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1960）

第十五章 反对派为什么会失败


一、反对派政治上的虚弱
二、列宁主义的前提
三、社会演变的吸引力
四、马克思-托洛茨基-斯大林
五、斯大林的俄国


　　失败了的事业往往也具有一定的魔力，吸引人们去研究它的历史。人们可以按其意愿夸奖那些被击败的英雄和攻击那些已取得辉煌胜利并正在掌权的人，因为对成功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正是胜利者的某些不良性格，这对俄国革命的历史来说更是如此。自觉地为一目标而斗争的革命者已被满足于维护或扩大权力体系的人所征服。然而，我们的任务并不是歌颂某些人或控告某些人；我们的任务应当是设法了解所发生的事情。反对派失败了，就当时的政治社会状况而言，它说明了些什么？

一、反对派政治上的虚弱


　　俄国共产主义反对派运动的失败是容易解释的，但导致失败的原因却有其深刻的根源。反对派的历史就是一部在似乎万能的党组织的操纵下不断遭受失败的历史。在每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上,反对派都表现出动摇、不一致、失策和无组织能力，从而人们不禁要问：俄国共产主义偏离者为什么尚能如此长久地坚持下来！
　　人们可以从反对派的历史中得出许多深刻的政治教训。首先，反对派的历史表明：领导集团对历史发展起着何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一个运动缺少坚定的领导，那么，这会造成怎样的恶果。其次，反对派领袖所犯的各种策略性错误也是有教育意义的。再则，反对派内部的意见不合也有助于机关人员保住他们的政权（在反对派中，一种流派总是错误地把其他流派看作是自己的敌人）。最后，反对派分子也是教条的俘虏；他们承认列宁主义的党的基本原则，这就妨碍了自己号召人们改变某些基本信念。
　　如果说政治是一种艺术，那么它就是领导艺术。而俄国共产主义反对派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缺少这一主要的东西。看来，反对派不仅缺乏才能、目光短浅，而且在每个决定性的转折时刻都表现得意志消沉。人们还有这样的印象：不论是掌权的或是反对派中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尽管他们也有不同程度的聪明才智和一定的诚意，但总的说来都是极为普通的人。此外，反对派更缺乏的是毅力。即使说他们还具有一定的毅力，但它也从未与坚强的性格结合起来。在第一批布尔什维克中，有少数几个人不仅是忠实的信徒，而且是很好的领袖。但列宁和由他创建的党并没有创造良好的气氛，吸引住这批杰出的人物。
　　当然，在反对派中也有突出的人物；我们首先指的是托洛茨基。他作为发动俄国革命的三名英雄人物之一无疑在历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托洛茨基是一个天生的领袖。在形象上，他比他的任何一个战友都更接近西方国家领导人。但是，他也有致命的缺点。在危机时期，他一跃成为令人鼓舞的伟人并能在反对敌人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凭着自己的激情将运动推向前进。因此，他在一九〇五年是彼得堡苏维埃的声音，一九一七年是布尔什维克起义的领袖，内战时期是胜利的组织者。他是一个杰出的领袖，但不是政治家。在争取权力和影响的斗争中，他一直没有取得成果。从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他一直在孤军作战。他既不想追随别人，又无能力把追随者吸引到自己一边来。一九一七年以后，他对列宁采取的态度也具有二重性。他仅是一个有保留意见的追随者，作为公认的运动中的第二号人物他几乎是一股独立的力量。在树立敬仰列宁的布尔什维克风气方面，他比某些布尔什维克作出了更多的努力，这也许是为了弥补他以前作为反对派而造成的损失。但是，他坚持独立思考，并经常与列宁发生冲突。他既不是一个虚心学习的学生，也不是一个讨厌的对手。当列宁在世的时候，托洛茨基作为反对派分子始终是一个动摇的、容易半途而废的人；他始终只是使一派产生憎恨，而又没有力量使另一派坚定信心。例如，在一九一八年有关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问题和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一年有关工会问题以及一九二三年有关新方针问题的争论中，他都采取了这种态度。
　　反对派一开始就是以不坚定和无能为特点的。一九一八年，左派共产主义者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列宁并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共同组织一个政府，但他们失去了头脑。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也没有很好利用它们在一九二〇年所积累的政治资本。最严重的一次坐失良机就是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三年放过的那个机会。要是他能以卓越的远见，以他过去所具有的部分勇敢精神和意志，动用军队力量，并有一个较好的运气的话，他完全有可能使自己成为列宁的继承人。但是，他宁愿在幕后耍手腕（在幕后，他的处境是极为不利的）并让他的具有很大潜力的追随者在黑暗中摸索，茫然不知所措。当他的追随者在十二月讨论中被迫走向公开斗争时，他却逃离了战场。
