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工场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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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工场的经验

　　在我当制金属板学徒的时候，我听到很多诋毁锅炉间里的一般认为是社会主义分子的话，我就决定要做到两件事：第一，尽可能做个好的技工；第二，除非可以明白地看出已到了必须牺牲的场合，决不暴露自己而遭解雇。这两条，我在我的行业中工作着的这些年里一直都在尽量严守着。

　　当时，在午餐的时候，照例总有一批卖假药的商人立在工厂的大门外面兜售他们的各种药品。我注意到一个卖草药的人，他同时极力劝吿他的主顾们参加工会，在替社会主义做着很好的宣传工作。他的名字叫做劳雷，在本书前面已经提到过他。他特别苦劝工人们加入工会。我的父亲，他一向是在铁匠协会打铁部门的，对于技工的势利态度常常极为痛恨。在我工作后不久，我就被制金属板工人对待他们所称为“助手”的工人们的行为吓坏了。他们中间真有着天壤之别，“助手”们似乎是一批来自某一遥远的星球上的低等生物。我反抗了这个；虽然我还只是一个学徒，却克尽微力去帮助工人们组织起来。他们的工资只是十七先令十便士一星期。当劳雷开始宣传组织工会以后，我尽力在工厂里面继续展开宣传。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里，我满了师。和其他学徒们一样，我有两种前途：一种是在高登谭克厂再留两年，逐渐提升到一个工匠的全薪水平；另一种是向别处工厂找职位，马上拿全薪。我的家庭环境是不容许我有其他选择的余地的。一九一三年三月，我在曼彻斯特郊外的利芬休姆地方替一家小建筑公司工作。我的工资是每周两镑一先令。一点不说假话，当我第一次拿到两镑一先令时，天堂的门似乎都为我打开了，我只恨自己回家跑得不够快。那一星期我母亲才第一次从她历来过着的受贫困受折磨的生活中略为松了一口气。

　　利芬休姆是上午六点钟开始工作。我必须在早晨四点半就起身，五点十五分，我就已经站在美景园猢狲院的外面；一方面等候电车，一方面想着物质文明的进步。我不久就在这家公司里当了车间代表；把工人们组织起来，而且看出所有锅炉制造工人协会里的会员们都有着很好的声名。

　　这里的经理是一个惹人讨厌的家伙。他的浑名就叫“急性朋友”。他最爱玩的把戏是冲进公司里，吹起裁判员用的哨子，站得离他最近的人，总得应声而去，看看有什么吩咐。他是一个最典型的坏家伙，他欺善怕恶，必须收拾他一下。所以我们就开了一个会，大家同意假如下一次他再把我们当作狗看而吹哨子的话，每个人就放下一切事不做，跑上前去。

　　我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当他响着哨子，气喘吁吁地冲进公司的时候，号角也响了起来，每架机器都停下来——所有工具全部放下，大伙儿都向那吃惊的“急性朋友”方面冲过去！他的脸色，红一阵青一阵，一时连话也说不出来。他默不作声地退回到办公室去，我们也同样悄悄地恢复了我们的工作，内心有着说不出的痛快。第二天早晨，他又吹起哨子来了。同样的情形又重演了一遍，以后我们就再也听不到他的哨子声了。

　　我在利芬休姆干了一年多，尽管每天上午四点半就得起身，但从没有迟到过一分钟。所以，今天怪我坚持遵守时刻的同志们，现在该知道这个习惯是怎么来的了。

　　一九一三年七月，我同一位伙伴离开利芬休姆到巴罗去，那里接受了我们的职业申请书。我们把行李留在车站里，一直去船坞，火车驶进巴罗时，才发觉维克尔斯的锅炉制造工人为了某些塞船缝的问题正在投票采取罢工行动。工头要我们留在巴罗，因为这次罢工是不会拖延得很久的。几天以后，锅炉制造工人的代表劝我们回家去，我们就照办了；可是在我们回到曼彻斯特的同一天，罢工也结束了。

　　以后是我开始吸收制金属板业各方面各种各样经验的时期。我在各种锅炉工场、建筑工场，火车头工场工作。在海德的汀格锅炉工场里，我初次晓得了“天空抛砖”的习俗。假期后的第一天，我们从膳食处拿了支票，在场地上排成一个圆圈，年纪最大的锅炉制造工人焕然一新地穿着白色的厚布裤和蓝色的短上装，拾起一块砖，走到圈子中央，说：“现在，孩子们，如果这块砖停在半空中，我们就开始工作；如杲砖落下来，我们就回家去。”我记得没有一次我们不是“回家”去的。

