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 鲁塞尔·布洛克《列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1975） “列宁的遗嘱”引言 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原来是写给预定在一九二三年四月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只有克鲁普斯卡娅和担任口述记录工作的玛·亚·沃洛迪切娃与莉·亚·福齐耶娃两位秘书知道有这些文件的存在。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十日列宁再度中风之后，克鲁普斯卡娅把这个文件严密封锁收藏起来，只是在列宁逝世一年之后的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前夕才拿出来。因此这封信才被称为列宁的“遗嘱”。 这个遗嘱在向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五月）代表们宣读的时候，宣布任何人均不得记录。美国激进党人麦克斯·伊斯特曼才第一次把这个遗嘱的存在向外界宣布，他在所著《自从列宁逝世以后》（伦敦，劳工出版公司一九二五年版）一书中发表了其中的关键性字句。伊斯特曼声称是“根据不久以前看到这封信并记住其中主要字句的……三位负责的俄国共产党人”传出的。（前引书第30—31页注）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八日，伊斯特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原信的“全文”，实际上是谈论中央领导的个人总的第二部分和补充的后记。 至于包括说明建议中央委员名额增加到五十人甚至到一百人的全函，只有于一九五六年在苏联才第一次公布。 本书前面刊载的托洛茨基一九三二年的文章对遗嘱作了详尽分析。关于扩增中央委员名额的说明才完成了原件的全貌。列宁想要用“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农民”的新人搀合进来以抵销中央委员会内部官僚主义倾向，因为在原先一个时期参加行政工作的人已经感染了官僚主义习惯。这样就可使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官僚主义的领导集团能够更好地便宜行事，并避免导致分裂的那种职权的僵化。 在原信中十二月二十五日口述的这一部分，列宁显然觉得这样就可以使斯大林及其支持者有所约束，并使他自己能够认真仔细地奉行总书记的职守。一月四日的后记反映了列宁态度的改变。在这个时候列宁对斯大林在格鲁吉亚吉件上的作为已有所察觉（参看本书第六部分“论民族问题”的引言）。他对斯大林的为人粗暴，任性和不够忠实的评语，大概就是对斯大林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直接评注。现在列宁准备要提出撤换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 本书第三部分的最后一节是列宁宣称要和斯大林断绝关系的信。十二月十一日，列宁口授一信给托洛茨基说明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取得的胜利。这封信是应列宁之嘱托并经医生许可而由克鲁普斯卡娅根据口授记录的。斯大林发现了这封信并愤怒地打电话给克鲁斯卡娅。斯大林指望通过对克鲁普斯卡娅进行恫吓，以阻止列宁从事进—步的政治活动，托词是有碍于列宁的疾病。 克鲁卡娅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写信给加米涅夫，向他求援，信中说：“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参看下面转引的列宁一九二三年三月五日“致斯大林同志”原信的注文。）看来直到三月初以前，列宁还不知道这件意外事件，他得悉之后才写了那封声明同斯大林断绝关系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