　　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之间，反对派虽然有了一个较好的领导，但这已太晚了，书记机构已强大起来。在这几年里，反对派在组织上的巩固性和政治上的果断性方面，达到了最佳状态。这主要应归功于列宁主义的另一派，即季诺维也夫集团（它当时已被推向左派一边）。另外，托洛茨基本人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间要比在整个内战时期更英勇善战。没有一个人能否认他当时以及后来在流亡时期（直至他被谋害的那一天）所表现出来的反抗勇气。
　　但是，联合反对派又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谋。联合反对派采取挺进一阵又退却一阵的策略，从而再次使它的追随者们陷入混乱之中。争论始终是在半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因为反对派想把争论局限在党的最高层。即使采取公开的和反复向舆论呼吁的大胆方针，也决不会比这种小心谨慎的方针带来更大的损害。正是这种错误的保守秘密的做法，大大促进了右翼反对派走向灭亡，因为在右翼的防御武器完全被剥夺以前，除了核心集团外，没有一个人能详细地知道整个争吵究竟围绕着什么问题，更不用说谁代表哪种观点。可以说，绝大部分右翼反对派领袖都缺乏意志和勇气，但正是这一点，才使他们成了列宁主义的右翼。
　　当然，人们不能将反对派的失败仅仅归咎于领导的软弱无能或错误，因为处在党组织最高领导地位上的那些人也同样缺乏较高的政治活动家的天资。使组织很容易获胜的是反对派队伍中的意见不一致。反对派在反对列宁时之所以遭受失败，是由于温和的左派与极左派之间发生了分裂。因此，这就使列宁主义者有可能在一九二一年发起最坚决的进攻，并消灭了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的极左派。后来，逐渐形成的斯大林主义之所以能把左派和谨慎的列宁主义者都排除掉，原因也是如此。其后，当这两个布尔什维主义派别的领导人（他们都注重那些能推进革命发展的人的价值）认识到他们具有共同利益，并看到人的价值遭到无情的践踏时，已为时太晚。列宁主义者与左派之间的分裂对斯大林的崛起起了决定性作用，因为它分离了潜在的反抗力量：首先使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成了敌人，后来又使联合起来的左派和右派成了敌人。传统性的争论促使反对泥将自己的炮火指向了错误的目标，即自己的潜在朋友，而这些人在这期间则尽最大努力去破坏党内剩下的最后一点政治自由。
　　反对派的意见不合和缺乏果断性来源于他们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缺点：缺乏必要的远见，不能很好地意识到他们的过去和未来的目标。运动需要一种明确的理论，这种理论应能现实地判断它所面临的问题和它能达到的目标。反对派分子对民主的看法往往是偏重感情的，而不是深思熟虑的；他们自己也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他们的精神支柱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列宁主义严格的组织原则。他们根本不可能使自己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神话中解放出来。
　　反对派的命运是理应所得。几乎每一个布尔什维克都知道;克要他的党在掌权和他本人受到领导的宠爱，他就只能放弃自己的民主理想。原则上讲，主张对非共产党人讲宽恕的党员是很少的，站在党的极右派一边的达·鲍·梁赞诺夫和站在极左派一边的格·尼·米亚斯尼科夫则是坚持这种思想的个别人。而更多的人，首先是极左派，关心的是给所有共产党人以民主权利。就这一点而言，在一九二〇年似乎已取得很大成效，它几乎使人们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苏联历史的发展进程。一些极左派领袖，尤其是民主集中派的恩·奥新斯基和季·弗·萨普龙诺夫表现出很大的勇气，为较长期地维护他们的反权威的信念作出了贡献，并从而获得了他们一直所享有的较多的历史承认。温和的左派分子，首先是托洛茨基，在原则问题上作了那么多的妥协，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当他们自己还不是受害者而是参政者时，他们几乎没有对集体专政的强硬作法提出过怀疑，一直容忍严格限制言论自由的行为，直到领导机关完全不受控制为止。至于后来转向反对派的列宁主义者（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右派），人们也不能说他们曾不惜牺牲民主原则，因为他们实际上并不享有真正含义的民主权利。

