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波立特：我的学徒生活（1940年）
第一章 早年时代
1890年11月22日，我生于兰开夏的特罗斯登的一个小纺织村庄里。它是兰开夏普通村落中的工人居住的普通街道，只是特罗斯登以“鄙陋的乡村”出名而已。
它叫码头街，很难想象是否还有任何其他更名不符实的事情。然而不消说，这里的居民却都无例外地认为这是特罗斯登社会名流的住处呢。
这是一条简陋的小街，有铺着石板的人行道，也有未铺的马路；街的尽头，在一位本地警察（他的妻子在我们艰苦的时候是我们家庭的好朋友）的住所附近，点着一盏黯淡的孤灯。街的尽头有条运河，河畔有个废棉工厂。
穿过马路，在街的上方，就是番耶非尔特广场和摩拉维亚人住宅区。当时在这个广场上走走，与现在从弗里脱街走到邓波尔花园去一样地闲逸别致。
当地的工厂老板们都住在番耶非尔特，我们都叫他们为“大老爷”。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憎恶他们，正如现在所感到的一样。我母亲是贝生工厂的织工，她一直工作到我做锅炉匠学徒快满师的时候。那时，我们的生活已经过得比较好些了。
我是第二个孩子。第一个男孩子只活了几小时就死去了，在我之后是我的妹妹爱拉，然后是孪生的温妮弗兰特和斯丹莱，最后是我的弟弟杰克。每在这些多少有点儿趣味的事情（这全在于你对它的看法如何！）发生的时候，母亲在快要临盆之前还一直在工作，过后又尽速回到工厂里去。
在母亲工作的日子里，我同妹妹总在早晨五点半就从床上被拉起来，交给福特奶奶去照料，每星期付她四先令，直到我们可以安全地留在床上照顾自己为止。托福特奶奶照顾的时间并不太长，在半小时早饭的时间中，母亲就从厂里匆匆赶回家来给我们吃早饭。我第一个真实的回忆就是这样的一个早晨：当我背火而坐的时候，一个火星飞出来，落在我的后颈上，而贝生工厂的铃声却把工人们招回去工作了，一个邻居不得不进来哄我一阵子，止住了我的哭泣。贝生工厂的经理乔治·奥登在他当圣玛丽教堂青年组组长的职务时，也许有很多可取之处，可是在他对付迟到的工人们的时候，就没有这副软心肠了。
我的早年生活和一大部分工人阶级的儿童有着共同的地方——他们家庭的特点是贫困、疾病和死亡；对负债的恐惧，并且还要努力把一切东西收拾得干干净净，使得别人以为你的情况甚至要比你自己敢于祈望的还要好得多。
在一对孪生儿出世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和妹妹被带去和隔壁人家的孩子们睡在一起，而第二天早晨，我们被紧张地搀上楼去，看看医生在他的黑色小皮包里到底给母亲带来了什么。下了楼，我瞪着两只眼，觉得很惊异。为什么从那样小的皮包里竟会生产两个孩子呢？还听得隔壁人家的女人同另一位邻居说：“可怜的波蕾！现在她该怎么办！”
“可怜的波蕾”这句话，是用强烈的语调说出的。孪生儿中的一个在第三个月就死了。这是我第一次碰到丧亡。我虽然不了解死的意义，可是我很不喜欢当地承揽殡葬的人雷门特先生那套沉郁的丧服和严酷的面貌。我拉着母亲的衣裙，请求她“把棺木藏在幕后面，那末雷门特先生就寻不着它了”。过后，我母亲病了很久，可是在真正复原之前，她早就回到贝生工厂里去了。当时我和妹妹，像兰开夏任何其他工人的孩子们一样：早在我们足龄以前，就做起小父亲、小母亲来了。我常常在晚上五点半光景，带着两个小孩走向贝生工厂去迎接母亲，路上的人总要停下来看我的小妹妹温妮弗兰特，她是我所见到的小孩当中最美丽的一个。今天我在文件堆中无意中发现了一张画片，这是她死后我在理发馆中见到的一本杂志上剪下来的。那是一张天使的像片，我分明记得，把它剪下来是由于我认为她，正如兰开夏的俗语所说的一样，是和我妹妹从“一个棋子中印出来的”。
