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6．“谢拉皮翁兄弟”社
谢拉皮翁兄弟自传
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纪事》杂志，1922年第3期，第25-31页。
米哈依尔·斯洛尼姆斯基
谢拉皮翁兄弟的第一次会议，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在艺术之家举行。当时出席的有：左琴科、隆茨、尼基京、格鲁茨杰夫、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卡维林、我本人以及诗人波兹涅尔和波隆斯卡。一个月后，来了Bc.伊凡诺夫和费定，诗人尼古拉·吉洪诺夫参加得最晚。
大家决定自由聚会，不订章程，只凭直觉接收新社员。对待“客人”也是如此。各人写的东西都在会上朗读。喜欢的东西就被认为好的，不喜欢的就是坏的。大家最怕的是丧失独立性，担心突然变成“教育人民委员部所属谢拉皮翁兄弟社”，或附属于任何其他机关。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自找门路。在不同地方发表作品，但是希望将来能自己办一份杂志。目前只出了一个集子（由人面鸟出版社出版）。这个集子由柏林的俄国创作出版社重印。第二个集子的稿子也寄到那里去了（给A.托尔斯泰和高尔基）。
文学传统一无所知。
我自己的情况如下：
一九一四年，也就是十七岁那一年，我提前中学毕业，上了战场。到过的地方有：经华沙到叶季诺罗日茨（离德国边境七俄里），从那里退到罗扎内，渡过纳雷夫河到达波列西耶（莫洛杰奇诺）。在纳雷夫对岸受震伤：炮弹爆炸的气浪把我抓翻在地。折断了一根助骨和一条腿。
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彼得堡结束军事生涯时，仍旧是一个士兵。
最近三年很少离开彼得堡。即便离开，时间也不长。
一九一七年写过军事评论，现在则写短篇小说。《第六步兵团》一书将在近日内出版（时代出版社出版），还有一本书（《鬼轮子》等）将由往事出版社出版。
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
生于塞米巴拉金斯克州的列比亚日村。父亲维亚切斯拉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原为金矿工人，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乡村教师资格。但他很少教书，特别是很少教我，越来越经常地到修道院和到女人家里鬼混。喝酒喝得神经失常，有些酒精中毒，我有七年投有看见他，一九一九年回家看望，第二天我的兄弟波拉季的鸟枪走火，无意之中打死了他（一年后波拉季本人也死了）。母亲伊琳娜·谢苗语夫娜是一个哥萨克女人，现在仍住在村里，她让叔叔代笔——她不识字——给我写信说。“回来吧，我打了一普特黄油，晾了很多山楂干。”
我知道村里的山楂熟了，密密麻麻的鲜鱼在水中游，盐湖上空的水鸭滑上去宛如成熟的浆果。而我却坐在彼得堡写小说。
我在乡村小学上的学，又在农业学校学习了半年。从十四岁起开始游荡。当过五年的排字工人、水手、马戏团丑角、魔术师——自称“苦行管本·阿里·贝”（吞剑、用针穿刺、跳刀山过火海、变戏法）带着手拉风琴在托木斯克走街穿巷，在集市的临时戏台上演出，充当马戏团的演唱者，甚至当角力士。
从一九一七年起参加革命。捷克人占领鄂木斯克后（当时我是赤卫队员），我的同伴有的被枪杀，有的被吊死，我便逃到饥饿草原，而当父亲死后（哥萨克认为是我把他打死的，因为父亲拥护沙皇，想用家法治我），我便过了塞米巴拉金斯克，进一步朝蒙古方向逃奔。
追捕我追得很紧，因为我参加过共产党的秘密活动。就这样，在高尔察克统治的整个时期，我在乌拉尔和赤塔之间流浪，而在被动员后，派我到什塔维尔赫的流动印刷所当排字工。我的身份证是假的，上面写的是：“叶夫盖尼·塔拉索夫”
接着发生两件事：
当列车被游击队围住时，押车队队长马林诺夫斯基准尉对我说：
“把你的大衣给我，你把我的海龙皮大衣拿走。我打算逃走，这里道路没有截断。”
我给了他。准尉没有能够逃脱，在离列车半俄里处被砍死了。游击队员走了过来（他们穿着白长袍，为的是在雷地里行走时不易被发觉）在车用旁边打死了一个老将军、一个冻坏耳朵的海军准尉以及将近三十个被铁路工人认出来的志愿军。
