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第四章 激进主义的全盛期，1919—1927年
对上海工人来说，从五四运动（1919年）到三次工人武装起义（1926—1927年）是动荡不宁的岁月。中国城市居民对世界大势的了解日益加深，有助于将工人运动与国内及国外政治经济形势联系起来。当时国人最关注的问题——国耻、军阀主义、通货膨胀——为原本分散的工人队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合作条件。促使工人斗争政治化的因素乃是新生政党的活动，其成员多为在“新式学校受过教育的爱国学生。然而，正如这些活动家们将要发现的那样，工人们由于文化传统和斗争经历各不相同，其行为方式千差万别，只有部分人对外来干部的动员作出积极反应。
五四运动
共产党、国民党和西方学者一样，都认为五四运动乃中国近代史的分水岭[1]1919年命中注定的那一天，成干上万的中国学生走上北京街头，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签们的凡尔赛和约发出愤怒的抗议。和约中关于将中国北部省份山东实际上变为日本殖民地的条款激怒了学生。示威者抗议政府屈服于日本侵略的行径，一股炽热的民族主义浪潮奔涌而出，迅速流遍于中国大地。
知识分子不是惟一的被爱国情绪感染的群体。6月5日，北京大规模逮捕学生的消息传到上海，有6万名工人举行了罢工．各商店随之关门，全城陷于瘫痪。首先受影响的是日属棉纺织厂，但工人罢工不久便波及到造船、市政、印刷、烟草、运输等行业。这个中国最大工业城市为期5天的瘫痪迫使北京政权对为时一个月、僵持不下的学生抗议行动作出让步，政府作了公开道歉，释放了被捕学生，解除了3位与巴黎和谈有关官员的职务，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2]
尽管政治家与知识分子被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新景观搞得一筹莫展，上海的“五四”罢工并不意味着工人绵延不息的行动和组织传统有了新突破。罢工期间，人们熟知的城市团休在迅速动员工人阶级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工匠中，同乡会、行会和原始工会起着领导作用。宁波同乡会在推动甬籍工商业者抗议方面尤为积极，其激发爱国热情的举动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前与法国人斗争一事。＊各行各业的熟练技师包括铁路机匠、自来水厂工人均在其公所行会的支持下举行罢工，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工人也在同义会的激励下大量卷人[3]。原籍上海、宁波、绍兴和苏州的印刷工人迅速加入。不久，建筑工人也接踵而至。[4]坐落在老城咸瓜街的参业公所在罢工开始时正准备庆祝其行业神的诞辰，聚餐的分子钱都捐献给了这场爱国事业。[5]
＊《五四爱国运动资料》，北京1979年，第454页、458页、468页、473页。可以肯定，爱国热情后面还隐藏着经济利益。例如“五四”总罢工之前的几个月，该市制伞工人为了抵制进口日本洋伞而举行罢工。参见古屋氏（T,Furuysa）:《五四时期上海的社会条件和人口》，载《五四运动史再检讨》，东京，1986年，第226—227页。
对缺少技术的工人而言，工厂工头起着关键的中间作用。有十多名在外国棉纺织厂工作的工头号召工人结成团体（约有200名工人），抵制洋货。＊青红帮的表现尤为突出。6月5日，两帮头子开会，决定让他们控制下的所有小偷扒手参加总罢工。乞丐们也被命令在罢工期问暂停乞讨；乞丐们的日常饭食由丐帮头子提供。甚至有报道说，有些妓女唱起爱国歌曲，“停牌歇业”。[6]
＊《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67页。在决定工厂工人是否参加罢工上，性别显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据一份英国警务处报告称，在公共租界参加罢工的两万名纺织工人中，有2/3系男性（尽管女性占了纺织工人的绝大多数），见Joseph Che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Shanghai（Leiden,1971）,p.150.
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差别也反映在他们的公开示威行动上。6月10日发生的两件事可以做个比较。在沪东，约有500名普通工人聚集在一个邻近的小庙准备出发。大多数参加者都手执木棍和方布，一如农村抗议者的习惯。当庙里的人为他们在布上写好字后，他们就像农民起义者那样将布扎在木棍上。但当工人们看到警察排列在通往公共租界的路上阻挡他们前进时，其首领便叫大家解散回家。这群抗议者立即丢弃了他们刚刚准备好的旗帜，四散回家。[7]相反，同日在老城由工匠举行的一场罢工中，每位工匠手执一面自制的旗帜，昂首阔步，行进在所有的主要大街上。正如一家报纸带着明显的惊讶口吻所说的：“尽管他们是匠人，他们的演讲极得人心，他们懂礼貌，有纪律。”[8]
这种抗议方式上的差异并不妨碍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在此民族危机时刻采取一致行动。而且，许多工人甚至对开展持久合作表示出兴趣。6月12日，当罢工浪潮渐息之时，有2000多名技工、工头和普通工人聚集在四明公所，即宁波旅沪同乡会。在那里，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工人组织，将罢工进行到底。[9]
当时的观察家们也许未曾充分认识到这一工人行动主义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但他们无一不被觉醒了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潜力所震撼。早期共产土义工人运动的领导者李立三在罢工爆发后不久写道：“在五四运动以前几乎没有认识群众力量，到了五四运动以后，一般进步青年，便受了这个浪潮的冲击，认识国民革命前途，必须唤起广大的群众来参加，尤其是工人群众。”[10]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像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兄弟一样，上海工人阶级很容易被唤起。正如詹姆斯·克罗宁（James Cronin）评论的那样：“自相矛盾的是，这场战争是以国际主义的消亡为开端的，又以国际范围的罢工浪潮结束。”[11]就像在欧洲一样，遍及中国的罢工浪潮部分地是极度通货膨胀的产物。[12]但是，无论是欧洲工人还是中国工人所要求的远非增加工资；他们还提出了组织上的和政治上的要求。
欧洲与中国的罢工战略具有类似之处并非偶然。一战期间，约有l万多名中国工人被欧洲工厂招募，以取代那些上战场的人们。战争结束，从战场归来的欧洲人重新取代了中国人，后者回到中国时已经掌握了很好的斗争技巧。＊