二、列宁主义的前提


　　反对派轻视民主原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一九一八年，罗莎·卢森堡针对布尔什维克写道：“仅给予政府的追随者和一个党的成员……以自由，这不是一种自由。自由永远只是不同思想的人的自由……因为政治自由的所有的意义、效益和纯洁性都取决于这一本质的东西。如果‘自由’变成了一种特权，那么，它就不可能发挥作用。”[1]但是，民主在俄国之所以被忽视，这不能单纯贵怪反对派，人们还必须研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人们可以说，共产党内的每一个人都对党的缔造者的政治艺术崇拜得五体投地。尽管“列宁主义”这个词和他的原则编集成法典是在列宁死后出现和发生的，但这些因素早就牢牢地扎根于党的信仰教育和实践之中。许多原则是列宁在本世纪初提出的并在一九二一年再次加以强调。口号就是统一，要与所有的一切统一，其中包括集中化、权威、纪律和正统；至于第二种声音，根本没有存在的余地。一九二四年，托洛茨基在竭力表明他的正统思想时写道，“党必须保证其革命方法、政治路线和传统的统一——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甚至采用为统一目的服务的严厉的暴力措施，来保证列宁主义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不敢‘镇压’甚至是错误的。”[2]
　　但是，列宁的党的纪律概念并没有超越欧洲议会制的灾难性实践。决定性的转变是在内战时期实行了共产党的政治垄断。从那时起，党的纪律措施就意味着政治上的消灭。但实行党的垄断并不一定非要扼杀党内民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党内还有一种多派别制发展的迹象，似乎还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政治活动自由。然而，这条路由于一九二一年的组织决议而被突然切断了。在此之后，由于党内有列宁主义的纪律，在党外又不能从事政治活动，反对派成了一种无用的变种。
　　反对派运动从一九二三年起就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状况已无法改变，因为反对派分子承认了党的这种标准。他们也十分害怕自己会成为第二政党，按照通常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法，这种党只能是反无产阶级（因而也是反革命）的力量的反映。无产阶级相对主义的思想无疑占了统治地位：经解释，共产党领导所做的一切都是“无产阶级的”，而“无产阶级的”仅是共产党领导同意的。看来，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像资产阶级那样，由两个或更多的党来代表。托洛茨基经历了多年的流亡生活之后，最终对一党制发表了新的看法：“有必要为两党创造自由活动的可能性……，也许还要为三个党或四个党创造自由活动的可能性；有必要推翻斯大林的专政……。如果这场新的政治变革成功的话，那么群众根据这种经验决不会再允许一党专政，即一个官僚集团的专政。”[3]
　　在党的纪律日益严厉的控制下，在共产党党内反对派中出现了混乱，反对派甚至在没有达到任何目的的情况下又停止了活动。在每一个危急的转折时期，事态发展总是经历这么几个类似的程式：意见分歧（应优先考虑原则问题还是应优先考虑实用问题）争论；在组织压力下争论结束，从而给掌握组织和赞成优先考虑实用问题的人带来好处；反抗的自由进一步受到限制。这种事态发展过程早在革命前的布尔什维主义运动中，也就是在一九〇九年发生分裂时就已被人发现。在一九一八年就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问题争论时，这种程式已经有了固定的形式；尔后在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三年、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它又再次出现。由于党组织连续不断地战胜偏离者，这就为后来的反对派分子带来了日益增多的困难。列宁主义原则每次都比较容易地、比较稳妥地得到了贯彻执行。
　　事物的另一面是党的机关不断加强了其权力。建立党的机关就是为了贯彻列宁主义原则，而它本身又从这些原则中获得了力量。斯大林的胜利不是个人的胜利，而是总书记这一象征的胜利：总书记不仅体现了列宁主义的规章，而且也体现了贯彻执行这些规章的办法。
　　对一般的同志来说，运动及其合法的领袖就是一切。同样，对反对派分子来说，重要的是使自己与运动保持一致，他们只能作为运动的真正保卫者和最优秀的列宁主义者出现。尽管组织给予反对派处分，但它从未想违反列宁主义关于只能有一个，而且是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存在的原则，它不敢否认党是事业的体现，也不敢承认事业已经走上邪路。所以，布哈林不得不坦白认罪。我服从运动——这种荒谬的思想在人们的心理上也许是根深蒂固的；但人们必须承认：反对派明了这一点，它却执行这一原则。当新的纪律在一九二一年被提交讨论时，卡·伯·拉狄克说道：“我觉得，这可能是针对我们的；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拥护决议……如果中央委员会认为这有必要的话，那么它可以在危险时刻对优秀同志采取最严厉的措施。”[4]这种自我克制的态度不是永远可取和最可贵的，因为它排斥了其他原则，排斥了民主和革命的希望，而最后，使一切都丧失掉。党的原则是直接以摧毁反对派和完善国家极权制为目标的。但是，这不能完全由列宁主义来负责，这其中还有较大的力量在起作用。