晚上，当尸首全被拍走，血已凝结（沾满血迹的雪地象褪了色的、被虫咬的天鹅绒）时，我想溜达溜达。披上大衣，走出车厢。雪地上夜色宛如海面上的冰。两个骑马的人从列车旁经过，匆匆回头瞥了一眼，继续往前走。突然我感觉到马头触及到我的肩膀。于是我问道：
“什么？”
回答的语气是平静的，不象喝醉酒的样子。
“由于你们的缘故今天苏梅宁同志被杀了！跪下，向上帝祷告吧，我现在就送你到阴间去。”
说话的人在马鞍上摇晃了一下，然后双手从皮袄里伸出来，每只手都握着枪。原来我忘记摘掉军官的肩章。我说明我是工人，并且骂起娘来。接着我愤恨地说：
“不，我不跪下，也不向你的上帝祷告，因为我不信。开枪吧！”
那人从马鞍上俯下身来，朝我的帽子下面张望，我见他长着一大把胡子，喝得烂醉如泥（这从气味上闻得出来），很可怕。
“你怎么……好一个……胆敢活着不信上帝？”
于是我们就争论起信仰问题来——这个本地老居民原来是一个基尔扎克的分裂派教徒。我对农民的信仰知道得很清楚。他藏起手枪，说道：
“你瞧那边有灯火的地方，按照我的命令，搬去一口袋面粉和一桶奶油。”
“我没有。”
“仓库里公家的有没有？”
“锁着，即便有，我也不能撬锁。”
“你不要撬，你是俘虏，你没有权撬。我能撬。带我去看看。”
我从撬开的车厢里取出一大袋上等面粉和一桶奶油，拖着滚着，走了三俄里，才送到他的家里。在他屋里有一个女人，后背宽大得象一辆大车。在长椅上放着一块块印花布，高板床上则是地主老爷家的箱子和一幅被刺刀扎穿的画，留声机正在唱者。桌子上的土烧酒桶里放着一把长柄勺。我们喝了一整夜，骨骼粗大的女人烙着薄饼，我们争论着关于上帝和三指形十字架的问题。
“来吧，”谢列兹湿夫抱住我说，“夏天到我这里来吧，西沃特[1]。你很会骂娘而又不信上帝，同你一起很愉快，来吧。”
第二天把我们送到新尼古拉耶大斯克。城里很冷，刮着风。伤寒病流行。路基旁横七竖八地躺着死人，当我朝车站方向走去时，看见狗拖着一条人腿，小腿肚已被啃得露出了骨头。我被从肃反委员会带到某处。那里的人翻了翻文件，问道：
“您的真姓是伊凡诺夫？”
“是的，我叫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而为了‘打马虎眼’，化名叶夫盖尼·塔拉索夫。”
一个穿着军便服的人想了一想，写了一张条子给某个契卡巡查队，然后再翻了翻文件，匆忙地说：
“既然您是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那么您被捕了。”
被捕的和被俘的高尔察克分子当时大约有一万人。火车从各个会让站运来冻死者的尸首——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对谁生气呢？原来替高尔察克做事的，也有一个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他在鄂木斯克当一份小报的编辑，写爱国的诗。一间牢房里关了我们十七个人，早晨来了一个士兵，对我说“
“穿上衣服，到外面去！东西可以不拿。”
“到哪里去？”
“到‘高尔察克集市’。”
我们被押到城外去。我一着慌忘了戴帽子，那时我的头发长得垂到肩上，风把它吹得竖了起来。押送兵回头对我说：
“你为什么不戴帽子？”
我作了解释。他说，不戴帽子不行。便让队伍停住。这时天已大亮。职员们一个个前往机关上班。押送兵上了人行道，从一个资产者头上摘了一顶很好的毛皮帽。
“现在走吧。”
这时人们用了上来。我听到有人在喊：
“伊凡诺夫同志！”
我看，是排字工尼古拉耶夫，一九一七年曾同他一起参加过印刷工人代表会议。他的一只手用带吊着，胸前佩带着红军的符号。看来是一个政委。他对押送兵解释，为什么不能把我枪毙，因为我完全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士兵看来听烦了，抽完烟，说道：
“难道审判是我的事吗？既然你需要他，就把他带走吧。”
尼古拉耶夫把我从那一群人里拉出来，其余的人都被带到城外去了。
一个小时后，给我发了临时证件和离开城市的通行证。
当然这并不是我经历的一切，因为从一九一七年起，我走的是一条出生入死的道路。我能活下来，感到很高兴。
我看见过一堆堆的尸体排成一行长达几百俄丈[2]。看见过翻倒在雪地里的列车，里面是冻的伤兵。看见过游击队员如何焚烧尸体（因为没有力气掩埋）：一排尸体，一排从房子上拆下来的圆木，擦起来有两层楼那么高。焚烧人体发出的烟似平把天空都熏黑了。看见过挤满装着伤寒病人的列车的铁路死岔线，我自己也得过伤寒，旁边的人想把我从车厢里扔出去（因为害怕传染），而我枕头底下放着手枪，不让任何人靠近我（被扔出去的话，会被冻死的，我们的车厢总算还生着火）。就这样，我说着胡话，带着手枪躺了七昼夜，嘴里喊道：
