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第一章 移民城市
近代上海的迅速发展，与其作为条约口岸的地位是分不开的。鸦片战争（1840—1842）后，由于允许对外通商及外国人在华居留，短短数十年，上海就从一个繁荣的沿江码头，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都市。由于位于扬子江与黄浦江汇合之处，邻近中国著名的丝茶产区，上海很快成为全球性商业中心。对外通商不过数年，这个城市便占据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绝大部分。（1）这种国际贸易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新辟的英租界（1863年与美租界合并称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参见地图1）。这些租界位于老城的北面，不久便汇聚了成千上万的外国人，矗立起大大小小欧式风格的建筑，出现了一个与原先中国领地完全不同的世界。老城（16世纪为了防止倭寇而筑有围墙）的建立原本是为了满足国内贸易的需要。在那里，木头门面的小商店迎街而立，街巷名称揭示出贸易内容：咸瓜街经营咸肉和水果，豆市街经营豆类和粮食，等等。（2）相反，在洋人居住区，引人注目的西式写字楼、住房、教堂、赛马场、花园和夜总会，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为不断增长的洋人社会提供工作、居住、信教和消遣娱乐的场所。不久，为了保护洋人的利益，以洋人为主导的政府机构如工部局、会审公廨和巡捕房相继出现。
有份地方志这样描绘上海在19世纪末的情形；
上海一隅，洵可谓一粒粟中藏世界。虹口如狄思威路、蓬路、吴淞路尽日侨，如在日本；如北四川路、武昌路、崇明路、天潼路尽粤人，如在广东。霞飞路西首尽法人商肆，如在法国。小东门外洋行多闽人行号，如在福建。南市内、外咸瓜街尽甬人商号，如在宁波。国内各省市民，国外各国侨民，类皆丛集于此，则谓上海为一小世界亦无不可。（3）
如果说商业在早期上海的发展中起了决定作用的话，那么，工业投资的作用接踵显现。外国公司不断出现，与国内新兴企业展开竞争，其产品有棉织品、丝织品、烟草、机器等，上海由此开始名闻遐迩。1861年，第一家蒸汽缫丝厂（英商）建成投产，四年后，著名的江南制造局（华资）建立。到1911年，中国所有的华洋工厂中，有l/4在上海。到1933年，这个比例升至几近一半。在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前夕，全国工厂足有60％集中于上海。（4）
地图1。1919年时的上海口岸。转引自爱米莉·荷尼格汗（Emily Honig）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1—1949（Stanford，Calif.，1986）。
工业发展带来了城市人口尤其是工人阶级数量的巨大增长。1852年，该市人口仅有50余万，到1949年，增至500多万。（5）遍布各个劳动阶层的工人来自全国各地（参见地图2）。因此，从其近代的发展来看，上海一直就是一个移民城市。1885年，非本地人占了上海华人总数的85%；到1949年，该比例为84.9％。尽管移民浪潮连续不断，但不同移民群体的人口比例却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了显著变化：广东人被宁波人超过，后者最终又被来自江苏以及其他更北面一些省份的人超过。*
地图2。1926年时的中华民国疆域，方框内地区之详图见本书31页地图3。
*1885年，上海约有20％的华人原箱广东，40％的人原籍浙江，37%的人原籍江苏。到1935年，该市只有4％的人原籍广东，而有37％的人来自浙江，53％的人来自江苏。来自安徽、湖北，山东和河北的人也有了实质性增长。尽管非本地人所占的百分比在65年中起伏不定，但该市华人人11从未低于73％。见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1980年，第112—115页。
广州移民＊
