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第六章 激进派的复活，1937—1949年
工贼操纵的工会活动在政府的卵翼下蓬勃发展，政府西撤后便迅速衰落。抗战时期的上海，帮会势力的衰落和激进的工人运动取代工贼操纵的工会活动，与国民党政权走下坡路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1937年夏，日本人的侵入和国民党的西撤，使帮会失去了保护伞，为共产党革命者提供了一个重建工人阶级根据地的机会。[1]
国家正值多事之秋，激进派充分利用了这个时机，再次步人工运领域，试图赢得上海工人的忠诚。在失去官僚统治政权的支持后，帮会大亨们很快倾向于和共产党人开展“爱国”合作，因此，这些行动是有利于扩大革命的社会基础的。共产党赢得支持的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中共本身采取了新政策。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改变策略，与工人阶级中那必将再次被证明是共产党最可靠盟友的分子重新建立了联系。
抗日战争与工人民族主义
1937年日本对上海发起攻击，开始了以后对中国的数年侵略。从1931年9月进攻东北开始，日本图谋占领中国的野心越来越暴露出来。许多上海工人，坚持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的爱国传统，很快投身到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行动中去。[2]早在1931年10月1日，一个由一名邮务上会会员率领的代表团就曾赶赴南京，要求政府更坚决地反对日本人。次月，在邮务工会和公用事业工会的领导下，上海70多个工会又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南京，重申他们的要求。当日军在1932年初将枪口直接指向上海时，30多个日商纺织厂的工人举行罢工。此次罢工得到了新老两个上海总工会分别发表的宣言的支持——老的总工会当时由一些幸存的中共地下党员领导，新的总工会即以青帮工人领袖朱学范为首的上海总工会。＊
1936年8月，当日本侵略的威胁进一步逼近的时候，为了响应广大工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呼声，救国会成立。三个月后，这一新组织显示了它的威力，当时它在该市另一场重要的日商纱厂罢工中扮演了领导角色。只是在青帮闻人杜月笙及朱学范插手干预后，罢工才被平息下去，其结果是工人工资略有提高。[3]尽管当时物价飞涨，工人所得无几，但此次罢工在通行的中共史书中却被说成是工人运动的转折点。当时，毛泽东把它说成是“中国革命新阶段发生的重大事件”。近来，中国的史学家更把它说成是“大革命失败后上海工人发动的规模最大并取得成功的一次大罢工”。[4]
*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1986年，第104～109页、第288～296页。当时正在上海的刘少奇协助筹集罢工资金，建立流动粥厂，以支持日商纱厂认1932年1月开始的罢工。但是刘的这些举措被康生说成是“只知在米袋子里兜圈子”，甚至污蔑为“右倾机会主义”，将他从中央职工部长的位子撤职下放。直到1936年春．刘少奇被指派主持北方局的工作，他才重新获得指导白区工人运动的权力。在此后的两年里，他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写了一系列论文，提出要关注工人的经济要求，实际上与其以前的主张是相吻合的。参见沈以行：《工运史鸣辨录》，上海，1987年，第174～175页。
在1936年11月日商纱厂罢工中，尽管共产党的影响甚微，但在共产党人的回顾中，它仍被视为中共反对“左”倾工人政策的成果。[5]中共制定的新路线，在1936年4月刘少奇撰写的《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中有很好的表述：
目前还不是革命与反革命决定斗争胜负的时候，……我们同志和革命的工人均应加入黄色工会，并参加黄色工会中的各种工作和活动。……在没有黄色工会组织的工厂和企业中我们应该利用各种公开的与灰色的形式，……如同乡会、互助会、劝戒烟酒会（在理会）以及其他旧式的新式的团体。……我们应该暂时放弃独立组织赤色工会的任务，过去的那些秘密的赤色工会即行取消。……我们要……鼓励与推动黄色工会去参加抗日救国的团体和运动，号召全国各党各派联合一致抗日救国。
[6]
刘少奇的《提纲》受到了在敌后冒着困难和危险开展工人运动的中共地下党的欢迎，因为它使得他们在处理工作中的复杂问题时有了很大回旋余地。随着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上海开始，此项自由政策被广泛采用——而且往往很成功。
在上海工人运动中具体负责实施这一转变性策略的是一位外来干部，名叫刘长胜。从1937年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初期，刘一直在这个国家最大的工业城市中负责执行共产党的工运政策。刘是一位北方人，原籍山东，是个手艺娴熟的皮革匠兼制鞋匠。他的这种混合身份在上海工界是不多见的，使他在工作中既能吸引江南工匠，又能吸引较缺技术的北方人。
虽说刘长胜广开门路，但他成功的关键在于他特别注重在经验丰富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中开展工作。刘本人是“职工委员会”的负责人——“职委”完全由一批收入高、地位优越的工人党员组成。在刘的领导下，共产党吸收党员的主要渠道是熟练工匠、技工、工程师及其他白领阶层的职员。[7]此种策略效果明显。在珍珠港事变前夕，与刘关系密切的一位工友说，上海党员骨干“主要由久经考验的熟练工人组成”。[8]
抗战时期上海党组织工作的首选目标是救国会，因为它的劳工网络主要由上海工人中的上层控制，救国会对共产党表示欢迎。[9]救国会网络中特别活跃的是“蚁社”，其成员主要是一些白领工人，从1928年2月建立伊始，便从事爱国活动，直到十年后被下令解散。[10]蚁社还是“益友社”的一个主要集团成员，后者是在共产党支持下成立的一个互助组织，其成员包括印刷工人、药店店员、银行职员、百货店店员和其他类似较有地位的工人。在它存在的12年中，益友社共吸收了500多名新党员。[11]
后来，中共干部还通过其他渠道吸收党员。在日本侵略上海时，大约有5000多家华商企业遭到破坏，使成千上万的工人变成了战争难民，幸好由于几位青帮首领提供经费和场地，先后办了四五十所难民收容所。[12]中共地下党干部——其中许多人也失去了工作——积极充当志愿者。不久，中共党员开了不少避难所性质的小茶馆，其中多数都成为难民唱歌、说书、读报和谈论时事的场所。中共从这些地方吸收了大量党员；那些原籍北方的人往往返回家乡，与新四军接上关系，江南人则留下来继续开展工人运动。1938年初，当公开的反日组织遭到查禁后，中共工运组织者便帮助将小茶馆和救国会各团体改头换面为各种俱乐部和类似以前江南工人的行会公所性质的互助社。[13]
民族主义当然是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吸引追随者的主要旗帜，但不是惟一的旗帜。物价上涨也是上海工人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如表3所示，他们的生活费用直线飙升。上涨的物价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米价。虽说周边都是中国盛产大米的地区，可是从1937年以后，上海却要依赖从国外进口大米。日军占领江南地区后，不仅要把当地的大米供自己使用，还要运回日本，上海大米不足，便强迫上海从西贡购买，而当时货币正在大幅贬值。因而引发了普遍的抢米暴动，光是在1939年12月，上海就发生了75起。上海工部局负责社会与产业事务的埃利诺·辛德尔（Eleano Hinder）对这一危机曾作过描述：
