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1987）

第六章 帝国主义竟争的时代


↘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霸权的结束
↘福利—民族主义国家
↘法西斯组合国
↘受党指挥的再分配型国家
↘更多的分析性论题


　　从1851年伦敦的万国博览会到1866年的巴黎博览会，这一段时间是自由主义时代的全盛时期。在那以后的几十年中，自由主义的原则、做法和制度开始受到消蚀。历史学家们在研究那一段历史时，发现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之间，历史发展的进程出现了断裂。世界政治经济、国家形式和生产关系这些要素本来结合在一个完整的结构之中，这一断裂则标志着这个结构的解体，也标志着一个新的结构的要素的出现。在新结构的形成过程中，过去的世界政治经济、国家形式和生产关系都将发生变化。用杰弗里·巴拉克洛的话说，那是“人类跳出老路，登上新台阶的时刻……”[1]

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霸权的结束


　　首先，各国力量对比的变化造成了国家间制度运作方式的改变。在欧洲，德国统一后地位的巩固标志着这个时期的开始。德国在小规模的战争中先是打败了奥地利（1866年），然后又打败了法国（1870年）。在那以前一直在欧洲力量均衡中举足轻重的巴黎和维也纳只得让位于柏林。意大利在皮埃蒙特人的领导下获得了统一后，也加入了欧洲的力量均衡。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去世后，科布登的外交思想占了上风，不再积极介入欧洲事务。英国的自由派指望靠自由贸易来维持和平，保守派则主要关心海外事务，对欧洲不甚注意。两方都对欧洲的势力均衡不闻不问。
　　1870年以后，欧洲的力量均衡没有打破，只是发生了改变。欧洲体系中仍然有几个强国，彼此的力量不相上下，谁也不具备压倒别国的绝对优势。（俾斯麦在击败法国后宣布，德国已心满意足，自此要努力维持力量均衡，而不是要打破它。）然而，从19世纪70年代起，开始了新的一轮结盟，到90年代，欧洲已呈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一边是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组成的三国同盟，另一边是法俄同盟。1900年之后，英国重新进入欧洲的政治体系，加入了法国和俄国的同盟。力量均衡至此始告完结[2]。
　　欧洲德国力量的崛起和英国和法国的相对衰退不过是世界大形势发展的一部分。随着欧洲以外的国家进入世界政治，登上强国的地位，欧洲对世界的统治开始减弱。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的力量不断增强，到世纪末，它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展到太平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对欧洲战事的最终结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成为新强国，通过1902年的英日联盟进入了世界体系。日本在1904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一举击败俄国，证明了它的强国称号所得无虚。
　　德国意识到了政治体系从欧洲向世界的转移，又因它在欧洲新获得的显要地位而信心十足，因此跃跃欲试，企图获取世界强国的地位。英国对欧洲政治采取不介入的态度，欧洲以外新的强国的出现预示着权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分散，这些都助长了德国的野心。德国为实现其野心，直接挑战英国的海军优势，建立起一支强大的舰队，以求在北海与英国【153】决一雌雄，开辟德国通往海外世界的道路。此举使英国确信德国已成为它的头号敌人，应全力动员起外交和军事力量来抑制这个对手[3]。于是，英国同俄国媾和，因而消除了英俄两国在亚洲建立帝国的竞争，又同法国结为联盟，并加强了与美国的联系。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终于打败了德国争取世界头号强国宝座的努力，世界政治体系到1945年以后才重新以新的结构确定下来。
　　国家间力量关系的演变只是洋葱的外皮。剥开外皮向深层探究，才能明白世界政治中出现的断层——欧洲力量均衡的完结和英国世界霸权的告终，还有从欧洲体系向世界体系的转移。在这个新的世界体系中，既没有重建起力量均衡，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占据霸权地位。洋葱皮下的第一层是工业化在不断扩大，但这种扩大是不平均的。工业是陆军和海军力量的基础。英国在这方面原来居于首位，后来被德国和美国超了过去。法国的发展较慢。佩里准将率领舰队陈兵东京湾，使日本人认识到自己在西方干预面前是多么不堪一击，于是开始努力实现工业化。不同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速度决定了它们的军事和政治的潜力。利用新技术来制造武器代价昂贵，只有工业化竞赛中的前几名才维持得起强国的地位。随着竞赛的进行，这前几名之间的名次也会发生变化。1906年，英国建成了无畏号战舰，皇家海军因此而立即赢得了对德国舰队的优势。但是，无畏号的建成也使得1905年之前建造的几乎所有战舰都落伍过时了，因此也就消除了英国长期以来的领先地位，使德国有机会利用它现代化的工业能力在比较接近平等的基础上与英国竞争。钢产量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工业力量，也是军事潜力的最好标志。1893年，德国的钢产量超过了英国。而早在1890年，美国就已占了世界钢产量的鳌头。19世纪中期，英国在工业力量方面是龙头老大，到世纪末，已【154】经成了工业强国争雄的局面，其中英国在许多方面是活力最差的一个[4]。
　　各国要相互竞争，就必须加强自己的工业基础。这对国家政策产生了两个直接的影响：保护主义的抬头和为争夺市场和殖民地而极力进行扩张。对于保护主义，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它是由于某些利益集团利用国家谋私利，对国家施加压力所造成的。有人说，同旧制度的贵族阶级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土地利益集团领导了19世纪最后几十年间保护主义的复兴[5]。同时，向英国的统治地位挑战的新兴工业的老板和工人们也都支持保护主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家要加强军事力量，又要把日益复杂的社会中的各个阶级团结起来支持国家的目标，于是利用保护主义作为达到这些目的的工具。法国重拾保护主义似乎属于第一种情况。法国的各经济利益集团不满于拿破仑三世为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现代化所推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在它们的压力下，通过了1892年的梅利纳关税法。在德国，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历史学派提出，国家有责任协调国家、经济和社会三者的有机发展[6]，因此为第二个角度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日本，国家也负责统管工业发展，同时保护本国不受外国经济的渗透。即使在英国，自由贸易的理论也受到了挑战。1885年，约瑟夫·张伯伦开始施行保护主义的方案，虽然等征收进口税以及后来的帝国特惠制被立为国策，已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了。英国的国家为了维护伦敦金融区的利益，对它过去称霸时所奉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仍然保留着一定的拥护。它的竞争对手们却没有这方面的顾忌。
　　【155】1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间，众多的因素推动了“新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最重要的是国家要保证工业增长。只靠国内市场吸收不了国家工业的产品，原材料必须从国外购买，还要为过剩资本寻找出路。工业增长是维持国家作战能力的必要条件。需要建立海军基地，使国家的力量扩展到全球。事实上，19世纪晚期攫取的殖民地并未带来明显的经济裨益。各宗主国仍然主要在彼此之间做生意，而不是同自己的殖民地进行商业往来。尽管如此，扩张的诱惑力还是不可抗拒的。此外还有各种意识形态提倡并宣传扩张，如基督教的劝化理念、传播文明的使命，还有种族优越的理论。
　　无论是美国和日本，还是英国和欧洲列强，所有的大国都参加了这场竞争。从1871年到1914年，欧洲维持了和平，但竞争的场所移到了非洲、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新工业国家在国力上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方非工业化的地区，自然形成了前者对后者的统治。列强们看到，非工业化地区的疆界大致已定，它们所能争夺的地盘已经有限，于是竞相建立殖民地，哪怕是没有多少经济或军事价值的地方也先占住再说。19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西欧列强瓜分了非洲。中国的虚弱和它巨大的市场使它成为列强垂涎的对象。只是因为该地区有其他竞争者的存在——俄国、日本和美国——才使中国免遭非洲的命运。
　　再剥掉一层洋葱，可以看到，工业化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而社会结构的变化又影响到了国家的性质。那些年间，工业国家的力量所在从乡村社会转向了城市社会。从1870年到1900年，欧洲人口增加了一亿，等于翻了一番。同期，有四千万人移居海外，主要是去了美国。然而，人口飞速增长所产生的主要影响还是欧洲的城市化。在移民所去的外国，也是城市人口增加得最快。1850年，自由主义国家的形式已经确立的时候，只有英国的城市人口多于乡村人口，工厂工人仍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1848年，巴黎的居民还主要是手工业者和其他的个体经营者。在自由主义国家中，原来把人民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已经【156】断裂，个人和小家庭游离出来，成为制造业雇佣劳动力的来源。那时的政治抗议运动虽然激烈——英国的宪章主义运动即是例子——但是，仍然在国家权力可以掌控的范围内。到了19世纪最后一个十年，人口的大多数都集中到了城镇。在工厂和城市的工人聚居区，形成了持久的、紧密的团体。于是，民众采取政治行动变得更加容易，对自由主义秩序的威胁也随之加大。识字的普及、大众化报刊的出现和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群众政党的组成，这些都进一步加大了民众采取政治行动的可能性。现在，国家所面对的群体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们团结一致，对社会状况有着十分明确的不满。对于这样的群体，单靠镇压是无法把它们制服的。这一现象通常称为“劳工问题”。
　　不过，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其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解了围，因为它们把工人分为小群体，并造成了各群体之间的分裂。这些趋势包括资本的日益集中（这一进程由于1873年开始的长期经济衰退而进一步加速）和科学技术在大型工业中日益广泛的应用。后一种趋势把工人区分为稳固工人（受教育较多、技术水平较高、有长期工作）和非稳固工人（教育程度较低、缺乏技能、工作不稳定）两种。前者有能力建立新型劳工运动的组织，包括工会、像机械师学院一类的工人教育机构、合作社和政党。后者则欠缺明确一致地提出要求的能力。国家可以尽先满足稳固工人的要求，在政治体系中给他们以一席之地，为他们的组织提供一定的国家支持或承认，并鼓励他们向国家寻求保护。在这方面，国家采取了各种步骤，比如：英国颁布了工厂法、迪斯累里给了技术工人以选举权、工会得到了法律的承认、俾斯麦实行了社会保险制度以及（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实行移民限制以保护国家的劳动力市场。
　　【157】19世纪60年代初，俾斯麦主动提出与德国的主要工人组织的领导人费迪南德·拉萨尔进行秘密会谈，这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改组的一个标志。他们两位都同意应当由国家来组织社会。俾斯麦表示，国家会采取措施来改善工人的条件，希望以此来赢得工人对国家的军事和领土扩张的支持。拉萨尔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这预示了后来欧洲劳工运动的行为，背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出的各国工人联合起来反对国家的呼吁。在大国领导人中，俾斯麦第一个有效地利用了民族主义的力量来消除阶级间的敌意，使全社会一致支持国家及其外交政策目标。他采用的办法是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加福利。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如法炮制。卡尔对19世纪末的趋势作了十分恰当的概括：“国家的社会化必然带来社会主义的国家化。[7]
　　民族主义和福利的融合先是自上而下发起的。国家的治理者们意识到城市化和工业发展可能会造成混乱，于是采取了这种先发制人的措施。1867年，马克思发表了《资本论》的第一卷，但他决不是惟一注意到工业社会的矛盾的人。1886年，约瑟夫·张伯伦在谈到伯明翰的失业问题的时候，对自由放任的政策制度进行了抨击。1884年，费边社成立。英国和在德国一样，初步的行动也是自上而下的。在德国实行的社会政策措施一度给俾斯麦提供了足够的倚仗，使他得以放手镇压社会主义者。在英国，虽然工人在1867年就获得了选举权，但他们直到世纪末才开始对政治制度产生明显的影响。除了给工人提供的社会保护措施以外，帝国主义的社会性表现可能也阻碍着工人提出自己的要求。像一位德国学者说的，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在国内求解放转向期待在国外的成功将带来的补偿”[8]。
　　然而，进入20世纪后，工人通过参与政治，开始自下而上地提出【158】争取福利的要求。1914年之前的那几年，现代福利国家的萌芽明显可见。1906年，自由党在英国获胜，开始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同时，工党也第一次在议会中获得了相当多的席位。在美国，进步党在联邦和州级选举中取得成功，标志着旨在维持和增强经济力量的霍布斯式的社会斗争暂且告一段落，社会政策开始受到关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2年的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成为第一大党，尽管它在国会中尚未占据多数位置。由此可见，政治参与的范围得到了扩大。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所有的社会力量都动员起来支持国家，这再次证明了俾斯麦式的民族主义加福利的办法压倒了阶级冲突[9]。
　　通过研究历史上经济发展的起伏，还可以在各工业大国的社会政治改组的进程之下，再发掘出更深的一层事实。从1873年一直延续到1896年的经济衰退就是这样一轮起伏。其间有许多小企业破产，资本进一步集中于大公司手中。这场衰退标志着从竞争性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的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造成了生产率的提高，惠及各行各业的众多商品。先是在制造业领域，后来，国际运输和农业机械方面的革新又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因此，整个19世纪期间，物价基本上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只除了几度突然的停滞和上涨。到了世纪的后几十年，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革新老本已经用光。这是英国衰退的主要原因，因为英国拥有的过时的生产资料最多，工厂设施趋于老化，知识和观念也已经落伍，无法促进将来的经济增长。
　　1896年以后，开始了一轮新的浪潮。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发明的新技术已经成熟，可以开始广泛应用。这些技术包括钢铁、电力、有机化学和合成技术，还有内燃机车。19世纪末，黄金开采业十分兴旺，结【159】果增加了货币的供应，因而促进了对于新型工业的投资热。物价下降的趋势得到扭转，出现了通货膨胀的压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推动了工业增长[10]。
　　许多关于经济发展长波的理论都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容易倾向于经济决定论。这种理论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简化为技术和物价的历史，归因于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发生的各种技术革新，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技术革新会集中发生在某一段时间。本书提出的论点是：技术的发明和选择有社会的因素。技术是解决生产的社会问题的手段。社会力量最强的人们可以决定哪些问题值得解决，哪些解决办法最符合他们的利益。
　　根据这样的推理，在经济发展的一段长波之初，一组新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之前，就已经建立了能够利用这些技术的社会关系。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来说，是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11]。生产的新型社会秩序是经过社会力量之间斗争后产生的。现存的力量对比对它有一定的影响，但不能完全预见或决定它。因此，造成历史发展和转折的原因是社会关系的改变。这些改变造成了物价的涨落，决定了技术应用的先后次序。物价和技术本身并不是决定历史的因素。
　　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在较先进的工业国家中，资方对大型工业中的生产社会关系进行了改组。生产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作坊式生产转为流水线生产。这完全改变了劳动的性质、对工人能力的要求，以及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方法，后来还进一步导致了工人的新型组织和新的政治行为。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由于这些变化，资本开始向着有能【160】力发明新技术的大公司手中集中，资本的垄断和竞争部门之间的区别日益加大，国家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使国家在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中的作用有所加强。国家作用的加强不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而是在各方面发展的压力下，时断时续地从一个领域发展到另一个领域。有时会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国家的作用大大加强，但在战后的年代里又有所减弱或出现后退。后来发生的经济萧条、重建军备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再一次把国家的作用推向前进。
　　19世纪80年代，弗里德里克·威廉·泰勒在伯利恒钢铁公司的发明代表着管理方对于生产的组织方法的改变。这一格式影响到了所有的工业国家社会[12]。它的本质就是把对劳动以及劳动速度的控制权从技术工人手中拿走，把劳动分割成一系列的简单操作，使非技术工人也能胜任，并把这些零碎的操作重新组织为由机器控制的生产过程。到了工业周期的晚期，利润率缩小，管理方就更希望降低生产的劳动力成本，减少工人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最广义上的）泰勒主义[13]一举达到了这两个目标。它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表现了技术是如何作为社会斗争的工具面得到发明和使用的。它大大加强了管理方对劳方的优势，为投资的新一轮扩展铺平了道路。
　　大型工业中的新工人叫做“半熟练工人”，法文是专门工人（ouvriers specialisés），因为他们只需几小时或几周的训练即可熟悉工作。这样的工人与过去的技术工人完全不同。他们是新的人口潮的一部分，从乡村来到城市，或是从外国来。他们和技术工人不一样，没有技能落伍的困扰，也没有失去自主权的问题。他们的力量在于人数众多，只要采取集体行动，就能迫使政府不得不认真对待。他们也明白，如果他们单枪匹马，或小集团行动，不会对由机器所掌控的生产过程产生任何影响，但一旦团结起来，就能使生产陷于停顿。新的劳动过程促成了群众性产业工会的产生，这样的工会将进入政治进程，对政府和立法施加影【161】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样的新型工会开始在英国和西欧出现。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初，北美发生了大规模的劳工运动，从中产生了新型工会。但是，它作为一个组织，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通过产业工会运动获得了持久的力量[14]。
　　国家与生产社会关系的改组没有直接关系。使用半熟练工人进行大规模生产是资方的发明。国家对这一阶段的改组只是提供间接的支持，主要是通过鼓励对那些能够提高国力的工业的投资。然而，生产部门的改组所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很快就摆到了国家面前。在英国和西欧，这些后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的几年中开始显现。群众性的政党和群众性的工会首次向政治制度提出了要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政府引导民众为国效力，因而化解了民众对政府的压力。通过协调供应战需的工业生产，国家获得了经验，与此同时，为了保住工人的忠诚，也必须考虑到他们的要求。国家为战后世界提出的远景目标必须也得到工人的支持，为他们所憧憬。这导致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发展：一是国家经济计划，或称国家资本主义；二是组合主义，也就是通过协调的国家政策，使工人的利益与雇主的利益一致起来。此外还有第三个，即19世纪80年代由西方国家首倡的社会保护。它们三者成为新的福利—民族主义的国家形式的相互联系的特征。这种形式是民族主义、社会保障、计划和组合主义的合成物。
　　西欧工业化国家的组合主义表现为三方制的形式。它源自在自由主义国家中成长起来的两方制生产关系。在两方制中，国家在法律上承认【162】组织工会的权利，工会代表全体工人同雇主进行谈判。后来，国家认识到，它对于规范产业冲突，对于劳资谈判的结果都利益攸关。这一认识通过三方制有了制度化的表现。三方制还意味着国家意识到它在确定和实现政策目标时需要工会和雇主双方的配合。
　　三方制在起源的时候，甚至在全盛时期，都只涉及国家生产的一部分。它只涵盖大型产业中的工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也就是首次在全国范围内试行组合制组织的前夕，即使是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中，大型企业的工人也不如家庭公司式的小企业多，那些小企业中的社会关系仍处于企业劳力市场的方式。西欧各国仍然有相当多的人从事农业生产（虽然英国的农民人数相对较少）。个体经营的店主和手工业者也为数众多，此外还有很多商业和政府的雇员。比起20世纪未来，当时这些国家中货物和服务供应的很大部分是由家庭生产提供的。然而，尽管三方制部门只占社会总生产的较小部分，但那是对国家最为重要的部分。至于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其他方式，国家完全可以放任不管，只是在首要的部门中才必须对社会关系加以引导。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在从世纪之交开始的新的经济大潮中同英国竞争的国家们都有许多福利—民族主义国家的典型特点。这些国家证明了原来的落后可以变为优势[15]。它们能够投资于最新的技术，竞争中大家的条件也更为平等，不像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只有英国遥遥领先。这些国家都试验过各种形式的三方制组合主义。
　　其他国家落到了后面。然而，缺乏强大的工业基础不仅意味着国家的贫穷落后，而且还意味着会遭受外国干预和控制的威胁。国家间制度的状况进一步加深了各国对自身安全的关注。自由主义国家的基本的政治—经济形式（不是政治—宪政形式）是由霸权性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163】所维持的。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干预可以确保那个秩序的规则得到遵守。在帝国主义竞争的时期，权力分散，没有确定的规则，结果造成群雄并起，各行其是。企图通过国联来恢复自由主义秩序，企图通过外国干预来颠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但都以失败告终。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体系中，各国在管理国内事务方面有了更大的自由，但它们必须能够聚集起足够的经济力量，动员起足够强大的民意[16]。
　　在这样的世界背景中，工业比较落后的国家找到了两种方式来替代福利—民族主义国家的三方制。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发明了中央计划，它与资本主义不同，是一种再分配式的发展方式。法西斯主义起源于意大利，后来传到整个南欧，甚至南欧以外的其他国家。它提出了国家组合主义，作为一种资本主义发展“迎头赶上”的方式。采取这些替代方式的国家认为，这样可以加快工业化步伐、维护国家独立，在一个不稳定，且具有潜在威胁的世界体系中提高国家的地位。
　　帝国主义竞争的时代分为三个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自由主义时代的权力结构、行为惯例、意识形态和制度逐渐削弱。向它们提出挑战的与其说是另一个连贯的世界秩序，不如说是各国彼此相似，又互相冲突的野心。各国领导人把世界秩序抛在一旁，专心致力于减少阶级间的敌对，以巩固人民对国家秩序的忠诚。所以，它们才主动采取行动，自上而下地确立社会和福利政策。从1900年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基层力量的呼声增强。在社会政策方面，不再是国家主动采取行动，而是民众向国家提出要求。通过战时动员，国家成功地化解了这一新的压力，使之融入全国上下一致支持国家目标的努力之中。从1919年到1945年这个阶段，新的历史集团建立起来，成为各种发展方式的基础。这些发展方式彼此之间截然不同，各自以三方制、国家组合主义和中央计划为主要的生产社会关系的方式。
　　这些发展方式造成了不同的国家形式和生产关系，它们是对社会内【164】部的发展（城市化和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和国家间制度的变化（帝国主义竞争中霸权和力量均衡的消亡）的适应。在社会制度和惯例的改变中，不能否认国家的显要作用和战争的强迫性因素。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中都就此作了明确的宣布。民主宪政制可能不会赋予国家这么重要的作用。然而，英国的《战争的民事史》在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是这第三个阶段结束的时候，指出：“政府和人民之间可以说存在着一种默契：为了打赢战争，人民接受政府要求他们做出的一切牺牲；作为交换，他们期望政府能够大胆认真地为战争胜利后生活水平的恢复和提高做准备。”[17]
　　这等于是19世纪中期俾斯麦政策的重提。现在，政府与人民的契约不仅包括由国家提供社会保障，还包括国家介入生产关系，并参与维持经济增长的努力。