紧接在鸦片战争之后，上海的外来移民主要来自广州地区。长久以来，作为中国惟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广州因为对外贸易的需要，造就了一批劳动大军。当上海口岸开放的阴影笼罩过来时，成千上万的广州人——大多为水手和造船工人——掉头北上，到新的商业和工业中心从事其老本行。随着1843年会讲洋泾浜英语的广州买办吴健彰被任命为上海道台，这股迁移潮流进一步扩人。吴健彰的“三官”名号为洋人所习知，他驻于虹口，靠近其英美朋友的保护地区（即英美租界——译者注）。⑥至19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上海可以找到吴的成千上万同省人，绝大部分居住在吴所在的虹口地区或是邻近主要船坞的广东路一带。这一地区出现了大批粤菜馆，反映了这一地区新居民的饮食口味。（7）这些广东移民，与其他将接踵而至的外省人一样，不断将其原来的行会习俗带到他们所不熟悉的城市环境。（8）这些组织既是新来乍到者的就业代理人，有时又起到福利机构的作用。这些组织多称为“公所”或“会馆”（英语可分别译为“行会”或‘’同乡会”），是同乡人礼拜其熟知的地方神祗的庙宇，是上演地方戏的舞台，是儿童或学徒接受教育的学校，是储蓄和信贷组织，还是死后葬身之地。（9）
中国学者有时喜欢把同乡会的大量出现视为国人“独一无二的”宗族本质的一种表现，粤人尤甚。然而，这类组织在世界其他出现类似移民情形的地方也有。例如在美国，移民工人的组织也以种族与地域界线划分。1914年，单是在纽约，就有500多个同乡性质的慈善团体，“各团体均提供就业机会（通过来自家乡的雇主）、救济金、医疗、无息信贷和墓地。”
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在上海，同乡会为那些背井离乡的工人提供了一种归属感。同乡社区不仅是找工作、求保障的依赖，也是新来乍到者在一个陌生环境中得到认同的途径。因此，公所和会馆最重要的活动包括宗教仪式和同乡宴会。同乡移民通过参与这种集体行动逐渐形成了特有的集体精神。
早在1853—1855年问，上海就从小刀会身上看到了同乡组织的爆炸性威力。（11）此次事件将对中国历史造成巨大影响（例如因为小刀会占领上海达17个月而导致外国人接管海关），溯其源流，与同乡因素有关。在一位会说洋泾浜英语、吸鸦片、与道台吴健彰同村的二合会成员领导下，这次叛乱主要以粤籍会馆为依靠（以闽籍会馆为盟友）。
至19世纪中叶，上海约有3500艘远洋帆船，逐渐吸引了大约8万名广东人和5万名福建人前来寻找就业机会。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轮船的竞争，使得许多旧式中国帆船难以抵敌，面临失业的水手随时准备加入抗议行列。本地造船业的衰落损害了一些行会头面人物的利益，促使他们也步入叛乱行列。
失业水手纠合一体，构成了小刀会的主要战斗力量，他们主要来自广东和福建，由各自所在的公所和会馆组织。尽管这些行会首领都是上海新生通商阶层的头面人物，他们同时也是一方老大，扮演着其失业的同省人的保护人的角色。李少卿——系广东嘉应会馆首领，也是小刀会叛乱初期的重要人物——一直是长江下游粤籍鸦片走私者的保护人。鸦片走私贸易是将上海地区城乡秘密会党联合起来，共同发动反清叛乱的关键纽带。道台昊健彰也是嘉应人，早先曾经利用职权，批准成立一支公所团练武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支武装后来成为叛乱的组织基础。公所民兵卷入集体暴力长期以来就是广东人的习俗，此前最著名者为三元里抗英事件。（13）
1853年9月7日，叛乱者在几小时内即占领仁海县城。是日，上海知县正身着礼服，率众参加祭孔典礼，突遭攻击，于顽抗中被杀。后来证明内手早先曾是吴健彰团练中的一个首领，曾因教唆斗殴被知县囚禁数月。吴本人也被叛乱者俘获，但不久即应美国领事馆的请求开释。小刀会在占领县城时遇到的准一抵抗来自40名道署亲兵，即便如此，其中仍有17人拒绝开火，因为他们都是三合会的人。