高物价带来的令人沮丧的后果之一便是“扫米”，米价不断上涨，“扫米”成为街头常见的一景（确实，“扫米”之外，还抢夺其他商品如原棉）。当运米车驶入交通拥挤的十字路口时，便有一群衣衫槛楼者，有大人，有小孩，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行动如闪电一般。一眨眼间，几个米包便被用刀子戳穿。珍贵的大米就顺路洒下，有的用手捧，有的用扫帚扫，大米夹着灰尘，装入备好的袋子。警察赶来之前，“扫米者”早已溜之大吉。
生活状况的恶化还可从最令人恐怖的统计数字——上海街头弃尸收集的数字中看出。抗战前不久，上海每年平均收集5500具，1937年上升为20746具，1938年为101047具，1939年为110173具。[14]
表3 1936-1945年间的上海工人生活指数
| 年份 | 指数 | 年份 | 指数 |
| 1936 | 100 | 1941 | 827 |
| 1937 | 119 | 1942 | 1994 |
| 1938 | 151 | 1943 | 7226 |
| 1939 | 198 | 1944 | 47750 |
| 1940 | 428 | 1945 |
6058103 |
| 资料来源：《解放前的上海物价》，上海，1961年，第330页。 |
这场战争对于生活在生存边缘上的人来说是灾难性的。相反，那些有一定保障的人则开始反击。看到这种现实，共产党决定摆脱这些年来的束缚，不失时机地介入。
上海工人中的特权阶层对于共产主义的发展壮大来说，继续有着重大的吸引力，商务印书馆就是一个例子，刘长胜把它作为一个发展党员的好地方，因为这里的工人受过较好的教育，有着革命的优良传统。1938年4月，根据刘长胜的指示，在该馆下属的印刷厂重建了中共支部。党员们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符合受过教育的工人口味的文化活动来发展队伍：在职员中开展读书活动，阅览室有大约3000册书；发行一份登载标题新闻和爱国评论的内部报纸；组织时事讨论，激发更大的民族主义感情；组织体育队、歌舞队等。在这些活动中，共产党最大的兴趣是在发行所开展工作，这里的白领工人都受过良好教育，长期抵制帮会主导的黄色工会的侵人。1939年，通货膨胀形势激发了工人们对工资待遇的不满，发行所的工人们决定发起一场静坐罢工，以引起人们对其生活状况的关注。尽管该馆黄色工会对此次罢工予以抵制，罢工仍按期举行，当时正好是学校开学前夕，急需大量教科书。虽说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门仍开着，但职员们却拒绝销售。罢工者经过14天的罢工，蠃得了胜利，削弱了黄色工会的权威，并为共产党进一步开展工作扫清了道路。至珍珠港事件发生时，商务印书馆已有中共党员30多人。[15]
虽说在日本侵人上海后不久，许多负责工人事务的国民党官员逃之夭天，共产党人要轻松介入上海工人之中也并非易事。新来的日本军阀不仅拥有强大的谍报网络和军事机构，足以发现并镇压其对手，他们还野心勃勃，力图驾驭上海工人，使之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服务。他们从工人运动中寻找潜在的盟友，特别是那些对南京政府十年统治表示不满的人。很快，一批形形色色的合作者，从帮会喽罗到国民党改组派分子，到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从前的共产党人，都开始集中在“中华民国工人联盟”的旗号之下。在日本海军陆战队特别情报部的卵翼下，工人联盟开始煽动工人在非日资企业闹事。*
*这些工人罢工中，最著名的是发生在英资中国印刷设备公司为期6个月的罢工。罢工结果是工人增加工资20%。特别情报部内的保守分子坚持认为工人联盟受到了共产党的腐蚀，最终以中国工人福利会取而代之，头头是位与日本人关系密切的台湾人。福利会吸收的都是不那么“左”倾的成员，但仍在非日资企业（尤其是在英资、美资和瑞士企业）发动代价昂贵的罢工。福利会在活动了大约一年之后解散，代之而起的是新成立的上海总工会，由汪精卫傀儡政权控制。在成立典礼后的几个星期里，该总工会就控制了下属54个工会，包括211482名工人。1940年秋，这个受人保护的总工会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发动了一场跛足的运输业和市政工人的罢工。参见Robert W. Barnell, Economic Shanghai： Hostage to Politics, 1937—1941（New York,1941）,pp.65～69；《上海特别市总工会概况》，上海，1941年，第121～125页；马纯占：《上海工运的现状报告》，延安，1941年，第14～21页；王建初和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沈阳，1987年，第234-235页；《“孤岛”时期汉奸工会形形色色》，载《上海工运史料》1986年第3期，第21-25页。英国警务处认为，1939—1941年间，日本人煽动工人罢工所取得的成功令人惊奇；大多数罢工显然都是以满足工人的利益为结局的。参见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6499及D-9601（c）。
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人占领了其他国家的在华租界，工人联盟的活动宣告结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上海工人运动陷于沉寂，其中既受到新的政治形势的压制，又受到该市许多工厂面临经济灾难的影响。[16]在这种险恶的条件下，共产党被迫采取坚决收缩和坚决退却的方针。尽可能减少有组织的活动，增加与职工的个别往来。其方式主要是通过交朋友、认同乡、结把兄弟、认姐妹，组织钱会和戒烟酒会等，以便在群众的掩护下保存组织，度过黑暗。在斗争方式上，则尽量采取表面上自发的，无人领导的、无组织形式的、无群众声势的所谓“三无”斗争。[17]
这一时期，共产党的这种低调活动方式有助于他们在上海工人阶级中赢得朋友，某种程度上还可得到帮会的帮助。虽说许多帮会头目都铁着心肠跟着傀儡政权，但还是有不少人响应共产党的爱国号召。有几个青帮头目曾向共产党提供了极其有用的有关日本人和汪伪政权的的情报。另一个帮会头目则利用他在码头上的关系，为共产党传递宣传品。[18]帮会关系使共产党得以扩大自身影响，但在整个抗战时期，对共产党最关键的支持来自工人阶级中比较有保障的阶层。新党员中有些最积极的分子甚至来自高级管理层。上海保险职工会会长胡咏骐即是一例。胡是浙江农村一个织绸匠的儿子，曾在宁波一所教会学校念书。后来他在教会奖学金的资助下，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寿保险和商业管理学。在纽约一家保险公司完成实习后，他回到上海。1931年，他发起创办上海宁绍人寿保险公司，担任总经理。就像许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中国人一样，他对日本人的入侵义愤填膺。由于积极参加上海各界救国会的活动，他的事迹被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其他许多报道中国革命的书报所介绍。1938年，这位年轻的实业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他的社会地位很高，他的申请最后要经过在延安的党中央的批准。次年，他的申请被批准。[19]
* 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便是帮会头目常玉清组织的黄道会。常玉清体重315磅，以前是澡堂老板，他带领的700名黄道会徒众不但对付共产党，也对付国民党。其老窝在虹口区，专搞敲诈勒索、绑票和暗杀的卑劣勾当。在日本人的指使下，黄道会还在英资企业中煸动罢工。参见《“孤岛”时期汉奸工会形形色色》，载《上海工运史料》1986年第3期，第21页；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8458.
