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斯大林亲自参加1937—1938年镇压的组织活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1974）

第二部分斯大林主义产生和巩固的原因及条件

一、斯大林是1937—1938年镇压活动的组织者和鼓舞者
二、关于“被欺骗的”斯大林的悲剧问题
三、斯大林是精神病患者吗？
四、关于斯大林“不断”革命的神话
五、关于斯大林行为的又一种说法
六、再谈斯大林的个性和他的犯罪动机

　　1937—1938年的镇压使所有苏联人大为震惊。在许多人看来，这是突然降临在我们党和国家头上的某种莫名其妙的可怕的灾难。很自然，围绕着三十年代悲剧马上产生了许多神话和传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与其说是寻找真理（当时无论政治气氛还是心理状态都不会促使人们去从事这种探索），还不如说是企图躲避真理，躲避这无情的真理，而去寻找一个能对发生的一切加以解释的公式，使对党和斯大林的信念保留下来。
　　必须对其中的一些神话和传说作详细分析，尤其是由于其中许多说法至今还保留在人们的脑海里。

一、斯大林是1937—1938年镇压活动的组织者和鼓舞者

　　一种说法是，斯大林似乎不了解席卷苏联的犯罪和恐怖的浪潮，说人们对斯大林隐瞒了真实情况，说这些罪行都是背着斯大林干出来的。这种传说在苏联人民中广为传播。
　　显然，认为能够支配我国一切事物的斯大林不知道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被捕和被枪杀，多数苏联人民委员被枪决，几乎所有州委和民族共和国中央被粉碎，高级军事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活动家被逮捕，许多著名作家和科学家牺牲以及他本人的亲属和朋友身亡，——这是十分荒谬的。如果把斯大林描写为绝对脱离生活，不知道在我国土地上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的人，那是很幼稚的。去崇拜这样的领导人是可笑的。但是对某一高级人物的认识和迷信正是具有这样的特点：这种认识有自己的逻辑，同正常人的逻辑和事实没有什么共同点。正是用这种宗教认识的特点，才能去解释斯大林不了解我国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传说的出现。伊·爱伦堡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曾经想（显然是因为我们愿意这样考虑问题），斯大林不知道对共产党和苏联知识分子所进行的这种不可理解的迫害。”^[1]许多人认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钻进了一些破坏分子，他们未经斯大林同意在斯大林不知道的情况下有意识地消灭我党的优秀干部。二十九步兵师的政委Ф·А·斯捷别涅夫和维亚杰姆斯克军区军事委员安·雅·韦杰宁^[2]（他后来是克里姆林宫警卫长）的一次谈话对当时来说是非常典型的。有关这次谈话，韦杰宁在他写的《年代和人们》^[3]一书中是这样回忆的：“斯捷别涅夫见到我，问道：‘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呢？’——他在房间里焦急地走着——‘我不相信，我们党内有这么多敌人。不相信。也许，在党的上层某一环节里，在安全机构里钻进了异己分子？非常象，是要把党的干部有意消灭掉。我敢用脑袋担保，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不知道这些情况。提醒、申诉、抗议都被扣下了，他收不到。应该想办法让斯大林知道这些情况。否则都要完了。明天要抓你，接着抓我。不能再沉默了。’”党内成千上万的负责人和普通党员以及许多已经被捕的人都有这样的意见。Д·А·拉祖尔金娜（过去是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负责干部）在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说：“我被捕时……感到非常可怕，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党。我想不通，为什么要逮捕老布尔什维克。为什么？……我替自己解释，党内发生了某种可怕的事情，显然是一种破坏。这使我很不安。在监狱关押二年半期间、以及后来在集中营和流放地，我连一分一秒都没有怪斯大林。当其他犯人、流放者和关在集中营的人骂斯大林时，我竭力保护他。我说：‘不对，斯大林不可能允许党内所发生的一切。这是不可能的。’”^[4]
　　关于斯大林不了解国内所发生的悲惨事件的幼稚想法也反映在“叶若夫暴行”这个词上，这是人民用它来称呼三十年代的悲剧的。叶若夫突然被撤职和被消灭也似乎证实了这样的传说，但这只不过是早已被革命破除了的、普通老百姓迷信沙皇的新版本，他们曾说沙皇是善良的，只是在他周围的部长是虚伪和凶恶的。
　　还应该指出，这种说法也是以斯大林本人的行为的许多特点为依据的。遇事不露声色和性格孤僻的斯大林并不企图、也不愿意太多的露面。尽管斯大林的名字是有口皆碑地被人们传颂着，但是他本人的活动主要是沿着人们看不见的渠道进行着。斯大林力图从幕后指挥事态的发展，重要的事情都是他本人亲自或者在他的少数助手圈子里决定下来的。1936—1938年斯大林很少在会议上讲话，他从来不夸耀自己参与了这些大规模的镇压，而宁肯把这些罪行的其他参与者推到前面去，因而使自己保留了某种行动的自由。况且，斯大林的许多讲话和行为都使人们想到，他不太了解国内镇压的实际规模。例如，在中央二、三月全会上斯大林要求不要镇压那些早已和托洛茨基断绝一切来往并停止反对派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可是就在这时成千的原反对派，包括早已停止反对派活动的人，仍然在全国各地被逮捕。斯大林在全会上嘲笑那些轻易把几万人开除党籍的人。可是就在这时被开除和镇压的共产党员不是以万计，而是以几十万计。国内战争英雄达·费·谢尔基奇^[5]被捕前不久，斯大林在一次招待会上建议为他的健康及和他“建立个人友谊”而干杯。^[6]在镇压布柳赫尔前几天，斯大林在一次会议上很热情地说了他的好话。画家М·萨里扬告诉伊·爱伦堡，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亚美尼亚代表团时，问过关于诗人叶·查连茨的情况并且说不要动他。但几个月后查连茨被捕而且被枪决了。奥尔忠尼启则的副手А·谢列布罗夫斯基的妻子证实，1937年当她的丈夫住院时有一次晚上她突然接到斯大林的电话。斯大林说：“听说，您现在步行出门。这不好，人们会想出不应想的事情来。如果您的汽车在修理，我给您派一辆汽车。”果然，清晨克里姆林宫车库派来了一辆汽车，归谢列布罗夫斯基妻子使用。又过两天，А·谢列布罗夫斯基被逮捕，他直接从医院里被抓走了。
　　根据Р·Г·阿里哈诺娃的证实，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里曾任斯大林副手的布罗伊多^[7]，当半夜里内务部有人来他家时，他马上打电话给斯大林说：“柯巴，有人来抓我。”斯大林说：“胡闹，谁会说你有什么罪过？你安心地去内务人民委员部，帮助他们把真实情况搞清楚。”以后，布罗伊多再也没有回家。根据С·И·别尔季切夫斯卡娅证实，在库恩·贝拉被捕的前几天，斯大林打电话给他，要他接待一个法国记者，为他（库恩·贝拉）被捕的传说辟谣。在接见记者几天后库恩·贝拉被捕了。根据И·П·阿列克萨欣证实，著名政论家和历史学家尤·米·斯切克洛夫因为当时正在进行的大逮捕而感到很不安，他打电话给斯大林，要求接见他。斯大林和斯切克洛夫很熟，说：“好啊！你来。”斯大林在接见斯切克洛夫时说：“你怎么了，党是了解你，信任你的，你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斯切克洛夫晚上回到家里，亲友们正在等待他。就在当天夜里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带着逮捕证来他家里。很自然，斯切克洛夫的亲友们首先想到去找斯大林，因为他显然是不了解所发生的一切。那时当然更容易相信斯大林什么都不知道，而并不相信他的这种险恶的用心。根据М·В·奥斯特罗果尔斯基证实，原苏联检察长，后来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的И·А·阿库洛夫1938年滑冰时跌倒了，受了几乎是致命的外伤。为了抢救他，根据斯大林的建议，从国外请来了一些著名的外科医生。经过长达几个月的复杂艰苦的治疗，阿库洛夫康复了并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但是此后不久阿库洛夫被捕了，并于1939年被处决。
　　亚·米里恰科夫于1937年突然被基层党组织撤职井开除了党籍。几天后当他和其他二十几个人一起坐在区委接待室里等待区委常委找他谈话时，党委书记异常着急地跑进区委接待室。他找到米里恰科夫说：“快到克里姆林宫去，斯大林要见你。”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接见了他们。斯大林告诉卡冈诺维奇说：“岂有此理，把米里恰科夫这样的人开除了。”然后告诉米里恰科夫：“我们派你到黄金管理局担任副局长，去执行你的任务吧。”几天后，米里恰科夫成了黄金管理局的局长（在谢列布罗夫斯基被逮捕后）。两个月后米里恰科夫被捕了。类似的事情还可列举出许多。
　　正是斯大林建议在1938年1月即镇压高潮时召集联共（布）中央特别全会，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关于党组织开除党员党籍方面的错误，对待被开除者申诉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态度及克服这些缺陷的措施》。

　　此项决议说：“不少事实表明，有些党组织不经过任何审查，因而是毫无根据地开除党员党籍，撤掉他们的工作，还时常毫无道理地宣布他们为人民敌人，对待党员使用非法手段，为所欲为……这一切事实说明，我们的许多党组织和他们的领导者至今没有学会辨别和揭露巧妙隐藏的敌人，可是敌人正在企图用提高警惕性的喊叫作为掩护自己敌对情绪的烟幕，以便使自己能留在党的队伍中，这是第一。第二，这些敌人企图用镇压的办法打击我们布尔什维克干部，在我们的队伍里传播不信任和过分猜疑的情绪。
　　这种隐藏的敌人是凶恶的叛徒，他们往往大声疾呼提高警惕性，他们喊的调子比谁都高，急急忙忙去‘揭发’，而且越多越好，这一切是为了掩盖他们自己对党的罪行，把党组织的视线从揭发真正的人民敌人方面转移出去。
　　这种隐藏的敌人是可耻的两面派，他们用尽各种办法企图在党组织内造成一种过分猜疑的气氛，在这样的气氛下当一个党员站起来保护另一个被诬告的党员时，他马上被指责为失掉了警惕性，而且被指责和人民敌人有联系……
　　应该明白，在解决开除党员党籍和恢复某一已被开除的人的党籍问题时，布尔什维克的警惕性不仅不排除高度的谨慎和同志式的关怀，相反是以此为前提的。
　　联共（布）中央全会要求所有的党组织和他们的领导者全面提高党员群众的布尔什维克警惕性，彻底揭发并根除一切有意和无意的党的敌人。
　　联共（布）中央全会认为，顺利解决这一任务的最重要的条件是毫不保留地消除那种反党的做法，即在对待人和党员问题上采取千篇一律的，不加个别分析的成批解决的态度……”^[8]

　　尽管这个由斯大林定稿，甚至部分是他亲自写成的决议，有许多提法是模棱两可的，但它在千百万苏联人们心中产生了一种希望：觉得镇压要停止了，过去已进行的逮捕要进行复查了。当1938年1—2月报刊中出现了关于恢复一些原共产党员的党籍及惩处一些诬陷者的通报时，这种希望就更加强烈了。但是这些希望并没有成为现实。1938年1月的中央全会只不过是一种巧妙的政治避雷器。他根本没有停止非法镇压。相反，在整个1938年镇压都普遍进行着，而且比1937年更加厉害。大规模的（开着名单）开除党籍的运动也在继续发展。我们坚信，当斯大林恐怖的牺牲者的数字统计出来时，历史学家会看到，1938年被开除党籍、枪毙和逮捕的共产党员比1937年还多（包括中央委员）。
　　1937—1938年期间在州和共和国许多党员干部会议上都提到了斯大林有力地参加和亲自干与镇压机构的活动。到地方来领导镇压运动的卡冈诺维奇、安德烈耶夫、马林科夫、米高扬、什基里亚托夫^[9]等不断强调，他们是受了斯大林的委托而行动的。可是这些讲话当时很少在报刊上登载。
　　大概我们报刊的宣传只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前夕，即在叶若夫被撤职后，才强调了斯大林在粉碎“人民敌人”方面的领导作用。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发言时也指出了斯大林在粉碎“人民敌人”斗争中的领导作用。例如，什基里亚托夫在大会发言中说：“这项从党内把钻进来的敌人清洗出去的工作是斯大林同志领导的。斯大林同志教育我们怎样用新的方法向新的暗害者进行斗争，他教育我们，怎样迅速而坚决地消灭这些敌对分子。”^[10]党的个别代表还兴奋地讲了斯大林如何亲自参加消灭我党和国家干部的许多详细情况。前面我们已提到的米沙科娃^[11]说：“1937年我在楚瓦什^[12]共青团代表大会上帮助共青团揭发在楚瓦什的人民敌人。隐藏在共青团中央的科萨列夫匪帮全力以赴地企图救出这些人，使他们不被揭露。由于我揭发了楚瓦什的人民敌人，科萨列夫匪帮对我组织了残酷的迫害，而且终于把我从共青团中央机构中赶了出来。我写信给斯大林同志，把团中央内部的混乱情况告诉了他。斯大林同志在百忙中抽时间看了我的信……共青团第七次全会通过的斯大林决议就是对共青团中央内部情况调查的结果。”^[13]
　　但是就在这时斯大林仍然继续粉饰自己的罪行。据说，有一次斯大林和部分大会代表谈话时，出人意料地说，叶若夫逮捕的人比“允许”他抓的要多得多。在大会后，特别是在卫国战争前夕，许多重要军事和民用建设项目出现了急需的人手严重短缺的现象。斯大林虚伪地企图把责任推到叶若夫身上。正如著名设计师亚·谢·雅科夫列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的：“1940年夏天，斯大林在同我谈话时一字不差的说过下面的话：‘叶若夫是坏蛋，在1938年消灭了许多无辜的人。为此我们把他枪决了。’”
　　雅科夫列夫接着写道：“这些话是我从克里姆林宫回来后马上就记下来的。”^[14]
　　三十年代末，党和国家领导人有一次在霍登卡视察新的战斗机。设计师尼·尼·波利卡尔波夫对飞机的性能做了解释，А·В·纳达什克维奇解释了飞机的装备问题。两位设计师当时都是在押的囚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第二十九号中央设计局工作。解释结束后，斯大林突然向离他站得较近的纳达什克维奇问道：“在这里你们不受到迫害吗？”^[15]表面上看来，斯大林似乎同内务部活动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有些人至今仍然相信，斯大林不知道叶若夫背着他干了些什么。可是今天，同意这样的幼稚说法已是不可能了。
　　现在，许多新的详情和文件都已了解清楚，它足以证明三十年代的一切重要的镇压活动不但为斯大林所知，而且是直接按他本人的指示办的。下面是Э·Г·谢尔丘克^[16]在苏共二十二大宣读的文件：

　　“呈斯大林同志。
　　送批四个名单，是属于军事委员会法庭审判的：
　　1）第一号名单（总的）
　　2）第二号名单（原军事工作人员）
　　3）第三号名单（原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
　　4）第四号名单（人民敌人的妻子）
　　请批准按第一类判决所有的人。

　　叶若夫。”

　　众所周知，第一类判决就是枪决。
　　这些名单得到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批准。在每个名单上面都有批示：“同意。约·斯大林，维·莫洛托夫”。类似的政治犯名单，斯大林在1937—1939年期间亲自签字的约有四百件。仅在这四百份名单中就有四万五千人，主要都是党和苏维埃骨干，军事和文化界的活动家。
　　斯大林亲自领导国内镇压时不断催促地方上他的助手。亚美尼亚的例子在这方面是很典型的。在捷尔—加布里埃梁被撤掉亚美尼亚人民委员会议主席职务及亚美尼亚中央第一书记汉德然被暗杀后，共和国内出现了大规模的迫害党和苏维埃的忠诚干部的恐怖活动。当时领导亚美尼亚党组织的Г·阿马图尼、С·阿科波夫、Г·察图罗夫和К·穆戈杜西，为了在斯大林和贝利亚面前邀功，杀害了共和国许多著名活动家，包括捷尔—加布里埃梁。但是斯大林对他们的工作还是不满意。1937年9月8日他给亚美尼亚共产党（布）中央常务局发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指出，亚美尼亚经济和文化建设很糟糕，共和国的农业正在崩溃，正在修建的工业企业已经停工，托洛茨基分子和反党分子没有得到应有的打击。同时斯大林还对亚美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庇护”人民敌人表示不满，说什么“人民敌人捷尔—加布里埃梁是有意被灭口的，为的是保护仍然逍遥法外的敌人不被揭发出来。信中写道：“不能允许亚美尼亚的人民敌人在亚美尼亚逍遥法外。”此信后，阿马图尼和阿科波夫被撤了职，被开除了党籍并被逮捕了。Г·А·阿鲁丘尼扬^[17]被任命为亚美尼亚中央第一书记，在他的领导下镇压的规模更大了，性质也更残酷了。^[18]
　　在摧毁乌兹别克斯坦党和苏维埃干部队伍时，斯大林也同样积极地参加了。根据斯大林亲自指示，乌兹别克斯坦人民委员会议主席法·霍贾耶夫被捕了。诚然，这次逮捕没有引起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阿·伊克拉莫夫的惊奇和抗议。这是因为法·霍贾耶夫过去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青年布哈拉党（扎吉德）的组织者之一，是没有成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组织者之一。当红军到达布哈拉后，霍贾耶夫才成为民主布哈拉共和国的领导人，他是在1924年才加入共产党的。这使人认为，霍贾耶夫的被捕可能是有一些根据的（实际上没有什么根据，法·霍贾耶夫现在已被彻底平反）。但在这件事之后还不到一个月，当内务部机构又把新任的乌兹别克斯坦人民委员会议主席阿布杜拉—卡里莫夫^[19]也逮捕了时，伊克拉莫夫打电话给斯大林说，他对内务部的行动想不通，因为卡里莫夫是久经考验的、没有什么问题的人，他不可能牵连到任何反革命事情里去。不知道斯大林是怎么回答伊克拉莫夫的。但是，此后尽管伊克拉莫夫仍任乌兹别克斯坦中央第一书记，但是再也接不通斯大林的电话了。^[20]不久以后塔什干接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秘密信件，这封信在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布）中央召开的专门全会上宣读了。信中，中央第一书记阿·伊克拉莫夫受到指责，说他在对待所谓以法·霍贾耶夫为首的一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问题上政治上麻木不仁，说他还同已被逮捕的原反对派布哈林、安蒂波夫等人有联系。在宣读此信后马上就在全会上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匆匆忙忙地“证实了”对伊克拉莫夫的指责是正确的。根据上述理由，全会开除了伊克拉莫夫的党籍并把这件事交付法院处理。^[21]全会后住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的人们获悉，在会议上曾发言为伊克拉莫夫辩护过的那些人就在会场上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逮捕了。
　　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在1937年支持了恶毒的诬告者尼古拉恩科，就是她诬告了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基辅市委和州党委许多干部并为此被开除了党籍。^[22]但当时斯大林不仅支持了尼古拉恩科，而且把她当成“揭发英雄”号召全体党员以这个诬告者为榜样。1937年在联共（布）中央二、三月全会上斯大林发言时说：

　　“尼古拉恩科是什么人呢？她是一个普通党员。她只是普普通通的‘小人物’。整整一年她不断发出了信号，说基辅党组织内情况很不正常，揭露家长式的工作作风，对待工作人员的小市侩庸俗态度，压制对他们的批评，揭发这些单位被托洛茨基暗害分子所把持。但是对待她正如对待讨厌的苍蝇一样，不断地轰开她。最后，为了轰走她，干脆把她开除了党籍。无论是基辅组织，还是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都没有帮助她追求真理。只是党中央的干预才帮助解开了这个错综复杂的结子。对这件事的调查搞清楚了什么呢？搞清楚，尼古拉恩科是对的，基辅党组织是错的。情况正是这样。那么尼古拉恩科是什么人？她当然不是中央委员，不是人民委员，不是基辅州党组织的书记，她甚至连任何支部书记都不是，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党员。
　　你们看，普通人往往比一些高级机关更接近于真理。”^[23]

　　斯大林不仅指示逮捕了这些人，而且十分关注对许多著名布尔什维克案件的侦查过程，亲自看了审讯记录。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斯大林曾亲自审问过一些被捕的人，在他的办公室里组织了对质。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向自己的朋友讲述过下面的情况：“斯塔尼斯拉夫·柯秀尔被带到斯大林办公室里去审问过。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也在他的办公室里。人们叫柯秀尔坐在椅子上。他萎靡不振地坐在椅子上，看得岀来他已经受过了不少折磨。‘好吧，讲呵！’柯秀尔答道：‘我说什么呢，我不就是波兰间谍嘛！’彼得罗夫斯基问柯秀尔，‘斯塔希克^[24]，你为什么要诬告自己和我？’柯秀尔说：‘我已作了交代，我不翻案。’这时斯大林兴高采烈地说：‘你看，彼得罗夫斯基，你还不相信柯秀尔已成了间谍。现在你相信他是人民敌人吗？’彼得罗夫斯基回答道：‘是的，我相信了，他是和我一样的敌人。’斯大林命令把彼得罗夫斯基档案拿来。档案里只有一张纸。斯大林不耐烦地问：‘就这些吗？’对方回答：‘对，只有这些。’斯大林朝彼得罗夫斯基喊道：‘象你这样的人我们是枪毙的，可是我饶了你。’”^[25]
　　这次对质后，彼得罗夫斯基回到乌克兰，他的职务被撤掉了，住房和别墅都被收回了。
　　在个别情况下斯大林甚至指示对党的某一活动家要用什么样的酷刑。如果侦查员还是不能得到所需要的交待，斯大林就责怪内务部工作人员，把这种情况称之为“他们工作中的废品”。
　　当被告人和被捕的人在酷刑下交待出多达几十个“同谋者”的姓名时，斯大林并不要求进行调查，就亲自在侦查记录上签署“逮捕”或“全部逮捕”。^[26]当叶若夫在某次他的例行的汇报中告诉斯大林逮捕了一批干部（列举名单）并同时说，又得到关于另一批人的情况，现在正在对他们进行逮捕前的调查时，斯大林把叶若夫最后一句话勾掉了，写道：“不是调查，应当逮捕。”
　　老共产党员巴·伊·沙巴尔金在集中营里遇到一个原契卡人员，他在1937—1938年是斯大林警卫队的成员。这人告诉沙巴尔金说，1937—1938年期间叶若夫几乎每天都夹着厚厚的文件包来见斯大林，他们两个人总是连续三、四小时地商量问题，他们商量的内容是可想而知的。
　　不能不指出，斯大林不仅指示对不称他心的人进行逮捕和用刑。在“审讯”结束后他按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给他的名单，时常还在审判前就批示内务部建议给以什么惩罚措施。这样，法院要做的事，只是在几分钟以内在斯大林已批了的，早先就准备好的判决上盖印而已。
　　1935—1938年期间，斯大林几乎没有就科学问题公开发过言。但是现在已经清楚，正是因为他的亲自干预决定了大部分科学辩论的悲惨命运。在镇压和专横年代牺牲的所有稍有名气的苏联作家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被逮捕的。
　　大家知道，许多著名的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人员对国内的镇压深感忧虑和愤慨，他们多次请求斯大林本人过问并停止国内的目无法纪的行为。对待这些请求斯大林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时，他答应去搞搞清楚事情的真相，但并不采取任何措施，有时让这些人去找莫洛托夫和叶若夫。但在多数情况下，他制止了这些申诉，要求不要干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事情，因为他们知道在做什么。1937年9月斯大林和远东区委书记瓦雷基斯进行的这类性质的对话是很典型的。瓦雷基斯的妻子问瓦雷基斯：“他怎样回答你的？”瓦雷基斯说：“说起来真可怕，我最先以为说话的不是斯大林，是另外一个人。但这正是他……是的，是他。斯大林喊道：‘这不是该你管的事。’‘你不要过问不该你管的事。内务人民委员部知道在做什么。’后来他又说：为图哈切夫斯基等人辩护的人只能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就把电话筒扔开了。”^[27]
　　这次对话几天后，瓦雷基斯被紧急召回莫斯科并被逮捕了。
　　四天以后他的妻子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也被逮捕了。
　　斯大林不仅很了解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在侦查过程中使用的严刑和残酷的逼供手段，正是斯大林，是这种非人道的“侦查”方法的创造者。在叶若夫被撤职后，许多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谴责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对被捕的人使用了严刑。这时斯大林给各州委书记和区委书记，各民族共和国的党中央，各内务部人民委员及各内务局局长发了密码电报，内容如下：“联共（布）中央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使用体罚是从1937年起经联共（布）中央允许的。大家知道，所有资产阶级的侦查机构都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代表使用体罚，而且其方式无奇不有。试问，为什么社会主义侦查机构对资产阶级的顽固特务，对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的凶恶敌人应该更人道一些呢？联共（布）中央认为，体罚方式今后还必须使用，是对那些显然是人民敌人的而又不肯缴械投降的人作为例外情况而使用的，这是完全正确的和适宜的方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斯大林并不隐讳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是在走资本主义之路，或更精确地说，是走法西斯惩罚机构的道路。）
　　所以说，斯大林不仅完全知道1937—1938年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和集中营里形成的惨无人道的情况，而且是形成这种情况的实际祸首。当1938年初一批克累马的工作人员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反映新来的远东建设局局长巴甫洛夫和他的助手加拉宁在克累马专横霸道、违法乱纪行为时，斯大林给他们回了电报说：“那加耶沃，《苏维埃克累马报》。奥西马科夫、罗马舍夫、雅格年科夫收。同时抄送远东建设局巴甫洛夫……收到奥西马科夫、罗马舍夫和雅格年科夫的长文电报，他们对远东建设局的工作状况及巴甫洛夫本人工作缺点提出了意见。电报并没有考虑到远东建设局工作中的困难和巴甫洛夫工作的特殊条件。我认为，电报是煽动性的和毫无根据的。报纸应该帮助巴甫洛夫，而不是设绊脚石。斯大林。”^[28]
　　这份电报导致了克累马的恐怖行径更加肆无忌惮，而且不仅是对待犯人，甚至于对契卡人员也是如此。
　　当然，斯大林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那些年代在我国所发生的一切镇压活动和违法行为。其中许多是由于“地方的首创精神”造成的。但是一切主要镇压活动及指导镇压活动及逮捕的主要文件，首先是出自斯大林本人之手。正是斯大林在我国造成了并支持了如此的专横霸道无法无天的局面，因而导致几十万，乃至几百万苏联人死于非命。就是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三十年代镇压的主要责任应该由叶若夫或者由背着斯大林干了坏事的什么人负责。无疑，这些违法行为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斯大林自己负，然而这显然不等于说，在这些肮脏的勾当方面，充当斯大林的推行者和积极助手的人没有什么责任。不是叶若夫欺骗了斯大林，而多半是斯大林欺骗了叶若夫，无论如何，后者具备“无产阶级最灵敏的嗅觉”。斯大林在利用叶若夫实现了他的阴谋之后，按通常做法，消灭了执行者本人。
　　然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斯大林犯下了这些史无前例的罪行，他大规模消灭掉的不是“阶级异己分子”，而是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党的基本干部队伍，是什么促使他这样做的呢？