同乡身份保证了叛乱初期的成功，但是好景不常。占领上海不久，叛乱者内部的纷争即暴露出来。为了争夺县衙库银，粤籍和闽籍叛乱者发生争斗。闽籍叛乱者将一部分战利品搬上其帆船，扬言开航离去。这批人要求杀掉吴健彰，携带掠来的银子逃回其南方原籍。广东人则更具大志。正如小刀会大元帅照会美国领事馆的那样，如果昊健彰忠于小刀会新政权，他们可以考虑让他恢复原职，叛乱者则挥师西进，占领省城苏州。不幸计划落空，美国人放走了吴健彰，吴随后在清政府镇压叛乱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尽管小刀会叛乱在政府镇压和闽粤两籍分子冲突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失败了，但它开创了上海通商社会的复杂局面。上海开埠不过10年时间，影响以后多年的集团暴力便开始形成。在外国人、政府官员、地方头面人物以及附属于他们的工人阶级的相互影响下，引发了持久的犯罪加抗议模式。帮会分子与叛乱者一样，都在这五方杂处的环境中滋生。这些人物周期性地联合行的运动，有时甚至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然而，尽管这些运动可能规模很大，雄心勃勃，但却从未完全超出同乡关系的影响。
宁波移民
小刀会不是这一时期向清政府发起挑战的惟一叛乱者。在上海西面，太平军建都南京（改名为“天京”）并派兵占领了江南大部分地区。（13）1861年春，太平军占领通商口岸宁波。（14）妙惊恐万状的地主和商人，不愿看到其财产落入农民叛乱者的手中，纷纷涌入上海寻求避难。浙江有钱人——大多来自宁波地区——的涌入，形成著名的甬帮，操纵上海金融界达数十年。（15）这批新来者的财富，部分投资新式企业，部分投资传统的手下业如珠宝业或木作业，生产出来的奢侈品可以满足其上层牛活方式的需要。由于有8个多世纪的对外贸易的经验，加上其家乡邻近上海，宁波商人在上海市场上很快就超过了其广东竟争者。
经济竞争因文化冲突而加剧。1870年代，宁波籍文人写了一系列文章赞颂其家乡“优秀的”习惯。相反，在这些文章中，粤妓、粗俗成了远道而来的广东人的代名词。结果导致了广东人的愤怒回击。（16）
文化差异还反映在居住方式上。广东人聚居于美国人所在的虹口区，而宁波移民一般居住在老城所在的南市，紧靠在宁绍码头——这可是上海与其家乡浙江省之间的商业生命线。这里有符合其口味的高档茶馆，1912年，这些消遣场所有64个，到1919年，竟达164个。在此，他们一边手捧一壶杭州著名的龙井茶，一边欣赏绍兴戏＊或是苏州评弹。还有些空间则是卖艺、测字或玩鸟的地方。而且，茶馆还是解决争端的场所。冲突双方在调解人的陪伴下可到茶馆“讲茶”。当双方对解决结果感到满意时，便喝下红绿茶混合的茶水一杯，表示握手言和。（17）
与茶馆交相辉映的是无数会馆公所，来自相同地区的商人和工人在此相聚，交换经济或社会信息。（18）这些会馆公所，清波一盛（Shiba Yoshinobu）概括为宁波旅居者“强烈的地区忠诚”形成之地。宁波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阿拉同乡人”，宁波雇主最喜欢雇用男性亲属，其次是同村或同镇人，再其次是同县人，最后才是宁波地区其他地方的人。（19）
四明公所是旅沪宁波人的主要行会，创立于1797年，地处老城北门外。随着时间推移，宁波人愈聚愈众，公所财产大幅扩张。I844年，当时的上海知县——一位宁波人——宣布豁免四明公所的税额，该公所的特权地位得到确立。尽管十年后公所厅堂在小刀会与清军的交战中被毁，但很快重新建造起来，且更为华丽。公所包括停棺处、墓地、办事室、赊材（即赊购棺材之处——译者注）、客房以及礼拜土地与关帝的庙堂。旅沪各界宁波籍人士在每年敬拜神抵的节日都在此处聚会。（20）
即便是很有势力的四明公所也因毗邻的法租界的建立而面临着可怕的对手。法国人宣称该公所的停棺处与墓地有害健康，遂于1874年决定开辟一条马路，穿过公所墓地，以扩展其领地。作为回应，1500多名宁波人聚集在公所，抵制外国人的侵人。冲突中，有7名公所成员被杀，并因此引发了一场针对法国人的复仇骚乱，无数法属房屋和商号被付之一炬。当法国军队开来强行拆毁墓地围墙时，宁波人一致反对。被法国人雇用的宁波人拒绝工作，宁波籍居民拒绝购买洋货。拒绝为洋人服务。由此引发了一场长达6个月的斗争——常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爱国罢工——它的胜利印证了同乡忠诚所发挥的政治力量。（21）