中共在扩张其在上海保险业职工中的影响的过程中，胡咏骐通过在上海保险业中建立业余联谊会（简称“保联”）发挥了关键作用。该组织在共产党支持下，在保险业职工中积极开展文化、教育和福利活动。联谊会成立大会是1938年7月1日在宁波同乡会召开的，有400多名保险业职工参加。保险业联谊会开展的活动与共产党人在商务印书馆开展的活动密切呼应。在读书热潮中，职工捐款设立了读书室；出版了一份由胡咏骐题写刊头的刊物，名为《保联会刊》；由思想进步的职工举行系列时事演讲；组成了评弹组、国乐组、口琴组、舞蹈组；还举行体育竞赛。联谊会里最有生气的是话剧组。剧组成立于1938年秋，开始时约20多人，不久便增加到80多人，后来，其中的许多人都加入了共产党。1938年12月，剧组在宁波同乡会的首场演出反映平平，但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剧团吸引了大量观众。大多数演出都由胡咏骐安排，积累的演出收入则直接转送给新四军。[20]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联谊会不仅捐钱，而且出人；上海保险业职工中约有60人被吸收参加共产党。[21] 就白领工人对战时共产党信息的普遍接受而言，保险业职工的行动具有代表性，而百货业职工的表现则更进一步。例如，永安百货公司的职工们曾将毛泽东的几篇讲话抄在小本上秘密流传。这些小本总名之曰“小草”，内容还包括职工们自己创作的短故事、诗歌、漫画和歌曲。许多职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将写作的内容与共产党的宣传思想相吻合。1944年4月的“小草”上，就曾出现过这样一篇短文，其中写道：“大自然给人带来了冷和暖，可是人类自己创造了阶级社会——幸运儿独占了温暖，留给不幸者的只是寒冷……为什么人类不能消灭阶级差别呢？”[22]这些小本子当然引起了共产党干部的注意。依靠救国会中的各种关系，共产党从百货业职工中吸收了很多党员。[23]
虽然在白领工人中发展新党员投身革命事业是一条主要途径，但共产党并没有忽视他们更为熟悉的工厂工匠。共产党组织在船厂和机器厂重建时，吸收了大量机械工人和木匠参加。日本人在珍珠港事件后占领了这些工厂，他们指派本国侨民为监工，监视这些难驾驭的工厂工匠。随着战争延长，许多日本工头被派到其他地方，熟练的中国工人便被指派填补空缺。不少新工头都是中共党员。这些干部身处要位，使共产党在1942—1944年间得以在重要的工业企业中发动一系列成功的罢工。[24]
抗战时期，中共上海党组织发展迅速。1937年11月时，仅有党员130人，到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时已猛增至2000多人。[25]
内战与共产党工匠
随着日本的投降，上海和其他日占区一样立即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对象。最初，共产党希望在工人的支持下控制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在战争结束前一年，预计到将来国共两党不可避免的互相残杀，中共中央指示创建上海工人地下军。接受这项艰巨的建军任务后，上海党的干部遵循老路子，首先将眼光放到帮会分子身上。一批帮会强人——其中一些人在20年前曾积极参加五卅运动——成了地下军的最初成员。然而，为了拢住这批惟利是图者的人心，就要拿出不少钱来。党组织不可能有那么些钱，只能转而吸收更可靠的成员：技术工人，尤其是江南籍的机器工人。[26]
1945年8月23日，7000多名地下军战士——其中许多人是中共党员——齐集信义机器厂，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占领附近的警察局，缴获武器，然后进军市中心，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然而，就在同一天下午，党中央命令取消暴动。原来，三天前，中共中央接到苏联方面的电报，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和平共处，以应合苏联和国民政府新签订的一份条约。几天后，地下军解散，暴露身份者被转移到北方，去山东参加了新四军。[27]
地下军命运不济，说明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被迫在危机时刻寻找他们在上海工人阶级中最忠诚的盟友的努力。虽说帮会分子在武装行动中可以利用，但最终只有技术工人被证明是愿意为更高的政治目标献身的。对共产党来说，幸运的是，这个群体的工人在战后有了实质性增长。日本投降后，数千名铜匠、铁匠和机械工人从内地回到上海。[28]此外，还有3万多中国工人被从日本遣回，其中大部分都是来自江南的受过教育的熟练工人。[29]
共产党对这类工人的关注表现在中国技术协会的建立（上海，1946年）。协会成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工程师和技师，其行业从机械制造到纺织业均有，成立之初，成员有400人，1949年时，发展至约3000人。协会中有100多人加入了共产党，国共政权交替之际，他们积极组织护厂队。[30]
持续的经济危机维系了人们对共产党的支持。上海工人的生活指数从1946年的406476点上涨到次年的3015699点。[31]这一次对生活水平恶化的抗议，再次证明了境遇较好的工人的首倡精神1946—1947年，上海百货业职工在共产党影响下发动了一系列怠工。首先在四大百货公司发起“懒工运动”，职工个人以疲劳为借口，说自己无法上柜台接待顾客每个柜台上都放着一块牌子，说由于上头不发年度津贴，身体吃不消；顾客要买东西，请到别处购买。不久，杂货业店员不甘落后，发起“勤工运动”——店员们揩柜台擦地板，“忙”得不可开交，无法接待顾客。紧接着，另一家上海的百货商店遭到职工开展的“愁工运动”的困扰——顾客买东西时，售货员要么紧锁眉头，一脸愁容，要么抱怨物价飞涨，上头又不发津贴，如此光景，哪里还能做得成生意呢！ [32]
刘长胜在抗战时期将工作重点放在技术工人和白领工人身上的策略，在战后继续运用，并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内战时期，中共上海工委劳工部的干部们就对工人阶级中这一特权阶层发生了特别的兴趣。印刷工毛齐华被指派在印刷行业中组织工友，同时负责为工人运动印刷宣传材料。他还负责一些医院、影剧院及其他娱乐场所的工作。工委书记张祺是位熟练的丝织工，被指派负责铁路、航运、纺织部门的工作（尤其是其中的技工）。陈公琦（音）是上海电力公司的工人，负责水电企业和机器厂的工作。王中一是法商电车公司的职员，除本公司外，他还要负责丝织业和一些公共汽车公司的工作。[33]
刘长胜的战后工作计划要求进一步转变党的工作重点，就是从无产阶级力量高度集中的纺织业转移到公用事业中来。[34]1945年11月成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六大公用事业工会联谊会”，包括了六大公用事业系统：上海电力公司、上海电话公司、法商电车公司、英商电车公司、煤气公司和自来水厂。[35]可想而知，公用事业乃城市的动脉，一旦瘫痪，不但对普通居民的生活，同时也会对工厂生产立即产生严重的影响。而且，由于公用事业部门雇用了数量相当大的受过教育的技工和工程师，这些部门的工人更倾向于投身革命工作。正如当时的一份警方报告所称，共产党动员公用事业部门工人的方法是建立在他们所熟知的工匠组织的基础之上的。有100多名工人加入了关帝会，他们定期聚餐，讨论劳工问题。此外，共产党支持下的佛教斋会每月初一和十五聚集吃斋，同时商议其行动计划。[36]
