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1960）
第十三章 右翼反对派
尽管人们一再明确地论述了坚如磐石的统一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但布尔什维克党仍需要继续对付反对派。当斯大林和布哈林刚刚互相祝贺过他们战胜托洛茨基分子所取得的胜利，党内新的分裂又开始了。斯大林在政治局里共事时间最长的同事们（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不久前还竭力拥护对付左派分子的政治策略，而短短的几个月后，却又成了这一政治策略的牺牲品。
由这三个人领导的右翼反对派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左翼反对派分子体现了一个持续不断的前后延续多年的思想传统，而且他们与列宁主义领导的意见分歧主要根源于深刻的知识和社会的差别。与此相反，右翼反对派几乎是突然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一种暂时的现象。它没有作为偏离者这样的历史，它的历史之所以简单，是因为它在作为反对派表演之前，从它的成员成分和它的纲领来看都曾是领导集团本身的毫无差异的组成部分。就它的组织性质来说，它与一九一八年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很相似。这两个集团都代表了一直都行之有效的党的路线，只不过党的领导人突然偏离了这条路线。在这两次情形中出现的分裂是深刻的，而且事先很难看清这种党内危机将以什么方式结束。
一、粮食危机和斯大林的向左转
党的右翼领导和左翼反对派之间的辩论长期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某些原则和目标上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是一致的。左翼反对派愈是接近崩溃，领导中的一些成员就愈加明确地指出这些原则：实行国家经济计划，把个体农业改造为集体化的大农业，以及将俄国改变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在这些基本的目标方面不存在分歧。但在如何，首先是应以什么速度来实现这些基本目标方面，却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
托洛茨基曾预见到在左派失败之后会爆发一场新的派别斗争，至少他已预感到这一点。一九二六年秋，他断言说，统治集团内存在三个集团——一个“占有者”（也就是说与农民友好的）集团、一个工会工作人员集团和一个“纯机关工作人员”集团。[1]他在一九二七年整个的一年中始终坚持这种认为即将分裂的思想。他还补充说，这些集团之间的斗争将是镇压左派的必然结果。[2]最后，他说出了各个集团成员的名字，而且是那么的准确：“中央”集团的领导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基洛夫和（被误解的）乌格拉诺夫；由工会领袖构成的集团的领袖是托姆斯基；与农民友好的集团的领袖是李可夫和亚·彼·斯米尔诺夫，另外还有加里宁（当时盛传着一些有关他右倾的、但尚未得到证实的谣言）。[3]
随着国家的经济从战时共产主义最低点逐步得到恢复，除了日常问题外，最终目标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就这样，党领导在一九二七年底一致表示赞成实行全面的经济计划和农业集体化。这反映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中央全会作出的两项决议之中，它们于十二月被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批准。这两项声明的起草者是李可夫（有关经济计划问题》和莫洛托夫（有关农业问题）。这两个人都主张采取谨慎和有效的经济政策，但莫洛托夫的讲话显得更坚强有力些。李可夫再次攻击了主张“超工业化”的反对派，并强调经济计划必须是谨慎的、注意平衡的；他一再重复说，“必须力求使下列各因素达到最后的结合”[4]：不要搞过多的重工业，速度不要太快，要有足够的储备，等等。他始终认为整顿工业是万应灵药，从而有可能降低成本并以便宜的消费品来满足农民的需求。莫洛托夫满怀希望地说：社会主义因素在不断地增长，中农必将战胜富农；他称合作社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并首先强调应实行一条有效的农业集体化路线——逐步的、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路线。
但是，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是那么地不明确，后来的情况证明，人们可以对它作各种各样的解释。这种迹象也说明，斯大林分子对他们马上要改变方针还没有一个固定的看法，而且也不是从促使这种转变的现时经济政治问题来考虑的。像苏联政治生活中岀现的通常情况一样，每当人们不得不想办法来对付突然出现的危机时，就开始出现背离新经济政策的倾向，出现党内新的分裂。
众所周知的问题是农民和食品供应问题。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布开除整个左翼反对派之前，党领导就对粮食收购问题表示忧虑。中央委员会给地方党组织发出了两项指示，其中指出：农民上交的粮食在减少。一九二八年一月，它又作出了一项规定：地方党的干部如果不能制止这种粮食减少状况，将受到党纪处分。[5]二月份，突然逼近的粮食危机引起了全党的忧虑。
造成供应困难的原因当然不是才出现的。在推行新经济政策时期，俄国农业对工业经济来说就是一个薄弱的基础；那些曾支持党领导反对左翼反对派的“超工业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就巳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改变这种状况的必要性。十月革命后，实行了土地重新分配，绝大部分的粮食生产掌握在贫农手中，而这些人往往更多地倾向于吃光他们的产品而不愿出售，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是长期存在的剪刀差问题。[6]因此，销售到市场上的粮食仅相当于革命前的一半。尽管城市居民没有直接遭受饥饿，但他们的食品供应却没有保障，扩大粮食供应受到了限制。粮食出口几乎停止了，而当时，苏维埃政府正需要大量的外汇，购买工业建设计划所需要的机器设备。
一九二七年冬和一九二八年，情况进一步恶化，但还不能说已使党领导感到惊慌失措。由于粮食价格压得较低，而人们又盼望价格会上涨，越来越多的农民保留了他们原应投入市场的产品。这种情况与地方欠收一道造成了这种后果：一九二八年一月销售到市场上的粮食又比一九二七年初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以上。[7]党立即把罪责推到富农身上，因为一般说来，富裕农民可以比其他的农民拿出更多的粮食投入市场。所以，这种谴贵无疑也有一定的道理。
外国观察家们都清楚，党对粮食危机采取既快而又有力的措施是斯大林的杰作。[8]当斯大林在莫洛托夫的陪同下亲自到没有遭受旱灾的唯一有余粮的地区西西伯利亚时，[9]严重的危机几乎还没有显露出来。就像斯大林一贯采取的方式一样，他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强迫交售、提高税收以及一些纯经济措施，例如制止国家粮食收购部门互相竞争和迅速调运农民所需要的消费品等。然而，最重要的措施是使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七条，它规定：没收“投机商”的财产，而且还把有余粮的富农也划为这类人。为了较容易地发现囤有余粮的人，政府从依法没收的余粮中抽出百分之二十五来奖励“贫农”。[10]对此，托洛茨基说道：《真理报》二月十五日的社论（它实际上是斯大林在二月十三日写给全党的信）读起来几乎像是反对派的政纲。[11]
与此同时，斯大林还指责大批地方党政干部，说他们对粮食危机也负有责任——由于他们的无能，问题才发展到了如此地步。斯大林在他的二月十三日声明中说道：“最近在我们的各种组织中，不论是党的或其他的组织中，都出现了一些党的异己分子，他们看不见农村中有阶级，不了解我们阶级政策的原则，企图这样来进行工作——在农村中不得罪任何人，同富农和睦相处，在农村‘各阶层’中都保有声望。”[12]这样一来，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些企图与富农“讲和”、主张“和平发展”和反映“富农思想”影响的人会带来什么危险。这些问题很快成了党内讨论的中心。
托洛茨基认为，这一切证实了他曾提出的警告。他讽刺挖苦地问道：尽管拼命地实行“布尔什维克化”，为什么这些富农分子还能钻进党内呢？“一九二八年二月，我们才第一次听见中央机关报谈到我们早巳知道……的事实，……在列宁的党内不仅‘出现了’而且巳经形成一个强大的右翼，他们在努力推行一种新的新经济政策，即逐步走向资本主义的政策。”[13]
农业人民委员亚·彼·斯米尔诺夫（他的名字与党领导当时一直奉行的温和的农民政策紧紧联系在一起）因具有所谓“农民倾向”而被解除了职务。[14]斯大林在四月中央全会之后宣称，在一些产粮区的收购机关和地方党组织中进行了清洗。被开除的人都是“……不承认农村中有阶级并且不愿意同富农‘吵嘴’的显然巳经腐化的分子”。[15]然而，与赋与“右倾危险”新的含义之后所出现的情况相比，这次的惩罚应该说还是很温和的。
尽管党的领导一致认为粮食危机是严重的，采取有效的反措施是必要的，但在幕后马上就对所奉行的方针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据报道，当斯大林从西伯利亚返回并提出有关在这一地区开展广泛的清洗运动的计划时，斯大林和李可夫就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李可夫辱骂了总书记，并退出了政治局会议。后来，他在托姆斯基和加里宁的支持下成功地阻止了斯大林的计划的贯彻执行。[16]看来，李可夫是所有反对斯大林改变经济政策的人的集中代表。一九二八年七月，托洛茨基称整个右翼派别是“李可夫派”。[17]当斯大林在四月谈到他的努力（开除富农的朋友）遭到抵抗时，他指的就是李可夫。他说：“我知道有些同志不大乐意接受这个口号。……，谁认为……同农民联盟就是同富农联盟，谁就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18]
当时，人们还可听到这样一些不满的意见：新经济政策巳让位于重新再版的战时共产主义。斯大林就此严厉地反驳说：“有人说我们好像在取消新经济政策，在施行余粮收集制和剥夺富农，如此等等。这是反革命的谣言，……。新经济政策是我们经济政策的基础，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不会改变。”[19]（这样的说法表明斯大林当时并没有预见到后来所要采取的政策。）布哈林则竭力反驳那种认为党的反对富农的新政策与左翼反对派的政纲相一致的说法。[20]李可夫承认，粮食危机和富农的威胁已使党感到惊异，这是符合实际的——人们只要回忆一下，左翼反对派以前提出的警告是怎样被驳回的。[21]
四月，中央委员会在某些方面还是采取了妥协态度：它批评了一些“过火行为”，例如不依照苏维埃法律第一百零七条而强制收购和没收的行为。托洛茨基私下里说：全会上的多数人在来自省的党务干部的激励下迫使斯大林作了退让。[22]另一方面，中央委员会也强调了斯大林以前所表述过的思想：党应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上（这是一再重复的话）“向富农展开进攻”。中央委员会并重复了有关改善经济组织和计划的其他要求，但是以一种新的腔调号召说：“在总的经济计划的执行方面确立绝对的革命纪律”和“在无产阶级国家集中一切人力和物力”。[23]
五月，苏维埃俄国的政治气氛已经日趋紧张起来。顿涅茨盆地的一些矿山工程师由于所谓的反革命“破坏”活动而受到了审讯（即所谓的沙赫特事件）。新闻界大谈惯于搞“阴谋”的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威胁，煽动恐慌情绪，长达两个月之久。人们传说，斯大林利用这个事件，给作为政府首脑的李可夫制造困难。[24]
在党内，一场广泛的宣传和鼓动运动开始了，它号称旨在促迸“自我批评”和反对“官僚主义”。中央委员会以慷慨激昂的语气证实，有“撤销任何书记、任何局和任何委员会的可能性”。[25]正像所期望的那样，运动的结果是，那些已经引起党组织的统治者不满的“官僚主义者”受到了批评并被免除了职务。“自我批评”巳经成了一种把已出现的反对派倾向扼杀在萌芽状况之中的有效办法。斯大林本人在一项使人感到惊异的开诚布公的声明中概述了这场运动：“当然，我们这里形成了一批上升得非常高并且有很高的威信的领导者，这个事实本身是我们党的巨大的成就。显然，没有这样一批有威信的领导者，要领导一个大国是不可设想的。”[26]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对国家官吏所作的结论相比，人们可以从这番话中看出在这十年中的发展。
四月底，粮食危机在各地重新爆发。由斯大林分子雅罗斯拉夫斯基掌管的《真理报》编辑部[27]发出了警报，粮食收购明显减少应归咎于一种“涣散”的倾向，社论说道：“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决不允许减轻对富裕的富农阶层所施加的阶级压力。”[28]两星期后，《真理报》还在不断地强调粮食问题。[29]它把冬季粮食收购取得的成就归诸于当时所作出的特别努力，并得出教训：要想克服各地出现的供应困难，“有力的措施制度”是必要的。它向积极分子呼吁：“主要的事业取决于我们本身，取决于我们的能力，取决于我们处理问题的智慧和纪律性。”斯大林后来承认：人们再次采取了非常措施，并通过暴力来征收粮食。但他把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归之为“我们党的某些工作人员不够镇静和坚定，不能清醒地、毫不夸大地估计当时的情况”。[30]实际上，斯大林对粮食危机所作出的粗暴反应只能证实那些担心战时共产主义幽灵可能再现的人是有道理的。
尽管党的许多干部日益担心，但斯大林却在继续宣扬一项基本上是新的农业政策。不过，他否认这是一种新的政策，而把它说成是“执行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五月底，他在向共产党的经济学家们作演讲时宣布了他自己的一种新观点：“出路在于在农业方面由个体农民经济过渡到集体的公共经济”。为了做出点姿态，他说：只要个体经济还存在，就一定要去促进它的发展。但是，他的观点更多地体现在有关工业问题的论述之中。他说：“也许为了更加‘慎重’起见，应当延缓重工业的发展，把主要是供应农民市场的轻工业变成我国工业的基础吧？无论如何不应当！这样做就是自杀，就是破坏我国全部工业，连轻工业在内。这样做就是离开我国工业化的口号，把我国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附庸。”[31]斯大林以这些话为来年的经济讨论和争论提出了一个主要的课题。他已决定立即实行急剧的工业化，而这种工业化的急剧程度甚至超过了同左翼反对派争论时受到谴责的那种工业化，因为它既超出了这个国家对重工业的需要，而且，也超出了这个国家的建设能力。[32]
布哈林对新的集体化运动的最初反应是赞扬，说它是一场能结束“城乡之间的矛盾”的“文化革命”；[33]但他不久就改变了看法。六月一日，他在一次私下谈话中攻击斯大林是“托洛茨基主义危险”的代表，[34]而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成了坚决反对斯大林农业政策的一个派别的代言人，这一派别只不过当时还在幕后活动。
六月底，乌云密布。在许多地区，首先是在粮食充裕的北高加索，出现了农民骚乱。[35]城市工人的不满情绪在日益增长，其原因部分是由于食品供应不足，部分是由于还有许多城市与农村保持着个人联系。[36]在这种危机的刺激和鼓励下，批评家们开始抨击斯大林的暴力政策。莫斯科党组书记乌格拉诺夫向他的基层组织宣布：斯大林的路线是不正确的，而且依靠的是错误的统计数字。[37]在基洛夫管辖下的列宁格勒充满着不满情绪，基洛夫本人也已受到布哈林的信徒斯列普科夫[38]的公开攻击。[39]据说，托姆斯基正在准备在工会中进行一场斗争，并邀请已感到后悔的托洛茨基分子皮达可夫一起讨论有关问题。[40]基层干部已获悉，政治局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41]托洛茨基曾写道：“显然，李可夫派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外交领域里正在形成。”[42]当时，党报和政府官僚机关看来已坚定地站在批评斯大林的人一边，不过，在红色教授学院里作过报告的斯大林在他的自我批评运动的幌子下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43]
在这期间，斯大林采取了各个击破的策略。为了使他的主要对手暂时不作公开反抗，斯大林对他们采取了和解的态度。财政人民委员莫·伊·弗鲁姆金[44]写了一封信，抗议在粮食收购运动中采用的强制手段。斯大林把这封信当作与富农友好倾向的证据。他断言说，弗鲁姆金在恐慌中已从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立场上退回到了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立场，从而放弃了向富农进攻和集体化运动。[45]斯大林对这种偏向发表了苛刻的意见：只有坚决“进行对富农的斗争”才能“和中农建立联盟”。他同时也不忘记托洛茨基的异端邪说，并说道：在采取反对富农的措施时，中农不能受损害。[46]如何在盟友和敌人之间划出一条精确的分界线，他没有加以说明。斯大林方式的特点是，使用不是黑的就是白的公式，并要求人们把这个公式运用到错综复杂的现实中去。
在中央七月全会期间，有关党的最高领导集团内意见分歧的谣言已迅速传遍全国。[47]托洛茨基谈到“机关和右翼之间存在的裂痕”，但他并不完全清楚右翼的组成情况。[48]斯大林显然重视强有力的行动，但他似乎也不能肯定这一行动应对准谁。
此时，追随斯大林和批评斯大林的阵线还没有最终形成。莫洛托天在六月三十日的讲话是极其慎重的，他提出了俄国农业落后的问题，并警告当心个别人过分地信赖计划。[49]在同一次会议上，正准备去引导右翼反对派的莫斯科组织的乌格拉诺夫同样对计划持一种非乐观的态度。[50]据称，卡冈诺维奇最初也是动摇的。[51]据传说，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安德烈耶夫、奥尔忠尼启则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副手雅戈达以及其他一些人，也曾同情斯大林的对手。据说，他们不敢行动，或者在斯大林的恫吓和威胁下只好持保留态度。[52]例如，伏罗希洛夫显然害怕他以前的爱国主义热情会被揭露出来，这种热情曾促使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志愿报名参加了沙皇的军队。[53]