二、关于“被欺骗的”斯大林的悲剧问题

　　我国人民心目中树立起来的斯大林的形象同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揭发出来的可怕的现实之间的距离如此之大，无论使我国还是外国党内许多人自然会想到如何去填补这个距离，减轻这一沉重的精神上的打击和震惊，正如一个人突然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或自己最好的朋友，或自己敬爱的师长的暴行一样。出自这种符合人之常情的愿望，因而产生了一种新说法，而且这种说法至今还残留在许多人的脑海里。这里我们是指“被欺骗的”斯大林的悲剧这一有名的说法。
　　坚持这一说法的人不否认斯大林消灭了成千上万完全无辜的人们，而且正是斯大林下达了逮捕，使用严刑和枪杀我党的许多杰出的活动家的指示，他应为二十年代大规模的镇压负个人的责任。
　　但是他们（坚持这一提法的人）认为，斯大林当时的行为并不是由于他居心不良，而是他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冒险家和野心家以及敌人侦查机构的间谍所欺骗，上了他们的当，正是这些人为了消灭我党和国家最宝贵的干部队伍和使全国人民精神瓦解而炮制了那些假的诬陷材料。因此，可以设想，斯大林只是各种冒险家和间谍手中的工具，然而他自己却完全没有怀疑到这方面，直到他生命的最后的时日他还坚信自己是同人民和革命的真正敌人进行了斗争。例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我们已经引用过的书中写道：“了解事态的钥匙最可能是在于纳粹第五纵队确实广泛地钻进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机构，在于确实有许多暗杀阴谋，以及在于这些阴谋对一个异常多疑的人所起的作用。他看到，有人阴谋要杀害他，并相信使用残酷的清洗是为了挽救革命。”^[29]安·路·斯特朗写道：“斯大林是残酷无情的，这是因为他生在残酷的国家里，童年时代经受了人们对他的最残忍的对待。他不易相信人，因为他曾五次被捕和被流放，应该说他还不止一次地成为叛卖行为的牺牲者。（好象其他布尔什维克没有经过同样的，甚至更艰难的考验似的！——罗·麦· ）他原谅了，甚至批准了政治警察对无辜人们所进行的暴力行为，但是还没有人证明，斯大林知道这些人是无辜的。”^[30]
　　甚至在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有些著作中还在重复“被欺骗的”斯大林的悲剧这种说法。
　　例如，И·韦尔霍夫采夫在他写的小册子中说道：“斯大林的粗暴和病态的疑心正好符合外国间谍机构和野心家、冒险家、敌对分子的心意，他们钻进了苏联的安全机构并开始大量的，一个接一个地炮制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卖国和叛变的事件。”^[31]
　　作家В·塔利阿诺夫在他写的关于契卡的书中说道：“直到几年以后，尼古拉才知道，在这一连串的悲惨的‘偶然事件’中有着自己的体系；他才知道一伙冒险家制订了一套'从地下搞出来的，伪造交待材料的复杂方法，这些交待都是从完全无辜的诚实的苏联工作人员口里逼岀来的，有时甚至是打出来的，以便向斯大林说明：他被‘间谍’和‘阴谋家’所包围，只有他们——贝利亚、阿巴库莫夫和他们的同伙，以及在他们之前的叶若夫、梅尔库洛夫等——才能抢救领袖于暗害，挽救国家于灭亡。然而，正是这些野心家才是真正的阴谋分子。”^[32]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33]，在她逃往国外后出版了她写的有关她父亲的书《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在这本书中她也企图强加给读者同样的关于“被欺骗的”斯大林的悲剧的说法。斯·阿利卢耶娃在列举了许多亲友的被捕和枪决（这些事都是斯大林知道的和同意的，）之后，叹道：“父亲怎么能这样做？我只知道一点：他不可能自己想到这些。”接着，阿利卢耶娃企图断定，这一切镇压都是叶若夫和贝利亚歹毒阴谋的结果。斯维特兰娜写道：“可以不断向他灌输：某人不是好人，我们多年都认为某人是好人，错了，其实他是个坏人，只是我们曾经觉得这人不坏，而实际上却是敌人，仇人，他说了你许多坏话，这里有‘材料’，这是事实，某甲和某乙已经‘供出’了他……至于为什么这某甲和某乙在内务部的院墙内什么都可能‘供出’来——这些事父亲就从不深究了。这已经是贝利亚、叶若夫和其他刽子手们的事了，这些人具有这方面的专业才干。……非常奇怪，我父亲在贝利亚的阴谋诡计面前是多么束手无策！”她接着写道：“我说父亲受他的影响，而不是相反，不是随便说的。我认为贝利亚为人更狡猾、更背信弃义、更奸诈、更无耻、更死不回头、更顽固，也就是说胜父亲一筹。父亲有他的软弱之处，他遇事比较多疑，比较轻信人，比较粗暴生硬，但他也比校简单，因此容易上贝利亚这种诡计多端的人的当。”^[34]
　　不过，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一些西方共产党员的假设走得更远，他们企图把叶若夫和贝利亚说成是隐藏很深的反革命组织的领导者，他们根据……资产阶级侦查机构直接布置下来的任务一贯地欺骗了斯大林。三十年代的“公开”审讯也似乎是根据这些侦查机构的布置进行的。
　　这一些愚昧无知的解释归根到底是要用各种办法把斯大林粉饰一下，不管他的犯罪行为是多么异乎寻常的残忍，性质是多么严重！
　　显然，斯大林不是什么预言家，他在许多方面都有他的局限性，同时，他又是一个极端多疑的人。所以毫不奇怪，就是在斯大林的“宫殿”里，正如其他任何独裁者和暴君的宫殿里一样，曾不断地制造出各种阴谋，在他身旁的一些人中间也不断地进行着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
　　斯大林是脱离人民的，是用固若金汤的围墙和人民隔绝了的，他对党内和国家情况很不了解，这为蒙骗他创造了更大的可能性。所以可以设想，在某一些情况下斯大林的心腹可能用造谣惑众的办法使他对某些原来他信任的人发生怀疑，并坚持斯大林批准对那些斯大林本人可能原来并不想排除的人进行逮捕和枪杀。众所周知，在搞阴谋这种事情上贝利亚堪称老手。例如，1955年在格鲁吉亚审讯贝利亚同伙时查出，当斯大林和贝利亚乘汽艇在黑海游览时发生的那桩企图暗害斯大林和贝利亚的事件，原来是贝利亚一手制造的，因此，这件事对斯大林的生命并没有任何威胁。一些被贝利亚雇用的骗子，有意躲过目标在山上朝天放了枪，后来他们去领奖时被消灭掉了。可是这件事给贝利亚提供了镇压阿布哈兹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拉科巴和其他许多忠于党的同志的良好机会。
　　根据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材料，国外侦查机构也采用过类似的蛊惑人心的办法欺骗斯大林。例如，保加利亚法西斯的反动侦查机构也曾把各种伪造材料塞给叶若夫的侦查人员。根据费·拉斯科尔尼科夫证实，这些材料诬陷了诚实的工作人员，使苏联驻保加利亚使馆几乎所有工作人员，从司机М·Н·卡扎科夫到武官В·Т·苏赫鲁科夫都被捕了。
　　但是如果我们把阴谋和奸计放在首位来解释三十年代的镇压的话，那就会犯很大的错误。
　　在这方面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同志们的悲惨遭遇是很典型的。还在二十年代，为了从政治上诬陷图哈切夫斯基资产阶级报刊费尽了心机。亚·伊·托多尔斯基写道：“文痞们对他非凡的人品发生了卑鄙的兴趣，别有用心地强调他出身望族，用低级趣味解释他那神话般的军事生涯，甚至说他对无产阶级革命怀有拿破仑式的用心。从1920年夏天起，图哈切夫斯基对资产阶级说来早已是极不受欢迎的人物了，因为他在追击波兰白军干涉军时，领导了西线神话般的军队，当他出现在华沙城下时，使整个资产阶级世界胆战心惊。从那时起出现了‘红色拿破仑’的喧嚣一时的作品。”^[35]
　　德国的将军们企图同苏联作战时，很清楚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同志会给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威胁。许多德国将领对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及其他苏联军事将领都很熟悉，在苏联军队进行军事演习的时候、以及当苏联的军事将领在西方的军事学院学习的时候，他们都和这些人见过面。
　　法西斯德国的领导设想过，斯大林的充满虚荣的计划和奢望会和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等这样的将领发生冲突。这促使盖世太保去组织一个阴谋事件，其目的是毁坏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们的名誉。
　　现在我们已知道，1937年盖世太保确实炮制了所谓图哈切夫斯基致他的在德国的“朋友”的一封假信，在这封信里似乎写着图哈切夫斯基本人和他的同伙企图通过国家政变摆脱文职人员对他们的监护。在这封信里，盖世太保不仅模仿图哈切夫斯基的笔迹，而且使用了图哈切夫斯基所特有的风格。假信上面还有德国反间谍机关的真印章：“绝密”“机密”，还有希特勒的真批示——命令对同图哈切夫斯基保持秘密来往的德国将领加以监视。现在甚至还弄清楚了伪造图哈切夫斯基签字的雕刻师的姓名。为了把图哈切夫斯基的所谓的这封“信”及其它附件转到斯大林的手里，假造了一次德国反间谍机关大楼失火事件，捷克斯洛伐克侦查机构的人员就乘机把图哈切夫斯基档案卷宗从楼里偷了出来。贝奈斯在他写的回忆录中证实，早在1937年1月他就得到了非正式的消息，说希特勒同图哈切夫斯基、李可夫等人正在谈判如何推翻斯大林并成立一个亲德政府。贝奈斯马上把这些情报告诉了苏联驻布拉格代表亚历山大罗夫斯基^[36]。^[37]
　　这样一说，可以设想在图哈切夫斯基问题上斯大林确实被欺骗了；上了法西斯侦查机关的当。但情况当然并非如此。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朋友牺牲的真实情况要复杂得多，其中许多问题还未搞清楚。第一，我们现在从国外发表的材料中知道，想出图哈切夫斯基“阴谋”这个主意的不是海德里希^[38]，而是一个白俄侨民尼克·斯科勃林^[39]将军“抛”给海德里希的。^[40]西方报刊也公布了有关斯科勃林同内务人民委员部及盖世太保的关系的相当详细的材料。正是从斯科勃林那里盖世太保知道了所谓图哈切夫斯基“阴谋”并决定去帮助斯大林。^[41]
　　1937年初斯大林已得到有关图哈切夫斯基叛卖的“确凿材料”，但是他那时没有撤掉图哈切夫斯基国防部副人民委员的职务。况且，我们现在知道，装着图哈切夫斯基的假信等的著名档案卷宗并没有在审讯图哈切夫斯基时拿出来，也没有在1937年6月1—4 日举行的军事委员会上拿出来，这次军事委员会在审判前研究了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将领叛国案件。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在他的讲话中毫无根据地控告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等人并直截了当地表示自己要把他们处理掉。此外，叶若夫给军事委员会所有成员都发了已经被捕的军事干部的假“交待”，这些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伪造的材料“揭发”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等人出卖祖国和企图进行国家政变。至于盖世太保的假材料，当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同志们被枪杀后才被放进图哈切夫斯基的案卷中去的。这样，我们看到，仅就这件事情来说，事实也完全驳倒所谓“被欺骗的”斯大林的悲剧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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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是个人感情从不外露，遇事不动声色、极不坦率的人，他对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从来没有讲过他自己真正的意图和真正的计划。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没有同谋者，没有任何他信得过的朋友。这样的情况在解释斯大林的行为的动机时，自然就给了各式各样的设想以很大的天地。大家也知道，斯大林直至他生命的最后时日，无论在讲话中还是在他的著作和信件里都继续断言，被他消灭的人都是人民最危险的敌人。但是就在他的讲话和著作中许多事实都可以证明，斯大林的意图、言论和他的真正行为的不一致表现得多么典型。斯大林的全部精力是致力于如何保持自己无限的权力，因此他对自己周围几乎所有的人都持蔑视态度，总的来说，他对人的生命也是如此。因此消灭掉成千上万，乃至于几十万人对他来说并不构成什么大的道德上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他无疑地懂得并清楚地知道：无论是布柳赫尔、波斯蒂舍夫、丘巴尔、斯瓦尼泽^[42]、亚基尔、布哈林、图哈切夫斯基、李可夫，还是其他根据他的命令而被捕的几千名我党的著名活动家，他们都不是间谍或叛徒。斯大林的这种断言只不过是造谣，而他的全部行为只是令人信服地表明，这是一种蓄意预谋的造谣。
　　斯大林去世后，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关里发现了大量的诬陷我党和国家的许多普通工作人员和著名活动家的材料。如果从当时的侦查案件考虑，那么在几乎所有的边区、州和共和国都存在着所谓星罗棋布的“右派托洛茨基的、间谍恐怖的、破坏和暗害的组织和中心”网，而这些“组织”和“中心”为首的通常都是州委和边区委员会以及民族共产党中央的第一书记。
　　例如，斯维尔德洛夫州的内务局“揭出”了所谓“乌拉尔起义司令部——右派、托洛茨基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宗教派的联盟机关”，它的领导人就是斯维尔德洛夫州委书记、联共（布）中央委员卡巴科夫。这时不难发现这个组织的绝大部分诬陷材料不是外面提供给内务部机构的，而是在内务部里面由侦查员和他们的领导炮制出来的。在这里有一个真正的造谣工厂，它生产了几十万份各种“阴谋”、“恐怖案件”、“间谍活动”和“暗害活动”的伪造材料。
　　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在制造这样或那样的“假案件”后，竭尽全力企图在喜剧般的侦查过程中以及有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受到各种检查时强迫那些落到他们手里的人们去重复内务部机构炮制出来的“神话”。出自这样的目的，这类“检查”有时由内务部侦查人员自己进行排演。
　　例如，共青团创建者之一——Ш·В·后来被调到俄罗斯联邦一个区担任党的领导工作。他被捕后，经不起残酷的折磨，作了不仅毁坏自己名誉，而且也毁坏州委其他领导者名誉的交待。他清醒过来以后非常难过，等待时机以便推翻他交待的材料。有一次Ш·被提审，在场的有一个人，说他是联共（布）中央的代表。Ш·急忙推翻了他交待时说的假材料。几天以后他又遭到严刑拷打，而且在侦查员要求他签字的所有材料下面签了字。后来Ш·因为继续审理他的案件，被转到莫斯科，此刻又有一个人似乎是代表联共（布）中央找他谈了话。又鼓起最大的勇气推翻了假材料和诬告。可是当他在莫斯科也因为说了真话而遭受了毒打之后，他是多么绝望。他明白了，在这里也只不过是一次排演。所以当他第三次和代表中央的人谈话时，这个人告诉他，说中央很关心这一案子，他已经不打算再说真话，就一口确认了他的假供词。当被提审回来后他万分恐怖地发现，这次和他谈话的，坐在阴暗的角落沙发上的那个人确确实实是联共（布）中央书记之一安·安·安德烈耶夫。
　　类似的事情传来传去确实在许多关押在集中营和监狱里的人们之中造成了一种幻觉，似乎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内的人民敌人蒙骗了，使他迷失了方向。但是今夭，只有很少一些原来被关押的人保留了类似的幻觉。
　　如果认为正是在内务部里面炮制出来的诬陷材料是我党和国家优秀人物牺牲的主要原因，而斯大林只是相信了这些诬陷材料，那么这确实是极大的错误。不是这样，对斯大林不称心的人们的诬陷材料是伪造出来的和受到鼓励的，这些诬陷只是作为逮捕和加罪于人的理由，而镇压的真正原因则隐藏得更深。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正是斯大林本人制造出了主要的说法，用以调查被诬陷的最著名的国家和党的活动家。而内务部侦查人员不是去核实斯大林的这种或那种说法，去比较和研究事实、罪证和文件，而他们只是应该“再补充地想出”斯大林说法的一些细节，并且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要得到被告人的承认。
　　例如，只要认真调查一下斯大林抛出来的希特勒的关于图哈切夫斯基假材料，就不难识破它。各国罪行调查人员早已有足够的方法用以辨别这类假材料。但是斯大林不愿意也不委托人进行这类的证件鉴定，况且当他们得到上述假材料时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朋友已经被处决了。
　　内务部诬陷诚实的苏联人炮制的许多其它材料的虚假性就更加容易搞清楚。但是无论是斯大林，还是他最亲密的助手不进行也不愿意进行对这些材料的检查。
　　当斯大林批示逮捕或处决他的原来的战友和朋友时，他很少表示要亲自和这些人见面并审讯他们，亲自向他们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难道不奇怪吗？斯大林密切注意整个调查过程和许多被捕者的表现，他很了解，一些人虽然经受了最恶毒的严刑和虐待，但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但是斯大林还是批准枪决这些人。现在我们知道，斯大林曾收到他许多原来的战友的申诉和临终的书信，在这些信里他们说自己无罪，自己忠于党和斯大林，并请斯大林亲自接见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斯大林总是拒绝这些请求，甚至不愿意回答这些信件和申诉。
　　这其中有一份申诉是1939年10月29日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同志写给斯大林的，这封信在二十大上宣读过。埃赫在申诉中写道：

　　“今年10月25日向我宣布了我的案件调查工作已经结束，并允许我看有关的调查材料。如果这些材料中所说的罪行，那怕有百分之一是我犯的罪，那么我就不敢向您提出这份临终的申诉，但是被指控是我犯的罪行里，我一件也没有做过。我的心灵里从来连卑鄙的影子都未曾有过。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对您说过半句假话，现在当我的两条腿已站在坟墓里时，我还是向您说实话。我的整个案子是阴谋、中伤和违犯革命法则的最起码原则的典型……在调查我的案子时，揭露我的那些交待不仅荒谬，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对联共（布）中央及人民委员会议的诬蔑，因为在这些交代里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议的一些正确决议被说成是根据我的建议通过的反革命组织的暗害活动，而这些决议不是采纳了我的意见，甚至是在我没有参与的情况下通过的……现在我来谈我生命中最可耻的一页，也是我在党和您面前真正的罪过，就是我承认进行了反革命活动……事情是这样的：我没有经受住乌沙科夫和尼古拉耶夫对我使用的非刑和虐待，特别是乌沙科夫，他乘我的脊椎骨骨折后还没有愈合之机，让我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逼着我诬告自己和别人。我的交待大部分是乌沙科夫授意或口授的，其余的是我把我记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有关西西伯利亚的材料抄了一遍，把其中提到的事实加到自己头上。如果发现由乌沙科夫炮制的和我签字的故事有不妥善之处，他们就逼着我在另一方案上面签字。例如：对鲁希莫维奇就是这样做的，开始叫我把他写进‘后备中心’，但后来什么都没有告诉我就把他勾掉了，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所谓1935年布哈林建立的‘后备中心’并由他担任主席问题上。我开始时写上我是主席，但后来他们建议写上梅日拉乌克，还有许多其它类似情况……
　　……我请求并恳求您委托人把我的案件全部调查清楚，这不是为了使您能宽恕我，而是为了揭露这一卑鄙的阴谋，它象毒蛇一样把许多人缠住了，其中也有因为我的脆弱和有罪的诬告造成的后果。对您和党我始终没有叛变过。我知道，我是因为党和人民的敌人制造了反对我的卑鄙和丑恶的阴谋而将要牺牲。”

　　这一声明同许多其它类似的声明一样，斯大林都未加理睬。它被转到贝利亚手中，因此没有能阻止对埃赫进行残酷迫害，埃赫于1940年2月4日被枪决了。
　　政治局另一个候补委员鲁祖塔克同志也在法庭上完全推翻了自己被逼出来的交待。在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开庭审判纪录中录下了鲁祖塔克如下声明：“……他对法庭的唯一请求是，告诉联共（布）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一个没有被割除的脓疮，它假造一些案件，逼着无辜的人们承认自己有罪。他认为对被指控的事实没有进行审查，没有给被告以任何机会来证明自己和那些别人供出的罪行并无任何关系。侦查的方法逼得被告胡编罪行和诬告完全无罪的人们，被告对自己的问题就更不用说了。他请求法庭给他机会把这一切写给联共（布）中央。他向法庭保证，他本人从来没有反对我党政策的坏思想，因为他从来完全同意党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全部政策。”鲁祖塔克的这一声明也没有人理睬。斯大林不愿意和他谈话，所以鲁祖塔克也被枪决了。
　　里昂·费赫特凡格尔在他写的书中证实，斯大林告诉他，拉狄克给他写过长信，使斯大林相信自己是无罪的。但是斯大林不愿意和写这封信的人见面。可以设想，斯大林对这封信真正的反应是什么，因为正如斯大林告诉费赫特凡格尔那样，说拉狄克第二夭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这一切完全可以证明，对斯大林来说，所有根据他的命令而被镇压的人们的命运是早已决定了。
　　如果从这样的设想出发，即斯大林坚信根据他的命令而被镇压的人确实有罪，那么有一点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即他为什么要对案件的侦查如此关心地采取保密措施，使任何旁人，甚至连检察长都不能看一眼内务部监狱？为什么斯大林决定对所有政治犯废除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的审理？为什么他剥夺了这些人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以此证明自己无罪？为什么判决政治“罪行”的审判就在监狱里进行，而且往往只进行四—五分钟？为什么许多政治犯不经任何审判而被所谓的“三人小组”的决定判决长期徒刑？为什么从1937年到1938年逮捕的一切党和国家干部于被捕后，审理还远未结束时就马上被宣布为人民敌人并因此被开除党籍？为什么在恐怖年代斯大林规定了这种违法的程序，即内务部机构自己就能逮捕人，自己审理，自己审判和判决，并且自己执行这一判决？如果我们从“被欺骗的”斯大林这一说法出发来考虑问题，那么我们对这些问题永远不可能作出任何有说服力的回答。
　　有些州由于应付不了镇压的庞大“计划”，把一切调查工作都简直是极端简化了。例如，根据原军事检察长М·М·伊绍夫的证实，在诺沃西比尔斯克内务局，一些工作人员不仅自己编造各种臆想天开的事情，而且自己替犯人在审讯记录上签字。然后不和犯人见面，就背地判决，而且经常是被判枪决，不用给犯人用刑，也不审问就把人枪杀了。在外地逮捕和搜查经常都不必经过检察长或检察机关的批准。
　　但是在莫斯科和其它许多大城市，多数“大''案件还是遵循一定的“法制”手续。例如，内务部的侦查人员在逼犯人诬供自己有罪和假造出各种“阴谋”之后，还要求这些不幸的人亲自在这些臆造出来的假记录上签字。在遇到反抗时，如达到上述目的，有时需要好多天、甚至是好多个月的虐待和非刑拷打。有些人会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事。可是在这里，不仅要摧残犯人的意志，从精神上消灭他，而且是由于坚决和有意识地想掩盖罪行，逼迫被捕的人自己伪造多少说得过去的“故事”，以便那怕从表面上给枪杀诚实的苏联人们的事以某种法律根据。正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和逼迫自己的“实在的”和“潜在的”敌人交待假口供，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在斯大林的坚持下开始使用非刑和进行虐待。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动机，根据斯大林的直接指示，所有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等地方规定了那种残酷到可怕程度的生活制度，因而使多数犯人死亡。
　　大家知道，当希特勒分子把几百万人送往奥斯维辛、迈达涅克、特列姆勃林卡等死亡集中营时，随犯人送达的文件上写道：“不希望回来。”斯大林和他的助手们的做法是伪善的。在许多“人民敌人”的档案上面写道：“只能分配重体力劳动的工作。”但是事情的实质是一样的，因为在当时集中营的条件下“重体力劳动”等于百分之九十九的犯人死亡。
　　这难道不告诉我们，斯大林是在有意识地消灭自己罪行的一切痕迹？这难道能和“被欺骗的”斯大林之悲剧的说法相吻合吗？
　　1955—1958年间，在我国各城市都进行了对原内务部工作人员的一些公开审判，这些工作人员都在斯大林时期担任过国家安全机构的负责职务。这些审讯又一次证明，在个人迷信时代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班子已经成了各种冒险家和野心家的汇集之处，而其中也有一些人则是政治上最黑暗的人和刑事犯。
　　内务部相当一部分领导人的丑恶的精神面貌是和他们极低下的智力水平相符合的。尼·谢·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说：“不久以前，也就是我们的大会的前几天我们党中央主席团开会时，把审理柯秀尔、丘巴尔和科萨列夫的审讯员罗多斯叫了来，并审问了他。这是一个毫无用处的人，目光如鼠，一个道德堕落的败类……诸问，难道这样一个人的智力能领导审讯工作，去证明象柯秀尔等这样的人物有罪吗？不能，他如果没有相应的指示，能做的事不多。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他对我们说：‘人家告诉我，说柯秀尔和丘巴尔是人民的敌人，因此，我做为一个审讯人员，就应该逼他们招供自己是敌人。’”贝利亚的亲密的助手帕拉莫诺夫^[43]长期高踞苏联内务部侦查局局长的职务，他连完全的中学教育都没有受过。苏·奥·加扎梁证实，有一次有人要叫他出丑，就和帕拉莫诺夫开了玩笑，写了个小报告，控告了格奥尔基·萨阿卡泽是坏人，帕拉莫诺夫宣布通缉这位格鲁吉亚十七世纪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显然，当时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法院和检察院中也有具备相当高的知识水平的人，如安·亚·维辛斯基和特别重要案件侦查员列·舍伊宁，舍伊宁甚至还从事写作活动。但是在道德面貌方面这些人同侦查员罗多斯没有什么大区别。）
　　处于斯大林亲自监督之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为什么会是冒险家、暴徒、文化水平十分低下的人占了优势呢？
　　这不是偶然的。在惩罚性机构，斯大林正是需要这样的人。如果说在个人迷信时代冒险家“钻进了”这些机构并把斯大林置诸自己影响之下，那简直是笑话。不对，是斯大林自己把这类人推荐到这些机构中去的。此时，他很明白，他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尽管他是非常多疑的人）。按斯大林的看法，这些人具备一种不可估量的优点，就是他们完全从属于他，他授与他们几乎是无限的权力，他们可以不加思索，也不受良心的谴责去完成斯大林的任何命令。
　　我们还附带地指出，斯大林把这类可以干出任何罪恶勾当，而且只是从属于斯大林一个人的家伙搞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中的这种作法并不是斯大林所独具的特色。过去的暴君都是这样干的。例如，可以回想一下法国专制制度的创始人路易十一^[44]和他的警察总长特里斯丹^[45]。我们还可以回想起伊凡雷帝和他的禁卫军，其中就有雷帝的最宠爱的近臣，贵族社会的贵族马柳塔·斯库拉托夫^[46]，他几乎是一切暴行的参加者。
　　我们知道，斯大林把惩罚机构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经常一面消灭其中的一些干部，一面又提拔起另一些干部。这一切事实再一次证明斯大林的罪恶活动和命令是有意识进行的，这一切绝不能用所谓的“被欺骗的”斯大林这一无知的说法进行解释。
　　要描绘一个神经脆弱，疑神疑鬼，心慌意乱、坐卧不安的人的形象并不困难，描写这个人成了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脑，由于重大的责任压在他的双肩，而使他不知所措。这个人性格摇摆而软弱，他开始到处看到敌人和阴谋，他徘徊不定，辗转不安不知道怎么办，结果把他自己的最好的和忠实的朋友杀害了，并把国家交给了骗取了他信任的一小撮毫无才能，但却野心勃勃的冒险家。在我们国家出现这样领导者的可能性（抽彖地讲）当然是存在的。但是斯大林并不是那种神经衰弱的领导者。斯大林无疑是神经坚强的人，他是具有百折不回的毅力和自制力甚强的人。他是一个铁腕人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周围的人才有那么大的影响。斯大林的一切重要的活动和命令不是来自他的恐惧或受骗，而是一个决心不屈不挠无论如何也要达到自己目的的人的有计划、有意识的行为。他在他写的一封信中谈到自己时说：“‘蒙蔽斯大林同志’并不那么容易。”^[47]