上海电力公司更成为共产党动员工作的一块坚实基地。该公司的工人多为年纪大、收入高、懂技术的技工，很多都参加过五卅运动，具有非凡的战斗精神。即便是南京政府十年时期，帮会工会盛行，电力公司的职工仍不愿随波逐流。1934年的一份英国警方报告称，大多数上电公司的工人都拒绝向黄色工会缴费，因为在上一年的罢工中，黄色工会并未给他们谋到实际的好处，“许多工人受了共产党分子的影响，组织起来，打算推翻国民党支持的黄色工会。”[37]直到内战时期，工人们的愿望才最终实现。1946年1月，上电公司的工人为增加年度津贴而举行罢工。在新成立的公用事业工会联谊会的支持下，他们取得了胜利。后来，上电公司工会（当时其中已有一个12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包括4名党员和4名中共同情者）在组织工人举行反对国民党的公开示威活动中起了领导作用。该工会还出版了自己的刊物《电工月报》，刊登由工人自己撰写的进步文章。[38]
对共产党越来越多的支持主要在于战后国民党统治的内伤发作。由于灾难性的通货膨胀和严重的派系斗争，国民党的统治陷于瘫痪，无法重新取得在其全盛期时曾经拥有的对工人运动的控制。随着国民党人衰败步伐而进的是共产党人进步的步伐。上海的共产党人数在日本投降时为2000人，到1949年4月，这个数字增加了4倍。[39]
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
国民党当然没有低估上海工人的重要性。许多老面孔——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曾积极推动黄色工会体系建立的人——在战后又重新被派到重要的职位上。最著名的回归者是陆京士，这位从前的邮政工人由于投靠在杜月笙的门下，在国民政府中获得了好些个耀眼的位子。日本人占领上海后，陆京士随国民政府西撤至陪都重庆。他在重庆与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建立了密切关系。1945年，当他被派回上海去从共产党手里夺回工人运动的控制权时，他与特务机构的关系发挥了巨大作用。戴笠提供的大批武器使陆京士得以武装起一批工人中的信徒。
陆京士的人马被委任为“上海市工人忠义救国军”后，便开始对可疑的共产党据点发起袭击，并单方面插手劳工纠纷，其所作所为与20年前帮会控制的“工统会”毫无二致。值得讽刺的是，这位曾经一度有过改良思想的邮务工会领导人现在耍起了赤裸裸的工贼手段。由于成功地利用了工会与青帮的双重关系，从而获取政府高位并取得暴力操纵者如戴笠等人的信任，陆京士现在将工人运动纯粹视为一种工具。为了对付共产党敌人，报效国民党政府，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工人的潜力。虽然国民党政权在上海重新确立后，忠义救国军遭到解散，但陆京士随即成立了“工人福利会”，下设“护工队”，后者继续采用特务手段活动，并设立训练营，在工人中培养武装干部，为打击共产党做好准备。*
*毛齐华：《略谈解放战争时期工人运动的一些情况》，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2期，第2～3页；邵新石（音）等编：《上海劳工年鉴》，上海，1948年，第117～118页。作为国民党政权重建后的最高劳工问题专家，陆京士将许多心腹置于驾控工人运动的要害部门。曾是上海邮务工会职员的水祥云，跟随陆京士起家，此时被任命为上海总工会理事长。其他亲信则安插在有影响的烟业工会和电话工会。在社会局里，陆的期友也占据着专管劳工事务的关键位子。
虽说陆京士在战后劳工事务中出尽风头，但是他的权力并非没有受到挑战。而且这种挑战不仅来自中共上海地下党。虽然陆京士公然宣称他与共产党不共戴天，但他所面临的麻烦更多地来自国民党内的对手。抗战时期，戴笠蓝衣社控制的军统和陈立夫、陈果夫控制的中统之间，明争暗斗不断。[40]这两个平行的情报机构，明里是针对日本人和共产党的威胁，但在抗战结束的时候，将他们的敌人放到一边，更多的是窝里斗。由于铁杆一根地跟着戴笠，陆京士现在发现自己陷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之中。例如，中统在沪东各纺织厂及码头工会中建立的“劳工协进社”，就公开与陆的“工人福利会”发生冲突。陆京土以前共事过的国民党内有名的劳工领袖如杨虎、马超俊和朱学范等，现在都在培植自己的劳工组织和信徒，削弱了陆京士的控制力。[41]
因此，抗战后的几年里，虽然正式登记的工会如雨后春笋——从1945年底的295个工会（包括227949名工人）增加到1947年初的453个工会（拥有527499名工人）*——但这些团体决不构成一个支持政府的稳固基础。[42]形形色色的工会对明争暗斗的官员来说是有利可图的，对他们来说，与劳工的联系只是挖对手墙脚的种工具。〔此处按上下文推断，此处应为“一种工具”。——录入者注〕在工会运动中，共产党的影响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国民党官员之间的互相竞争——尤其是考虑到1947-1948年间的“国大”选举——显然是这一时期劳工组织蓬勃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王建初和孙茂生在其所著《中国工人运动史》第291页估计，到1946年底，在上海，共产党领导下的“合法”工会已达324个，会员28万多人。据他们说，还有未经批准承认的工会100多个。尽管这些数字可能夸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但共产党重新成为上海工人运动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却是不争事实。报道不断的工会腐败和暴力冲突，证明许多工会只是争名夺利的工具。其典型事例便是1947年6月开始发生的中国纺织公司长期纠纷——起因于该公司工会头头竭力想重新雇用一位女工头，此人恰恰就是他的情妇。见 Shanghai Municipal Archiues, #20-1-122.这一时期有几起纠纷导致数名工人死在政府代理人的手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2：2-1993。
曾与青帮大亨杜月笙及其徒弟陆京士密切合作过的CC系，现在也翻脸不认人，公开向杜、陆在上海政治中的地位挑战。两者最富戏剧性的对抗发生在曾是杜月笙徒弟的吴绍澍澍身上，吴在抗战时期与陈立夫挂上了钩，战后他担任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兼该市副市长、社会局局长。吴公开与杜断绝关系，向杜要回门生帖子，不再承认他这个老师。他还在自己主办的报纸上大肆攻击杜，发表影射性文章。这是上海报纸30年来第一次这样骂神通广大的杜月笙。虽然陆京士在自己办的一份报纸上为杜粉饰，但杜的名声已经无法挽回了。这位鸦片大亨不受舆论攻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43]“更有甚者，这场冲突不仅仅限于笔战。当陆京士想活动当国民党六大代表时，吴绍澍澍予以封杀。稍后，这场羞辱被戴笠手下报以一场未遂暗杀；虽说吴的防弹轿车抗住了7颗子弹，救了他一命，但双方的裂痕已无法弥合。[44]
