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二十章 危机性质的变化。卡特尔和危机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也带来危机表现形式的某些变化，现在我们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这方面的研究。而这里所能做的，仅仅是揭示发展的一般线索的尝试；至于对每个个别国家危机变化的比较论证，则是历史研究的任务。
这里只是试图从特殊中抽出一般。这一点现在更加困难了，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过程在国际间的纵横交织越来越紧密；因此，当危机爆发时，一国的现象连同它的一切时间的、技术的与组织的发展阶段的特殊性，都会反作用于他国的危机。
例如，最近欧洲1907年的危机现象，就只能从美国危机的反作用来理解。在欧洲早已不再能够达到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现象所表明的美国危机的特殊性质，导致欧洲货币市场上的一些特殊现象。如果没有这种反作用，这些现象的一些细节和尖锐程度也许可以避免。
另一方面，从一个国家（例如英国）的危机史中推论出危机变化的一般规律，同样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主义危机恰恰是一种世界市场的现象（危机时间越长，就越是如此）；一国的危机由于该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形，把这些变形一般化必然误入歧途。[1]
因此，如果想确定危机现象的变化，就必须能够同时从理论上推导出这些变化，以便我们能够确信，我们面对的不是与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相适应的因而整个说来也许是偶然的特殊现象，而是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中产生的趋势。
资本主义是从商品生产还比较小的社会里发展起来的。只有资本主义的扩大，才使商品生产普遍化，才形成民族市场和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随着市场的扩大，危机得以爆发的条件也发展起来了。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在自给自足的生产和拘束于手工业式的、为地区市场而进行的非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广阔基础上成长起来，危机便以自己的全部力量集中打击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危机也触及那些销路差不多完全停滞的生产部门，因为必要的流通，即为进行社会物质变换所绝对必要的流通，是通过手工业生产满足的，其他的需要是通过自给自足的生产满足的。这里，在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生产范围内，危机可以带来极大的破坏；如果造成危机的原因很强，足以使生产陷于瘫痪，那它就使一个时期的销路完全中断。正如我们还要看到的，在这一时期内，情况也确是如此。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手工业生产和自给自足的生产被大量消灭。现在，危机触及了这样的生产，对它的节制受到满足相对和绝对地增大的社会需要的必然性的制约。随着生产的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继续进行的而其继续进行便会阻止生产和流通过程完全中断的那一部分也增长了。这表现在服务于消费的产业部门受危机影响较弱；生活资料越是必需的，对其消费的波动越小，受危机影响也就越弱。