我们都得帮同料理些家务。啊！那兰开夏的清洁工作啊！前面的台阶和石板得冲刷；后面的天井得擦洗；还有钢制的壁炉围栏和许多烧火的铁制用具！那些铜烛台必须擦得亮得能照见自己的面孔！
我父亲是一个铁匠的打铁手，他毕生是工会会员；他的祖先在工人阶级斗争中也贡献过力量。他是我所碰到的最有风趣的人们中的一个。工场里每个人都叫他“快乐的山姆”，因为他有着和悦的性情，并且事实上他也是常常有笑有唱地。
父亲欢喜喝一点酒。他认为，如果他坐在克劳司雷阿姆斯酒店里面而不喝一满盅酒的话，那他等于在剥削酒店老板。他也像其他好多工人们一样，常常想赢卖赛马票的人的钱，但结果总是倒输。可是，他善于自喻自慰，像现在热中于“小森林”赌场的人们一样。
我母亲根本不懂得马，赛马在她真是莫名其妙的事情；然而碰到大赛马日，她很少不会拿出六辨士的银币来，去买前三匹马中的一匹；这算是她一年中唯一的小投机。
有一个时期家庭关系变得很紧张，经过一次家庭谈判之后，我母亲决定脱离我父亲了。我把这件事记得活生生地好像是今晚才发生一样。母亲带了一个孩子，我带了另一个，我姨母爱密蕾——也是我母亲毕生的好朋友——则带着家用什物。我们预备到特罗斯登的市场街去，同我们的祖母一起住。半路上，我们碰见了父亲，他已有点儿醉了，可是并没有醉到认不出波立特全家人的地步。他严肃地行了个礼，并且说：“玛丽·露莎，晚安。”对这样的人有什么办法呢？两天以后，我们又回到了家里。当然啰，父亲竭力保证他决不再走向悬挂着酒店招牌的街道那一边去了。
父亲一度确实改造到绝对戒酒的地步。他带母亲到曼彻斯特“王宫剧扬”去，那边恰好轮到名角拉·米罗上演。他对剧情的描叙，使我一生不能忘怀。但这却使他第二天就破了酒戒（或者那正是他破戒的借口）。
我看到过家里极剧烈的争吵，但只要父亲一进厨房去做洗涤工作，嘴里哼着“应许我一个小小的愿望，设法使我的坟头保持常青”的时候，一切都会烟消云散。多少年以后，当他的儿子——就是现在写这本书的我，把他的事迹向自己母亲和盘托出的时候，父亲又会哼着“可是可怜的老父又将如何呢？”的小调，这样便把我们拉回到现实中来。
他老要负债——可是在偿还的时候，决不短少一个辨士——在他酷似牛马的一生将近暮年，打了一辈子铁只落得过地狱般的生活的时候，他被解雇了。他的生活困苦异常，因为他要靠孩子们过活。我父亲是一个兰开夏人，有着一般兰开夏人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彼得鲁也表现出来。
父亲常做洗涤工作，而我则担任揩拭。他一吃完饭，不管别人有没有吃完，桌子上的东西就逐渐不见了。他会说：“哈里，跟我来，让我们干掉它。”我们就马上进厨房合伙儿洗涤起来，这个习惯我举生不改。现在只要我在家，在我收拾餐桌准备到水池边去洗涤之前，我决不让他们从从容容地吃完饭的，这已成为我们家里的笑话了。
星期五午饭时就是我母亲领工钱的时候。她匆匆赶回家来，拟定一张向合作商店购买东西的单子，我除开听到她提“商店”以外，再也听不到任何其他的话。那天下午我从学校里一回家，我的工作就是出去买东西。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次使我万分着慌的事：某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在将跨进商店的一霎那间，我发觉那个一向交给我的宝贵的半个金镑不见了。我脑海中立刻涌现出整个星期得不到食物以及我向家里吿诉我失钱时，将遭遇到什么的情景；因而我就放声痛哭起来。现任全国派货及有关企业工人工会书记，当年老在柜台上替我母亲效劳的乔·海尔斯惠斯，一听得哭声便走到街上来，问我是怎么一回事。瞧！他终于发现这半个金镑巧妙地搁在百货商店地下室上面格子门的横木上。人们可以发现金矿，可以在蒙的卡罗赌博大获全胜使庄家破产，可是谁也体会不到这半个金镑重新回到我掌中时我所感觉到的欢欣。遗失金钱在我是很少有的事，因为我晓得它是多么珍贵，母亲赚来又是多么不容易；再者，在我出差之前，她从不忘记谆谆叮嘱我说：“喂，哈里啊！如果路上有人拦住你，拿着你的钱袋，请求你替她们办一件事情时，你千万不要为她们做任何事，她们都是坏女人啊。”