＊单是在法国,中国工人在1916年11月至1918年7月就举行了25次罢工。他们还至少两次作为工贼破坏了法国码头工人和煤气工人的罢工。参见陈三井：《华工与欧战》（台北，1986年）。第142—144页。当回国工人抵达上海时，他们常常在码头上受到法租界捕头、青帮大亨黄金荣的迎接。在法租界当局的授权下，由黄金荣向回闹上人发放安家费．黄便借此机会为其正在扩张的帮会网络吸纳新成员。参见《民国日报》1921年1月24日，2月12日,5月4日。
旧的罢工方式与新的世界性意识相调和在这一时期的罢工中表现明显。该市油漆工人于1919年10月举行罢工时．他们首先在公所里举行由来已久的仪式，在神抵面前焚香祷告，然后发表声明称：“全世界的工人都在要求增加工资。而只，许多国家的工人每日仅工作8个小时，不像上海漆工，从早上一直干到晚上。[13]
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运动了解得越来越多，促使上海工匠采取了越来越勇敢的行为。工会组织的不断增加便是这一进程的结果之一。1920年初，在药王庙举行了一次总集会后，该市5000名中医药剂师成功地举行了一场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而后，为了保卫劳动成果，他们仿效外国人的样子，成立了一个“友谊联合会”[14]
共产党的诞生
上海的战后罢工浪潮使左翼知识分子感觉到有必要深入到工人阶级中去。[15]与此精神相符合陈独秀——未来的共产党缔造者——在1920年初来到上海。至当年5月，在第三国际使者维经斯基的指导下，陈独秀发表了对该市工人状况的综合调查报告，并聚集一批年轻的激进分子，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准备发起场进步的工人运动。[16]
来自浙江省的学生——浙江旅沪学会在五四罢工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成为这一中国共产党先驱团体的全要成员[17]到年底，这些富有朝气的组织者已经在共产主义旗号下建立了两个工会。也许并非巧合的是，这一突破发生在机器业和印刷业，两者均以来自浙江的工匠占绝对多数。[18]新工会反映了江南工匠长期以来的愿望。上海机器工会，最初的参加者约有70人左右，都来自造船、纺织等行业。他们在其成立宣言中宣称，坚持学徒制和互助的传统。[19]
上海,既是中国的工业都会，又是工人罢工传统的温床，回顾起来，似乎还是新型中国共产党的当然发源地。但对当事人而言，情况远非如此。正如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于该市召开的近一年前所写的关于上海社会情况的系列论文中所指出的：
上海社会，分析起来，一大部分是困苦卖力毫无知识的劳动者；一部分是直接或间接在外国资本势（力）底下讨生活的奸商；一部分是卖伪造的西洋药品、卖发财票的诈欺取财者；一部分是淫业妇人；一部分是无恶不作的流氓、包打听、拆白党；一部分是做红男绿女小说、做种种宝鉴秘诀、做胃牌新杂志编钱的黑幕文人和书贾；一部分是流氓政客；青年有志的学生只居一小部分，——处在这种环境里，仅仅有自保的力量，还没有征服环境的力量……我因此联想到国民大会如果开得成，总以不在上海开会为宜（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上海社会是哪一种人势力最大？从表面上看来，政治的、经济的大权不用说都在西洋人手里，但社会的里面却不尽然。大部分工厂劳动者，全部搬运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听，这一大批活动力很强的市民都在青帮支配之下。去年学生运动时（指五四运动——引者）的大罢工已经显现出他们的威信……他们老头子的命令之效力强过工部局……消灭他们之根本办法，惟有使各业工会在法律上都公然成立……在这一点看起来，上海工会发达不发达，不仅是劳动界利害问题，简直是上海全社会治安问题。
[20]
无论陈独秀的意见如何，上海仍然成为1921年7月中共成立大会的召开地。这个新型政党颁布的第一个纲领开头便写道：“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21]次月，为了实践纲领内容，中共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部里最积极的成员、一个名叫李启汉的学生，业已显示出组织工人的极大才能，他在此前一年即已协助创立机器工会和印刷工会。但是这些工会是建立在早有框架的行会的基础上的。为了打破只在有文化的工人中打转转的局面，在比较缺少技术的广大无产阶级中开展工作显得尤为迫切。正如一位早期活动家所指出的：
工作的开始，是遇到了不少困难的……（最难对付的是青红帮）。最后我们决定把几个同志设法加入青帮或洪帮；但是在当时我们同志都是学生出身，如果要上台去讲一套，下台来写一套，倒还有人；如果要到青帮里去拜老头子，到洪帮里去做小兄弟，先要低首下心去学他们的清规戒律，然后再转弯抹角，开展工作，那真是谁也没有那个耐心，而且也不容易找到那个门路。
[22]
幸运的是，在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李启汉（也许值得注意的是，他来自湖南省）有着极大的耐心，在帮会中开展工作。作为一名共产党创办的工人补习学校的教师，李与一名纺织女工建立了密切联系，后者是一名帮会成员。她将这位年轻的马克思卞义者介绍给了她的青帮师傅，后者欢迎李启汉加人青帮。在其深人纺织和烟草工人中开展工作时，这种关系证明具有极大的帮助。到1921年底．李在这两个产业部门已站稳脚跟，建立起左倾工会。[23]
保守派的挑战
并不只是共产党人在寻求组织上海的工人阶级。国民党政治家和工厂工头为了其自身利益同样热衷于打通工人行动主义的渠道。五四运动后的次年，这类人物在上海成立了十多个工会。[24]尽管他们的努力是有限的，却表现了“五四”总罢工以后激发起来的对组织工人的普遍兴趣。在改良主义的影响下，还出现了自立“工会”，如“实业振兴会”，由一位纺织厂工头和一位学校校长发起，接受大生铁厂老板的指导。该团体在一家新式纺织厂发行股份，但最终只有一架织机投入生产。[25]这类团体的另一个是上海职工联合会，该会在1919年10月的一场罢工中遭到干涉，此次罢工发生在三新纱厂，罢工者要求增加工资，工人应拥有每周休息的权利。[26]第三个是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该会每周发表演讲，发行了一份报纸，办了一个工人业余学校。在该会成立仪式上，国民党显要如胡汉民、戴季陶和廖仲恺均发言表不支持，该会负责人是一位与粤籍政客有着密切关系的资本家。该会还有更雄心勃勃的设想，如建立工人诊所和信贷部等，但终于未能实现。[27]
在一定程度上，上海刚刚出现的共产主义运动可以与这些保守派合作。例如，陈独秀就曾参加过几个“招牌工会”——正如后来中共正统史学的称呼一样（又叫“冒牌工会”——译者注）——的成立仪式。[28]对保守的劳工团体提出的于1920年5月l日在上海联合庆祝第一次国际劳动节的倡议，共产党也表示支持。尽管警察局关闭了预定的庆祝场所，但仍有约5000名工人聚集在附近的一个公园里，高呼“劳工万岁”以及关于三班制、八小时工作制等要求。[29]