七月四日，中央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了例会。讨论的中心仍是农民问题；七月九日和十日，辩论达到了高潮。[54]加里宁、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分别作了关于国营农场、集体经济和粮食收购情况的报告，他们的讲话口气比较温和，而且重点放在和中农建立联盟的问题上。米高扬起草的主要决议草案是一份妥协的文件：它认为有必要提高个体农民经济的生产率，强调了非常措施的暂时性，而且甚至承认，与其他农产品的价格相适应必须提高粮食价格。[55]这基本上都是布哈林的主张，正如布哈林所说，那是“从我的声明中偷去的”。[56]
在米高扬宣读了决议草案之后，许多右派分子就此表了态；奥新斯基、安德烈耶夫、阿伊·斯特茨基和索柯里尼柯夫说道：农业经济状况仍很严重，要继续向中农让步（首先是提高价格）。紧接着，乌恪拉诺夫和李可夫也发了言，他们指出人民中间普遍存在不满情绪，并警告人们不要把非常措施制度化。然后，卡冈诺维奇开始发言，他声称：对非常措施的批评太过分了，并认为仅仅依靠价格政策同样也是不对的。他在整个全会上持一种最严厉的腔调：“富农与我们的斗争将是残酷的……，我们对此必须有所准备。我们必须加快粮食收购运动的速度。”李可夫激动地反驳他说：“把非常措施和‘过火行为’区别开来，是错误的。人们往往认为‘过火行为’就是个别人在粮食收购过程中所犯的刑事和半刑事的罪过，这也是完全错误的。犯罪就是犯罪。整个一系列‘过火行为’就是我们在一月份采用的粮食收购制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按照李可夫的说法，暴力在卡冈诺维奇看来就是本身的目的：“卡冈诺维奇的整个演说只有一个宗旨，就是为非常措施辩护，把它说成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正象索柯里尼柯夫所说，卡冈诺维奇已被“驳得体无完肤”。[57]
七月九日，斯大林参加了讨论，并发表了一个长篇演说。[58]他从奥新斯基和索柯里尼柯夫关于提高粮食价格的建议说起，他说：这意味着“阻碍国家工业化”……当他把火力集中对准极右观点的代表时（李可夫本人拒绝承认有极右观点），他竭力把他们的异端邪说与整个反对派反对他本人的观点等同起来。他报告的核心在于给予新经济政策以新的含义——它不是退却，而是包括反对富农的暴力措施和其他农民集体化内容在内的进攻。斯大林就是这样以他常用的方式，在推行一项新政策时，却始终以正统派的老权威人士面目出现。他先谈到人们反对加速进行集体化的问题，然后他又把反对加速进行集体化说成是反对派从根本上反对集体化：“谁不懂得或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谁就不是列宁主义者，而是向后看不向前看的‘农民哲学家’。”[59]
斯大林致力于把他的新政策与托洛茨基的纲领区别开，但就其本质来说，二者是相同的。[60]实际上，他已迅速接近了左派的观点，而且主张马上采用暴力手段迅速而又普遍地实行农民集体化；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与反对派的观点相比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像托洛茨基所说的，右派曾希望斯大林分子由于害怕必须承认左派观点的正确性，而不要再摇摆不定了。[61]但是，斯大林在理论方面似乎显得非常笨拙，而且缺乏教养。当然，理论之所以使他感兴趣，首先在于它可作为反对他的敌人的武器。他也能巧妙地运用这一武器。这就像布哈林私下对加米涅夫所说的：“斯大林……是一个无耻的阴谋家，为了保存自己的权力，把持着一切。他的主张是根据排斥异己的需要而变化不定的。”[62]
一九二八年夏，斯大林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采用对农民进一步施加压力的左的政策的同时，又不造成他已接受托洛茨基异端邪说的印象。斯大林玩弄手法，把那些坚持原来的官方政策的人说成是要改变方针的人。布哈林抱怨说：“他的诡计不过是要把我们弄成宗派主义者。”[63]为了施展魔术家的一整套政治法术，斯大林采用了他通常使用的战略：利用经过精心选择的列宁语录，对党过去作出的一些定论作出新的解释，并给人们普遍承认的思想赋予完全不同的含义。与此同时，他宣称要忠于党的一系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决议；谁要是敢于指出这些决议的真正含义与实际的运用存在着矛盾，那他会立即被指责为反对列宁主义。因此，那些抱怨说农民政策的实际倾向违背了新经济政策精神的人，都遭受了这种指责，他们的思想被看作是“富农倾向”而遭到拒绝。
七月十日，当各派在中央全会上越来越激烈地相互指责时，布哈林起来就自己的观点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认为，当时的局势是相当严重的；他也确实在为苏维埃国家的安全而担忧，他担心在富农的带领下可能会发生群众起义。尽管他的讲话常常被斯大林分子的辱骂声所打断，但他仍声称：“在农村，哪怕是采取最小的攻势，都意味着在更大程度上激励富农分子、小资产阶级分子……中资产阶级分子……等来反对我们。这股力量是很强大的。而且在我们党的队伍里，在这个问题上哪怕出现微小的摇摆也将会造成极其严重的政治影响。”
布哈林还说，粮食危机是经济基础薄弱的表现。我们缺少储备，在农业、工业和满足消费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是不可能的。在他发言期间，伏罗希洛夫喊道：“您给我们开一付万应灵药吧！”他不断打断布哈林的发言，竭力想以此来证明自己是坚定地站在斯大林分子一边的。
布哈林回答说：“我不想给您开一付万应灵药，但请您不要寻开心。”尽管他的讲话时时被喊声打断，但他显然还不能理解批评他的人的派别成见。紧接着，他批评了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曾说过，工业的发展必然威胁工农联盟。布哈林说：这是托洛茨基的观点：把相信价格措施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来加以抨击，这是不对的。他指出，对政府来说，价格是对个体农民施加影响的重要手段；计划不周和价格规定的错误导致了要求采取非常措施的危机；非常措施倾向于变成一种战时共产主义的制度，它的经济价值是值得怀疑的，而其政治影响无疑是很坏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持中农的支持，而且有必要允许其个体经济继续发展；可继续向富农展开进攻，但只能按照这种形式进行：通过税收来剥夺他们的生产能力；只有当中农决定不再听从富农时，富农才没有任何危险性；与农民达成谅解是通往未来的关键，“我们绝不能让‘联盟’受到威胁”。
辩论结束后，一份关于粮食收购问题的妥协决议在七月十日由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许多人从中获得的印象是，斯大林分子和李可夫—布哈林集团之间的意见分歧似乎消除了。[64]然而，双方的力量已在发生变化，其表现是：决议驳斥了右派的最主要的怨言，即非常措施正在成为一种固定不变的政策；“虽然如此，还是有人把这些措施解释成是从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中有机地产生出来的，这只是说明党内一部分人直到现在还是处在与党敌对的思想影响之下。”[65]右派领袖们不会看不到，他们的阵线已变得七零八落。原来他们以为可以指望的人，其中像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和古比雪夫，已经站到斯大林一边去了。[66]因此，斯大林在七月十一日，即全会的最后一天采取了更强硬的态度。总书记坚决反对对农民继续采取宽容态度的建议。[67]
直到现在，斯大林的对手才决定采取行动。他们的感情变化是不难理解的——起初，热心于与一个能干的、机智的同志合作；接着，矛盾日益增多，无休止的争吵和气急败坏，不可靠的朋友变成了一心想报复的敌人；更为痛苦的是，在公开场合相会时要竭力压制恼火；最后，惊奇地认识到，老战友原来却是个贪权无厌的阴谋家，他现在手中握有许多王牌，而且什么都不可能阻止他消灭他以前的联盟者。当到处流传说右派准备免去斯大林的职务时，[68]布哈林迈出了十分危险的一步：他与当年的左翼反对派成员建立了联系。索柯里尼柯夫安排了布哈林与加米涅夫的会见。[69]布哈林无疑害怕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集团重新接近，因此他急忙去会见老反对派人物并恳求他们与他联合起来，因为他们似乎代表着一个共同的事业。
七月十一日上午，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哈林投有按门铃就进入了加米涅夫在莫斯科的住房。感到绝望的布哈林立即承认了他的忧虑：“斯大林的路线是使整个革命毁灭的路线。我们会因此被毁灭。我们同斯大林的分歧远比我们过去同你经常发生的分歧要严重得多。李可夫、托姆斯基和我都同意对局势作这样的估计，‘如果在政治局里的不是斯大林，而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会好得多。’……我和斯大林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说话了。……他曾用过……‘你撒谎’等等最尖锐的字眼。现在他作出让步，是为了置我们于死地。”加米涅夫在他和布哈林的会谈纪要上加了一个批注：“斯大林只知道用一种办法——给人背后一刀。”
七月全会以后，右派分子奉行的战略是，把他们的失败看成是一种胜利，并掩盖领导内部深刻的分裂状况。这正合斯大林之意，因为斯大林似乎还拿不出一个纲领，同时，在组织上他的地位还没有牢固到足以保证他在公开的较量中取得胜利的程度。仍受右派分子控制的《真理报》对农民使用了极其温和的语言，七月十四日的社论夸大了中央委员会对非常措施的批评，而有关“向富农展开进攻”的问题几乎没有提及。[70]
七月十三日，李可夫以一种胜利者的口气向莫斯科党组织报告了全会的情况，说人们不得不容许印发他的报告。他向人们暗示：二月的向“左转”已终于回头了，并警告当心重新采用菲常措施：“这将是新经济政策的尽头。……此外，军队中肯定会出现叛乱，我同意伏罗希洛夫的意见。”托洛茨基却预言右派分子将获胜，“特米多尔式蜕化将进入最后阶段”。他认为：这正是斯大林早就等待的时刻。[71]
这时，有关最高层分裂的谣传巳经传遍了全党。当时，人们对争议问题和参与者并不清楚，众说不一。抱怨声越来越大，抱怨让党员们在黑暗中摸索前进。[72]特别动荡不安的是莫斯科党组织，因为斯大林打算在那里免去乌格拉诺夫的职务。在全会之后，普通党员在莫斯科党组织会议上提出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问题。[73]有人问，“斯大林与布哈林在全会上的争吵究竟有多激烈，争论的结果是什么？”也有人天真地问道，“李可夫的偏向和斯大林的偏向，那种偏向更严重？”其他具有代表性的问题是：党要回到托洛茨基的农民政策上去吗？政治局内真有两大阵营吗？政治局委员对未公布的文件所产生的意见分歧是什么？李可夫为什么说他的发言仅仅代表他自己？李可夫和斯大林在评价农民个体经济问题上究竟有哪些意见分歧？
两派领袖坚决否认存关分裂的一切谣传，但同时又在准备一场有组织的斗争。已获得多数政治局委员支持的斯大林取得了战略性的胜利：他剥夺了右派分子对《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的控制权。[74]布哈林派的编辑斯列普科夫被调往雅库茨克，负责那里的宣传鼓动工作。[75]斯大林也不否认，他有撤掉乌格拉诺夫的职务的意图；而乌格拉诺夫却向他的一位莫斯科知己人说：“斯大林已骑到了党的脖子上，我们要把他拉下来。”[76]七月底，各派别之间已不可能再和解了，这是很清楚的。政策上的分歧已发展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因此，公开解决间题的时刻巳不可能再拖延。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共产国际的代表举行了第六次世界性会议。会上，相互争斗的俄国领袖们扮演了主要角色。
二、共产国际和“右倾危险”
当党内经济政治争论越潢越烈时，人们却丝毫耒公开透露党内的分裂。然而，有一个论坛，即共产国际，可供斯大林揩出这种分裂的危险，而同时又可避免在不适当的时刻去攻击那些还深受欢迎的右翼对手。在共产国际内错综复杂的政治条件下，人们可以不必首先向斯大林的俄国右翼批评家提出应有的责备，就可以谈论新的派别倾向的危险。例如在托洛茨基分子的事件中，共产国际内就呈就出一幅清晰的、放大了的、俄国领导内部发生严重分裂的写照。各国共产党内部的派别斗争给双方提供了足够的机会，使它们在俄国进行较量之前就可以检验出哪方的观点能获胜。
早在托洛茨基的左翼信徒遭受谴责并被开除出党之前，德国和美国共产党内的右派和中派之间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他一些党，特别像法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政策的口号下已经接受了一种极其温和的右的观点。[77]苏联领导在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中完成了他们的责任之后，这些人于一九二八年初又开始在共产国际内反对右倾分子。这就是一九二八年实行的所谓向“左转”的起源。这一向左转确定了共产国际今后六年期间的攻击性策略。
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已具有一直都是由左翼反对派所代表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稳定的时代已日趋结束，“我们正处在……新的革命高潮的前夜”。[78]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上，斯大林更明确地阐述了他的新方针。他发展了革命危机“第三时期”（战后混乱和稳定时期）的思想，并正在探索一种观点，根据这一观点，他可以在以后向他的政治对手开火。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会议结束时，“统一战线"政策显然已宣告结束。中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已确认一种新的革命路线，到处都把社会民主党说成是共产主义运动最凶恶的敌人。[79]对于共产主义的偏离者，人们的主要忧虑还在于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详尽地论述道，尽管他们在俄国党内遭受了失败，但仍旧要对他们留神；他始终伙为左派与社会民主党是一路货色。“人们常常讲到共产国际内的各种左的和右的倾向，……依我看，真正的危险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危险。”[80]对左派和右派哪一个比较危险的评价，后来成了评定苏联国内右倾的可靠标准。
一九二八年七月，各国共产党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四年来没有举行过一次会议，而且这次代表大会就是最后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在这时，德国和美国共产党内相互争斗的派别公开对俄国党内甚至还没有暴露出来但已秘密存在的分裂现象表示了他们的各自同情倾向。布哈林遭到了一些人的指责，因为他夸大了资本主义在“第三时期”内扩张的可能性；针对这种批评，他的美国和德国的追随者毅然决然地站出来保护他。[81]
为了给布哈林制造困难，俄国共产党党内也出现了各种尝试行动。布哈林曾直接向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斯大林分子就利用这一机会，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修正案，并要求非得公开接受它们不可。正像斯大林后来所说，“我所以想指出这几个主要修正，是为了更清楚地揭示在共产国际各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的性质。”[82]很明显，这一切只是为了使人们相信：布哈林不是时代的顶峰，或者他也是有错误的。其中一个修正是关于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问题。人们指出，布哈林忘记了应特别强调与社会民主党‘左’翼作斗争的问题。在涉及共产国际各党党内的右倾问题的一节中，人们指责布哈林忘记了应与右倾“调和态度”作必要斗争的问题。此外，人们还指责他忘记了反右倾的最重要的手段——“必须在共产党内保持铁的纪律”。（实际上。他多年来一直支持这一原则。）但在所有这些指责中最主要的是：他夸大了资本主义在它战后发展的“第三时期”的稳定性。
在代表会议期间，布哈林自己也声称右倾要比托洛茨基分子更危险，但他对“右倾危险”的概念构成变得愈来愈模糊不清了。当他谈起右倾危险时，他指的不是某些人或某些派别，而只是一般党员犯右倾错误的可能性，例如有可能与社会民主党人进行过分的合作或过分相信象蒋介石那样的人。[83]他认为，这种右倾错误是一种必然要反对的实际存在着的危险。在共产国际代表会议结束后召开的一次莫斯科党组织会议上，他声称，“代表会议……规定共产国际所有成员有义务同右翼反对派作斗争，同时要在各国共产党内坚决克服低估这种危险的倾向。”[84]然而，布哈林在背后却表示了与他对右倾危险所持有的正式看法相矛盾的观点。他在一封写给当时巳被指责为右倾分子的瑞士共产国际领袖儒勒·昂贝尔—德洛[85]的信中表示了他的同情；他在信中说：按照他的观点，与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去反对法西斯是非常符合共产党人的利益的。但他请求原谅，他不能公开表示这一观点，因为他在俄国共产党内的地位是不稳的。[86]
更为危险的是，布哈林在继续坚持调和态度方面竟敢要求在维护共产国际统一的同时必须“谨慎”从事和向所有承认领导威信的人开放大门。他说：“我们必须采用各种方式和使用一切手段联合所有赞成共产国际决议并发誓同右倾危险作无情斗争的同志。这里，我们就要在代表大会上创造不可能使未来的领导机关发生分裂的条件。”[87]布哈林要求在执行党的纪律时应采取谨慎态度，这是根据列宁以前写给他的一封信中的名言提出来的：“如果你们要继续开除所有不那么顺从、但是聪明能干的人并只保留顺从听话的傻瓜，那你们一定会毁灭党。”[88]但是，布哈林对一件事总是作两种解释。当他第二次引用这句名言时，他又作出了如下的评价：“然而，这条规章……不允许变成无休止地容忍各种偏向的借口，必须与各种偏向作斗争并克服它们。”[89]
尽管人们以前曾多次表示反对党领导轻视富农威胁的态度，但一九二八年夏出现的反对“右倾危险”的怒火并不是指向俄国共产党的。在共产国际讨论的问题中，唯一涉及俄国共产党党内事务的就是托洛茨基分子不久前遭受失败一事。为了制止有关俄国领导中存在意见分歧的谣传，斯大林敦促政治局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提交了一项声明，其中说到：“坚决抗议散布任何关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间存在意见分歧的谣言。”[90]布哈林十分天真地以为，如果他对党员隐瞒自己的顾虑，他就能更多地获得取胜的机会。