三、斯大林是精神病患者吗？

　　我们很了解，过去历史科学不止一次被迫求助于精神病学。确实如此，历史上有不少例子说明某一国家出现过精神不正常的首脑人物。历史上的一些暴君和独裁者，如辛那赫里布^[48]和尼禄，卡里古拉和菲力浦二世，伊凡雷帝和保罗一世^[49]，由于他们的不良遗传倾向在享有无限权力的条件下得到发展，他们的行为和活动显然具有病态的征兆。近代史上，在希特勒及其一些助手的行为里也很容易发现明显的病态征兆。
　　所以毫不奇怪，在解释斯大林行为时有一些人提出过并继续提出关于斯大林患有严重的精神病的说法。尼·亚·阿列克谢耶夫^[50]（1897年入党的党员，职业是医生）在老布尔什维克同二十二大代表座谈时就提出：说斯大林患有精神病和“无责任能力”。同样，监禁十七年后返回莫斯科的老党员И·П·阿列克萨欣于1961年11月17日在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员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话时也提出关于斯大林是精神病患者的说法。
　　苏共二十大后，国外的共产党员也提出了斯大林是神经不正常的人。美国共产党员古·迈耶尔在他的书中写道：“为了懂得为什么在赫鲁晓夫报告中的揭发后引起了全世界共产党员的无限愤怒，那么首先必须弄清楚，报告中的什么内容引起了这样的愤怒。是否有些人，当他知道了斯大林如何肆无忌惮地追求自我颂扬而觉得震惊呢？斯大林是如何坚信自己是无罪的呢？他犯了什么样的政治的和军事的错误？在把印古什人^[51]，伏尔加河沿岸的日耳曼人和鞑靼人迁移到西伯利亚时，斯大林表现出什么样的残酷的复仇心理？……显然，愤怒的风暴并不仅是因为这些揭发而引起的。引起震惊的是：斯大林参与了把成千无辜的人处以极刑，他无情地镇压了党内的分歧和批评，他同意使用非刑作为逼供的手段，他的病态多疑状态以及他一手制造的普遍恐怖的气氛。这些残酷的非法行为不可能而且也并非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些罪行的产生乃是历史的偶然性，即斯大林的妄想狂，这是非政治和经济领域内的因素，即通常称之为客观历史条件以外的因素。”^[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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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医学手册上说，妄想狂是这样的一种精神错乱症，其临床表现主要是带着浓厚色彩的系统的妄想，但只包括一定的观念范围，其发展中不出现或很少有幻觉，就个人性格来说没有明显的变化。^[53]
　　我们知道，妄想狂更多的表现在四十至四十五岁年纪上的性格坚强，但喜怒无常的男人身上。这些人在患病前就一般倾向于过高的估价自己，过份自信，不能容忍别人的意见，对伤害其自尊心的事物特别敏感，容易热衷于某一想法，甚至到了入迷的程度。病后的发展一般一面表现为自大狂，同时也表现为迫害狂。妄想狂患者同时还有这样的特征：自我为中心、记仇、乖僻、固执和坚持、渴望领导别人。周围的一切事物对这样的人来说是否有意义，只是以其是否对他们的思想和对他们的自我颂扬有利为转移。妄想狂病人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但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则不择手段。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他们就解释为不怀好意，对别人的态度总是异常的猜疑，特别热衷于揭发自己的“敌人”，并引以为乐事。违背妄想狂患者的意愿往往导致患者不可遏止的仇恨和愤怒，在患者掌握大权的情况下他对敢于反对他的人进行野蛮的迫害。妄想狂患者坚决要求人们承认他的功劳和“发明”，一般来说这种患者仇恨那些庇护过他或者他应该感谢的人。精神病学教授П·И·科瓦列夫斯基^[54]写道：“妄想狂患者没有朋友，他也没有交往亲密的人。所有的人都是为他服务的，但是他却不为任何人服务……这是冰冷无情、残酷的自私自利的人，只想做一切事都是为了自己……残忍、冷酷、会打小算盘，是他们性格的特点。在妄想狂患者的行为中处处都表现出猜疑、不信任、心怀莫测和残酷。心怀莫测是妄想狂患者的相当典型的特征。他的残酷程度超出我们想象中对残酷的一般概念。他们就是为了残酷而活着。他们长期地策划想办法以求表现出他的残酷。他们醉心于自己的残酷，在实现了他的残酷手段时，则感到十分愉快。这种残酷成性往往和渴望流血连在一起……与此残酷和渴望流血事件的同时，妄想狂患者有时还表现得很狡猾，谨慎和阴险，甚至胆怯，但这不妨碍他们去策划复仇和搞阴谋诡计。”^[55]除了妄想以外，妄想狂患者的心理活动在多数情况下并不受累及，^[56]不发生个性的丧失，记忆力，注意力和智力也仍然保持良好状态。就是妄想狂患者的妄想也通常不带有荒唐的性质。因此许多妄想狂患者活到很老也没有进精神病院，他们甚至时常继续从事他们的职业。有些妄想狂患者在自己的工作中甚至取得显著的成绩。但是也有这样的妄想狂患者，他们因某种程度的自大狂和迫害性，越出自己的职权范围并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职业对他周围的人进行危害。有些患者甚至去凶杀自己想象中的敌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妄想狂患者通常被认为是无控制能力的精神病患者并送进精神病院以便进行强迫治疗。
　　许多历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认为伊凡雷帝是典型的妄想狂患者。^[57]
　　从上面对妄想狂症和它最典型的症状的描写可以看出，关于斯大林患有严重精神病的说法并不是绝对没有根据的。今天，当我们分析斯大林的全部行为时，不难从中发现明显的妄想狂因素。病态的猜疑，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最后几年更为突出，他不能容忍批评，记仇心理，近于自大狂那样对自己的过高的估计，达到虐待程度的残酷——斯大林的这一切特征似乎在证实关于斯大林是妄想狂患者的说法。即便如此，我们认为这种设想的根据还是不够充分的。
　　大家知道，医学认为：在真正精神病（患者被认为是没有控制能力的并应该送进精神病院的）和属于反常情况下的一个人的各种变态心理（这时该人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并应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变态心理往往是精神上的变态的表现，一般是由于周围环境对某一人在童年时代的有害的影响。变态心理患者是处在神经健康的人和精神病患者边缘上的人。但是他被认为是能自持的和有行为能力^[58]的人。妄想狂病学也承认变态心理和真正的精神病之间有区别。我们在这里指的是所谓的妄想狂变态心理，也就是说精神病学专家面对一个有妄想狂性格的人，但他并没有妄想的表现。诊断这类精神上变态现象是非常困难的。根据精神病学专家的观察，许多有妄想狂变态心理的人，一开始时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只有在与之经常接触后，才发现他是一个凶狠的，不满一切的人。这样的人并不表露他的真正的妄想，但是他们在如饥似渴地搜集谎言、诽谤、谣言，并善于去利用各种小的误会。他们所讲的话往往显得很真实。他们很容易欺骗善良的人，只有经过非常仔细的调查才能发现他们的谎言和诽谤。这些具有变态心理的人和明显的妄想狂患者一样，他们的特征也是病态的不信任，残忍的自私自利，不可一世的骄傲、虚荣心，没有人性，在同妨碍他的人做斗争时，使用可耻的方法。
　　在评价斯大林的行为和个性时也应该考虑这种变态心理和精神病之间的区别。尽管斯大林本人的变态心理在最后二十年已完全具有妄想狂患者的变态特点，尽管他的行为肯定不仅反应了严重精神上的变态，而且反应了严重的精神失常的现象，但是我们深信斯大林毫无疑问是有控制能力的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任何法庭，包括历史法庭都不能借口斯大林无控制能力而为他的行为辩解。
　　很明显，不管斯大林如何多疑和不信任人，他在行动上是有很大自持能力的。选中了一个牺牲品后，他从来没有不经过预先的周密的安排和准备就去打击他。他的做法不是一个完全受迫害狂的力量所支配的反常人的行为。不是的，斯大林行事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和谨慎的，还在惩治受害者之前他就组织对他的陷害——有意识地夸大他的“敌人”的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力图使不合他心意的人威信扫地并受到诬陷和诽谤。
　　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在镇压地方、州和共和国一级的党和苏维埃组织时，在镇压中央一级国家和经济组织部门时，根据不同情况，他们主要使用了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可以假定称之为“从上而下”。这一方法就是，对某一州、共和国或机关的整个领导班子给以出其不意和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根据莫斯科炮制出来的所谓某人的交待）。州或机关的领导人被宣布为托洛茨基分子，人民敌人，间谍。紧接着就是州的各组织部门的干部，编辑部干部，企业和机关的领导，区委和区执委会的领导以及莫斯科的中央机关的各局、处的领寻和普通工作人员均遭逮捕。这种情况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多年领导某区或某机关的“人民敌人”到处安插了自己的代理人。
　　第二种方法可以假定称之为“从下而上”。
　　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
　　开始时，内务部机关不和州领导、共和国中央和人民委员部的人进行任何协商就逮捕一些被宣布为暗害者、人民敌人和间谍的普通工作人员。同时，中央报刊，常常也和地方报刊一起大喊大叫起来，表示困惑不解：不晓得州的领导，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部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他们没有发现敌人的活动？接着逮捕范围渐渐扩大起来，越来越多的诚实的人们被推进“敌人”之列了。州委机关和共和国中央机关的个别工作人员及人民委员部各局局长也遭到逮捕。和他们同时被镇压的还有一些接近州、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部领导的人们。这可能是某人的司机，某一科长，编辑，秘书或亲属。州、共和国、人民委员部领导自然力图保护那些诚实而他所熟悉的人免遭迫害，因为他们毫无疑问是忠实于党的人。但是这就被看作是包庇人民敌人。报刊的调子越来越肆无忌惮、咄咄逼人。报刊在散布猜疑因素并开始越来越明显地暗示说：州、共和国中央和人民委员部组织严重不纯，某一领导显然是在帮助人民敌人等等。在一些文章和材料里公开表示对州、共和国中央和人民委员部的某一领导人不信任。然后就出现一些暗示这些党内有名望的人和“托洛茨基分子”之间的关系以及和其它一些足以罗织罪名的关系。而这一切，自然就鼓励了各种诽谤者，和鼓励那些因抱有私仇去陷害人的分子，鼓励他们这些人写诬陷材料并送交内务部机关。在个别情况下中央报刊越过州委和州人民委员部去邀请普通党员起来反对自己的领导。在这方面，《真理报》上有一篇文章是很典型的，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是奥姆斯克布尔什维克应该大声疾呼的时候了》。这篇文章说：“如果奥姆斯克州委的领导对托洛茨基—布哈林间谍不采取措施并包庇他们，那么奥姆斯克布尔什维克应该大声疾呼了。”^[59]
　　在1937—1938年的条件下，这样的长期或短期的诬陷运动导致某一领导在普通党员和人民中被孤立起来，在多数情况下使这些领导人解除了精神上的武装，使他们不知所措，对现实百思不解，因而麻痹了他们的意志。与此同时，这种运动动员和团结了各种野心家和大骗子。最后，事情就以斯大林和内务部机构圈定的受害者的身亡而告终。
　　不必多说，这样的行为和妄想狂患者的行为很少有共同之处。还有一点是很说明问题的，斯大林在许多情况下开始时只是撤除某一党和国家著名活动家的职务，尽管他已经掌握了足以证明某一活动家“有罪”的诬陷材料，但他暂时还不去逮捕他。那位不合斯大林心意的人被调到另一个不太重要的工作岗位，有时也被调到更重要的工作岗位，从莫斯科下放地方，或者相反，被调回中央。这样，斯大林就把他的“对手”从他所习惯的环境里和了解他并信任他的集体中调了出来。1937—1938年就有过这样的情形，某一著名的共产党员曾三、四次从一个领导岗位调到另一个领导岗位，从一个州委调到另一个州委，从一个人民委员部调到另一个人民委员部。例如：德边科于1937年被解除伏尔加河军区司令员的职务，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但几个月后他又因“缺乏警惕性”被免除了这一职务，又被任命为苏联林业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并被派到乌拉尔去了。而1938年4月德边科终于在乌拉尔被逮捕了。^[60]大家知道，波斯蒂舍夫于逮捕前被派到古比雪夫州委任第一书记，丘巴尔被派往索利卡姆斯克任市委书记。图哈切夫斯基在被枪决前几周从莫斯科调到古比雪夫市任伏尔加河区军区司令员，柯秀尔在免除他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后，被任命为苏联人民委员会议副主席，并从基辅调回莫斯科。雅戈达在免除其内务人民委员职务后也没有马上被逮捕，1936年9月他被任命为邮电人民委员。1936年9月27日他的像片和叶若夫的像片并排登在所有的报刊上。阿·科萨列夫在共青团中央第七次全会后实际上已被宣布为人民敌人，但也没有马上被逮捕。根据科萨列夫爱人的证实，在他的别墅里每一棵树后边都有人在监视他，但暂时没有动他。甚至连叶若夫1938年12月被免除内务人民委员职务后，过了几周才被捕，而在此期间他还担任内河运输代理人民委员的职务，甚至有时和斯大林一起露面。这一切也不象是无控制能力的人所能做出的行为。
　　我们知道，许多和列宁关系亲密，但都不合斯大林心意的人，也没有被逮捕，尽管他们和那些已经被捕的“人民敌人”关系密切和友谊很深，这是人所共知的事。这些人只是不能参加党和国家重要问题的决策工作，他们被任命担任次要的职务。1937—1938年斯大林没有逮捕象波德沃伊斯基、柯恩、彼得罗夫斯基、斯塔索娃、米哈·茨哈卡雅、菲·马哈拉泽等都是过去党的负责干部和列宁一代党的老干部的代表人物，虽然这些人的名字不断在诬陷材料中和已被逮捕的许多共产党员交待的材料中被提到过。
　　许多人现在提出这样的问题：斯大林为什么在命令逮捕和处决列宁一代老布尔什维克中的一部分党的活动家时，却“饶恕”了属于同一代老布尔什维克的另一部分著名党的干部呢？为什么提交斯大林批准逮捕的名单中，他有时划掉一些人？为什么当斯大林“着迷似地”阅读审讯记录时，看到犯人几十个“同谋”和“同犯”的姓名时，在一些姓名旁边没有批写逮捕他们的指示。也许斯大林和许多暴君一样，陶醉于所掌握的无限权力，他不仅在摧残和枪杀不合他心意的人时感到陶醉，而且当他高抬贵手，让这些人活下去时，也同样感到陶醉吗？这是让这些人知道，正是他，斯大林给他们保住了生命和自由，是他有权“处决和赦免”。我们想，主要原因当然不在这里。在这种情形下，无疑基本和主要的是出自政治上的考虑。对斯大林来说，由于他有意蛊惑人心，把自己说成是列宁的亲密朋友和战友，因此，就有必要和最好是让一定数量的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真正的朋友和战友活着，以便用此表示列宁时代和斯大林时代之间的继承性。这些人常常被迫去讲吹捧斯大林的话，在斯大林过生日时，他们要集体发表声明以及给“忠实的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发贺信。这一切再一次证明，斯大林的行动不是象反常的人那样受着妄想狂的指导，而完全是出自某些政治打算。
　　在这方面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的亲密战友，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马·马·李维诺夫的命运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内务部机构在1937—1938年间就逮捕了一些著名的外交家，他们无论从个人关系还是从工作关系上说和李维诺夫都很亲密。但是1939年5月2日李维诺夫被撤除了外交人民委员职务后，他领导的外交部才受到真正的镇压，外交部的几乎所有主要干部都被捕了。与此同时内务部的审讯人员逼着被捕的人签署陷害李维诺夫的交待，说他是外交人民委员部中的首席间谍，是间谍组织的头子。一些外交官员和外交部的干部受不了非刑拷打签署了这样的交待。在这几个月里马·马·李维诺夫每夜都等着逮捕他，并且已经准备好一箱衣服，以待这一情况的发生。但是始终没有逮捕他。为什么斯大林饶恕了李维诺夫？有人说，早在1907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期间，在一次斯大林和伦敦港口工人打架时，李维诺夫救了他。三十二年之后，当李维诺夫实在不能再等了，就去问了斯大林，为什么至今还不逮捕他，斯大林似乎是这样回答的：“我没有忘记伦敦那件事。”如果斯大林和李维诺夫确实有过这样的谈话，那么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心怀并不坦率，因为在他的身上从来没有感激这种情感。但是他明白，李维诺夫作为外交家，他是需要的（如同他需要伊·迈斯基一样），要找到一个人去代替李维诺夫，并不象找人去代替其他部长和州委书记那么容易。那时，对斯大林来说，从政治上考虑把李维诺夫留在外交岗位上更为重要，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的命运。
　　根据А·叶甫斯达菲也夫证实，苏联著名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米·叶·科尔佐夫受不住审讯，他屈服了，他交待说：有一批新闻工作者和外交官在三十年代中期被邀请到当时的外交人民委员部新闻局局长康·亚·乌曼斯基^[61]家里，他们在那里制定了所谓的反政府阴谋，其头目是乌曼斯基本人。但是乌曼斯基在1938—1939年没有被捕，反而被任命为驻美大使，后来调任驻墨西哥大使。乌曼斯基不幸牺牲后还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之下。
　　许多著名的文化界人士也有类似情况。现在我们知道，被逮捕和牺牲的作家、画家、演员、电影活动家的假交待中也提到了几百名其他有名的文化界人士，但是他们没有被逮捕。例如,在被捏造的所谓的文学工作者破坏组织案件中，除了因该案件牺牲的巴别尔和迈耶尔赫里德外，作为他们的同谋者已经指出有鲍·帕斯捷尔纳克和尤·奥廖沙。但是斯大林没有下达指示去逮捕这两个作家。斯大林也不允许逮捕许多著名的苏联电影导演，虽然内务部机构已经为他们不止一次立了 “案”。众所周知，斯大林特别喜欢在暇中看电影。有些他“喜爱”的电影他看了五十遍以上（并强迫他的近臣和他一起看）。^[62]看起来，正是斯大林的这个爱好救了许多苏联电影演员的命。
　　还有这样的一个事实可以说明，斯大林的犯罪行为是经过周密思考的，并非因无控制能力所致：斯大林出于恫吓的目的，往往只限于把某一党和国家著名活动家的妻子或近亲逮捕起来，但他本人还被留在领导工作岗位上，并继续在正式和非正式场合和他见面。例如，米·伊·加里宁的妻子是1937年被捕的。同类的事实还有：阿·米高扬的两个小儿子的被捕，奥尔忠尼启则的哥哥被捕和被处决，奥·库西宁的妻子^[63]和儿子的被捕，维·米·莫洛托夫妻子的被捕，А·В·赫鲁廖夫^[64]妻子的被捕，亚·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妻子被捕以及其它类似的迫害等等。
　　很值得指出，斯大林有时为了表示宽大为怀，允许释放他周围亲信的某一亲属。例如，加里宁的妻子在加里宁逝世前几天被释放了（不过，后来又被流放）。根据尤·卡里亚金回忆，有一次斯大林在和奥·库西宁谈话时问他为什么不为释放他的儿子而奔走一下。库西宁说：“可能有逮捕他的重大理由。”斯大林微笑一下，就指示把库西宁的儿子放了出来。斯大林的私人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的例子也很说明问题。众所周知，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妻子和托洛茨基的儿媳妇是亲姊妹。但这并没有妨碍波斯克列贝舍夫成为斯大林一个最亲近的人。后来斯大林还是下命令逮捕了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妻子，但是他本人仍做斯大林的私人秘书。直到斯大林逝世前几个月波斯克列贝舍夫才被撤了职，但也没有被逮捕。
　　拉·莫·卡冈诺维奇的亲属也没有逃过斯大林的“关切”。大家知道，拉·卡冈诺维奇的弟弟米·莫·卡冈诺维奇^[65]战前任航空工业部部长。他是一名斯大林分子，对镇压许多诚实的苏联人的问题上他应负责任。虽然如此，远在战前，米·卡冈诺维奇就受了警告处分，被免除了部长职务，关于他的撤职通报曾发表在报纸上。米·卡冈诺维奇在战争年代担任很不显眼的职务。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忘记他。结果一些被诬陷为属于“法西斯中心”的战后被捕的干部，在审讯过程中被授意作了交待说，如果希特勒分子占领莫斯科的话，那么法西斯政府的副总统的职务已计划任命米·莫·卡冈诺维奇担任。（任命一个犹太人为俄国法西斯政府的副总统对希特勒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斯大林在得知这一显然是早已等待的供词后，就给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打了一个电话，说他的弟弟可能要被逮捕，因为许多被捕的人的口供揭发他和法西斯有联系。拉·卡冈诺维奇说：“好吧，如果需要，那就逮捕他吧。”
　　阿·伊·米高扬告诉过А·В·斯涅戈夫，在讨论这一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表扬拉·卡冈诺维奇有“原则性”，他没有被兄弟感情所纠缠，同意逮捕他的弟弟，但是斯大林又马上补充说，不要急于逮捕米·莫·卡冈诺维奇，他是老共产党员，在党内已经很长时间了，要再一次审查所有的供词。所以委托阿·伊·米高扬主持米·莫·卡冈诺维奇和那个供出他的人进行对质。
　　这一次对质是在米高扬的办公室里进行的。那个人也被叫来了（斯涅戈夫忘记他姓什么了）。他当着米·莫·卡冈诺维奇的面重复了自己的供词，还补充说，战前一些飞机工厂有意建在离边界不远的地方，为的是使德国人容易去占领这些工厂。米·莫·卡冈诺维奇在听了这些交待后，要求允许去一下米高扬办公室里的小卫生间。几秒钟后从那里传出来了枪声。
　　这一切事实首先说明斯大林对自己助手们极为蔑视，而根本不是在他们面前有所恐惧。不管怎样，这些事实显然不能和斯大林无控制能力的说法相吻合。
　　过去和斯大林关系很密切的一些人在1936—1938年期间都是斯大林下令逮捕的，但是几个月或几年以后，当他们受到非刑拷打和判了刑后，同样是斯大林不与任何人解释就又下命令释放了，甚至他们又被任命担任很高的职务。斯大林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卡夫塔拉泽^[66]（他是斯大林在外高加索工作时的战友）的做法是很奇怪的。卡夫塔拉泽在地下工作年代给予斯大林不少帮助，有一次在彼得格勒他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斯大林躲过密探。但是二十年代卡夫塔拉泽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并直至托洛茨基中心号召它的拥护者停止进行反对派活动时才脱离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基洛夫被暗杀后，卡夫塔拉泽作为原托洛茨基分子被流放到喀山。他从喀山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说明他现在已不进行任何反党活动了。斯大林在收到卡夫塔拉泽这封信后把卡夫塔拉泽从流放地调了回来。不久，在许多中央报刊上登载了卡夫塔拉泽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回忆了和斯大林共同从事地下斗争的一些片断。斯大林很喜欢这篇文章，虽然如此，但是卡夫塔拉泽没有再写有关这一题材的新文章，他甚至没有重新入党，只是靠从事很一般的编辑工作过活。1936年底卡夫塔拉泽和他的妻子突然被捕了，在受尽非刑之后被判处极刑。卡夫塔拉泽被指控为和布都·穆季瓦尼一起准备谋害斯大林。判决后不久，穆季瓦尼被枪决了。但卡夫塔拉泽长期被关在死囚牢房里。后来突然被贝利亚叫了去，在那里他见到已衰老得无法认出的妻子，并和她一起被释放了。释放后开始他住在招待所，后来在集体宿舍里给他分了两间房子，他又工作了。在卡夫塔拉泽被释放后，斯大林用各种办法向他表示关心和好意。卡夫塔拉泽也被邀请去参加斯大林的午宴。有一次斯大林和贝利亚甚至去看望了卡夫塔拉泽，事先并没有通知他。这突然来访引起集体宿舍的一片浪乱。他的一个女邻居昏倒了，她说是因为在宿舍门口看到了“斯大林同志的像片”。
　　根据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自己的说法，斯大林和他共进午餐时，亲自给他盛汤，并和他开玩笑，回忆许多往事。但有一次吃午饭时，斯大林走到自己客人面前说：“不管怎么说您想要谋害过我。”
　　有些历史学家从这一句话里可能看到斯大林躁狂性疑心症的证据。但我们认为这样解释是极不准确的。斯大林很明白，卡夫塔拉泽从来没有想谋害他。但是他不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不得不重新复查已被处决的布都·穆季瓦尼和其他与此案件有关的共产党员的问题。“原谅”一个卡夫塔拉泽，事情就更简单得多了。
　　我们知道，在阿廖沙·斯瓦尼泽被处决前不久，把斯大林的话转告了他，斯大林说，如果他能向斯大林道歉的话，斯大林会“宽恕”他。但是斯瓦尼泽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罪过，他拒绝去道歉，于是被枪决了。这一切行为，对一个蔑视人们的暴君来说是很典型的，但是这些行为完全不象对自己的行为不能负责的一个精神病患者所做的那样。
　　我们知道，斯大林一般不接受要求释放这些人或那些人的上诉和申请。
　　例如，他坚决拒绝了象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弗雷德里克和伊林·若里奥·居里等这样著名科学家要求释放在苏联遭到逮捕的两名外国物理学家——弗·霍乌特尔曼斯和亚·魏斯贝尔格的请求。（我们在第七章中已写过这件事。）不仅如此，1939年这两位物理学家同一批德国反法西斯分子一起被引渡给盖世太保。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斯大林不得不有所让步。例如，彼·列·卡彼查^[67]院士坚决要求释放物理学家Л·兰道，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这一要求被内务部机构执行了。后来Л·兰道回忆说：“根据荒谬的诬告，我被逮捕了。我被指控为德国间谍……我坐了一年监狱，很清楚，我连半年也再拖不下去了，我简直就已经走向死亡了。卡彼查到克里姆林宫去了，他声明，他要求释放我，否则他自己就离开研究所，我被释放了。”^[68]显然，影响斯大林作出这个决定的与其说是卡彼查作为科学家的声望，还不如说卡彼查作为研究所领导人，乃是斯大林所不可缺少的，所以他不得不作出让步。
　　工农红军防空管理局总工程师——发明家П·К·奥谢普科夫的案件拖得时间很长，他是领导建立雷达装置工作的。奥谢普科夫是三十年代末被逮捕的，国防的主要研制工作被拖下来了。其结果我们的军队是在没有雷达装置的情况下开始作战的，因而不得不向美国和英国购买。当苏联政府作出关于尽快建立自己雷达的决议时，一些科学家请求释放П.奥谢普科夫。А·Ф·越飞^[69]院士特别坚持释放他，越飞是物理技术研究所的所长。他在给政府的关于建立雷达装置工作进度的专题报告中，特别指出了奥谢普科夫能起什么作用，并要求释放他。越飞给关押在萨拉托夫监狱的奥谢普科夫写的信中说道：“我相信，我们的政府会按您的功劳来评价您并能找出真正有罪的肇事者。寄给您在我这里能找到的一些食品，现在什么也买不着了。如果您患了坏血病，喝点蔷薇果酒，用热水冲服但不要用开水。我很快就要到莫斯科去，在那里我将再一次提出您的问题。不要悲观失望，把身体养好——在您面前还有巨大的和迫切要做的工作和沸腾的生活。”越飞的奔走虽没有马上见效，但是获得了成功。战后奥谢普科夫被释放了，并从事自己专业，作负责的工作。^[70]
　　苏芬战争后和卫国战争前几个月内斯大林“批准”从集中营监狱里释放几千名红军指挥员。他们当中许多人后来在战争过程中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斯大林会见过他们并同他们谈过话。^[71]但另一方面，根据康·西蒙诺夫^[72]的证实，1941年10月和1942年夏天，斯大林命令把关在集中营的大批红军著名指挥员枪杀了，他认为在苏德战线不利的情况下，这些人对他本人是危险的。不必多说，这样的行为和一个患迫害狂的人是不相符的。
　　难道上面我们说过的那种一贯地，顽强地企图掩盖自己犯罪的行为不正是说明这些罪行是有意识地进行并经过周密考虑过的吗？难道这样的做法能够典型地说明一个人深信自己确实是消灭了我们国家的危险的敌人——间谍和破坏分子吗？
　　关于斯大林在1936—1938年时期患有严重的精神病，经常出现迫害狂症和无控制能力等的说法也和下面的事实不相符合：斯大林在这个时期消灭了成百成千的忠实于党的领导者，但同时他却把许多政治历史有很大问题的人，道德上腐化堕落的人，例如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等人，吸收到国家领导中来，而且他们和斯大林的关系十分亲密。然而，斯大林已经掌握了不少材料，足以说明这些人的真正面目。难道苏联卫生部人民委员格·卡明斯基（1922年是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书记和巴库苏维埃主席）没有在1937年的6月中央全会上讲过贝利亚和平等党的暗探局之间的可疑的关系吗？^[73]孟什维克维辛斯基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担任阿尔巴特区警察局长职务，而且在1917年夏天还签署过逮捕布尔什维克的拘票，难道这些事情对斯大林是秘密吗？为什么斯大林信得过这个人，把苏联总检察长的岗位交给他了呢？为什么斯大林宁愿选择维辛斯基和贝利亚这些人民和党的真正的敌人，而不选择列宁一代的老干部的代表人物呢？不管怎么说，其中主要动机绝不是病，也不是迫害狂，而是完全出于某一政治打算。这是一个走上篡权道路的人之有意识的行为。他很了解只有借用象叶若夫、贝利亚或维辛斯基这类人之手才能够去收拾我党和国家的列宁的基本核心。
　　说明斯大林其也许多助手和他的意志的执行者一一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不是好人的材料，难道提供给斯大林的还少吗？根据В·沙拉莫夫的证实，有些军人把伏罗希洛夫的名字写进自己的假供词中。根据老党员Ф·扎斯廷科尔的证实，仅在斯维尔德洛夫州就“准备好了”关于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几普特的交待材料。古比雪夫州也准备了关于莫洛托夫和戈尔金^[74]的不少“备用”材料。审讯人员在刑讯加里宁的妻子时要从她口中逼出害人的材料，其中包括诬陷她丈夫的交待。斯大林很了解所有这些情况，许多交待还是斯大林本人授意写出的。但是某个时候他对这些交待又是置之不理的。
　　现在我们很了解，斯大林是一个病态多疑的人，他的这一缺点对他的近臣并不是秘密。作为一个粗暴和自私，记仇和残忍成性的人，斯大林是以己度人的，所以他总是怕人。克雷洛夫在一篇寓言中写道：“一个人的心里不能感受爱情和友谊……他就能把任何人都看成恶人。”
　　许多犯过严重罪行的人，以后都开始惧怕周围的人，他们怕自己被揭发，而这种恐怖又常常成为更多新罪行的基础。斯大林身上无疑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斯大林排挤和消灭了列宁一代老干部的大部分代表人物和几乎全部自己原先的朋友和战友，他抛弃和践踏了党和国家的一切法律，一切同志间的关系和普通的人之常情，因此他有根据惧怕人们，这种恐惧心理在他整个一生中在不断地增长。东方智者说：“凶恶的统治者永远惧怕他自己的下属斯大林无疑是惧怕揭发和复仇，而这种恐惧又进一步推动他犯更多的新罪行。三十年代镇压的主流我们当然不应该用躁狂性的多疑症和迫害狂来解释。任何暴君，任何独裁者都是多疑的。但是用多疑和恐惧去解释暴政本身当然是不对的。