共产主义革命家可从改良团体提出的改善工人权利的主张中获益，但两者并非不存在紧张关系。在几位招牌工会领袖的操纵下，1921年11月召开了一次大会，讨论将全市工会在一个单一组织的保护之下加以合并的可能——包括那些中共支持下的工会。虽然李启汉和另一位共产党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当他们提出的几项要求遭到拒绝时，他们便离开了会场，以示抗议。[30]
“五四”以后上海上人运动的特征是：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合作与冲突方式不断转换。即便是在这早期阶段，党派之间的对立在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工人中间也有着鲜明的表现。1922年，一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由外来组织者掀起的罢工浪潮席卷该市。工人斗争非同寻常的水平——因为紧接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之后——往往被说成是正在壮大的共产党影响的结果。[31]确实，有许多证据来支持这种观点。例如，当年持续最久的罢工（坚持达27天之久）是由金银器业工人发动的，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工匠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工人们要求资方予以承认。[32]此次罢工的一位参加者后来回忆道，罢工的中坚力量是工匠（90％来自宁波），他们对自己的待遇不像那些销售其产品的白领职员感到不满。*虽然1922年这场由技术工匠发动的罢工历时最久，但在规模上不是最大的。规模最大的罢工是由1万名非技术性缫丝女工发动的，领导者不是共产党、而是与国民党政客关系密切的帮会中人。
*“杨孟言访谈录”，1959年5月30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共产党的影响井不意味着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的一争方式，金银业工人的罢工最终是在宁波同乡会的调解下解决的。后者坚持工人必须为其罢工之鲁莽行为道歉一一罢工期问，一个商店在骚乱中被毁，工人们在其处焚香，燃放爆竹。见《民国日报》1922年11月2日。
对共产党人来说，不仅保守派的挑战令人烦恼，军阀的镇压更是他们控制工人运动的障碍。1923年2月7日，军阀对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进行的血腥镇压严重危害了全国的共产主义事业。正如书记部领导成员之一的邓中夏后来回忆的那样：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在上海做职工运动，但是，总做不起来，做起来一点，便又覆灭。1922年冬，日华纱厂、英美烟厂与金银业的所谓三角同盟罢工失效以来，什么也没有，仅仅还保有很小一部分的印刷工人和机器工人，再加上一部分店员。“二七”失败的消沉期中．简直没法活动。
[33]
二七罢工中，有35位罢工者在军阀吴佩孚及其盟友的三次主要袭击中丧生，那以后，劳动组合书记部停止上了活动。工运主导权再次落到保守的工会领袖手里，其中的许多人喜欢与帮会和国民党右派保持密切联系。[34]
统一战线
1924年初，国民党与共产党宣布结成统一战线，政治气氛焕然一新。统一战线允许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的统一领导下恢复工运活动。两个政治竞争者的正式合作使上海工人阶级很快动员起来。1924—1925年间，上海有国民党党员4448名，其中职业为“工人”者几近1/3（1482人）。在那些标明身份者中，来自宁波和其他江南地方的机器工人、木匠，技工、印刷工人和男性纺织工人的数量很大。学生在上海国民党党员中占了绝大多数，其中有很多著名的共产党工运领导人。[35]
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上人运动新高潮来临的动力大部分来自上海大学。上海大学成立于1922年10月，校长是于右任，一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同盟会会员；副校长是邵力子，身兼国民党党员和共产党党员。该校从一开始就是国共两党的一项冒险事业。该校很快就赢得了行动主义的名声，吸引了全国各地有抱负的青年。来自浙江的学生最多，他们也是校园中出现的许多同乡会中政治观点最激烈的。[36]
1923年夏，上海共有43名共产党员，分为4个小组，其中之一就在上海大学。上海大学的党小组有11名党员，包括邓中夏、瞿秋白等有影响的党的中央委员，他们担当起了领导工人运动的重任。1924年1月的国共合作宣言为这类活动提供了更多的支持和保护。该小组据此指示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国民党，并同意国民党在该大学成立一个地方支部。[37]
在统一战线的保护下，上海大学的师生开始关注劳工界。新成立的社会学系引人注目，瞿秋自和邓中夏要求学生们将课堂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这些学生中的一位便是杨之华，她很年轻，来自浙江，当过小学老师。进上海大学不久，她与瞿秋白结婚，后来成长为上海工人运动中的一名著名人物。动员工人的最初渠道是工人夜校。到1924年夏，中共上海大学小组为工人们踊跃入校的热情所鼓舞，开办了沪西工友俱乐部，作为进步的工人一学生的聚会场所。[38]
上海大学工人夜校办得成功的最初例子是刘华，他是中华书局的一位印刷工人。在中华书局当了3年学徒后，刘华进人上海大学工人夜校，3个月里，邓中夏和瞿秋白发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几个月后，他当上了沪西工友俱乐部的主任。俱乐部设于纺织厂集中的小沙渡地区的中心地段，他将工作重点放在该地区各日属棉纺厂的工人身上。
中共组织纱厂工人的一个关键人物是内外棉厂的工人陶静轩，陶既是俱乐部成员，又是共产党员。与绝大多数共产党组织者不同的是，陶静轩出身于苦力劳动者——他原籍湖北，还当过码头工人。陶首先着手在厂内联络五大帮门首领（安徽帮、湖北帮、苏北帮、山东帮和绍兴帮），最终让他们尽弃前嫌，在厂后的一座小庙里举行结拜仪式。在互换帖子、喝过鸡血酒后，五人共拜陶静轩为“大哥”。[39]他们的工作成效很快得到证明。1925年2月，内外棉八厂发生罢工，抗议厂方用女工取代50名男工，其中有几位是俱乐部成员。[40]工人们四处联络，使俱乐部得以将罢工扩大至22家日商工厂，并领导成立了一个总罢工委员会，组织纠察队，向罢工工人发放补贴。[41]