宁波人对外国人侵占其墓地的武装反抗反映了葬仪在中国文化中的中心地位。（22）正如一位知识渊博的外国居留者所作的评论那样：“对西方人来说，当然希望辟路成功，未曾想，建一条马路，迁走几座坟，竟然招致那么多中国人的反对，看起来真是荒谬。对中国人来说，洋人似乎缺乏对死者的尊重，而生老病死乃中国人最重要的迷信。”（23）无论是在士绅还是普通民众眼里，丧事都是极其神圣的，其习俗的地区差异，就是识别人群籍贯的标志。由于将目标对准了极重信仰的一群人，法国人激发了宁波人的强烈情绪。如果说有什么能有效激发地缘政治之出现的话，那么非其信仰莫属。
江苏一华北移民
近代上海的第三次移民浪潮，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持续至20世纪，移居者主要米自江苏及其北面各省。由于太平军兴以及随后发生的战事和自然灾害，在这些背井离乡者中，包括了一些富裕的江南地主（来自无锡和苏州者尤多），但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苏北、山东、安徽、湖北等地的贫苦农民。（24）当他们的小渔船抵达上海后，绝大多数贫苦移民都猬集在沿江沿河的棚户区。起初，许多难民均以船为家，在小船顶上铺上一层芦苇茅草，以避风雨。这种船家，尽管狭小寒冷，如果需要，却不失为一种返回农村的便利工具。在码头找活做或是在临近河边的纺织厂工作的移民便离开水面，在附近租点地方，用竹子烂泥搭起简陋的棚屋。（25）那些收入和工作条件稍有改善者的下一步便是租房或是住进工厂宿舍，但这些地方的拥挤程度和卫生状况并不比自搭的棚屋好到哪里去。（26）
作为江南茶馆的对应物，老虎灶分布于贫困的工人居住区，出卖饮用开水和洗澡水。老虎灶旁的一块地方，有几条长凳，工人可以坐下来，用热毛巾擦擦脸，喝着开水聊聊夭，便开始了新的一天。（27）这些地方还有提供廉价的扬州、山东饭菜的小饭摊，服务对象是那些无钱上饭馆餐厅的人力车夫之类的人物。（28）
这些北方人因贫穷而无力像广州和宁波移民那样建立像样的公所厅堂，以供形成社区和加强联系之用。尽管对十贫苦的码头苦力或缭丝工人来说，正规公所难以企及，但地方团结仍可从许多帮口——来自同—地区者的帮口轻易便可结成——中表现出来。这些狭隘的地方联系往往通过该市沿水道蔓延的帮会形成更大的组织势力。
青红帮——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政治经济中作用非凡——起源于清朝漕粮水手中的保护网络。19世纪初，漕粮运输路线由运河改走海道，上海成为连接华北与盛产粮食的长江三角洲的主要中心。（29）对成千上万名漕粮水手（绝大部分为北方人）而言，准宗教性质的帮会为他们动荡不定的生活提供了安全与安慰的保证。
尽管青红帮起源于粮船水手中的佛教互助组织，随着时间推移，其势力越来越大。＊
这种转变的动力之一便是鸦片走私。如同小刀会叛乱中所见，鸦片走私与秘密帮会往往是并行不悖的。在同一条水道中，保护粮船的组织转变为保护鸦片走私，应在情理之中。鸦片属违禁品，产于云南或四川，从重庆上船，沿长江而下，直抵上海。洪帮（红帮）成员一直护送至上海，由青帮成员负责卸货，转交给广东人开的烟膏铺。鸦片战争以后，法租界建立，法国人开始插手这项买卖。法国巡捕允许帮会分子在法租界的某个便利码头卸货，从中分一杯羹。（30）
帮会中人的种种勾当往往处于警察的保护之下，上海的滨江地区成为其活动的天堂乐土。以帮会为媒介的同乡忠诚——多数集团暴力均从中产生——构成了上海码头生活的一个固有特征。有位观察者述称：
昨天下午五点钟，在浦东某公司码头做工的山东、湖北两帮工人……放工后，山东帮有三十多人从码头西门出来，人数约略相同的湖北帮从码头东门出来，就像有约在先，两帮人来到义中（音）机器厂西边的一块空地上，立即大打出手，器械有铁棍、杠棒、刀子。混战多时，双方互有杀伤。（31）
上海码头工人中的械斗使人联想到中国乡村中普遍存在的宗族械斗——工人们新近才从那里来到城市，如果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或是农忙时，他们往往返回原籍。（32）然而，工人中这种地缘关系的对立，并不只是一种乡村习俗，帮会中的包工头——他们往往招收来自其家乡的工人——总是煽动地缘冲突，以便从中扩张控制范围。（33）例如，湖北帮抱成一团，便可阻止山东人进人有钱可赚的装卸行列。所以，工人阶级的文化表现，与卜海劳动市场密切相关。