福利—民族主义国家


　　在自由主义国家的情况中，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理解福利—民族主义这一国家形式的性质。一种是为它的各个方面建立职能性的模式，另一种是对它进行一般性的解释，而这就涉及社会力量的斗争，也就是这种国家形式逐渐形成的原因。
　　福利国家一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得到普遍使用，尽管它的一些因素在19世纪晚期就已经出现了[18]。就我所知，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用过福利—民族主义国家这个说法。在这里，它用来指一种尽管没有确定的名称，但人们一见便知的历史结构。福利—民族主义国家的建立没【165】有一项全面的计划，而是作为对一系列事件的反应而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在不同的国家中，它有些方面的表现有所差异，这是由于国家的文化、传统、制度和政治及社会惯例所造成的。
　　作为出发点，需要认识到，福利—民族主义国家由自由主义国家演变而来，它仍然保留了自由主义国家作为市场保护人的本质和生产资料为私人（或非国家）财产的原则。
　　然而，除了自由主义国家维持市场的职能，福利—民族主义国家又加上了别的职能，以补偿市场对众多的公民造成的伤害。国家认识到，若任由市场自由发挥作用，许多人就无法独力应付失业、工伤、长期卧病和年老体衰这些社会的意外问题。一些身有残疾，失去劳动能力的公民可能永远也不能充分参加市场调控的活动，自己谋生。人们逐渐认识到，纯由市场控制的活动会对整个社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过分的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的耗竭。在所有这些方面，国家都担负起了保护公民个人和整个社会的职能。
　　承认社会意外问题的存在意味着抛弃了自由主义的一个要素，即社会上的种种苦难都应由有关的个人自己负责，是他们自己的错。现在，这些苦楚被看做人所无法控制的经济过程的结果。失业是工业进程造成的，不是因为失业的人懒惰[19]。
　　随着福利—民族主义国家制度的逐步建立，对于经济和社会进程也有了日益深刻的了解，并开始寻求国家影响或控制这些进程的方法。人们注意到，经济活动有其重复出现的周期，经过一段时间的投资和对劳动力的需求后，就会出现一段停滞期，其间就会发生失业。于是，人们开始推测这些周期的成因，以找出补救办法，使国家能够采取措施减轻或消除经济周期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因此，国家原来是纠正市场造成的【166】社会弊病，现在则发展到对市场本身进行规范。一方面由国家发挥引导市场的作用，同时又维持市场在经济中的首要地位。
　　在所有的社会意外问题中，对广大公民来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失业或失业的威胁。这也是福利—民族主义国家的规划和发展中最为重要的因素。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人们才充分了解了失业的各种原因和类型。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经济萧条期间，政治上依靠伯明翰的实业家阶级的约瑟夫·张伯伦认识到，失业是一个社会问题（不是工人自己的过错），并建议兴建市政工程，以此来帮助老实本分的失业工人渡过难关。然而，这样的措施实际上帮助的是从未有过固定工作的季节性工人或临时工，对张伯伦想帮助的失业工人反而助益不大。英国1905年的《失业工人法》仍然把临时的救济性工程作为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20]。尽管这样的办法只是杯水车薪，但是这一法案在意识形态上等于上了一个台阶，因为它实际上承认了人有工作的权利，国家有义务努力确保这一权利的实现。不过，当时仍未找到达到令人满意的就业水平的办法。威廉·贝弗里奇在他1909年的报告中在这方面向前迈出了一步。他把就业不足和失业区分开来（前者是地方性的，后者是周期性的），并建议了一整套措施，包括兴建公共工程、成立劳工介绍所和提高从学校毕业的年龄线，再加上工业培训，用以解决各种不同类型的劳动能力闲置的问题。
　　两次大战之间，失业的难题一直挥之不去。这时，人们又了解到它的另一个方面。英国社会的一部分（英国的中部和南部）由于新工业的扩大而相对繁荣，而另一部分（北部和威尔士）的旧工业情况低迷，处于持续的不景气之中。这种长期的结构性失业与由需求的起伏而造成的周期性失业不同，需要采取的解决办法也不一样。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促使人们对于大规模失业的现象进行分析。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167】《就业、利息和货币总论》，提出需要保持高投资和总需求，以确保充分就业[21]。凯恩斯指出，要做到这一点，国家可以直接投资于公共工程，并把货币从富人手中转到穷人手中，因为穷人更有可能把钱花出去而不是存起来。因此，不应把社会方案仅仅看做补救客观的经济力量所造成的负面效果的措施，它还是经济内在的稳定剂，在经济出现倒退的时候，它会提高需求量，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到了30年代晚期，人们才再次发现了扭转经济不景气的最有效的办法：备战和打仗。
　　因此，失业这个政治上最危险的社会问题成为中心性的问题，福利—民族主义国家的所有重大发明都是围绕着它面进行的。这些发明有：社会保险、救济工程、公共投资和创建经济的国营部门、通过职业介绍所和其他机构来组织劳动力市场、扩大教育，并把教育和训练同就业联系起来、在改造没落工业时采取措施保护和/或援助工人、推动经济衰落地区的发展，等等。所有这些措施在实行中都有互相重叠的地方，需要进行协调，换言之，需要计划[22]。福利—民族主义国家中的计划指的是国家力图在经济政策的各项目标之间达成协调一致，使它们彼此能相辅相成——比方说，确定对失业、通货膨胀和收支赤字可以承受的程度，并选择一套与其相适合的工具。当然，经济目标是否合适，政策工具是否可以接受，这些都受政治压力的影响。但这并不减少计划的必要性，只是表明计划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理性选择的问题，它是在各种利益间讨价还价的基础上做出的理性选择。由于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许多政治家不愿把国家的这种活动称为“计划”。结果，这种活动经常没有名称，或被委婉地加以别的名字（比如“中期规划制订”或【168】“时机性政策”）。但无论如何，这种活动是存在的。计划不是来自有意的规划，而是实际的必需。
　　经济民族主义和调节市场的计划之间有一种机能性的关系。国家计划需要控制国外的经济影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导致防御性的闭关锁国，就是造成咄咄逼人的对外扩张。对外扩张可以攫取外国的资源供应本国经济，并确保把提供这些资源的国家作为殖民地或受保护国纳入国家经济计划的范围。经济计划的正当职能本来是促进社会福利，却卷入了经济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23]。
　　然而，福利—民族主义国家的计划有着许多实际的限制。国家依然保留了市场是决定经济的基本因素这一自由主义的观念。从长远来说，市场将决定应生产什么产品。国家计划的作用是纠正市场造成的一些在政治和社会上具有灾难性的后果，同时仍然承认市场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首要作用。另外，民主选举的政府只能在任期之内进行计划，这是政治现实；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总会由于各官僚机构所代表或管理的利益集团施加压力，而发生一定的走样，这是组织方面的现实。这两方面的现实更加强了福利—民族主义国家同经济的关系的机能性。国家只是对市场做出反应；它既不能取代市场，也不是使市场服从于在政治层面上决定的目标。
　　即使有这个实质性的限定，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它对运输和通信的基本结构建设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投资更大——包括保健、住房和教育。人人都有享受基本健康的权利和得到教育，也就是得到平等机会的权利，这些原则已经为国家所承认。与英国相比，德国、美国和日本这些到19世纪晚期才加入工业化竞赛的国6家占有一个主要的优势，那就是它们在普及教育的基础上迅速地建立起了择优录取、注重科学的高等教育体系[24]。此外，国家还通过为研发活动提供资金，对促进发展有工业用途的知识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国家在这方面的投资主要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但雷达、电子、核能和外空研究都可以应用于民用工业。为了管理人力资源，国家还建立了劳工介绍所和其他服务。通过所有这些，国家对于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做出了贡献，它所投资的领域都是若只考虑市场效益就会置之不顾的领域。
　　国家在积累方面的作用还不止于此。长期以来，国家一直依靠关税和补贴来帮助私人积累。但现在，许多国家获得了对国民经济很大部分的直接所有权。国营部门的扩大不是事先计划的结果，而是纯属偶然[25]。国有化经常是拯救一个无法盈利的工业，保住其雇员饭碗的最后一招，尤其是当可以用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来作为理由的时候。在一些情况中，财产的国有化是战争造成的政治后果，比如，奥地利就没收了先前属于德国的工业和曾被苏联占领军接管的工业，法国也把雷诺公司收归国有。在有些情况中，国家也有意识地对先进技术投资，以增强国力。无论国营部门的成长有什么样的历史原因，它都和垄断部门和竞争性部门一道，在经济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垄断、竞争和国有在经济中三分天下，这使福利—民族主义国家获得了对经济进行组织的力量。国家和市场通过协商来达到协调，不是靠权威来压服。国家帮助力量最强的群体（工业和工会）达成协商一致，因为任何政策的实施都必须得到他们的同意。如果必须有他们的默许才能执行政策的话，那么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就必须与他们协商，允许他们以某种方式参加决策进程[26]。国家拥有大规模的国有经济，还有经济【170】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行政和执法的机构，因此，它有能力推进寻求协商一致的进程。尽管地域代表的原则和通过议会这样的立法机关进行决策的原则在宪法中都有明文规定，但是福利—民族主义国家在制定与生产密切相关的政策时，还是逐渐向着职能代表和组合主义决策的方向发展。国家在制度方面进行的试验和采取的做法都反映了组合主义，都有三方制这一共同的特征。
　　组合主义需要意识形态方面的协商一致作为基础。自由主义时代之后，福利—民族主义国家奉行多元主义。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张，这是多元主义所固有的。但是，组合主义要发生效用，就不能让这种利益间的紧张影响寻求不同利益间的妥协的努力。不能把冲突看做根本性的敌对，而是应把它看做对利益的分配和义务与责任的分摊的不同意见。国家努力寻求在各方之间达成一致，这是外部的客观因素使然：一方面，有世界经济的外部限制；另一方面，还有国内的限制，如通货膨胀、就业水平、利润率和投资意向，这些都被看做经济法则的客观结果。组合主义以这样的假设为出发点：决策过程的参与各方对这些限制性力量的看法基本相同。他们接受市场的运作原理和从市场中衍生出来的经济法则，把它们看做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民族主义使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外部的力量；在处理国内限制的时候，则依靠霸权性的经济作为达成协商一致的基础。
　　公共教育是一种投资，一方面是为了提高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实现社会的一致性。教育的一个职能是提高批判的能力，但这只涉及少数的人。对大多数人来说，公共教育培养了他们的一种心态，对已确立的社会秩序不加怀疑地予以接受，把它视为一套只有官方认可的专家才懂得的复杂制度。报刊、电台电视和广告这类形成公共舆论的【171】传媒也加强了这一倾向。这些影响聚集起来，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好像公共政策不是道德上的选择，而是一个管理方面的问题，是技术性的问题。似乎不存在关于国家性质的根本性问题。国家的行为由人所不能控制的力量决定，对于这种力量，可以通过协议找到理性的对应。国家的任务不是在未米各种可能的发展前景之中选择一种，为它的实现而努力。除了现有的社会以外，其他类型的社会被认为是“不现实的"。因此，政治被非政治化了，变成了管理。政党之间争执的问题是哪些人才是最好的管理人，而所有的候选人都会执行同样一套由理性所决定的政策。组合主义出现之初，是对于崇尚市场自我调节的自由主义和主张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的挑战，是与它们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意识形态。组合主义取得胜利后，通过把国家非政治化，其意识形态的特点反而模糊起来，成为实用主义，只注重对问题的实际解决办法”[27]。
　　福利—民族主义国家进行了一场财政革命。在英国，1905年国家各级的总开支还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0%。到1959年，已经上升为将近30%[28]。国家开支发挥了重大的再分配作用。这一再分配并不完全是资源从富向贫的流动。国家的各种补贴和采购使私人公司得到了很大的好处。蒂特马斯教授表明，在社会服务所造成的再分配中，主要的获益者不是社会服务的对象，而是负责提供服务的官僚机构[29]。福利—民族主义国家进行的再分配反映了重要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力量对比，这些集团包括军工企业、工会运动、负责福利的官僚机构和私人保险业；同时也表明，国家需要帮助有影响力的群体解决难题，以维持自己的合法性。
　　在国家预算进行再分配的同时，公司的福利计划也大大增加。从高级雇员的优先认股权到由工会谈判达成的附加福利，公司福利加强了社会中三分之一地位较高的人的社团精神。企业组合主义使最重要的雇员与三方制的成员之间建立了共生的联系。公司为这些雇员提供了物质利益，工会为他们争得了福利。雇员们因此而对公司和工会忠心耿耿。国家对此也起了鼓励的作用，规定用于公司福利的费用可以免税。所以，【172】福利—民族主义国家通常会建立起两层式的结构：一层是由国家从上面给予支持的、条件优越的公司福利制度，另一层是由国家管理的，涵盖社会其他成员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
　　过去的社会分为两部分人，一部分人纳税但是不直接受益，另一部分人接受公家的救济却不纳税。现在，国家开支的增长和税收的相应增加意味着这种区分基本上已经消除。在福利—民族主义发展得最为完全的情况中，大部分公民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税款，也直接享受一定的福利，虽然有着方法和程度方面的不同。国家预算的数额增加了，但灵活性小了，一旦确定就很难修改，因为公民享受福利的权利是立法规定的，与私人公司签订的合同，如制造武器系统的军工合同，牵涉的金额很大，合同期也较长。在经济增长时期，国家的收入足以担负财政义务，但当经济长期停滞或出现下降的时候，国家的收入下降，支付的义务反而增加了。福利—民族主义国家是为了恢复或维持市场经济的增长而建立的。财政危机会由于阻碍着生产调整的各种条条框框而进一步加重。社会福利增加了工人总收入中“公民工资”，即法律保证他应得的所有福利，相对于工作工资的比例。这减弱了失业增加所造成的“劳动力储备”的效果。降低工资，推动劳动过程重组这种自由主义的方法也因而无法实行。持续的衰退是对组合主义的一个考验，看它是否能找到其他的复兴工业活动的方法。
　　只有经过长期的发展，才能看出福利—民族主义这种国家形式在职能方面的连贯性。对国家的这种描述似乎是验证了目的论，无论是有意识的目的论，指逐渐实施事先确定的计划，还是无意识的目的论，即历【173】史决定论。其实两者都不是。福利—民族主义国家是社会力量之间斗争的结果，斗争中形成了新的历史集团。英国和德国的历史就表明了这一过程。
