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社会主义与同志解放》（1995）
第三章 家庭和同志压迫的起源
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从手纸到炸鱼条的广告都描绘着一个快乐的家庭世界，妈妈，爸爸和孩子。家庭被伪善的保守党政治家当作我们应该所过的生活的代名词和标准。事实上，只有少数人——41%的人——实际上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家庭内，有双亲来抚养孩子。超过13%的人完全是生活在家庭外的，一个人或者和其它成年人一起。剩下的46%的人是单亲家庭，和两个甚至更多个家庭住在一起，或是夫妇和他们成年的孩子，或夫妇没有孩子。家庭结构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在历史上经历了巨大的变动。例如，仅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英国生活在传统家庭中的人数降低了五分之一。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独自居住的人增加了一半还多，单亲家庭则增加了超过两倍。
历史上家庭的变动于上世纪（指十九世纪）首次得到记录。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用到了这些调查。恩格斯说明，人类仅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开始生活在家庭中，自从前平等的社会开始划分成阶级起。那时女性尚未受到压迫，她们的生活还未以养育孩子为中心。他显示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对女性和婚姻的态度的变化，对性取向的态度也是如此。
恩格斯说明，在消除了经济上的不平等后，阶级性别主义和性别压迫将不会在存在。在世纪之交，他的作品比其它的文字更为先进。这对于今天任何想要理解如何与同志压迫作斗争的人是极为重要的。我们可以通过略览英国近百年来的家庭和性取向（的变化）来见证恩格斯的洞察力。
封建制度——以家庭为生产单位
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英国是封建社会。人们在家庭中生产生活，其中心为一对已婚夫妇。在家庭中，大多数生活必需品——从衣服到啤酒——被生产出来。男人和女人对于家庭来说都是必要的，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职能，而女人的工作仅仅被限制在生育孩子上。因此，如果一家的丈夫或者妻子死了，如果他们不想挨饿到话，其留下的伴侣将要再次结婚。
事实上作为生产单位的家庭，在某种意义上表示婚姻是一个经济因素，而不是基于夫妇双方的爱情之上。很显然，对于贵族和富农来说，婚姻决定着对土地的继承。即便是贫农的婚姻，在选择结婚伴侣上也会受到社会习俗的控制。
高死亡率也表示长期的（婚姻）关系是很少有的。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婚姻因夫妻中一方在他们的十五周年结婚纪念日前死亡而终结。特别是女性因生育而面临着死亡的风险。婴儿的死亡率也很高，通常来讲，有四分之一的新生儿在一岁之前死亡。
既然婚姻被视为一种经济关系而不是彼此吸引，因此性行为相比受孕而言，很少是为快乐而做。中世纪的教会和国家决定这些事就应该像这个样子，并且反对一切不是按他们的目标即为生育服务的的性行为。人们认为“鸡奸”，即一种女性或男性之间发生性行为的罪行，还有男女之间的口交和肛交，以及和动物发生性关系等行为是羞耻的。手淫和不是男性在上的其它性交体位都是有罪的----教会声称那种体位（指男性在上的体位）会增加受孕的几率。鸡奸会受到残酷的惩罚。
区别可容忍的和非法的性行为的基础不是取决于人对性行为的需要，而是是否能带来怀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封建社会不存在专门的同志压迫。犯鸡奸罪，像犯其它罪行一样，是任何人都有可能做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少数社群成员“同性恋者”。
资本主义的兴起——家庭的解体
十七到十八世纪间的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旧的封建秩序被资本主义所取代了。无数的男人女人被和他们从前的乡村生活割裂开来，他们被迫进入新城镇和为寻求工作和工资劳动而奔走。在这些条件下，旧的家庭结构也被撕裂了。（家庭）关系必定要变得越来越短暂，未婚夫妇的数量增加，私生子也越来越多。