“别过来，要不打死你！”
而在路两旁农民的牲口棚里，堆放着一匹匹抢来的各种料子。风象石块一样击来，打死人象点火一样简单。腿上长满毛的农民教我不要害怕。他说：
“小伙子，如果你不信上帝，那么就用拳头摁住心口，平稳地、深深地呼吸，让自己出汗。如果你出了汗，那么什么都可以干。”
在鞑靼县，在原始森林里，我当过校外辅导员。因我在布鲁斯尼奇内村开办学校和阅览室有功，村民会赠给我当时在乌尔曼发现的两枝猛犸牙。
我在鄂木斯克当过报纸发行员和校对员，帮助我离开鄂木斯克的是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3]和我终生的好友——格·乌斯季诺夫。路上走走停停，于一九二一年一月才到彼得堡，到这里后，在学者之家附近就餐，写我早就想好的东西。五月参加“谢拉皮翁兄弟”社，成为阿洛伊特兄弟。
我从一九一六年开始写作，但很少发表。整个革命期间没有写什么，只写了几篇文章（写得很糟）。已出版的作品有：短篇小说《峡谷》，中篇小说《彩色的风》、《游击队员》、《铁甲列车14-69》。将要出版的有短篇小说集《第七个岸》；《红色处女地》上将要发表长篇小说《天蓝的沙地》，现正在写长篇小说《印花布的野兽》的结尾部分。
情况大致就是这些。
康斯坦丁·费定
我的故乡是萨拉托夫。童年在当地的农村——叶夫谢耶夫卡、西年基耶、乌维克、波利瓦诺夫卡、库尔久姆和拉兹鲍依辛纳度过。那里有荒芜的果园、渔民的平底小木船、拖船和坚硬的茴香苹果。
实科中学学生巴尔马舍夫带我划船玩。
在西年基耶附近的一条沟里，一面吃着面疙瘩，一面背诵着：ьду（我乘车走）、ьм(我吃)、бьс（鬼）、бьлый（白的）、бьда（灾祸）、бьгать（跑）、побьла（胜利）、обьщать(答应）。苦得很。而现在这些词都写“е”而不写“ь”。
学校
我在城里学过小提琴，同一个常在板里和马车棚里玩的朋友托利卡·赫沃罗斯图欣一起玩杂技，在学校里演过歌剧《扎依金的新娘》，在音乐会上拉过提琴，当过朗诵演员。在米特罗方教堂里当过职员，在本教堂的节日里，同神甫一起到本教区各地去转悠。
后来到伏尔加对岸的草原去。到乌拉尔斯克，到怡甘河边，河水是黑色，岸边是果园，寂静无人，河里有鲈鱼、冬穴鱼和鲫鱼。
在萨拉托夫，在伊林街上，我在恐惧和战栗中看到人们举看黑旗，旗上写着白字：“西皮亚金之死是巴尔马舍夫对他的惩罚”。[4]夜里梦见这几个字，还梦见实科中学学生巴尔马舍夫带我划船玩，不禁开心地笑了。
再晚一些，我在学校里组织罢课，发生暴行期间，我和母亲坐在地窖里（通向地窖的门用一根细绳栓着），很可怕。我水远忘不了熊熊的大火和呻吟声，忘不了人们如何手捧神像站在大门旁，以求免遭灾难，忘不了如何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波兰人被折磨死，而我顿足捶胸、号啕大哭的情景；忘不了如何把教我拉提琴的老师（戈尔德曼）藏在厨房的楼梯下，用葱盖住的经过。
这时我觉得自己长大成人了（虚岁已十四岁），开始同父亲发生争论，到车站去送第一届杜马成员时，向劳动团分子鼓掌，唱起了《马赛曲》。出于逃得快才没有落到宪兵手里。
父亲用嘲讽的态度对待我。
因此我放弃学习，到当铺里当了小提琴，跑到了莫斯科。
到那里时，口袋里只有两戈比铜币，找到了一个画家朋友，给他当模特儿，过着半饥半饱的和龌龊的生活。
过了一个星期，父亲找到了我，领我参观了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和动物园，然后把我带回萨拉托夫老家。
到家后，他给我一个月四卢布的薪水，不再管我喝不喝酒了。为了不让我白赚这笔钱和回抽烟的大罪，叫我在他店里当店员。
我学会了做买卖。
半年后我口袋里装着五卢布钞票和猎人用的刀子，乘伏尔加河上的船从家里出逃。但是不久我回了家，借口这次态度温顺要求父亲同意我继续学习。
父亲让步了。
我在柯兹洛夫上完商业学校，这个城市是蛋类、肉类和粮食的集散地，那里有发出强烈气味的马市场，人们说话时都把现在时第三人称动词结尾的辅音发成软音。
大学生时代
后来到了莫斯科。正式聚会在瓦连京日，友好聚会在塔季雅娜日，一般聚会几乎每天都举行。杜马已不是第一届，甚至不是第二届了，报纸登的尽是普罗索洛夫、马尔季亚内奇、多尔马托夫、切贝里亚克之流的文章，教室里警士站着岗。这几年的时间莫斯科大学生都是在彼得门附近的夜间茶馆里，在“套鞋”里度过的。对我来说，由于这些年我到过莫斯科、乌拉尔斯克、阿斯特拉罕和尼兹尼之间的各个城市以及第一次到了彼得堡，我才觉得过得不错。