危机现象也必然由于资本主义积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单个企业的抵抗能力随其自身规模的增长而增长。企业越小，就越可能随价格暴跌而完全破产。小企业家也许会丧失自己的全部销路，价格暴跌和歇业使他的商品资本不能向货币资本转化。因为他不掌握准备资本，尤其在危机期间得不到信用，所以不能履行自己的支付义务。因此，危机造成小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大量崩溃，信用失灵，大批破产，支付停止，银行倒闭，从而导致一片混乱。此外，技术的差别也很大。现代企业与古老的、部分地还是手工业的或属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企业并存，后者在价格暴跌时完全无法生存。但是，它们的大量崩溃也把那些技术上有生命力的企业界一同拖进毁灭的深渊。[2]
现代大企业与危机的关系就不同了。它的生产如此之大，即使在危机期间，一部分也能继续进行。美国钢铁托拉斯在危机期间被迫将它的生产压缩一半，但它无需把自己的生产限制在最低限额以下。因此，随企业积聚的发展，它们能维持自己生产的规模也扩大了。
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进行的那部分生产的规模，也绝对地和相对地增长了。与之相随，在危机期间仍然不受影响的商品流通范围也扩大了，以此为基础的流通信用也增加了。因此，对信用的破坏，不一定像资本主义初期的危机中那样彻底。但是，信用危机向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发展，也由于下述情况而变得困难起来：一方面，信用组织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商业和产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异。
如果信用崩溃引起支付手段的突然短缺，那么，信用危机便发展为货币危机。[3]但是，第一，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继续进行的那种生产的规模越大，这种短缺也就越难发生，因为信用货币能够继续以同样的规模执行自己的职能；第二，通过信用解决的交易额越大，银行信用取代商业信用越多，这种短缺也就越难发生，因为动摇银行信用比动摇个别产业资本家的信用更困难。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支付手段短缺的情况一般并不出现，原因是：首先，信用的发展即使在危机时期也压低对支付手段的需要，因为支票和票据交换还继续进行；其次，这种支付手段可以由发行银行提供，而发行银行的信用即使在危机期间也仍然不受动摇。我们已经看到，银行券流通是建立在票据流通基础上的。票据流通之所以缩减，是因为作为它的基础的商品流通缩减了。但是，票据流通缩减的程度比商品流通更强，因为商业信用发生了动摇。现在，银行在实际商品流通许可的范围内用自己的信用取代商业信用。银行之所以能在这一范围内这样做，是因为继续进行的商品流通使银行确信，它的相应债权是有保证的。因此，它可以按照流通的实际需要提供自己的信用货币，满足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因此，银行便把支付手段的需求限制在它的实际的流通所必要的需要范围内，预防由于人们担心即使以最佳抵押也得不到支付手段而产生的几乎是无限制的需求。这种需求超出实际的需要，导致大量货币贮藏，从而又造成支付手段的减少。为使发行银行能够采取这种步骤，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它的信用是不可动摇的。这对经营得好的发行银行来说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条件。第二，银行券发行的增加不得危害可兑性。这个条件是由银行自我维持的利益迫使银行采取的措施实现的。这个措施是：在危机时期，银行券只有在绝对抵押条件下才予提供。因此，银行得到真正的仅在危机时期所造成的界限内满足流通需要的保证。再者，充足的现金储备，特别是黄金，保护可兑性不受无法预料的偶然事件的干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个条件通过黄金生产的扩大、银行中黄金的积累以及把黄金的职能限于充当准备金来实现。由于信用的发展，黄金的职能日益被限制在清算国际收支差额方面。如果说国际支付量也绝对地大大增加了，那么，由于在国际间执行职能的信用货币的发展，用现金结算的差额却没有按照与老的资本主义发展国家积累的黄金储备相同的量和相同的比例增加。这就使发行银行能够满足危机期间增长的需求。当然，前提条件是，银行的经济职能没有受到法律的强制的阻挠。例如，在英国，它们受到皮尔条例的阻挠。在美国，它们受到荒谬的准备金规定的阻挠，同时也在那里造成具有典型意义的货币危机。