　　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实行的第一批社会保护措施是从上面发起的。是由代表着从旧制度时期延续下来的统治阶级的政府主动采取的。政府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是因为它感到了来自社会下层的威胁，以此作为应对之策。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使欧洲各国政府深为震撼，担心它们自己社会中的威胁也会发展到如此地步，人们会拿起武器，用暴力推翻确立的秩序[30]。普鲁士的军队一举击败法国，却造成了这一使人始料不及的后果。这使俾斯麦更加确信，必须主动采取先制性政策，给工人以一定的满足，使他们忠于国家，防止他们受到社会主义的诱惑。俾斯麦早在1863年就主动提出要同拉萨尔对话，这表明他在巴黎公社发生之前即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等到德国颁布具体的社会保险措施，又一个十年已经过去，但当时的统治者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问题。
　　在英国，也发生了像巴黎公社那样大规模的反叛，但似乎没有那么凶险。1867年，选举权得到了扩大，使技术工人得以参加选举进程。同在1832年给予中产阶级选举权一样，这一决定表示，统治阶级相信，这样一来，工人就不会想发动革命了[31]。然而，19世纪80年代期间，英国仍然陷入了动乱。经济萧条造成产量下降，劳资纠纷也随之增加。1885年，伦敦和其他的一些城镇发生了暴乱，以伯明翰为最。那里实业家中的领头人约瑟夫·张伯伦提出了一项锐意改革的新方案。从那以后，张伯伦成为向着福利—民族主义国家形式的发展趋势的代表——这种国家形式是帝国主义、保护主义和社会改革的结合。他率领一些人脱离了自由党，与托利党中支持迪斯累里的社会改革的一派走到了一起。张伯伦对政策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尽管他最终也没能打破托利党贵族174统治的阶级界限，登上首相的职位。当时，德国模式对英国人各方面的观念影响至深，张伯伦的思想也受到俾斯麦和德国政策的强烈影响。
　　作为伯明翰的市长，约瑟夫·张伯伦提出了各种措施，来应对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失业大潮。他还着手清除贫民窟，为工人建造住房。在议会里，他成功地促成了1897年《工人补偿法》的通过。在1889年德国《老年保险法》的启发下，他提出了老年养恤金的想法。不过，由于他出于帝国主义的立场，坚决主张英国参加布尔战争，这一想法的实施因此而推迟。张伯伦在社会政策方面的倡议最终却是由1906年上台的自由党政府付诸实施的，这也是充满了自相矛盾的政治中的又一件怪事。1908年通过了《老年养恤金法》，1911年通过了《国民健康保险法》[32]。
　　那些年间，德国在努力赶超英国的海军建设，英国则力图在社会保护方面赶上德国。福利和战争是这两个国家首要关注的问题，在国家利益中有结构性的联系。两国统治集团的国家利益都在不断演变发展，它们也都面对着劳工问题。
　　劳工问题在两国工人阶级中的表现有所不同。19世纪早期，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可能为社会民主运动创造了机会，使它得以把对于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要求集中在一起。统治集团亟欲抢得先机，阻止这一反对运动得势，所以，德国才比英国更早地建立起了福利国家，尽管英国实现工业化比德国早得多。在英国，工人逐渐获得了政治权利，但政治性的劳工运动却形成得比较慢，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在议会中成为真正的反对派。改革的想法首先由统治阶级中有远见的政治家提出，公务员和改革家们，像威廉·布斯、西博姆·朗特里、查尔斯·布斯、悉尼和比阿特丽斯·韦伯夫妇、威廉·贝弗里奇以及费边社的成员，通过研究和撰文，使这些改革的想法进一步定型。据说，自由党的政治家威廉·哈考特爵士在1889年说过：“现在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这句【175】话反映了统治阶级中至少那部分对劳工问题最为敏感的人们的思想。可以把这句话和1896年上层阶级的费边派改革者的叹息放在一起来看：“英国的问题不是为人民争取更多的权力，而是说服他们使用他们已有的政治权力。”[33]
　　虽然在国家议会一级几乎见不到工人阶级的影子，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在地方政府一级参加对福利的管理了，因为自从1867年实现了城市选举权和1884年实现了农村选举权之后，工人就经由选举进入了郡和镇的政务委员会。工人代表得以参与政府中最接近福利问题现实的层面的工作，他们从中获得经验后来在福利制度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世纪之交的英国，正如在德国一样，福利措施是为工人颁布的，不是由他们所颁布的[34]。
　　在法国和美国，社会政策领域中国家的干预不太明显。法国是欧洲惟一由非贵族阶级统治的国家。小资产阶级掌管着国家机器和政党机构，经济则完全交由金融界和工业界的大资产阶级管理。乡村的小农场主和城市的手工业者以及小资产阶级占选民的绝大多数，因此不可能出现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植根于行会传统的劳工运动奉行反政治的辛迪加主义，对国家持拒绝的态度，而不是利用国家的力量。当时人们所关心的是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不是社会福利。1899年，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大·米勒兰加入瓦尔德克—卢梭政府，实行了一些社会措施，然而，这些措施却遭到了其他社会主义者的批评。
　　另一个没有贵族统治阶级的大国是美国。在那里，20世纪第一个十年间发生的进步运动发出了要国家干预经济的呼吁。然而，这种干预是为了对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进行管理，以实现市场上强者和弱者条件的平等。不是为了补偿市场造成的不利的社会后果。进步党的立场集中体【176】现为反托拉斯和反垄断的规则，但直到1932年的威斯康星措施之前，没有一个州有失业保险。到新政的时候，社会保障才提上了政治议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间，英国和德国的工人阶级从潜在的力量变成了积极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过去，统治阶级先发制人，主动进行改革，以预防工人的自主行动；现在，工人们获得了改变现存政治结构的能力。在德国，这一改变表现为社会民主党的壮大，工人阶级及其相关的社会群体因此而获得了明确的组织、政治和文化的特性。在英国，这种改变并不只反映在单一的一个组织中，而是更为分散。工党力量的加强是它的一部分表现，但它最主要的表现是一场向产业界的资方和当时的工会领导都提出了挑战的工人运动。1911年间一波又一波的大罢工首先是由码头工人发起的，他们是非技术工人，并没有自己的工会。这场运动使工会原来的核心力量——煤矿、棉纺织、工程、造船和铁路这些行业的工人——趋向激进，而且还扩展到了在那以前没有工会的产业。它的导火索是由于世界市场上黄金供应量的增加，引起物价普遍上涨，因而造成实际工资的下降。但大多数罢工不是要求增加工资，而是争取结社的权利和工作条件的改善。
　　这场运动没有明确的目标。它不是经过周密策划的运动，而是抗议行动愈演愈烈的结果。不过，在意识形态方面，它与辛迪加主义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法国有人提出理论说，辛迪加主义是对产业内资本统治的直接挑战。但是，辛迪加主义至此却进入了一个模糊不明的矛盾时刻。在此之前，技术工人奉行辛迪加主义，为的是扩大他们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最终取代生产资料的拥有者，不用国家的帮助，自己建立生产者的自治。从今以后，发起劳工运动的非技术工人——那些因资方在长期的萧条中对劳动过程进行了改组，才得以应招进厂的工人——却将通过产业工会和面向国家的政治行动来寻求帮助。不过，在这个时刻，工人的【177】起义却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英国实业家们已经意识到自己在世界上的霸权开始衰落，对工人的起义更是心怀恐惧[35]。
　　开始时，战争解除了这种恐惧，在英国和德国都造成了超越阶级斗争的民族主义的大团结。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国家作用的转变，原来是使用关税、补贴、殖民扩张和为工人提供社会保护等措施，来干预经济活动的具体方面，现在过渡到通过企业家作中介，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指导，还要时常注意争取工人的支持。
　　德国首先认识到，归根结底，战争是经济上的较量，因此，经济必须由国家来管理和指导，以优先满足战争的需要。1914年8月，德国成立了战争物资部，由实业家沃尔特·拉特瑙任部长，在国家的指导下对私人企业的活动进行协调。英国紧随其后，在1915年5月建立了军需部。到1918年，它已经成为全英国属下企业最多的部门。（同期在法国，也建立了一个相似的部，由社会主义政治家阿尔贝特·托马斯任部长，目的是为了团结工人支持生产。）1916年12月的政治危机之后，英国进一步加大并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粮食部和航运部掌管了供应和进口的所有方面，由人数不多的战时内阁进行协调。那几年计划经济的经验对许多参与者影响至深。即使在美国，虽然战时经济计划的涉及面比在欧洲国家窄得多，但它所产生的思想方面的影响启发了后来的新政[36]。
　　随着战争的继续，阶级间的紧张再次出现。虽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的代表在1914年8月决定投票赞成发行战争信贷，但一年之内，即使当德国军队在俄国和法国节节胜利的时候，党内还是出现了反战的呼声。1916年，英国的克莱德和威尔士发生了严重的罢工，其他地方【178】也有零星的骚乱。它们并非直接针对战争，而是表明工人不再认同统治者所谓的国家目标。俄国革命使所有交战国的统治集团大起恐慌，担心他们自己的部队和工人也会拒绝继续彼此屠杀，要求和平。1917年间，柏林和莱比锡都发生了大罢工。1918年，在发布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投降令之后，正当鲁登道夫在法国发动最后一次攻势的时候，德国的兵工厂工人举行了罢工。1918年夏，伦敦市警察全体罢工，同时，传出了英国军队作战失利的流言[37]。
　　1918年秋，德国统帅部寻求停战，目的是预防德国军队像俄国军队那样土崩瓦解，预防敌人占领德国，防止在德国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并保存德国的武装部队，作为德国充满变数的政治前景中的一个因素。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欧游荡的幽灵同样使协约国的政府们焦虑不安。在俄国发生的革命有可能扩展到中欧，甚至西欧，这是凡尔赛和谈各方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然而，交战各国设法控制住了阶级紧张的重起，使其不致破坏国家团结。它们采用的方法是建立了一个社会力量的新同盟，这是新的历史集团的萌芽。新同盟的成员包括国家、工业和工会领导这相互抵触的三方，它们彼此之间达成了协约。
　　1917年，工党代表参加了英国的联合政府。作为参加的条件，创建了劳工部。由于前一年发生的罢工潮，由J.H.惠特利担任主席的议会委员会建议成立联合工业协议会，由雇主和工会的代表平等参加。此外，每个工厂也都要设立工人委员会，帮助协议会的工作。惠特利建议成立协议会，是为了一举数得。一是把战时解决具体工业问题的经验变为永久性的制度，这些问题包括：工资水平、工作条件、技术革新，等等。在这方面，惠特利的建议可以说代表着议会对劳工进行集体谈判的【179】权利的承认——这等于是承认了工人阶级已经获得足够强大的集体力量，能够追使雇主和国家承认这种权利。不过，惠特利的建议还有更广泛的目标，那就是寻求在阶级协作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生产关系结构。协议会体现的这一概念将成为以后工业管理在章程方面的出发点。[38]
　　在刚成立工会的工业中，雇主和工会共同协议建立了惠特利协议会。而在采矿、铁路和运输这样的工业中，工会的力量已经很强，不愿采纳协议会的方式，只建立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工人委员会，而这也都是雇主主动提出成立的，其目的是想和工人建立起一种社团式的组织，让工会不要总是和雇主作对[39]。1919年初，英国的一些要害工业的工人准备举行罢工，这将使这些工业陷于瘫痪。在这种情况下，劳合·乔治召开了全国工业大会，来试图处理工资和工时这些重要的问题，以及更为长期的制度问题。然而，战后的经济不景气抑制了工人的激进好战，政府基本上没有理会全国工业大会提出的建议。1921年，工会成员退出了大会。
　　在英国，国家带头推动工业建立组合主义的结构。在德国，则是由雇主们采取主动，因为当时国家已经分崩离析。面对战败即将引发的混乱，工业家们认为，军事和民事官僚机构已经名声扫地，中产阶级又没有明确表达意见的能力，不能和它们结为同盟。有远见的工业领导人看到，只有同工会领导，尤其是重工业的工会领导结盟，才能保全他们的利益。建立这样的联盟有一定的客观基础，因为在战争物资的生产中，公司利润的增加也造成了工人实际工资的提高。劳资双方对维持高出口都利益攸关，都能利用战争融资引发的通货膨胀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德国战败，协约国支持改革德国过去的君主制军事政治结构，使其实现民主化，这一切都大大加强了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工业家同工会结盟，可以获得与社会民主党抗衡的力量。采矿业的胡戈·施廷内斯同与社会民主党联系紧密的工会代表卡尔·莱吉恩谈判达成协议，建立起一套由劳资联合仲裁委员会组成的金字塔式的结构，叫做协会（Arbeitsge-【180】180meinschaft）。这套制度虽然在建立时没有国家的参与，但1918年11月掌权的革命政权上台伊始，就发布法令，对它予以了承认。
　　就在这一雇主和工会的联合行动发起的同时，各个工厂内也相继成立了工人委员会，作为工人利益的代表。1916年的一项战时法案把这种组织称为“工人和雇员议院"。英国的惠特利建议设想成立工人委员会，但实际上真正成立起来的却很少。但是，在德国（和战败后的意大利），工人委员会成了除工会以外的又一种工人代表的方式。在一些工会领导的眼中，它们是工会的竞争对手[40]。
　　就这样，英国和德国都主动采取了对工业进行组合式管理的措施，来反制由于战争而造成的工人阶级力量的增强，英国是由国家采取行动，德国则是雇主自己主动。这些措施至少部分地取得了成功，但它们并没有像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些成员所要求的那样，对经济进行改组。在这样的人中，一类是英国提倡行会社会主义的人们和德国卡尔·科尔施思想的追随者。他们的思想与辛迪加主义相似，设想由工人组织起来自主管理工业——等于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组合主义，国家的作用也微乎其微。工人委员会运动与这一主张相符合。另一类人信仰国家社会主义，鼓吹技术专家治国。社会所有化和国有化这两个词把这两种主张混淆了起来。
　　英国和德国的国有化都是在煤矿工业实现的。1918年底，德国的临时革命政府宣布了实现煤矿工业社会所有化的原则，并建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实施方法。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是：建立一个由公司经理、工人、消费者和国家的代表组成的监督性机构。最终，建立了一个强制性的煤业协会，里面工人和消费者的代表力量不足，真正的权力掌握在雇【181】主的手中。结果，煤业协会变成了卡特尔，只不过得到了官方的承认而已[41]。