吴绍澍的权力基地在国民党和三青团方面，抗战刚结束，他就开始担任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和三青团上海市团部主任，但为了控制上海政治，他还想在工人中插上一脚。虽说吴是上海市社会局，也曾把几个亲信放在工运岗位上，但很显然，陆京士的武装护工队占了上风。陆京士最拿手的一招便是煽动心怀不满的工人直接向社会局和市党部示威，用以羞辱局、党头子吴绍澍。此种策略终于凑效：1946年初，吴被解除社会局局长职务；当年晚些时候他又失去了党内职务。[45]在连连丢官的羞辱下，吴绍澍决心在他仅剩的三青团位子上搏一把。1946年夏，三青团接受指示向上海工人运动渗透。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吴的三青团与社会局（现在的局长是杜月笙的徒弟、与陆京士关系密切的吴开先）之间的矛盾势同水火。吴开先、陆京士对三青团插手工运之事十分恼火，向国民党中央诉苦，要三青团专搞学运，不搞工运。国民党中央当时正为上海学潮头疼，认为三青团应专注学运。但矛盾并未解决。上海市长吴国桢鉴于双方斗争不已，规模越来越大，发展下去，势必影响全市治安，乃遵照中央指示，于同年7月邀请双方调解，达成所谓“七月君子协定”，此后三青团即停止插手工运，转而专心于学运。**
*CC系成员葛克信与吴绍澍澍关系密切，被任命为社会局主管工运的副局长——陆京士曾觊觎此位。陈立夫的堂弟被吴任命为市党部书记长。吴还任命了几位朋友到上海市总工会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工人运动指导委员会担任职务。参见姜梦麟、毛子佩：《抗战胜利后上海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载《文史资料选辑》（上海）1979年第5期，第180-181页。
**范锡品：《上海舞潮案亲历记》，载《文史资料选辑》（上海）1979年第5辑，第193-194页。此时，由军、政、党干部参加的“治安联合会”成立，陆京士负责此会的工作，吴绍澍则任副主任。驻上海的中统一直在和社会局争夺工会的领导权，此时同意限制自己的活动，专注于情报工作，并在每周向社会局官员通报。见《上海工潮与工运》，1947年，存调查局档案室，台北，#556.89/7432。这份资料性文献由驻上海中统人员写成，比较可信。
积极反共
国民党内部的休战虽然短暂，却能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陆京士知道共产党把精力集中在公用事业各部门，遂指示工人福利会加强对这些部门的监视。[46]几乎在同时，中统上海分部查获一起秘密印刷共产党传单事件，源头在富通印刷厂。几天后，一群特务袭击了该印刷厂，搜获一批敏感的文件，逮捕了6名上海电力公司的共产党员，当时他们正在现场看管其工会刊物《电工月报》的印刷。不久当局又抓获另外21名工会积极分子。[47]当局现在才真正知道左派工人运动的心脏所在，立即查封了上电公司工会、法电公司工会和百货业工会——它们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48]
就当时情形看，国民党可能给了共产党致命的一击。但好景不常，几天后，英商电车公司、法商电车公司和不少丝织厂、机器厂的工人开始罢工，抗议“富通事件”。〔注：此处“好景不常”应改为“好景不长”——录入者注〕
抗议富通事件的罢工由共产党发起，参加者都是共产党根基牢固的企业中的熟练工人。然而，数月后，上海工人中的其他部分也开始对国民党统治发泄不满。1948年1月31日，5000多名舞女到社会局抗议政府关闭该市299家舞厅的决定。当社会局局长吴开先拒绝接见示威者时，他们冲进了办公大楼。一时间，门窗家具和文件都被砸烂撕毁。当警察赶来加以制止时，一场战斗接着发生，结果留下了70多名伤员。
对这场妨碍政府公务的大破坏，吴开先暴跳如雷，下令对这场他怀疑为共产党挑动的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几个月里，调查人员徒劳无功，没有找到共产党插足的证据。当时主要精力集中在一个所谓的“红衣女郎”身上，据记者们描述，她曾在舞女冲击社会局之前奔前奔后地指挥。可是，在对被抓的700来名舞女排查后，并没找到这样一个人。许多被捕者虽经严刑拷问，却都否认与激进派有任何联系。惟一有关系的外来党派是三青团，因为它的工作对象之一便是舞厅业工会。[49]
舞潮案后不过两天，另一场由妇女唱主角的冲突引起了该市当局的关注。1948年1月30日，一场大罢工在申新九厂爆发，尽管共产党与此次罢工有些关系，但罢工主要还是自发的。正如一位工人积极分子回忆的：“即使没有共产党来领导这场斗争，我们自己也能起来战斗。”[50]有限的共产党领导确实存在，但主要集中在机器厂的男性技工身上（参见本书第八章）。可是当局确信，这些以妇女为主的罢工者是按共产党的指示行事的。2月2日早上，国民党派出军警特务1000多人进厂，用武力驱散工人。在接下来的激烈冲突中，有3名女工牺牲，100多人受伤。当局再次将此次事件与舞潮案联系起来，下大力气追查据说是指导工人反抗的“红衣女郎”，其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
由于在非技术性工人发动的罢工中查找共产党之事陷于窘境，当局转而从技术工人中寻找突破。此招果然有效。3月，在运输业中做组织工作的共产党干部王中一被捕。特务在王的屋里搜获一份名单，导致数百名中共党员被捕，其中绝大多数人是技工。**
*此次事件中，属于共产党方面的“红衣女郎”可能实有其人。有位回忆者称，共产党员齐槐琼（音）在与军警搏斗时就穿着一件红色羊毛外套，后来其他工人帮她换了衣服，躲过了追查。参见张祺：《回忆申九二二斗争》，《上海工运史料》1986年第1期，第26页。可是其他资料则称穿红衣服的嫌疑人实际是个男人。见商一仁：《申新九厂二二斗争纪要》，《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3辑，第22页。
**上海总工会：《上海工人战斗在第二条战线》，未刊稿，1984年，第32-33页。陆京士本人很清楚共产党都集中在什么地方。1947年9月，他在工人桶利会中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专门从事反共活动。该小组集中注意力于公用事业部门，尤其是上海电力公司和法商电车公司，其次是机器业。
国民党势力的瓦解