原籍、职业与工人团结
同乡身份与工作机会之间的密切关系意味着移民工人的职业依赖于他们的地理源流。广州木匠、宁波铜匠和盐城人力车夫成为人们熟悉的近代上海劳工世界的形象。这些职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移民原籍条件的限制。广州早在其他中国口岸开放很久以前就是对外通商口岸，为了修理停泊在那里的外国船只，产生了一大批熟练木匠。19世纪中期，当上海发展速度超过广州时，广州木作工人白然大批涌入新的都会，利用其手工技艺，寻找就业机会。盐城人力车夫，原本是在天灾人祸打击下被迫放弃农田活路的贫苦农民，来到上海时一无所有，惟有出卖其体力。所以，这个城市中有那么多盐城人在从事苦力劳动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来白同一地区的移民在寻找特定的工作时，如果说有什么逻辑可言的话，包工头和同乡老板的私人介绍十分重要。从粤籍道台吴健彰到宁波公所首领，到盐城黄包车大王，对于想要进人上作行列的新来乍到者而言，同乡老板不啻起到孔道作用。地理源流因此成了保护人与被保护人之间的媒介，由此产生一定的职业，其中，不同籍贯的人群很容易被区分开来。其恩人的关系和能力决定了上海工人的就业方向。（34）来自相对富裕、条件较好的南方老板——广州人、宁波人和江南其他地方来的人——使来自这些地方的工人自信叮在上海找到最好的饭碗。结果，他们确实一直都占据着这些行业。相反，来自北方（尤其是苏北）的劳动者一般都缺少技艺，工资很低，工作不稳定。（江南与苏北的地理情况参见地图3）
逐渐地，上海劳工世界的两极分化轮廓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来自南方的熟练工匠掌握着稳定的、报酬高的工作，而来自北方的农民则以人力车夫、码头工人、缫丝工人、纺纱工人等职业为归宿，报酬仅能糊口。当然，在现实中，职业的差异，比起地域分布的模式来要复杂得多，变化也要快得多。在两类不同地区的内部，不同的县，县内不同的村，均可为不同的下作提供劳动力。而且，原籍身份不是工人从事特定行业的惟一因素。性别自然是另一个重要因素。例如，苏北扬州来的男人充斥于上海的理发、澡堂帮工和开肉铺等行当，而扬州妇女则往往从事卖淫。
从原籍（根据性别）招幕工人从事同类工作的习惯，能够在不同的移民群体中培养强烈的团结精神。这种团结——我将说明——涉及面广，足以解释上海工人为什么那么容易发起集体行动。以往的学者也曾指出工人团结在上海引人注目的工人骚动记录中的重要性。然而，在他们看来，这种团结通常是阶级觉悟的表现。他们将同乡忠诚、性别、行会、帮会之类因素视为真正的工人阶级团结的“封建”包袱。只是因为上海工人在外来力量的领导下，才能够克服这种分裂，才使一个“现代”工人运动的出现成为可能。
地图3，江南与苏北。转引自爱米莉·荷尼格，Sisters and Strangers。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11949（Stanford，Calif，1986）。
两代中国学者以及西方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的代表人物，都将工人行动主义的兴起（主要是在上海）归因于工人之阶级意识的增长。尽管对于工人何时才具有完全的阶级意识这一问题还存在相当多的争论——中国的分析家一般认为这个过程开始于19世纪20年代中期。法国历史学家谢诺（Jean Chesneaux）也有类似结论:“在1919—1927年间经济的与政治的斗争过程中，中国工人阶级内部经历了深刻的变化。相反，正是其阶级意识的增长、其组织的迅速发展和加强，才使之能承担起斗争任务。”尽管谢诺承认中国工人中的地区差别和职业差别，但是其重点在于强调20年代武装罢工中表现出来的“阶级团结的进步性”。（35）