对斯大林分子来说，共产国际是可以利用的。共产国际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创造危急气氛的机会，而同时又不必冒在俄国不得不仓促发起进攻的危险。他们在共产国际首先使用了一个纯属政治罪的新术语，即所有俄国领袖们所公认的“右倾机会主义”。此外，正如布哈林所说，他们还发明了另一个几乎同样恶劣的罪名：“对右倾危险采取调和态度”。[91]起初，这两个范畴只是用来指非俄国共产党党内的倾向。因此，它原则上根本没有涉及俄国人中的意见分歧。然而，当这种偏向一旦形成固定的概念之后，斯大林分子就很容易地将他们想要贬低的所有俄国的领袖们划入这一范畴，主要是划分“调和分子”。（在俄国，人们甚至还进一步谴责对“调和分子”采取调和态度的人。）在布哈林无意识的帮助下，斯大林已巧妙地将右派分子定为一种政治案件。
三、莫斯科党组织的危机
一九二八年夏末，斯大林分子与布哈林—李可夫集团之间的分歧巳进入急剧严重的阶段。最高层的紧张气氛已开始影响到底层，而右翼反对派作为党组织内的一场运动也已初步形成。最后短兵相接的激战终于爆发了，它以斯大林分子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告结束。
斯大林与右派分子之间的组织斗争的战场是莫斯科。莫斯科省党组织机关是右派分子唯一较大的组织据点，因而它享有战略意义。与一九二三年和以前的莫斯科共产主义者的自发而又比较民主的反对派运动相反，一九二九年的莫斯科反对派是机关内的事件，它可与一九二五年的季诺维也夫的列宁格勒反对派相提并论。乌格拉诺夫的莫斯科反对派与斯大林的党中央机关都同样算不上是一场民主的抗议运动。乌格拉诺夫是一个典型的纽织家。他巳在一九二四年获得莫斯科的重要职位，由于他忠诚于总书记，一九二五年被任命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也是斯大林对他的酬报。
像乌格拉诺夫这样一个人倒向布哈林集团，表明斯大林与右派分子之间的争论像一个楔子一样已深深打进了党的干部队伍。尽管个人动机好像也在起作用，但乌格拉诺夫在七月全会上及以后的态度不容怀疑地表明：他真地在为经济政策而担忧，而且是从内心赞同布哈林分子提出的警告。像其他右派领袖一样，他认为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共产主义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并担心斯大林的进攻路线会引起社会冲突。
当收成不好的消息传来并由此而对粮食危机问题展开新的激烈争论时，各种顾虑（布哈林分子与斯大林分子之间的分裂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已越来越强烈。这时，莫斯科党委会的例行全体会议正在举行（九月十一日至十五日），从会上摆出的观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乌格拉诺夫的组织中，布哈林的观点占优势。针对粮食问题、“商品短缺”问题和资本积累问题，乌格拉诺夫回忆了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警告。他引证了七月中央全会的决议中的几句话，即提高个体农民的生产率、坚持集体化的自愿性和遵循“革命纪律”。[92]为了在不违反纪律的情况下批评目前奉行的政策，右派分子利用了这样一种巧妙的方法：在斯大林分子已开始修订政策和重新解释声明的含义之前，他们着重引用党在以前发表过的声明。
双方都称自己是最严格的正统派，但是否有人同情右派分子，人们可以从他们对党内出现的各种偏离思潮所采取的态度中看出。乌格拉诺夫对这个题目所发表的言论后来引起了最激烈的反对。由于当时各种顾虑已那么强烈，以致《真理报》推迟了十天才发表他的讲话。乌格拉诺夫虽然也批评了各个党组织内反对向富农展开进攻的党员，但他的主要火力是射向托洛茨基分子的。他和他的莫斯科委员会竭力驳斥关于右派分子和中派分子之间已分裂的说法，并把它说成是企图给党制造困难的“托洛茨基分裂集团”的诬蔑。[93]
斯大林分子对莫斯科委员会的右倾迅速作出了反应，尽管这种反应没有公开表露出来。九月十五日，《真理报》社论宣布了“两条战线斗争”的口号。这是首次公开指出：不仅在共产国际内而且在俄国已经存在右倾，它与托洛茨基分子一样危险。《真理报》几天后写道：“机会主义倾向的明显表现就是它不懂得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和后来的党的决议所提出的、加强对富农的斗争和推行集体化的任务……”[94]
斯大林分子从未放弃在思想上逐字逐句地忠于主义和严格执行党的正式决议的要求，他们把自己的一切行动都说成是为执行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所采取的必要而又正确的行动。尽管这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经济政策到一九二九年已成为历史，但党的领袖们仍一如既往地断言说：他们遵循一九二七年的决议，这是他们行动的依据。任何关于斯大林分子巳经违背党代表大会所制定的路线的说法都被公开谴责为“曲解”。斯大林分子为取得政治成功所使用的办法就是：积极采取行动，把实际上是领导所犯的错误强加到批评者身上，并紧紧依靠他们对党组织、宣传机关和报刊的垄断权力向批评者提起控诉。
古比雪夫在九月十九日的一次演说中向布哈林派提出了较为直接的批评。古比雪夫当时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是作为斯大林分子的新经济政策的代言人出场的。古比雪失说，加紧工业化建设的纲领巳经遇到了不满和抵触情绪：
“类似的不满情绪甚至已通过各种渠道侵入我们苏维埃机关的某些部门。由此产生了各种怀疑：是否能完成这样大的任务？给我们确定整个经济工业化这样艰难的目标是否明智？由于这样的情绪侵入我们苏维埃机关，因而它们至少也会在我们党内找到入口，党要采用一切可供使用的办法，以便将这类悲观主义或不信任情绪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
[95]
接着，党的中央领导准备以惯用的组织手段来了结莫斯科反对派一事。斯大林分子利用了正在开展的“自我批评”和“党内民主”运动以及即将重新选举各党支部领导的机会，越过莫斯科委员会直接向名义上属委员会管辖的区组织施加压力，并在那里召募追随者。中央委员会声称：“毫无疑问，莫斯科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和一些区的领导，不久以前在反对偏离列宁主义路线的右倾斗争中已经表露出某些出尔反尔和动摇不定的情感，同时他们容忍对这些偏离者采敢布尔什维克党不能接受的调和态度。这已经引起了莫斯科党组织中一部分积极分子的不满，他们希望纠正这一错误。”[96]这就是类似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反对列宁格勒的季诺维也夫分子所采用的有效策略。最高领导证明自己有能力离开官僚机关的正常轨道，并利用民主方式将中间阶层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中央的压力立即显示出效果。莫斯科的一些区组织以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为依据，接受了中央反对俄国党内“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新路线。其他一些区仅局限于提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警告，并表示要将“两条战线斗争”进行下去。像官方后来所证实的那样，区委书记部分是乌格拉诺夫的信徒，部分是中央领导的追随者。莫斯科大学党组织坚定地站在右派分子一边，这是知识分子通常在感情上易为反对派所吸引这一事实的一种体现。[97]
为了使中央领导安静下来，乌格拉诺夫在十月初向莫斯科全体党员发出了一项声明，他在声明中既强调了右倾的危险性，也严肃地指出了左倾的危险性。[98]但他仍旧容忍右的观点在自己的组织内存在下去，一个软弱无力的理由是，他和他的其他二位书记“生病了”。[99]布哈林经过苦思冥想向斯大林的经济纲领提出的批评（即《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于九月三十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这显然增强了乌格拉诺夫的决心。十月三日，他公开警告当心苏联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的严重局势，这不但会给工业而且会给消费者造成损失。[100]同一天，乌格拉诺夫的一位区委书记彭柯夫就同样的内容（《首先是农业问题》）发表了意见，并急迫地建议研究布哈林的文章。但他得到的是一个不祥之兆的反应：在紧接着发表的社论中，他手下的人也反驳了他的意见。[101]
十月十一日或者十月十一日前后，中央领导发动了一场始终还是不点名的、反对“右倾”的、激烈政论性的和有组织的运动，同时它直接采取行动来对付莫斯科反对派。乌格拉诺夫突然发现他对本组织内的人事变动问题已不能参与决定了。[102]在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下（即使莫斯科委员会常务局巳被迫同意），两名不愿服从的莫斯科区委书记彭柯夫和柳亭已被免除职务，其理由是，他们“在最近一个时期容忍某些人偏离党的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103]中央领导即将取得迅速而又全面的胜利，这在莫斯科委员会于十月十八日和十九日举行的代表大会上业已证实。象通常一样，乌格拉诺夫作了工作报告，但他即将垮台的预兆已表现出来了——委员会成员没有象以往那样给他喝采。[104]乌格拉诺夫显然已感到是什么力量在反对他，所以他以讽剌的口吻说：如果他被撤销职务的确是党员们所期望的，那这是合法的。他承认他的组织所存在的弱点；他含糊其辞地供认“在评价经济形势时缺乏清醒的头脑”。但他仍在顽强地抵抗斯大林分子的进攻：“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为自己辩护并反对各种诬陷。”他十分小心地回忆了列宁就斯大林的性格所提出的警告。[105]
乌格拉诺夫的自卫行动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莫斯科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显然已经转向了斯大林分子。代表大会讨论的题目几乎全是批判乌格拉诺夫的错误、抨击右倾、要求遵守纪律和展开自我批评一类的。人们谴责反对派分子企图“自行其事”，并密谋反对中央委员会。[106]乌格拉诺夫的许多追随者（其中包括已被解除职务的区委书记彭柯夫和柳亭）都坦白认错，并想加入多数派。[107]区委书记萨弗罗诺夫声称：“唯独党是正确的，我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108]与此相反；被解除职务的鼓动宣传头目马·尼·利亚多夫（曼德尔施塔姆）仍顽固不化；他谴责他的朋友们没有一点自尊心，因为他们象回避一个党的路线的叛徒那样避开他。[109]
十月十九日，斯大林亲自出席了莫斯科委员会举行的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反对右倾的长篇演说，但他仍旧没有进行点名攻击。他确认：俄国共产党内同样象共产国际内一样存在着右倾倾向，并称它“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我们党的总路线而走向资产阶级思想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这种倾向固然没有正式形成，也许还没有被意识到，但毕竟是一种倾向”。这不是一种新的现象，但它现在已明显地反映为一种“动摇”，这种动摇已造成了新的经济困难。更有甚者，斯太林把右派竭力捍卫党的旧路线的行动都说成是有其他的用意，并以此制造了一个反无产阶级的替罪羊：“而要克服困难，首先必须战胜右额危险……因为右倾阻碍我们和困难作斗争，并企图摧毁我们党为克服困难而斗争的意志。”
斯大林在发出这一警告之后就告诫那些口头上表示反对右倾而实际上毫无行动表现的人：“因为不同这种庇护机会主义者的调和派进行有系统的斗争，就不能克服右的机会主义的倾向。”[110]就像为准备再次出击而让老鼠休息片刻的猫一样，他不久之后对这件事作了这样的描述：“我认为莫斯科的领导同志中间未曾有过右倾分子，……甚至可以说，那里有过调和趋向。”他承认：“组织斗争是有过的……有过这种斗争是因为莫斯科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进行改选，而且各区积极分子会议有撤换他们的书记的权利。”人们理解为他在说笑话：会议记录已在这旬话的后面注上了“笑声”。[111]在总书记的进攻下，乌格拉诺夫的反抗彻底失败了。莫斯科委员会承认它的工作中有“错误”，并毫无保留地赞同由中央委员会安排的人事变动。[112]当乌格拉诺夫的部下当面对他说，他对自己“错误”的认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时，他失去了大家的宠爱已十分明显了。[113]
这时，莫斯科的一般党员公开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属于右倾是不是符合事实。[114]斯大林作了这样的“承认”：在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组织中都曾出现过“一些对右倾危险采取调和态度的因素，固然这些因素是极少的”。但他否认政治局内有右倾及调和态度的存在，他说：“对党不怀好意的分子和各种反对派分子散布谣言，说我们中央政治局内有右倾或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已经到了抛弃这种谣言的时候了。”[115]直到一九二九年二月为止，斯大林仍一直否认他的对手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与右倾有关系。在此之后，那些不是“党的敌人”的人被告知，这三个人早在莫斯科危机前几个月就已经参与反对派活动了。
莫斯科的大灾难使布哈林大吃一惊。他没有在公开场合帮乌格拉诺夫讲一句话，只是看着他垮台；同时他也担心，李可夫可能会在经济政策方面向斯大林作不适当的让步。因此，他决心向斯大林直接发起挑战。据称，为了给反对派设置障碍，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了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由它来阻止布哈林飞回莫斯科参加政治局会议。这时，右派领袖已开始发起“进攻”，他们坚持要举行政治局会议并要求进行组织变动。想赢得时间的斯大林宣布准备咸立一个政治局下属的，委员会来审查这一问题，这一委员会由他本人、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布哈林和李可夫组成。但是，尽管反对派提出种种要求，审查委员会始终没有能集会。布哈林为此气炸了并离开了政治局会议，以此表示抗议。[116]
布哈林的这一举动招致了右派分子的联合行动——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辞去了他们作为共产国际书记和《真理报》主编、政府总理以及工会主席的职务——他们以此表示了自己对斯大林的权力地位及其政策的怀疑。[117]据报道，斯大林当时面对辞职声明脸色苍白，并用颤抖的双手接过了辞职声明。[118]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在这一时期除了右派领袖公开进行反抗活动外没有任何办法能打乱斯大林的计划。斯大林匆忙但又非常巧妙地表示愿意和解，并以此达到了这一目的：政治局一致赞同了应由中央委员会于十一月通过的经济政策的决议。[119]皮达可夫就此评论说：“斯大林向各方让步，不管这涉及什么问题，只要保证意见一致即可。”就斯大林一方来说，要取得意见一致并非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因为根据托洛茨基分子的报告，如果斯大林向右派作出策略性的让步，他有可能失去他的顽固追随者。[120]会议通过的决议具有妥协的各种迹象，更有甚者，它本身在农业或重工业是否享有优先地位这个问题上就自相矛盾。[121]然而，它又不得不要求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收回他们的辞职申请书。与此同时，斯大林还强行通过了一项关于政治局完全统一的一致声明，保证说（在李可夫表示忠于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下）在党的最高领导中决没有意见分歧。[122]
在最高层的分歧一直秘而不宣之时，在党刊和党组织内开展的、依然是不点名的、反对右倾的运动仍在继续进行。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的后半月里，中央委员会举行了全体会议，它的主要目的是消除右倾危险。斯大林表示他对两个集团完全一视同仁，并以此向全会说明了在同一时期反对右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错综复杂的两条战线斗争："哪里有右倾，那里就必定有‘左’倾。‘左’倾是右倾的影子。……倾向于托洛茨基主义的人实质上就是右派，只不过是他们的另一面，是用‘左的’词句掩饰起来的右派。”真正“没有引号”的左派是列宁主义者。斯大林着重指出托洛茨基分子的命运问题，以此来提请所有觉得自己已被右派吸引住的人注意：如果他们非试图组织自己的派别，那目前开展的反对他们的“思想”斗争还要通过“组织”措施来加以补充。[123]
按照斯大林的口径，中央委员会不仅把右派分子和采取调和态度的人，而且把对调和分子采取调和态度的倾向都加在上述人员头上，他指出：“不言而喻，要克服这些倾向，就必须不断进行斗争来反对对这种倾向的庸俗的无原则的容忍态度（调和主义）。”然而，它再一次保证说：如此危险的偏向必然要失败，因为它已无能力来抵挡“全党一致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回击”。[124]
党机关为“党内民主”而开展的虚伪的运动也是为消灭事实上或有可能出现的反对派分子服务的，按照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这场运动应能“根据组织的真正意志来撤换任何一个书记和解散任何一个党的领导机关……”。[125]从当时的党的发展情况看，党在地方各级组织中贯彻的意图始终与最高领导的愿望相一致，这是不奇怪的。这种“民主”是通过全会所决定的清洗运动来得以实现的。从外表看，它的目的是解放没有享受充分自由的党员，但实际上它已被用来反对有不满情绪的人。这场运动整整经历了一九二九年的前半年，而且有许多普通的右翼反对派的追随者成了它的牺牲品。[126]