三、社会演变的吸引力


　　革命后的俄国处在一个空前动乱的发展过程之中；人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有许多历史力量在共同影响这个社会的发展，并促使这个独特的集权主义制度形成。这些因素之一是列宁主义党。但是，与它联系在一起的还有革命和内战的影响，俄国专制制度的历史、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代价，工业化社会的一般发展倾向，所有这一切都影响着这个社会走向复杂的、集中化的和有组织的社会体制。所有这些力量都以强大的压力迫使俄国接受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即人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官僚主义的或极权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共产党党内反对派试图阻止这一历史进程，尽管它往往是勇敢的，但却又反复无常、前后矛盾。今天，回过头来看，反对派很少有成功的希望。斯大林胜利了，因为他体现了极权主义倾向，并竭尽全力加速了这一倾向的发展和充分利用了这一政权。
　　革命是一种罕见的历史现象，并有它自己的规律。像俄国所经历的这一种革命（狂热的牺牲和无限的仇恨）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一种专政——它在某些方面比被推翻的统治更为残暴。俄国的革命者不可避免地被卷进了他们自己放出来的洪水之中。
　　当然，迫使共产党人接受独裁统治的最主要事件是内战的爆发（它是革命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生死存亡的斗争气氛以及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二〇年间出现的共产党组织的军事化进一步确认并强调了列宁创建的从事秘密活动的党的模式，而且还遗留下一个一党统治的制度（这在反对派看来意味着背叛）。更为不合理的是，正是在一九二一年，公开的斗争已经结束和革命的紧张气氛已有所缓和时，布尔什维主义独裁的一面却更加突出起来了。从那时起，共产党人的政权已不再靠革命的激情，而是靠它对政治组织的垄断来支撑；并且他们还认为有必要坚持内战时期所采用的命令制。
　　布尔什维克知道自己在历史转折时期的地位，他们在行动时始终清醒地想到法国大革命的例子。当然，他们把自己看作是雅各宾派，即激进派。当他们希望逃脱雅各宾派的命运时，一种可能出现的“特米多尔式”反动和“波拿巴主义”专政的思想使他们惶惶不安。争论不休的各派待别爱谴责对方具有这种反动的倾向。俄国共产党人虽然维护政治连续性（不同于法国制度的万花筒式的连续性），然而他们仍希望在苏联会出现根本的变化。尽管时间相隔两个或三个世纪，但人们可以看出俄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相似之处：一九二一年发生了 “特米多尔式”反动，一九二九年以后出现了“波拿巴主义”专政。
　　重要的不是简单地借助于法国革命政府的特征去理解共产主义制度的现状，而是了解所有大革命都具有的基本的社会心理发展过程。革命的激情和乌托邦的热情在达到顶峰后，必然会不可避免地逐渐消退。在俄国，革命的激情于一九一八年达到了顶峰，接着就出现了衰退。可以认为，共产党内反对派的历史就是革命浪潮退潮的历史。如果革命理想主义的激进派失去了革命的劲头，那么他们就一定要转向谋求无节制的权力；靠革命激情建立起来的专政将远远脱离其原来的宗旨而继续存在，并不断地得到加强和巩固。如果说改革时采用的暴力手段日趋成为本身的目的，这是革命的规律的话，那么苏联的发展完全符合这种规律。
　　尽管革命是一种有意识地与过去决裂的激进行动，但它决不会把俄国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和习惯消除掉。事实上，这些传统和习惯似乎已与更新的力量一道逐步地重新恢复起来了。在斯大林出现于历史舞台之前，自彼得以来还没有一个沙皇试图借助于国家政权强迫进行如此巨大的国家改造。人们不能指望暴力的革命颠覆活动（它必然会走进政治死胡同）能促进进步；相反，它会使时代倒退，这到是有可能的。
　　沙皇主义和俄国共产主义直接的政治连续性是很容易加以论证的，历史遗留下来的统治者和宿命论者的独裁统治习性是不可能很好地被消除掉的。一个已变成官僚主义者的共产党员必然按照官僚主义态度的准则去行事（他从自己与旧政府打交道所得出的经验中知道了这些准则，而这些准则又是通过他革命前的主人或他革命后的同事体现出来的）。如果共产党人真的（象他们所断言的那样）“粉碎”沙皇的国家机器的话，那么他们就要被迫立即建立一种新的国家机器；但实际情况正象他们公开承认的那样，他们只是把旧的国家机器作为原料加以改造，或者说只是仿制一个国家机器。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和重建管理机构的必要性甚至大大加强了俄国官僚的独裁传统。
　　共产党俄国过去或后来都接受了相当多的沙皇历史的特征，这是不足为奇的。不能期望一个民族在一瞬间就把政治自由的新果实消化掉。独裁主义的牺牲者怀疑一切权威，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先驱一般都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是，民主并不是要求拒绝权威，而是要求承认它，要求广泛地参与合作，并要求一个民族逐步地获得本身的纪律。过急的反抗只能给自己造就一种权威的政治制度，而这种制度足以能击败反对它的任何人。在革命的俄国，人们几乎不可能想像会有一种制度，不靠暴力措施，也不变成一种专政，就能满足最低的要求。