当国民党当局忙于在工人运动中消除共产党的影响时，其内部麻烦却进一步升级了。*许多在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时期效过犬马之劳的人物发现自己已经与国民党政权越来越离心离德。陆京士的老师杜月笙在抗战后返回上海时，曾希望当上上海市市长，可是蒋介石怕别人联想到自己的流氓出身，最终发表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数月后，当上海市参议会成立时，杜月笙又想搞个议长当当。不料CC系又把前社会局局长潘公展推了出来。但最令杜月笙伤心的事发生在1948年秋，他的儿子被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以违法进行股票交易的罪名逮捕。看到自己儿子戴着手铐的照片登在《中央日报》的头版，杜月笙差点气死过去，一连好多天都起不了床，以后便以养病为名，一个多月不出门，也不见客。可能正是由于这件事促使杜月笙在共产党占领上海之前去了香港，而不是去台湾。[51]
*即便是陆京士麾下的工人福利会和护工队一一前者人数膨胀至2000名干部，后者则包括了1万名武装工人——也是矛盾重重。以陆京士及其多年密友吴开先为首的“上海帮”和以社会部训练班出身的“南京帮”之间勾心斗角。此外还有一帮忠于朱学范，还有一帮“骑墙派”，后者对陆京土则完全三心二意。见《上海工潮与工运》。
**蒋介石疏远杜月笙的原因还不完全清楚。可能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削弱了杜月笙作为劳工调停人的作用。日本人一投降，国民政府接管了该市许多工厂，政府代理人直接插手管理事务。关于不断增加的对产业部门的控制，可參见威廉·柯比（William Kirby）即将出版的关于全国资源委员会的著作。
有些帮会闻人干脆不揶窝，转而与新政权合作。吴绍澍在失去了国民党党政职务后即开始与共产党搭上关系，解放后有了一个较好的出路和归宿。吴的骨灰后来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52]人力车大王、青帮头子顾竹轩，同意与其侄子、一位共产党人合作，为其打通上海帮会方面的关系。中共上海地下党帮会工作委员会的会议最初都是在天蟾舞台二楼顾竹轩的经理室召开的。顾竹轩得到的回报是，1949年8月，上海市召开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53]
上海劳工领袖兼帮会闻人中投靠共产党的最著名一员，便是从前的邮务工会领导人朱学范。他是1936年7月参加国际劳工组织的中国代表，中共代表曾在日内瓦与他会晤过。在他们的邀请和安排下，朱于日内瓦大会后即秘密访问莫斯科，受到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和工人党情报局代表李立三、康生的接见。此次会见使这位上海劳工领袖确信，在反对日本侵略方面，应与中共保持一致。回国后，朱充分利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机会，经常与八路军代表会晤。他建议要利用新成立的中国劳动协会——由国民党发起成立的全国性劳工组织——登记和武装全国工人，使之投入到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去。1938年4月，朱被选为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劳动大会执行委员会名誉委员。*朱学范在担任国民党旗下的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后，宣布陕甘宁边区的总工会为中国劳动协会的集团成员。中国劳动协会还在上海、天津和香港等地吸收了数千名工人，在敌后开展抗日工作。[54]
*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指出，在国统区有两种类型的劳工组织。一种是以朱学范为首的中国劳动协会，是爱国的、进步的；另一种是由国民党官员如陆京士之流控制的工会，实际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是专门对付共产党的。周恩来的评论，尽管在时间上并不精确，但却有预见性。实际上，陆当时是中国劳动协会的负责人。1939年年底，陆被迫离任，由朱学范接任。朱指称，因为政府已批准该组织为国际劳工组织的合法代表，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陆是政府官员，不宜担任此职务。见陆象贤∶《中国劳动协会简史》，上海，1987年，第5～18页。
儒雅的朱学范还利用他国际劳工组织代表的身份多次出国，为国内抗战筹措资金。他工作最有成效的地方是在美国，美国劳工联盟（American Labor Federation）答应从1943年开始，每年提供66.6万美元的支持。中国劳动协会的钱袋子突然鼓了起来，引起其他国民党官员的艳羨。1945年，朱被迫向马超俊和陈立夫发起反击，后者企图另立一个劳工组织，也指望从国外捞些美元。一波方平，一波又起。1946年9月，前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陆京士出面，要求中国劳动协会驱逐共产党解放区的工会。当朱拒绝这一要求时，他的敌手便向国民党中央报告，说朱一直在秘密购置武器，准备发动叛变。[55]
朱对重庆高等法院发出的传票不予理睬，面是于11月12日逃往香港。*〔按上下文推断，此处有“面是”应为“而是”之误。——录入者注〕他的逃离招致美国方面对中国工人运动的慷慨支持宣告结東。也许是对这笔美国财富的失去感到愤怒，所以国民党有关方面在朱学范抵达香港后不过两周便企图加以暗杀。无论如何，共产党充分利用了此次事件团结这位受伤的劳工领袖。周恩来派刘宁一——五卅运动的参加者，多年来一直是共产党领导工人工作的干部——前往朱在香港所住的医院看望，向他转达中共祝他早日康复的问候。1947年7月1日，完全康复的朱学范与刘宁一一道前往布拉格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大会。在后来的纽约和日内瓦的旅行之后，朱与刘再次在巴黎相遇。在刘的敦促下，朱同意回国访问解放区。1948年初，两人一道从莫斯科飞抵哈尔滨，在机场受到李立三的欢迎。李邀请朱参加当时仍在筹备中的劳动代表大会。在到达哈尔滨的次日，朱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们领导的革命表示衷心拥护。之后他着手协助筹备即将召开的劳动大会。1948年8月1日，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此次大会由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和朱学范的中国劳动协会联合发起。大会决定恢复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前商务印书馆职工陈云当选为新的全总主席，朱学范、刘宁一和李立三当选为副主席。[56]尽管中国劳动协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即正式解散，但他的领袖并没有被忘记。朱学范，这位前帮会中人及邮务工会领导人，成为新中国政府的首任邮电部部长。