党的所有领袖，其中也包括后来被“揭露”为右倾分子的那些人，都为这场反对右倾和调和倾向的斗争助了一臂之力。绝不愿被盖上反对派集团的印记并竭力想维护党领导表面上统一的布哈林分子，显然无条件地支持了这场反对他们自己的追随者的组织运动。在寄给列宁格勒党组织的一份关于十一月全会的报告中，李可夫完全像斯大林一样，把右倾说成是对富农的压力所产生的一种动摇；他明确地声称，政治局是一致的，并且说有可能采用思想斗争之外的方法：“就思想斗争而论，如果右倾已具有轮廓并脱离了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决议和党的纪律的轨道，那么将来就要采取其他斗争手段来对付它。”[127]
中央委员会十一月会议结束后，莫斯科委员会立即集会，以便在它的家里建立正常的秩序。现在，由莫洛托夫主持会议；他表扬了莫斯科组织，因为它毫不动摇地抵制了右倾。[128]会议接受了乌格拉诺夫、他的另一位书记柯托夫[129]和莫斯科委员会的两名委员的“辞职申请书”——这是当时流行的婉转措词。莫洛托夫和其他四个人被确认为常务局的新成员。莫洛托夫、尼·厄·鲍曼[130]和康·瓦·乌汉诺夫[131]（加米涅夫在莫斯科苏维埃里的继承人）组成了新的莫斯科委员会秘书处。在这同时，基层组织也作了相应的变动；换岗是完全彻底的，而且进行得很顺利。[132]
四、工会中的右翼反对派
在莫斯科反对派遭受失败之后，反对派还剩下一个组织据点：托姆斯基领导下的工会官僚机构。尽管托姆斯基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这一组织的最高领导地位，但这里也不是他的久留之地。斯大林是党的主人，党外违反他意志的任何力量都不能持久存在下去。
自托姆斯基一九二二年保住他的职位以来，工会的政治地位和它们在工业方面所享有的职能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它们的活动已适应新经济政策的条件，而且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会的活动相似。虽然它们作为保证对非党产业工人施加党的影响的“传动装置”还在继续发挥作用——当然也尊重国家的利益，使生产过程不受干扰——但它们首先代表工人的利益，并在社会政策的许多领域里从事活动。同等报酬的理想仍一直在产生影响，托姆斯基
在一九二六年曾以“阶级基本平等”的名义主张取消工资差别。[133]
仅因为存在许多幻想，工会机构自然可以说是民主的。只要托姆斯基本身没有失去党的宠爱，有党组织整个权力支持的托姆斯基在他的领导地位上就是不可侵犯的。但是，托姆斯基的公开演说却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他是一个一般水平的令人厌倦的党务干部。他主张工会自治无疑与个人的许多权力利益有关。因此，他为斯大林分子提供了攻击面，他们用“反官僚主义的”策略对他展开了进攻。
托姆斯基公开与右翼反对派来往，这与其说是出于个人目的，倒不如说是出于斯大林的压力；斯大林的压力显然在于：如果一个党的领导人不把他获得一定地位这一点归功于斯大林，那么，斯大林就要用迫使他加入反对派的办法来破坏他的名誉。斯大林的超工业化纲领已证明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它不仅把那些由于经济理论原因或政治原则问题而产生顾虑的人推到灾难深重的反对派一边，而且还挑动工会工作人员进行公开的抵抗。加速建设的政策，尤其是加速建设重工业的政策必然要迅速改变工会与工人和国家的关系。工会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保护工人利益的职能（自一九二一年的工会问题争论结束以来这一直是工会的主要职能）现在已停止，工会今后的主要使命是提高劳动生产率。[134]托姆斯基决心反对在苏联社会中实行这样一种根本的变革；他一再写道：只要一种新方针还没有确定下来，工会的主要使命仍旧是代表与国家和个体的资本家相对立的工人利益。[135]他的担心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在计划经济和控制工会活动的新制度推行三年之后，苏联工人的实际平均工资已经降低了百分之四十，或者百分之四十以上。[136]
尽管托姆斯基于七月在政治局内已公开站到右派分子一边，但直到一九二八年秋人们还没有感觉到对工会领导施加了任何直接的压力。虽然他由于“投降主义行为和信心不足”而惹起了斯大林的恼怒，[137]但七月份进行的下届工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完全是在右翼工会领袖的影响下完成的。洛佐夫斯基（他是当时工会中央理事会里为数不多的斯大林分子之一）建议重新讨论和选举代表，但多数人反对他的建议。[138]为此，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被推迟到十二月份举行。这对斯大林分子是极为有利的，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在他们还没有摧毁右翼反对派在党机关中的组织据点之前，避免在工会中进行一场较量。在这期间，工会和其他一些组织之间发生了小摩擦，预示着冲突即将到来。
早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就着重谈到工会中的“民主”受到损害的问题和在这些组织内展开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的必要性。这项任务将由工会组织中的共产党党团承担，这就是说，掌握在右派分子手中的工会的正常组织渠道应当改道。[139]因此，工会和经济当局之间的意见分歧周期性地出现了；工会抱怨说：根本没有真正的集体协定。[140]经济计划人员企图掩饰他们本身的问题，并开始把经济困难椎到劳动生产率低下这个原因上去；这显然是一种推诿，这更加激怒了工会工作人员。[141]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之前，工会与共产主义青年团曾发生过最激烈的争论，这次争论在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一次公开辩论中还具有强烈的余波。争论的问题是：谁主管青年工人，谁负责对他们进行教育。《共青团真理报》和工会的报纸《劳动报》相互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这个问题上，关于工会中官僚主义盛行的指责起了重大的作用。这场争论在工会代表大会上达到了顶点。在这里，首次作为较重要的政治角色出现的安·亚·日丹诺夫支持了共青团并暗示：必须撤销包括托姆斯基在内的整个工会领导人的职务。[142]
在斯大林分子击败了莫斯科组织内的反对派之后，他们立即就把目标转向工会工作人员。《劳动报》编辑部内的无声无息的人事变动首先使托姆斯基的力量不再可能对无理指摘进行回击。[143]接着，正当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和解决莫斯科偏离者之际，《真理报》开始向工会工作人员发起进攻。在一篇题为《加强党在工会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的文章中，中央机关报直言不讳地对工会限制“自我批评”和“民主”以及工会组织与它的成员间缺乏联系的现象提出了抗议。《真理报》暗示了斯大林的工业化运动将要产生的后果。它写道，必须向工人说明，提高工资必须与提高生产率摆正关系。[144]三天之后，另一篇文章的作者要求对工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进行公开的讨论，并抱怨在自我批评问题和工会中的官僚主义等重要问题上出现的“沉默的阴谋”。[145]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已在强调对工会问题予以重视,它突然发现，为完成工业建设的新任务，工会已不能充分发动工人阶级，它们确实患了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毛病。[146]
在十一月底十二月初这些日子里，即在人们为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作最后准备之时，报刊和党组织已处在高度紧张的气氛之中。它们在积极鼓动“自我批评”，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和正确签订集体合同。《真理报》以“团结”、“积极性”和“战斗精神”这些口号将运动引向了高潮。[147]尽管这场运动没有指名道姓，但大家都清楚它是指向谁的。斯大林分子借助必要的组织压力获得了工会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的大多数，从而为决定性的较量打下了一个牢固的基础。
除了共青团问题外，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并未公开出现其他的意见分歧。就当时党内的状况来看，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尽管如此，当时的气氛还是相当紧张的，这一点可以从发言人支持或批评托姆斯基领导集团的言论中，从发言的字里行间揣摩出来。一部分人说对“缺点”给予了“过多的注意”，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过分地强调了所谓的成果。托姆斯基在官僚主义问题上不得不作一些让步，他在他的报告中承认，工会已脱离了工人，而且也很少关心他们个人的疾苦。然而，他提出的改善工厂状况的药方对斯大林分子来说同样直无法接受的。他建议，应当迫使企业领导履行自己的义务；付给令人满意的工资。[148]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插曲表明，一个要求按原则办事的共产党领袖会处于什么状况。这个插曲是：工会中央理事会中一位幸存下来的托洛茨基分子试图提出一份决议草案，结果被叫喊声阻止了。为此，托姆斯基谴责了与会代表们，说他们拒绝一个按照传统有权发表自己正式观点的人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就此事，大会进行了表决，结果托姆斯基失败了：大会以压倒的多数（四票反对、二票弃权）决定不让偏离者发言。[149]
一些重要的事情不是由整个代表大会的公开会议决定的，而是由那些共产党党团的代表在代表大会最后一天举行的秘密集会上决定的。在党的会议上“一致”通过的决议具有一种与正常代表大会讨论中出现的截然不同的语调：它是斯大林主义的新的粗暴的声音。决议支持加速工业化并公开谴责了“制造恐慌气氛的、关于农业衰落的说法”。它要求每个人作出最大的努力并批驳了工会“只管工人”的意见：“克服恢复时期的困难这一任务要求工会更多地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所有部门的工作，为积极完成社会主义的当前任务，现在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要求更大范围地发动工人群众和农村中的劳动人民。”[150]
共产党党团会议规定的人事变动符合新的路线。五名斯大林主义的党领柚（鲁祖塔克、奥尔忠尼启则、古比雪夫、卡冈诺维奇和日丹诺夫）被选进了工会中央理事会。[151]托姆斯基的追随者首先竭力破坏卡冈诺维奇的当选，因为他是党中央书记处的成员，显然也是斯大林主要助手中的最不令人喜欢的人。但是，他们并没有获得成功。[152]托姆斯基抱怨说，由于接受卡冈诺维奇进入工会中央理事会，组织内就形成了“两个中心”。他不断发泄自己的怨气，并一再以辞去理事会主席职务进行恐吓，在十一月份，他以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辞职没有被批准，但托姆斯基这一次坚决拒绝继续参与理事会的工作。[153]右翼领袖白费气力地对党机关侵入工会组织提出了抗议：这似乎是“工会中托洛茨基主义的变革”。人们以不完全是无理的指责回答了托姆斯基，说他想把他的工会组织（像布哈林把共产国际）变成一个“封建王国”。[154]
一九二九年四月，中央委员会要求撤掉托姆斯基形式上作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职务，一九二九年六月二日，他和他的追随者被开除出工会中央理事会。[155]一个可靠的斯大林分子，即尼·米·什维尔尼克[156]，成了托姆斯基的继承人。他只是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三年期间没有担任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当时他名义上是国家元首（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在这之后，他又继续担任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直到他于一九五六年三月退休为止，他一直是全苏工会最高领导人。[157]
随着斯大林分子在组织上获得胜利，工会的生产率职能已成为无可非议的理论。一九二九年四月，中央委员会交给工会一项任务：“在建设社会主义工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劳动纪律、组织工人阶级的生产积极性、组织社会主义竞赛方面，以及在对无产阶级的新的阶层进行阶级教育方面应该起决定性作用……。”[158]工会在新时期的口号是“面向生产”，以及“同工会运动中的工联主义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159]新经济政策显然已经结束了。
五、经济计划问题
在斯大林摧毁右翼反对派在党组织内和工会中的支柱这一过程中，他的力量与右派之间的政治裂痕已越来越深。双方的意见分歧已从富农和粮食这些专门问题上扩展到经济生活和国家前途方面的最具有普遍性的何题上。争论的问题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问题和最棘手的哲学主题。
如果人们注意一下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辩论，那么斯大林分子在一九二八年底制定的工业化路线无疑在政策上是有根源的。现今的问题基本上也就是当年的问题，不同的只是斯大林分子现在取代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的位置，并且反对一直坚持官方立场的右翼。斯大林竭力否认他在两年后的今天简单地抄袭了托洛茨基的路线，但他愈是激烈否认，却愈能说明他已趋向于不惜牺牲农民利益而实行加速工业化的左翼纲领。[160]（还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份，托洛茨基分子已被辱骂为“超工业化分子”。[161]）一些被流放的托洛茨基分子发现斯大林的纲领与他们的纲领极为相似，于是他们“投降”了，这一情况也充分表明，人们实际上是怎样理解新路线的（参见第十四章）。斯大林接受了左的纲领，这就部分地证实了左翼反对派的这种说法：国家在经济上已进入死胡同。但他之所以对工业化直接感兴趣，主要是出于他的政治动机。总之，他这样做仅是诱使右派分子提出抗议的一种手段；因为，人们可以把这种抗议行动说成是偏离行径。
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当右派分子和左派分子围绕工业化速度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时，职业经济学家之间也产生了类似的分裂。一九二七年，两种有本质区别的计划方案已经制定出来了，一种是以“进化论者”为代表的，一种是以“目的论者”为代表的。进化论者强调经济趋势禹不可影响性，要求使计划适应情况；目的论者断言：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制造经济规律。目的论者的主要职业代表斯·古·斯特卢米林[162]把马克思的一句话略加修改后这样写道：“我们的任务不是研究经济而是改革经济。”“我们不受规律的束缚。没有布尔什维克攻克不下的堡垒（斯大林后来剽窃了这一口号）。”“速度问题要由人来决定。”[163]
面对斯大林分子的坚持，进化论者也没有完全拒绝上述目的论者的观点。他们和党内的布哈林派准备尽力支持国家按计划发展经济的努力，只要这些努力不超出确实可行的范围。一九二八年以前还在负责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要经济学家之一弗·亚·巴扎罗夫，早在一九二四年就指出：国营工业可以而且必须按照目的论者的方案进行计划管理；然而，在国有化经济领域外，首先是在农业方面，人们必须按进化论的观点不断地注视经济发展的前景。[164]在平衡法则下，这就意味着：俄国工业的增长率也是有一定的自然限度的。进化论者在辩论过程中声称：“我们不是宿命论者，但我们认为，经济规律也适用于苏维埃俄国。在制定计划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考虑实际情况及其规律性。”[165]
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是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期间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的。人们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从农业出发设想了俄国经济发展的极限，并在这一极限范围内提出了“控制数字”。一九二八年，人们实际上就是借助于这些指标来指导当年的全国经济活动的。人们还曾经从较长远的观点出发，制定过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的所谓远景计划，虽然这些远景计划没有实际意义。[166]但是，制定长远计划，这就证明斯大林—布哈林领导集团在他们把托洛茨基分子作为超工业化分子来加以抨击时，在脑子里已有一项系统的由国家控制经济发展的纲领。
原则上讲，当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由李可夫提出的提纲时，一个有关五年发展计划的想法已获得党的承认。然而，人们还在更多地强调谨慎从事和保持平衡。李可夫特别指出：在组织上和结算方面存在的缺点以及收成和外贸方面的不稳因素必然将使经济计划受到限制。[167]