货币危机若不发生，便保护了信用免遭全面崩溃，因而也同时预防了银行危机的爆发。这样，向银行的挤兑便不会发生，抽取存款也不是急切的和全部的，银行只要具有一般的支付能力就能偿付自己的债务。就银行危机不是作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的结果产生的，而首先是由银行资金的固定和信用提供的损失产生的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里也具有为资本缓和危机的趋势。
银行的积聚在这里也发挥着重大作用。银行通过大大扩大业务范围，通过延伸到具有不同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各个国家的经济区，使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分散化。此外，这种日益增强的银行积聚，也同时带来银行对投机、商业和工业的地位的变化。首先，由于自己的巨大资本力量，银行积聚意味着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有利于银行。这种力量不仅在量上比银行债务人的力量更庞大，而且银行的优势也是一种质的优势，因为银行拥有随时可以发挥作用的形式即货币形式的资本。这种优势能够防止经营有方的大银行把自己的资金固定于其中的一个或少数几个企业，并形成对它们命运的依赖，从而不可挽救地卷进这些企业在危机时发生的崩溃之中。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使银行危机的产生变得困难的原因，那么，首先应该指出，投机的范围和意义大大丧失了，而且既包括商品投机也包括证券投机。我们这里所说的商品投机不仅指交易所中的投机，而且尤其是指商品贸易中的投机，即指期待价格进一步提高的商人对商品的需求以及为通过抑制供给进一步提高价格而大量囤积商品。首先，随着一般商业的取消，随着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直接交易的增加以及商人转化为拿固定佣金的辛迪加和托拉斯的代理人，这种投机也走向衰落。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商业在高涨时期投机地把物价抬高到生产者确定的价格之上，避免了有效需求实际已经开始停滞时还制造销路畅通的假象。[4]
但是，批发贸易（在这方面仅涉及批发贸易）并没有因产业和大银行的商品部而丧失自己的原有地位。它自身显示出强大的积聚并大大限制了资本力量弱小者和完全局外人的参与。但是，在交易所的商品贸易由于特殊条件还在起特殊作用的场合，投机运动越来越受银行支配。银行由于信用组织的发展而日益掌握全部货币资本的支配权，使之能够限制投机运动不致超过一定的界限。
最后，能够大大缩短特别易于投机的商品同市场距离的运输工具的发展，随时通报市场状况的通讯事务的发展，也促成对商品投机的限制。一方面在遥远的市场上卖不掉的商品堆集起来和另一方面在生产场所生产按原有的或提高的规模继续进行的情况，现在是更难发生了。但是，由于消费资料相对份额的减少，殖民地产品投机（这在英国早期危机中常常是致命的）只起十分微小的作用。供给的可靠性和规则性，市场状况信息的准确性和迅速性，也促进了这一点。此外，随着生产资料工业占有越来越大的规模，商品投机也失去意义。生产资料工业的产品不宜于投机，因为这种生产越来越成为根据订货来进行的生产。
产业危机现象的变化和银行对产业统治的发展，也沿着阻滞银行危机发生的方向发挥作用。我们看到，日益增长的集中使产业企业具有更大的抵制危机的极严重的影响即全面破产的能力。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提高了这种抵抗能力，同时也像我们所看到的，它极大地加强了银行对产业的影响。其原因是：首先，股份公司提高了企业的抵抗能力。它即使在没有收益甚至亏损的情况下也能继续经营，因为资本供给在这里比单个企业更为容易。其次，在股份公司中可以很容易积蓄储备金，在好年景时为坏年景采取防备措施。再次，股份公司可以更容易从而更严格地控制资金的使用，尤其是对借入资本的使用。银行直接监督由它们以信用支持的公司的资本使用情况。导致产业对银行依赖的趋势越发展，这种监督的实施也就越系统化。出于企业本身之外的其他目的利用信用，则受到制止。在早期的危机中，下述情况起很大作用：个别企业家大量参与投机并为此而使用自己的经营资本，而用借入资本维持自己的企业。现在进行监督的银行制止这样做。