四、关于斯大林“不断”革命的神话

　　本书作者十五年前曾听到关于三十年代血腥“清洗”的一种相当奇怪的说法，它是出自一位负责干部之口的。和我谈话的这个人说：是的，斯大林很了解被他处死的人不是间谍，也不是暗害分子。这些指控是为了给镇压以方便条件而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当然，从普通的道德标准和国家准则来看问题，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是非法的。虽然如此，这些做法到底还是为了进一步发展我国革命所必需。受斯大林排挤的人都是掌握大权的并且也很有威望。他们和斯大林一样，参加了革命。所以对他们不能简单地去撤他们的职或开除他们的党籍。必须指控有骇人听闻的罪行，指控他们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阴谋，指控他们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以及和帝国主义勾结，从事间谍活动等等。然后通过欺骗人民的办法去消灭这些人。
　　“可是为什么”，我问道，“革命需要摆脱掉它的积极的参加者呢？”
　　和我谈话的对方说：“这是一切革命的逻辑。原因在于，斯大林所排除掉的许多原革命者到三十年代中期已不是革命者了，他们已蜕化为官吏和官僚。这些人已经把我们党和国家机器不是推向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推向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他们把它不是推向前进，而是引向后退。因此在斯大林面前就出现了这样的任务，排除那些已妨碍社会主义革命继续发展的人，提拔那些有能力把我们的革命向前推进的年轻的干部。”
　　后来，我必须相信，在三十——四十年代被提拔的，现在还在职工作的和已退职的国家和党的活动家当中，这样的说法是相当普遍的。这样的说法一般不是公开说出来的，而是在“信任的气氛”中，特别是在同年轻的党的干部谈话时说的。也许，关于斯大林“不断”革命的这一神话是在斯大林时代产生的，也许根据是出自斯大林本人的意见。一些外国作家也持类似的观点。例如，伊萨克·多伊彻^[75]在他的《流放的先知》一书中在谈到斯大林“清洗”的原因时企图证明，似乎是斯大林害怕官僚主义者演变为新的阶级。所以斯大林借口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做斗争，开始反对自己的官僚主义者。多伊彻认为，正是斯大林的“清洗”阻止了当权派变为新的社会阶层。他写道：“这是不断恐怖的最阴暗的、很少被人讨论的、但又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76]多伊彻继续写道：“这样的恐怖不仅消灭了布尔什维克队伍，而且使官僚们处在流动状态，不断更新其人员组成。正如斯大林用他那独裁者的野蛮的方法消灭富农一样，也不断消灭新阶级的萌芽关于这样的神话还能说什么呢？它和中国的“文化革命”的官方说法，和毛主义者“炮打司令部”并推翻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号召是多么相象。
　　当然，在革命胜利后的时期，苏联出现了许多党和国家负责干部蜕化变质现象，下面我们还要详细分析这种变质的原因、性质和规模。党和国家机构的这种局部蜕化变质在一个大的，然而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里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国家里仅仅在1917年里共产党党员的数量几乎增加为一百倍，从一个反对派的地下政治组织变成了一个执政的党。这个执政党从1918年起未和任何其他政党分享过政权，而且是用专政的方法管理这个国家。
　　这种官僚化的蜕变在革命后触动了什么人呢？首先它触动了那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参加了革命，但不能和无产阶级先锋队一起渡过一切艰难困苦，遗憾的是，这种蜕变也触动了一部分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在同沙皇制及资产阶级斗争中表现得无比坚强，但是不能胜任交给他们去完成的参与管理国家的责任。
　　这里我们不谈那些几十万旧官吏，苏维埃政权不得不吸收他们参加自己的国家机关的工作，他们根本不需要“蜕变”，因为他们基本上只会用官僚主义的方法进行管理。
　　但是部分党和国家机构的蜕变根本不应该就是命中注定必然导致整个国家政权和党的蜕变。我们知道，苏维埃政权在前十年里进行过反对官僚主义、名利主义和小资产阶级蜕化变质现象的激烈斗争。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党内整个一代年轻有为的干部成长起来了，他们是完全忠于苏维埃政权，是按列宁主义最优秀的传统精神培养起来的。
　　也许，斯大林还不满足于我们党内进行的反对官僚主义蜕变的斗争吗？也许，他不惜用野蛮的方法在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切机关里进行新的迅速的清洗，以便为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新的可能性吗？
　　这些设想经不起任何批评的。
　　第一，1936—1939年的镇压，除了一些真正官僚化的领导人外，触及了大量的忠实的苏维埃干部，以及军事将领，经济工作人员、科学家和文化界活动家，他们是我党、国家和军队的最优秀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牺牲的不仅有高级领导人，而且有大量的年轻的中层干部。在被镇压的人们当中，不仅有一些异己阶层和阶级的代表人物，而且也有我们党内知识分子的最有教养的那一部分，为了培养他们，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曾经予以很大的重视。
　　第二，这样，就不难看清楚，那些被斯大林消灭了的干部的工作岗位上在多数情况下换上了经验较少的，不那么坚强的，在无产阶级斗争中锻炼较少的，文化水平往往较低的干部。不仅在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中，而且在几乎一切的党、国家、经济机构的各上层环节中，出身于知识分子和血统的无产阶级家庭的干部比例减少了，而出身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干部的比例增加了。斯大林周围的亲信的道德水平也显著下降了，因为镇压的结果把莫洛托夫、贝利亚、叶若夫、梅赫利斯、巴吉罗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等等这样的人被推到首要的位置，但他们是我党和国家机构的最坏的一部分干部。正是这些人和斯大林一起，首先都成了蜕化变质分子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人。
　　显然，触及百万人的大规模镇压造成了过去从未曾有过的干部匮缺现象。这就要求把几十万干部从“下层”提拔到领导岗位上。三十年代中期和末期成千的斯达汉诺夫式工人成为企业的厂长，车间主任。普通红军战士成了排长和连长，而原排连长被提拔上来指挥营和团，原营长和团长成了旅长和指挥全军的军长。许多普通科研人员现在不仅领导实验室和研究室，而且领导大型的研究所。这是几十万人飞黄腾达的时代，他们都成了领导者。当然，1936—1939年多数的“新贵”从主观上说，他们是诚实的人，他们愿意为苏维埃政权的利益而工作的。即便是这样，也仍然没有理由赞同这样的干部“更新”。因为三十年代的镇压以后，在我们国家及我党内形成了完全另一种局面。许多被“提拔”的人，包括从普通工农及职员中提上来的人，在接触了政权之后，比前二十年蜕化变质的速度要快得多，而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在下面的章节里还要详细谈到。

五、关于斯大林行为的又一种说法

　　众所周知，沙皇暗探局在反对俄国革命运动，特别是反对布尔什维克党时，广泛地利用了各种各样的奸细，其中一部分是潜入党内的特务，另一部分是由于恐惧或其它某种卑污的动机而同警察相勾结的一些党内动摇分子。这样的奸细和敌人情报员在许多布尔什维克党的地方直至中央机关中都有。1918年莫斯科《大家族》出版社根据莫斯科暗探局的文件出了一本关于布尔什维克的书。^[77]就在这次公布的警察和暗探总局的文件中列举了在社会民主党内工作的密探名单。书中提到的有十二人：М·И·勃朗津斯基、雅·阿·日托米尔斯基^[78]、М·Г·克里沃夫、А·И·洛波夫、Р·В·马林诺夫斯基^[79]、А·К·马拉库舍夫、А·А·波利亚科夫、А·С·罗马诺夫、И·П·谢希茨基、М·Е·切尔诺马佐夫^[80]、В·Е·舒尔汉诺夫^[81]，及一个不知真名的奸细，绰号：瓦西里。根据莫斯科暗探局的材料，一些内奸参加了布拉格党代表大会，并把这次会议的全部决议和具体措施告诉了暗探局。
　　在社会民主党及社会革命党内的多数奸细于1917年二月革命后马上被揭发出来了。但是暗探局的一些特务是相当晚才被揭露出来。例如，二十年代才查明了奸细谢列布里亚科娃^[82]的案件，她把许多布尔什维克出卖给沙皇警察署。
　　在违法的大规模镇压的年代里，无论斯大林还是内务部机构都极为广泛地利用了苏联人对奸细的仇恨。时常诬告一些有功劳的党的老干部，指控他们是为沙皇暗探局服务的。受这种诬告的包括三名中央委员：捷连斯基、皮亚特尼茨基和拉祖莫夫，还有许多现在已完全恢复了名誉的党和国家活动家。甚至于1938年指控迈耶尔霍里德，诬陷他和沙皇暗探局合作过，说他的所谓代号是“谢苗内奇”。斯大林的许多政治对手不止一次地对斯大林也提出过类似的指控。这类事是只有少数人知道的。
　　早在二十年代，俄侨的报纸就报道过说斯大林是沙皇暗探局的奸细。著名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诺依·饶尔丹尼亚^[83]也是最早对斯大林进行类似指控的人之一，他举的事例中包括他和斯捷潘·邵武勉谈过的有关邵武勉在第比利斯被捕的一些情况。根据饶尔丹尼亚证实，邵武勉告诉他，他是在秘密来第比利斯的当天被捕的。邵武勉到达第比利斯的日期和停留的地址，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人就是斯大林。诺依·饶尔丹尼亚的类似证实曾于三十年代初在达什纳克党人^[84]办的杂志《艾里尼克》（在美国波士顿出版）上和《最新消息报》的文章《Н·Н·饶尔丹尼亚回忆斯大林》^[85]里发表过的。有关斯大林有可能和暗探局有关系的某种暗示还可以在格鲁吉亚孟什维克Г·乌鲁沙泽^[86]的未发表的手稿中看到，此稿保存在美国古维罗夫大学。乌鲁沙泽觉得奇怪的是，在巴统示威游行之后，为什么斯大林没有同其他二十一名示威游行的参加者一起受到审判，而是对他的案件进行了单独处理，没有经过法院只采取了行政措施流放到西伯利亚。当然，这些事实也可以有与斯大林同暗探局有关系的设想完全不同的解释。众所周知，1918年斯·邵武勉在他不幸牺牲前一直和斯大林保持友好关系。有关巴统示威游行事件的几乎全部的警察局的文件在苏联都已经公布了^[87]，这些文件无论如何不能证实关于斯大林同暗探局有关系的说法。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西方报刊公布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很多的材料。有些作家甚至力图把大家感到意外的尼·谢·赫鲁晓夫《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说成是许多军人对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结果，似乎是他们提出了关于斯大林早期叛卖行为的无可辩驳的证据。例如，原苏联侦察员亚·奥尔洛夫^[88]就是企图发展这种观点，他在美国有名的《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题为《斯大林轰动一时的秘密》^[89]。亚·奥尔洛夫在这篇文章里企图证明斯大林在革命前的许多年中和沙皇暗探局进行了积极的合作。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在三十年代上半期是内务部的重要干部之一，他大部分时间是作为苏联侦察机关的领导人在国外渡过的。在镇压运动高潮时奥尔洛夫决定不回苏联。1953年以前他没有露面揭发什么问题。但是，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奥尔洛夫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批文章，这批文章后来编成题为《斯大林罪行秘史》一书，在许多国家出版了。这些文章中，斯大林被指控组织了大规模的镇压，暗害谢·米·基洛夫，但是没有提到斯大林为暗探局服务过一事。但是在他新发表的文章中，亚·奥尔洛夫把三十年代的一切镇压活动力图说成是斯大林害怕他的暗探局特务身份被揭露出来所致。
　　根据亚·奥尔洛夫的证实，早在1937年2月当他因脊椎受伤住在一家法国医院时，他的表兄季诺维·鲍里索维奇·卡茨涅里松来看他。卡茨涅里松当时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重要干部，是内务部在乌克兰的特派员，联共（布）中央委员。卡茨涅里松是斯·柯秀尔的非常好的朋友，他经常能见到斯大林。他告诉奥尔洛夫说，当斯大林同雅戈达一起准备第一次的莫斯科案件时，斯大林仿佛告诉过雅戈达，如果内务部能证明这一案件的某一被告人过去是沙皇暗探局的特务的话，那么这是很有好处的。为了使这一指控显得更加真实，雅戈达决定寻找一名那怕是原暗探局的军官，根据当时的条件，这是一件很不容易办到的事情。最大一批旧警察局档案是保存在雅戈达的前任缅任斯基的卢比扬卡^[90]办公室里。翻阅这些档案材料的工作委托给内务部一名姓施泰恩的工作人员。结果，施泰恩在翻阅暗探局档案时突然看到一个卷宗，其中是一名叫维萨里奥诺夫的沙皇暗探局的领导人保存的，这些档案只能由他亲自审阅。奥尔洛夫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在这里保存的是致维萨里奥诺夫的汇报和信件，这些汇报和信件是我们的独裁者的手迹，这笔迹是施泰恩很熟悉的。经过施泰恩的鉴定，认为这一份卷宗确实和斯大林有关，但不是和革命者的斯大林有关，而是和特务奸细斯大林有关的，他自愿为沙皇暗探局效过劳。”
　　根据亚·奥尔洛夫的说法，事情后来是这样发展下去的。施泰恩到乌克兰去找他的原上司，也是他的朋友巴利茨基，他当时领导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巴利茨基对维萨里奥诺夫卷宗里的文件进行了鉴定，确定文件和笔迹都是真的。接着巴利茨基把文件交给吉·卡茨涅里松看，也给约·亚基尔、斯·柯秀尔等一些高级干部看过。他们将揭露斯大林问题的材料翻拍了许多份，约·亚基尔飞往莫斯科，把这些材料又交给米·图哈切夫斯基、加马尔尼克、科尔克等人看过，这样了解这一情况的人数越来越多了。这些著名的军事将领制订了消灭斯大林的计划。他们设想挑选忠实于他们的红军两个排，在他们的帮助下在克里姆林宫实现政变，而不引起国内的动乱。
　　这一切卡茨涅里松似乎是1937年2月告诉亚·奥尔洛夫的，即在联共（布）中央二、三月全会之前，在布哈林和李可夫被捕之前，也是在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朋友遭逮捕前四个月。

　　亚·奥尔洛夫写道：“几天后我回到西班牙。一周接着一周，一个月接着一个月我注意看每天的报纸，并利用一切闲暇的瞬间注意收听我的短波收音机。1937年6月11日我乘汽车从法国西部边界去巴塞罗那。我正在看路边闪过的山丘并听法国电台悦耳的音乐。音乐突然终止，法语播送了最后新闻号外：'图卢兹电台……特别新闻……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及红军其他将领被指控有叛卖行为，已被逮捕。他们将受军事法院审判。’……后来得知，在暗探局档案中找到有关斯大林卷宗的内务部军官施泰恩开枪自杀了。柯秀尔虽然是政治局委员，也被镇压。加马尔尼克自尽了。巴利茨基被处决。约在七月中旬我得到消息说，我的表兄卡茨涅里松被枪决了。在全部消灭了那些知道‘暗探局斯大林卷宗’之事的、而且进行了秘密活动的骨干队伍之后，紧接着开始大批逮捕和镇压那些有可能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卷宗一事的人以及那些已被镇压的人的朋友。每一个直接或间接受到那些被已处决了的将领提拔的军人都成为死囚的候补者。有几百，甚至几千名军官被撤了职并且从自己家里赶出来，送进了牢房。”