萨拉热窝响起枪声时，[5]我正在巴伐利亚，在纽伦堡。我的生活很贫困，正学着语言，此外无所事事，同舒克尔特的工人和埃朗根的大学生交朋友。
埃朗根这个德国小城市真不错！
在施泰因村，在法贝尔工厂以及别的举行跳舞会的地方，我拉过小提琴。国民学校教师克拉策尔先生为我伴奏，我们演奏波尔卡舞曲、卡德里尔舞曲、席歇尔舞曲和进行曲。克拉策尔先生得七马克，我得五马克，外加每晚八升啤酒——这是跳舞的人自愿给的。
纽伦堡的警察在搜捕抢了柏林某银行的俄国作案者时开始查问我的经历，在德国，他们是首先对我的经历发生兴趣的人。
战争
当我离开纽伦堡时，车站上张贴着号召同间谍活动作斗争的命令。到德累斯顿后，当局把我扣留起来。当时我感到无聊得要命，为了解闲，我曾向俄国画家谢加利学习画画。
普鲁士王国的警察把我流放到捷克边境的齐陶市，我在那里有过不少痛苦和欢乐：在这难忘的几年里我的身份都是第五十二号被俘平民，同时又是德国画家和德国社会党人、俄国士兵和俄国理想主义者的朋友。
我当了市立剧院的合唱队队员。一个月后，我演唱了《三月》中特拉赫坦·米克列福特勋爵的第一段唱词。在这之后，我被确定为喜剧低音演员。曾在格尔利茨、安娜贝格的剧院里演出，随同一个相当糟糕的剧团去过萨克森农村。最可笑的、不知为什么又感到后怕的是：在格尔利茨市立剧院演出时，我得了西班牙流行性感冒，在瓦格纳的工匠歌者的合唱中我竟唱了别人的唱词。
一九一七年十月后，几次要求允许我回俄国，但毫无结果。在斯巴达克团的一些朋友的帮助下，我获准到战后我国派到柏林的第一个使团的战俘保护处工作。这一点足以促使德国当局客客气气地递给我一份苏联使馆发的护照，把我混在一群缺胳膊少腿的、患痨病的和奄奄一息的被称为俄军士兵的人中间，立即把我送往东线。
革命
在俄国境内的奥尔沙，祖国用快乐的枪炮声欢迎我归来。记得我并不觉得奇怪，因为我来自德国，总觉得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开枪开炮。
然后来到莫斯科。这里我第一次同饥饿展开斗争。记得我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办公厅主任，每天我经过克里米亚桥，桥的上空乌鸦成群结队象在迎亲一样，整个莫斯科上空都是乌鸦，各条街上，在腐烂发臭的死客上也是乌鸦。我挣扎了五个月，后来逃到了伏尔加河畔。在车厢里和一个患斑疹伤寒的病人在一条坐椅上整整睡了三昼夜。
我在塞兹兰定居下来。在这里，我的革命活动仍在进行。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里，在阳台上，在执行委员会里；在剧院里，在广场上用俄语和德语发表演说（在这之前和现在我连一两句话也说不出。）对乌索列耶的农民讲世界草命，对马扎尔人和德国人讲劳动教育的原则，对塞兹兰的磨坊工人讲斯巴达克团团员和贝拉-库纳，对学生讲苏维埃的巴伐利亚和其他许多美好的事物。我办了一份杂志，竭力想发动列皮耶夫卡、潘申、索洛弗奇欣等地的农民写稿。我编过报纸，当过讲演人和教师、拼版工人，市执委会秘书、宣传鼓动员。为红军的骑兵招募志愿兵，自已也当了骑兵，入了党，被派往前线。
这一年是我干得最好的一年。这一年我的革命热情达到了高潮。
最后在尤登尼奇发动进攻的日子里到了彼得堡。在这里第二次碰到机镜。在这里，在巴什基里亚独立骑兵师作战，在办公室工作，参加群众大会，办军队的报纸，搞编辑工作。还同各种各样的人会见。
这一次我没有逃跑。
————————————
我的革命看来已过去了。我退了党，我有满满一书架书，现在我在写作。
还有一点要不要讲一下？只讲两个日期和两件事。
第一个短篇小说写于一九一〇年夏天。第一次发表作品是在一九一三年秋天，作品登在《新讽刺》杂志上。
一九二〇年我认识了马克西姆.·高尔基
一九二一年同谢拉皮翁兄弟们交了朋友。
米哈依尔·左琴科
谈谈自己，谈谈思想，还谈谈某些事情
我的父亲是画家，母亲是演员。我讲这一点是因为在波尔塔瓦还有姓左琴科的人。例如叶戈尔·左琴科是专做女服的裁缝。梅利托波尔有一位产科医生和妇科专家左琴科。因此我声明，我甚至连他们的亲属也不是，我同他们不认识，并且也不想认识。
坦率地说，由于有他们在，我甚至连大作家也不想当了。他们一定会来找我的。读完我的作品，就找上门来。已经有一个姑姑从乌克兰找我来了。
一般说来，要当一个作家很难。例如，也需要有思想……现在都要求作家有思想。
沃隆斯基（一个好人）就这样写道：
……作家需要“确立更为精确的思想”。