*据陆京士自己说，他极力劝说朱忠于党国。在朱逃离的前一晚，他还前往恳求：“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主义。其他人可以背叛国民党，你和我却使不得。”见《五十年来中华民国邮工运动》，台北，1980年，第58页。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料表明，陆京士一直在给朱留在上海的家属支付生活费，直至解放。朱学范抵达香港后不久即写信给陆京士称，他还是不明白国民党为什么对他那样不客气。见“李建华（音）访谈录”，1962年9月8日，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结语
共产党在控制上海工人的过程中，变节帮会分子的合作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作为不可靠的盟友，帮会首领在国共两党权力更替之际选择了接近共产党。在这些黄色工会领导人的帮助下，共产党得以扩大在上海工人中特别是在那些较缺乏技术的工人中的影响。当然，地位较高的工人、尤其是白领职员和工厂工匠在革命的工人运动中仍是主干力量。
这些受过教育、待遇较好的工人幸运儿，按照佩里・林克（Perry Link）富有创见的说法，可归于“小市民”阶层。然而，据林克称，20世纪初的上海小市民，思想都很保守。相反，叶文心（Yeh Wen-hsin）则指出，许多共产党革命者都出身于这个小市民阶层。这两种显然矛盾的观点——对于上海小市民，一者强调其保守性，另一者强调其革命性——也许可以通过这样的观点加以解决，即激进的行动主义在动机上往往是保守的。正如汤普森（E.P.Thompson）在研究英国的情况时所发现的，坚持传统价值观的工匠往往是富有战斗性工人的前卫力量。[57]
这部分工人在最热情地投身于上海共产党工人运动的人中占了很不相称的比例，就像本书第三部分将要详细论述的那样。内战时期国民党策略的改变及其随之而来的垮台，使共产党组织者更容易在上海工人的同情者中找到共同点。然而，强调共产党与熟练工匠的联盟，并不能解释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原因。革命胜利的原因更多地存在于农村，而不是上海工人运动。[58]但是，革命者与工匠之间的合作关系并非无关痛痒。正如国民党深受他们与帮会领导的半技术性工人之间的关系的影响样，建立在工匠而非无产者支持的基础之上的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与人们以前的解释不同），对后来的中国共产主义特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9]
注释
[1] 对这一时期国民党权力衰落情况的分析，特别参见Lloyd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Stanford,Calif.,1984）.关于共产主义工人运动重建的情况，参见齐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史稿》，北京，1986年。
[2] 工人的反应是更为广阔的民族主义联合战线——其中学生、商人和其他社会集团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一部分。关于学生情况，可参见Jeffrey Wasserstrom, Student Protest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The View from Shanghai （Stanford,Cali.,1991）；关于商人，可参见 Parks Coble,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Cambridge, Mass.,1980）.
[3] 《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1987年，第108～115页、第268～311页、第424～429页。
[4]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载《上海工运史料》1988年第1期，第3页。
[5] 张维桢、韩念龙和周林：《1936年上海反日大罢工回忆》，载《抗日风云录》，上海，1985年，第57页。对共产党在此次罢工中影响有限的分析，可参见 Matthew H. Sommer,“Strikes in Shanghai Cotton Mills During the Nanjing Decade： A Case Study of the November 1936 Anti-Japanese Strike Wave,”unpublished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minar paper（1988）.
[6] 刘少奇：《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的提纲》，1936年。引自《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期，第1～8页。（该文收入《刘少奇选集》时名为《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译者注）
[7] 张承宗：《刘长胜同志和上海局》，载《上海工运史料》1987年第1期，第8～9页。
[8] 马纯古：《上海工运的现状报告》，延安，1941年，第62页。
[9] 江柯林等：《上海工人运动简介》，载《上海工运史料》1986年第2期，第17～23页。
[10] 许德良：《蚁社历史的回顾》，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4期，第1～39页。
[11]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载《上海工运史料》1988年第1期，第32～33页；《记益友社》，载《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8年第10期，第25页。
[12] 吴成芳：《在革命工作中运用帮会关系的片段资料》，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1986年，第25页。
[13]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第6～14页；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第209页；马纯古：《上海工运的现状报告》，延安，1942年，第62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编：《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上海，1983年，第309页。
[14] Eleano Hinder, Social and Industrial Problems of Shanghai （New York，1942）,pp.49～51.