因此，下述观点是一种教条主义的观点：它把符合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因而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银行向产业的渗透作为银行的威胁而进行斗争，相反地却把带有储蓄银行与投机银行分工的组织上落后的英国银行制度看作是必要时必须通过法律强制手段来达到的理想。这种观点首先把英国银行制度的外观当作现实，因为它忽视了英国银行也把自己收集的货币提供产业、商业和投机支配。这在英国是通过中间人实现的[5]，在德国和美国（又以某种变化的形式）是直接通过银行实现的，这一事实可以由一定的历史原因来解释。但是，英国的做法是落后的，此外，这种做法也正处于消失之中，因为它很难对贷出的银行资本进行监督，因此妨碍了银行信用本身的扩大。
最后（这里只要参阅一下交易所一章的叙述也就够了），有价证券投机作为引起银行危机的因素之一，也起着越来越小的作用。随着银行权力的增长，银行日益支配投机运动，而不是被投机运动所支配。随着交易所意义的总的减小，交易所作为加剧危机的原因的作用也迅速下降。
随着投机作用的下降，资本主义公众的心理状态也同时发生了变化。投机家的这种心理是很幼稚的，尽管他们的赞美者竭尽全力把各种预见能力和改造世界的浪漫主义计划牵强附会地加在他们的心灵之中。实际上，投机的公众态度的改变，可以由资本主义下正常人的老生常谈来说明：“损失使人变得聪明”。资本主义时代初期（一个极乐的时期，每个投机家都觉得自己是从无创造世界的上帝）投机所造成的那种群众激情，看来是一去不复返了。具有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背景的郁金香热，带有刺激冒险的关于空前大发现奇想的南海热，怀有征服世界意图的约翰·罗计划，所有这一切都让位于以1873年大崩溃而告终的对差额利润的赤裸裸的追求。从此以后，对信用和交易所魔力的信仰消失了。美好的天主教崇拜不顾邦图*而屈服于理智的启蒙。这种启蒙已不愿信仰投机精神的圣洁受胎，而是接受自然事物本身，把信仰留给那些并未全部消失的蠢人。交易所失去了自己的信徒，仅仅保留下自己的靠他人信仰进行交易的牧师。既然信仰变为一种交易，信仰事业便衰落了。富有魅力和有利可图的狂热消逝了；郁金香早已凋谢；咖啡树虽然还提供商业利润，但却不再提供正当的投机盈利。散文打倒了盈利的诗歌。
（*译者注：欧根·邦图是一位法国工程师和金融家。他于1878年创建投机的总联合会，为东欧建造铁路；1881年从基督教徒和贵族那里收集资金达500余万英镑，投机获很大成功。最后，于1882年以破产告终。）
上述诸因素使人们认识导致危机现象（就它们是由大批破产，由交易所、银行、信用和货币等危机的暴烈现象所造成的意义上）变化的原因。这些因素绝不排除这些危机的发生，而只是说明为什么这些危机的出现更困难。危机是否发生，取决于干扰的严重程度及其出现的突发性的程度。这是否大到足以使例如一个德国的大银行倒闭（假定经营是正常的），是一个实际问题（quaestio facti），而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但是，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影响产业危机本身的出现和繁荣与萧条的转换。现在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产业组织形式的巨大变化，坚持消除资本主义机制的调节力量即自由竞争的垄断，是否能造成周期现象的质的变化。
我们知道，卡特尔可以引起价格水平的演变。卡特尔造成卡特尔化和非卡特尔化生产部门之间利润水平的差别。因此，周期现象是在这种变化了的基础上发生的，这种现象本身由于卡特尔发生一定变形。但是过去，部分地也包括现在，却把其他作用加在卡特尔身上。卡特尔似乎不仅意味着危机作用的变形，而且还能够彻底消灭危机，因为卡特尔能够调节生产并能随时使供给适合需求。