但是，谈谈这些细小的悲剧性的故事，并不是说我的青年生活就没有兴高采烈的事了。有的，多着呢。我干得出各种各样淘气的事情。每逢星期日下午，我们便都被打发到星期学校里去了，因为每个父母两人都做工的家庭，星期日下午都需要安静点，以便睡一觉。这样我就走遍了许多星期学校，以惊人的速度随时改变我对各种教派的偏爱。主要是因为我太顽皮，或因其他原因，他们大多将我开除出去。
我在摩拉维亚教徒的星期学校里逗留得最长久，在那边我被算作是很出色的一个，我的老师老叫我一大段一大段地读圣经上的文字，而且预言我很可以当一个传教士。
星期日以外的日子，所有街上的少年们都参加了希望乐队、基督教精进团、坚信班——总之，到每一个可以胡闹的地方去。
在坚信班我是一向获优胜奖的，直到我遗憾地丧失了这个荣誉为止。最后一次测验是在星期四晚上，可是星期四晚上是我们家里收拾烧火用具的一夜。我必须擦洗这些污秽的朿西。牧师因为他的得意门生没有到，不安地走出来，看看我究竟在那里。他的确看到我跪着；但是在擦洗，而不是在祈祷。他严厉地对我的旷课提出告诫。他是个又大又肥、吃得很好的家伙。因而我就想到了累得稀瘦来养活我们并且还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我的母亲。当他吿诉我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做擦洗工作，而不该来参加坚信班的时候，我便反唇相讥吿诉他应该到甚么地方去。这就结束了我坚信班的希望！他以后再不同我说话了，只有在某一年复活节的星期日，那是一个大家都可以走进摩拉维亚人公墓去的特别的日子。他看到我们一伙人有功夫在墓碑后面捉迷藏，便用与在公祷文上所用的毫无相同之处的语言来训诫我们。
接着，我长期地被这些善意的宗教团体排斥在外面。我在公理会的会籍，是突然被终止的：某一晚上，女管事雷司蓬小姐灵机一动，叫我们一齐跪在长凳子上做祷告。“也许小哈里·波立特愿意领导我们祈祷吧。”小哈里飞快地抓住机会，响亮地念了出来：
守住堡垒，
驴子正拖小车而来。
车轮碎，车杠折，
驴子疲惫不堪。
雷司蓬小姐的反应是抓住我的脖子将我推到外边。这个当场的处罚，我一点也不怨恨，可是当这位和我母亲在一个织机间工作的雷司蓬小姐第二天把我亵渎神明的事情吿诉我母亲时，我觉得有些可恶。
我在希望乐队里的队藉，也是这样突然结束的。教堂讲习班的房里有一架古老的大风琴；村子里的孩子们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如果我躲在大风琴里面，乘机闹点儿趣事的话。阿诺尔德·雷司蓬正在对烈酒之害作冗长的演说时，“咪唔！”“咪唔！”的叫声便开始响彻了整个屋子。阿诺尔德到处搜查，最后才发现我在风琴里。说起来真抱歉，他竟冒火了，鲁莽地把我扔了出去。
有一件事情足以帮助我不致完全从所有团体里被摈除出来。我是有点儿朗诵技能的，这对于每一次当地的音乐会都十分需要。我所擅长的是关于酒精之害的惊人朗诵。主题是说一个醉汉的生活和他不幸的家庭，以及某一天晚上酒店老板怎样不肯赊给他一品脱的酒，结果他就戒酒了。之后，他的家庭便有了令人惊奇的转变！这是感人很深的。