与这种阶级团结不断发展的描绘相反，美国历史学家的最新研究强调的是中国工人的分裂特征。埃米莉·荷尼格（Emily Honig）主要从原籍角度出发，探讨了上海纺织厂女工中存在的深度分裂，认为：“很少有证据说明，20世纪20年代的妇女罢工表现出了阶级觉悟或是革命精神。”盖尔·赫尔沙特（Gail Her-shatter）在对天津工人的研究中也发现：“分裂、不和与性别差异，一直以一种令人苦恼的非线性方式增长。”（36）荷尼格和赫尔沙特认为，只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叶的内战时期，共产党干部才克服困难，因势利导，消弥工人内部的分裂，成功地担当起领导革命工人运动的任务。
我的研究建立在这一最新分析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中国工人中的分裂情况，同时对那种用铁板一块的工人阶级意识来解释工人运动之兴起的观点予以驳斥。（37）然而，与前述作者观点不同的是，我强调的是工人阶级与其行动主义之间的正面联系。上海工人中的分裂，产生了系统而长久的团结：来自相同地区的移民和相同行业中的同性，构成了集体行动的潜在基础。与其将这些派别视为“现代”革命的障碍，不如将其理解为工人行动主义的摇篮，这样可能更精确一些。
目前有关工人战斗性的理论强调工人阶级文化在引发集体行动中的重要性。文化认同可能是工人中按人种关系分派的最重要因素。正如约翰·冈博勒（John Cumbler〕在观察美国的情况时所说：“当某个种族集团在某个行业中占主导地位时……种族语言、饮食口味、传统、历史、民间传说和反抗方式汇集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工人阶级文化。”（38）
在中国城市，就像在许多其他移居地一样，原籍与种族身份密切相关，正如D·K·刘注意到的那样：
从方言、习俗、礼仪角度来看，中国各个地方差异甚大……所以，在所有的大城市中，来自相同地方的人们，都有一种特别的兄弟感情；为了增进合作和互助，便有了同乡公所和会馆。上海有这类组织上百个。此外，来自相同地方的人们都愿意定居在同一地区……原籍相同者集中居住，导致特种风格的茶馆、饭馆、误乐场所纷纷建立，以迎合该社区的绝大多数顾客。这些地方，一方面是同乡人聚会淡天、传播消息~增进乡谊的场所，但在另一方面，它们也是制造麻烦的温床、与不同籍贯者发生冲突械斗时的集合地。（39）
由地缘政治培育出来的团结很容易产生战斗性，尽管不必以阶级觉悟的方式表现出来。（40）有时，例如在宁波墓地之争中，同乡人身份能将富人和穷人联合起来，以保护他们共同的文化财产。有时，例如在小刀会叛乱或码头工人的械斗中，同乡忠诚可以使一派工人反对另一派工人。在这些事例中，地缘关系压倒了阶级关系。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状况并非一成不变。对有些行业的技术工人而言，他们为自己的工种感到自豪，只是偶尔瞥一眼不幸者。（41）而且，即使当阶级觉悟并非促动因素时，在有些关键时刻（例如本书第四章中将要探讨的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不同籍贯的工人——常常由同乡人物领导——发现有可能在改变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规模抗议中协调行动。
因此，地缘政治是一柄双刃剑，既为集体行动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又是一种人为的壁垒。当工人阶级斗争出现，使得产业问题变得如同地缘忠诚一样（或更加）突出时，人们也很少放弃同乡关系。相反，地理源流将来自同一地区的人们汇聚到同一行业的事实表明，地缘关系和产业关系往往是交相为用的。正像我在本章中已经指出的，既是移民社区的又是工人集合体的组织加强了这两种身份的联系。对来自南方的技术性工人来说，行会发挥着这一重要功能；对来自北方的非技术性工人来说，帮口则是关键媒介。可以肯定，实际生活中的差异并不是僵化不变的。正如同乡行会不止一次地奋起抵抗北方工人的攻击一样，有不少南方工匠也加入了帮会。即便如此，差异仍值得重视——我在接下来的两章中要详细讨论，它产生了工人抗议富有特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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