十八世纪初，“莫里之家（Molly House）”出现了，那是男性们和其它男性发生性关系的场所。在伦敦就有许多。它们很快就受到凶恶的攻击，在1725—1726年间，尽管遭到使用它们的人的抵抗，仍有超过二十家“莫里之家”遭到袭击和关闭，三名男子被绞死。
新兴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有开拓性的知识分子为关于性取向的新观点而争辩。他们从培育一种对世界的理性的理解出发，否认只有教会可以判定对错的观点。他们反对“不带来生育的性行为是不正常的”的观点。关于同性恋，哲学家边沁说他看到“没有任何理由去惩罚它”。革命的1791年的法国《刑法典》使同性性行为完全非罪化。十九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的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了这些理念。他们谴责那种妻子变成丈夫的私有财产——“他的无意识的繁殖机器和家用奴隶”——的婚姻，并且需要廉价且容易的离婚。他们争辩道：婚姻应当仅仅基于爱情，并且如果爱情终结了那么婚姻也应当终结。但是工业化的惨状——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下一个主要阶段——使得这些理念难以运作。
工业化——家庭的复活
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从一个乡村的农业社会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工业社会。新城市的状况是骇人听闻的：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了一个工人阶级的住所：
“在一个地下室里，因为它的地面比河面还低，水经常从一个用粘土封住的窟窿渗入屋内，住在里面的一个手工织工每天清早都必须把水舀出，倒到街上去！”
下水道在城市中不再存在，患疾病就非常普遍了。食物被掺假，空气质量很恶劣，水污染严重。男人受到低薪的压迫，女人和孩子也会在同样恶劣的条件下工作很长时间：在一家最典型的曼彻斯特的工厂中，工作从早上五点半开始，到晚上八点才结束。制造厂主有意去雇佣女人和孩子，因为他们的工资很低。养家糊口的压力意味着怀孕的妇女要尽可能地工作到分娩的前一刻，并要在孩子出生后尽快地回到工作中去。
在1843年公布的调查清楚地显示了这种生活的结果，拉特兰郡乡村地区的中产阶级男性的平均死亡年龄为52岁，然而在曼彻斯特工人阶级男性的平均死亡年龄为17岁，贝思那尔格林是16岁，利物浦则是15岁。当时有远见的老板对此感到担忧。他们意识到由于当下工人健康的缺乏难以使他们在工厂中年复一年地工作会对他们的利润产生威胁。正是为了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他们才会花钱去对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作非常有限改善。这个理念很快被广泛接受了，于是在1900年有了实在但不充分的（对于工人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改善，如食物，房屋，提供下水道和干净的水。
维多利亚时代的改革家也看到了需要用某些方法去保障未来几代工人的健康。家庭的复活对此就至关重要了。中产阶级发现工人阶级的道德状况比他们的身体状况更令人震惊。和男人一同工作的女性会光着膀子，或是将她们的裙子提到膝盖以上，在衣着精美的资产阶级访客面前好似裸体。工厂被责备是粗鲁的，不道德的，甚至有卖淫和同性性行为的罪行。伴随着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和工厂的改革，新的道德体系以及新的工人阶级家庭的发明很适合维护和稳定资本主义的增长。
女性被迫将她们自己投身与家庭中。自1844年以来，女性的合法工作时间被限制了。自1872年以来，新规定被应用于支付被工人阶级的母亲所需要的当她们工作时在家照顾孩子的护工。自1876年以来，“家庭经济”被设为寄宿学校的女生的必修课。男人成为了“养家糊口的人”以及名义上的一家之主。许多上学的孩子收到工作的世界的训导。
但是工人阶级也从这些改变中受益。孩子们得到了更好的照顾，家庭事务如做饭和清扫被更轻松和高效地完成，并且女性自己也从工厂劳累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不过男性的工资很少足够去支撑整个家庭：女人在家做洗衣和缝补，而年长的孩子的工资通常对家庭收入是很重要的。即便如此，新的工人阶级家庭的发明在一定时间里还是使工人和老板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