我的所有朗诵，都含有当时的伦理意义——事实上，它们直到今天也还有意义，但是我父亲却喜欢听我擅长的戒酒朗诵，而且还在保证书上签字，为的是想在他星期六晚上出去闲逛之前，让我高兴一下罢了。说来很遗憾，这个朗诵一点也没有影响他以后的放荡行径。
但真相不久终于暴露了，因为我一进去就会听到说：“哈里·波立特现在要朗诵了，然后他就会离开这间房子的。”
只有一次，我挨了父亲一顿痛打。那是很毒辣的一顿；所以我一直记得。有一辆牛奶车停在我们的街头。那送牛奶的姑娘（这姑娘的身材是多么窈窕啊！）到街的尽头给她的定户们送奶。我们一伙人突然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如果把一块木头塞在车轮的辐条中间，会得到多么有趣的结果呢。我被推选出来做这个试验，我马上就做，绝不晓得有一双雪亮的眼睛在盯着我。送牛奶的姑娘一回来，就跨上车，催动马跑，马刚开步，只见车子一蹦，牛奶桶就从车上抛了出来，于是我们便有了一次眼看着那川流似的牛奶流到沟渠里去的令人兴奋的经验。
这场兴奋只昙花一现就过去了。残酷的父亲的手一下子落在我的外衣的领子上，我有好几天不准坐下来，我母亲很替我发愁，一等父亲关了门到自由俱乐部去，我便立即直奔上楼寻求母亲的怜悯；可是父亲正好料到这一着，他马上回到屋里来，于是我又再度遭殃。从这天起我永远不喜欢牛奶了。
1939年11月，我在特罗斯登，去参观一所我算在那儿受到初期教育的学校。它现在已成为修鞋厂，的确也是一件好买卖，它已不能再算作一所学校了。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我的老师怎样能教导年青人，在我完全是一件想不通的事。狭小、光线坏、没有空地、所有的人都挤在一间阴森森的教室里，一个运动场连猫也转不过身来——这就是千万个像我这样的兰开夏孩子们的学校。
随后我获得了第一次的职业，来贴补我家庭的收入。那是在街尾的小破布店中的工作。星期六上午八点钟开始工作，到下午一点钟收工。这是一个多么讨厌的工作啊！我所得到的，仅仅是六个辨士，然而在我母亲看来这已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我非常害怕这破布店，因为房子太狭小，我必须爬进阴暗细小的有着很多老鼠的地方。当时我很害怕老鼠，到现在还是害怕它们。在我年龄稍大一些的时候，有一次我把怕老鼠的事吿诉了几个帽钉搬运工人听，这是一个失策，因为当天晚上，我把手一插进外衣口袋里，就发觉里面有只死老鼠，吓得我要死。
可是愉快点儿的日子也就接着来了。那时我已快十二岁，可以参加半日工的考试了。我以为这个日子永远不会来了，可是在某一个下雨的星期六早晨，我毕竟发觉我自己和一小群与我年纪相仿的男女孩子们到三公里以外的阿什顿地方去应试了，录取的人可以准许到工厂里去做半日工。
我们一路所谈的不外乎他们会给我们做那些算术题，会不会在默写中有很艰难的字，会不会有作文。其实我们无须担心。这些控制着教育机关的工厂老板们考虑得很周到，即使是学校里最大的草包也能通得过的。他们考虑的是什么？他们要廉价的劳工，并且一心一意要达到这个目的。不多几天的功夫，证书来了，说哈里·波立特已经及格，现在就能去做半日工了。
我很高兴，可是母亲却不然。她深深地悔恨这个不得不采取的步骤，然而这却使她每星期少付二个半先令给其他帮助她照管四架织布机的半日工人。
最初，这是一件很令人兴奋的事；可是这种兴奋不久就消逝了。每个星期都是这样：早晨五点半起床，六点到厂，半小时吃早餐，接着就一直工作到十二点半吃午饭，然后两点到四点上课。下一个星期则上午上课，下午一点半到五点半做工。