与在他前面的李启汉一样，陶靛轩发现，要有效地动员无产阶级，就必须借助人们熟知的团结方法，甚至包括一些“封建性”习俗，诸如结拜盟誓之类。李、陶二人都不是江南人，但都能利用非技术性工人——大多不是江南人——的同乡忠诚。[42]近年，中国学者开始承认，初期共产党组织者在吸引妇女加人入自己的事业时遇到了很大困难，他们认为：“由于封建传统的束缚，女工都带有依附性，缺乏战斗精神。”[43]然而，从19世纪以来纺织女上的斗争传统（参见本书第三章）来看，此种解释缺少说服力。尽管其行动的步调很少被共产党干部提及，实际上有许多女工卷入了20世纪20年代的罢工浪潮。由于只是注意到妇女特殊的条件和关系，如在烟草业中开展女工工作的杨之华（参见第七章），故非技术性工人看起来对中共没有多大热情。
所以，尽管统一战线使共产党人在工人运动中获益很多，但仍存在许多缺点。国共两党的合作并未消除双方所有的分歧，即便当共产党已成为国民党的一部分时也是如此。国民党“右派”反对两党合作，极力阻挠激进工人运动的发展。这种阻挠往往直接采取卷入劳工事务的方式——通常是通过支持保守工会表现出来。帮会控制的劳工组织如南洋烟草公司的工会或是缥丝女工中的工会往住是最有可能插手的。1923年8月，上海工团联合会成立，将32个这类工会团体紧密聚合在国民党右派的周围。[44]这种组织给激进的劳工运动带来阻碍，在2月的纺织工人罢工中即已暴露出来——当时联合会的一位领袖将罢工消息告诉了日本方面。*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显微胶卷（#S—350）有关档案显示，南洋烟草职工会的负责人兼上海工团联合会的王光辉，1925年2月利用前往北京的机会向日本方面报告厂上海日商纱厂将要举行罢工的消息。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二卷本，上海，1981年、1986年），第1卷，第394—395页。王以前曾在湖南领导工运，他在1923年长沙一家纺织厂的罢工失败后，为了躲避迫害，逃到上海，被吸收进入保守派工会。另一位丝茧女工领袖穆志英，也曾在2月罢工时警告工人们不要被外来党派所利用。见《申报》1925年2月24口。
来自国民党右派的威胁是当时共产党人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中指出：
民族革命运动时期中职工运动里，尤其在现时工会有公开的可能的时候，不但是对于国民党的关系应当非常注意，便是普通的工会里也很容易发现各种反动派……国民党右派现在有集中这些反共产派于自己之手的阴谋……此种阶级斗争的进行，必然能打倒工会各种反动派，尤其是国民党右派的势力……我们应揭力设法到国民党的工人部里去工作，以便借此改造国民党之工会为阶级斗争的工会，而筑成统一的工人运动。
[45]
这种努力到1925年5月1日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时取得了成效。与三年前召升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相比，此次会议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抵制。保守派的缺席（以及国民党在其领袖孙中山去世后陷入混乱的情形）使得共产党得以放手准备此次会议。结果，大会批准了全国总工会的成立。总工会表面上是国民党的一个机构，但实际上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46]
统一战线在中共的严密控制中得到巩固，进而更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组织者按照自己的政治意图领导工人运动的力量。这一结果很快就在上海纺织业中得到了验证。1925年2月的罢工刚刚结束，李立三就在沪西工友俱乐部召开上海纱厂工会联合办事处和各纱厂工会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组建上海纱厂工会联合办事处委员会，项英为主任，刘华为副主任兼宣传主任。该组织领导了1925年5月爆发的、富有历史意义的罢工。5月15日，即新一轮罢工开始的次日，内外棉七厂的一名男工顾正红（2月罢工中俱乐部的一位积极分子）在工人与厂方的对峙中被日本大班枪杀。此次事件被共产党干部很好地利用起来，极大地激发起人们对工人烈士的同情。5月24日，刘华发起有数千工人参加的顾正红烈士迫悼大会。[47]有位记者估计参加者达1万多人。他说：“我敢说，此次上海无产阶级大集会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参加者十分之九是工人。”5月30日，广大同情者——绝大部分是工人和大学生——联合举行大游行。一位亲身经历此次事件的邮政工人（也是一位党员）回忆道；
我们这支队伍一共有三十来个人，绝大多数是职工，有邮局的职工，有雕花工人，有铁厂工人、摇袜工人、红木工人和其他手工业工人，还有估衣店员和洋行职员，此外，就是中小学教员。其中多数是“大学”（共产党员）、“中学”（共青团员）和靠拢我们党的积极分子。也有一些是国民党员，但右派分子一个也没有来，还制造紧张空气，说什么“去不得”,“去了一定会出毛病，不要上共产党的当”。我们有好几个同志，一面咬着大饼，一面谈笑，大家在讥笑那些右派嘴上讲得漂亮，实际上进行破坏的无耻行为。每个人都作好了牺牲的准备，准备被捕关起来，可是绝未想到会有别的意外发生。
[48]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事发生了，英国巡捕向示威者开枪射击，10人死亡，50人受伤——五卅运动就此爆发。[49]*
＊此次事件中，当时及后来因伤而亡者共有13人．有9人为工人，其中一位是广东籍厨工，其余8人均为江南籍。参见《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720—721
五卅运动——脆弱的联盟
“五卅”惨案为共产党人打开工运新局面、反击右派势力提供了一个绝妙的机会。5月31口，即南京路惨案发生的次日，上海总工会——作为全国总工会的分支——迅速宣告成立，李立三为委员长，刘华为副委员长，刘少奇为总务主任。在他们的领导下，上海总工会成立了10个办事处（后来增加到30个），担负起指导全市各行其是之各业上人的重任。