　　这样一来，根据奥尔洛夫的说法，我国三十年代后半期的多数镇压活动是因为当施泰恩根据雅戈达布置翻阅了暗探局档案时，突然发现这份卷宗造成的。
　　亚·奥尔洛夫在《生活》杂志上写的文章虽然开始时会给人以一定的印象，但是不用十分深入去研究一下事实就很容易把它推翻。首先可以指出，卡茨涅里松在1937年不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也不是候补中央委员。被奥尔洛夫列出来的“参与阴谋的人”不是一下子被逮捕的，是在一段较长时间里逐渐被捕的，而且没有一个“阴谋的参加者”在知道阴谋被破坏之后企图躲藏起来。柯秀尔是在图哈切夫斯基被捕几乎一年后才被逮捕和枪决的。根据奥尔洛夫的证实，当时“维萨里奥诺维奇卷宗”里的文件有许多翻拍的照片。但是没有一张照片保存下来或送到国外，虽然许多“阴谋的参加者”按他们的地位有可能把任何文件转移到国外朋友手里，也有可能保存任何一个文件。我们现在不仅清楚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柯秀尔和许多其他人是在什么情况下被逮捕的，而且了解他们在法庭上和审讯过程中，甚至了解有些人在被枪决时的表现。这一切事实完全推翻了这样一种说法，似乎高级军事领导人和行政领导人有一个庞大的阴谋，目的是暗杀斯大林。那些似乎是被施泰恩在维萨里奥诺维奇卷宗里发现的文件的内容也完全不真实。如此重要的沙皇暗探局的档案直至1937年没有人清理，这是难以置信的。我们还知道，许多和柯秀尔及亚基尔关系密切的乌克兰的干部并没有被逮捕（例如：格·彼得罗夫斯基）。甚至奥尔洛夫对尼·谢·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报告内容的叙述也是极不准确的。如：大家很了解，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并没有说什么和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等人有关的事情。一直到1957年他们才被平反。亚·奥尔洛夫的文章中还有很多类似的不准确和歪曲之处。奥尔洛夫在解释他为什么如此长期沉默，为什么甚至于1953年在他写的讲斯大林罪行的书中也没有提到卡茨涅里松讲述过的“维萨里奥诺维奇卷宗”一事，——他的解释也极没有说服力。这样，显而易见，奥尔洛夫的整篇文章乃是一篇编造得很不高明的假材料。
　　同年（1956年）纽约出版了一位“苏联问题专家”及外国第一本长篇斯大林传（1931年）的作者伊萨克·顿·列文^[91]的书。这本书的题目是《斯大林的巨大秘密》，其中列举了据说落到伊·列文手里的俄国警察局的下述文件。用现代书法将这个文件抄写如下：

亲收件

关于社会民主党问题

　　“内务部
　　警察局特务司司长。
　　1913年 7 月 12 日。
　　No.2898

　　绝密
　　亲收
　　叶尼塞斯克暗探局局长
　　А·Ф·热列兹尼亚科夫

　　尊敬的阁下——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
　　采取行政措施^[92]流放至图鲁汉斯克边疆之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里——斯大林于1906年被捕后向梯弗里斯省警察局提供了重要特务情报。1908年巴库暗探局局长又收到斯大林的一系列情报，以后斯大林去彼得堡任彼得堡暗探局特务。斯大林的工作特点是准确，然而是断断续续的。斯大林在布拉格被选为中央委员回到彼得堡以后已明显成了政府的反对派，完全与暗探局断绝了关系。敬爱的阁下，上述情况向您呈报，以便在您的侦查工作中供您参考。

　　完全忠实于您的　叶列明”

　　首先应该指出，叶列明书信的内容和上面所说的奥尔洛夫文章中的《维萨里奥诺夫卷宗》的内容是完全不符合的。例如，叶列明写道，斯大林在回布拉格以后已明显地成了政府的反对派并断绝了和暗探局的关系。但是，奥尔洛夫在摘引《维萨里奥诺夫卷宗》材料时，却在自己的文章中断言，正是在布拉格会议以后斯大林作为一个奸细，表现特别积极，甚至越过自己顶头上司维萨里奥诺夫和内务部部长助理佐洛塔列夫进行联系。伊·列文写的书中的片断和奥尔洛夫的文章刊登在同一期的《生活》杂志上。列文企图在不否认奥尔洛夫材料的前提下，解释这种矛盾时，则显得十分没有说服力。
　　伊萨克·顿·列文异常详尽地分析了他所列举的这份文件的性质和内容，它的墨水成份和纸张。他还叙述了此文件通过什么途径从住在中国的俄侨М·П·戈洛瓦切夫教授那里转到他的手中。但是，伊·列文怎么样也没有向我们解释清楚：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文件在三十年中尽管换了几个主人，可是一次也没有公布出来？叶列明所讲的1906年斯大林被捕的事也得不到任何证实。伊萨克·顿·列文认为，斯大林这次被逮捕可能发生在出名的1906年4月阿夫拉巴尔斯克印刷所被捣毁的时候。但许多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肯定说，阿夫拉巴斯克印刷所是叶努基泽组织起来的，斯大林和印刷所没有直接关系。和此印刷所事件有关于1906年4月被捕的有二十多人。所以斯大林的被捕不可能不被人发现。此外，大家知道，1906年4月斯大林正在参加于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四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联合代表大会。
　　伊萨克·顿·列文企图证明，1913年热列兹尼亚科夫和叶列明都确实在俄国暗探局里工作，签署上述文件的确实是叶列明。住在巴黎郊区的原宪兵部队斯彼里多维奇^[93]将军也证实了这是叶列明的签字。但是很显然，政治性假材料的炮制者往往会利用确实存在的或存在过的人们的签字，并且非常巧妙地进行模仿伪造。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确认伊·列文在他的书中所指的叶列明的那封信是手稿真迹，而不是巧妙伪造的假材料。况且，列文只讲这是他自己鉴定的结果，但是为了证明如此重要的文件的真伪，必需组织与本事件无关的人参加的委员会来进行鉴定工作。
　　最后发表的与此问题有关的材料，大概是爱德华·埃里斯·斯密特写的于1967年在美国出版的名为《年轻的斯大林。一个神出鬼没的革命者的青年时代》的书。本书作者多年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里工作，并且正如序言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俄国暗探局历史方面的专家。爱·斯密特告诉读者许多有关斯大林的传记性的材料之后，分析了有关斯大林同暗探局可能有关系的各种猜疑和证明。他引用了乌鲁沙泽和诺·饶尔丹尼亚两人的材料，但他极不重视而且还推翻了亚·奥尔洛夫和伊·列文的证明。爱·斯密特对1901年3月21至22日夜间梯弗里斯大规模的逮捕事件中斯大林没有被捕一事，表示奇怪。斯密特认为，1904年1月斯大林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跑之事更象是警察局的伎俩。斯密特也详细分析了和阿夫拉巴尔斯克印刷所被捣毁有关的事件。这个印刷所存在的时间是从1903年到1906年。斯密特说，起初是受孟什维克控制的，直到1906年2月才转到联合委员会手里，可是这以后，过了二、三周的时间暗探局就已经知道存在这样一个印刷所了。在警察局袭击了这个印刷所之后，一切和它有关的人员中，只有斯大林和妮娜·阿利德扎洛娃未遭逮捕，妮娜家是斯大林的秘密接头地点。这一切在斯密特看来都是可疑的。1906年4月，不顾警察局如何阻挠，斯大林往返斯德哥尔摩，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那里召开的代表大会这一事实本身，在斯密特看来就证明斯大林和暗探局的联系。但是代表大会的许多其他代表也都是冲破了警察局的重重阻挠去参加大会的。1908年斯大林被逮捕和又一次逃跑之后，他被关进了巴库的巴伊洛夫监狱。斯密特写道，在有些回忆录中，斯大林这次被关进监狱则被认为是非常可疑的（？）的现象。根据斯密特的看法，到了 1913年，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当斯大林必须在暗探局和布尔什维克之间进行选择时，斯大林才断绝了同暗探局的关系。于是1913年7月2日他被逮捕并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边疆。
　　但是不难看出，爱·斯密特列举的全部间接的“罪证”是非常没有说服力的，完全不能成为斯大林和沙皇暗探局有任何关系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有关这一问题的各种说法和证明，也开始在我国部分老布尔什维克中间流传起来。
　　我们在上面已说过，1918年出版的《布尔什维克》一书提到在社会民主党内工作的有十二名大奸细，其中有一名未破案的特务，他的绰号是“瓦西里”。根据这一线索，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回忆起1912年斯大林从流放地逃回彼得堡以后曾和阿伦·索尔茨同住在Т·А·斯洛瓦廷斯卡娅家的一间房子，当时他的党内的化名正好就是“瓦西里”。^[94]
　　本书作者还听到一些与此有关的类似故事和说法：
　　1.三十年代初，历史教授谢普（《十月革命文件集》的编者）有一次在档案库中似乎偶然碰上一份某宪兵局特务约瑟夫·朱加什维里的“档案”。在“档案”中他发现朱加什维里写的请求释放他的呈文。呈文上有一个批示：“如果在押犯同意帮助宪兵局了解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予以释放。”谢普当时在格鲁吉亚中央宣传鼓动部工作。他去找了贝利亚，把卷宗给他看了。贝利亚拿了卷宗，乘飞机去莫斯科找斯大林。斯大林一面看卷宗，一面销毁了全部文件，同时对贝利亚说，这一切都是胡扯，但是要和谢普算这笔帐。贝利亚回到第比利斯后，谢普就被捕了，以后被处决。^[95]
　　2.三十年代中期，外高加索内务部工作人员根据贝利亚的布置在原警察局和暗探局档案中搜集有关社会民主党革命活动的材料时（当时为了准备写一些外高加索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历史的书，贝利亚需要这些材料），在库塔伊西市的警察局档案中似乎是找到了一批秘告社会民主党人的材料。这份密报上有约瑟夫·朱加什维里的签字。这份告密材料被送交贝利亚最亲密的助手卡布洛夫手里，卡布洛夫又把它交给了贝利亚本人。^[96]
　　3.老布尔什维克В·说过，有一次他去斯大林在梯弗里斯的秘密住所时，在那里看到一名高级宪兵军官。宪兵军官走后，这位布尔什维克就向斯大林说：“你和宪兵队的人有什么共同的事要办？这个宪兵军官来你这里干什么？”
　　“嗯……，他在宪兵队帮助过我们，”斯大林答道^[97]。
　　4.1916年底由于前线的形势越来越恶化，当局决定征调一批流放的社会民主党人到作战部队去，其中就有斯大林。在流放者被押解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以后，斯大林请了一天假进城去了，但他没有回来，于是没有到前线去。他尽管住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几乎没有躲藏起来，但是警察局对他在本市的活动没有表示出什么明显的兴趣。^[98]
　　5.奥尔忠尼启则在1912年布拉格会议之后接受了党中央一系列重要任务，他到俄国许多城市去进行活动。一过边境，他马上被暗探局的密探“钉上”了，他们在谢尔戈^[99]的整个长长旅途中监视着他。在某一车站上，斯大林上了车来找奥尔忠尼启则，谢尔戈向他传达了会议决议。他们就在车厢里躺下睡了，但是次日早晨谢尔戈发现斯大林不见了。后来在二月革命后，奥尔忠尼启则问斯大林，他那会儿到哪里去了。斯大林答道：“我发现，有人跟踪我，我怕连累你。”后来，在暗探局档案中发现了密探监视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以及描写他这次整个旅途情况的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似乎一字也没有提到谢尔戈和斯大林的会面。^[100]
　　6.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斯大林是一系列剥夺行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布尔什维克认为：为了革命的需要这类剥夺行动在具备革命形势的条件下是允许的。）在一些剥夺行动过程中枪杀过看守。按沙皇时代的法律，这类“剥夺行动”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直至判处死刑。斯大林参与一些“剥夺行动”之事，对宪兵队来说不是什么秘密。但是，1908年初斯大林被捕后，他受到按当时情况是非常轻的惩罚——仅仅被送到沃洛戈德斯克州索尔维契戈德斯克市流放两年。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暗探局的这种轻判不是偶然的。
　　对斯大林时代的多数检察长来说，如果斯大林本人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领导人，不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话，上述这些材料足够给约瑟夫·朱加什维里签发逮捕证了。但是今天，我们不应该，也不能步他们的后尘。不难看出，上述这些关于斯大林同暗探局有联系之“证明”的依据是很值得怀疑的、是间接的，都是第二手或第三手的材料。这类证明正如至今在西方报刊中登载的有关报道一样，很不近乎情理。例如，为什么斯大林命令枪决了谢普，但留下贝利亚和卡布洛夫？谁能担保老布尔什维克В·所谓在斯大林住宅里见到高级宪兵军官的情况是准确的，是绝对真实的。斯大林经常对自己的老战友进行骇人听闻的诬陷和问罪，这就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有可能有了以牙还牙的愿望。
　　斯大林1912年在党内的化名和不知名的那个奸细的化名相吻合也并不说明什么问题。斯大林有过不少各式各样的党内化名。另外，“瓦西里”这个代号当时许多其他布尔什维克也可能这样叫过。根据暗探局的材料，那个时候斯大林通常被称为“柯巴”或者“高加索人”。
　　Т·菲尔索娃讲的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一同乘火车之事也不太有说服力。实际上，暗探局里有关于他们这次会见的材料。根据暗探局的材料，斯大林于1912年4月9日在莫斯科和谢尔戈会面并一起去彼得堡是扎瓦尔津^[101]上校打电报把这一情况通知彼得堡暗探局局长的。为了暗中跟踪斯大林和谢尔戈，派了三个有经验的密探。谢尔戈于1912年4月14日在彼得堡被逮捕。斯大林是4月22日被捕的，比谢尔戈晚一周。这可能正是因为斯大林从火车上逃走所致。
　　毫无疑问，在中央宪兵局里，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每个领导者都建立了专门档案。但是革命者没有得到这些案卷。众所周知，在二月革命期间，具有革命情绪的工人和士兵群众闯进了彼得堡警察局档案楼，把大批材料从柜子里及保险柜里扔到院里焚烧了。理所当然，这时许多文件无可挽回地被销毁了。诚然，还有人证明，中央宪兵局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者的基本档案在二月革命期间被原驻法国的俄国大使Н·А·马克拉科夫^[102]偷了出来，带到国外去了。据说，马克拉科夫把这批档案加封后交给了美国古维罗夫俄罗斯学院图书馆，并且说现在还不是公布这些材料的时候。将来会表明，这种说法究竟确实到什么程度。不管怎样，我们几乎没有掌握有关斯大林活动（审讯他的记录，密告他的材料等）的多少是实质性的重要的“警察局”的材料。
　　在我们的档案中能够找出来的少量这类的文件，暂时还不能证明斯大林同沙皇暗探局联系的说法。例如，下面是1911年莫斯科和沃洛格达两个暗探局局长之间两封信：

　　“内务部
　　莫斯科公安局长
　　1911年8月17日于莫斯科
　　——
　　沃洛格达省宪兵局局长收

　　绝密
　　亲收
　　根据我下属局掌握的可靠秘密特务机关多次报告，一名正在受行政上流放处分或已处分期满的流放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相当重要的积极活动分子，化名‘科巴’的人现住在沃洛格达市。
　　‘科巴’和国外党的中心建立了直接关系，现在他已收到通知，作为中央巡视员将来国外执行相应的指示和完成某些任务。
　　和‘科巴’的接头地点是：沃洛格达市，伊什梅马托夫商店，彼得·阿列克塞耶维奇·奇日科夫收；‘科巴’需要的路费将寄此地址。”

　　“沃洛格达省宪兵局局长
　　1911年8月21日
　　——
　　莫斯科暗探局局长收

　　绝密
　　您在8月17日第260990号通知中所指出的暂住在沃洛格达市的化名‘科巴’的人乃原政治流放者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里。
　　关于他的材料梯弗里斯省宪兵局局长于3月14日已由警察局局长送到您处（第53号）。
　　从我属局的档案中得知，朱加什维里是1909年2月27日被解送至指定的流放地——索尔维奇戈德斯克市，并于7月24日潜逃，于1910年3月24 日在巴库被捕获，押回索尔维奇戈德斯克市。1911年7月27日期满后被释放，携带通行证到达沃洛格达市。根据他自己的请求，允许他在这里暂住两个月，限期至今年9月19日止。
　　根据侦察机关的材料，我们得知，朱加什维里同其他流放者（伊万·彼得罗维奇·彼得罗夫、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戈鲁别夫、尼古拉·马特维耶维奇·伊利因、亚历山大·扬克列维奇·舒尔、伊罗基恩·伊萨阿克维奇·哈希莫夫、费多尔·伊格纳捷维奇·夏波诺夫斯基、米哈伊尔·阿列克塞耶维奇·卡朗达泽、格奥尔基·阿列克谢耶维奇·柯罗斯捷辽夫^[103]，以及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扎沃伦科夫）企图在索尔维奇戈德斯克市共同组织一个社会民主党派别，召开会议，在那里宣读报告和讨论政治问题。这些集会的目的在于培养有经验的宣传员。我的前任于今年5月17日已将上述侦探机关的材料送到区里（第216号）。朱加什维里于7月19日到达沃洛格达市后住在马洛科兹连斯卡亚街勃布罗娃房子里，从7月24日起已将外号为‘高加索人’者列为监视对象。
　　……可以预言，朱加什维里不久将离此去圣彼得堡或莫斯科会见当地组织的代表，离开沃洛格达市后将继续对他进行监视。
　　考虑到朱加什维里行事谨慎，因此有可能脱梢，所以最好能趁他在沃洛格达市时，对他进行搜查和逮捕。鉴于上述理由，请您告知我们，您那里是否有关于朱加什维里什么材料，足以作为立案的根据？您对马上进行搜查是否有什么不同意见？
　　附带要说明的是，在沃洛格达市对他进行搜查不能预计结果会很顺利，因为此人的活动是异常秘密的。
　　在搜查朱加什维里的同时，打算对其他和他有关系的人也进行搜查。

　　科尼斯基上校。”^[104]

　　很难设想，从这类的通信里可以证明斯大林是一名奸细。
　　这样一来，我们不能同意一些人坚持说斯大林和沙皇暗探局有什么秘密联系，因此不能同意说他由于似乎害怕别人揭发自己而对布尔什维克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斯大林不是给那个早已不复存在的暗探局服过务，他只是为了他自己和他那毫无止境的虚荣心服过务。
　　但不管怎样说，就是我们把斯大林是否和沙皇暗探局可能有联系这一问题交给未来的历史学家去进行彻底的研究，我们在本书中也应该指出，毫无疑问斯大林是一个典型的内奸，但我们说的是在另外一个意义上的内奸。
　　这就是说，斯大林进行争夺权势的斗争时，最喜欢使用的武器就是奸诈行为，而且使用得异常巧妙。
　　早在二十年代党内斗争时期，斯大林用尽一切伎俩煽动党内的分歧，挑拨一部分党内著名活动家去反对另一部分活动家，使党的领导人之间保持相互间敌对和仇视关系。
　　不管我们在基洛夫被暗杀问题上持哪一种看法，我们不能不看到，斯大林利用这次暗害事件以达到他的阴谋教唆的目的，他巧妙地把苏联人民的愤怒引向反对原反对派。至于所谓的三十年代对原反对派领导人进行“公开”政治审讯问题，那么按其后果来说，毫无疑问是世界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阴谋暗害行为。
　　根据彼·亚基尔^[105]证实，斯大林于1937年在一次苏联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宣称，他似乎收到了一封密告布柳赫尔的信，签署告密信的人是布柳赫尔的一名副手。斯大林当时宣布，他不相信这一份密告。实际上斯大林并没有收到他所说的那个人的密告。他讲这样的事是为了挑拨布柳赫尔和他一个战友之间的关系，他的这位战友在布柳赫尔的默许下不久被逮捕了。大家知道，斯大林经常给自己的代表和下级（当然，是口头命令）下达这样或那样的罪恶的命令，这些人则因为执行了这些命令而受到惩罚。但是在审讯过程中他们不可能指出斯大林来，不然的话，除了已有的罪行外，他们还被逼迫承担诬陷之罪。
　　斯大林的阴谋伎俩和他的各种声明这类例子不可胜数。
　　在斯大林的影响下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在实践中也广泛使用了阴谋伎俩。侦查员不仅对犯人进行非刑拷打和百般虐待，而且条件允许时，他们也采用了阴谋伎俩。他们利用了一些头脑不清醒的人们的狂热的爱国主义情绪，请他们帮助揭发危险的“人民敌人”，并为此提供所谓需要的伪造供词。叶·金兹堡写的《陡峭的征途》一书中叙述了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阴谋伎俩。^[106]
　　非常复杂的阴谋手段用于陷害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贝塔尔·卡尔梅科夫。人们知道，贝塔尔和一个女人结了婚，她的第一个丈夫是一个白军军官，当时住在巴黎。她和前夫生有一个儿子，在莫斯科学习。不知用什么借口内务部把这个青年叫到白俄罗斯去，然后在这里的边界上的一个车站把他抓起来了，指控他企图越境逃到他父亲那里去。此后，就炮制了一个贝塔尔·卡尔梅科夫参与反苏维埃政权的“阴谋”案件。
　　同样，用这套阴谋诡计对付内务部自己的干部，一旦他们对斯大林或他的亲信近臣来说是不称心的了。例如，内务部某少将接到任务叫他尽快到国境线去同哨所领导人一起组织捕获一名据说应该在某一地点越境的危险间谍。当这位少将立即动身去边境地区后，他被该哨所领导人为首的边防军拘捕了，并被指控为企图逃往国外。
　　战后时期的所谓“列宁格勒案件”和“医生案件”都是典型的阴谋诡计，是斯大林同一些内务部的负责干部共同制造的。
　　这样，我们看到，斯大林经常象一个内奸一样挑拨苏联人们之间的关系，离间和分裂党，并不是去团结全党，使之实现大联合。所以毫不奇怪，今天许多力图弄清楚斯大林行为的性质和动机的人们，不仅把他同伊凡雷帝等过去的暴君相比较，而且还把他同过去的较有名的奸细相比较。例如，格·波梅朗茨^[107]在他写的那篇很有特色的抨击性的文章《一个历史人物的道德面貌》里，把斯大林同阿杰夫^[108]（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的领导人，同时又是秘密警察的特务）相比拟。米·巴·雅库波维奇在他写的一篇关于斯大林的很有趣的文章中也作了完全相同的比较。雅库波维奇写道：

　　“能把斯大林同哪个历史上的活动家相比拟呢？把他这个人物，从其内心世界说，同什么人加以比较，才能给人们一个形象的认识呢？我认为，不必为此去深挖历史，追溯到遥远的年代，如到伊凡雷帝和彼得一世的时代去寻找同类的人物，用不着去惊动他们的阴魂，我们有更充分的理由去研究一下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这个革命是不久以前才发生的，而且是至今还活着的一些人亲眼见过的。
　　在这一运动中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敏锐的目光不能不集中在二十世纪初期参加这一运动的一个最著名的活动家、悲剧性的而且是凶险的人物上面，此人无疑是智慧过人，具有极大的毅力和坚强的意志，冷静思考和非凡的自制能力，他善于使人们服从于他，跟随他，使他们相信他，相信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然而，与此同时，他却极端蔑视这些人，嘲笑他们的思想。我说的这个人就是叶夫根尼·菲利普维奇·阿杰夫。多少年来他不仅是‘战斗组织’的头头，而且是整个社会革命党人的领导者！他是这个党的实际领导人——是党中央的实际的首脑……他用阴森的尊严接受青年人对他的崇拜，他冷酷无情把自己的青年同志和崇拜者出卖给警察局——他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地把他们送进监狱，送上绞刑架，但是他如果只把自己革命组织的同志出卖给沙皇警察局，他就不可能保持其‘战斗组织’的头头及社会革命党人领导人的地位，因为他很快会被揭发出来并被消灭掉。
　　不是的，为了保持自己革命的威望，他把不少的恐怖暗杀活动坚持搞到底，他十分灵活巧妙地组织了对一些沙皇制度的活动家的暗杀，被杀害的不仅有某些第二流的活动家，甚至还包括领导沙皇帝国国家暗探局机构的内务部部长。阿杰夫本人恰恰就是为他们服务的下属，他向这个机构出卖了无数忠实的革命者，因而深受他们的信任，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是暗探局不可替代的忠实的仆人，他用这种手段使自己成为完全‘经得起考验的’的人。另一方面，他组织了对两个内务部部长——希彼亚金^[109]和普列维^[110]的暗杀。最后又组织了暗杀皇亲（皇帝尼古拉二世的叔叔）——莫斯科省省长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111]。这在‘战斗组织’和整个社会革命党看来是伟大功绩，使阿杰夫在革命者中间取得了不可动摇的信任，革命对他的信任如同阿杰夫在沙皇政府警察局那里受到的信任是一样牢固的。
　　……为什么阿杰夫要玩弄人的生命，从两方面把人消灭掉呢？他为什么一方面消灭自己的革命同志，另一方面消灭自己的警察局头子呢？我想，他在这样的活动中首先和更多的是满足他的权力狂，他的权势欲，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没有可能利用其它形式去得到这种满足。这是权力一切可能的形式中的最大的权力。而杀人则是权力欲的最大最充分的满足。当然，如果具有权力狂的人的性格中还具有血腥残忍之特点，遇事惨无人性，那么这就表现在对人们的蔑视，不相信任何一种思想，而是去玩弄这些思想并根据自己实用主义的需要随心所欲地综合地加以处理。
　　叶·菲·阿杰夫充分地掌握了这一切手段，约·维·斯大林也在同样程度上具备了这一切特点。正如阿杰夫把自己的同志送上沙皇绞刑架一样，斯大林以同样的冷酷的心，毫无怜悯地把党内的同志送去枪杀。这两个人的动机完全一样，这就是不能遏止的、无限的权力欲，从事杀人的行为是最能满足他们的这种权力欲。这两个人之间的差别只在于他们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进行活动的：斯大林通过他所属的国家安全机构实行自己的权力，而阿杰夫是通过沙皇法庭及沙皇警察局或者借‘战斗组织’成员之手实现他的权力。如果阿杰夫掌握国家政权的话，他肯定也采取和斯大林同样的方法。”