在我开始做工的前一夜，父亲说他要给我一个警告。我曾在名歌剧“吉卜赛的警吿”中扮演过反派的角色，我可不晓得他要说些什么。他说：“注意，哈里，你开始工作了，每天早上叫醒你一次，只叫一次。记住这个吧。”父亲很少不是在汽笛鸣叫之前十五分钟就去上工的，他使我也养成了同样的习惯。在我所有工作期间，无论在厂里、作坊里、锅炉制造场里、造船厂里，我从不记得曾有一次迟到过。
最后，这漫长的黑夜终于和我吿别了。我骄傲地同我母亲一起走上村中的街道到贝生工厂去。当然，我以前曾到里面去过好几次，并看到织布机操作着；但是我想当我自己帮着开织布机时，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机器发出了吼声，我被震得几乎两耳欲聋。不久我也就惯于这种日常工作了。在织机间里我是唯一的男孩子，所有其他做半日工的都是姑娘们。她们给了我不少的麻烦，说我“小小脸儿又圆又红像个苹果”。每逢星期五我下午去值班的时候，我一定会得到很多的太妃糖，多得我的牙齿或胃都有些受不了。
通常对付新学徒的恶作剧，也同样落到了我的头上；但一般自以为较粗纱间工人高一级的织工们，对我只要些斯斯文文的闺秀淑女般的把戏。而粗纱间里活泼壮健的娘儿们就会死硬地拉下我的裤子，在我不可告人之处涂上油，又用废棉絮将我裹起来。
这样的浪漫的事慢慢地少了。我似乎还没有上床就到了起身的时间了。我与任何一个做半日工的都一样，在学习中间，瞌睡总比不瞌睡的时候多。碰到天气很坏，早上落大雨或是下大雪的时候，父亲总来叫醒我。而当他一出去上工之后，母亲就轻轻地走上来说：“今早留在床上睡吧，吃早饭以前，一切由我料理。”在其他场合下，我去工厂时，就把头裹在我母亲的围巾里，以遮挡严寒厉风的袭击。随后，我十三岁的生日到了，我完全离开学校，全天到工厂工作，我从织机间调到仓库里，在那儿替一个成品检验员当跑腿，把那些工作做坏了的织工们叫到仓库里，让他们受责备。把布疋从检验员的架上伞下来，又放上新的。这是一个很愉快的时期。我全厂满处跑，而我特别开心的是我能到锅炉间或引擎间去。当然，我也常常遇到麻烦，可是无论如何我总是逃过了这些难关。有一回我初次被派到机匠工头家里去取他的茶点，我感到非常难办。我除听到人家叫他“老饀饼罐”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听到过，所以我只能硬着头皮到他家的门前，向他妻子要“饀饼罐先生的茶点”。沉默了好一会，她还盘问了我几个问题，对这些问题，我像美国小说家勃累特·哈特小说中的人物“可靠的詹姆士”一样来回答地。第二天早晨“饀饼罐”不再派遣我去替他当差了。
后来，我还替经理取过茶点。我每次总要偷呷几口，拿他几块饼，也许这样的事教育了我对“没收”的信仰。
成品检验长向我建议，说我可以到合作社的社会、教育各部门去卖说明书，这就能多贴补些家庭收入。我欣然应承了，这才是我一生中既能挣钱同时还可以听音乐和演讲的机会。
就在销售说明书的工作中，我组织了第一次罢工。厂里有好多闲谈，都逃不过我的尖耳朵。有人说在季节终了时照例举行的大宴会上“合作委员和他们的妻子大享其福”。我心里想：“卖说明书的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
就在有这种盛会的晚上，我和另外两个小伙子到委员们的头子那边去，告诉他说，除非我们也和别的人一样有晚餐吃，否则我们就不再卖说明书了。那时时间已经迟了，来不及再邀其他的伙伴，所以就只有我们几个人争到了一顿晚餐。
大约也就在这时候，我第一次听到了社会主义者的演讲。某一星期日的晚上，母亲带我到奥本萧的怀特惠斯厅去听斐立浦·斯诺登的演说。我仍记得他的演词中有一句话常印在我的脑海里：“只有在资本主义废除之后，贫困、失业和战争才可能消灭。”