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
请问，当没有一个党能把我整个地吸引住时，我能有什么“精确的思想”呢？
在入了党的人看来，我是一个党外人士。就算这样吧。关于我自己，我本人要这样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不是社会革命党人，不是保皇党人，我只不过是一个俄国人。而且是一个政治上没有道德的人。
说句老实话，我至今不明白，就拿古契科夫来说……古契科夫参加了哪个党？鬼知道他参加哪个党。我知道他不是布尔什维克，但是不知道他是社会革命党人还是立宪民主党人，而且也不想知道，即便我知道了，我还仍将象过去一样喜欢普希金。
许多人为此对我非常生气。（他们会说，在三次革命之后，还这样洁身自好。）然而事情正是这样。对我来说，这种不知道仍是一种乐趣。
我对任何人都不仇恨——这就是我的“精确的思想”
那么更为精确的呢？更为精确的——请听着。就总的气质来说，我感到布尔什维克与我最接近。我同意和他们一起当布尔什维克。
再说，我不当布尔什维克，还有谁能当呢？
我“不信上帝”。我甚至觉得可笑，觉得不能理解为什么
一个有知识的
人
竟会到帕拉斯·皮亚特尼察的教堂去，在那里向一张五颜六色的画片祷告。……
我不是神秘主义者。不喜欢老太婆。不承认有血统关系。我爱的俄国是农夫的俄国。
在这一点上，我同布尔什维克走的也是同一条路。
但是我不是共产主义者（确切地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想我永远不会成为这样的人。
我二十七岁。可是奥莲卡·齐夫认为我要小些。然而这毕竟是事实。
我十三岁入大学。十四岁去高加索。在基斯洛沃德斯克同法学院学生K决斗。在这之后立刻感觉到我是一个不寻常的人，一个英雄和冒险家，于是志愿上了前线。当过军窝。后来的事我就不讲了，否则会把自己洗劫一空的。现在我正在每：《一个旧军官的札记》，当然不是写自己，但那里什么都有。那里甚至写到革命年代有一次我如何同军需官霍伦一起被锁在城里冷库里的情形。
革命后，我曾在俄国的许多地方流浪。当过木匠，到新地岛去打过猎，在鞋匠那里学过徒，当过电话员，担任过利戈沃车站的民警，当过刑事侦查员、赌徒、办事员、演员，再一次当志愿兵，参加红军，上过前线。
没有当过医生。不过这样说不符合事实，应该说当过医生。一九一七年，在革命爆发后，士兵们选举我担任主任医生，虽然我当时是一个营长。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团的主任医生不知为什么不大肯给士兵们开病假条。他们觉得我办事比较圆通。
我不是说笑话。我说话是严肃的。
以下是我所经历的事的枯燥乏味的一览表：
被捕六次，
被判死刑一次，
受伤三次，
自杀两次，
被毒打三次。
这一切不是由于冒险而发生的，而是“随随便便地”发生的——说起来是运气不好。
现在我自作自受，心脏出了毛病，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成了作家。不然的话，我还可能当飞行员哩。
就讲到这里。
还有，差一点忘了，我写了一本书。是短篇小说集，叫《刺向四方》（还没有出版；可能只发表一部分。）我的另一本书是《纳扎尔·伊里奇·西涅勃柳霍夫先生的故事》正在出售。我想它是在食品托拉斯出售的，因为我没有在书店的橱窗里看到它。
这本书卖出了两册。一册的买主是善人卓娅·加茨凯维奇，另一册大概是莫吉利扬斯基买的。为了进行评论。古贝尔想买第三册，但是改变了主意。
我这就要讲完了。
在当代的作家的作品之中，我能读下去的只有我自己和卢那察尔斯基的书。
在当代的诗人之中，亲爱的编辑部，我最喜欢的是奥莲卡·齐夫和涅利季亨。
至于古契科夫的情况，我始终没有弄清。
尼古拉·吉洪诺夫
我是一个诗人，这是毫无办法的事。
我背会的第一首诗（当时我才六岁），是普希金的《杰利巴什》：
瞧吧，多么激烈！
杰利巴什已被长矛挑起，
而哥萨克也已掉了脑袋。
从那很早的时候起，生活中总是贯穿着不顾死活的现象。不这样是不可能的。
如果玩耍，则玩当兵；如果打架，则打得头破血流。学会了读书识字，就扑向热烈紧张的东西——《圣经》和德米特里·罗斯托夫斯基的作品，后者我特别喜欢。后来我把他的书撕成一张一张地烧了，因为我非常生气。《圣经》至今还很喜欢。从中偷一些写诗的题目——不久前写了长诗《下流胚》。