　　除了令人厌恶的沙皇制的政治遗产外，苏维埃俄国还遇到了一系列经费问题，而这些经济问题很容易使热衷于追求过高目标的政府遭到失败。当政治变革开始时，这个国家正处于工业革命的分娩阵痛之中，而大多数人还没有完成从农民文化向欧洲现代生活方式的过渡。俄国是西欧文明世界之外的第一个受西方影响的并试图按西方标准进行自我改造的国家。这场革命并不是象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形势的产物；它不是工业成熟的果实，而恰恰是产生于开始模仿欧洲快速工业化时的困难局面。因此，人们可以说，这是一场违反一般规律的、在一个缺乏理想条件的国家里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运动。
　　共产党人并没有很充分地认识到俄国的相对落后性。对形势及其危险性作出了极其敏锐说明的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当斯大林开始断言落后性与社会主义前景毫无关系时，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必然会成为攻击目标。俄国革命政府（凡是想保持国家政权和实现国家实力地位的政府）的不可逃避的任务是国家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它要求人们找到实现原本含义的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政治手段和措施。左翼反对派对工业化向题提出了一种明确的分析，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两端论法”所提出来的解决办法使人望而生畏。当这种工业化纲领开始执行时，右翼反对派感到十分恐惧。斯大林则通过用各种方式而积聚起来的权力并借助于党组织的力量找到了这种手段，进而为解决问题而果断地走上了极权主义的道路。
　　后来，工业化虽然实现了，但它并没有减弱社会组织官俠化的发展趋势。共产党人的最大错误在于：相信监督和管理职能随着工业生活方式的扩大会自行简化，没有官员等级制的、平等的民主制将自然形成。大工业的快速建设及其正常运转需要严格的纪律、高度的领导权威和管理的集中化。但在这期间，革命已松动了所有的行动准则和管理机构，从而也为采取暴力准备了条件，采取暴力不仅是为了实现变革而且也是为了解决当前的一些问题。所以，由革命造成的动乱局面使俄国社会在实现工业化方面更容易接受组织手段，从而产生了许多与此相关的派生现象。
　　苏维埃政府经过了一段不长的踌躇之后在工厂重建了独裁者的权威。随着集体化的到来，它又将独裁者的权威扩大到农业战线上。面对反对派无能为力的反抗，集体领导制很快也被废除了，并以一长制取代了它（党内的、行政管理和工业中的官员等级制就体现了这一点）。接着，在苏联工业中再次普遍地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内部组织形式和社会差别（除了国家所有制和通过计划取代追求利润这两点外）。官僚主义甚至更完善了，因为它不再会受到竞争和独立工会的限制了。
　　尽管俄国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工业国，但它在使它的社会制度适应现代化工业的必然趋势，即高度集中和纪律性方面已把所有其他国家抛在后面。它能做到这一点,应再次归功于革命造成的动乱局面以及布尔什维克的实用主义。苏维埃机构要比西方旧工业社会中的类似机构更不受工业增长需要和效益要求的限制。整个社会己变成一个唯一的具有纪律性和等级制的大工厂。统治阶级（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已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新的“知识分子”（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这些人根据他们的教育程度和官职大小都获得了物质报酬并享有权威。因此，“管理者革命”的思想是十分正确的。[5]民间的官僚政治形式和军内的命令制形式在工业极权制的条件下已融合成一体。
　　历史状况（落后性以及需要有效地克服它）的压力清楚地说明，那种俄国革命者最初所献身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不能达到的幻想。以现今形式出现的苏联制度当然也不是解决工业化问题的唯一可能的答案。俄国的发展是多种社会力量（出现在独特的联合体之中）、偶然性和某些人物的产物，这种杜会主义理想的变种产生于特定的历史形势，而不是产生于思想的内在逻辑。
　　如果说人们具体地而不是教条地把社会主义解释为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经济平等和民主监督能尽可能地得以实现），那么人们就会很容易地看到俄国所发生的事情并没有达到这样一种目的。整个革命事实及其反复出现的政治伴随现象必然要推迟向原本含义的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只要经济和文化的落后状态没有被克服，它就构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为克服它所作出的努力却又与理想的迅速实现不相容。工业主义本身又为民主和平等的发展设下了严重的障碍，苏维埃俄国的例子就表明了这一点。
　　斯大林迎合了官僚主义和极权主义倾向并使自己成了它的化身，由于这个原因斯大林获胜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反对派却失败了。斯大林把列宁的关于党的概念与这种倾向结合起来了，同时把党宣称为革命后的、合乎自然的、持续不变的统治形式。在这方面，他通过大胆地给予意识形态以新的解释来保持现状与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理想的连续性。为了使这种做法站住脚，他觉得有必要消灭那些认为现制度可能会造成危险的人及其思想。斯大林的历史作用是：他把所有能对革命后的俄国社会产生影响的力量紧紧地集合在一起。斯大林和他的党的权力以及整个国家的官僚主义倾向相互支持并互相加强了。按照他的主观设想，他把俄国铸造成了一个极权主义形式的国家。