六、再谈斯大林的个性和他的犯罪动机

　　总而言之，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无论是斯大林周围人物的阴谋或他自己的病态的怀疑心理都在1936—1938年事件中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尽管这些因素的作用当然不能完全否认。
　　那么，在这些悲惨事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什么？斯大林犯罪的基本因素是什么？
　　首要的和主要的因素是斯大林的漫无遏制的虚荣心（在这方面我们完全同意米·巴·雅库波维奇的看法）。
　　斯大林这样的虚荣心，这样的不可遏制的而又小心隐藏起来的，任何人、任何事情都限制不了的权力欲不是1937年才岀现的，而是早在这以前就存在了。斯大林在国内及党内的权力和影响虽然已相当强大了，但他觉得还不够，他想的是绝对的权力和对他的意志的百依百顺。列宁所制订的党的生活准则总是使斯大林感到拘束。他需要考虑其他党领导人的意见和批评，这一点总是使他恼火，列宁逝世后，他在这些人当中只不过是与之平等的人们之中的第一位而已。
　　斯大林在1937年以前虽然已经腐蚀了我党的许多老的领导人，但他还是很懂得，这些人不可能成为他所设想建立的国家机器的简单的不声不响的螺丝钉。因为这些人也认为，他们参加过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十月革命，参加了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创建工作。所以他们要求在这个党和这个国家领导中也要有自己的一份。
　　斯大林并不是因为患了迫害狂后认为周围的人全是卖国贼和叛徒，因而在国内篡夺了全部权力，不再信任他周围的人了。不是这样，他很早就有意识地追求独裁，追求不受任何限制的个人权力。彼得·察金提供了这方面很有趣的证明材料，他过去是列宁格勒党组织的一名重要干部，是和基洛夫很接近的人。察金说，在基洛夫被选为列宁格勒党委第一书记后不久举行了一次午宴，出席的除了基洛夫、察金和列宁格勒其他一些同志外，还有斯大林和托姆斯基。谈话涉及各方面的问题，但是最后如同当时许多党内同志谈话时一样，不久归结到这样的问题：“没有列宁怎样领导党？”所有的人理所当然地一致认为，应该是集体领导党。斯大林起初没有参加谈话，但后来他站了起来，围绕着桌子走了一圈说：“不要忘记，我们住在俄罗斯，一个沙皇的国家。俄国人民喜欢国家为首的是某一个人。当然这个人应该执行集体的意志。”（非常典型的事实是当时在座的人没有一个人想到，斯大林指的俄国这样的领袖就是他自己，他们甚至于没有估计到斯大林会有这种想法。）
　　可以设想，斯大林是认真地对待他的如下的命题的，即：在我国社会主义越是获得成就和胜利，阶级斗争就越是尖锐化。由于斯大林认识现实的方法是倾向于抽象公式化和对实际情况的简单化和机械化，所以他往往深信他自己创造的这些公式是唯一正确的。但是，当斯大林把这一命题不仅用于原剥削阶级代表人物身上，而且扩大到老革命家，党和苏维埃国家基本干部队伍身上时，毫无疑问，他则是别有用心了。
　　使人奇怪的是，甚至在后来当斯大林提到那些被他消灭掉的人们时，还表现了对他们的某种尊敬。根据亚·伊·托多尔斯基的证实，1938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听取了关于亚·伊·叶戈罗夫的问题，他当时刚被撤除总参谋长和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的职务。
　　斯大林在这次会议发言时谈到叶戈罗夫的前任图哈切夫斯基，他说：图哈切夫斯基的军事天才是不容怀疑的，他对所接受的任务高度的责任感和力图在理论、技术和实践上走在发展着的军事的前面。有一次在乌博列维奇被枪决之后斯大林告诉季·阿·梅列茨科夫说：“你们要象乌博列维奇在世时那样培训自己的部队。”^[112]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斯大林至死为止，对待那些成为他的暴政的牺牲者们的态度总是满怀恶意和仇恨。
　　现在我们知道，斯大林确实害怕自己的许多战友，害怕他们有阴谋勾结。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内务部机构对全体中央委员、甚至政治局委员都进行系统的监视。斯大林住的别墅里通常有几个卧室，每张床上都放着一套床上用品，斯大林自己铺床。睡觉前，斯大林时常检查床下面，他为了便于进行这种检查，卧室的灯没有灯罩，而且电线的长度可以放到地板上。斯大林的别墅有两个出口，一年四季都被严密守卫着^[113]。政治局委员彼此见过面，喝过茶，作过客就可能受到怀疑。但是斯大林的全部行动说明这不过是一个独裁者和暴君怕失去自己权力的恐惧心理，绝不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领袖的过分的警惕性。
　　上述一切事实足够明显地向我们证明，消灭老党员队伍对斯大林说，这是他的一种政策，并且这一政策是完全自觉地实行的。所有事实说明，斯大林和内务部的领导有一个消灭党、苏维埃和军事干部的计划，而这个计划——根据亚·托多尔斯基的说法——按其规模不亚于动员一次强大的军队的计划。这个计划是经过周密思考的，物质上得到充分地保障并巧妙地付诸实践的。这是在世界历史上很难找到先例的、有计划地实现着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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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历史上我们知道，这个或那个政治活动家的不受约束的虚荣心不会自动地导致大规模镇压该活动家的敌人和反对派，甚至当他采取镇压和暗杀手段也不会遇到任何严重障碍时，也不会有这种情况。因此我们在分析三十年代的镇压中个人所起的作用时，不仅应当指岀斯大林的虚荣心，而且也应当指出他的骇人听闻的残忍的天性。还应该谈到斯大林毫无止境的虚荣心和他过分享有的虚名同他的才能有限及对党的贡献是相矛盾的。因为正是这一矛盾导致斯大林和这样一些人发生冲突，斯大林并不是毫无根据地把这些人看成是他当时的或可能是将来的对立面，而且也导致斯大林和那些对斯大林本人忠实的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冲突，他们从来没有反对过他，并且几乎是执行了他的一切命令和指示。应该指出，斯大林从少年时代起，各方面都有一定的缺陷，这些缺陷在他的虚荣心很早就得到发展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凶狠和嫉妒的性格。斯大林没有受到认真而系统的教育，他不懂外文，但到1917年他参加了一个这样的政府，这个政府连敌人都不是毫无根据地称之为欧洲教育水平最高的政府。斯大林周围有不少智慧非凡和具有突出才能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这样的环境里，斯大林有着无止境地想领导一切的欲求，而却是才能有限，因此不能不感到自己作为政治活动家、理论家和演讲家都有许多不足之处。正是这点产生了他的嫉妒心以及对任何真正有教养的党内知识分子心怀仇恨。
　　具有嫉妒心理和虚荣心的斯大林，渴望的不仅是无限的权力，而且还渴望无限的荣誉，所以他身边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历史舞台上起任何较大的作用。因此，许多人往往成了斯大林的敌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党和反对斯大林，而是因为他们在苏维埃政权和党面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根据罗马历史学家的证实，我们知道，罗马的皇帝尼禄自吹自擂地说自己是演员和伟大诗人，他经常不仅杀害那些不给他鼓掌或怀疑他的才能的人，而且也杀害那些在作诗或舞台表演方面真正超过了这位虚荣心很强的皇帝的人。尼禄为了不使人民在自己的记忆中留下任何过去伟大演员痕迹，他命令把这些人所有的全身像和半身像都砸烂了。他甚至想把罗马改名为尼禄堡。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就其实质来说也是和他一模一样的。因为他仇恨和想杀害的不仅是在某时反对过他的人，而且也有那些按其革命贡献来说完全可以和斯大林平起平坐的人，有时甚至是比斯大林有更大的贡献的人。这些人的存在本身妨碍着把斯大林奉为神明，因此这就成了他们应该被消灭的理由。斯大林在世时，全国各地都为他树立了纪念碑，成千的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都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在个人迷信时代多少城市都和斯大林的名字联在一起！斯大林斯克、斯大林诺、斯大林尼尔、斯大林格勒、斯大林纳巴德、斯大林纳康、斯大林、斯大林诺瓦罗什，简直数不胜数。
　　现在我们知道，斯大林到1912年才第一次被选为党中央委员，实际上他当时还不属于那个在列宁周围形成的党的基本领导核心。斯大林在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中所起的作用，也比后来的神话中所讲的要少得多。在革命前，总的说来列宁很少知道斯大林（后来说列宁同斯大林的“友谊”是从他们在塔墨尔福斯会议上第一次会面后就开始的，这种说法和实际情况不一样）。1913年初，列宁又一次见到斯大林，并读过他写的有关民族问题的一篇文章。当时列宁写信给阿·马·高尔基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奇妙的格鲁吉亚人，他收集了全部有关奥地利和其他的材料，坐下来给《教育》杂志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列宁的性格中有着过于偏爱某些人的，地方，在这方面他常有失误。大家知道，列宁这一时期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印象也很好，可是后来我们知道马林诺夫斯基却是沙皇暗探局的奸细。1913年，列宁和斯大林的交往是很短暂的，所以列宁很快甚至于把这位“很奇妙的格鲁吉亚人”的姓名都忘记了。1915年7月列宁写信给季诺维也夫说：“您记得柯巴姓什么吗？”^[114]但是季诺维也夫大概也忘记了他的姓，所以列宁几个月后又问维·阿·卡尔宾斯基：“有件事求您：请打听一下‘柯巴’（约瑟夫·朱……？？我们忘记了）姓什么（请您问斯捷普科或米哈）。这件事很重要！！”^[115]
　　但是，当斯大林在建立和鼓励个人迷信的时候，他渴望而且设法不仅把当前的活动，而且把自己过去的全部活动都无限地进行吹嘘。这样，建立斯大林迷信的需要和我党的历史就显然有了矛盾。斯大林同那些和他关系亲密的人一起，开始直截了当地不知羞耻地伪造历史。他不仅亲自伪造党史的许多材料，歪曲和掩盖许多历史事实，而且还鼓励出版了有着这类内容是伪造的书籍、文章和小册子。
　　但是还有不少人，他们对党史中的事件都非常熟悉而且自己就是亲身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这些人妨碍斯大林的事，他们知道的太多，所以他开始有意识地制造阴谋，把这些人从生活中排挤出去，也许如他所希望的那样，也从历史上排挤岀去。
　　例如，在1935年我国岀版了一本贝利亚写的关于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书，这本书到处散发，大肆宣传。（实际上这本书的作者并不是那位完全不善于从事写作的贝利亚，而是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贝季亚和一些其他的人。贝季亚的书出版后，他本人被诬陷身亡了。）在这本作者被认为是贝利亚的书中，外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真实的历史被粗暴地歪曲了。书中的内容包括这样伪造的说法，即在我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还存在着第二个中心，这个中心是由年轻的斯大林领导的。那份只出过四期，而且篇幅只比一张传单大一点的《战斗报》，却和列宁的《火星报》相提并论了。贝利亚还宣布：斯大林是有名的巴库地下印刷所的创建人，尽管斯大林在那些年代一次也没有到过巴库。
　　理所当然，受到斯大林完全赞许的这类伪造不能不引起我党、特别是外高加索许多著名活动家的愤慨。斯大林和贝利亚一起并不想费点心思去给这些伪造的说法找证据，相反，却决定去消灭掉党的那些活动家，而且把他的功劳归为己有。
　　同样，从肉体上消灭了几乎是所有的中央委员和许多杰出的国家和党的活动家之后，斯大林就为推行那种说十月革命有两个领袖的假话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对红军许多杰出的将领的镇压也可用同样的动机（当然是部分的）加以解释。只有在对这些人进行诬陷和杀害的前提下，斯大林才能“修改”历史，并把红军在内战各战线的决定性功绩都窃为己有。
　　不能不指出，看来，斯大林从他的政治生涯最初几年起就抱有作一个和上帝一样的领袖的幻想。斯大林在1924年谈到他和列宁第一次会面时，写道：“列宁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魁梧奇伟的巨人。当我看见他原来是一个和凡人毫无区别……我是多么失望呵……通常‘伟大人物’……就要出现之前，会场上的人彼此警告说：‘嘘……静一点……他来了。’我当时觉得这一套并不是多余的，因为他能令人肃然起敬。当我知道列宁比代表们到得更早，躲在一个角落里朴实地同那些参加代表会议的最平常的代表们进行最平常的谈话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呵。老实说，我当时觉得这未免有点违背某些必要的常规。”^[116]那时，1924年，大家知道，斯大林很赞扬列宁的这一朴实和平易近人的性格。但是，这样的赞扬并不是诚恳的。我们知道，斯大林成了“伟大人物”之后，为自己建立了完全不同的原则和秩序。凡是不同意这些原则和秩序的人都遭到了他的残酷镇压。
　　在我们看来，这就是导致斯大林犯有骇人听闻罪行的基本动机，当然不是唯一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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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许多写回忆录的人在评价斯大林的时候不仅指出这个人很虚荣，喜好功名，生性残忍，而且还指出他性格粗暴，文化水平不高和没有知识、没有教养。康·康·奥尔忠尼启则在他的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众所周知，斯大林和谢尔戈是亲密的朋友。我经常到我的哥哥谢尔戈那里去，我不仅认识了斯大林而且认识了共产党和我国的许多著名活动家，首先是捷尔任斯基、伏罗希洛夫和米高扬。我特别清楚地记得斯大林于1926年6月到第比利斯来过一次。他是6月1日到第比利斯的，住了一个多星期。和他一起来第比利斯的是阿·伊·米高扬。谢尔戈那时住在加诺夫斯卡亚街（现在这条街叫塔比泽街），斯大林和米高扬晚上就住在谢尔戈的寓所。那时我和他们已经比较熟了。
　　由于斯大林的来访，格鲁吉亚和外高加索的负责干部都聚集在谢尔戈的寓所里，大家一起吃饭，喝了很多酒，并在酒席上合唱了一些歌子。斯大林给我倒了一杯格鲁吉亚葡萄酒，我一口就把它喝干了。后来他又给我倒了一玻璃杯酒，我也一下子喝干了，继续同大家一起唱歌。
　　趁着大家停止唱歌的时候，斯大林用格鲁吉亚语唱了一支歌。这是一支不堪入耳的歌。他不管这里还坐着一些女同志，继续唱他的歌。玛·普·奥拉赫拉什维利不需要翻译，但是季娜伊达·加甫里洛夫娜（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妻子）不懂格鲁吉亚语，她请谢尔戈给她译成俄文。谢尔戈起初不愿翻译，但她非要他翻译不可，因为她看见许多人都表现岀很难为情的样子，在座的人的反应都很异常。当谢尔戈小声告诉季娜伊达·加甫里洛夫娜这首不堪入耳的歌曲的一些句段时，她羞得面红耳赤了。
　　斯大林说话很下流，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但是这次我是亲自了解到：他是如此习惯于说下流话，甚至还唱那些满是不堪入耳的歌词的曲子，更奇怪的是，他一点也不因为当时还有象玛丽娅·普拉顿诺夫娜·奥拉赫拉什维利和季娜伊达·加甫里洛夫娜·奥尔忠尼启则这样的高尚的妇女在场而觉得害羞。
　　斯大林离开第比利斯时，大家又一次到谢尔戈家里作客。又摆好了丰盛的宴席。后来，客人们从谢尔戈家走出来又到马米亚·奥拉赫拉什维利那里玩。马米亚·德米特里耶维奇那时住在帕斯科维奇街（现在这条街以菲利普·马哈拉泽的名子命名了）离谢尔戈家不远。斯大林不愿意去马·德·奥拉赫拉什维利那里，但是谢尔戈说服了他。斯大林可能是被谢尔戈的下面的话说服了，这些话我至今都不能忘记，谢尔戈说：‘这怎么行！他是我们地方政府的首脑，不好意思不去看看他！’马米亚·德米特里耶维奇·奥拉赫拉什维利当时是外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人民委员会议主席。以后的年代证明，斯大林恨透了奥拉赫拉什维利。看来，他很久以前就不喜欢他了，所以当时斯大林同意到他家去是非常勉强的。”
　　同时，在许多回忆录里都指出了斯大林的意志十分坚强。1939年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斯大林的最基本的心理特点使他象狮子在荒漠中能成为动物之王一样，能够取得决定性的优势——这一特点就是他具有非凡的超人的意志的力量。他总是知道他想做什么，并且以不倦的超人的毅力逐渐达到他的目的。有一次他告诉我：‘因为权力在我手里，我是渐进派。’在那安静的办公室里，完全与人隔绝的环境里，他仔细思考自己的行动计划，并且进行非常细致的安排，然后就突然给予非常准确的打击。斯大林的意志的力量压服了和消灭了那些受他影响的人们的个性。他很容易就‘压服了’不仅象米·伊·加里宁这样软弱的和个性不强的人，甚至也‘压服了’拉·莫·卡冈诺维奇这样有毅力的人。斯大林不需要顾问，他只需要执行者。所以他对亲近他的助手要求他们完全服从、听话、百依百顺、完全遵守奴隶般的纪律。他不喜欢那些有自己见解的人们，他用他特有的粗暴把这样的人推开。他文化水平不高……他没有列宁所具备的那种现实主义，李可夫虽然不如列宁，但至少具备现实主义的观点。他没有远见。他在采取某一步骤时，没有能力去考虑它的后果。他是个随心所欲的人。他不能象列宁那样预见事态的发展和指导自发势力，而是跟在事态发展的尾巴后面，蹒跚着，顺着潮流往下游。正如所有一知半解的半知识分子一样，斯大林仇恨真正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斯大林没有国家活动家应有的那种灵活性。他的心理状态和杰林木汗^[117]一样，是一个夺取了独裁权力的高加索强盗。^[118]他对人们是蔑视的，他认为他是对他们握有生杀全部权力的主人。一个狭隘的宗派主义者，总是从带有成见的教条出发的。他和尼·伊·布哈林一样也是公式主义者，差别只在于布哈林是有理论修养的人。斯大林力图把生活套在他已准备好的框框里。活的生活越顺从了他，被‘削足适履’，他就越歪曲和摧残了它，他就斩断了它的肢体。他知道形式逻辑的规律，他的结论是从前提，用逻辑推理得出来的。但是，在那些较杰出的当代人物的背景上，永远看不见他的智慧的光辉。可是他异常狡猾……在‘狡辩’艺术方面谁也不能和斯大林相比。他同时又阴险、背信弃义和打击报复。'友谊'这个词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句空话。他连叶努基泽这样的好朋友都能一把扔掉不管交出去杀了。在家庭生活中，斯大林要求的只是一个流放者所需要的东西，他的生活很简单朴素，因为他象一个严厉的禁欲主义者一样蔑视生活福利：无论是生活上的方便条件，还是饮食，他简直都没有兴趣。他甚至于连朋友都不需要。”^[119]
　　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对斯大林很熟悉，他对斯大林的心理描写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上述描写当然还不是很全面的。
　　是的，斯大林是一个意志力量坚强的人，当他追求他要达到的目标时，他坚定不拔，是不可动摇的。斯大林的意志坚定，不露声色和沉默寡言是许多布尔什维克都佩服的，这些特点使他取得了坚韧不拔的战士的声誉，在许多党的领导人和党员的心目中，对斯大林的这一形象有着某种好感。但是斯大林之所以能够消灭一部分党的领导人，又使另一部分领导人顺从他，并非因为在这些人之中，他的毅力最强，并非因为他比基洛夫或奥尔忠尼启则，丘巴尔或鲁祖塔克，布柳赫尔或亚基尔更坚强和更有毅力。从背后打枪的凶手也并不是比他的牺牲者有更强的毅力的人。同样，诚实的人不去犯罪，也不是因为他没有“坚强的性格”和“顽强的意志”。他不过是不会给自己提出这样的目标，他的性格和毅力是用在另外的事情上。我们往往会把一个能轻易越出人和人之间正常的相互关系的公认准则的人，以及越出诚实的斗争原则范围的人当作是最坚强的人。而这个或那个人践踏公认的原则和标准越多，他周围的一些人就越会把他看成是“有毅力的”坚强的人。然而大多数犯下的罪行并不证明毅力坚强，而只能说明这个或那个罪人的道德原则和观念的薄弱。
　　是的，斯大林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坚强的人物。但他根本不是什么象一些当代人所描写的那样是具有“超人”毅力的超人。只不过是斯大林从来没有过任何坚强的道德原则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从来没有过对人们的爱和尊重，也没有想要为他们服务，他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也从来不承认有什么公认的政治斗争标准。斯大林利用自己在党内地位的优势，从背后去进行突然和阴险的打击，用这种手段，他摧残和消灭了很多人。但是我们不知道，如果斯大林自己也有机会在内务部刑讯室里遭到他加诸于自己往日的朋友和战友的那些折磨时，他的表现是怎样的呢？在那样的情况下，他的“超人”的毅力和坚强性格又会是怎样呢？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埃赫、丘巴尔、鲁祖塔克、布柳赫尔、图哈切夫斯基等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毅力比斯大林薄弱而牺牲了。只不过是我党和我国所拥有的足以能够防止象斯大林这样的人成为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障和有效措施，实在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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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斯科尔尼科夫说斯大林为人狡猾，他说得太不够了。斯大林不简单是为人狡猾的问题，他是一个异常奸诈的人，正是因为他善于给自己戴上任何一种假面具，他才能够得到他想取得的许许多多的东西。
　　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斯大林是非常残忍的人，他不爱人们，而且蔑视人们。他那残忍性格的发作早在大规模镇压之前就不止一次表现出来过，其中也包括对待他周围最亲近的人的关系上。斯大林的妻子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是他那残暴本性的第一批牺牲者之一，她是一个非常可爱而且十分诚实的女子，她在1932年自杀身死了。季娜伊达·加甫里洛夫娜·奥尔忠尼启则对她的朋友说过，她在斯大林家里作客时她的心情总是很沉重的，因为斯大林总是喜欢嘲弄自己“最亲近的人”。恶作剧的对象往往就是他自己的私人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有一次除夕，斯大林想岀了如下的方法取乐：他坐在桌旁，把纸卷成小圆筒，套在波斯克列贝舍夫的手指头上。然后他把这些纸筒当作新年蜡烛点燃了。波斯克列贝舍夫痛得都直不起腰来了，但他不敢把这些纸筒子甩掉。
　　这些恶作剧“玩笑”的对象往往还有那些首次被邀请到斯大林家里作客的新选出来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为了“取乐”，他甚至于能够把一位“新人”推到斯大林别墅的池塘里，或者晚上吃饭时，请他站起来举杯祝酒，这时就在他的椅子上放一块蛋糕，或至少放一个西红柿。
　　但许多人也说，斯大林同时又可能是最殷勤的主人，可能变得非常迷人，对他的客人温柔体贴，说恭维话，款待他们，在就餐期间给他的客人亲自端上这样或那样的高加索菜餚，有时亲自在自己花园里为客人剪下玫瑰花，做成花束，亲自献给客人。（在这里可指出一个偶然巧合，即希特勒也喜欢赠送玫瑰花束，他喜欢闻玫瑰花的香气。）斯大林特别是在接待外宾时，喜欢把自己扮演成一个殷勤好客的主人的角色。这就扰乱了许多人的视听。我们已讲过：里昂·费赫特凡格尔描写他对斯大林的印象时真是百般赞赏。就是伟大的英国幻想小说作家赫·威尔斯也没有能够了解斯大林，他于1934年到过美国，和罗斯福谈过话，不久他就到了苏联。斯大林接见了他。威尔斯描写了他这次同斯大林会面留下的印象，他写道：“我承认，去见他时，我对他有怀疑，而且是有成见的，在我的头脑中斯大林的形象已经形成了，我认为：他为人异常谨慎，狂热地崇拜他自己，他是一个暴君，一个心怀嫉妒，疑心甚重的寡头政治家。我倾向于同意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看法……我曾等待见到一个冷酷无情的、心地凶残的空论主义者（如果这是可能的话），看见一个自鸣得意的格鲁吉亚的山民，这位山民的精神从来没有能够完全摆脱他那故乡的山谷。”^[120]就是这样，威尔斯终于见到了斯大林，并且和他谈了话。
　　“……结果，那些长期期待看到的不会给人带来吉祥的山民的一切特征，都无影无踪了。他是这样的一种人：他的像片或画像会和他本人完全不一样。描写他是很不容易的。许多对他的描写夸大了他的阴暗和沉静。他不喜欢多与人交往，他的纯朴的性格对于那些比较健全的、但缺乏幽默感的头脑无法理解，这些特点，就使他成为虚构各种最奇怪的故事及编造各种丑闻的对象。他那不为外人知晓的、没有什么引人注意之处的私生活比起他那异常重要的国事活动更加保守秘密，于是，当一年前他的妻子因脑部损伤突然去世时，那些有极强的想象力的人，就编造出她是自杀的神奇的传说，因为这样的事，在苏联国内是完全不可能大肆声张，对社会公布的。可是，当我们和他只谈了几分钟的话之后，那些似是而非的传说，那些说他过着秘密的过度的感情生活的怀疑就永远不复存在了……因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更诚恳、更正派和老实的人；他身上并没有什么阴暗的表示不祥的东西，也正是应该用他具有这些品质去解释他所以能够在俄国享有巨大的权力。过去，在见到他之前，我想也许人们说他不好是因为他们怕他。但是，我确实已经弄清楚，相反，并没有什么人怕他，大家都是相信他的。俄罗斯人非常稚气，然而却是狡猾的人民；也许俄罗斯人惧怕他们自己和别人的阴险诡诈行为是有道理的。斯大林是一个一点也不狡猾，一点也不阴险的格鲁吉亚人。他的坦率的正统思想是他的战友们安全的保障……他们被列宁的思想所陶醉，所以，起初他们很怕会偏离他能出奇致胜的路线……”。我们看到，这样一来，威尔斯对于他和斯大林会见的描写，与其说是给斯大林画了像，还不如说是给自己画了像。
　　不过，许多苏联领导人和文化界人士（特别是比较年轻的，在战争年代和战后年代被提拔起来的干部）也被斯大林的殷勤和关怀的态度所迷惑。例如，1947年一位在自己别墅里休息的元帅接到电话被邀请去参加“主人”的午宴。午饭是在较随便的气氛中进行的，斯大林经常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地踱步。他突然走到元帅面前问道：“我听说您不久前还被关着呢？”元帅答道：“是的，斯大林同志，我被关起来了。您看，我的事情搞清楚了，我被释放了。可是有多少很好的、很优秀的人才在那里牺牲了！”元帅突然用这样的话结束自己的答话。
　　斯大林慢慢说道：“是的，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很优秀的人才呵！”斯大林突然转身从房间里走了出去，他到花园去了。在桌前就坐的人都吓得不说话了。马林科夫愤怒地小声说道：“您对斯大林说的是什么呀！这可是干什么？！”几分钟后斯大林回到房里。他手里拿着玫瑰花。他把一束花送给了这位元帅，另一束送给了元帅的妻子。本来已经作好各种坏的准备的这位元帅弄得惊奇不已，然而，此后他在斯大林面前就永远没有再提过牺牲的同志了。
　　斯大林为了给这样和那样的一些人留下良好的印象，有时，简直在他们面前演出一场又一场的戏。例如，在战后，他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一位海军上将，突然，斯大林把波斯克列贝舍夫叫了来，波斯克列贝舍夫把一叠有关语言学问题的书放到斯大林的桌子上。把这些书名（其中有一些是革命前的书）讲了一遍之后，说：“有些书暂时还没有找到。“真是没有斯大林不研究的问题”，这位海军上将这样想。
　　Е·瓦尔加^[121]院士告诉他的朋友们，说他每次去看斯大林时，他的桌上总是放着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
　　还在战争年代，有一个关于飞行员的故事曾经广为传播，故事说这位飞行员在克里姆林宫接受了苏联英雄称号和金星勋章之后，当天夜里在莫斯科街上开枪打死了一个缠着一个姑娘不放的男人。巡逻兵拘捕了飞行员并把他送到了卫戍司令部。这件事向斯大林上报了。斯大林问，按“苏联法律”他能为飞行员作些什么？人们告诉他，斯大林只能办一件事：在开庭审判之前取保释放飞行员。斯大林亲自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写了一份申请，提出由他担保，要求释放飞行员。飞行员返回自己部队，不久他在空战中牺牲了。^[122]
　　还在1935年，斯大林在那次为军事学院毕业生举行的宴会上，突然为布哈林举杯祝酒，他说：“同志们，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干杯，我们大家都爱他，熟悉他，有谁如果要纠缠老账不放的话，那就叫他滚开吧！”
　　亚·科萨列夫的妻子在为纪念科萨列夫的晚会上举过一个说明斯大林耍两面派的极典型的例子。她在发言时说：“1938年夏天当巴巴宁^[123]探险队^[124]回到莫斯科时，在克里姆林宫里首长会见了队员并举行了盛大宴会。莫洛托夫为包括科萨列夫在内的所有出席宴会的人，依次举杯祝酒。当为某一个人干杯时，这个人走过去和斯大林碰杯。萨沙^[125]也走了过去。斯大林不仅和他碰了杯，而且拥抱了他，还吻了他。当萨沙回自己坐位以后，他脸色苍白、恐慌万分，他对我说：‘咱们回家去吧。’当我们坐上车回家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他一下子情绪坏成这个样子？他说：‘当斯大林吻我时，他在我耳边上说：如果你叛变——我就杀了你’”。几个月后科萨列夫确实被害了，虽然他一点也没有反对斯大林。^[126]
　　斯大林这类非常善于耍两面派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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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们看到，把斯大林说成是具有“不可摧毁的毅力”的某种“超人”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提醒大家，要防止对他作出其它一些片面性的评价。
　　例如，如果认为斯大林就是一个以阴谋和罪恶的手段钻进党的领导里面来的一个普通的虚荣心很强的暴虐之徒和两面派，那就不对了。作为一个人，及作为一个领袖，斯大林是一个复杂得多的，充满矛盾的人物。理所当然，我们今天已经无论如何不能再称斯大林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了。遗憾的是，不仅中国的领导人，就是一些苏联历史学家和党的工作者继续断言，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斯大林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样的时候“列宁主义者”这一概念他们不大提，就是提也说得不清楚）。为了给他们的这类断言找根据，往往引用那些早已出版的斯大林的著作，如：《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论列宁主义基础》、《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关于列宁主义问题》等等。
　　我们不认为把斯大林当作政治活动家对他进行评价时持这种态度是正确的。首先，已出版的斯大林的全部著作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的公式化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如果列宁讲到布哈林时说他的理论观点“如果也能称之为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就大大应该怀疑了”，那么这样的评语用以评价斯大林的理论著作，就更加有理由了。（关于这点我们在下面还要详谈。）但事情当然不仅在这方面。在许多情况下，斯大林的话和作的文章无疑都是象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不能不考虑到我党的思想体系，不能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但是就其本质来说，斯大林从来都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在他活动的最后的二十五年。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这个或那个概念的体系，而且是观念和道德原则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基本的道德原则之一就是热爱人民，忠于人民大众的利益，力求为全体劳动人民谋自由和幸福。但是斯大林从来没有具备过的，正是这样的道德品质。大概可以说，斯大林的政治观点的体系在他活动的前一个时期是在马克思和列宁的影响下形成的。但是他的这些政治观点并没有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信念和思想、道德的原则体系。所以毫不奇怪，当斯大林掌握了政权他很容易就蜕变了，迅速的失去了他在自己活动的前一时期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表面的特点。我们之所以说是表面的特点，是因为斯大林从本质上看，从来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实际上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同路人。
　　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一些动摇的和不忠实的人参加了革命运动，但是随着革命的发展他们从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蜕变为暴君和独裁者。难道拿破仑政府和波旁王朝中握有无限权力的警察署长，法国最富有的人约瑟夫·富歇^[127]不也曾经是一个最激进的雅各宾党人吗？难道富歇没有号召平等和友爱，没有没收富人的财产，没有枪杀成百的被他宣布为革命敌人的人吗？难道不正是富歇在1794年被选为雅各宾派俱乐部主席吗？可是七年后正是这个富歇到处搜捕和迫害了雅各宾党人，再十年之后又去搜捕和迫害了波拿巴党人。
　　看来，斯大林在评价富歇时，对他表示了尊重，这并不是偶然的。三十年代初，斯大林在读了斯·茨威格^[128]写的《约瑟夫·富歇》一书的俄译本后说：“这是这样的一个人，他骗过了所有的人，他愚弄了所有的人。”
　　大家也知道，墨索里尼在他的政治生涯初期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那时他正是参加了意大利社会党的左的、最激进的一翼。可是1922年正是这位墨索里尼成了意大利的法西斯专制主义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魔鬼》中对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俄国革命运动的全面描写无疑是被极端歪曲了的。但是这一小说的个别细节和人物无疑是很值得引起重视的。这是因为俄国革命运动中不仅有车尔尼雪夫斯基^[129]在小说《怎么办》中所刻划的人物——拉赫美托夫、吉尔沙诺夫、罗普霍夫和薇拉·巴甫洛夫娜。遗憾的是，在这一运动中也有过象利普金这样的人物，用陀思妥耶夫斯基话说，他是一个省里的小官吏，是个好嫉妒、粗野的独裁者，是一个吝啬鬼、一个高利贷者；此外还有象魏尔霍文斯基这样的两面派、骗子手，卑鄙无耻之徒和杀人犯，他已准备好在“新的”俄国由他来“接受政权”，他想的是把自己少量的支持者团结起来，不是用共同的思想和良好的目标，而是把他们用共同负责罪恶活动这一点团结在一起。这类的“社会主义者”是存在的，可以举俄国革命者涅恰也夫^[130]（1847—1882）为例，他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秘密团体《人民的惩罚》的组织者。涅恰也夫曾真心诚意地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号召他的拥护者：“为了社会主义‘抛弃掉’那些缠绵娇弱的感情，如亲属关切、友谊、爱情、恩德、甚至于荣誉本身。”涅恰也夫宣称：“革命者只知道一门科学：消灭和摧毁的科学。他只是为了一个革命目标而生活在世界上，片瓦无存地毁掉一切，让世界上出现尽可能多的废墟，多数革命者会无影无踪地遭到牺牲——这就是前途。毒药、刀斧、绞索都会变成圣洁的，因为革命使一切事物都受到圣洁的洗礼。”^[131]
　　为取得社会主义胜利，涅恰也夫式的方法和条件是：个人迷信，盲目顺从“领袖”，被联结成为一个链条的每个环节上的社会主义者们，他们之间建立相互的监视制度，对组织的全体成员层层进行欺骗，耍弄阴谋伎俩。
　　阿·马·高尔基于1917—1918年在半孟什维克报纸《新生活》上写了不少文章。高尔基当时反对十月革命，他的主要观点正如他当时的整个思想体系一样，我们是不能接受的。高尔基显然是在许多问题上迷失了方向，但是他的一些观察和言论还是很深刻和精确的。例如，高尔基在1917年末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在观察我们今天的革命者的工作时，可以很明显地分辨出两种人：一种可以说是永恒的革命者，另一种是暂时的，今天的革命者。属于第一类的人，他身上体现着普罗米修斯的取火思想，是推动人类走向完善的全部思想的精神的继承人，这些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理智之中，而且体现在他的感情里面，甚至于体现在下意识的领域里。他是充满活力的思想之无限的链条上的一个生气勃勃的，闪闪发光的环节，在任何社会制度里，他那思想和感情的综合，使他终生都会对现实不满，因为他知道并且相信：人类有力量能无限地把美好的事物创造得更加美好。
　　他热爱那种青春永在的真理，这不是那感情冲动的，肉体上的爱，不是那用拳头打进人们的心灵和头脑的爱，不是要叫人们受到已经过时的僵化了的真理的奴役或者是叫人们不可救药地去眷恋那已经陈旧的曾几何时是真理的思想……
　　永恒的革命者是一种促进人类的头脑和神经奋发的酵母，或者说，他是那摧毁他以前存在的真理之天才，他去建立新的真理；或者说，他就是一个很朴素的人，他心情平静，相信自己的力量，他心上燃烧着一团几乎是看不见的小火，然而这火光正在照耀着通往未来的道路。
　　暂时的革命者，即今天的革命者是属于这类的人，他病态地尖锐地感受到社会加诸人们的苦难——欺凌和污辱。他的理智接受了时代提供给他的革命思想，然而他的全部身心的感受仍然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是一个悲哀的，往往是悲喜剧型的存在，他之来到人间，似乎是专门为了对革命思想的文明的，人道的，全人类性的内容进行歪曲：毁坏它的声誉，把它变成可笑的、庸俗的、荒谬的东西。
　　首先，他就很生自己的气，因为他没有天才，没有力量，因为他受到了污辱，甚至于因为他坐过牢、流放过、曾经有过一个流亡者的困苦的生活和处境。他象一块海绵，全身吸饱了复仇的感情，渴望对欺凌过他的人百倍地进行报复。那只是在理智上被他接受了的思想，并没有在他的心灵里生根，因此，他的这样的思想就和他的行为、他和敌人的斗争方法发生了直接的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他的用以对敌人的方法就是敌人对付他的方法，其它的方法是他所不能接受的。
　　……他的思想在他的此生此世里，迫使他在生活中或某一个人的身上首先去寻找那些反面的特征和现象；在他的心灵深处充满了对这个入的鄙视，因为这个人曾有某一次或百次地使他受过苦，然而这个人为了发现和研究另外一些人的苦难曾不知遭受过多少苦难，这他就不管了……
　　……他对待人们，象一个没有才能的学者对待那些供他进行残酷的科学试验的狗和青蛙一样，然而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这区别就是：没有才能的学者毫无益处地折磨这些动物时，他是为了人的利益也这样做的；可是那位今夭的革命者拿人们进行试验时，往往远非是诚心诚意去做的。
　　人们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材料，这种材料越是用起来方便，它（材料）就越少崇高的精神。如果一个人的个人的和社会的自我意识已经提到能去抗议那纯属表面的、形式的革命性时，今天的革命者就毫不客气地威胁那些敢于抗议的人，说要惩处他们，象许许多多这种类型的代表人物曾经做过和正在做的那样。
　　他是一个冷酷而疯狂的清教徒，他阉割革命思想的创造力，当然，他不能称之为历史的创造者，他绝不会是新历史的理想的主人翁。”