　　在英国，国家在战争期间接管了煤矿工业。在工人要求掌握对煤矿的控制权的呼声面前，劳合·乔治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委员会的主席贾斯蒂斯·桑基先生竟出乎意料地站在工人一边，建议在工人的控制下实现国有化。劳合·乔治在政治上是资方的同盟，反对国有化。对桑基的建议，他先是支吾敷衍，后来又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的建议，要把煤矿工业组成大公司，公司内设立劳资联合调解委员会。但在他的建议中，对劳资调解委员会的权力并没有清楚的交待。与此同时，他又去探查劳工运动的其他部分对煤矿工人支持的程度以及工人们对国有化的热衷程度。结果发现工会联合会并不支持煤矿工人，而工人们主要关心的是一些基本的生活问题，比如，一旦煤矿从国家控制转入私人所有，工资会受到何种影响。（自从1917年煤矿并人国家控制之下以后，所有煤矿工人的工资都按同一比率发放；在那之前，当煤矿完全由私人管理的时候，不重要的小矿山付的工资较少。）因此，不会发生全国性的工人运动来支持国有化的要求[42]。
　　第一次世界大战晚期和战后初期，英国和德国进行的组合主义的实验是国家和雇主对工人运动的回应。然而，工人运动的目标各种各样，从实现工人对生产的控制，到有计划的国有化，到争取眼前利益。这些不同的目标造成了工人运动力量的分散。运动的领导层也各有打算。到1920年末1921年初，工人运动大势已去，却没有留下多少成果。国有化没有实现，工人的物质条件没有很大改善，失业增加，工人阶级失去了战争刚结束时他们享有的重要的政治影响力。1920年到1921年间，工人阶级功败垂成，并自此一蹶不振。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削弱，国家和雇主也失去了对组合主义的兴趣。1921年，惠特利协议会几乎已全部销声匿迹[43]。在德国，工人委员会作为工人运动在制度上争得的桥头【182】堡，倒是仍然保留了下来，但工人委员会不一定是工人实行控制的工具，它也同样可以成为企业组合主义的机构，实际情况中也的确如此（正如英国那些赞成这种安排的雇主们所设想的）。不过，组合主义的方式已经在雇主、工会领导人和国家官员的头脑中留下了印象。在30年代和40年代的经济萧条和战争危机中，当再一次需要工人阶级的配合的时候，它将被重新起用，定为国策。
　　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促成的组合主义实验表现了欧洲资产阶级社会的坚实，也证明了它强大的适应能力，能够有效地应付战后复员造成的社会压力—在德国的情况中，国家的崩溃更是雪上加霜。后来，安东尼奥·葛兰西以俄国和西方国家中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同为依据，对于革命之所以在俄国取得成功，在西方却落于失败的原因作了解释：“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公民社会极为原始，且力量弱小；在西方，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适当。当国家不稳的时候，即显示出公民社会的坚实结构。国家只是外围护壕，其后矗立着一整套强大的碉堡和工事。无须说，这些碉堡和工事的数量在各国不尽相同——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准确了解每一个国家的情况。”[44]
　　在俄国取得成功的机动战在西方是没有胜算的。西方的工人必须打阵地战，在公民社会中建立自己的霸权，建立起自己的“一整套强大的碉堡和工事”。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长期地控制国家。在战后的西方，工人落败是因为资产阶级居于霸权地位——它领导着所有其他阶级，包括工人阶级自己的领导分子。组合主义是资产阶级对工人挑战的霸权式的回应。工人的挑战一旦减弱，组合主义也随之减弱。
　　然而，在战后欧洲进行组合主义实验的那一段短暂的时间内，三方制的组合主义确实在国家间一级制度化下来。在凡尔赛和谈中，应英国【183】的倡议，成立了国际劳工组织（ILO），把三方制确定为全世界工业组织的模型。ILO的第一任总干事是法国的社会主义者阿尔贝特·托马斯，他曾在克列孟梭的战时政府中任军需部长。任命他做ILO的总干事表明，统治集团希望在向和平工业转型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工人的配合，这也是英国倡议建立国际劳工组织的实质意图。ILO成立后，担任领导的英国人和法国人首先就要把战后的德国和奥地利拉入这个组织，以确立三方制作为公认的模式的地位[45]。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时的计划经济方法被废除，市场重新成为经济的决定因素。然而，通货膨胀持续20年才得以稳定下来，地区性的失业继以大规模失业，经济经过短暂的复苏后又重新陷入停滞和衰退，所有这些都削弱了人们对市场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的信心。有关组合主义的论述大量出现，1936年出版的凯恩斯的《通论》把经济修正主义推向了顶点。这些理论的提出与其说表明各国在寻求有别于自由主义的另一套政策，不如说是反映了自由主义霸权的完结。
　　1929年之后，发生了世界经济大萧条，国际经济环境一片仓皇混乱。这些事实比理论更有说服力。各国采取各种各样的临时应急措施，拼命保护国民经济。在由市场主导经济的国家中，即除苏联和纳粹德国以外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国家采取了很多干预措施，却没有一个目标一致的通盘计划。国家决定进行干预，经常是为了保护本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地位。所有国家都采用诸如关税、货币贬值、进口量限制以及其他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另外，各国还采取措施提高工业效率，努力在没有市场约束的情况下使保护主义真正达到目的。在英国，国家鼓励工【184】业进行重组，这其实是向大企业集中的一种委婉的说法。国家还促使工业的代表和国家管理人之间经常进行联系沟通。工会的力量由于工人失业和新老工业之间力量平衡的转变而大为削弱，在两次大战期间，没有人给予工会多少重视[46]。在一些高度依赖对外贸易来维持生活水平的欧洲小国里，劳资协议达成了较大的成就。在1935年、1937年和1938年，挪威、瑞士和瑞典先后缔结了产业和约[47]。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失业，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都重新提出了这样一项政治上的要求，要国家不仅为国民提供福利，还要负责保证充分就业。不过，这方面的实际进步一直到二次大战导致经济复苏时才得以实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计划的方法再次得到起用，赋予了它过去没有的明确的目标，消除了失业，进一步发展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并使劳方获得了同政府沟通的渠道。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的福利—民族主义国家已经发展完全，可以作为这一类国家的典型。塞缪尔·比尔指出，劳方和国家建立新的协作关系的关键时刻是1940年，即有组织的备战工作开始的时候，面不是1945年工党政府上台的时候。组织起来的劳工是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国家要指导经济去实现国家的目标，就必须得到他们的默许。因此，在劳方赢得了选举胜利之前，注重掌握生产控制权的辛迪加理论就已经得到了证明[48]。
　　后来，工会在生产中的权力变成了对社会主义计划发展的限制。1940年，工会接受了国家对劳工的强制性指导和对罢工的禁止。为了维持表面上的集体谈判权利，工会拒绝由国家来确定工资。战后，工会反对工党政府扩大政府控制范围，企图争回充分的集体谈判权和工人自由流动的权利。这是促使政府从直接进行计划转向使用间接手段来影响市场的主要原因。然而，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的计划，工资政策都是一个【185】关键的因素。政府认识到，如果没有工会的同意，任何工资政策都行不通。1948年，政府与雇主和工会达成了协议。根据这一协议，工会遵守对工人工资的限制，作为交换，雇主和政府保证压缩利润，继续提供粮食补贴，并实现充分就业。这一协议维持到1950年，接着就发生了由于英镑贬值所造成的物价上涨，维系这一协议的一个关键要素因此而不复存在。1950年，通过工会的活动，工资开始急剧上升，企业也放松了对利润的限制[49]。
　　英国的这段经验既表明了国家中社会力量的新的平衡，也显示了福利—民族主义国家由于自身的结构而受到的限制。工人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陷入劣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通过工会在国家中获得了相当牢固的地位。工会领导人可以接触到政府的最高层和同他们利益相关的所有国家机构。自那以后，政府在确定国家政策的时候，就必须把企业和劳工的利益都考虑进去。然而，如果一个政体的基础靠的是强大的利益集团之间不断的谈判，那么，政府所能行使的权力就受到了限制。工会和雇主一样，都对国家的经济计划进行着限制。
　　在许多方面，政府要依靠利益集团为它提供情况和建议。商定的政策也要靠这些集团来配合执行。因此，它不能置任何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反对意见于不顾。在强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协商一致得以维持的条件下，政府可以通过财政和货币杠杆来影响寡头垄断市场的发展。政府也可以靠在经济中占相当比重的国营部门来施加影响（这使得政府本身成为谈判中利益攸关的一方，尽管不是惟一的一方）。但是，政府无法发号施令；即使可以，也无法确保命令能够得以执行。另外，在和平时期，协商一致较难达成，也不容易维持。
　　【186】谈判达成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协商一致，这一任务的根本特点造成了英国两大政党相似的行为模式。工党和保守党作风可能不同，依靠的选民群体也不同，但在政策的实质问题上，它们却相差无几。两党都致力于建立福利国家、实行凯恩斯式的市场经济管理以及在制定政策时与有关的利益集团进行磋商；换言之，它们都致力于组合主义的政体形式。两党都认为，它们的行动应只限于反应式的经济管理，只对如通货膨胀、失业、收支赤字和汇率下降这类由于市场的运作所产生的后果做出反应。但两党都不能，也不愿设想实行经济计划，用以取代市场的作用，或控制市场的运作。这种能力和意图的局限性是由国家内权力的组合主义结构造成的，意识形态也对这一结构起了加强的作用。福利—民族主义的国家形式创造了三方制，三方制反过来又限制了国家行动的范围。
　　组合主义的组织形式不仅是在英国重新得到起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政府、企业和劳工的三方合作，它在其他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再次振兴起来。后来，西欧的一些战后机构和制度方面的安排都体现了组合主义的精神。这种安排的具体形式多种多样：法国的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和计划总部中包括了各经济利益集团的代表；荷兰成立了社会和经济委员会和劳工基金会；1961年，英国哈罗德·麦克米伦的保守党政府建立了全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及其在各个部门中的“小委员会”；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成立了劳工市场组织；奥地利的各个利益集团在国家中有了正式代表；在瑞士则是非正式的代表[50]。美国直到30年代才勉强接受了组合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缩了回去，虽然在1973年尼克松任总统时，曾试验过用组合主义的方法控制工资和物价，但没有成功。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组合主义机制实现了制度化的时候，世界秩序的结构却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这些变化，对国家的要求与当初【187】那些导致了组合主义成立的要求已经有所不同了。所以，二次大战结束后的时期是一道分界线，正好用来研究福利—民族主义这一国家形式的内在矛盾。
　　组合主义本来是为了超越阶级冲突，却造成了这一方式内外的差别。大企业和官方承认的工会这些组合主义部门垄断了组织资源和获得政治权力的机会，因而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差别。结果，组合主义造成了方式以外的人们对它的敌意，使大批的人重新聚合在阶级团结的号召之下。组合主义的组织和意识形态掩盖了阶级分歧，但是，当组合主义部门之内的一些工人认为他们向资本家做出的妥协没有得到回报时，阶级分歧会再次浮上表面，使这些工人同组合主义部门之外的心怀不满的工人联合起来[51]。
　　组合主义的政治形态存在着许多不平等之处，但并不明显。组合主义部门之内的稳固工人条件相对优越，而在它之外的其他生产社会关系的方式，如企业劳力市场、个体经营和家庭生产，则处于从属的地位。这两者之间的不平等由三方制通过制度确定下来。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经济管理机制本身就包含着通货膨胀的趋势。在物价上涨时，大企业和工会这些力量较强的群体可以保护自身的利益，但较弱的群体却没有这个能力。于是，财富等于是从其他群体流向了组合主义部门，通货膨胀则是掩盖这种财富再分配的机制[52]。对国家的福利方案的普遍接受是通过政治谈判达成的。在谈判过程中，为不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了一些福利，如向中，上层阶级家庭发放子女津贴，以此来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的支持，好为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们提供福利。因此，政治的因素歪曲了通过国家预算进行的再分配，造成了再分配的递减，实际最大得益者是福利官僚机构和中产阶级，而不是穷人。接受福利的人分为了两等：第一等人除了享受社会保障提供的普遍福利之外，还受到企业福利的保【188】护；第二等人完全依靠国家提供的福利保护。在第二等人中，有一些群体，如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人数很多，被政治家看做值得争取的对象。其他人则基本上永远处于失业的状态，可能会构成对社会秩序的威胁。组合主义国家努力使这些群体继续维持各自为政，不关心政治的状况，以此来避免这样的危险[53]。
　　哲学家理查德·蒂特马斯对二次大战后英国的福利国家进行了分析后，对于福利国家实现的程度深感失望，提出了社会的盈余由谁来处理的问题。他注意到，组合主义的各个利益集团都要争取自己的利益，福利制度就操纵在它们手里，实现社会平等的思想因此而遭到了扭曲。他看到，力量强大的利益集团基本上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然而，它们对社会盈余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却有着压倒性的影响力。蒂特马斯主张实行国家所有制和国家经济计划，计划人员应对公众负责[54]。但是，福利—民族主义国家的政治现实决定了他的主张是不可能实现的。
　　福利—民族主义形式的国家在经济管理方面并不成功。它进行了经济干预，却没能把工业化国家从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深渊中解救出来。战后一段时期内，工业国家曾试图沿袭福利—民族主义国家的做法，推行收入政策，也同样收效甚徽。二次大战期间在军工企业中实行凯恩斯主义比战后在民用工业中更为有效。结果证明，国家的福利部分是依赖于民族主义部分的。和平时期的经济管理乏善足陈，这应当被视为三方制对国家经济行为范围的限制造成的结果。在三方制的限制下，国家只能对市场做出反应，因此就没有能力设计并执行一种取代市场的生产和分配的组织方法。它可以小打小闹地进行“微调”，却不能另起炉灶，设计新的东西。
　　【189】最后，积累进程只限于国家经济，因而朝不保夕，很难持续。这一点在30年代时那种以邻为壑的气氛中特别明显。看起来，只有通过帝国主义扩张和战争才能扩大积累，另一种可能的办法是建立一个新的世界霸权，像19世纪中期一样，使各国经济都从属于一个世界经济，进行世界性的积累。福利—民族主义国家政策的无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凯恩斯主义在国家一级实行后已经证明效用有限，但如果在世界一级用它来作为世界经济的规范机制，效果是否会加大？[55]不过，这种推测意味着需要另一种国家形式和另一种世界秩序。