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危机的内在性质。只有当危机的原因被简单地看作是由于对市场情况不明而产生的商品生产过剩时，卡特尔能够通过限制生产而消灭危机的观点才是可信的。
危机同商品生产过剩是一码事，或者生产过剩是危机的“原因”，这似乎是无可争议的真理。难道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吗？价格是低廉的，因为供给超过需求，从而存在着过多的商品。每每浏览一下市场报告就会看到，货栈充斥，商品卖不掉，因而实际上存在着商品生产过剩。但是，卡特尔能够对整个产业部门实行生产限制。这在以前是盲目的价格规律造成的，这种规律通过价格下跌使众多企业陷于停顿和破产；而现在这种大有裨益的生产限制，却由卡特尔化生产的领导者的集体智慧更加迅速和无痛苦地实行了。还不仅如此。既然卡特尔能够决定价格和随时“注意使供给与需求保持一致”，消灭投机，即使不直接接管但也能准确地监督和控制贸易，那么，它为什么不能通过使生产完全适合需要而从世界上彻底消灭危机，并迅速而没有很大震动地消除经济生活中的一些不大的干扰呢？
这种想法虽然是好的，但却是不现实的。把危机简单等同于商品生产过剩的人恰恰忽略了主要的东西，即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产品不仅是商品，而且是资本产品；危机期间的生产过剩不是单纯的商品生产过剩，而是资本生产过剩。而这只不过意味着，资本以使它的增殖条件和实现条件陷于矛盾的规模投入生产，以致产品销售不再产生能进一步扩大规模和进一步进行积累的利润。商品销售停滞，因而生产的扩大也停止了。因此，把资本主义危机简单等同于商品生产过剩的人，在分析危机时仍然停留在最初阶段。从危机过后不久市场就显露出吸收更大量商品的能力这一事实便已经可以看出，问题不可能是单纯的生产过剩。每一个接踵而至的繁荣时期都大大超过以前的繁荣期，尽管吸收能力的这种增加不能由人口增长和提供消费的收入增长来解释。除了单纯的消费能力以外，还有几个完全不同的因素应该考虑到。
卡特尔不是减少而是加剧价格调节中的干扰，这些干扰最终导致比例关系失调，从而导致资本增殖条件和实现条件之间的矛盾。
第一，卡特尔造成一个生产部门内部竞争的停止，或者更确切地说，使竞争成为潜在的，即使该部门的竞争不再发挥降低价格的作用。第二，它使卡特尔化生产部门间的竞争在比非卡特尔化产业更高利润率的基础上进行。但是，卡特尔不能改变资本争夺投资领域的竞争，也不能阻碍积累对价格形成的影响，因此也不能阻碍比例关系失调的产生。
我们已经看到，在繁荣期间，同一生产部门内部的竞争并不起降低价格的作用；需求实际超过供给，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存在于买者中间，而不存在于卖者中间。
只有当供给超过需求时，卖者间的竞争才会发生；此时价格开始下跌。卡特尔遵从价格的形成而不是决定它，这是生产机制所造成的结果。假定卡特尔在繁荣时期仍保持较低价格；于是，利润没有提高，积累也没有增加。如果卡特尔化产业的价格仍保持低水平，而同时非卡特尔产业的价格却提高了，那么，资本便从卡特尔化的产业中流出。很快，非卡特尔化生产部门便出现资本生产过剩，而卡特尔化的生产部门则出现生产不足，即发生导致普遍危机的极严重的比例失调，因为危机即使在生产保持不变或者甚至缩减时也是可能的。事实上，卡特尔早就该被摧毁，因为它不是满足而是妨碍利润欲，因而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理由。局部调整，即把某产业部门并入一个企业，对整个产业的比例关系没有任何影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不能通过各个因素在增强它们的效率和强度的条件下同时减少量来消除。它根本不能分期分批地或逐渐地加以消除。有调节的生产和无政府的生产不是量的对立，以致可以通过补缀越来越多的“调节”便由无政府状态变成自觉的组织，而是只有通过把整个生产置于自觉的监督之下，这个转折才能突发式地产生。谁实施这种监督，生产属于谁，是一个权力问题。从根本上讲，一个领导全部生产并以此而消除危机的总卡特尔本身，在经济上是可以想象的，虽然这种状态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必然由于发展到极其尖锐程度的利益对立而毁灭。指望用个别卡特尔消除危机，只不过表明对危机的原因和资本主义制度联系的无知。