另一件大事是合作教育委员会的演说，由社会主义者——牧师康拉德·诺尔主讲。特罗斯登合作厅没有坐满三分之一，在康拉德·诺尔穿着教士服进来的时候，我可以听到听众的惊异声。然而我对于他所说的一切都感到十二万分地有兴趣。当时我已能懂得家里母亲和他妹妹之间所谈的许多话的大概意思了。我一听说奥本萧有一所社会主义星期日学校时，我就立刻飞奔到那儿去了。
这时我们家庭里所热烈讨论的问题已开始放在我长大了将干什么事这方面。我晓得我自己是喜欢做锅炉匠——比任何其他孩子盼望做一个机车司机和牧人还要热烈一些。我的父亲一生在锅炉工场里做艰苦的打铁工作，不是在鼓风炉前，就是在吹管扳上，他是反对这一行的。他总说：“我干够了，把五脏六腑打出了，对家庭毫无帮助，你应该坐坐办公厅了。”
“坐办公厅”这句话在我父亲的意思是找一个工作清闲而挣钱很多的事。直到他死的那天、他还希望我有这样的职业。我在革命运动中所干的工作，是他引以为荣的；然而在他晚年，当他穿上外衣要到外面去喝一品脱酒的时候，谈话总是这样结束的：“哈里，你得坐办公厅，像汤姆士和他的一帮人一样。他们已经懂得面包的那一面涂有黄油了。”
关于我将来的出路，经过某一次讨论之后，决定我该申请一行职业，到百货店中去当一个屠夫的学徒。我对这一方面并没有野心，可是有人建议，我该到屠宰场去沾些“血腥气”。于是我就这样做了。几个屠夫们恰巧牵进来一头小羊，咩咩的叫声打动了我的心，所以，在还没有准备要杀之前，我就伤心地哭着跑到厂里去见母亲，大喊：“妈妈！妈妈！我不当屠夫了，我不忍杀一只小羊。”她当时便同意我这种想法。
最后总算决定让我干制造锅炉这一行，因而就请一位伯伯到高登谭克厂去替我说情，那是大中央铁道公司的机车制造厂。乔治伯伯为了说情，拍了这么多的马屁，以至于父亲在他走后，竟说“谁都会认为是要把你安插到内阁里去，而不是进高登谭克厂呢。”在我十五岁的时候，有人吿诉我，我该去做个小商人。我很晓得对我家庭说来这是多大的一个牺牲。它意味着直到二十一岁满师以前当一个学徒的工资是多么地低微。
我于1950年10月2日开始到高登谭克厂，去当一个帽钉搬运工人。后来有一个时期我进了工头的办事处。办事处里的那位办事员是专为铁道职工协会当地分会收取会费的；他给我的职务，就是叫我走遍各办事处去收会费。以后我便去学习计量平板工作以及电镀术的全部过程。
直到我二十一岁，每星期四个晚上，我从来没有一次不到夜校去上课，也从来没有不做完所有要我回家温习的功课。我从事于数学、机械书、建筑和打样、马口铁制造法、速写与经济学的学习，到1912年我满了师。然后我被认为是锅炉制造工人协会里的一等会员。我对于在正式成为“兄弟”之前所必须经过的一种仪式，觉得懔然生畏。会里还叮嘱我记住，不要以阶级来反对阶级，要做一个贤夫良父，以及严格遵守道德和国家法律的人。分会会长显然是强调后半部分的，因为那时我在当地已经以“可诅咒的社会主义鼓动者”而闻名了。
无论如何，我成为锅炉制造工人协会的会员总是值得骄傲的。我希望能像我的一个叔父基特所干的一样，为组织带来光荣。他在1844年进了锅炉制造工人协会，保有六十年以上无可指摘的纪录。
在1909年，我同母亲到奥本萧的古巷里的独立劳工党大厅去，她在那里建议我当一个独立劳工党党员。全国建筑业工人工会联合会里的狄克·考波克和全国混合机器工会发起委员会的赫金生都该还记得这个大厅，因为他们两个人也是这个支部的党员。
我被吸收入党了，受到热烈的欢迎，他们并且还把独立劳工党的政策和原则对我简单地解释了一下。（顺便说一下，我们却忽略把这种程序采用到共产党里来。）
奥本萧支部是非常活动而前进的。我们常喜欢以“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自豪，有很长一段时期，支部对于它所从属的独立劳工党愈来愈采取了批评的态度。1909年6月10日，不满的程度达到了顶点，奥本萧支部就退出了独立劳工党。接着在九月二日也退出了髙登职工委员会。