法西斯组合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未能建立资本主义的组合主义，却诞生了法西斯主义。在30年代的经济崩溃中，法西斯主义扩展到了德国和中欧，因为那里的组合式资本主义没能遏制社会和经济危机的蔓延。在德国，法西斯主义以组合主义的一种形式代替了它的另一种形式——它用通过权威强加的国家组合主义取代了自发产生的资本组合主义。
　　从职能方面来说，法西斯国家是产生了福利—民族主义国家的同一原因的扭曲的表现。这两种形式的国家经济职能类似，但社会和政治基础不同。它们都不顾自己宣称的意识形态的目标，努力控制市场造成的社会后果，尤其是失业问题。它们都采取措施来维持、恢复并扩大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还努力安抚劳工，虽然在这方面它们使用的方法完全不同。
　　20年代中期，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推行的经济政策与其他欧洲国家保守政府的政策类似。它信奉自由放任的原则，致力于维持货币稳定和高汇率。墨索里尼在1926年决定里拉升值，就是效仿前一年温斯顿·【190】丘吉尔对英镑价值的提高。后来，纳粹德国效法英国和美国，放弃了国际货币标准，建立了一个严密的经济集团，是世界经济的各个集团中最为严密的一个。法西斯意大利同法国、比利时、荷兰和瑞士一道坚守金本位制，直到30年代晚期旧的国际货币秩序这最后的一点残余完全消失。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者都奉行保守的财经政策[56]。
　　然而，在法西斯主义下，议会责任制和劳资冲突的制度化形式都已崩溃，经济活动只能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这些制度的崩溃既是法西斯主义力量壮大的原因，也是它的后果。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失去了对自己政党的信心，不相信它们能保证稳定的工业秩序，使工业活动得以赢利。他们确信，只有以非法暴力行为著称的法西斯主义能够恢复并保证稳定的秩序。法西斯主义确实达到了这一要求，手段是在工业中强行建立国家组合主义制度。罢工被禁止，实行了严格的劳工纪律。为了使工人宣泄并解决他们的不满，给了工人一定的政治权利。法西斯主义宣扬企业社团的思想，也就是德国的betriebsgemeinschaft。虽然在理论上，工人—雇主社团的双方彼此之间有对等的义务，并且都服从于对于民族或国家的共同义务，但是在实践中，这种社团是偏向雇主利益的。在工作场所，管理方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57]。
　　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创造了一个它们所无法控制的权力。法西斯统治者有他们自己的目标。为实现这些目标，他们利用工业作为工具。他们毫不犹豫地对经济进行干预，在可能的情况下会争取企业家的自愿同意，但如有必要，也会使用武力。他们把“指令性经济”强加于由垄断公司所主导的经济之上。然而，尽管法西斯统治者能直接使用权力手段，但是，结构性的权力仍然掌握在经济的统治阶级手中。法西斯统治者要想实现他们目标，就必须借助于工业体系的【191】经济力量，而工业体系又掌握在经济上的统治阶级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西斯统治者必须为工业体系以及垄断资本家服务，他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法西斯的经济干预实际上加强了大企业的力量，提高了它们的赢利能力[58]。
　　法西斯主义的经济管理有效地降低了失业，提高了工业产量，控制住了工资和物价，并引进了技术革新。在这些方面，法西斯主义使德国和意大利的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进入了战争状态，预见到战争将为新兴的福利—民族主义国家带来经济振兴。然而，尽管法西斯主义进行国家干预，也扩大了国有部门，但这些并未形成一个连贯性的过程，也决不是为了执行旨在改造经济和社会的统一的经济计划。法西斯主义国家的经济目标仍然是具体的，是相对短期的[59]。
　　在职能方面，法西斯国家看来是福利—民族主义国家的扭曲形式，只不过它的政治基础更为专制。其实，法西斯主义的重要性就在于这一政治基础的起源。就它的起源来说，法西斯主义不只是福利—民族主义国家在历史上的异常表现，而且是一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复制的类型。
　　对法西斯主义的起源了解得最为透彻的莫过于安东尼奥.葛兰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亲自目睹、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形成，并与之进行了斗争。他不同意第三国际提出的一些简单化的解释，比如把法西斯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归为一类。他在法西斯的监狱中被囚禁期间，对意大利、西欧和俄国各自具体的历史情况进行了研究思考，以图借此厘清法西斯主义形成的条件和它的含义。
　　葛兰西列举了法西斯主义形成的三个条件：第一，一直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以外的民众汇集成了力量，但这些力量群龙无首，只是一群没有【192】目的的乌合之众；第二，小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尤其是国家官僚机构的雇员或以后会成为国家官员的人，对于政治制度感到不满；第三，雇主和工人之间势成水火，各自有其他的社会力量作为同盟。结果，任何一方都无法进行有效的领导，灾难性的社会冲突似乎在所难免。在这样的情况下，议会制度陷于瘫痪，因为议会制度要有效运作，各种社会力量就必须愿意接受通过它达成的妥协。不满于现状的中产阶级对于寻常的政治进程感到幻灭，于是支持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使用非法的暴力手段来控制局势。民众的骚动引发了小资产阶级的暴力，但由于民众缺乏有效的政治组织，所以无力抵挡这种暴力。在这种情况下，独裁者应运而生，采取专制的办法把这些敌对力量隔开。专制独裁产生了秩序，但它并没有解决敌对的社会力量之间的问题，只是把它们的冲突冻结了起来[60]。
　　专制独裁变成了进行“消极革命”的手段，这里的“消极革命”指的是一方面进行某些革命性变革，同时还继续维持那些赞同恢复旧秩序的力量所大力拥护的社会力量平衡。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本来企图按美国的模式来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但是，为实现工业集中而任市场自由运作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在这些问题，尤其是失业的威胁面前，法西斯主义畏难退缩了，它另辟蹊径，试图在国家组合主义的框架内实现工业的现代化和集中，在这个框架中，传统的经济统治阶级仍将保留，包括靠股息生活的阶级和意大利南部的封建阶级。法西斯的组合主义因此代表着一种消极的（葛兰西认为是无效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被克服，只是被压制了下去[61]。
　　葛兰西的分析突出了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关键因素。在这两个国家中，法西斯主义都显示了革命运动的某些特点，但它们最终上台却都是靠经济和社会统治阶级的支持，再加上外国势力的同谋和帮助。在意大利，1919—1920年间占领工厂和土地的风潮使产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惊恐万状，宁愿放弃他们传统的政党（和以自由党为中心，【193】称为改组派的政治联盟体系），支持法西斯主义的解决办法。用查尔斯·梅尔的话说，自由觉人自己也愿意把法西斯主义看做“自由主义的一个分支，可惜比较粗暴，但也更加有力”[62]。在自由党人和过去支持他们的工业家们的眼中，法西斯小分队的暴力行为可能是令人遗憾的，但暴力证实了只有墨索里尼才能恢复秩序。墨索里尼在上台前宣布支持经济自由主义，这使资产阶级放下了心，不再理会法西斯辛迪加主义的过激言论。小资产阶级的担忧和工业及地主利益集团的支持使法西斯主义在选举中获胜，击败了传统的自由主义政党。法西斯主义通往权力之路是由先前的统治集团铺好的，但在此之前，法西斯主义组织了向罗马的进军，象征性地表现了法西斯主义自称的革命性和它根本性的暴力基础。墨索里尼一旦垄断了国家权力后，就开始控制法西斯小分队的行为，解散辛迪加分子。这两种人只剩下一点用处，供他在必要的时候用来影响旧有的统治阶级和雇主组织[63]。
　　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也是靠了街头暴力和小资产阶级的不满面在选举中获胜。但是，希特勒真正的力量不在于选举的胜利，而是在于占主导地位的群体们的信任，它们确信，只有国家社会主义者才能在大规模失业日益严重、法律制度失去效力的形势下保护它们的利益。事实上，军队（兴登堡）、贵族（巴本）、和鲁尔的工业家们（蒂森）允许希特勒组织政府的时候，国家社会主义党在1932年11月选举中的得票率已经下降了。希特勒上台半年后，在1934年6月30日那个夜晚，纳粹激进分子遭到了比意大利法西斯激进分子更为血腥的清洗[64]。
　　查尔斯·梅尔对20年代的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进行了比较性的研究【194】之后，发现它们的政治结构变化有一个共同的格式，都是在战争刚刚结束后，出现了工人阶级对现有秩序的挑战，到20年代中期，资产阶级秩序又重新建立起来，并得到稳固。
　　“1924年后之所以实现了稳定，是因为决策的中心发生了转移。陷于分裂的议会多数让位于政府的各部门，或有时直接听命于党的委员会，在那里，各利益集团的代表可以比较容易地制定分派社会负担和报酬的办法。这种移位造成了一种新的妥协，一种组合主义的平衡，其中私有利益集团担负起了议会中的多数联盟应付不了的任务。[65]
　　法西斯主义在两个不同的阶段中发挥了维持资产阶级秩序的作用。在第一个阶段，法西斯主义只在意大利起了决定性作用，在第二个阶段，在德国和意大利都起了关键作用。
　　20年代早期，意大利资产阶级靠自己的手段（政党和经济力量）无力祓除挑起民众造反、对财产挑战的妖魔。法西斯主义把国家组合主义的工业结构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结合在一起，做到了资产阶级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同一时期，德国的工人阶级陷于分裂之中，工业资产阶级因而能够同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达成谅解，以对工人阶级的另一部分进行镇压。1919年1月，社会民主党的国防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召调由退伍军官组成的反布尔什维克自由团去镇压柏林的左翼劳工运动，此举即表现了这种谅解。除了德国的工业资产阶级以外，政府和军方也努力与德国劳工运动政治和工会部分中的温和力量达成谅解。协约国政府担心，德国战败后，布尔什维克主义可能会乘虚而入。由于实现了停战，德国的总参谋部毫发未损，有能力支持与劳工运动温和派达成谅解的努力。冯·兴登堡陆军元帅同当时社会民主党的党魁，后来成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弗里德里希·埃伯特达成了协议，共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因此，在德国工人阶级中一部分人的政治和工会代表的配合下，一个新的制度结构建立了起来，其中资本主义的组合主义成了决策的中心。在这个阶段，法西斯主义对于德国资产阶级秩序的重建没有用处，所以并【195】不重要。然而，德国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一直持续下去，造成了它的虚弱无力，后来根本抵挡不住法西斯主义所构成的真正的威胁[66]。
　　第二个阶段始于30年代的大萧条，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在此期间开始坐大。德国的组合式资本主义遏制不了经济大萧条的危机。工业家和企业工人这些包括在组合主义契约之内的人尚可自保，但被排除在外的人——失业人员、小企业主和靠固定收入的人——不断增多，他们的不满日益强烈，越来越容易接受国家社会主义反资本主义的宣传鼓动。德国法西斯主义打着反对资本组合主义的旗号掌握了权力。它利用手中的权力建立了国家组合主义。意大利已经建立了国家组合主义的结构，所以那里的法西斯主义在过渡到第二阶段时没有进行制度上的改变[67]。
　　按照葛兰西的劝告，要想明白各种形式的国家权力的基础，就应该研究历史集团的组成。因此，可以把法西斯主义看做霸权出现危机后一种可能的结局[68]。当工业资产阶级无法通过其政党和正常的施加影响的方式来遏制一场组织松散的民众运动的兴起的时候，法西斯主义即应运而起，掌握了权力。资产阶级或是从未掌握过霸权，或是面临着失去霸权的危险，而工人阶级也没有可以取而代之的反霸权力量。如上所说，葛兰西认为，这样的局面是建立专制独裁的天赐良机。不过他也指出，具有领袖魅力的强人独揽大权只是专制独裁的一种形式。葛兰西描述的另一种形式表面上可能与专制独裁一词的意思对不上号，但实际上还是符合它的概念的，那就是势均力敌的社会力量在议会中形成的力量平衡[69]。
　　一个社会如果存在着这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分歧对峙，那么它的国家形式可能会交替地表现为以下两种形式：一种是经过尖锐的社会冲突后出现的专制镇压型国家，另一种是比较宽松的卡特尔式的国家，在一段相对平静的时间内维持着相互竞争的主要社会力量的利益。意大利墨索【196】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和焦利蒂的改组派即是这两种形式的表现。事实上，法西斯党初上台时，还采纳了改组派的一些惯例。墨索里尼的第一届政府是一个包括议会各派的联盟，范围之广，连焦利蒂都要自叹弗如[70]。
　　法西斯主义得以执掌政权，都是在社会力量间出现了显然是不可调和的尖锐分歧的时候，比如：1919—1920年意大利的农民和工人起义、30年代西班牙的人民阵线和内战期间，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希腊内战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较晚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包括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常常出现相似的霸权危机。这些国家移植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意大利一样，当地的资产阶级没能建立起霸权。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创立了专制法西斯国家的典型，发展出了国家组合主义的生产社会关系方式，并将其制度化下来。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的军人—官僚国家是它后来的翻版。其间还有佛朗哥的西班牙和军人拿权的希腊。基督教民主党治下的意大利、佛朗哥之后的西班牙、卡拉曼利斯统治的希腊、康乃馨革命之后的葡萄牙则都是卡特尔式国家的例子。
　　法西斯专制主义通过镇压异见，把阶级间的敌对情绪冻结起来，掩盖在民粹民族主义的外衣下。它让小资产阶级在政府单位就职，无视地主的暴力行为并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继续发挥国家促进资本积累的作用，给予稳固工人的工会这种得到官方承认的组织在国家中一定的地位，以此来作为对劳工抗议进行镇压的补偿。卡特尔式的国家则允许较大的言论自由和阶级间关系中一定的流动性。斗争可以更为公开地进行，以考验各个阶级的力量。与此同时，这样的冲突基本上已经制度化下来，范围限制在国家结构内部，相互竞争的阶级仍然要通过国家来得到报偿。工会可以显示自己力量的增强和工人支持的增加（像在1969【197】年意大利“炎热的秋天”期间所发生的），以此来要求它们在国家制度内地位的提高（如控制劳工部、加强在企业中的地位，等等）。但是，卡特尔式国家若要维持下去，冲突就必须保持在比较温和的水平上。一旦再次出现不可调和的全面冲突，就有可能重回专制主义。
　　卡特尔式的国家似乎造成了从国家组合主义向三方制的转变。确实，国家不再担负指导作用，自主的劳工组织获得了更大的活动余地。然而，国家仍然维持着大部分对工会进行控制的机制，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即可马上动用。工会也仍然向国家提出诉求。罢工是政治性的姿态，而不是经济上的要求，目的是促使国家干预谈判过程。所以，国家一级的组合主义仍然存在，只是比起独裁时期来，国家的作用不那么明显而已。
　　法西斯主义和较为温和的卡特尔式国家之间最关键的分别在于法西斯主义的暴力倾向。小资产阶级组成的突击队以及街头团伙为暴力活动提供了人力，但暴力倾向本身似乎来自比阶级结构更深一层的人的心理。在那个年代，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占主导地位，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只限于狭隘的阶级范围，但葛兰西提出的理论与他们不同。早在1921年，他就在《新秩序报》上写道：“很明显，法西斯主义并不完全是一种阶级现象，它只在部分的意义上是由有着明确的目的感的政治力量组成的运动：……它释放出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中原始的力量，使之欲罢不能：法西斯主义表现了意大利社会深层的衰败……”[71]
　　接下来，他根据意大利的具体国情，把法西斯主义归因于文化水平太低（“在意大利，母亲靠用木柴敲孩子脑袋把孩子养大"）。其他的研究者注意到了法西斯主义这一现象的普遍性。比如，威廉·赖希认为，法西斯主义是通常蛰伏在人性深处的潜意识的爆发，它包括“残酷、施【198】虐、淫荡、贪婪和嫉妒的冲动"，而这些冲动都是由于儿时遭受的专制镇压所造成的。他认为，人性中这一层潜在的特点为人类所共有，不只限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一层非理性、侵略性的特点潜伏在受到文明规范制约的有意识的人性下面。赖希认为，小资产阶级之所以如此易受法西斯主义的吸引，是因为他们从小在家庭的专制下养成的性格结构使然。当他们的社会阶层受到严重压力，他们的地位遭到威胁的时候，潜伏的暴力就迸发出来。在专制镇压下形成的性格结构以典型的法西斯形式表现了这种暴力[72]。