　　高尔基对“暂时的革命者”做过的精辟、准确的令人惊服的定义，这定义对斯大林也完全适用。然而非常奇怪，高尔基本人以后确实没有发现这一点，在三十年代中期他成了一位和斯大林关系相当亲密的人了。^[132]
　　近几十年中科学幻想文学中也不止一次地提出了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蜕变为暴君和独裁者的问题。在这方面写得特别有趣的是赫·威尔斯的小说《上帝的惩罚》。我们在前面已写过，威尔斯在1934年会见斯大林以后，他用多么尊重的口吻说他为人诚恳、毫不阴险，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但是三十年代后半期他对斯大林的看法显然改变了。看来，正是苏联发生的事件反映在他1939年写的那本《上帝的惩罚》的小说中。这本小说所描写的是某一“具有创造精神的革命”，新的世界战争导致了在知识分子领导下的这场革命。当交战双方的国家正在缔结和约，前线的战士在进行联欢的时候，“具有创造精神的革命”的领导人拉德·乌易尔图消灭了想成为新独裁者的联合军总司令。但是革命又面临着新的危险。
　　由拉德领导的小组开始领导世界上一切事情。他进行了许多必要的改革，包括最大的和最小的改革，如日历改革，一年中多出来的三天用人类诞生的三个最大的人物命名——达尔文日、列宁日和拉德日。这个小组的力量就在于他不断地实现那些已成为人类共同需要的一切事物。拉德本人以“一个最普通的人"闻名天下。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在他的战友中突岀自己。报纸上很少见到他的像片。他不仅发表政治问题讲话，而且在生活问题上给人们出主意。拉德的人数众多的秘书班子学会了模仿拉德签字的笔迹：答复世界各个角落寄来的大量的信件。拉德在革命面前的贡献是如此之大，他的为人如此使人倾倒，所以他的战友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他创造了特殊的地位。这时全世界的宣传机构都对拉德个人歌功颂德起来。他得到完全不受监督进行活动的可能。他自己也慢慢相信了自己具有特殊的才能，是一个天才。于是敢于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上持有自己见解的教授被开除出大学。他组织了秘密警察——保卫革命部。所有社会组织都被解散了。所有和拉德一起共同开始革命活动的人都被枪决或被撤职。政府的医生也被枪决了。后来已经没有什么人可镇压。但是拉德已患有迫害狂症。所以他这位以前的反法西斯分子，决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反犹太人大屠杀。在实现这一计划的前几天拉德去世了。后来发现，他是被童年时代的好朋友毒死的。他说，我想从那位曾经为革命作出了如此重大贡献的人的手里挽救出革命。在拉德死后，由于幸存的革命者的努力，民主和思想自由被恢复了，这次是永远地被恢复了。^[133]
　　我们深信，斯大林从来没有企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但是斯大林的罪恶的方法和行动给社会主义事业及无产阶级专政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斯大林在个人迷信时代完全取消了十月革命取得的一项主要成就——社会主义民主。斯大林因为首先依靠了惩罚机构并给他们以无限的权力，他就使党的领导作用受到相当的破坏。同样，他给我国的工农联盟以沉重的打击。
　　但是，在他摧毁和破坏那些列宁和党创立起来的许多东西的同时，斯大林在许多情况下都还是被迫去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和劳动大众的情绪和要求。斯大林不仅在口头上被迫提出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论点，而且在一系列情况下，在形势的影响下，不能不象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去行动。我们已清楚知道，斯大林沉重地打击了我们的苏联科学和知识分子。但同时他也不能没有知识分子。所以他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促进我国文化革命的实现，促进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建立。斯大林因镇压了红军将领和共产国际活动家，帮了法西斯的大忙。但是在德国进攻苏联后，斯大林起来反对了法西斯，这样他就帮助和支持了欧洲及亚洲国家的劳动者的反帝反法西斯的斗争。
　　斯大林所关心的不仅是保持自己的权力，而且也要保持自己的声望。他对当代人及后代人如何评价他自己是万分关切的。他曾想为几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建立起对自己的个人迷信。当然，他没有想到在他去世十年后，苏联人民会去摧毁那为他建立的一切的纪念碑和许许多多还存在的（尽管离全部还差得很远）对他个人迷信的残余。
　　事实证明，人们经过不同的途径和不同的原因走向社会主义。列宁之所以走向社会主义不仅是因为他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正确性，而且也由于在他身上培养出来的、对全世界劳动者及被压迫者的热爱。
　　布尔什维克党不仅是列宁的产儿。正如老布尔什维克叶·德拉勃金娜所写的那样：“它（党）是他全部的爱。列宁象爱党那样，如此爱护地对待党员们——这些职业革命家，他们的生命每时每秒都是属于革命的。对列宁来说，他们是最高类型的人，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那样是‘茶里的咖啡因。’”^[134]
　　斯大林对待党和他的干部则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因为斯大林走进革命队伍，不是因为他热爱受苦受难的人类，热爱工人阶级，而由于渴望权力和虚荣，企图出人头地，想置人们于自己的意志之下。斯大林从他革命活动最初几年起，他的突出的特点就是漫无边际的虚荣心和自命不凡。
　　米·伊·罗姆的一个朋友，他是著名的莫斯科地下干部、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儿子，他曾向米哈伊尔·伊里奇^[135]讲了一件有趣的事情。1912年某一天，当米·伊·罗姆的朋友只有九岁的时候，有一个高加索人来到他们莫斯科的家里。他同父亲说了些什么，父亲马上就出去了。高加索人留在家里，就和男孩谈起来了，这男孩很机灵，因此获得了他的好感。大约过了四小时之后门铃响了。男孩跳了起来，但是那个高加索人把他按住了。“等一下，等一下，”他对男孩子说，用一只手抓住他的肩膀，另一只手使劲打了他一记耳光说道：“不要哭，不要哭，记住，今天和你讲话的是斯大林”。
　　母亲回来了，后来父亲也回来了，但他们马上和斯大林一起出去了。男孩子后来把这客人的奇怪举动告诉了他的父母。直到后来他们才知道，在格鲁吉亚许多小山村里有这样的习惯：如果一个公爵来到农舍里，农民就把自己的儿子叫到房间里来，然后使劲打他耳光，并且还一面说：“记住，今天某某公爵来过我们的家。”
　　对斯大林来说，布尔什维克党永远只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的工具和手段。是的，我们知道，个人迷信的宣传者为了把他描写成一个经常关心人民疾苦的人，一个朴实、平易近人和富有同情心的人而作了不少的努力。但现在也同样知道斯大林本人和创造岀来的斯大林形象离现实差得多么远。实际上，对普通劳动者来说，他是高不可攀的，他从来不同普通的人见面，也不觉得有任何需要去会见这些人。那些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地方——工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他都没有去过。斯大林对人们的命运是无动于衷的，对他来说，这不过是那架巨大的、没有灵魂的国家机器上的一些小螺丝钉。因此社会主义思想对斯大林来说，已失去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给予的含义，这些思想对斯大林来说，只是枯燥无味的教条而已。
　　斯大林终于相信了自己的特殊性，他显然认为，和他建树的历史功绩的伟大意义相比，那些似乎是他不得已才犯下的罪行是微不足道的，这些只不过是运动中不可避免要付出的学费。实际上我党和我们革命的任何一个敌人都没有能够给我们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比斯大林更大的危害。

^[1] 《新世界》杂志1962年第5期第152页。

^[2] 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韦杰宁（Андрей Яковлевич Веденин，1900年12月27日——1984年6月13日），1919年加入红军。1931—1934年任花刺子模军区政委。1934—1937年任吉尔吉斯军区政委。1937—1938年任维亚济马军区政委。卫国战争期间曾任第999兵团司令、第118兵团司令、第3“山”军团司令，参加了斯摩棱斯克战役和布拉格战役。1943年晋升为少将军衔。卫国战争胜利后曾于1953—1967年担任克里姆林宫军队司令。1967年退休。

^[3] 安·雅·韦杰宁：《年代和人们》莫斯科1964年版第55页。

^[4]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3卷莫斯科1962年版第119页。

^[5] 丹尼尔·费多洛维奇·谢尔基奇（Даниил Фёдорович Сердич，1896年8月10日——1938年7月28日），1914年入伍。1916年获圣乔治十字勋章。二月革命后从事革命活动。积极参加了七月事变，并因此被捕。1917年10月获释，积极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8年加入俄共（布）。1932—1935年任第4兵团司令。1935—1937年任白俄罗斯军区第3骑兵军团司令兼白俄罗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7年平反。

^[6] 见И·Д·奥恰克：《达·谢尔基奇》莫斯科1964年版。
　　“建立个人友谊”是一种风俗习惯，两人挽臂喝建立个人友谊酒，进行过这样的仪式的朋友，两人即成为知交，不互称“您”，而称“你”。——译者注

^[7] 格里戈里·伊萨科维奇·布罗伊多（Григорий Исаакович Бройдо，1884年11月7日——1956年5月23日），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并担任塔什干苏维埃主席。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1—1923年任苏俄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1921—1925年任东方共产主义工人大学校长。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新闻部副部长。1927—1930年任萨拉托夫共产主义大学校长。1933—1934年任塔吉克斯坦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34—1936年任俄罗斯联邦副教育人民委员。193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41年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45年被判处10年徒刑。1953年斯大林死后获释。1955年平反。1956年逝世。

^[8] 《真理报》1938年1月。

^[9] 马特维·费多罗维奇·什基里亚托夫（Матвея Фёдорович Шкирятов，1883年8月3日——1954年1月18日），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一战时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曾任莫斯科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军事局成员，图拉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全俄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1920年任服装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1—1953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22—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37—194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52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1952—1954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4年逝世。

^[10] 《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39年版第175页。

^[11] 参见本书第329页。——译者注

^[12] 指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译者注

^[13] 《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39年版第561页。
　　注：米沙科娃的揭发材料首先交给了什基里亚托夫去检查。他虽然支持了米沙科娃，但只建议为“迫害”米沙科娃给科萨列夫以警告处分。他为此事给斯大林写了一个便条，上面写道：“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象往常一样，我给你写了这张条子。如果欠妥，请你改正。”结果斯大林“改正了”。在共青团中央第七次全会上，什基里亚托夫发言时已经完全用另外的调子谈米沙科娃的问题了，他喊道：“你们企图把米沙科娃身上的一切斯大林式的布尔什维克的作风加以扼杀，但您，科萨列夫，您办不到，因为斯大林亲自干预了这件事情。”
　　（引自В·Ф·皮金娜在革命博物馆纪念阿·科萨列夫诞生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1963年11月21日。）

^[14] 亚·谢·雅科夫列夫：《生活的目的》（设计师笔记）莫斯科1966年版第179页。

^[15] А·沙拉金（Г·А·奥杰罗夫）：《图波列夫的禁闭棚》《播种》出版社1971年版第38页。

^[16] 季诺维·季莫费耶维奇·谢尔丘克（Зиновий Тимофеевич Сердюк，1903年11月2日——1982年8月8日），1923年加入共青团。1925年加入联共（布）。1938—1954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1939年起成为赫鲁晓夫的助手。1939—196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7—1949年任乌共基辅省委第一书记。1949—1952年任乌共中央委员会书记。1952—1954年任乌共利沃夫省委第一书记。1954—1961年任摩尔多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1—1965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65年退休。

^[17] 格里戈里·阿尔特米耶维奇·阿鲁丘尼扬（Григорий Артемьевич Арутинов，1900年11月7日——1957年11月9日），早年加入孟什维克。1919年加入俄共（布）。1930—1934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兼格鲁吉亚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34—1937年任格共（布）第比利斯市委第一书记。1937—1953年任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37—195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年起兼任埃里温市委第一书记。1939—1952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2—195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4年被解除一切职务。

^[18] 见《亚美尼亚共产党（布）的历史片断》埃里温1964年版第355页。

^[19] 阿卜杜拉·卡里莫维奇·卡里莫夫（Абдулла Каримович Каримов，1896—1940），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2—1924年任土耳其斯坦共产党（布）费尔干纳省委书记。1923—1927年任费尔干纳契卡主席。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34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兼中亚经济理事会副主席。1934—1937年任乌兹别克斯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6—10月任乌兹别克斯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7年被捕。1940年遇害。

^[20] 引自К·伊克拉莫夫（阿·伊克拉莫夫的儿子）的回忆录。

^[21] 见《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的历史片断》塔什干1964年版第295—296页。

^[22] 见《乌克兰共产党的历史片断》基辅1964年版第466页。

^[23] 《真理报》1937年4月1日。

^[24] “斯塔希克”是柯秀尔名字“斯坦尼斯拉夫”的爱称。——译者注

^[25] 引自格·伊·彼得罗夫斯基的孙子——历史学家拜·彼得罗夫斯基的材料。
　　Д·М·巴采尔根据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妹妹的说法，对这段插曲的描写有些不同。根据这一证实材料，格·伊·彼得罗夫斯基是因为向政治局会议写了一份申诉书而被召到克里姆林宫的。听完他的申诉后，斯大林粗野地告诉这位列宁时代的老干部说：“我们还同你客气，人们交待的关于你的材料已绰绰有余。”彼得罗夫斯基问：“谁的交待？”斯大林答：“就说柯秀尔吧”，并转身命令叶若夫：“让他和柯秀尔对质。”这样，根据以上说法，上面讲的对质场面是在叶若夫办公室里进行的。

^[26] Н·Р·米罗诺夫：《苏联共产党的纲领和继续加强法制和法律程序问题》莫斯科1962年版第7—8页。

^[27] 见《真理报》1964年9月18日。

^[28] 见《苏维埃克累马报》1938年1月17日。

^[29] 安·路·斯特朗：《斯大林时代》莫斯科1957年版第71页。

^[30] 同上第138页。

^[31] И·韦尔霍夫采夫：《党内生活中的列宁规范》莫斯科1962年版第29页。

^[32] В·塔利阿诺夫：《看不见的战役》莫斯科1964年版第74—75页。

^[33] 斯维特兰娜·伊索福芙娜·阿利卢耶娃（Светлана Иосифовна Аллилуева，1926年2月28日——2011年11月22日），斯大林的女儿。