首先站到总工会旗号之下的是上海印刷总工会，它是在浙江旅沪工会（之所以叫这个名称，是因为上海的绝大多数印刷工人都来自浙江）的衍生机构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的，该工会是两年前由来自杭州的共产党人帮助建立的。[50]其他各业工会接踵而至，不久，上海总工会即号称拥有生17个工会、20多万工人。[51]当刘少奇在幕后默默无闻地处理各种繁琐事务时，李立三在台前扮演了一个风风火火的形象。李立三又高又胖，坐着汽车，在几名身强力壮的保镖的护卫下，穿行于全市各处。李立三的表现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有一位澡堂老板兼青帮头子要李立三做自己的徒弟。经过党的批准，李立三——像他前面的李启汉一样，他也来自湖南——正式加入了青帮。[52]在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中，帮会关系再次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时一份英国警务处的报告称：“青红帮与工运鼓动者相联合……效忠于李立三。”[53]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了帮会方面的关系，上海总工会得以将五卅运动发展成为一场史无前例的罢工。[54]单是在上海一地，就有200多家企业、20多万名工人参加了这场大罢工。[55]工厂里的拿摩温——绝大多数都是帮会分子——在支持总罢工上起着关键作用。到7月时，日本厂主用上利诱一法：只要男女工头每日在厂里转悠两小时，停止向工人发放补贴（绝大部分的罢工基金来自上海总商会的捐献），就给他们发全额工资。拿摩温们以当时罢工情形为借口，说如果日方不能压迫总工会就范，自己的生命就要受到威胁。[56]
帮会的支持在上海大规模罢工中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但这种支持并非唾手可得。沪西有位极有势力的穆斯林帮会分子在吃了总工会花钱请的两顿宣席后仍在不断制造麻烦。只是在不下10位共产党工运领袖同意与之拜把以后，他才安分下来。即便是“五卅”烈士顾正红（原籍苏北），也有一位在帮的亲戚惹是生非，背着总工会与日本厂主就赔偿的事情讨价还价。直到40来位总工会纠察队员在一个晚上冲人这位帮会分子的家中，将他从床上拽出，拖到总工会的一个办事处，狠狠揍他一顿，此事才算了结。[57]
对共产党人的行动更为关注的是帮会控制的上海工人联合会。尽管这个保守组织的能量由于五卅运动的爆发而遭到削弱，但并没有消除。整个夏天，该联合会一直都在发布消息，内容尖酸刻薄，把总工会及其领袖说成是非法的，都是些暴发户，根本无法担当领导上海工运的重任。李立三尽管有着帮会身份，仍是这次攻击的主要目标：“罢工开始的时候，李某乘一次黄包车已经是奢侈的享受了，可是现在他有汽车，两个老婆，好几个横行霸道的保镖。”总工会也毫不客气地加以回击：“工会是人民的组织，不是衙门……它能随便抓人吗？"[58]至8月22日，此种紧张关系演至极致。近100名歹徒手执刀棍，袭击了总工会的办公场所。危急时刻，李立三从后门逃出，但有8位工会干部被歹徒打伤。事情很快被证明，工人联合会是此次事件的主谋。[59]
帮会与右翼工会不是李立二及其总工会面临的惟一难题。“五卅”罢工期间，心怀不满的工人也在不断制造麻烦。作为坚持罢工的重要杠杆，罢工生活补贴的发放由总工会各下设办事处负责，对饥饿者而言，办事处不啻是一块磁石。办事处人员很快发现，不少工人重复排队，重复领取罢工补贴。为了加以控制，总工会要求工人从其包工头或拿摩温那里开出证明，凭证发放一周补贴。此种方法对于那些有比较固定的职业、在有同情心的工头手下工作的人来说，当然不成问题，但对于那些打零工的人（如“野鸡”码头工人）来说就不那么简单了。当罢工进行之时，心怀一不满的码头工人开始对总工会及其经费支持者采取暴力行动。8月12日，大约2000名码头装卸上人冲进上海总商会，抗议商会拖欠罢工经费。当时商会正在办宴席，抗议者将酒饭嚼食一空，又将杯盘桌椅摔坏砸烂。随后又有乞丐和上海下层社会的其他各色分子卷入进来，这群人又一窝蜂地袭击了上海总工会。[60]
即便是普通的纱厂工人——尽管他们被称为典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也并不总是与共产主义鼓动者保持一致。有位工人就曾这样间忆五卅运动：
有些学生来到我们厂里，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我们知道的只是他们是来帮助我们工人的。他们要我们起来罢工，并允诺在罢工期间会付给我们足够的生活费。对此我们很高兴，就开始罢工。每隔两个星期，我们就可以领到我们的生活费……我曾被警察逮捕关押过一段时间。当时人们都很迷信，认为我出狱后会交坏运道。所以，我去洗澡、剃头，然后焚香驱邪。
[61]
在来自帮会和心怀不满的、或是不受约束的工人的压力下，总工会决定平息事态。经与日本总领事谈判，日方同意给予烈士顾正红家以抚恤，保证改善日商工厂的工作条件。尽管日方的让步没有什么价值，但总工会还是决定结束罢工。至8月下旬，即距罢工开始约二个月以后，这场历史性罢工终于宣告结束。
五卅运动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充分显示了这一时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虽然激进分子的行动井非一帆风顺。当然也有人不这样看，有人就曾这样说：
五卅运动使得好战的共产党人和当地雇主及国民党右翼培养的团体之间在上海无产者中开展了数年的争取主动、扩大影响的激烈斗争宣告结束……在这些群众斗争中，整个工人阶级站在总工会一边，后者一直控制着上海无产者的经济政治斗争，直到1927年4月。
[62]
五卅运动并不是共产党一单方面取得的完全胜利，将它归为一个结构松散而脆弱的联盟的产物可能更为贴切。在一定程度上，共产党人可以和帮会及其他有势力的代理人一起在工人阶级中开展共同的事业，他们可以发起一场强有力的，具有深远政治影响的抗议运动。＊这种联合使他们在五卅运动中得益匪浅，并且在后来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也再次发挥作用，但其内部的紧张关系也确实存在，就像1927年四一二政变所暴露出来的那样。
*该联盟留存下来的一个小型组织是“打拘队”，由商务印书馆一名加入共产党的印刷工人、两位其他行业的工人及一位红帮大哥领导。这支武装队伍专门严惩工贼和其他反对激进工人运动的人。据它的一位领导人回忆．该组织一直很活跃，延续至1936年。见徐梅坤：《忆起义前后》，载《上海工运史料》1987年第2期，第l页。1933年，英国警务处的报告说．上海共产党的“打狗队”用斧头铁棍来对付他的对手，在工厂里挑起事端，旨在全城发动总罢工。见上海工部局警务处档案，存美国国家档案馆（华盛顿特区），案卷号：D—2554／36。
同时，上海总工会还受到来自军阀方面的高压。10月，总工会所在地被查封，1l月，工人领袖刘华被逮捕。1925年12月17日，这位出身印刷工人的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被秘密杀害。[63]另一位来自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工人被选为总工会负责人，后于1926年4月被捕。[64]
三次武装起义