我小时候是一个祸害。有一次一生气就去卧轨，不过根据火车时刻表这个时候没有火车经过。后来上学，想当一个商人，结果成了一个骠骑兵。眼前出现了马背、步枪和营房，然后到了作战地区。在那里也当过演员。走遍了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在团里写讽刺作品。成了一个有名人物。现在我还保存着从德国龙骑兵尸体上取下来的马刺。马刺虽生锈了，却能说明战功。我三次从马背上掉下来。一次同牝马克罗什卡一起受震伤。在罗登波依斯的庄园附近参加过一次大的骑兵冲锋，救过装甲列车，差一点把死亡营的营长砍了。我不喜欢这些营。
在那以后干过各种不同的工作：劈过柴，做过木匠，搞过应征前的普及军事训练，在某个剧团里扮演过“滑稽的老头”，参加过击退尤登尼奇保卫彼得格勒的战斗。连续值勤一百小时没有换班，到第一百零四小时倒下了。到现在还没有死。
曾坐在肃反委员会里，同各位政委吵架，并且还将吵下去，但是我知道这样一点：现在存在的唯一的俄罗斯就在这里。而其余的俄罗斯，包括书本上的、外国的、袖珍的，我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我热爱这里的俄罗斯，决心保卫它。
我的思想基础是无政府主义，为了这一点，将来总有一天会把我吊死。在没有被吊死之前，我在写诗。
寻找过和自己意气相投的人，现在找到了，这就是谢拉皮翁兄弟。这些人很合我的心意，是一些不顾死活的人——不然生活就没有价值。
在爱情方面并不那么称心如意。不久又将结婚。无论在童年还是在后来，打架打得很多。写的东西则更多。
从来没有当过资产者。但是有不动产：第九印刷厂内有我的《汗国》一书——它象纪念碑一样一动不动地躺着。
我的祖父是拉脱维亚人，父亲是图拉省人，而奥新斯基在我的诗中找到了英国的影响（见莫斯科的《真理报》）。毫无疑问，这是我身上某种国际主义的东西。我生于一八九六年，至于何时死，还不知道。一位女诗人看了我的手心后预言，我将被活埋。我不相信。
B.卡维林
“看在上帝份上，请说你是谁？”
“什么，”小老头眨了眨一只眼睛，回答道。
“什么，”卢金在惊恐中重复说。
莱蒙托夫：《卢金》
我心中感到苦恼。二十年前我生下来时使父母大吃一惊，我自已也不愉快。头十二年是安安静静地度过的，只觉得有一些胆怯。其余八年的生活则极不平静，这时发生了许多非常事件，这留到下面再说。
我有一个火一样的多情的外表，它使我显得与众不同。不过脸上胡子过多，对我的尊容有某些损害。
下面谈一下创作。十二岁开始写诗，这些诗特别受另一性别的人的欢迎。现在由于完全没有诗才而搁笔了。两年前开始写短篇小说，关于这些作品的情况，谁如果愿意，可到百科全书里去找。姓卡维林的人很多，他们之中任何时候都有作家。许多人象我一样，写过短篇小说。谢拉皮翁兄弟过去和现在都对我有极大影响。我的信念留到下面再讲。俄国作家之中我最喜欢霍夫曼和斯蒂文生。谁也不知道我，也不理解我。我喜欢生活，并且生活过得很愉快。再见！
再说一句：别的同伴说了需要说的话。
叶莉扎维塔·波隆斯卡娅
我小时候老是这么想，除了中学和大学外，最好还有一种学校，在那里教给学生各种只有成年人知道的生活中所必需的知识。例如怎样在车站上买票，怎样雇搬运工人，怎样同马车夫讲条件，怎样在店铺里讨价还价，淘气后怎样请求原谅，怎样回答诸如你最爱爸爸还是最爱妈妈的问题。
我在中学时学习很好，但是有三件事怎么也学不会——第一堂课不迟到，不皱着眉头看人，不讲无礼貌的话。
后来我到了国外，读完了大学，到过了许多城市，最后我才深信，在欧洲并不存在我在童年时幻想过的那种学校。糟糕的是，我学不会的东西的数目还有所增加。例如需要会察觉各种情况的严重性，需要会就职和去职，会同编辑和出版商谈判，需要会张罗，以便能列入科学院雇用人员名单，成为其中的第一百八十七名，需要生气生得正是时候，需要回答得非常及时。我声明，只要欧洲还没有这样的学校，我就完全没有会做这一切事情的义务。写自传也属于这一类事。我不会写自传。
我写诗。
伊里亚·格鲁兹杰夫
一、关于自己
写“关于自己”正在成为一种时髦。绝口不谈自己，看来这永远成不了时髦。因此善于保持沉默就显得更为重要。
我没有能做到。
二、关于尼古拉·尼整京
尼基京不在彼得格勒，因此编辑部让我讲一点他的情况。
但是我连尼基京生于哪一年也不确切知道。
对我来说，他生于一九二〇年秋天，当时他在艺术之家的训练班里给我们读了他的《粗棍》。
列夫·隆茨
我于一九〇二年生于彼得堡。一九二二年大学毕业。留校后在西欧文学教研室工作。写了悲剧《不受法律保护》。
就这些。没有发表作品就写自传是愚蠢的。我也不喜欢用抒情的笔调，自以为俏皮地把生活描写一番。
如果我不谈自己，谈一谈团体，这样是否更好一些？