四、马克思—托洛茨基—斯大林


　　人们回过头来看，就可以明了：俄国革命不是马克思所期望的革命，它窃据了马克思主义的合法继承性。正像情况所表明的那样，社会主义的先锋战士在他们始终宣称自己是在追求社会主义这一目标的同时，实际上已一步步地改变了他们的视野方向（前面对此已作了详尽的叙述）。正是由于这一点，在每个时期都出现了党领导与左翼反对派之间难以弥合的鸿沟。反对派的历史作用是，它以自己的抗议行动显示了苏维埃制度的发展已偏离马克思主义。
　　事情的荒谬性就在于：一场为追求一定目标而著称的运动却在不适当的地方取得了政权，并不得不改变其目标，使之适应于面临的实际问题。列宁和斯大林共同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概念。在他们看来，这种社会主义不再是一种建立在现有工业基础之上并力图在全民中对经济价值和政治权力进行平均分配的理想制度，而是一种旨在实现工业化和克服落后状态并把重点放在发展官僚制权威和经济等级制方面的制度。各派别之间的主要分歧就在于原有的和新的目标的这种对立：反对派追随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斯大林分子则要求走一条新的道路，按他们的意志创造历史。
　　就思想内容而言，派别斗争有其相互对立的思潮背景（这里，西方的后工业乌托邦主义的观点也有所反映，因为在俄国存在着一种向落后状态发起猛攻的独裁主义观点）。反对派分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的反对派分子）显然都是“曾在西方呆过的”流亡者，他们已经接受了西方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应当是一种民主的建立在先进工业发展基础之上的制度。斯大林分子都是在俄国从事地下斗争的人，他们认为俄国革命的政治和经济现实就是唯一客观的现实，而现实是在他们一边的。
　　以欧洲为依据的革命者和以俄国为依据的革命者早在革命前的俄国思想史上就已发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可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叶。当时“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就已经对这样一个问题发生过争论：俄国的民主发展应当或者将要采取一种欧洲的还是本国的路线。在十九世纪末，类似的争论问题使马克思主义者同民粹派分手了；这两个集团都主张社会主义，一派要通过追赶工业化的西方的榜样来实现它，另一派则反对这样做。最后，马克思主义者本身也分裂了：分裂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想模仿欧洲的民主，并耐心期待社会主义从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欧洲化中出现。而布尔什维克则想利用工人，主要想依靠俄国型的密谋组织，加速并保证革命的发展。亲西方派和反西方派之间出现的这些分裂反映了一个受到先进文化影响（这里指工业化了的西欧榜样的形响）的国家的特征。在这种影响下，展现出两条道路：一是服从于一种优越的文化，并从中崛起；或者是以本国的文化来抗拒优越的文化。当第二种方针在斯大林领导下获胜时，左翼反对派中的欧洲化了的人成了真正的魔鬼，这是不奇怪的。
　　如前所述，共产主义者左派和列宁主义者之间的裂痕在许多方面都是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早期出现的裂痕的重现。左翼反对派比较类似于孟什维克，至少它比列宁—斯大林派更多地倾向于西方，更了解社会主义理想的工业先决条件，更倾向于民主。这些类似的地方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左翼反对派的领导核心人物在开始从事政治活动时是属于孟什维克派，而早期的裂痕直到共产党派别斗争结束为止是始终存在的。