受党指挥的再分配型国家


　　法西斯主义组合式国家偏离了福利—民族主义的国家形式，成为在资产阶级霸权尚付阙如或遭到破坏的情况下继续进行资本主义发展的框架。俄国在革命后成立的国家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发展方式。那是一种再分配式的发展，是由掌握了国家的一切权力的革命党领导进行的。
　　党领导下的再分配型的国家形式不是来源于自由主义国家的转变。在苏联和中国这两个最重要的案例中，它都是产生于旧制度的土地—官僚制国家的危机[73]。
　　在沙皇俄国，私人企业在国家指导下得到培育发展，并服从于国家的目的（比如，生产军用物资）。在这方面，沙皇的工业化类似于17世纪法国君主制下的商业主义。工业中的生产社会关系起初由农奴制的农民—领主型关系发展而来。随着农奴制的结束，在斯托雷平进行了一些【199】农业改革之后，沙皇政府在工业和农业中开始着手创立企业劳力市场型的社会关系方式[74]。不过，这种关系尚未完全建成，沙皇帝国就已崩溃。
　　在中国的满清帝国时期，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建立了飞地。中华民国成立后，即在这些飞地的基础上开始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和在沙皇俄国一样，也是当资本主义生产和企业劳力市场的社会关系刚刚产生了一点结果时，中华民国即告垮台，它所进行的原始的自由主义实验也随之告终[75]。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的政治和军事统治下，东欧国家建立了由党指挥的再分配型国家。在其中有些国家中，生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和与其相关的生产社会关系方式——企业劳力市场、两方制和三方制——较为发达，农业部门的小农个体经营方式也更为兴旺。在这些国家中，新的国家形式是外力强加给它们的，没有多少国内的支持，因此不能算作原来国家形式自发的转变。南斯拉夫和印度支那属于另一种情况，它们是在农民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了由党指挥的再分配型国家的。
　　几乎所有的历史证据都表明，再分配型的国家形式开创了另一种积累方式，与自由主义国家培育的资本主义积累进程完全不同，不必事先经过自由主义经济的阶段[76]。正如自由主义国家创造了企业劳力市场一样，党领导的再分配型国家创造了中央计划，而且，作为生产社会关系的一种过渡性方式，成立了农业的公社型组织方式。可以说，党领导的再分配型国家走的是另一条路，但这一历史事实并不排除它一旦成为确立的模式之后，会通过强迫的手段，也可能会经由效仿，而传播到原来是自由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
　　苏维埃国家诞生于一个敌意四伏的世界中，从一开始就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当时的一种革命思潮把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政权看做只是世界范围内革命的第一步，认为革命要成功，就必须从俄国扩展到【200】资本主义国家中去。在战败后的德国，资本家、社会民主党人和军队在协约国的支持下结为联盟，预防了革命的爆发，扩大革命的期望因此而落空。接着，新生的苏维埃在自己的领土上同受到外国军事干预支持的反革命势力展开了战斗。保卫战胜利后，国家颁布了新经济政策，暂时中止了革命进程[77]。在当时的世界中，西欧重新建立起了资本主义秩序，使苏维埃国家陷于孤立之中。它若想维持独立，就只有“在一国之内实行社会主义”这一条出路。
　　苏维埃国家打败了外来干预，为自己赢得了喘息的机会。但这段时间能有多长呢？在苏联领导人的眼中，尽管国联四分五裂、虚弱无力，但它仍然是一个与苏联为敌的联盟。对苏联来说，最大的安全保证在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分裂，不是它们对共产主义国家的容忍。革命在俄国这个落后的边缘经济中取得了成功，但要想使革命持续下去，苏联就必须尽快实现经济的现代化，以赶在资本主义列强再次向它发动攻击之前追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实力。在当时的世界形势中，实行工业化和军事化成为苏联的当务之急。
　　这一当务之急确定了苏联政权的性质。实现农业集体化，建立中央计划体系，这些并不是为落实一个经过周密思考后所确定的发展模式而凭空想象出来的措施。它们产生自苏联政府的一系列政治决定，而这些决定是政府根据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现实，在尖锐的政治冲突的压力下做出的。20年代期间，在如何最有效地准备迎击资本主义世界可能发动的新进攻这一问题面前，苏联内部的辩论显得不再重要。布哈林—派提倡以“蜗牛的速度”进行工业化，以尽量不影响农民和工人结盟的可能性。另一派指责说，这种办法会使苏联无力抵御外来的威胁。根据他们的理论，强迫实行集体化是迅速扩大农业生产，同时又释放出劳动力从【201】事工业生产的惟一办法。为了训练由原来的农民组成的工业劳动力，使其适应工厂劳动，就必须严格执行劳动纪律。简言之，苏联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处境岌岌可危这一事实造成了斯大林主义强制和镇压的特点，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支持这一阶段的强迫性发展的人认为，正是由于进行了这样的发展，苏联才得以在卫国战争中抵挡住了德国的进攻，并成为战后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
　　中国是另一个大型再分配体系，它也起源于一个类似的世界背景。1949年，共产党的军队占领了国民党军队溃逃后留下的沿海城市，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毛泽东在新建的社会秩序中为民族资产阶级留出了一席之地。他希望能够维持中国沿海城市和东南亚地区的贸易联系，而在这种贸易中，中国沿海城市中的资产阶级一直起中间商的作用。然而，美国立即对中国进行了封锁，还可能会支持国民党军队从台湾反攻大陆。结果，中国要建立自己捍卫新秩序的能力，就只有同苏联结盟，引进苏联的计划体系来发展中国的重工业。中国一旦同苏联结盟后，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就失去了意义。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都被纳入了中央计划体系的范围[78]。
　　斯大林死后，苏联和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都发生了变化。美苏相互的核威慑给予了它们两国关系一定的稳定性。1963年，通过了禁止核试验条约后，美苏关系得到了缓和，两国都认识到了核威慑所带来的稳定。斯大林死后，苏联国内的经济发展要求从斯大林时代的外延模式转为集约模式，因为劳动力储备已充分就业，所以需要采取集约式的发展模式，以维持增长。现在，维持增长只能靠新的资本和技术，而获取它们的捷径就是加强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往来。内部和外部因素都有利于缓和。
　　【202】同时期内，中国的领导人认为中国的处境十分险恶。在中苏合作的高潮期，苏联曾答应帮助中国发展核防御能力。现在，美苏之间实现了缓和，最终导致这两个超级大国都签署了禁止核试验条约，接受了核不扩散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背弃了与中国达成的协议。中苏两国共产党的关系也开始恶化：1954年，中国领导人清洗了东北地区重工业和中央计划机制的负责人，因为怀疑他们是苏联在中国的据点。1960年夏天，苏联撤走了在中国的技术人员。与此同时，美国的敌意和来自台湾的威胁继续使中国感到如芒刺在背。于是，中国领导人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法来实现自给自足：继续优先发展独立的核军事能力，并孤注一掷，从以重工业为基础的苏联式发展转向自力更生。这一国内发展战略对生产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等于完全寄希望于从思想上动员民众群策群力，以此来创造新资本，发明新技术，使国家得以维持自力更生的发展。中国在发展核能力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在通过充分有效地利用它巨大的人力资源来实现长期发展方面，成绩却不尽如人意。
　　70年代末，世界体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和苏联式经济都在维持增长方面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它们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变得更加敌对。美国修正了它一贯的反华立场，开始把中国看做一支有用的力量，可以在东方与苏联抗衡。毛泽东时代后的中国新领导人也决心改变以自力更生为基础的国内发展战略，把重点转向实现工业现代化和提高农业产量。中国的发展新战略强调优先提高生产力，这包含着两个含义：一是生产关系的重大的变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思想动员转向了物质刺激，另一点是需要扩大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以进口技术。不【203】过，这一次，外部世界指的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79]。
　　世界体系通过党领导的再分配型国家这一层中介，影响着再分配制度中生产关系的发展。这种影响的方式突出表现了在落后的边缘经济中发动革命所面临的难题。如果能把发展过程的规律特征总结起来，从中提炼出世界体系的话，会发现再分配型发展在本质上并没有专制和镇压这类斯大林主义的特征。对于中央计划这种生产的社会关系制度，应当可以剔除它所有暂时性和时机性的内容，提炼出它永久性的根本特征，把它看做一个生机勃勃、不断发展的结构，不应因为它起源于斯大林主义就使它万劫不复。然而，在一个落后的边缘国家中，是不可能提炼出世界体系来的。这样的国家由于革命而同世界体系脱离，因而极易遭受干预和动乱。只有通过迅速实现工业化，获得赖以自保的军事力量，它才能得到安全感。这里面包含着一个矛盾：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必须采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技术和组织方法，因此，必须放弃创造符合革命目标的新型生产社会组织形式的努力。换言之，它意味着在落后的边缘化国家中，革命发展的机会是极其有限的。
　　如果革命发生在最先进的工业社会里，情况就完全不同。革命不必采用与它竞争的国家的社会组织模式，原因很简单：它自己的生产力已经是最发达的了。但这种情况又有它自己的矛盾：因为国家已经非常发达，所以它有更多的资源来减轻引发革命的原因，结果，革命在这样的国家中发生的可能性最小。然而，把这两个假设的情况——一个是技术落后的国家，一个是技术先进的国家——放在一起对照，可以看出，当技术落后的再分配型社会成功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的时候，国内社会组织变化的可能性就会加大。对于现今中国领导人所宣布的目标来说，这【204】一论点可能是最为有力的支持。中国现在的领导人认为，必须首先提高中国的生产力，然后才能进一步加强生活和工作的集体化的形式。这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有待回答的问题：同资本主义经济增加联系本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这种联系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会不会使生产力的发展完全或部分地转向资本主义的方向？这样的联系会不会影响政权的再分配特性，把它吸收入市场经济的世界秩序？
　　党领导下的再分配型国家把政治和经济融合为一个单一的进程。这种国家经济形式的职能在第四章中曾作过概述，即国家对于生产的社会关系的三种方式的协调作用。这三种方式是中央计划、公社制和个体经营（在一些情况中还有企业劳力市场生产）。然而，必须考虑到这种职能性的关系可能发生的改变，而准确地了解再分配制度内部最新的发展和变化是十分困难的。
　　用葛兰西提出的运动战和阵地战的比喻来形容制度的变化至为贴切。葛兰西认为，俄国革命的成功靠的是打运动战。沙皇的国家在遭到军事惨败之前一直实行高压统治，但它没有公民社会作为坚实的基础。一个志在必胜的革命党有可能通过一场速战速决的运动战摧毁这样的国家，建立新的国家，按照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塑造社会。但是，葛兰西接着说，俄国的情况不能照搬到西欧，因为在西欧，即使政权垮台了，如德国的霍亨索伦王室的崩溃，但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坚实基础还在。任何革命团体若是夺取了政权，都会遇到有组织的势力的反抗，很快就会被打倒。因此，在这种情况中，革命需要采取打阵地战的策略——在公民社会中缓慢而稳步地建立起以阶级为基础的反对霸权的力量，直到有能【205】力实现推翻政府的目标。换言之，葛兰西所设想的是在一个由资本主义的制度和社会关系所主导的社会中实现社会主义转变，而沙皇俄国和革命前的中国都不是这样的社会[80]。
　　通过运动战建立起来的国家实质上就是统一指挥、纪律严明的党组织本身，它接管了革命前的国家遗留下来的机制，并着手为改造社会创造新的制度和工具。革命党以直接的专制独裁这种非霸权性的方式，对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支离破碎的社会结构进行统治。它企图把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城市的体力劳动者和乡村的贫苦农民）吸收到它的圈子内，给他们以优待。但是，没有一个现存的社会阶级借党的力量建立起支配其它社会阶级的霸权，成为党所依靠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党代替了阶级的社会霸权，使用组织和意识形态作为手段，来建立大众对党的广泛支持[81]。
　　因此，通过革命夺取了政权（运动战）之后，接下来就是长期的“自上而下”的社会革命。在此期间，党领导的国家（1）维持着一支纪律严明的干部队伍，并为它增添新鲜血液；（2）使用强制手段，或通过自然减员的方法，除掉旧制度的社会权威（名人、富人、专家），用忠于新秩序的人选取而代之；（3）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改变人民对劳动、社会关系和政体的态度；（4）为新的国家权力创造经济和物质基础。要为未来的社会奠定经济和社会基础，先得经过初级积累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党的重点在于打击旧阶级的残余，并防止出现不服从或破坏党的领导的新的社会群体。
　　在初级积累阶段和“自上而下的革命”之后，公民社会将重新出现。其中所涉及的问题是再分配型社会形成的过程中最有意思，也是最困难的问题。社会类别由新的政治和生产组织所决定：最高层是党的政治领导，接下来依次是企业和其他生产单位的主管以及各级经济和社会官僚机构的领导干部，自然和人文科学界的精英阶层，在国家、党和经【206】济组织中担任中层管理人员的有大学文凭的知识分子，稳固的技术工人和技术员，非稳固工人，最后是贫富程度不同的农民。随着由这些社会类别组成的新结构的逐渐稳定，党领导的国家在指导经济发展时就必须把它作为一个因素考虑进去。因此，运动战必须改为阵地战。党在推行政策的时候，对其中有些社会类别的依赖程度更大一些。
　　斯大林主义推行“自上而下的革命"。从本质上说，它意味着由党的最高政治领导垄断权力，不准其他社会类别获得自己的特点或合法性，所有人都必须接受政治领导按照正统给予他们的定位。斯大林死后，“领导干部”和自然及人文科学界的精英成为两种不同的社会力量。苏联制度内部的一些观察家认为它们双方达成了一种“历史的妥协”[82]。根据这种妥协，政治领导承认这些社会力量的存在，而这些社会力量则接受政治领导的霸权。当然，霸权与独裁完全不同。霸权性的政治领导必须照顾到各种社会力量的不同利益，因为它在行使权力时，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这些力量的默许。苏联政治领导集团获得了上层稳固工人的支持，这对它继续维持霸权十分有利。这些工程技术人员在苏联的工会中占主导地位，与管理层也关系密切。政治领导对这批人的依赖产生了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后果，那就是倾向于鼓励平民主义思想，以及注重体力劳动和反知识的情绪，使自然和人文科学界的精英阶层提出的非正统观念得不到支持。在社会方面，领导层对这些人的依赖使他们成为劳工中的贵族。他们同管理方密切配合，监管着地位低下的非稳固工人任何出轨的表现。可以【207】猜测，毛泽东时代后的中国可能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
　　如果这一分析正确的话，党作为执行纪律、确保一致的机制，就失去了它的某些特性，更倾向于成为参与国家权力的不同群体之间彼此沟通的渠道和采取行动的框架。这时的党已不只是单纯的政治领导了。它一度替代了公民社会，现在开始体验到重新出现的公民社会的多样性[83]。
　　党和社会的关系也可能向另外的方向发展。1980年8月波兰的工人运动导致了团结工会的成立。这表明，政治领导层寻求稳固工人的支持，借此排斥由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反对派的努力不一定能获得成功，在再分配型社会中，其他力量之间也是有可能组成联盟的[84]。
　　在波兰的情况中，工人和知识分子结为同盟，似乎基本上弥合了技术和非技术工人之间、城乡之间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结果，政治精英阶层反而有被边缘化的危险。波兰事件的结果固然不同寻常，但波兰社会中存在着有可能组成同盟的各种社会群体，这一点却是各国皆有的典型现象。只要承认工业化的再分配型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群体，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推测这类社会将来各种可能的发展。
　　对于未来最保守的估计——也是最有可能发生的前景——是政治领导和技术—人文界的精英继续和平共处；前者负责统治，后者负责管理。这种安排还可通过如下的措施来进一步得到加强：对官方工会进行改革、重振工业中的组合主义、并通过采取包括计算机在内的先进方法，来提高计划和管理的效率、减少腐败。这种策略还有另一种形式，是让市场机制起更大的作用，技术精英阶层中有些成员就赞同这种形【208】式。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提高分配的效率，不是要把再分配型积累变为资本主义积累。对于市场机制，社会群体中没有明确的支持或反对的格式。有些企业领导可能支持采纳市场机制，别的人则可能担心那会使他们的工作难保。工人们对此可能漠不关心，或者担心市场机制一旦扩展到企业的人事安排，会影响现行机制所提供的工作保障。
　　更加激烈的变革会把矛头直指生产的组织和等级制度，对鲁道夫·巴罗所谓的从属性提出挑战，从属性实质上就是指再分配型社会所实施的资本主义工业的指挥结构。有一种改革设想在企业一级实行工人的自我管理。这会削弱中央的再分配作用，产生越来越多以自身利益为重的自治企业。另一种激进的、可以说是乌托邦式的改革则主张加强，而不是减弱，党对再分配过程在政治上的控制，但党应当是充满活力的、非官僚化的，并能及时有效地对人民的要求作出回应[85]。
　　这种国家形式中固有的矛盾或问题可以归为四条：
　　第一，政权宣称要实现社会解放，这是它维持合法性的基础，但世界形势的要求迫使它继续保留它的榨取性（高度的再分配型积累）和镇压性的特点。这两者构成了矛盾。
　　第二，工业是按照资本主义的生产格式组织的。它通过等级制结构来指挥生产，工厂劳动造成工人的反感和疏离；本来人们憧憬着革命会带来亲密无间的新型劳动关系，但事实与愿望相去甚远。这两者之间又是一个矛盾，与第一个矛盾紧密相连。
　　第三，中央计划的合理性由于其效率的低下而受到限制，但改变中央计划的做法很可能会导致再分配型积累的降低。比如说，如果为了提高效率而给市场机制以更大的活动范围，企业就可能会自己把利润留下，因而减少上交给中央再分配制度的资源。另一种可能是：如果在计划时照顾基层的要求，就会构成对国家权力的等级基础的挑战，可能也【209】会导致中央积累的减少。
　　第四，党在初期阶段掌握改造社会的全权，但在这个初期阶段之后，公民社会重新出现，这就要求国家同新兴的社会力量达成妥协。这特别涉及党的领导层、技术知识阶层、人文知识阶层和工人之间的关系。