[15] 张心宜：《商务印书馆重建党组织以后》，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1期，第1～26页。
[16] 1941年12月，公共租界有214家工厂关门，使2.2万名工人失业。这一衰变趋势延续至1942年、1943年，参见齐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史稿》，第184～186页。
[17] 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第236～237页。共产党领导下 “表面上自发的”著名罢工是1942年和1944年发生在上海电力公司的“无头斗争”。参见《上电工人的“无头斗争”》，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期，第42-46页。
[18] 这些与中共合作的帮会头目主要来自湖北、湖南和安徽。有几位并自夸曾跟随孙中山干过革命。见吴成芳：《在革命工作中运用帮会关系片段资料》，载《旧上海的帮会》，第24～26页。
[19] 林震峰、杜伯儒；《怀念胡咏骐同志》，载《上海市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上海，1987年，第146～150页。
[20] 上海市保险业党史资料征集组：《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简史》，同上，第5～22页；施哲明、王亦洲：《“保联”歌咏组和口琴组活动片段》，同上，第125页。
[21] 上海市保险业党史资料征集组：《中共上海保险业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同上，第31～53页。
[22] 杨青：《“小草”成长史》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增刊，第l～5页。
[23] 《有关上海百货业职工运动史料的几个问题》，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3期，第1～17页。
[24] 《上海船舶工业工运资料汇编》，上海，1986年，第73～185页。
[25] 翁三新：《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党组织概况》，载《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8年第10期，第30～34页。
[26] 在地下军已知的96人中，只有两人来自苏北，6人来自山东，其余均为江南人。见《上海工运史料》1988年第2～3期合刊，第52～54页。
[27] 《综述上海工人地下军》，同上，第1～7页；张承宗：《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同上，第8～12页；张棋：《回忆上海工人地下军》，同上，第13～18页。《解放日报》1945年8月23日，以及《新华日报》1945年8月28日，其标题为“50000上海工人暴动”。
[28] 这些回归者的名单见于 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12-1-52.
[29] 还包括八路军俘虏，在被送回国内之前，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在北海道做了几年苦力。见同上，#11-1，11-9。
[30] 《中国技术协会八年》，上海，1987年。
[31] 《解放前的上海物价》，上海，1961年，第330页。
[32] 《上海百货业职工运动史料》，上海，1986年，第86～87页。在一些更传统的手工行业中，如酿造业，共产党更是直接与商店的管理人员打交道。见《上海酱酝业职工斗争情况》，载《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1954年第4期，第31～59页
[33] 毛齐华：《略谈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的一些情况》，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2期，第1页。
[34] 齐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史稿》，第188页。
[35] 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关于上海六大公用事业工会的一些情况》，《中国工运史料》1980年第2期第164～171页。
[36] 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1-7-48．
[37] 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 #D-5310-1．
[38] 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上海电力公司工运历史记事》，《中国工运史料》（北京）1984年第2期，第174～208页。
[39] 张先培：《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上海市委组织概况》，载《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8年第12期，第30～34页。
[40] 军统在抗战时期的活动情况，可参见 Yeh Wen-hsin,“ Dai Li and the Liu Geqing Affair： Heroism in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8 （1989）：545～562．
[41] 毛齐华：《略谈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的一些情况》，《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2期，第3～5页。
[42] 水祥云：《上海市两年来的工运》，载《市政评论》第11卷第1～2期合刊（1949年），第8页；邵新石（音）等编：《上海劳工年鉴》，上海，1948年，第38页。
[43] 范绍增：《关于杜月笙》，载《旧上海的帮会》第241页。
[44] 郭兰馨：《杜月笙与恒社》，载《旧上海的帮会》，第316页。
[45] 姜梦麟、毛子佩：《抗战胜利后上海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载《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5期，第182～184页。
[46] 《关于上海六大公用事业工会联谊会的一些情况》，《中国工运史料》1980年第2期，第167～168页。
[47] 《值得记取的一些教训》，《上海工运史料》1986年第2期，第29～32页；梁诚：《上电工人在“富通事件”中》，《上海工运史料》1987年第5期，第9～14页。
[48] 张祺：《回忆申九二二斗争》，《上海工运史料》1986年第1期，第20页。
[49] 金涤：《上海舞潮案》，《文史资料选辑》1981年第1辑，第152～160页；范锡品：《上海舞潮案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5辑，第190～199页；《上海舞潮案内幕》，上海，无出版日期，第4～22页。
[50] 转引自张祺：《回忆申九二二斗争》，《上海工运史料》1986年第1期，第28页。
[51] 范绍增：《关于杜月笙》，《旧上海的帮会》，第239～242页。据杜本人说，他曾与未来的上海市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有着联系。见黄国栋：《杜门话旧》，载《旧上海的帮会》，第265～267页。
[52] 姜梦麟、毛子佩：《抗战胜利后上海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载《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5期，第184页。
[53] 顾叔平：《我利用顾竹轩的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旧上海的帮会》，第363～366页；另一个著名帮会分子转变立场的例子是向海潜，他是上海地区洪帮的主要首领，曾参加过辛亥革命。见《革命史资料》1981年第5期。
[54] 陆象贤：《中国劳动协会简史》，上海，1987年，第20～22页、第39页。
[55] 同上，第35～36页，第102页。
[56] 陆象贤：《中国劳动协会简史》，第103～121页；朱学范：《两岸工会合作，共同振兴中华》，载《人民日报》1988年8月25日。
[57] E. Perry Link, Jr.， Mand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 （Berkley, Calif., 1981）, p. 5； Yeh Wen-hsin,” Shanghai’s Petty Urbanites Cultural Mobiliz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odern Shanghai,1988, p. 2；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1966）.
[58] 关于农村的共产主义运动，特别参见Ch’en Yung-fa,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rekley,Calif.,1986）
[59] 对这一问题的初步探讨，可参见裴宜理： Labor Divided: Sources of State 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即将发表于乔尔•米格代尔（Joel Migdal）等人主编的一本书中。本书第二卷将继续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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