　　因此，斯大林主义的机关就有很好的理由一再提出控告：左翼反对派是列宁派中的孟什维克偏离者。莫洛托夫说的完全正确：“托洛茨基主义……过去是现在还是我们自己队伍中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一种残余。”[6]反对派分子也不厌其烦地宣称：这些控告是毫无根据的；他们的观点无疑具有列宁主义正统性，而且与党的官方观点的列宁主义正统性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他们不可能真正驳倒说他们是孟什维主义的指责，因为就广义来说，这是符合实际的。
　　反对派的孟什维主义的特征贯穿在它的整个历史之中。粗略地讲，孟什维主义就是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它反对列宁主义的政治方法和组织控制。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于一九〇三年首次分裂时，这种对列宁主义的政治方法和组织控制的反抗就是孟什维克（其中有托洛茨基和许多其他的未来的左翼反对派分子）的特征。在革命后的几十年中，共产主义左派一直感到疑虑的也正是列宁主义的政治方法和组织控制。当列宁主义者只考虑实用而不顾及其他情况时，左派不愿放弃基本原则；尽管有较好的意愿，但他们从来没有完全地接受列宁的纪律。一九二四年，鲁祖塔克（他当时是一个可靠的斯大林分子）粗暴地（但并不是毫无根据地）说道：“我想说，如果有人从民主主义立场出发来建树一种信仰象征的话，那么这简直可以说是退到了孟什维主义。这正符合绝大部分反对派分子的心愿。”[7]左翼反对派的悲剧就在于：它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这一非列宁主义的特征——这似乎是它最好的自卫武器。
　　即使说反对派分子都是孟什维克，那么他们也是较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这一点而言，控告者自已更应被指责为偏离者。反对派分子为了他们自己而注重理论，但并不是把理论只当作一种有政治影响的东西。他们首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以及社会和经济关系制约政治活动的观点。当对列宁和斯大林来说党只要保持必要的纪律和掌握必要的暴力手段就可以实现一切时，反对派通常则清楚地看到这个事实：俄国的历史形势只能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遥远的目标。这正是孟什维主义的论据。像托洛茨基分子那样的孟什维克曾指出：斯大林的政权尽管是在按照它自己的方式行事，但它做的却只是资本主义的事情；与此相适应，这个政权的特征正在改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官方给反对派贴上“孟什维主义”的标签是完全有道理的。
　　然而，人们也不可以忽视孟什维主义与共产主义左翼之间的区别。托洛茨基不是一个宿命论者；反对派纲领的主要思想是有计划地发展能够创建杜会主义基础的工业；托洛茨基也不认为由于俄国革命的孤立性而造成的困难是容易克服的。另外，托洛茨基也没有过分地为民主问题而苦恼，只要他还能继续掌权。左翼——首先是温和的左派——也知道应把不顾一切地注重目的的思想与基本原则一致起来。但左派犯了承认列宁主义这种致命的错误，这也正是左翼注定灭亡的原因。它承认列宁主义的党的准则和反驳关于孟什维克偏离者的指责，都没有给它带来任何好处。而党的领导集团对反对派的攻击，正好是反对派在各个阶段的功绩所在。