更多的分析性论题


　　第五章结尾处提出了有关国家形式和世界秩序的变化的分析性论题，这一章中讨论的内容可以再加上几条论题。本章中研究的许多变化进一步证实了第五章中提出的论题，尤其是有关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论题二）、新历史集团的形成（论题三）和生产的新框架的创造（论题四、五）。帝国主义竞争时代的历史使我们对世界秩序的结构有了更加充分的了解。除了第五章中的八个论题外，现在还可以加上如下几个。
　　第九个论题：历史上世界秩序结构的改变是一个复杂的进程，同时涉及（1）主要国家相对力量的改变；（2）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社会间生产能力的重新布局；（3）社会内部各社会群体间相对力量的变化和新历史集团的组成；（4）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即新的生产社会关系的建立，以及新的资本积累机制的成立；经济即因此而得以继续增长。
　　第十个论题：这种转变可能导致一个团结一致的单一的霸权性世界体系，也可能造成一个各国自行其是，时有冲突的非霸权性体系。霸权【210】性体系通常会迫使国家的形式适应普遍的社会积累结构。各国的经济和生产结构要与霸权性的世界经济相适合，尽管国家和政治结构可能各有不同。但后者的不同是为了保证前者的适合。在非霸权性的世界秩序中，权力呈分散的状态，所以，与世界经济的某一种主要形式不相符合的国家形式和积累的社会结构有机会出现并得到发展。
　　因此，根据第九条论题，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同时发生的各种变化逐渐改变了自由主义时代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及其典型的生产社会关系方式），带来了非霸权性的世界秩序。福利—民族主义的国家形式从自由主义国家演变而来，以适应于非霸权性的世界秩序（它的民族主义方面）和国内社会力量之间新的关系（它的福利方面）。在帝国主义竞争的时代中，法西斯主义最突出地表现了国家间关系的侵略性。福利—民族主义国家是对非霸权性的世界秩序的适应，但它国内的资产阶级仍然掌握着霸权。法西斯主义则表明了国内霸权的破裂一国家为保持统治不惜动员起全体人民内心潜伏的野蛮本性。然而，法西斯主义维持并且巩固了原来的积累结构，通过国家组合主义把它们纳入了国家确立的主导方式。再分配型革命政权的建立开创了另一种积累的社会结构，与产生了福利—民族主义国家的积累结构完全不同。世界体系中权力的分散——这是第十条论题的内容——使这另一种积累结构不致遭到被扼杀在摇篮中的厄运，因而使革命政权得以生存。但是，世界体系中的力量竞争确实影响到了再分配发展的方式。这种方式并非由国家自己选择，而是形势所逼，因为革命政权希望尽快提高生产力，以加强自己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中的生存能力。



[1] 巴拉克洛（1967）：第12页。

[2] A.J.P.泰勒（1957）：255—256页、第284页、346—347页；欣斯利（1967）：244—271页。

[3] 德希欧（1963：第230页）对俾斯麦之后德国的冒险作了如下的解释：“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例子，说明大陆型国家（即德希欧概念中的大陆型强国）始终没有充分认识到岛屿型国家那种难以理解的暗戴力量。……这里讨论过的自从腓力二世以来所有争夺霸权的斗争都是在一个统治着旧大陆的强国和一个或几个代表着海上力量的西方国家间进行的。拿破仑一世时代出现的第二个特征是占统治地位的大陆强国和俄国的冲突。”也见232—242页。德希欧的论题包含的可变因素不多，简洁明确，但把大陆型和岛屿型这两种国家力量的形式作为当然存在的条件，并未探讨它们各自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国家类型因此而被典型化，成为由历史决定的思想方式。

[4] 兰德斯（1969）：第269页、326—358页；霍布斯鲍姆（1969）：第127页、178—193页。

[5] 迈耶（1981：第277页）指出，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北美的中西部平原、乌克兰和阿根廷的粮食生产大大增加，以供应世界市场。这造成了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因而沉重打击了土地阶级的利益。这为他的观点提供了论据，即：促成19世纪晚期保护主义和帝国主义上升的是旧制度的继续存在，而不是新兴的资本主义。这一论题反映了约瑟夫·熊彼特早些时候在一篇论文中提出的帝国主义的社会学的观点（1955：特别是第65页和67页）。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本性是反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是“社会结构的一种返祖现象”，“作为一种结构的要素，它将逐渐消失，因为使它显赫一时的结构将会衰落，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将逐渐让位于别的结构，而这些别的结构不见容于帝国主义，并消除了支持帝国主义的力量因素"。这一论题的含糊不清削弱了迈耶的主要论点，即把促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欧洲代表着旧制度的贵族。熊彼特的论题并未排除农业保护主义的作用。

[6] 在法国，第二帝国期间由国家开始的自由贸易政策被由农民和制造商组成的联盟扭转了过来，先是通过1881年的一项关税法，后来又有1892年的梅利纳关税法。见科班（1965：第三卷，42—43页）。在德国，国家利用保护主义来发展经济并巩固历史集团。俾斯麦通过1879年的保护性关税获得了企业家中最强大的团体的支持，而与此同时，土地税又使原来是自由派的小农与鼎力支持政府的容克大地主阶级联合在一起。见巴拉克洛（1947）：第426页。

[7] 卡尔（1950）：72—87页论及了俾斯麦与拉萨尔的谈话；引语来自卡尔（1945）；第19页。卡尔的这一思想出自博克瑙（1942）。

【427】[8] 韦勒（1972）：第77页。

[9] 巴拉克洛（1947：433—434页）以阿累维的著作为根据，认为促使德国军方在1914年决定冒险打仗的主要因素是他们把1912年社会民主党的胜选看做对他们的威胁。在英国，工人和争取参政的妇女发起的反抗运动已经威胁到国内安定，但战争的来临却使它们平息下去，汇合人全国应付战争的努力之中。温菲尔德—斯特拉特福德（1933：第310页）说：“如果来自德国的战争威胁发生得晚一些，就很有可能先爆发国内革命。随着爱德华时代过渡到乔治时代……阶级之间……派别之间发生对抗——这是一个内战是否会先于国家间战争而爆发的问题。”丹杰菲尔德（1961；1935年第一次出版：第388页）说，随着战争的爆发，要求参政“对妇女来说，变成了爱国。……这样，在忠心报国的狂热中，在对外使用武力的努力中，伟大的妇女叛乱就此告终”（387—388页）；“工人叛乱这场无产阶级运动原来高举着它半革命性的旗帜已经冲到了资本的防御工事面前，现在也把这旗帜抛在一边，聚集在米字旗下，向着新的方向，对着一个更加明显的敌人冲去”。

[10] 尼古拉·孔德拉季耶夫对长波的分析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概括在孔德拉季耶夫（1935）之中。孔德拉季耶夫在他于20世纪20年代写成的著作中，划定了两个半长周期。他把最近一次周期的高潮时间定在从1896年到1914—1920年期间。厄内斯特·曼德尔（1978）估计这一波的低潮一直延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孔德拉季耶夫只是划出了经济长波，并未试图提出解释。不过，他假设这样的周期来自资本的内在逻辑，而不是由外部力量产生的。不同的学者都同意可能存在着这样的长波，但他们提出的原因各不相同。约瑟夫·熊彼特（1939）把革新（指一组组的发明）和信贷的易于获得作为有助于启动一轮长波的因素。曼德尔（1978：108—146页）认为利润率的下降是关键的因素。货币主义者们强调货币供应的变化，尤其是1896年后在兰德和克朗代克发现了金矿之后（虽然孔德拉季耶夫认为黄金的发现应当被视为被资本主义的逻辑引发的事件，不是偶然发生的）。兰德斯（1969：232—237页）的意见比较平衡，把发明创造和货币供应的增加都看做重要的因素。杰伊·弗里斯特（1976：195—214页）通过为体系发展的动向确定模式，推论说经济长波的发生可能是由于资本货物和消费品生产部门之间的脱节造成的，在上升趋势期间使用的新技术导致了资本货物部门的能力过剩。他认为，要推动经济新的一轮上升，合适的办法是生产计划，不是货币政策。也见弗里斯特（1978）：145—148页。关于长波理论的分析性总结，见关于周期节奏和长期趋势的研究工作组（1979）：483—500页。

[11] 见霍普金斯和瓦勒施泰因编辑的书中所收戈登的文章（1980）。戈登指出，关于长波，过去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都立论不够稳当。他认为，原因在于它们过分注重增长和危机这些纯经济的指数，忽视了决定着投资人对积累前景信心的社会关系环境。他把构成这种环境的结构称为积累的社会结构，把它假设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一处不稳就会造成全体的动摇。接下来，戈登探讨了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经济危机和积累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危机会影响积累的社会结构的稳定，所以，需要建立一个新的【428】积累的社会结构，才能使投资再次起飞。反之，积累的社会结构如果不稳定，也会促成经济危机。戈登把经济危机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段不稳定时期，它的解决依靠对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的重建（第20页）。”至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的要素，戈登列举了生产过程中的社会阶级关系、国家对积累所需要的经济基本结构的投资（运输、通信，等等）和国家为控制世界市场进行的投资（帝国主义、国际货币秩序，等等）。戈登的思想比托洛斯基对孔德拉季耶夫最初提出的关于长波的论题的批评更进了一步。托洛斯基对于是否能用资本的逻辑来解释经济长波提出质疑，认为长波一定是社会和政治力量与经济逻辑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戈登思想的基础上，后来发展出了一种理论，把社会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结合在一起，来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均。虽然戈登没有讨论到这一点，但是，这种理论暗含着社会政治变化的无法预知性。“重建积累的社会结构”是一场社会冲突的戏剧，不能简化为一系列的客观经济数据。经济数据为戏剧的上演确定了舞台，但决定不了戏剧的结果。关于托洛斯基对孔德拉季耶夫的评论，见加维（1943）、曼德尔（1978）：126—129页、和戴伊（1976）。

[12] 布拉韦曼（1974）谈到了美国，乔治·弗里德曼（1956）谈到了法国。

[13] 爱德华兹（1979：97—104页）对泰勒主义采取狭义的定义，把它限于对生产系统的时间、动作和流程的研究结果的应用，他认为这只是管理行为改变的一小部分。布拉韦曼（1974）从较广的意义上看待泰勒主义，用它来代表整个一场运动，这场运动是要通过把劳动分成小块，来把对劳动的控制权从工人手中转到管理方手中。葛兰西（1971：277—318页）也从广义上使用泰勒主义一词，把它与他所谓的福特主义和美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泰勒主义是生产方法的革命，它在欧洲的适用可能会消除封建主义的残余，训练工人为下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做好准备。也见第9章。

[14] 戈登、爱德华兹和赖希（1982）：112—164页；肖特和蒂利（1974）；11—16页、180—184页、234—35页。劳动过程的改组在不同的国家进展的速度不同，依各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工人阶级的抵抗力量而定。阿累维（1961）指出了欧洲大陆和美国与英国之间的对照。前者的雇主较为轻易地引进了这些革新，而后者却受到了工会的强烈抵制。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德国，社会主义作为政党的运动，力量相对强大，而工会作为工业力量，却较为软弱。在19世纪晚期的英国，社会主义几乎不成为一支政治力量，但工会却在稳固工人阶级中很有根基。阿累维写道：“通过有计划地限制具体工业部门中的工人数目…他们（工会）或者是强迫所有想加入该行业的人经过许多年的学徒生涯，或者是规定任何公司雇用的工人中儿童对成人的比例。有时，现有工人甚至预定一定的空缺比例，留给他们的孩子以后填补。【429】绝大多数工会的目标都很明确，要把每一行每一业都变为不对外开放的行会。……美国或德国的雇主得以任意在工厂内引进技术和生产流程，从而用非技术工人代替技术工人。但英国的雇主却遭到了工人们有组织的反对。在使用机器的行业里，他只能雇用技术工人，每一个工人只管一部机器，面与他竞争的德国雇主则可以雇用一个非技术工人同时照管三部机器（215一216页）。”
　　葛兰西（1971）抓住了泰勒主义的辩证的潜力：“工人的脑力不仅没有萎缩，反而得到了完全自由的发展。惟一完全机械化的是形体的动作……工人不仅运用头脑进行思考，而且他从劳动中得不到立即的满足，意识到资方想把他贬为受过训练的大猩猩，这样一个事实会导致他的一系列反抗的思想（309—310页）。”

[15] 格申克龙（1962）。

[16] 卡尔（1946）突出强调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霸权时代自由放任的思想意识残余仍然存在，但各国都在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来捍卫自己的独立。这两者之间出现脱节。尤其请看54—60页。

[17] 引语来自布鲁斯（1966）：第262页。

[18] 福利国家—词据称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坦普尔在1941年的发明，作为与纳粹的“权力国家”的对照。见肖特兰德于1967年编辑出版的书。

[19] 比弗里奇（1909）。

[20] 布鲁斯（1966）：163—169页。

[21] 凯恩斯（1936）。

[22] 廷贝亨（1964）：尤其是第8页和第70页。

[23] 社会民主党人认识到福利政策造成了经济民族主义，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这是贡纳尔·默达尔（1967）的主题。波利亚尼（1967：第147页）强调计划是对于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造成的社会后果的事先没有准备的自发反应：“自由主义经济是国家有意制定的，但后来对自由放任的限制却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自由主义经济是计划产生的；经济计划却不是。”

[24] 兰德斯（1969）：339—348页；霍布斯鲍姆（1969）：172—194页。

[25] 肖恩菲尔德（1965）：177—182页、193—196页。林德贝克和别人一起编辑的洛维（1975）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说成是一种永远的破产管理的状态，“这种国家的政府坚定地认为，对任何足以成为社会中重要因素的大机构，都必须保证它的稳定”（第117页），在这样的情形中，与其说实现了生产和分配的社会化，不如说是风险的社会化（第118页）。

[26] 亚瑟·M.罗斯编辑的考克斯（1966）。

[27] 关于英国的初级教育在促进全民一致性方面的作用，见兰德斯（1969）：341—342页。邓洛普（1958）和科尔与他人合著的著作（1960）都对当时可以观察得到的一种决策趋势表示了赞许，这种决策以实际确定的选择为基础（排除了关于另外新的社会秩序的“不切实际的”观念），主要利益集团（工人和雇主）的技术精英在对问题的理解方面彼此之间比与他们各自集团的基层相通的地方还多。伍尔夫（1977：298—321页）批评了后来资本主义的非政治化的趋势，它的政治制度似乎只有当人民消极沉寂的时候才能运作。克罗齐耶与别人合著的著作（1975）指出，高度的参与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自由民主是不利的。一种观念认为，不同的政府只是实际设计的问题，不涉及道德选择。这一观念通过加拿大发生的【430】一件事情得到了阐明。1983年1月，罗马天主教会的主教们发表了一项集体声明，谴责一个允许失业率持续居高不下的制度为不道德，并建议采取政策建立另一种社会（《多伦多环球邮报》1983年1月1日报道）。总理可以令人信服地回答说那些主教们不懂经济，各大报纸也表示了这种看法。（主教们应当是关于神学的技术专家。）从列举的大部分参考资料的日期中可以看出，政府的非政治化从20世纪50年代晚期开始显现，正是宣布“意识形态的完结”的同一时期（丹尼尔·贝尔，1960）。换言之，这是在福利一民族主义国家形式转变为新的形式，以适应二次大战后新的霸权性世界秩序之后发生的（见下面的第7章）。我认为，对政府的技术选择取代了道德选择，这与组合式三方制决策方式有着机能性的联系。它的非政治化的效果在福利一民族主义国家存在期间被掩盖了，因为民族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十分重要，并发挥了动员各阶级的人团结起来，支持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的作用。霸权秩序一旦平息了民族主义，原来被掩盖的非政治化就显露了出来。

[28] 这些百分比是根据范斯坦（1972）的图表提出的。他根据市场价格提出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图表3，10一11页）并提出了所有的公共当局购买货物和服务的经常支出数字（图表14，35—36页）。根据这些数字得出的确切百分比是9.6和28.5。拉西特与别人合著的书中（1964）的图表15和23提出的各级政府开支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有所不同。根据这些图表中的数字，1959年，联合王国的百分比是45．3。其他国家同年的百分比是：瑞典52．9，荷兰41．2，西德38.8，美国27.9。如果从政府总开支中减去国防开支，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就拉大了：瑞典48．2，英国38.6，荷兰37.2，美国只有18.3。