为什么我们是谢拉皮翁兄弟
一
《谢拉皮翁兄弟》是霍夫曼的长篇小说。这就是说，我们在写作上仿效霍夫曼，我们是霍夫曼派。
凡是听说过我们的名字的人，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可是他在读了我们的集子或兄弟们的个别短篇小说后感到困惑莫解：“他们的什么东西是从霍夫曼那里吸收来的？要知道他们那里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学派和统一的流派。各写各的。”
不错，是这样。我们不是一个学派，不是一个流派，不是霍夫曼的训练班。
正因为如此，我们自称谢拉皮翁兄弟。
洛塔尔挖苦奥特马尔说：“我们是不是要通过一个决议，规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呢？是不是要强迫每个人一定要说三个俏皮的笑话或者确定晚餐一定吃用沙丁鱼做的沙拉呢？这样我们就会沉入只流行于俱乐部里的庸俗行为的大海。难道你不懂得，任何固定不变的条件会产生强制，使人感到气闷，变得毫无乐趣？……”
我们自称谢拉皮翁兄弟，因为不愿受到强制和感到气闷，不愿大家都写得一模一样，哪怕是模仿霍夫曼也不行。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面貌和自己的文学趣味。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文学影响的痕迹。“各敲各的鼓，”——尼基京在我们第一次集会时这样说。
要知道霍夫曼笔下的六个兄弟不是孪生子，不是按个子高矮排成的士兵横队。席尔弗斯特尔文静而谦逊，沉默寡言，而温岑特性情暴烈，桀骜不驯，反复无常，经常怨天尤人。洛塔尔为人固执，唠叨不休，爱争论，基普里安则是一个爱沉思默想的神秘论者。奥特马尔言语刻薄，爱挖苦人，再就是特奥多尔，他是一家之主，是兄弟们的慈父和好友，他不动声色地领导着这个古怪的团体，挑起争论，然后设法平息它。
而争论非常之多。六个谢拉皮翁兄弟不是一个学派和流派。他们互相攻击，总是谁也不同意谁的意见，正因为如此，我们自称谢拉皮翁兄弟。
一九二一年二月，在大搞规章制度、注册登记和实行兵营式整顿的时期，在给所有的人规定一个铁一般的和枯燥的章程的时候，我们决定聚集在一起，不订章程，不推主席，不搞选举和表决。我们和特奥多尔、奥特马尔和基普里安一起共同相信，“未来的各种会议的性质会自然而然地暴露出来，我们发普完全忠实谢拉皮翁隐士的章程”。
二
而这个章程如下。
某某伯爵宣布自己是谢拉皮翁隐士，即那位曾生活在迪希厄斯皇帝时代的人。他隐居林中，在那里给自己盖了一间茅舍，远远离开了感到惊讶的人们。但是他并不孤独。昨天阿里奥斯托来拜访他，今天则和但丁谈话。这位精神不正常的诗人嘲笑那些想要使他相信他是某伯爵的聪明人，就这样一直活到耄耋之年。他相信自己的幻觉……不，我说得不对，对他来说，这不是幻觉，而是真实。
我们相信自己虚构的人物和虚构的事情的真实性。霍夫曼这个人生活过，弹指鼓舌的木偶也生活过，它过的也是真正的生活。
这说法并不新鲜。有哪一个一文不值的、头脑简单的政治家不大谈活生生的文学、大谈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呢？
好吧！我们就不提新的口号，不发表宣言和纲领。但是对我们来说，旧的真理具有伟大的实际意义，这种意义在我们俄国没有被人理解或者被忘掉了。
我们认为，我们今天的俄罗斯文学异常地规矩、古板和单调我们可以写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冗长乏味的剧本，——不管是用旧的文体还是用新的文体都可以，但一定要求写日常生活，写当代的题材。惊险小说是有害的现象；古典主义的和浪漫主义的悲剧则是旧的残余或模拟；低级趣味的小说是猥亵的。因此大仲马的作品毫无价值，霍夫曼和斯蒂文生是儿童文学作家。
而我们认为我们的庇护人、这位写了与实际生活不相似的虚无缥缈的东西的作家可与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媲美，描写强盗的小说的作者斯蒂文生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大仲马象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是一位经典作家。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承认霍夫曼，只承认斯蒂文生。几乎所有的兄弟恰恰都是写日常生活的作家。但是他们知道，写别的东西也是可以的。作品可以反映时代，也可以不反映。它并不因此而变坏。例如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他坚定不移地写日常生活，描写了革命的、艰难的和进行流血斗争的农村，但他承认毫无条理的浪漫主义小说的作者卡维林。而我的浪漫主义的悲剧却同费定的高雅的、古老的抒情诗和睦相处着。