正像卡特尔不能阻止危机的产生一样，卡特尔本身也不能避开危机的影响。当然，如果把危机同商品生产过剩等同起来，救治的方法也就很简单了。卡特尔缩减生产，从而以加速度，也许还在更大的规模上，造成了危机，通过企业破产和减少企业生产所直接造成的结果。它的社会后果，特别是失业和工资下降，当然也是一样。但是，卡特尔化的资本家能够保持高物价，因为供给受到很大限制。价格维持高水平，利润却减少了，因为销路减少了，生产成本也提高了。经过一段时期以后，市场吸收了过剩的产品，繁荣便可以产生。这种论证既是简单的，也是错误的。繁荣再现的前提是这样两个条件：第一，结束萧条所必要的比例关系的建立；第二，生产的扩大，因为只有这一点才确实地意味着繁荣。而上述卡特尔的政策恰恰使这两个条件难以出现。生产的限制意味着停止一切新投资；高物价的维持加剧了危机对所有非卡特尔化的或不那么巩固的卡特尔化的产业的影响。这里，利润的下降更为急剧，或损失更大，而因此被迫进行的生产缩减更多。这又加剧了比例失调。卡特尔化产业的销售也蒙受进一步的损失。事实表明，尽管生产急剧缩减，“生产过剩”还在继续，甚至还在加剧。但是，生产的进一步缩减意味着，在“一般费用”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资本进一步闲置；从而，成本价格进一步提高；于是，利润进一步降低，即使是在维持高价格的条件下。高物价吸引着局外企业。由于价格普遍下跌，他们可以以较低的设备费用和劳动费用进行计算。因此，它们便有了竞争能力，开始以低于卡特尔的价格出售。卡特尔不再能维持原有价格，价格暴跌波及卡特尔化产业。人为的干预受到纠正；价格形成遵循一定的规律，卡特尔力图摆脱这些规律是完全徒劳的。[6]在新的价格形成的基础上，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中进行重新分配，逐渐恢复比例关系，萧条被克服。一旦技术革新或新的市场引起需求的增加，后者又引起生产资本尤其是固定资本的新投资，繁荣就会开始到来。
因此，卡特尔并没有消除危机的影响。它们只是在把危机的重担转嫁到非卡特尔化产业身上的意义上，使危机发生变形。卡特尔化产业和非卡特尔化产业之间利润率的差别（卡特尔越巩固，它的垄断越有保证，这种差别平均来说也就越大），繁荣时期缩小，萧条时期扩大。在危机和萧条的初始阶段，卡特尔也可以比独立的产业更久地保持利润，并加剧危机对后者的影响。这种情况并非不重要，因为恰恰在危机时期和危机刚刚过后的时期，产业资本家的处境最困难，他们的独立面临最大威胁。正是在这一时期，他们得不到例如不降低他们的原料价格等等的卡特尔政策的帮助。这一因素对非卡特尔化产业状况的恶化和集中的加速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1] 顺便提一下，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仅仅从他关于英国危机史的卓越的和令人信服的论述中得出自己的结论，看来总也避免不了犯这种错误。
[2] “1857年的危机在冶铁业袭击了一大批企业，1873年的危机则对这些企业的影响更严重，这些企业的生产能力彼此并无很大差别。因此，在普遍崩溃之中，许多本身从纯技术上来看是有生存能力和有生存价值的工厂倒闭了。1900年的危机，除了触及基本产业的大企业之外，还触及众多的按今天的概念看已属过时组织的企业，这些‘单纯’的工厂过去曾被高涨的浪潮卷上高峰。价格降低和需求减少使这些‘单纯’工厂陷入困境，而联合的大企业有时根本未陷于困境，有时出现这种情况也只是很短的时间。因此，最近的危机以与以前的危机完全不同的程度导致产业的集中。例如，1873年的危机，尽管它作了淘汰，但在技术状况方面却没有达到使胜利者企业形成垄断的程度。然而，由于自己的复杂技术、巨大的组织和资本力量，当今的冶铁、电气工业的大工厂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了长期垄断；机器制造业和某些金属、交通以及其他产业的大工厂，在较小的程度上建立了这种垄断。如果这种情况不适用于某些‘轻’工业部门，危机对这些产业部门的影响同以前并没有根本的变化，那么，由此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银行业的最新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上述其他产业的影响。”（耶德尔斯：《德国大银行同产业的关系》第108页。）
