——原注

^[18] 见沃隆斯基：《论当前时刻……》，《无产阶级和文学……》，第49-51页。——原注

^[19] 楚扎克：《无舵无帆（论我们的政治和文学）》。见《十月的思想》，1924年第l期，第47页。——原注

^[20] 卢那察尔斯基：《文化问题……》，第115页。——原注

^[21] 同上。

^[22] 卢那察尔斯基的这句话，见《文化问题……》，第114页。布哈林的同样的意见，见《文化问题……》，第84页。——原注

^[23] 参见《文化问题……》，第129、132页。——原注

^[24] 作家的信，见《文化问尴……》，第137-138页。——原注

^[25] 见《无产阶级和文学》，第132页。——原注

^[26] 同上书，第130页。——原注

^[27] 凯尔任采夫：《关于托洛茨基、沃隆斯基和其他同志的错误……》，《十月》1925年第1期，第l14页。——原注

^[28] 列别杰夫-波梁斯基：《论文艺政策》，《十月》1925年，第l期，第120页。——原注

^[29] 列别杰夫-波梁斯基：《论文艺政策》，《十月》1925年，第1期，第123页。——原注

^[30] 瓦列伊基斯：《论我们文学艺术的路线……》，《文化问题》第186-187页。——原注

^[31] 见《文化问题……》第187页。——原注

^[32] 《富尔曼诺夫日记摘抄》，《十月》1937年第6期，第246页。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