当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了一项已考虑到各种限制和意外情况的计划时，在计划工作方面又出现了一个与国家计委相竞争的机构，这就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它实际上行使的是工业委员会的职能）。它自一九二六年起由从前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一个忠诚但并不出色的斯大林分子古比雪夫领导。[168]在古比雪夫的领导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也着手起草他们的五年计划，它更多地强调重工业。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经济科学家们嘲笑地称这个计划是“空中楼阁”。[169]一九二八年五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提出了它的卄划，其中规定五年内工业增长为百分之一百三十。国家计划委员会立即提出指责，声称这项建议忽视了所有的自然、技术和社会的局限性。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也提出了它自己的计划，这项计划具有两种方案，一种是保守的，一种是最佳的。最佳方案预计在五年期间工业生产的增长约为百分之九十。[170]由于党领导内部的分裂已成为事实，也就不再能从经济角度，而完全是从其他方面来考虑如何解决错综复杂的计划问题了。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央全会以后，经济政策问题由于与斯大林分子和布哈林分子之间的党内权力之争联系在一起而一直悬而未决。斯大林分子开始暗示，他们赞成激进的经济办法——他们显然希望以此来挑动右派分子起来反抗并使他们成为攻击的靶子。卡冈诺维奇在七月全会上就限制对价格的操纵和向富农展开进攻问题所作的说明就是这类策略之一。在斯大林分子改善了其组织地位之后，他们于八月份开始强化自己的路线，着重强调把贫农组织起来和加强集体化。[171]莫洛托夫警告说，不允许任何有利于富农的措施存在，有利于富农的政策“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的或者（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是‘与农民友好的’政策，这种政策按其本质来说必然会否定无产阶级在工农联盟中的领导作用”。[172]八月中旬，在对暧昧态度提出警告之后，人们又发现了（不完全是无意之中）新的粮食危机。当斯大林分子在阐述他们的新的经济政治路线和清除莫斯科右派分子的时候，他们从此时起巳清醒地看到农业局势不稳。不管是真是假，粮食问题显然已被绘影绘声地描绘成是潜在的危险，而这种危险的存在（如果说人们相信党领导的话）正是还没有具体下定义的右翼的观点。
尽管双方进行了政治交火，但在农业政策上，党在一段时期内仍继续保持着一直为右翼所捍卫的、正统的观点。在一九二八年的整个秋季，官方的许多声明都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并把它当作加速工业化纲领的基础。例如，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全体会议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虽然驳斥了弗鲁姆金关于农业实际上在倒退的指责，但它承认农业停滞是国家经济的中心问题。[173]不过，现在特别受到重视的是，提高农业水平的新手段，尤其是加速建立集体经济和国家经济。人们声称，它们应成为宣传现代技术和社会主义组织的中心，是反对富农的阶级斗争的支柱。这虽然不是路线的突然改变，但它预示着具有威胁性的风暴就要来临。
工业政策的变化是较为明显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及其经济学家们提出的意见仍被置之不理。像古比雪夫后来所说，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八月份提出的计划之所以没有被采用，是因为它“不完善”，而且它“没有充分考虑到我们的力量源泉”。因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责成它的计划人员修订此项计划。[174]与此同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又在它五月份提出的高速度发展计划的基础上为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经济年度提出了详尽的控制数字。好像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已得到党的正式批准，古比雪夫要求所有企业都来参与修订最终计划。[175]在此之前，对高速工业化提出的批评受到了谴责。
古比雪夫九月十九日在列宁格勒党组织会议上的讲话是到目前为止一个最为明显的信号，它说明斯大林分子已决心发起进攻，并排挤所有那些不适应新方针的人。古比雪夫说道：“我们必须明瞭，减慢工业化的速度，从各方面看，都是错误的……。有人说，我们在推行‘超工业化’，是‘不量力而行’。”这些话显然是针对布哈林—李可夫集团的警告所说的。古比雪夫为打消这种异议又说：“我敢肯定，凡是认真研究了我国经济的人都会同意我的看法，即最严重的不平衡……就是我国生产资料的生产与需要之间的不平衡。”[176]很显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提纲不可能得以确认。但是要想区分新的斯大林主义的观点与左翼反对派多年来提出的主张，则需要作出极其辩证的、十分细致的分析。
从表面上看，古比雪夫的声明并没有立即引起攻击大合唱，人们只能由此得出这样的推论：它首先仅是一个试探性气球。人们从古比雪夫一九二八年秋一再主张加速工业化的政策时所表现出来的那股热情中可以认为，他已被真正的“超工业化”的热情占据了全部心灵，而且那项计划也许是他主动提出来的。他感到幸运的是，斯大林对他的计划深感满意，因为这项计划为他给右派分子盖上偏离者的印记提供了一种手段。
从古比雪夫在九月份的说明中可以清楚地得出结论：斯大林分子有关加速工业化的愿望已遭到了反对。最为戏剧性的是，布哈林本人就在他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文中——该文章于九月三十日发表于《真理报》——表示了这种反对意见。布哈林写道：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提出的计划在许多重要方面都违反了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指示精神——它没有考虑储备的必要性，没有设法消除消费品短缺现象，而提出了一个高得可怕的投资额。他警告说：“投资过多，最终会减慢发展速度。”[177]
政治局内斯大林为首的多数派立即谴责布哈林，因为他提出了“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显然党机关也接到指示，要劝阻党员阅读这篇文章。[178]不久之后，即当莫斯科的组织斗争已达至高潮时，官方回答亍布哈林关于维护经济平衡的要求。中央委员会就经济性质问题、经济活动与政治暴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发表了一种全新的观点：“由于我们的技术落后，不充分利用国家的人力物力、没有坚强的毅力、没有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就不可能以这样的速度来发展工业：它不是跟在资本主义国家后面跛足，而是要赶上和超过它们。”[179]按照这种新的经济理论，计划当局当然不能只简单地分配现有的资金，而要通过说服或暴力手段取得成果；制度的要旨是通过采用军事纪律来创造经济资源上绝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命运的竞争力量之一。
斯大林分子清楚地预见到，以强制办法求得发展的思想必然会立即引起反抗，他们也采取了措施，利用人们对右倾孕育着的不安情绪，来反对可能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者：
“按照这种办法所带来的困难（物质资源的紧张、商品短缺等等）无疑会引起工人阶级中的一些阶层和我们党内一部分人的摇摆。在这种基础上，许多倾向有时就会显露出来，具有这类倾向的人就会修正党的方针，他们在一般情况下就会阻碍工业发展的高度，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速度。他们不是按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去克服困难，而是逃避困难。”
[180]
在这段时间内，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计划人员拟定了一项新的五年计划草案，但这项草案还是不能符合斯大林领导集团日益增大的野心。[182]据古比雪夫说，十月份制定出来的新计划巳收回了，“因为它没有能正确地给全体劳动群众、党、工会工作人员和企业领导指出我们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183]正当经济学家们重新修订计划草案，使之更符合要求时，中央委员会在十一月会议上正式批准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八月份提出的关于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的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的讦划草案。[184]奇怪的是，这一决议后来却被看作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而当时完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还没有制定，更谈不上批准了。直到一九二九年五月，第一个五年计划才在党的正式会议上批准通过，但人们却毫无道理地把这项计划的签发日期写成一九二八年十月。
当右翼反对派的领袖们在一九二八年秋反对斯大林分子的政策改革时，他们无疑是以一些原则为依据的。布哈林虽然犯有这样那样的政治错误，天真幼稚，但就理论方面来说，他还是一名正直而又严肃的思想家。他和他的哲学信徒们都是苏维埃俄国最后剩下的真正讲究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坚持一种固定不变的理论观点只能更有利于斯大林分子完成这一使命，即把右派都说成是具有明显偏离思想的集团。
就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而言，机会主义和谨慎巳成为他们行动的准则，这两个人自入党那天起就算是党的右翼，这也许是他们两人的本性问题。他们的软弱当然有其积极的一面：李可夫害怕出现反农民的过分行动，而托姆斯基考虑工人的福利显然是真诚的。当然，他们也想摆脱产生谨慎态度的根源，但他们的谨慎态度已使他们与新经济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致于他们似乎已不可能采取政治机会主义的方针，即加入斯大林的阵营。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一九一七年一样，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布哈林暂时除外）之所以坚决反对斯大林的新的革命，是因为他们相信这场革命将会失败。
布哈林对经济政策的新方针的忧虑产生于他在一九二五年与季诺维也夫分子进行争论时形成的一种思想：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已成为俄国的现实，但只有当农民始终不渝地支持无产阶级专政，党才能获得成功。布哈林在他垮台前发表的一篇预见性的文章中重复了这一论断：“如果失去这种特别有利的阶级力量的结合，那末在我国全面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基础就要丧失。”[185]使他不安的另外一些因素是，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又逐渐在他身上重现。按照他革命之前的观点，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权力和官僚组织至少是一种祸害。他在一九一六年写成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理论》一文中就对欧洲普遍走向“军事国家资本主义”的倾向提出了警告，他认为“军事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极权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经济生活和其他各种活动都要受到一个无所不包的国家官僚组织和“一个新的利维坦（托马斯·霍布斯[186]想像的国家制度与它相比就好像是儿童玩具）”的直接控制。布哈林热情地希望社会主义革命将结束这种趋势。[187]
布哈林从未放弃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这种看法。他在自己的政治生涯行将结束之前还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这一思想中表达了这一看法。他认为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的或垄断的控制将使私人企业的无政府状态得以克服；然而，如果人们全面地考虑一下这种官僚化的社会的设想，那么人们就会把它也看作是苏维埃俄国面临的一种可能出现的可怕的局面。像托洛茨基一样，布哈林也为他的反对派逻辑所驱使，提出了社会主义官僚主义蜕变的理论。早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布哈林和他的意见相同者（左派共产主义者）就已经表示了这种忧虑，即革命在一定的情况下可能会失去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后来，这一看法又周期性地在布哈林的思想中再现。这首先反映在他于一九二二年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他在一九二八年九月又再次引用了这一报告的有关内容。这也许是为了证明他的思想是一惯正统的）。他考虑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无产阶级在改革社会和领导经济方面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允许使用组织手段：
“如果无产阶级过多地承担这种职能，那它就不得不建立一个庞大的管理机构。为了利用小生产者和小农等人的经济作用，就需要大批的职员和管理人员。要想以国家官员（不管你们怎么称呼，事实上这就是国家官员）取代所有这些小人物，这就必然要制造出一个庞大的机构；而维持这个机构所需要的费用将远远超过小生产在自发状况下所出现的非生产性开支。由此得出结论：这种管理形式，无产阶级国家的整个经济机构不仅不能加速，却只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它将走向预期目标的反面。因此，这一铁的必然规律将迫使无产阶级去粉碎这一机构……。如果无产阶级不这样做，那么其他力量就要推翻它的统治。”
[188]
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日为布哈林提供了又一次发出警告的机会。出于这一动机，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文章。[190]布哈林在谈到列宁的最后一篇文章和其中包含的警告时写道，促进人民群众的文化进一步发展是必要的，但不能倒退到采用官僚主义手段来实现这种社会改造。“列宁……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建立各式各样的工人团体同时尽量防止它们官僚主义化。”布哈林声称，无产阶级国家应是“向公社国家过渡的一定阶段，可惜我们距离这种公社国家还很远很远。同志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道：如果我们的国家机关是这个样子，那末用什么办法处理它呢？我们应当从哪里去寻求依靠呢？我们应当抓住什么样的杠杆？列宁以出色的阐述回答了这些问题，他说，我们应当依靠专政的最深刻的泉源；而这个最深刻的泉源是‘先进的工人’。”很显然，布哈林援引列宁的话是为了加强他要求改变政策的力量。但是，没有一个人能比总书记更懂得运用专政的“最深刻的泉源”。对总书记来说，“先进的工人”从来就是一支最可靠的有纪律的后备部队。
布哈林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家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的意思非常隐晦。他把这篇文章伪装为一个名叫本特的不太出名的德国社会学家所写的一个书评（本特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关的发展持有与布哈林对过分官僚化和集体化弊病的分析极其相似的看法）。[191]“是人民为官员服务，而不是官员为人民服务”——这就是布哈林要与之奋战的弊端。布哈林的拯救社会主义的万应灵药是“群众参加管理”和“反对干部队伍官僚化的基本保证”。但是，正是在布哈林的容忍下，书记处已掌握了控制群众的艺术，并使它发展到如此完善的地步，从而使群众参与实际上失去了任何作用。极权制国家巳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就像以前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纲领一样，布哈林反对斯大林分子的新的经济政治路线的基础是他的平衡论，他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文中极其详尽地阐述了这一理论。平衡不是静止的思想，在布哈林看来，平衡是一种从长远观点看能保障经济取得更轻松和更迅速发展的条件。平衡也不会自然产生。布哈林引用马克思的话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之所以会出现经济危机，是因为它不能保持平衡。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计划的最主要任务是确定应做些什么，以便保持平衡；他说：“规定使生产和消费的各个领域以及生产的各个领域互相正确协调一致的条件，或者换句话说，就是确定动的经济平衡的条件，这实际上就是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任务；这样一个自觉地提出的计划既是一种预测，又是一种指示。”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经济计划人员要像医生对待他的病人那样对待这一问题：他应诊断病情，寻找处方，并努力缩短自然疗程。布哈林认为，这里存在着某些严酷无情的事实（或者按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称之为”客观情况”），即“平衡条件”。经济问题辩论的焦点是，要不要承认这些障碍的存在。在布哈林看来，经济动荡的主要原因就是人们不尊重国家物质状况的极限。他认为，经济计划就是有效地尊重平衡条件，而不是违背它：“如果有人认为，计划经济的发展会造成……一种按我们意愿行事的可能性，那他就是不懂经济学的起码常识。”