因为我们只要求一点：作品应该是有机的、真实的，应有其本身特殊的生命。
应有其本身特殊的生命。不应成为实物的摹写，而应同大自然平等地生活。我们说：霍夫曼笔下的弹指鼓舌的木偶同高尔基的切尔卡什相接近的程度，要比这个文学中的流浪汉同活生生的流浪汉相接近的程度更大。因为本偶和切尔卡什都是虚构的，是艺术家创造的，只是描绘他们的笔法有所不同而已。
三
谢拉皮翁隐士的章程还给我们揭示了一个伟大的实际意义。
我们是在革命斗争极其紧张的日子里，在政治活动极其紧张的日子里聚集在一起的。“谁不跟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人们从右边和左边向我们说。“谢拉皮翁兄弟们，你们跟谁在一起呢？跟共产党人在一起，还是反对共产党人呢？是拥护革命呢，还是反对革命？”
我们，谢拉皮翁兄弟，跟谁在一起呢？
我们跟谢拉皮翁隐士在一起。
这就是说，不跟任何人在一起？这就是说，是一潭死水？这就是说，是一群持唯美派观点的知识分子？没有思想，没有信念，我们的房子在村边，什么都与我们不相干？……
不。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思想，都有政治信念，每一个人都把我们的房子油漆成自己的颜色。在生活中是如此。在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剧本中也是如此。我们大家一起，我们——作为一个团体——要求一点：要求嗓音自然。要求我们相信作品的真实性，不管它的颜色如何。
社会舆论支配俄国文学的时间太久和太折磨人了。现在到了可以说一句非共产主义小说可能是平庸的、也可能是有才气的这样的话的时候了。对我们来说，《十二个》的作者——诗人勃洛克和《来自旧金山的一位先生》的作者——作家蒲宁，这两个人曾经跟谁在一起，这是无所谓的。
这是最起码的常识，但是每天的所见所闻使我们越来越相信，这一点需要一次又一次反复地说。
我们，谢拉皮翁兄弟，究竟跟谁在一起？
我们跟谢拉皮翁兄弟在一起。我们相信，文学的幻想是特殊的真实，我们不要功利主义。我们写作不是为了宣传。艺术象生活本身一样是真实的。同时它也象生活本身一样，没有目的，没有意义，它之所以存在，因为不能不存在。
四
兄弟们！
我要对你们说最后一句话。
还有某种东西把我们联合在一起，这种东西无法证明，也无法解释——这就是我们的兄弟情谊。
我们不是同一个俱乐部的成员，不是同事，不是同志，而是——
兄弟！
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作家和作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来说是很可贵的。在伟大的时代，在伟大的城市里，我们——冒险家、知识分子和平常的人——彼此相遇了，正如兄弟彼此相道一样。我的血统告诉我说：“这是你的兄弟！”你的血统也告诉你说：“这是你的兄弟！”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破坏这种血统的统一，拆散亲兄弟的联盟。
现在，狂热的政客和近乎瞎子的批评家正从左右两面在我们中间燃起不和，渲染我们的思想分岐，并且喊道：“按照党派分开！”——我们不理踩他们。因为一个兄弟可能向上帝祷告，另一个兄弟则可能向魔鬼祷告，但他们仍然是兄弟。世界上谁也破坏不了亲兄弟在血统上的统一。
我们不是同志，而是
兄弟！
大鹏 译
[1] 西沃特是弗谢沃洛德的昵称。
[2] 每俄丈合2.134米。
[3] 即高尔基
[4] 实科中学学生巴尔马舍夫打死了内政大臣西皮亚金后，萨拉托夫曾举行过反对处死巴尔马舍夫的游行示威。
[5] 指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线的奥国皇储斐迪南被刺一事。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