强制的家庭价值观
家庭在工人阶级间建立了起来，“体面的”性行为也随着而来——例如，从1850-1901年私生子的出生率降低了将近一半。这受到反对任何形式的在家庭之外的性行为或性取向的运动——主要反对卖淫、手淫和同性恋——的促进。
在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卖淫十分兴盛。仅仅在十九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间伦敦就大约有娼妓80000人。年轻的、不熟练女工，由于其它她们可以找到的工作都是低薪且季节性变动的而转向了卖淫。有些女性将低薪工作和经常性的卖淫结合在一起来达到收支平衡。卖淫对于这些女性中的大多数而言是一个暂时的阶段，她们在青年时代即将结束时投身于此，在二十五六岁时当她们和某个男人组建起家庭时脱离这个阶段。卖淫受到维多利亚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无情攻击。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也试图压抑孩子的性欲。孩子们变得没有性欲，于是任何性行为——大多是手淫——就成为了不正常的标志。手淫之所以被如此地厌恶是因为它是一种为快乐而进行的性行为，孩子们也很早就被教导说手淫是错误的。
1885年刑法修正案提出要加大打压卖淫的力度，并将同意年龄从13岁提升到16岁。同样重要的是，这款法令是同志压迫加深的主要表现。它提出了针对男性间性行为的新的法律处罚，然而从前无论是男性之间还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肛交都会受到谴责。现在一切男性间的性行为都是违法的。谴责从某种特定的行为，无论是被人们所犯的哪种罪行，转到了某类特定的人群身上，无论他们做了什么。这些人在社会当中是处于非法地位的，因为他们的行为与家庭为中心的性取向不相容。
值得纪念的是，在1895年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因反对刑法修正案的罪行被判入狱两年时，认为同性恋是一群特殊的人的特殊生活方式，且这群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应该遭到迫害的观点被表达了出来。王尔德的审判，以及他们收到的那些规模庞大且带有偏见的新闻报道，造成了一个持久的模式化的同性恋印象。
家庭在今日
统治阶级仍像一百年以前一样鼓吹“家庭价值观”，并且是出于相同的主要原因：家庭为他们省了钱。例如，英国新的《儿童抚养法（Child Support Act ）》给了国家以向单亲父母索要生活费的权利。这对国内的单亲孩子并没有什么益处，直到他们从父亲那里拿到的任何生活费都是从国家给付中扣除的。迫于压力女性要承认（她们家庭中的孩子的）父亲，即便那是一个暴力的、女性们不愿意再和他们联系的男人。在美国这种政策发展得更深。在新泽西州，不给接受救济的母亲生活费的父亲将被逮捕和监禁，拒绝承认孩子的父亲的母亲也是一样。带着一个孩子的接受救济的母亲不会收到孩子的抚养费以外更多的钱。各国政府都在想方设法地将更多的抚养孩子的费用从国家转移到个人或个体家庭身上。
政府不得不花钱去支持或者监督家庭——例如，通过极少的福利金或者干预（家庭）健康或社工，尽管他们会对这些极小数目的支出感动愤恨。但是总而言之，由于他们不需要负担幼儿园、养老院、疗养院等其它家庭家庭提供的服务，他们节省了大量的钱。
在意识形态方面，家庭对老板仍是有用的。孩子在尊敬和服从父母中长大，同理他们理应在工作中尊敬和服从老板。生活在在家庭中鼓励人们去思考眼前的家庭单位的利益，而不是从更大的单位如工作场所和阶级的角度出发。家庭是我们最初接受一大堆观念和那些将会统治和制约我们的生活的价值观的地方。
财政的和感情上的压力不断地合力鼓励人们生活在家庭中。这是真实的，尽管它离和平之源很远并且支持了许多探究。家庭时常会因离婚而分开：现在有四分之一的夫妇在他们的结婚十二周年纪念日之前破裂。暴力发生在许多家庭中——在1997年，估计平均每年有300个孩子被家庭成员所杀，3000人受到重伤。严重的对妇女儿童的性虐待和强奸在官方统计数据中只被暗示存在。
家庭结构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任何威胁到这个结构的东西都对资本家造成了潜在的危险，并且需要镇压。我们要做的关键在于找出怎样同这种对性取向的压制斗争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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