具体就俄国而言，平衡首先意味着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一种正确关系。农业是工业迅速扩大的基础，要想实现顺利的增长，必须特别重视发展农业。布哈林写道：“只有在农业迅速增长的基础上发展工业，通过这两者的结合，我们才能持续地保持最高的速度。……托洛茨基分子不懂得工业的发展取决于农业的发展。”布哈林批评了那种认为要为工业筹集资金就只有剥夺农民的观点。托洛茨基分子斯米尔加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反驳说：“长期以来，布哈林已忘记了一个列宁主义者应该怎样想、怎样写……二十世纪的重农主义者布哈林不是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像一个真正的斯拉夫文化优越论的反动分子的后裔那样提出论据。”[192]然而，布哈林对农民让步不是出于感情，而是出于对经济生活本质的基本看法——这种看法类似进化论的经济科学家在进行计划工作时所遵循的观点。
就经济观点而言，布哈林是一种自由主义者。他的分析是以古典经济理论家的原理为出发点的。按照这一原理，社会是由许多独立的单位所组成，它们的经济作用是不能靠直接的强制手段来发挥的。俄国的农业显然是一种原始的资本主义模式。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经济学家们表示了类似的看法：经济法则，如供求规律，无疑占据着支配地位，国家只能通过间接的手段（例如价格政策措施）对农业的发展施加影响。同样，斯大林分子虽然也认识到这种状况，但这只能使他们更加坚定自己的决心，要通过农业集体化来结束这种“无政府状态”。此外，布哈林还进一步发展了古典经济学，认为国营工业发展也具有同样的问题。右派观点的核心是，工业必须按货币对产品的需求量来发展；消费工业首先会对富裕农民的需求作出反应；而对重工业的增长来说，起决定作用的是对用来扩大消费品生产的设备的需求。
布哈林并不反对集体化目标，但他主张通过逐步提高农业生产率来接近这一目标。他坚决拒绝以强制办法来代替经济成果和经济报酬的平術，认为这只能给经济带来灾难；“但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如果某个生产部门不能有计划地收回生产费用，而且还要另外付出一定的附加税（它相当于一部分剩余劳动，可作为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那末这个部白就也停滞或后退。”[193]
布哈林经济思想的出发点是，承认那些令人不快的事实，并同时把人类的福利看作是主要的愿望。这种经济思想与当时领导集团的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斯大林分子不承认自然局限性，而主张不惜任何代价打破自然局限性。在布哈袜分子公开遭到攻击之前，莫洛托夫就右倾观点说道：“右倾思想将会导致把一切都降低到‘薄弱环节’的水平，而不是动员工人阶级去克服工业化道路上出现的困难。”新方针的精神就是通过目标明确的政治行动从社会中榨取国家为实现其计划所需要的资金。当这一做法付诸实施时，右派分子称这种新政策为“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194]这种政策与其说是符合卡尔·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倒不如说是符合伊凡雷帝的经济思想。
在一九二八年冬，党内的分裂极大地影响了经济计划的制定，并出现了危机。右翼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不愿放弃它的想法，而且多次没有按党领导所希望的那样去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则不断发展它的乐观主义想像，并匆匆忙忙提出它的方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的计划不仅对社会主义经济作出了预测，不仅揭示了经济规律，而且还要创造性地、自觉地指导社会主义经济。”[195]这完全是按照“目的论”来考虑的。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底（就中央委员会应对此作出决定来说，这已是太晚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计划人员才最终提出一份领导可以接受的最理想的五年计划。这项草案是在时间很紧迫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以致古比雪夫未能遵守他所作的诺言，即事先要通过“有群众参加”的讨论来研制计划。[196]这一新文件不仅为工业确定了很高的投资率，而且规定国民收入的投资部分在整个五年计划期间应逐年提高。[197]党领导立刻将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利用为自己的论坛。古比雪夫在会上详尽地说明了新计划的好处，它使以前提出来的所有方案都成为多余的了：“只有这一计划方可考虑。”[198]在党的压力下，工会工作人员同意了这项计划，[199]但国家计划委员会一直对此持批评态度。巴扎罗夫后来鼓足勇气警告说：“最严重的后果可能会由此而产生，它将导致对资金的明显不理智的分配，将使整个工业化理想丧失信誉。”[200]
在一九二九年头几个月中，人们已看到党领导与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之间的激烈争吵。斯大林分子一直是比较坚定地坚持尽量加速发展经济的思想，他们之所以这样，似乎也仅仅是为了能够将右派分子指责为胆怯的偏离者。与此同时，他们还控告右翼批评家，说他们推行一项私有经济政策，把他们对经济平衡的忧虑说成是“一种好听的借口，以便发起一场不是关系到方法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的进攻”。[201]
在这期间，一些拒不服从的经济科学家被清除了，国家计划委员会被无声无息地但却是干净彻底地撤销了，进化论派别的所有追随者也被解雇了。他们在计划工作方面作出的贡献因“阶级性的错误”而遭到了指责，党领导把“目标明确的目的论的方法"说成是唯一正统的方法。[202]国家计划委员会当时的许多工作人员，首先是以前曾是孟什维克的工作人员在一九三〇年“工业党”的案件中和一九三一年反对孟什维克“破坏活动”的案件中都遭到了控告。[203]但是，清洗并没有就此停止。斯大林分子对发展重工业的渴望甚至超过了目的论经济科学家们认为可以达到的地步，因此，他们也被调往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岗位上去了。[204]
如果回顾一下有关计划问题的争论，那么人们就会注意到，事情并非关系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内部的进化论经济学家和目的论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他们的意见分歧根本不那么大，争论也不那么激烈。这场争论，实际上是在以所有经济学家和右翼反对派领袖支持下的整个国家计划委员会为一方，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政治家和党中央书记处的政治家为另一方之间进行的。它是经济科学和专政艺术之间的一场冲突。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从未出现过有关经济计划方法的学术性争论。争论只是隐蔽地缓慢地展开。在进化论理论被拒绝之后，也没有任何能代替它的理论出现。就是在今天，苏联还是没有完整的经济计划理论。[205]在苏联，有关计划方法问题的讨论自五年计划开始以来，一直局限于详尽地解释政治领导发布的指令。[206]但这完全是靠愿望和命令来进行管理。有人直言不讳地承认，党的决定及其有力的贯彻要比极其精确的科学计划更为重要。[207]
一九二九年三月，重新改组了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终于提出了一项包含两套方案的计划。然而，时代发生了迅速变化。古比雪夫现在声称：“五年计划的最佳方法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208]右派分子对此提出抗议并徒劳地提出了另外两种抉择——李可夫赞同“平均数的方法”和一个附加的发展农业的二年计划；因此，他受到了指责，说他反对五年计划并保护富农。[209]
第一个五年计划终于在一九二九年四月获得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批准并在五月得到人民委员会和苏维埃会议的确认，这时它才正式成为党的路线。决议声称，这项新的最佳计划从前一年的十月起开始生效。[210]后来，那些从事烦琐的经济事务工作的人（如从事统计工作或研究平衡规律的人）都被看作是“阶级异己分子”。下列口号就反映了新的精神：“不存在客观障碍，障碍一定要排除。”[211]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说道：不能再说“客观条件”会限制苏维埃政府的愿望。[212]从那以后，失败是不能宽恕的，它只能被解释为背叛。
六、哲学上的争论
正当斯大林的追随者在制定新的经济计划时，苏维埃哲学家们也在讨论新路线的思想必然性。党领导适时地找到了称心如意的解释，正式对它们表示赞同，并把它们作为继续反对布哈林分子的武器而加以运用。然而，哲学上的争论不仅作为反对右翼反对派的一个思想战场是重要的，而且它显示出一种全新的气质，并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作了新的阐述。一种理论代替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中的传统的决定论观点，这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以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为依据的，但它强调个人意愿与国家强制手段所具有的巨大力量，强调这种力量可以不管物质状况和历史“规律”而实行根本的社会变革。这种思想是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的意识形态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在集体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暴风骤雨时期是苏维埃政府的指导思想。此后，它就赋予苏联的思想和苏联的政治实践以一种崭新的面貌，截然不同于革命时代的思想。
哲学上的争论是以苏联哲学界自二十年代中期出现危机时开始的一场非政治性但却是很激烈的争论为背景的。这场被双方称之为“机械论者”与“辩证论者”之间的争论主要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在自然界发展过程中，是连续性还是非连续性占主导地位。机械论者（他们的观点起初是盛行的，而且还得到大多数自然科学家的支持）强调发展过程的连续性和各种现象（自然现象、生物现象、精神现象等等）的联系。辩证论者却强调发展中的辩证的飞跃和各种现象的不一致性；他们断言：在较高的自然组织形式中，出现了全新的规律。按他们的说法，例如精神现象就不能完全产生于物质现象，而且不能把它作为物质现象来解释。同样，人们也不能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来解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
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间，以阿·莫·德波林[213]和亚·萨·马尔丁诺夫[214]这两名前孟什维克为首的辩证论者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但由于他们对斯大林分子一直持保留态度，党没有决定赞成他们的观点。就是在一九二八年三月，一位作者在《真理报》上还以完全中立的口吻抱怨说，两派都未向群众解释清楚他们的哲学。[215]随着斯大林分子和右翼反对派之间争论的爆发，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正在寻机反对右派分子并企图为其新政策作理论上论证的斯大林主义领导集团，已把辩证论哲学家的理论说成是合理的思想。事实上，经济学界的进化论者和目的论者之间的争论完全类似于哲学界的机械论者和辩证论者之间的争论。辩证地向规律的新水平“飞跃”的思想正好可以用来为违反规律的经济计划作辩护（而谨慎的经济科学家则强调这些规律不能违反）。此外，关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过渡的辩证观点也强调了领导人物在这种过渡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也完全符合斯大林的计划。最后，人们还可以把哲学上的争论问题扯进党派斗争，因为布哈林在他的理论性著作中已明确地接受了机械论的观点。
不论是在哲学上，还是在政治方面，两种观点之间的裂痕应归诸于一种基本的矛盾心理。[216]这就是决定论和唯意志论合二为一的矛盾。决定论声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都是不可避免的，而唯意志论则又激励人们竭尽一切力量为胜利而斗争。直到二十年代中期，决定论在官方还占优势，但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袖的作用，唯意志论又越来越占优势。辩证论者指责人们以机械论和决定论的观点看待事物的发展，并对理论与实践相互分离作了解释；他们强调不仅在大自然中而且在历史发展中也会出现非连续性的飞跃。新的哲学提出了人的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独立作用，并认为意志的力量（特别是布尔什维克的意志的力量）可以超越决定论者所分析的社会关系。
一九二九年四月（这时党领导已使右翼反对派不能为害，但还没有将它公开摈斥于社会之外），党领导开始向哲学战线发起进攻。辩证论派得到了正式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研究所”的一次会议义不容辞地批判了机械论者“明显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观点的行径”。[217]辩证的观点巳成为所有忠诚的共产党员必须接受的东西。此外，辩证的观点尤其被用于消除科学领域里的资产阶级影响。斯大林主义思想控制的大厦很快地建成了。
通过哲学作出的这种概述给斯大林分子带来了一种直接的好处，他们现在也可以把罪恶倾向这个概念运用于哲学领域。一九二九年八月公开批判布哈林之后，这种概念立即被用到右翼反对派领袖的身上。当时，党的理论刊物对布哈林提出的控告主要是他的平衡论，它不仅被当作一般的哲学思想问题加以批判，而且也批判了它在经济问题上的运用。[218]一切超越斯大林主义的新解释的理论都被谴责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布哈林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他过分强调资本主义世界稳定的行为都被归诸于平衡论。党的理论刊物控告说，平衡论引诱布哈林忽视阶级斗争，并相信能使富农接受社会主义。斯大林说：“不难了解，这种理论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不难了解，从客观上说，这种理论的目的是要保持个体农民经济的阵地，用‘新的’理论武器把富农分子武装起来反对集体农庄，……。”[219]斯大林主义的口号就是：不是维护平衡，而是强行改变现有的平衡。
由于把哲学争论用于政治目的，在学术上持保留态度和谨慎态度的迹象都消失了。就像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作为一个集团的辩证论者都是一些追求功名的平庸之辈，他们力求获得党的支持；而当党给了他们支持后，他们就以最恶毒的语言辱骂和侮辱右翼观点和机械论的拥护者。从多数有关争论问题的独立自主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官方路线的代表几乎没有提出多少哲学观点，逻辑性也差。像斯大林主义经济学家一样，辩证论哲学家未公开说出的一个原则就是：盲目轻视符合理性的分析，只要这种分析不利于党。他们本身取得的胜利完全归功于政治压力。但是，苏联的司法是公正的：在一年之内，辩证论者自己也被谴责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偏离者，代替他们的是只知道颂扬领袖而根本不知道别的目标的雇员。
在哲学问题的争论中，两种同时进行的过程达到了顶点：用党的政策来对学说作新的阐述和借助于学说的新解释来追求政治目标。随着所有反对派分子的彻底失败，斯大林也冲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束缚。从此，他能随心所欲地进行统治，并能把他的每一个行动都解释成是合乎逻辑地符合马列主义的。从这时起，对真理的疑虑和批评声已无碍于对意识形态作出新的解释。随着右派分子的垮台，通向斯大林专政道路上的最后的政治和精神障碍也消除了。
七、公开的分裂和右派的毁灭
右翼反对派的历史展现了一个政治集团先被打倒尔后再遭到批判的独特的场面。斯大林始终小心翼翼地避免在最高层进行公开争论，直到他从思想上、组织上完全解除了他的未来敌人的武装为止。即使在一九二八年秋末反对右倾的斗争已激烈展开时，他也没有在公开场合指名道姓（在莫斯科组织的丙部斗争中涉及到的人则是个例外）。尽管许多知情人完全清楚这一时期的问题和各派的阵线，但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还是尽最大努力维持表面上的稳定性和党的最高领导内部的一致性。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斯大林几乎还否认了所有右派分子有派别意图：“联共（布）党内的右派还没有定形，还不是一个集团或派别组织，还没有一次违反过或不执行联共（布）中央的决议。”[220]
右派分子的最大错误是，他们没有同斯大林展开公开的斗争。反对派在开始时享有很高的威信，斯大林对他们的辞职威胁那样害怕，这就是一个证明。但他们由于受列宁主义的教育而尽量地避免使争论公开化，他们是正统思想和尊重党的统一的俘虏。他们认为公众（或党内）舆论不是起诉的场合，而公众（或党内）的舆论是可以被歪曲的。在斯大林暂时保护右派领导之际，他已挖好一口捉拿他们的陷井。斯大林一面否认有关右派领袖不可靠的报道，一面又在给人们造成这种印象：他提出的政治改革是作为继续贯彻公认的路线而获得政治局一致通过的。当布哈林及其追随者后来愤怒地起来反对时，他们却变成了攻击党的公认的路线的人，因为他们到目前为止没有公开反对过党的这一路线。