五、斯大林的俄国


　　反对派的时代是共产主义正在演进的时代。当列宁及其追随者着手争取政治和经济成果时，面临的重大问题是俄国的困难形势。列宁主义精神就是要善处逆境，使之对己有利；他们宣称要克服这种状况。在两个决定性的问题上，列宁主义可以说是斯大林主义的奠基石：一是它造就了一批准备用暴力和权威克服一切障碍的人；二是它教导他们，为了立即取得成果，为了运动的安全，要在实践中先抛开理想。因此，列宁主义使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做好了准备，以改变运动的基本性质，进行一场完全不同于起初呈现在他们脑海里的革命。按其性质来说，俄国共产主义在列宁逝世后，已成为一场用暴力和控制的手段（简单地说就是以极权主义政策）去消除落后状态的运动；俄国共产主义就是军事工业主义，它的论据是一种与事业本身毫无关系的教条。
　　从列宁主义者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两点：这个制度的政治特征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促使这个国家走上极权主义的是哪些问题。文化和经济上的落后状态，以及解决现代化的这一迫切任务，迫使人们走向了官僚工业主义。在此情况下，一党专政和镇压派别活动以及列宁主义的政治原则不断地获得了基础。发展到最后，人们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即无所不知的独裁者的声音。为了给独裁者的每一个行动作辩解，人们任意给理论和历史作新的解释，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就是：理论变成了教条，精神生活完全制度化。
　　在历史上，一些人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布尔什维克党（为了发挥其作用）明显地是按列宁的形象缔造而成的。在布尔什维主义后来发生变化时，斯大林（狡猾、爱报复和搞个人崇拜）掌握了它的命运。无可争议的是，如果托洛茨基取得了胜利，事情也许会有不同的发展。尽管党的专政仍会保留，但一人统治不至于达到如此登峰造极的地步，思想控制不至于发展到如此荒唐的程度，而且也不会出现如此病态的恐怖。另外，托洛茨基似乎也不会依靠党的机关去取胜，而是在反对它的情况下取得胜利。他的胜利也许不至于导向后来的这种专政。
　　党机关的崛起及其代表与反对派分子之间的派别斗争是斯大林主义兴起的特定前提。斯大林主义不单纯是党组织的表现形式，而且是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工具与其理想——政治行动和革命良心——之间斗争的产物。共产党党内反对派所代表的革命良心没有得到实现。俄国共产主义运动已屈服于权力的压力并遭到了权力的诱惑；它违背了自己的良心，然后又镇压了它。很显然，这在机关人员中也造成了极大的不安，有人就觉得是有罪的，因为他们的行动违背了培养他的基本原则。单纯的合理化运动本身是不能使斯大林及其追随者感到不安的。使他们感到威胁的是，这种运动必然要重新唤起人们继承思想遗产，并谴责所有违背它的人和思想。
　　苏联的试验历史是一部背叛伟大理想和伟大理想蜕化变质的历史。这种遭遇是辛酸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两种缺陷一开始就存在：一个是物质缺陷，一个是精神缺陷。总之，历史条件是不合适的。无论对旧俄国来说，还是对工业化的俄国来说，社会主义的许多目标仅是梦幻。从精神方面看，革命已从内部被腐蚀，被那些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方法所蛀毁。采用不良手段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恶劣的，而俄国共产主义的恶运就在于：手段代替了目的，并成为自身的目的。
　　这就是俄国共产主义的本质，这也是通过对反对派历史进行研究而得出来的看法。在演进过程中，俄国共产主义已远离了它起初确定的目标，违背了本来的意愿。拥护这些目标的人犯了错误（这些错误跟当时的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被从肉体上消灭了。现在，所有的标记都失去了它们的意义；一个新的幽灵已在地球上徘徊，它只不过还戴着具有百年历史的面具而已。它的崇拜者和敌人对它都同样感到迷茫。



[1] 卢森堡：《俄国革命》，第76页。

[2] 托洛茨基：《这项声明的题目：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九二四年），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第2969号，第2页。

[3] 托洛茨基：《莫斯科控告托洛茨基的审讯报告——调查预审委员会》，一九三七年纽约版，第105—106页。

[4] 拉狄克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5] 参阅詹姆斯·伯纳姆：《管理革命》，一九四一年纽约版。

[6] 莫洛托夫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真理报》。

[7] 鲁祖塔克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