[3] 只需这一个条件就足以造成货币危机，尽管还有一些更深刻的原因。在关于1773年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崩溃的记述中，对一次大破产的后果作了如下描述：“没有人知道这次破产的全部损失有多大，也不知道哪些其他厂家由于这次崩溃而毁灭。普遍的混沌状态使信用消失，一时间再也找不到现金。某些人害怕看到他们的票据被退还，另一些人担心收不回他们有权要求的债款，还有一些人试图利用普遍的困境从中牟利。因此，每个人都在寻求机会以最低价格购买，每个人又害怕付出自己的现金，于是流通几乎完全中断。”（《荷兰的财富》，译自法文，1877年莱比锡版，第2卷第444页以下，引自萨尔托里乌斯·冯·瓦尔特斯豪森：《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第377页。）
试将这一点与下列1870年战争爆发之际德国交易所情况的描述比较一下：1870年7月4日，柏林交易所的气氛极佳，而以后几天出现动乱，7月8日变得很不安宁，7月11日失去控制。恐慌持续了8—10天，随后恢复自信，下跌的运动停止……好像魔杖一挥，货币便从交易所消失不见了。普鲁士银行的贴现率提高到9％，莱比锡的抵押贷款利息率上升到10％。卢贝克上升到9％，不来梅上升到8％。那些在几天前以3％或3.5％的利息就能得到的绰绰有余的货币，现在到哪儿去了呢？国家为动员的目的吸收了货币的说法，已经为下述事实所排除：当时德国的发行银行业是分散化的，此外，一定货币贮藏在许多非发行银行和私人银行家手里。大部分货币仍然待在它原来所在的地方，但没有从钱柜里拿出来。谁能收取货币，谁就能把它放归别处。例如，来自慕尼黑的报道说：“曾经有一段时间，以最佳证券和最大的抵押都不能筹措500盾。相反地，甚至连私人都认为必须设立一笔现金储备，以备万一，尽管这样做会有很大牺牲。”在法兰克福，“银行家们一心想收回他们的债权，因为公众也迫不及待地索还存款。银行清算债权的迅速增加表明，银行家和公众双方都试图筹措较大的现金储备，以应付一切偶然的事件。”
下面是来自汉诺威的关于现金贴水的报告：“每一个银行家，首先是汉诺威银行，只为自己打算……德国私人银行的票据和银行券被贬斥，持有通用证券和普鲁士证券的富有人物不得不蒙受5％的损失，而那些害怕以随意的价格进行销售的农民也不得不支付10％，甚至更多。”
这种情况以缩的程度反映了最近美国货币危机的所有典型特征，克服的方法也是同样的。在7月下半月货币困难时期，人们试图通过各种措施以自救。在不来梅，参议院和市民会议通过关于赋予某些外国金币以法定支付手段的决议，但这并没有多大帮助，因为这种货币如同该城市的本位货币一样被贮藏起来。在斯图加特，成立了一个银行同盟，该同盟发行了自己的3％利息和6个月偿还期的面值为50—500盾的证券。在慕尼黑，抵押银行和汇兑银行也把类似的债券投入流通。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为当地的发行银行提供了集体担保。只要有可能，贵金属就被从外国输入。截止到七月底，不莱梅银行和进口公司便拥有大量索维林。法兰克福从英国获得了黄金，从维也纳获得了白银。这些措施表明，它们在应付支付交易中的货币短缺上还算是有效的，但却不能给借贷市场提供资本以满足国家的需要。”（萨尔托里乌斯·冯·瓦尔特斯豪森，同上书，第323页以下。）
[4] 就这方面来说，针对目前的情况，马克思的下列论述应当加以限制：”在现代信用制度下，商人资本支配着社会总货币资本的一个很大部分，因此，它在已买物品最终卖掉以前可以再进行购买。……除了由于商品性质造成的W-G和G-W的分离以外，这里将会产生一种虚假的需求……因此，在危机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40页。）
[5] 在银行和企业之间间或插入一个独特的创业公司（信托公司），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因为后者仍然直接依赖银行。
[6] 以上所述通过钢铁托拉斯的行为得到说明。这个托拉斯1907—1908年把自己的生产缩减到极限，以便维持价格。一年以后，生铁市场出现市价暴跌，所有其他金属市场也都被卷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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