尽管遭受了如许挫折，上海激进的工人运动不久便被来自远方的政治势力所挽救。当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之时，孙传芳军阀政权的地位开始倾斜。在国民党胜利形势的激励下，共产党工人领袖开始振奋精神，动员上海工人阶级。尽管还处在秘密状态，上海总工会——与江浙中共党组织步调一致——开始领导民众反对孙传芳政权。在1926年一次流产的起义之后，周恩来被派到上海，直接领导上海上人斗争。1927年2月，紧接在一次卷入35万名工人的人罢工之后，第二次武装起义爆发。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未能将工人罢工与起义结合起来，但最主要的还是由于孙传芳的镇压，这次起义仍归于失败。陈独秀反对继续组织起义，他在向党中央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用“组织时代代替罢工时代”。周恩来则赞成作第三次尝试。3月21日，上海总工会发动总同盟罢工（估计全市有8万工人参加罢工），随即罢工转为起义，工人起义军最终驱逐了军阀队伍，迎接北伐军进人上海。[65]
在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进行之时，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在战斗中起了主导作用。此种行动主义反映了这些在上海最大出版行业工作的、受过教育的江南工匠的激进倾向。早在五卅运动时期，商务印书馆的雇员中就有大约170名共产党员，主要集中在编译所。[66]其中著名人物如陈云（后来成为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主管）和左翼作家茅盾，此时在商务印书馆成立工会和发动罢工中表现积极。[67]到1926年10月，商务印书馆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增至约400人，约占该馆雇员的10％。站在第三次武装起义最前线的大约100多名纠察队员都来自商务印书馆。全市工人纠察队的队部即设在商务印书馆的俱乐部内。[68]该馆工人的战斗性无疑与他们的文化背景和世界观有关。正如有位老工人回忆的那样：“我们商务印书馆是个教育程度高的地方，我们当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其中很多人能说英语……我们的有些同志与外国人联系，而另外一些人则组织纠察队。”[69]
在规模和能量上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纠察队的是上海邮政局纠察队，这是另一个集中了受过较好教育、待遇较高的工人的部门。此处的激进主义传统也是根深蒂固。一位前邮政纠察队负责人回忆道：“我曾参加过辛亥革命，懂得一些军事知识。看到其他工人没什么作战经验，我就教他们列队。”[70]
机械工人也为这次成功的起义做出了很大贡献。杨培生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杨是一位很有技术的铜匠，他出生于上海市郊川沙的一个乡绅家庭，他在1914年进人祥生铁厂之前曾在仁海铁工厂做过多年学徒。五年后，五四运动爆发，他协助建立机匠工会。杨培生尽管政治上很激进，但由于技术过硬，在1921年被提拔为装配车间的监工。工人们都称他“杨师傅”。他于1923年加入宁波同乡会，两年后加入共产党。1927年2月，穿着中式上装、戴着缎帽，一副名流打扮的杨培生主持了上海金属总工会的成立大会。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主要依靠金属工人的支持，负责领导浦东地区的工人纠察队。随着第二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杨培生被选为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次月他又当选为委员长。[71]
和印刷工人一样，邮政工人和机器工人也对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因为总罢工需要各行业广大工人的参加。事实再次表明，共产党在团结整个工人阶级的过程中，帮会的合作是一个重要因素。第一次武装起义前夕，汪寿华（当时的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从上海商界首领虞洽卿那里得知，“法界华捕‘麻皮金荣’（即青帮大亨黄金荣）与其他主要帮会头目之间的谈判已经完成，他们都很愿意合作。”就在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前两大，中共上海区党委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汪寿华向周恩来报告说：“（帮会大亨和鸦片大王）杜月笙请求我们予以帮助……他要求我们不要提出鸦片问题。同时，他希望将所有青红帮重新组织起来，交由我们指挥。”[72]黄金荣和杜月笙提供了有效的帮助；中共方面可靠的资料证实，帮会向中共支持的工会提供资金，为释放被关押的工人奔走活动，传递军阀当局行动的消息，为在租界外面活动的中共干部提供保护。[73]
共产党人能够领导这次暴动，在两天之内控制了这座全国最大的城市，部分地要感谢来自帮会方面的这种帮助，至3月22日，5000名工人纠察队员——其中数百人是有武装的——占领了警察局、铁路局、江南制造局，以及法院和监狱。在很多情况下，军阀部队只是弃械逃跑，但在闸北区发生了激烈战斗，约有200名工人牺牲。一个星期后，新的市政府成立，其成员包括共产党、国民党、青帮及商界人物。[74]正如五卅运动时期的排外主义将激进派和保守派溶入一个强有力的合作关系（尽管还存在冲突、派别）一样，北伐时期的反军阀主义又将这些原本互相对立盯的派别重新组合起来。政治危机——无论是由国家存亡的因素引起，还是由要求国家统一而引起——有助于使陌生的同盟者走到一起。*
*当然，三次武装起义时期，排外倾向并未消失。一个纱厂工人在回忆中曾提到了一件排外逸闻：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他和工友们抓获了一名留胡子的年轻人，把他当成是日本人。在遭到一顿痛打之后，这位被抓者最终被证明是个中国人，工人们斥问道：“既然你真的是中国人，你就不该学日本人的样子留胡子。”这位倒霉蛋回答说：“实际上，我是模仿孙中山的样子。”参见“吴顺林访谈录”,1958年5月5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所以，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从五卅运动到伐的“激进主义的”全盛期，他们并没有取得绝对胜利。虽说工人阶级中的世界主义已经萌生，但他们仍然采取传统的团结方式。只有通过艰苦的工作——往往要取得他们不喜欢的中间人的同意——共产党人才能将工人的战斗性纳人到自己的轨道中来。尽管可以用革命的阶级斗争之类的言辞来标榜，但要将工人组织起来，就必须依靠“封建”组织的协助。虽然行会之类组织在共产党的工作中提供了最初和最可靠的帮助，但是大规模地发动工人还必须依靠国民党和帮会的合作。这个时期，中共取得的成功令人激动，但他的每一步胜利都离不开一些臭名昭著且朝三暮四的盟友的参与。这种联合是多么的不可靠，以至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不过数星期，悲剧便出现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帮会大亨黄金荣和杜月笙找到了一个更可靠的为其违法的鸦片买卖撑腰的支持者。