^[34] 斯·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纽约1968年版第70、130页。

^[35] 亚·伊·托多尔斯基：《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莫斯科1963年版第5页。

^[36]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亚历山大罗夫斯基（Сергей Сергеевич 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ий，1889年？月？日——1945年8月17日），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被捕。1910年获释后流亡德国，在德国期间倾向于社民党左派。1918年参加了基尔水兵起义。1919年参加柏林一月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并被驱逐回苏俄。1924—1925年任内务部中欧司司长。1925—1927年任驻立陶宛全权代表。1927—1929年任驻芬兰全权代表。1929—1931年任乌克兰财政人民委员。1931—1933年任驻德国大使馆顾问。1933—1939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全权代表。积极参加了卫国战争。1943年被捕。1945年遇害。1956年平反。

^[37] 见《贝奈斯回忆录》伦敦1954年英文版第19—20页。

^[38] 德国纳粹头目之一。——译者注
　　莱因哈德·特里斯坦·欧根·海德里希（德语：Reinhard Tristan Eugen Heydrich，1904年3月7日——1942年6月4日），德国纳粹党党卫队领导人。1931年加入纳粹党和党卫队。1939年出任国家安全总局（RSHA）局长。1941—1942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占领区摩拉维亚与波希米亚副行政首长。1942年被英国派遣的捷克特工暗杀身亡。

^[39] 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斯科勃林（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Скоблин，1893年6月9日——1937年（或1938年）？月？日），1914年入伍。1917年起在科尔尼洛夫军队中任职。内战期间先后跟随科尔尼洛夫和弗兰格尔作战。1920年晋升为少将军衔并移驻波兰。1927年流亡保加利亚。1929年流亡法国。1930年（一说1931年）被格别乌招募。1937年参与绑架白军将领叶夫根尼·米勒。事情泄露后逃往西班牙，在西班牙被格别乌暗杀。

^[40] 见А·М·涅克利奇：《1941年6月22日》莫斯科1965年版第86—87页。

^[41] 见В·哈根：《秘密战线》，В·亚历山大罗夫：《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等。

^[42] 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斯瓦尼泽（Александр Семёнович Сванидзе，1886年？月？日——1941年8月20日），苏联历史学家。斯大林第一任妻子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的哥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20—1921年期间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21—1922年任外高加索联邦财政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驻德国贸易特使。1935—1937年任苏联外贸银行董事局副主席。1937年被捕。1940年被判处死刑。1941年遇害。1956年平反。

^[43] 格奥尔基·洛沃维奇·帕拉莫诺夫（Георгий Иович Парамонов，1907—1954），1927年加入格别乌。1939年加入联共（布）。长期担任贝利亚的助手。1953年被捕。1954年被处决。

^[44] 路易十一（Louis XI，1423年7月3日——1483年8月30日），法兰西瓦卢瓦王朝第六位国王（1461—1483年），绰号“万能蜘蛛”。在位期间吞并了勃艮第公国、安茹公国、普罗旺斯伯国和曼恩伯国等，基本统一了法兰西全境。

^[45] 特里斯丹·赫尔米特（Tristan l’Hermite，？—1478），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宠臣。

^[46] 马柳塔·斯库拉托夫（Малюта Скуратов，？——1573年1月1日），俄国政治家、军事家。伊凡雷帝的宠臣。

^[47]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02页。

^[48] 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公元前745—681年），新亚述帝国君主，公元前705—681年在位。

^[49] 保罗一世·彼得罗维奇（Павел I Петрович，1754年10月1日——1801年3月23日），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第十三位沙皇（1796年11月17日——1801年3月23日）。

^[50]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阿列克谢耶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лексеев，1873年11月4日——1972年5月15日），189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维亚特卡。1899年流亡英国。1922年起在共产国际工作。1931—1933年任苏联驻英国贸易代表团团员。1954年退休。

^[51] 印古什人为高加索的少数民族。——译者注

^[52] 古·迈耶尔：《赫鲁晓夫的报告和美国左派运动的危机》莫斯科1957年版第17—20页。

^[53] 《医学大百科全书》1961年第23卷第242页。关于斯大林患精神分裂症的说法应该马上排除，因为精神分裂症的表现是情绪和意志领域的障碍（无动于衷、漠不关心、意志冲动的降低）。思维的逻辑性和目的性被破坏，发生幻听和其它幻觉，个性消失。这些特征在斯大林身上显然是没有的。

^[54]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科瓦列夫斯基（Павел Иванович Ковалевский，1850年（或1849年）？月？日——1931年10月17日），俄国心理学家。

^[55] П·И·科瓦列夫斯基：《历史中的精神病方案》第3卷（哈尔科夫1893年版）第65—75页。

^[56] 这里用了医学术语，即表示，心理活动不受影响。——译者注

^[57] 例如，见上面已提到的П·И·科瓦列夫斯基所著书中的一节《伊凡雷帝及其精神状态》，也见А·利奇可的文章：《精神病学家所看到的》，《科学和宗教》杂志1965年第10、11期。

^[58] “有行为能力的人”指对自己的行为在法律面前能够负责的人。——译者注

^[59] 《真理报》1937年9月28日。

^[60] 见《军事史》杂志1965年第10期。

^[61] 康斯坦丁·亚历山德罗维奇·乌曼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Уманский，1902年5月14日——1945年1月25日），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2—1931年是罗斯塔通讯社和塔斯社成员。1936—1939年任驻美国全权代表顾问。1938—1939年任驻美国代办。1939—1941年任驻美国全权代表。1941年5—11月任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1943—1945年任驻墨西哥全权代表。1944年起兼任驻哥斯达黎加全权代表。1945年因飞机失事遇难。

^[62] 根据米·伊·罗姆的证实，斯大林喜爱的电影有：《翠堤春晓》、《城市之光》、《列宁在十月》、《伏尔加呵！伏尔加！》。

^[63] 奥托·库西宁的妻子艾娜·库西宁是作为共产国际工作者而逮捕的。根据М·А·索恩采娃证实，艾娜和她同躺在一些木板床上，于1938—1941年期间一起来往于一些流放站。她收到过奥托寄来的包裹，这些包裹是他们家的女佣人寄给他的，包裹上有他的签字。М·索恩采娃写道，有一次在新年前夕她们的工棚里安了一架旧的收音机喇叭，衣不蔽体的艾娜·库西宁听到了奥托·库西宁从克里姆林宫里发出来的新年祝词。

^[64] 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赫鲁廖夫（Андр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Хрулёв，1892年9月18日——1962年6月9日），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和红军。1928—1930年任莫斯科军区政治部副部长。1941—1951年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红军后勤总局局长。1942—1943年兼任铁路人民委员。1941—194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1年退役。1951—1953年任建材工业部副部长。1953—1956年任公路运输部副部长。1956—1958年任建设部副部长。1958—1962年任国防部检察长小组军事督察兼顾问，并担任退伍军人委员会副主席。1962年在莫斯科逝世。

^[65] 米哈伊尔·莫伊塞耶维奇·卡冈诺维奇（Михаил Моисеевич Каганович，1888年10月16日——1941年7月7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1—1932年任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1936年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4—194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5—1936年任工业人民委员会航空工业总局局长。1937—1939年任副国防工业人民委员。1937—194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40年任航空工业人民委员。1940—1941年任喀山第124奥尔忠尼启则航空工厂厂长。1941年遇害。

^[66]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卡夫塔拉泽（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Кавтарадзе，1885年8月15日——1971年10月17日），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1914年任《真理报》雇员。1921—1922年任巴统和阿扎尔革命委员会主席、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兼司法人民委员。1922—1923年任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1922—1923年期间是格鲁吉亚反对派成员，支持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1923—1924年任苏联驻安卡拉大使馆顾问。1924—1927年任苏联最高法院检察官。1923年起是左翼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1年投降后获释。1936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但未执行。1939年获释。1940年恢复党籍。1941—1943年任内务人民委员会中东司司长。1943—1945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45—1952年任驻罗马尼亚大使。1952—1954年任苏联外交部顾问。1954年退休。1971年逝世。

^[67] 彼得·列奥尼多维奇·卡彼查（Пётр Леонидович Капица，1894年6月26日——1984年4月8日），苏联物理学家。197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68] 《共青团真理报》1964年7月8日。

^[69] 阿布拉姆·费多洛维奇·越飞（Абрам Фёдорович Иоффе，1880年10月17日——1960年10月14日），苏联物理学家。1942—1945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

^[70] П·К·奥谢普科夫：《生活和梦想》莫斯科1965年版第118页。

^[71] 原苏联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鲍·万尼科夫被释放一事的片断是很有意思的。万尼科夫是1941年7月中旬被释放和被平反的，他出了监狱就立刻去参加了政治局的会议。斯大林对他说，要他接受工作，因为现在国防工业情况很不好。万尼科夫拒绝了。斯大林转过身来对其他政治局委员说：“他是生我们的气了。”（引自万尼科夫的助手А·Х·的回忆录）

^[72] 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西蒙诺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имонов，1915年11月15日——1979年8月28日），苏联作家、诗人、编剧、记者。1946—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5—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副主席。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6—1961年、1976—197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

^[73]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65年第11期。

^[74]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戈尔金（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Горкин，1897年9月5日——1988年6月29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1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19年任特维尔苏维埃书记。1918—1919年任特维尔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加入契卡。1933—1934年任联共（布）中伏尔加省委第二书记。1934—1937年任联共（布）奥伦堡省委第一书记。1937—1938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937—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53年、1956—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书记。1939—1952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2—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53—195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书记。1957—1972年任苏联最高法院院长。1959—196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1972年退休。

^[75] 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1907年4月3日——1967年8月19日），作家、记者与历史学家，生于奥匈帝国加利西亚地区的赫沙努夫镇（Chrzanów，现属波兰）一个犹太家庭。1927年参加波兰共产党。在三十年代初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路线而被开除出党。1939年4月流亡英国，此后担任《经济学家》的记者。从1954年到1963年发表《先知三部曲》。1967年在罗马去世。

^[76] 见该书伦敦—纽约英文版第306页。

^[77] 《布尔什维克》。原莫斯科暗探局关于1903—1916年布尔什维主义历史文件。《大家族》出版社莫斯科1918年版。

^[78] 雅科夫·阿布拉莫维奇·日托米尔斯基（Яков Абрамович Житомирский，1880—？），俄国医生、暗探。1900年被德国警察招募，秘密打入柏林社会民主党组织。1902年赴俄国，打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成员。二月革命后，因身份暴露逃往南美。此后的生平不详。

^[79] 罗曼·瓦茨拉维奇·马林诺夫斯基（Роман Вацлавович Малиновский，1876年3月18日——1918年11月5日），俄国内政部警察局暗探。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0年被莫斯科暗探局招募。1912—1914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兼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1913—1914年任布尔什维克议会党团主席。1914年因身份暴露而逃往国外。后秘密回国并加入俄军，被德军俘虏后关押在德国。1918年获释回国，主动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投案并为自己的行为辩护。1918年11月5日被处决。

^[80] 米龙·尤希莫维奇·切尔诺马佐夫（Мирон Ефимович Черномазов，1882—1917），早年即参与革命运动。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9年被捕并被驱逐出境。1910—1913年任《社会民主党人报》雇员。1913年再次被捕，后获释。1913—1914年任《真理报》编辑。1914年因被视为莫斯科暗探局特工而被开除出党。二月革命后被临时政府下令逮捕，旋即在狱中中毒身亡。

^[81] 瓦西里·叶戈罗维奇·舒尔汉诺夫（Василий Егорович Шурканов，1876—？），1891年起进厂做工，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当选为第三届国家杜马议员。1912年任全俄五金工会副主席。1913年被彼得堡安全局招募。二月革命后其奸细身份被临时政府暴露，其后的情况不详。

^[82] 安娜·叶戈罗夫娜·谢列布里亚科娃（Анна Егоровна Серебрякова，1857—？），1885年起担任莫斯科暗探局特工。1888—1905年期间混入革命运动，对民粹派和社会民主党人制造了巨大破坏。1907年因病脱离政治活动。1909年其暗探身份被社会革命党人布尔采夫所揭穿。1924年被捕，1926年被判处7年徒刑，后死于狱中。

^[83] 诺依·尼古拉耶维奇·饶尔丹尼亚（Но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Жордания，1868年1月2日——1953年1月11日），19世纪90年代起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起是孟什维克。1906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议会党团领袖。1907—1912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一战爆发后持革命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任第比利斯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转向民族主义立场。1917—1918年任格鲁吉亚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1918—1921年任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总统。1921年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被颠覆后流亡法国。1921—1953年担任格鲁吉亚流亡政府总统。1953年逝世。

^[84] 亚美尼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译者注

^[85] 《最新消息报》巴黎1936年12月16日。

^[86] 格里戈里·伊拉里奥诺维奇·乌鲁沙泽（Григорий Илларионович Уратадзе，1880年2月10日——1959年2月12日），早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与了1905年革命。1912年曾加入“八月联盟”。1918年任格鲁吉亚议会议员兼库塔伊西议会议员。1919年当选为格鲁吉亚立宪会议议员。1920—1921年任格鲁吉亚驻苏俄大使。1921年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被颠覆后，留在格鲁吉亚继续与苏维埃政权对抗。1921年被捕。1922年获释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1959年在法国病逝。

^[87] 《1902年巴统示威游行》莫斯科1937年版。

^[88]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奥尔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Орлов，1895年8月21日——1973年3月25日），本名列夫·拉扎列维奇·费尔德宾（Лев Лазаревич Фельдбин）。生于白俄罗斯波布鲁伊斯克（Бобруйск）一个犹太家庭。1918年参加红军，1920年参加俄共（布），1920年12月开始进入契卡工作。1926年进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国外处工作。1936年9月前往西班牙，与西班牙共和国内务部建立联络委员会，在共和区建立了苏联情报网。1938年携妻女叛逃加拿大。

^[89] 《生活》杂志1956年5月14日。

^[90] 卢比扬卡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关政治犯的监狱。——译者注

^[91] 伊萨克·顿·列文（Isaac Don Levine，1892年1月19日——1981年2月15日），美国新闻工作者、反共作家。

^[92] 指行政处分，而不是法律措施。——译者注

^[93]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斯彼里多维奇（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Спиридович，1873年8月5日——1952年6月30日），俄国宪兵部队少将。

^[94] 见尤·特里弗诺夫：《篝火的余晖》莫斯科1966年版第52页。

^[95] 引自1918年入党的苏共党员Е·П·弗罗洛夫的材料。

^[96] 苏共党员苏·奥·加扎梁根据卡布洛夫家庭某一成员的评述。

^[97] 引自Е·П·弗罗洛夫的材料。

^[98] 引自老布尔什维克Б·И·伊万诺夫的回忆录。

^[99] 奥尔忠尼启则的爱称。——译者注

^[100] 引自Т·菲尔索娃转告Г·Л·麦哈尼克关于她同季·格·奥尔忠尼启则（谢·奥尔忠尼启则的妻子——译者注）的谈话。

^[101] 帕维尔·巴甫洛维奇·扎瓦尔津（Павел Павлович Заварзин，1868年2月13日——1932年10月10日），俄国宪兵部队少将。

^[102] 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马克拉科夫（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Маклаков，1869年5月10日——1957年7月5日），俄国自由派律师和外交官。1905年加入立宪民主党。1910年当选为国家杜马议员。1913年参与贝利斯案件。1916年参与暗杀拉斯普京。二月革命后任俄国临时政府驻法国大使，同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支持白军。此后长期流亡法国。二战爆发后支持苏联，一度被纳粹监禁。1957年在瑞士逝世。

^[103] 格奥尔基·阿列克谢耶维奇·柯罗斯捷辽夫（Георг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Коростелёв，1885年4月1日——1932年3月17日），出身于农民家庭。早年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多次被捕和流放。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年12月领导了萨马拉工人大罢工。1910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918年1月担任奥伦堡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20—1921年任奥伦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书记。1921—1924年任吉尔吉斯共产党（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922—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吉尔吉斯局书记。1924—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兼维亚特卡省委书记。1925—1929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主席。1925—1932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2年逝世。

^[104] 中央国家历史档案馆，影印102号，档案编号267/1911，存档时间1911年。

^[105] 彼得·约诺维奇·亚基尔（生于1923年）——著名苏联军事将领约·埃·亚基尔的儿子，历史学家。——译者注
　　彼得·约诺维奇·亚基尔（Пётр Ионович Якир，1923年1月20日——1982年11月14日），约·埃·亚基尔的儿子，苏联历史学家、持不同政见者。1937年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1942年入伍。1944年再次被捕。1945年被判处8年徒刑。1953年获释。1955年平反。1966年起是持不同政见者。1972年被捕。1973年被判处3年徒刑并被流放到梁赞。1974年获释后退出政治活动。1982年因酒精中毒逝世。2018年完全平反。

^[106] 叶·金兹堡：《陡峭的征途》一书中的一章：《普加乔夫之塔》。

^[107] 格里戈里·所罗门诺维奇·波梅朗茨（Григорий Соломонович Померанц，1918年3月13日——2013年2月16日），俄罗斯哲学家、文化学家、散文学家、作家、持不同政见者。

^[108] 叶夫根尼·费舍里维奇·阿杰夫（Евно Фишелевич Азеф，1869年？月？日——1918年4月24日），俄国警察局暗探。1892年被警察局招募。1899年打入社会革命党。1902年参与暗杀了俄罗斯帝国内政部领导人希彼亚金、1904年参与刺杀了宪兵部队领导人普列维。1905年革命期间参与刺杀了莫斯科省长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1908年身份暴露后逃往德国。1915年被捕。1917年获释。1918年死于柏林。

^[109] 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希彼亚金（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Сипягин，1853年3月8日——1902年4月2日），1900—1902年任俄罗斯帝国内政部长。1902年被一名社会革命党人刺杀身亡。

^[110] 维亚切斯拉夫·康斯坦丁诺维奇·冯·普列维（Вячеслав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фон Плеве，1846年4月8日——1904年7月15日），1881—1884年任俄罗斯帝国警察部长。1894—1902年任国务卿。1902—1904年任内政部长。1904年被一名社会革命党人刺杀身亡。

^[111] 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 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57年4月29日——1905年2月4日），亚历山大二世的第五子。1891—1905年任莫斯科省长。1896年起兼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05年被社会革命党人伊万·卡里亚耶夫刺杀身亡。

^[112] 《军事将领乌博列维奇》莫斯科1964年版。

^[113] 关于斯大林的生活，请参看斯大林的女儿阿利卢耶娃在美国发表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读书中描写斯大林只有一个房间，开会、会客、休息都在这里，晚上就睡在沙发上，和此处写的不同。——译者注

^[114]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9卷第101页。

^[115] 同上书第161页。

^[116]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9页。

^[117] 杰林木汗（Zelimkhan，1872年1月？日——1913年9月26日），车臣和印古什人英雄。

^[118] 在这里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看法是错误的。杰林木汗不是一个强盗，他代表了高加索反沙皇政权的民族压迫和恐怖的反抗力量。参看车臣族作家М·马马那也夫《杰林木汗》一书，格罗兹尼1971年版。总而言之，在国外的一些写斯大林的书中，早就企图把斯大林的行为解释成什么“高加索”的教育的特点是山区人的复仇精神。说斯大林是半欧洲人半亚洲人，诸如此类。这一切解释是经不起批评的。残忍和虚荣心完全不是什么高加索人或亚洲人的特点，这些品质，很遗憾，在世界各洲到处皆是。

^[119] 1964年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妻子把他的日记交给了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文学遗产整理委员会。

^[120] 赫·威尔斯：《自传之实验》纽约1934年版第684—689页。

^[121] 叶夫盖尼·萨姆伊洛维奇·瓦尔加（俄语：Евгений Самуилович Варга；匈牙利语：Varga Jenő，1879年11月6日——1964年10月7日），苏联经济学家，原籍匈牙利。出身于匈牙利一个乡村教师家庭。1906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财政人民委员等职务，匈牙利革命失败后流亡奥地利、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曾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五大、六大。

^[122] 有关这一被遗忘的故事最近空军元帅А·В·格洛瓦诺夫把它作为斯大林尊重苏联法律的例子写进他的回忆录里。（《十月杂志》，1970年，第5期，第195页。）在战时曾经有人称赞不已地讲述斯大林的这一举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格洛瓦诺夫赞许这件事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他很清楚地了解，斯大林在战前是多么残酷地镇压了苏联空军的领导人，在战后苏联空军的许多领导人又受到迫害，当时，根据斯大林的命令，甚至把空军大元帅诺维科夫都抛进监狱里去了。
　　亚历山大·叶夫根尼耶维奇·格洛瓦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Евгеньевич Голованов，1904年8月7日——1975年9月22日），1917年加入赤卫队。1918—1919年期间在粮食人民委员会工作。1919年加入红军。1924年加入格别乌，参与逮捕了萨文科夫。1929年加入联共（布）。1931—1933年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执行书记。1937年一度被开除出党，后恢复党籍。1939年参加了苏芬战争。1942—1944年任红军最高统帅部远程航空兵司令。1944年晋升为空军元帅军衔。1944—1946年任第18航空队司令。1946—1948年任苏联远程航空兵司令。1946—195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3年任第37近卫空降军司令。1953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58—1966年任民航飞行服务研究所副所长。

^[123] 伊万·季米特利耶维奇·巴巴宁（Ива́н Дми́триевич Папа́нин，1894年11月26日——1986年1月30日），苏联探险家。出身于水手家庭。1914年入伍。1918年加入红军。1918—1920年期间曾与弗兰格尔白军作战。1920—1921年任克里米亚契卡主席。1921—1922年任黑海舰队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此后担任二线工作。1937—1938年期间组织探险队考察北极。1937—194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46年任北海航线总局局长。1941—1946年任白海运输专员。1946年因病退休。1949—1951年任苏联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副所长。1956—1986年任苏联科学院内陆水域生物研究所所长。1963—1986年任苏联科学院海洋远征工作部空间研究处处长。1986年逝世。

^[124] 巴巴宁·伊万·季米特利耶维奇（1894年生），苏联著名的研究北极地带的专家，1919年入党，两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苏联北极探险研究站站长、五枚列宁勋章的荣膺者。北极探险队以他的名字命名。——译者注

^[125] 萨沙，即科萨列夫的爱称。——译者注

^[126] 见革命博物馆1963年11月21日为纪念亚·瓦·科萨列夫诞生六十周年而举行的会议速记稿，第49页。

^[127] 约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1759年5月31日——1820年12月26日），法国政治家。1792—1795年任法国国民公会议员。1794年策划了热月政变，推翻了雅各宾派的统治。1799年担任警务部长，协助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1802年被解职，改任参议院议员。拿破仑称帝后，于1809年被封为奥特朗特公决。1809—1812年任警务部长兼内政部长。1812—1814年任法国驻伊比利亚行省总督。拿破仑复辟后，于1814—1815年再任警务部长。1815年拿破仑退位后一度担任临时政府首脑。路易十八复辟波旁王朝后，先后担任警务部长和法国驻德累斯顿全权公使。1816年起先后流亡布拉格、林茨和的里雅斯特。1820年死于的里雅斯特。

^[128]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年11月28日——1942年2月22日），奥地利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传记作家。

^[129] 尼古拉·加夫里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1828年7月12日——1889年10月29日），俄罗斯唯物主义哲学家、文学评论家、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

^[130] 谢尔盖·根纳季耶维奇·涅恰也夫（Сергей Геннадиевич Нечаев，1847年9月20日——1882年11月21日），俄国革命民粹派领导人，现代政治恐怖主义的鼻祖。1868年起成为无政府主义者。1869年起与巴枯宁合作，同年回国，杀害了与其有矛盾的学生伊万·伊万诺夫，遂逃往瑞士。1872年被引渡回国。1873年被判处20年苦役。在监狱期间一度与民意党有联系。1882年死于彼得保罗要塞。

^[131] 引自Ю·卡利亚金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963年第5期）。Ю·卡利亚金告诉本书作者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实：被认为已丢失的涅恰也夫档案，1953年后从“斯大林办公室”退回原处。

^[132] 上面我们提到过的美国“苏联问题专家”伊萨克·顿·列文在他写的《高尔基的一生》中提出一个新的说法，似乎因为高尔基试图从警察的残暴中不但营救他的朋友，甚至于拯救敌人，“他坚决地站了出来反对斯大林，”所以他于1936年被斯大林杀害了。列文断言，因此，应该在大审讯之前使他（高尔基）永远沉默。
　　高尔基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十分了解他的朋友一点也不能证实这样的说法。高尔基不喜欢斯大林身上的许多东西，不喜欢三十年代初苏联现实中的许多事物。然而，虽然有某些保留，高尔基已经倾向于斯大林，而且还受了斯大林的影响。高尔基不愿意去听集体化时的那些残酷的方法，不想知道1932—1933年间的大饥馑，他也没有保过1929—1931年间被逮捕的“资产阶级社会党人”。相反，正是在这一时期高尔基说出了他那可悲的著名的话：“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把他消灭，”这句话在大镇压年代，被那些审讯人员恰当地或不恰当地不断重复过。高尔基在1936年曾经号召对被诬陷杀害基洛夫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进行最后的判决。高尔基于1936年因患肺炎逝世。可是我们毫不怀疑，如果他活到1937—1938年的话，他也会公开谴责布哈林、李可夫、图哈切夫斯基、皮达可夫以及其他的“人民敌人”。

^[133] 见Ю·卡加尔利茨基：《威尔斯·赫伯特生平和创作概述》莫斯科1963年版第263—265页。

^[134] 《新世界》杂志1963年第7期第5页。

^[135] 即罗姆的名和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