对布哈林集团进行正式批判是逐步开始的。首先，右派领袖在越来越多的群众面前被加上了偏离路线的标记。一九二九年二月初，斯大林第一次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非难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四月，他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再次向他们发起了进攻；但在五月举行的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他还是维持了领导意见一致的表面现象。七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揭开了批判右派分子的公开秘密；然而在八月底，当布哈林被撤掉作为共产国际领袖的职务这一消息公布时，公众才知道三名右派领袖失宠了。斯大林分子的战略是，尽可能地隐瞒一切分歧，直到在纪律约束下不得不保持沉默的右派已完全没有希望在组织中重新获得地位，而且不再有可能通过向党员发出一项号召而使领导面临危险时为止。
托洛茨基分子发表关于布哈林与加米涅夫会谈的、到目前为止仍是秘密的纪要，这是促使斯大林第一次明确攻击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原因。奥尔忠尼启则（他作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直接主管这类违反禁止派别活动的规定的案件）要求布哈林和加米涅夫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说明。据透露，他们确认了关于会谈的报导。[221]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全会上（会上讨论了这一事件），布哈林发表了一项声明，他在声明中严厉地批评了党领导的政策。[222]他驳斥了有关建立派别组织（反对派通常被加上这样的罪过）的指责，并反对违反党内民主原则的行为。他说，在党组织中，没有一个省委书记是合法选举产生的。但是，这样一来却使他变成了公开向往资产阶级自由的先锋战士。这几乎是所有受打击的列宁主义者所不可逃脱的命运，即使那些曾竭力参与了围攻托洛茨基的人也不能幸免。布哈林也激烈谴责了领导集团的经济政策，说它借助于税收政策（它与“贡税”完全是一个意思）推行一条“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说国家外汇资源被严重浪费，说官僚主义已在泛滥，而反对派却遭到了“斥责”。[223]
为此，政治局设立了一个下属委员会，它负责起草一份批判布哈林“政治错误”的文稿。后来，它提出了一项“和解方案”：如果布哈林发誓放弃自已的错误并收回他辞去《真理报》总编辑和共产国际主席职务的威胁——这就是说，他不再给领导找麻烦并进行自我批评，那末它就收回指责性的决议。[224]布哈林没有屈服，对他的批评被作为政治局的决议收入了档案。[225]这份文件以异常的腔调列举了布哈林的罪恶，说他诽谤党；他假装尊重党的统一，而同时又组织派别活动；他与加米涅夫秘密策划，而当敌人把他们的会谈纪要公布于众时，他实际上就是支持了敌人，加强了他们的力量。它还回忆了布哈林过去的错误——布哈林作为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表现和他的“发财吧”的口号（当季诺维也夫在一九二五年反对斯大林时，斯大林曾把这一口号说成是微不足道的）。很显然，右派领袖巳再次公开以辞职来进行威胁；因此，这就给他们招惹来更严厉的指责，指责这一举动是“一个号召，叫党内不满分子……给党和共产国际的统一造成严重的威胁”。[226]这就是右派领袖使斯大林害怕的例证。
还未认输的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这时巳制定了一项纲领，同一天，即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他们将这项纲领提交给政治局。[227]在这一纲领中，右翼反对派的批评达到了它的顶点。这三个人再次指控斯大林分子“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培植官僚主义”和“使共产国际各支部瓦解、涣散、分裂”等等；右派领袖在对新经济政策作出的住自由的”解释中（斯大林分子就是这样认为的）要求降低工业化速度和保持自由市场；他们再次对党内缺乏民主的现象提出了抗议。
这一冲突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真理报》首次指责了还未点名的右派，认为他们巳与列宁主义决裂。[228]为了从思想上批判右翼反对派，莫洛托夫找到了当时最为有力的语言：“在我们向富农发起进攻的政策和富农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之间已形成了一条鸿沟……在这个问题上，党不能容忍有任何动摇……富农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实际上是放弃向富农进攻；这种理论将导致资本主义因素到处泛滥，最终将导致资产阶级政权的重新建立。”[229]这里，列宁主义的最根本的二重性又流露出来了：谁不在思想上无条件地适应运动，他基本上就反对它。谁批评“无产阶级”路线，谁就有可能“在客观上”成为资产阶级反革命的传声筒。而谁与调和分子和解，他必然要受到谴责，并不许说话。
一九二九年四月，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被点名批判。为了逃避组织压力，右派分子声明原则上同意加速工业化的斯大林主义路线。然而，他们始终还是想采取某种必要的谨慎态度，他们要求在五年计划时期内应有两年的时间着重促进农业的发展，并警告当心“废除新经济政策”。他们为避免直接的反抗活动所采取的策略是那么的成功，以致于党领导为始终保持强烈的战斗气氛而不得不谴责右派“掩饰其真实立场”，并“对最佳计划作了反宣传”。党领导要求人们必须认真对付这种伪善的反对派。[230]
由于反对派抱怨他们在党内遭受压制，人们就把他们的这种怨言与托洛茨基主义等同起来了。中央委员会谴责右派（完全像当年指责左派那样），说他们不断破坏纪律，并指责他们与当年的左派一样，代表“党的非无产阶级成分中那些最容易受小资产阶级影响、最有蜕化危险、最不稳定的分子，以及……最落后的工人阶层”。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起来在右倾倾向最严重的和以隐蔽的方式出现的地方“揭露”右倾倾向。它强调拥护党内民主，但又加上了使这一概念失去其内容的限制条件：“列宁的党坚决反对这种使党内各种倾向和派别集团合化法的‘民主’。党内民主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党的列宁主义的统一和团结。”[231]
斯大林利用中央委员会会议首次系统地说明了他与布哈林的“分歧”所在。他在长时间的演说过程中指责并证实布哈林在各方面犯有不可原谅的错误：他不抨击共产国际中的“调和分子”面对富农的威胁，他抛出了“这种盲目症和这种张皇失措的理论”；他看不见过多的自由贸易对新经济政策来说是多么危险；他不认识集体农庄中出现的一种工农联盟的“新形式”；他以表面上无条件地反对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来鼓吹一项“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策，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他搞派别活动，破坏政治局的“集体领导”。斯大林（不完全是毫无道理地）把布哈林关于缺乏民主的怨言说成是“企图削弱党的反右倾斗争的一种自由化的共产党员的谎话……”斯大林最后喊道：“布哈林集团是否懂得，拒绝和右倾作斗争就是背叛工人阶级，背叛革命呢？”[232]
党领导似乎对农民政策还有一定的保留意见。它首先把集体化说成是技术援助的泉源，是个体农民的榜样，而个体农民在今后几十年中应当继续作为生产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存在。[233]李可夫显然还是作为这种官方的和解方案的代言人出场，他说：“如果我们按照这种方式把我们对农民的援助、为扩大农业中社会主义成分而进行的斗争和为市场进行生产的个体农民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就能够巩固工人阶级和主要农民群众之间的联盟。与此同时，我们要以此来改善各种可能性，从而迅速实现农业的工业化，在集体大生产的基础上迅速改造农业和向富农（资本主义因素）发起卓有成效的进攻。”[234]
李可夫的这一言论，加上他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作有关五年计划的主要报告这一事实，人们似乎从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不是右翼反对派十分坚定的成员。虽然他的名字在有关斯大林与右派之间公开发生摩擦的报告中首先被提到，但在一九二八年二月的这次事件中更多的是涉及他的个性问题；由斯大林造成的政治上的意见分歧在当时还没有大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右翼反对派被迫形成。许多迹象表明，李可夫在整个争论过程中远不如布哈林那样坚决。按照斯大林的报告来判断，李可夫在一九二九年二月就突破了右派的统一阵线，还在斯大林主义领袖采取行动之前，他就收回了辞职恫吓书。[235]李可夫也许在一九二九年春还坚信，他不属于已被预定为处罚对象的右派；他把自己的名字借给斯大林，以便他们能把自己的政策当作是老的正统政策的继续。当人们在一九二九年八月开始公开谴责布哈林时，他得到了宽恕（这是对他的酬报）。和布哈林相比，过了好久他才被免除党和政府的最高职务。
四月全会的报告和决议（它们涉及右派领袖的个人问题）当时没有发表；然而，中央委员会显然已采取了一些实际的处罚措施来反对右派领袖：它建议撤销布哈林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项决议直到七月份才执行。接着，布哈林第一次遭到了猛烈的公开攻击。尽管在四月份人们芜疑都在私下里议论斯大林分子与布哈林分子之间的敌对问题，但是在紧接着中央全会之后召开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上，人们还是竭力维持最高层意见一致的表面现象。[236]布哈林分子为斯大林分子做了很好的工作：他们不让广大追随者知道最高领导层分裂的实际发展情况及其实质。这种做法实际上起了促进他们走向灭亡的作用。
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通过了五年计划，确定了进行清党运动，并继续不指名地批评右的摇摆是“在阶级敌人的压力下公然采取机会主义立场，放弃列宁主义立场”。[237]李可夫像一个最忠实的斯大林分子一样坚决拥护五年计划，他说：“必须使五年计划的各个基本要点深入到每个工人、每个农民的思想中去，以便使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努力与他们努力的结果之间的关系。”他放弃了自己的保留意见，他坦白说：“我们中的许多人曾错误地认为，随着从所谓的恢复时期向重建时期过渡，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待别是工业发展速度，似乎会明显地减慢。”[238]另外，人们还可以从古比雪夫（他主要负责制定斯大林主义的工业政策）的报告中听到一种预示不祥的声音：“我们中间有一些党的工作者十分怀疑我们高速度发展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不可能对失败主义的情绪，缺乏信念和从小资产阶级分子身上带入我们队伍的各种倾向作丝毫的让步。”接着，一场似乎是为了保护新的正统路线而进行的清洗运动开始了。古比雪夫按斯大林主义的习惯把新的正统路线看作是旧的正统路线的真正体现：“五年经济计划严格坚持布尔什维克路线，即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确定的路线。”[239]
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结束后不久，乌格拉诺夫（他在前一年的秋天不幸卷入了公开的争论）被免除了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职务。鲍曼替补了他的位置，同时也接替了乌格拉诺夫作为莫斯科省党组书记的职务。鲍曼在向选民作关于代表会议的报告时，首次公开向右派发起了最激烈的进攻，并毫不掩饰地对右派领袖进行了人身攻击。他指责右派领袖“在莫斯科组织内搞残酷斗争，企图与当时的托洛茨基分子结成不讲原则的联盟，破坏党的决议和政策”。[240]这时，离公开把右翼反对派摈斥于社会之外的日子巳不远了。
托姆斯基，作为右翼三巨头中的第一个，不得不离开他长期保持的位置。六月间，他正式被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位置上撤下来。接在他后面的是布哈林。一九二九年七月三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乐意地满足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愿望，剥夺了布哈林主持工作的权利和他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的资格。[241]起初，布哈林被解除职务一事没有公开宣布，但反右倾的诽谤性运动仍在进一步展开，右派过高地评价世界资本主义生存的能力这种异端邪说受到了更加猛烈的抨击，右翼反对派最后残存的一批追随者被驱逐出共产国际。[242]例如，经济科学家欧根·瓦尔加[243]不得不容忍对他进行的恶毒的人身攻击，因为他对资本主义稳定化发表过意见，而这些意见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右倾的味道。[244]（瓦尔加侥幸地度过了三十年代的清洗运动，但在一九四七年，他又一次被指控犯了类似的错误：他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就要崩溃。）
像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人们对公开谴责布哈林曾有过一凌时间的踌躇；但是当右倾倾向在某些党组织内再次明显活跃起来时，这一奇特的踌躇也随之消失了。[245]从《真理报》发表文章攻击右派分子斯特恩[246]和沙茨金[247]，到发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批判布哈林和宣布他同意撤销其职务的决议（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发表），相隔了一个星期。接着又过了三天之后，《真理报》才在一篇专门社论中展开了对布哈林的进攻。这是要在报刊和党的会议上进行一连串公开的、有充分准备的指控的信号，这一指控运动直到作为政治家的布哈林被彻底消灭时，才告结束。
这出戏是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结束;的。右倾领袖中的第二等人物（以乌格拉诺夫为首）屈服了，并赞同了一份关于批判布哈林运动的宣言。[248]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声称：党的官方路线是正确的，他们只是想以自己认为正确的办法来追求相同的目的。[249]人们对此愤怒地回答说：布哈林集团在诽谤党，他们在无理要求不受限制地从事派别活动的权利，并拒绝改正机会主义错误。他们的屈服被驳斥为纯粹的“派别活动手腕”，与托洛茨基主义的策略完全相似。布哈林立即被开除出政治局，这正好是在以同样的方式宣布托洛茨基垮台整整三周年之后。对其他人提出的警告是：“如果他们企图继续反对”，那么他们就会得到类似的处罚。[250]从这时起，右派领袖的处境不比一个有休假的囚犯好多少。《真理报》宣布：党所期望的是，他们不要重新犯罪，不要再回到老问题上去；只有老实认罪，才会得到宽恕。[251]
右派领袖终于不得不公开收回他们的错误说法，想以此来拯救自己，但这已为时太晚了。由他们三个人联合签署的供认自己错误的自白书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发表于《真理报》，自白书说：
“在最近的一年半时间里，在一系列政治和策略问题上，我们与联共（布）中共委员会多数派之间存在意见分歧。我们已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和其他会议的文件和声明中提出了我们的意见。
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声明，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在这场争论中是正确的。我们在大家知道的一些文件中提出的意见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承认我们所犯的这些错误，我们将尽我们的一切力量，与全党同志一道同偏离党的总路线的各种倾向作坚决的斗争，首先是同右倾和对右倾采取的调和态度作坚决的斗争，以便克服一切困难，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完全的、最迅速的胜利。”
苏维埃俄国的公开的政治反对派的历史就此结束了。
[1] 托洛茨基：《为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起草的提纲》，（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九日），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006号。
[2] 托洛茨基：《俄国反对派：问题与答复》（一九二七年），见一九三八年五月《新国际》，第156页。
[3] 《十三人政纲》（一九二七年九月），见托洛茨基：《俄国局势真相》，第122—123页。
[4] 参阅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378页。
[5] 参阅斯大林：《收购运动的初步总结和今后党的任务》，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12页。