　　早在一九一四年，我就在高登地方贝亚孔雀工厂里当一名火车头工场的制金属板工人。我们在那边过得很愉快，我的父亲也在同一工场干活，因为他很有人缘，所以谁都喜欢我，尽管事实上我是“一个来自谭克厂的外来人”。人们以为谭克厂是在最不开化的非洲，而不晓得它和孔雀工厂不过只隔一条大中央铁路的干线而已。原来谭克厂的工人和孔雀工厂的工人间互争雄长极为厉害，所以，两方面都自以为在天下锅炉制造工人中是最了不起的。

　　几个月以后，工头叫了我去，要我去接管大熔铁炉。我几乎不相信我的耳朵了；这是一个很热的、粗重的可是要有高度熟练技术的工作。此外，这也是锅炉工场里薪金最高的工作；而我恰巧非常需要钱来补贴家庭和购买书籍。我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虽然这会减少其他锅炉制造工人对我的好感。他们对于把这样的工作竟给了一个“外来人”，都很怀疑地摇着头。

　　当我在孔雀工厂里工作的时候，一件意外事情发生了。我所以要讲到它，只因为这件事可以说明我的有时为人们所难以了解的一点个性。事情发生在一九一五年一月。

　　这工场里有个惯例，如果你“犯了大错误”，糟蹋了材料时，你必须每月从计件工的收入中拿钱来赔偿。许多制板工人因为犯了错误竟然连续赔上好几年才赔清。我一开头就打定主意，无论在任何情形下不同意这样一个原则。那时候我已深受马克思《价值、价格和利润》这本书的影响；并且正孜孜不倦地尽量向工人们解释关于剩余价值的一切问题。不祥的时日到来了。有十五块铜板要替火车头锅炉装凸线。这是南非联邦政府的定货。但这些锅炉很特别，竟是弯弯曲曲的，使工作特别难做。铜板是德国制造的。这些铜板拿到熔铁炉来的时候我就看不入眼。其中有两块因为货色坏而马上退了回去，其余的也不怎么好。我们已搞好了十三块，并且在祝贺自己这要命的工作马上就要结束了。可是第十四块铜板放到炉里去还不到十分钟，我不知怎地，觉得出了毛病，就叫一组六个打铁工人把它拉出来。板的三分之二已成了我们所谓的“废品”，顶上都是暗红色的，有人手般大小的两块，像熔渣似地落了下来。

　　那天是星期一，它意味着一组人中有几个人在周末“痛饮”之后，还有点儿醉眼朦胧；可是一看到这两块掉下来的东西，马上就使他们清醒过来了。这一组打铁工人中带头的叫做哈雷，是和我一同工作最好的伙伴之一。将这个铜板放到凸线器上面以后，他过来对我说“哈里，孩子，糟糕，要照合同办事了；可是你切勿发脾气而不肯赔偿。我们一起来吃些苦吧。你是我们所遇到的领班当中最好的人。你把我们当人看待。”掠过我心头的那种可以谅解的愉快之感阻止不了我对于工场里其余人们的注意，他们都聚集到熔炉边来了。我看到了某些怜悯的眼色；可是我也看出了某些人并不想掩饰他们的幸灾乐祸，心想：“这个外来人，也犯了错误：该像他们一样地赔起钱来了！”

　　汽笛响了，我就到办公室去找工头。

　　“唔”，他低低地哼了一声。我哑口无言地等待着最坏的结局，经过几分钟的审査，它终于到来了。“那东西值九十个金镑呢。进办公室里边来吧！”我们一到那边，他就：“现在，孩子，你该怎么办？我不情愿想失掉你，我极晓得你所抱的主张；可是这工厂真几乎每个工人都在付着赔款呢！”

　　我镇静而坚定地说：“抱歉得很，我不能同意赔这块弄坏了的材料。厂方从我身上赚了钱，就应当负担这个损失！”工头回答道：“不要发傻了，小伙子，我们会给你方便的。随你高兴少赔一些，每月从你计件工的收入中，拿出些来赔就行了。你在这里获得了终生职业，照我看来似乎你还不懂得你现在已过得很好了呢。”

　　我们翻来覆去地辩论着。这是不中用的。“好，回去仔细地想想吧。不要性急，这个世界还没有到末日呢！”

　　我就这样回到了熔炉间，告诉组里的人我想怎么办，他们以为我发疯了。父亲就在我工厂的对面干活，他简直像猫注意老鼠一般地注意着我。我晓得他是在想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主要的还是因为我犯了这样的错误，竟把铜板烧得掉下几块来，这实在是侮辱了波立特的家声，使他感到羞耻。我也晓得他内心还怀疑着：“现在，难道这个小鬼真有胆量来坚持他经常说的那一套吗！”他不必担心，就在那一天的下午，使整个工厂感到吃惊的，我拿着工钱离开了。

　　父亲在吃茶的时间回家来，他穿过屋子到厨房里，然后坐下来吃他的茶，说道：“你真是一个倔强的孩子，可是你做得对。”而那也是最后一次提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