*1927年4月，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杜月笙派人暗杀一事表明，帮会会随时背叛其盟友。
[1] 关于这一事件的经典研究，仍然要推周策纵（Chow Tse-tung）：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ambridge ，Mass，1960）。
[2] Joseph Chen，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Shanghai （Leiden，1971）。
[3] 《五四爱国运动资料》，北京，1979年，第461页第463~464页、第466页、第475~476页第487页第514页；《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北京，1980年，第328页第356~357页；《新闻报》1919年6月7日。
[4] 《申报》1919年6月9日；《新闻报》1919年7月11日。
[5] 《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94页。
[6] 同上，第496页第514~515页、第531页。
[7] 《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72页。
[8] 《时事新报》1919年6月11日。
[9] 同上，1919年6月13日。
[10] 李立三：《中国职工运动概论》，1919年，转引自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沈阳，1987年，第53页。
[11] James E. Cronin，“Labor Insurgency and Class Formation，Social Science History 4 （1980）：126。
[12] 见《民国日报》1919年10月12日，其中的讨论将欧洲和中国的工人斗争的潜在原因归于战时通货膨胀。
[13] 《时报》1919年10月 20日、21日。
[14] 《新闻报》1920年1月3-4日、6日、10日、19日。
[15] 参见Arif Dirlik，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k，1989），其中讨论了关于五四运动对于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重要联合的决定性作用。
[16] 调查报告发表在《新青年》第7期（1920年5月），第1143~1245页。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见《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上海，1988年，第6~12页。
[17]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上海，1988年，第101页；Dirlik，The Originsof Chinese Communism，p.101。关于浙江旅沪学会参加五四运动的情况，可参见《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59~460页。
[18] 邵维正：《建党前后的上海工人运动》，载《党史资料》1983年第3期，第76~80页。俞秀松，一位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也来自浙江——在1920年4月的一封信里说，他刚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在一家机器厂干活。见俞秀松信函，1920年4月4日，存上海中共大纪念馆档案室。
[19] 《劳动界》第9期和第19期；《上海机器工会开发起会纪略》，转引自《中国工人运动史参考资料》，北京，1980年，第1卷，第43~47页；该宣言还宣称摆脱资本家、政客或同乡会的控制，因而不同于传统的公所组织。
[20] 陈独秀：《上海社会》，载《新青年》第8卷第1~4期（1920年），转引自《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第67~71页。
[21] 《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北京，1985年，第1页。
[22] 《包惠僧回忆录》，北京，1983年，第67页。
[23] 同上；包惠僧：《二七回忆录》，载《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北京，1983年，第605~623页；Chang Kuo-tao，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awrence，Kan. ，1971）； 蔡少卿，Secret Societis and Labor Organizations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in Working Papers in Asian/ Pacific Studies （Durham，N. C. ，1986），p. 11。
[24] 姜沛南等：《上海招牌工会的兴旺》，载《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第46~47页。其中对这类工会中比较重要的几个进行了叙述。
[25] 《民国日报》1919年6月16日、30日，7月7日、14日，8月4日11日、18日，9月8日、29日。
[26] 同上，1919年9月15日；（申报》1919年10月16日。
[27] 《民国日报》1919年8月5日、8日、21日，9月16日；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台北，1959年，第1卷，第139页。
[28] 《新闻报》1920年3月6日、4月3日；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第1卷，第139页。
[29] 《新闻报》1920年4月5 日。
[30] 史兵：《中国工人运动史话》，北京，1985年，第1册，第68页。
[31] 陈卫民：《1921年上海罢工运动的兴起》，《史林》1986年第1-2期合刊，第126-135页； Jean Chesneaux，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919-1927 （Stanford，Calif. ，1968） .chap.8.