我成为一个热心的青年社会主义信徒的经历，就道样开始了。我当时干过各种艰苦吃力的工作，想在奥本箫非常保守的熟练工人中传播社会主义；用粉笔在街头通知开会，收集费用，打扫房屋（有好几年我和却利·奥本萧每星期早晨在玛格莱德街社会主义者大厅里打扫顶层的房屋，替晚上演讲会作准备），售卖宣传品，把讲坛搬到街头去，募集捐款等等。星期日早晨，我去听工业史和经济学的课。下午，我得到若萧姆路现世厅去听孚得、却勃门·柯亨、劳埃特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演讲。一到晚上，得马上回到社会主义者大厅来参加毎星期晚上从未间断过的演讲会。这个奥本萧的玛格莱德街的社会主义者大厅变成一个何等活跃的热闹场所啊！每星期每天晚上总有一些活动：教工业史和经济学啦，开联欢会筹款啦，练歌啦，演讲啦，包括当地劳工生活及工作的一切。
这大厅是国内工人集会最好的场所之一，是由会员们自己建筑起来的。眼前的一辈怕想不到竟有人会这样乐于建造这所大厅吧。动手的人大多是各种职业的手艺匠，他们把所知所能都用在建筑他们的大厅上。杜会主义者大厅落成的那天，劳勃脱·勃兰区福特主持开幕典礼，这真是一个光荣的日子。
在玛格莱德街大厅附近从事建筑的人的名字很少有人晓得，那是：狄克·霍林斯、哈莱·费旭、比尔·威廉姆、基尔勃脱·劳勃茨、爱尔夫·裘琳、爱密蕾·裘琳、杰姆·克劳司莱、我的母亲、却利·奥本萧、阿尔勃脱·爱兹赫特、坦特·萨莫塞脱、会计员（从没有像他这样的人），以及现任曼彻斯特和塞尔福特职工委员会书记的杰克·门罗。
每当我到奥本萧去访问我的故居的时候，我必定要去看看这昔日的大厅。我一想起它的历史，就有一阵凄凉悲痛之感。想到在上次大战以后，因疏忽及愚蠢，今日该地竟变成藏皿纳器之所了。
早年来，只要我手头能抓到的书我都读。每星期五晚上一知道“号角”和“自由思想者”杂志送到，我就马上奔去看，我把“快乐的英国”、“英国人的英国”和“不足为罪”这些书记得烂熟。我读这些早期的小册子：“自由党和保守党的伪善”和“耶稣基督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已反复不止一次了；然后就看欧福书目中的一些严书和“工资、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以及克鲁鲍特金的小册子：“国家”、“田间、工厂与手工场”。
我获得了理性论者出版协会所有的出版物，更从当地图书馆里借到各种英国古典文学作品；可是在文学的领域内我最爱好的是诗；所以，如果同志们笑我现在往往凑几句诗来结束一次演讲的话，他们该懂得这并不是全然没有意义的：它使我回忆到最初参加工人运动时的年轻无经验的时代。
我尽可能每分钟都读书，而我的得意秘诀，是等着家人都已上床之后，悄悄地下楼，燃上一枝蜡烛，坐下来读它半个晚上。
曾经有过这样一回事，当我聚精会神地读着赫克尔的“宇宙之谜”的时候，大约在早晨两点钟，我母亲走下楼来，怀疑出了什么事。我一点儿也没有听到她下搂的声昔，猛一见她穿着白色的睡衣站在那边，说：“我们的哈里，去睡吧”，我当是鬼魅出现，马上昏了过去。直到过后很久我才重新用起晚上读书的方法。我到现在还很宝贵所有这些早期的小册子，书中有龌龊油腻的指印，这些都是我当时在工场里，乘工头不注意时，利用零星时间匆匆偷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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