[29] 蒂特马斯（1963），特别是第1章。

[30] 塞伯恩（1984）：11—12页。

[31] 布里格斯（1965a）：第519页。1871年，德国建立了下院的男子普选权，1875年法国也再次确认了这一权利。到世纪之交的时候，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取消了财产、赋税和教育程度的资格要求，但在所有这些国家中，代表席位的分配都对乡村地区有利，不利于城市地区。

[32] 阿累维（1961：139—140页、第303页）强调了在这段时期，帝国主义加社会改革的“普鲁士模式”对英国政策的影响。当时德国在其他方面也是英国钦佩和效仿的对象，尤其是德国的教育制度和黑格尔的政治哲学（140—163页）。在改革者当中，费边社认为约瑟夫·张伯伦是最有可能把德国的社会改革引进英国的政治领导人（第142页）。关于张伯伦的社会政策举措，见阿累维（1961：231—243页、第287页和第312页）和布鲁斯（1966：第110、122和151页）。阿累维敏锐地感觉到张伯伦立场中潜在的矛盾（242—243页）。在德国，占主导地位的旧制度军人贵族在觉醒了的无产阶级和依靠政府的资产阶级之间进行仲裁，它用军队来保护资产阶级的财产，但又很愿意保护劳工不受粗鄙的资本家的剥削。而在英国，分为两党的贵族维持了自己主导阶级的地位，尽管工业对社会的统【431】治正使得资产阶级成为霸权性的统治阶级。就在张伯伦催促托利党重新振兴社会改革的项目的时候，受到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幽灵威胁的金融和工业资产阶级正大批地加入托利保守主义的阵营。张伯伦的政治生涯预告了托利主义的转变，从贵族式的仁爱转为以金融业和大规模工业为基础的进步资本主义，是否实行社会改革总是要以资本积累的要求为准。

[33] 哈考特的话引自布鲁斯（1966）：第15页；费边社成员的引语来自布鲁斯，第139页；关于各改革者的著作参考，见布鲁斯，10—11．页、142—143页。

[34] 塞伯恩（1984：16—17页、20—24页）指出，德国、奥地利和丹麦的工人组织反对国家引进社会保险的举措。他们这种态度来自思想上对家长式贵族统治的反对和对工人权利的坚持。19世纪晚期，英国工会的领导人们自诩继承了科布登、布莱特和格莱斯通一脉的自由主义传统。19世纪结束之前，除了在自由党内稍有代表以外，劳工对国家政治并未有重大的参与。阿累维（1961）：213—214页。

[35] 丹杰菲尔德（1961）：235—249页、280—298页。

[36] 布里格斯（1965a）：44—50页。阿累维（1966：第110页）这样描述了英国战时对生产的组织：“原材料和劳动力供应不足，但国家的军事需要十分紧迫。国家现在成了主要的消费者，担负起了对生产和分配的最终决定作用。国家为了工作的便利，鼓励每一行工业中所有的公司都联合起来；另一方面，在工会组织尚未完全成立的工业中，鼓励工人普遍成立工会。国家追使雇主和工人组织起来，执行它的权威。国家在采取行动之前会同他们磋商。一旦决定做出，就由雇主和工人的组织负责传达命令，并要求所有雇主和工人执行命令（此文写于1919年6月）。”关于新政，见第3章：67—68页、74—75页，和注释25。

[37] 巴拉克洛（1947）：436—440页。战争期间任英国劳工部高级公务员的哈罗德·巴特勒在回忆录中写道：“政府担忧存在着一个大阴谋，将在战争最危险的时刻完全打乱军需生产。”结果，工党的一位议员乔治·巴恩斯受命主持进行了一场全国性的调查。调查的结果平伏了工人很快将发动反叛的担忧。然而，这种担忧并未完全消除，在俄国军队崩溃后，政府又紧张起来。乔治·巴恩斯启程去前线并在法国的基地视察，看看部队士兵们有没有哗变之心。视察后他再次报告说政府的担心纯属过虑，虽然他发现英国军官们非常担心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将来都会遭受惨重的经济损失。巴特勒（1950）：122—124页。

[38] 阿累维（1966：105—157页）在1919年的事件之后对惠特利协议会的意义进行了分析。

[39] 阿累维（1966：第167页）在1921年3月写的一篇关于对工人的控制的问题的论文中提到了由雇主发起的工人委员会。

[40] 梅尔（1975）：53—70页。尽管德国的三方制组合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败后刚出现时是雇主采取的主动，但它并不是组合主义的思想在德国首度出现。塞伯恩（1984：8—9页）对19世纪80年【432】代作为俾斯麦的社会改革行动基础的组合主义理论做了评注。

[41] 梅尔（1975）：138—141页。

[42] 阿累维（1966）：171—177页、189—194页。1922年，阿累维在文章中把劳合·乔治关于重组煤炭工业的建议形容为“一层烟幕，在它的后面，政府可以向后退却，拒绝国有化的建议”（第193页）。原来预计的铁路国有化也被政府如法炮制，结果未能实现。阿累维写道，国有化的这些失败“使我明白了英国的统治阶级在劳合·乔治的领导下采取了何种沉默而耐心的手法，击败了工人阶级的运动”（第197页）。阿累维进一步指出，战后工人阶级的力量遭到削弱，后来随着工党放弃了国有化的努力，转而赞同科布登式的小英国的自由和平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在英国也开始式微（第206页）。

[43] 关于组合主义与国有化和工人控制工业这些社会主义的计划之间的矛盾，阿累维在1921年即已提出：“在英国一我相信在德国更是如此—一有些资本家在考虑，如果在每一个产业中都通过建立某种组合式制度，以此来创造雇主和工人的共同利益，那可能会对雇主有好处。雇主将保证工人能得到他们最关心的——就业保障。他们将承诺建立基金，来保护工人不致遭受失业的危险。他们将提出一套与工人分享利润的制度。在工人这方面，一旦他们的利益同企业的繁荣息息相关，雇主就会请他们帮助向国家要求援助，要求得到在外国竟争面前的保护，以及通过改革关税来提高价格。……工人阶级和雇主的这两种观念之间的差别显而易见。一个是希望逐渐剥夺雇主的权力，消除利润。另一个则是想让工人阶级也致力于资本主义利润的增长……”（第79页）。

[44] 葛兰西（1971）：第238页。

[45] 关于国际劳工组织和组合主义，见第3章，注释35；也见考克斯和雅各布森（1974）中的考克斯。美国开始时不愿意加入国际劳工组织，那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也由于它奉行政治孤立主义，当初它就是因此而没有加入国联的。在大萧条的影响下，它克服了这些意识形态上的反对因素。罗斯福政府在新政实行的第一阶段，采取了一些组合主义的措施（但没有这样称呼）。再以后，美国就和欧洲大国们一起，宣称组合主义是与其国家结构一致的。

[46] 1926年，英国爆发了大罢工之后，帝国化工产业（ICI）的领导蒙德和工会联合会（TUC）的代表特纳举行了会谈，企图达成工人和管理方之间的一项集中性的安排，此会谈无功而终。英国的雇主组织不力，像ICI这样的大公司在劳工问题上可以自行其是，不必动员起大多数雇主的支持。在TUC内部，左派反对派反对这场会谈。见英厄姆（1974）：73—77页；也见内杰尔·哈里斯（1972）：41一42页。

[47] 卡岑施泰因，鲁吉任编辑（1983）：117—118页。

[48] 比尔（1966）：215—216页。

[49] 比尔（1966）：198—209页。斯科克普（1980）在关于新政的分析中，强调了国家能力的限制和政党组织的局限，这些都妨碍了凯恩【433】斯主义的社会民主计划的充分发展。美国的情形与二战后英国的形势有些相像。美国的工会力量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壮大，在瓦格纳法令和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的支持下，产业工会联合会把大规模生产的产业组织了起来。但是，无法实现对经济的中央指导一政府的行政改革由于各部门之间和执行部门和国会之间的竞争面难以进行。强大的利益集团彼此处于分裂状态，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的时候，政府与企业达成了谅解，削弱了社会改革的趋势。无论国家怀有何种意图，它都受到了内部的官僚政治和多种多样的集团利益的掣肘。

[50] 马勒斯（1971）对有些这样的战后机构做了描述。也见兰布鲁奇（1977）：91—126页；和帕尼奇（1984）。关于荷兰，见温德米勒（1969）：282—297页。

[51] 帕尼奇（1981）认为阶级团结的复兴是对组合主义的限制。他指出，组合主义是资方和国家在就业充分、劳动力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对劳方力量增强的反应。它代表着劳方为帮助资方的继续积累而做出的让步（同意接受少于它的经济力量所能为它带来的收入）。当失业上升，劳方的力量遭到削弱的时候，这一让步就成为劳方的明显弱点。帕尼奇所谈的是60年代和70年代时的组合主义，尤其是它的收入政策。我在后面说到，那是过时了的福利一民族主义国家形式的残余。

[52] 收于赫希和戈德索普（1978）中的梅尔。

[53] 奥费（1972）：487—488页。

[54] 蒂特马斯（1959）。

[55] 哈罗德（1963：525—526页）提到，20世纪40年代期间，凯恩斯自己曾推测，凯恩斯主义在世界一级实行的时机可能已经成熟。关于战后组合主义收入政策的失败，见帕尼奇（1976）。

[56] 梅尔（1975）：第339、349、427、574和578页；布莱恩·约翰逊（1970）：64—102页；兰德斯（1969）：第414页。

[57] 梅尔（1975）：第562、565、567和571页；兰德斯（1969）：第404页；诺伊曼（1944）：337—340页、第417页、419—428页。

[58] 诺伊曼（1944）描述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卡特尔政策是如何有利于大工业集团的（第264页），也谈到了国家是如何帮助对新技术的投资的，那些新技术既促进了德国的战备，也为私营工业集团带来了利润（第280页）。国家社会主义党并不想把工业国有化，但党的一个部门获得了对一部分重工业的控制（赫尔曼·戈林集团），以此作为与工业资产阶级建立联系的手段（298—302页）。诺伊曼得出的结论是，在国家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下，利润仍然是德国工业的动力。诺伊曼把国家社会主义宣称的组合主义斥为“神话”（228—232页）。这样一来，他就把组合主义的意义缩小了，只限于工业和劳工的自主性组织，无论是魏玛共和国期间所实施的做法，还是财产权理论和天主教社会理论中所设想的做法。这就把组合主义限制在施密特尔所谓的“社会组合主义”的范围之内，排除了法西斯主义建立的“国家组合主义”。见施密特尔的著作，由派克和斯特南奇任编辑（1974）：第103页。

[59] 兰德斯（1969）：414—417页；布里格斯，莫瓦特任编辑（1968；第12卷，第3章，70—75页）；诺伊曼（1944）：第222页、第228页。

[60] 葛兰西（1971）：219—223页、228—229页。

[61] 葛兰西（1971）：第59页、106—120页、289—294页；葛兰西【434】（975）：第1卷，第504页；第2卷，第1220页；第3卷，第1781页。梅尔关于意大利的分析和诺伊曼关于纳粹德国的分析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梅尔（1975；577—578页）写道：“法西斯主义没有压制引起资本主义冲突和阶级斗争的原因；它鼓励效仿别国社会的做法，对这种冲突进行集中协调。但这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分别：在意大利，结果已经事先确定了。……法西斯政府仍然与旧秩序的势力保持着对等的共生关系。尽管国家把包括经济决定在内的所有政策的控制权抓在了手中，但它把对工业组织的很大的控制权交给了企业的领导。”
　　关于纳粹德国，诺伊曼（1944：第227页）写道：“资本主义引起的对抗在（1944年的）德国更加严重，因此也就更加危险，尽管这种对抗被官僚机器和人民社会的意识形态掩盖了起来。”他还说：“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个职能就是通过新做出的财产权保证、命令和行政法令这些手段来镇压并消除政治和经济自由，因此而把德国的全部经济活动纳入由工业大亨所掌握的工业集团网络之中（第261页）。

[62] 梅尔（1975）：第322页。

[63] 梅尔（1975）：46—50页、322—324页、428—429页、第547、557、561、和572页。

[64] 巴拉克洛（1947）：448—453页；诺伊曼（1944）：全书。

[65] 梅尔（1975）第353页。

[66] 巴拉克洛（1947）：441—443页：诺伊曼（1944）第11页。

[67] 诺伊曼和梅尔同意，国家社会主义并未在根本上改变魏玛时期企业的组合式组织。它只是消除了工人组织的自主性。见梅尔（1975）：592—594页和诺伊曼（1944）：第240页和第247页。

[68] 葛兰西（1971）：210—212页。

[69] 葛兰西（1971：第220页）举出1931年后英国拉姆齐·麦克唐纳的政府作为没有独裁者的独裁的例子。他还把从1922年10月一直到1925年1月期间的历届意大利政府，即墨索里尼组织的同盟，称为“不同等级的独裁”。

[70] 关于改组派，见前面的第3章，79—80页。

[71] 《基本力量》，载于《新秩序》，1921年4月26日刊。引用于阿里斯泰尔·戴维森（1977）：189—190页。

[72] 赖希（1975）。赖希用弗洛伊德的用语表达了欧洲思想中一个由来已久的概念。18世纪时，贾姆巴蒂斯塔·维科（1970）在意大利撰写《新科学》的时候，就提出人类在历史中可能会周期性地回到野蛮状态中去。

[73] 这一点在小巴灵顿·莫尔（1967）的著作中得到了有力的阐发。

[74] 本迪克斯（1963：119—191页）叙述了沙皇俄国的工业劳动力从奴隶制向名义上自由人的地位的过渡。沙皇政府从未像自由主义国家那样，规定了市场条件后就放手让市场去管理工人。沙皇俄国创建企业劳力市场的方法可以被视为在旧制度的官僚结构内的原始自由主义。也见第4章。

[75] 斯科克普（1979）强调，战败是决定革命国家兴起的一个因素。

[76] 康拉德和塞莱尼（1979：85—93页、127—130页）提出，苏联的再分配型国家形式是未经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从旧制度的传统再分配中发展出来的。

[77] 卡尔（1962）。

[78] 舒尔曼（1974）：228—236页。【435】

[79] 卡明斯为卡明斯编辑的书写的《导言》（1983）。

[80] 葛兰西（1971）：108—110页、229—239页。

[81] 舒尔曼（1966）对这一论题做了最清楚的阐述。托马斯·勒维特（1979a、b）使用多形态政党一词来表示党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各种表现。

[82] “历史性妥协”是康拉德和塞莱尼（1979：第187页）使用的短语。显然，它来自意大利共产党的语汇，指的是在各种半水久性的社会政治力量之间建立的联盟（在意大利的情况中，建立这种联盟的想法提出来了，但没有实现）。鲍里斯·迈斯纳（1972：135—142页）虽然没有用这个词，但他对于权力精英和经济管理人之间不稳定的联盟也做了相似的分析，他还谈到了知识分子阶层中人文知识分子和经济一官僚人员之间较为公开的斗争，而下层社会则基本上处于被动的惰性状态。

[83] 当然，关于苏联国家的性质，马克思主义者们之间一直在辩论不休。苏联的官方意见是，自从十月革命以来，国家经历了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家和全民国家这儿个阶段。托洛斯基认为，自从斯大林上台之后，苏联就成了一个退化的工人国家。现代的托洛斯基派（如欧内斯特·曼德尔）仍然保持着这种意见。别的对苏联持批评意见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查尔斯·贝特尔海姆或托尼·克里弗）说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即是国家资产阶级的工具，或者认为有一个不是资产阶级的“新阶级”在控制着国家（米洛万·吉拉斯）。这些都是关于苏联的阶级基础的不同观点。这里提出的关于苏联国家的观念看起来可能是避免了阶级基础的问题。其实，它认为苏联国家是存在于阶级之外的。苏联的国家是党的工具，党宣称代表无产阶级，在社会中给产业工人以较高的地位，但它对无产阶级也如同对其他社会群体一样，处于居高临下的指挥地位。实际上，苏联的无产阶级是国家从农民当中提取创造出来的，因为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原来的无产阶级已经在内战和经济瓦解中消亡，或者成了党的干部。这一国家形式在组织创建社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原来以阶级为基础的结构被消除了，出现了新的社会类别（工人、技术员、知识分子），这些类别更像是资本主义之前时期的社会群体，不是与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相联系的社会阶级。

[84] 普热沃尔斯基（1981：第30页）把1980年夏天导致了独立工会的建立的格但斯克的工人暴动称为“公民社会的突然的大规模再生"。

[85] 巴罗（1978）。关于南斯拉夫的情况，见本森，帕金任编辑（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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