[32] 《民国日报》1922年10--11月。
[33]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北京，1949年，第136页。
[34] 苏启明（音）：《北伐期间工运之研究》，政治大学硕土论文，台北，1984年，第94-100页： Jean Chesneaus，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919- -1927，p 225.
[35] “上海市党员调查表”。党史文献馆，台北，案卷号： 435/218，435/232。
[36] 王家贵、蔡锡瑶编：《上海大学》，上海，1986年，第16页。
[37] 同上，第1~20页。
[38] 同上，第20-22页。
[39] 《刘华》，载《上海英烈传》，上海，1987年，第45 -70页；《陶静轩烈士》，载《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5年第5期，第39 -41页。
[40] 《民国日报》1925年2月6日、12日：任建树 .张铨 ：《五卅运动简史》，上海，1985年，第37 -40页。
[41] 刘贯之：《关于1924- -1925 年上海工人运动的回忆》，《中国工运史料》1960年第1期，第34-82页。
[42] Emily Honig，Suter and Srangers ：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onMills，1911-1949 （Stanford，Calif. ，1986），P. 98.
[43] 陈卫民：《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的上海工人运动》，《史林》第4卷第11期（1988年），第78页。
[44] 苏启明：《北伐期间工运之研究》，第94页； Jeam Chesneaux，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919 1927 ，PP 22 -227，252。
[45] 《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北京，1985年，第48-49页、54页。
[46] 《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北京，1957年，第8~35页。
[47] 王家贵蔡锡瑶：《上海大学》，第31-36页、第54页。
[48] 《民国日报》1925年5月26日。
[49] 沈孟先：《关于五卅反帝宣传示威的回忆》，载《五卅运动史料》，上海，1981年，第1卷，第663页。
[50] 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1984年，第543页；《上海工人运动历史大事记》，上海，1979年，第1册，第78~79页。
[51] 《民国日报》1925年8月6日、7日。
[52] 姜维新：《从二月罢工到五卅运动》，《文史资料选辑》1980 年第3辑，第48~49页；张维桢：《张维桢同志谈上海五卅运动》，《党史研究资料》（四川），1982年第1期，第304~312页。李立三与帮会打交道的情况可以追溯到1922年安源煤矿工人罢工的时候，当时他与洪帮建立了密切联系。参见Cai Shaoqing，“Secret Societies”，p. 11~ 13。
[53] Politics Daily Report，Aug. 3，1925，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 ，no.1-1-1147。
[54] 五卅运动时李立三依靠青帮力量的情况，可参见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1986年，第1页。
[55] 《五卅运动史料》，上海，1986年，第②卷，第70页。
[56] Politics Daily Report，July-August 1925。
[57] 张维桢：《1928年以前上海工运的些情况》，载《革命史资料》1980年第1期，第47页：张维桢：《张维桢同志》第304 ~312页；Politics Daily Report ，July 9，1925。
[58] Politics Daily Report，July 16，28，1925；《民国日报》1925年9月1日。
[59] Politics Daily Report，Aug 23，25，1925；刘贯之：《关于1924-10925年……》，第71页。
[60] Politics Daily Report，July 29 ，Aug.12，13，1925；《上海罢工的真相及其影响》，载（现代评论）第2卷第35期（1925年），第7页。
[61] “朱连科访读录”，1958 年5月6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62] Jean Chesneaux，Chinese Labor Movement，p. 282。
[63] 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24页。
[64] Jean Chesneaux，Chinese Labor Movement，p. 284。
[65]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上海，1987年，第61~72页；《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结构概况》，《文史资料》1985年第3期，第73~76页；黄逸峰：《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1978年第1期，第1~5页；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36~137页。
[66] “徐洪生（音）访谈录”，1957年4月27日；“蒋仲林（音）访谈录”，1957年5月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67] 马超俊等：《中国劳工运动史》第2卷，第622页。
[68] 任其祥等：《追记商务纠察队的斗争》，《上海工运史料》1987年第2期，第10页；马超俊等：《中国劳工运动史》第2卷，第643~645页。
[69] “谢青斋（音）访谈录”，1925年2月25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70] 《上海邮政职工运动史料》，上海，1986年，第1卷，第56页。
[71] 《杨培生烈士小传》，《上海工运史料》1984年第2期，第34~37页；黄河之：《杨培生》，载《上海英烈传》，上海，1987年，第21-34页。
[72]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上海，1987年，第156~157页、209页。
[73] 上海市档案局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1983年，第220页、262页、273页。当然并非所有的帮会分子都像黄和杜那样采取合作态度。有报道说，在三次武装起义期间，有些帮会成员为外国资本家所雇用，另一些人则装扮成总工会的纠察队，暗中劫掠，破坏总工会的名声。参见《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1983年。
[74] Jean Chesneaux，Chinese Labor Movement，cha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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