[6] 根据斯大林在一九二八年列举的数字（《在粮食战线上》，载于一九二八年元月二日《真理报》），全国销售到市场上的用以供应城市和出口的粮食占总产量的比例巳从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二十六下降到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的百分之十三点三。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整个粮食生产几乎没有减少多少，但其中的百分之八十五都是由贫农和中农生产出来的；而在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三九年，贫农和中农生产的粮食只占百分之五十。集体化运动结束后，进入市场或者上交给国家的粮食数量为总收获量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五。（参阅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真理报》。）
[7] 参阅斯大林：《收购运动的初步总结和今后党的任务》，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11页。
[8] 沃尔特·杜兰蒂：《有关俄国的报导》，一九三四年纽约版，第155—156页。
[9] 参阅《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的《年表》，第317页。
[10] 参阅斯大林：《收购运动的初步总结和今后党的任务》，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15—17页。
[11] 参阅托洛茨基：《现在怎么办？》（一九二八年七月），见《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一九三六年纽约版，第274—275页。
[12] 参阅斯大林：《收购运动的初步总结和今启党的任务》，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13—14页。
[13] 托洛茨基：《现在怎么办？》（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二日），《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一九三六年纽约版，第257—307页。
[14] 参阅一九二八年三月六日《社会主义者通讯》，第1页。
[15] 参阅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41页。
[16] 参阅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三日《社会主义者遇讯》，第15页。
[17] 托洛茨基：《四月全会和右倾危险》（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126号。
[18] 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41、42页。
[19] 斯大林：《收购运动的初步总结和今后党的任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15页。
[20] 参阅布哈林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在列宁格勒党组织会议上的讲话：《粮食收购和沙赫特事件中的教训以及党的任务》，见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九日《真理报》。
[21] 参阅李可夫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见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一日《真理报》。
[22] 托洛茨基：《亲爱的朋友》（一九二八年六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588号。
[23] 参阅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关于本年度的粮食收购和组织1928—1929年度的粮食收购运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28、432页。
[24] 见一九二八年八月三日《社会主义者通讯》，第14页。
[25]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向全体党员和工人发出的号召书》，见一九二八年七月三日《真理报》。
[26] 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28、29页。
[27] 托洛茨基：《亲爱的朋友》（一九二八年六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588号。
[28] 社论：《关于粮食收购间题》，见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六日《真理报》。
[29] 社论：《关于收购问题》，见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三日《真理报》。
[30] 斯大林：《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179页。
[31] 参阅斯大林：《在粮食战线上》，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77、80页。
[32] 后来，共产党在描绘自己的历史时有一顼沉重的任务：抹掉斯大林于一九二八年在经济上突然转向的内容，并要求不要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他在这之前与布哈林—李可夫集团的紧密关系和他对左翼反对派的思想的依附性。如果说斯大林集团早就有加速工业化的计划，只是由于时机不成熟而迟迟没有拿出来，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斯大林与党的其他领袖一起反复谴责过反对派的纲领，而且从未指出，它也许在将来是可以采用的。也没有证据能说明：斯大林曾经在一九二七年底以前真正怀疑过右派提出的逐步发展工业的观点。就国民经济来说，当时也不是推行急剧工业化的“正确时刻”。一九二八年的经济形势之所以变得那般严重，之所以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加速工业化，其主要原因在于逐步建设工业的工作中一直存在着的严重缺点。
[33] 布哈林：《关于日常的问题》，见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真理报》。
[34] 托洛茨基：《亲爱的朋友》（一九二八年六月），见《托搭茨基档案》，T字1588号。
[35] 布哈林和安德烈耶夫（一九二八年七月）在中央全会上的讲话，引自《会议记录》，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901号和1834号。
[36] 乌格拉诺夫和李可夫在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835号。
[37] 《亲爱的同志》〈一九二八年九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442号。
[38]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斯列普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Слепков，1899年？月？日——1937年5月26日），1917年是拉脱维亚共产党领导人。1919年加入俄共（布）。1930年因支持右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31年3月恢复党籍，在大学任教。同年年底再次被开除出党，1932年2月恢复党籍。1932年9月因加入反对派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而被捕，被流放到西西伯利亚。1933年被判处5年劳动改造。1936年再次被捕。1937年遇害。1988年平反。——录入者注
[39] 托洛茨基：《亲爱的朋友》（一九二八年六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588号。
[40] 《亲爱的同志》（一九二八年九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442号。
[41] 利丁：《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第六次联席全会记录》（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八——十九日），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814号。
[42] 托洛茨基：《亲爱的朋友》（一九二八年六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588号。
[43] 《亲爱的同志》（一九二八年九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442号。
[44] 莫伊塞·伊里奇·弗鲁姆金（Моисей Ильич Фрумкин，1878年？月？日——1938年7月28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9年任莫斯科中央工会局主席。1918—1922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2—1929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8—1930年期间是右翼反对派。1932—1935年重新担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录入者注
[45] 参阅斯大林：《致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102—105页。
[46] 参阅斯大林：《列宁和联合中农问题》，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90—92页。
[47] 见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和八月三日《社会主义者通讯》，第13页和第14页。
[48] 参阅托洛茨基：《现在怎么办？》，见《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一九三六年纽约版，第289页。
[49] 参阅莫洛托夫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在莫斯科党委会上的讲话：《党的路线和经济实践》，见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真理报》。
[50] 参阅乌格拉诺夫一九二八年七月三日在莫斯科党委会上的讲话，《经济建设问题》，见一九二八年七月五日《真理报》。
[51] 参阅托洛茨基：《亲爱的朋友》（一九二八年七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588号。
[52] 参阅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会谈纪要》（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897号。
[53] 参阅埃里希·沃伦贝格：《致编辑部》，见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东方问题》，第895页。
[54] 这里叙述的一九二八年七月全会的过程是根据托洛茨基档案中收载的未经加工、但是逐字逐句记载的记录副本（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832—1836号和1900—1901号）和《亲爱的同志》这封信中的报道（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442号，它的作者不仅参加了会议，面且仔细地读过原来的记录）复述的。斯大林在全会上的报告已发表在他的全集第十一卷上，与T字1900号中有关他在七另九H讲话记录比较表明，公开发表的文章巳经加以修改和补充。更不用说，大部分专门涉及反对派领袖的地方都被删掉了。
[55] 参阅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根据整个经济状况而采取的粮食收购政策》（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48—449页。
[56] 参阅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会谈纪要》（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一日》，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897号。
[57] 参阅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会谈纪要》（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一日），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897号。
[58] 参阅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演说：《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140页。
[59] 斯大林：《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184页。
[60] 参阅《关于斯大林在七月九日全会上的讲话记录》，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900号。
[61] 参阅托洛茨基：《现在怎么办？》，见《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一九三六年纽约版，第257—307页。
[62] 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会谈纪要》（一丸二八年七月十一日》,《托洛茨基档案》，T字1897号。
[63] 同上。
[64] 托洛茨基：《右派和中派集团的危机及其前途》（一九二八年秋），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143号。
[65]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决议：《根据整个经济状况而采取的粮食收购政策》，《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49—450页。
[66] 参阅加米涅夫：《和索柯里尼柯夫预备会谈纪要》（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一日），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897号。
[67] 参阅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演说：《论工农结合和国营农场》，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169页。
[68] 参阅奇列加：《不可思议的俄国人》，见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和八月三日《社会主义者通讯》。
[69] 参阅《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98页。
[70] 参阅社论：《粮食收购和非常措施的取缔》，见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四日《真理报》。
[71] 李可夫：《在莫斯科党组织会议上的报告》（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三日），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126号。
[72] 斯维斯多夫：《莫斯科委员会全体会议记录》（一九二八年十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786号。
[73] 《消息通告》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结果的消息通告》（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五日》，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021、2167号。
[74] 参阅《亲爱的同志》（一九二八年九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442号。
[75] 托洛茨基：《亲爱的朋友》（一九二八年六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583号。
[76] 《亲爱的同志》（一九二八年九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442号。
[77]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二八年）。
[78] 参阅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卷，第243页。
[79] 参阅波尔肯奥：《共产国际》，第533、534页。
[80] 布哈林：《联共（布）党内和共产国际内的反对派》（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见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国际新闻通讯》第十期，第218页。
[81]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记录》，见《文件汇编》第一卷，第159、745页。
[82]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二卷，第20页。
[83]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84] 布哈林一九二八年九月六日在莫斯科党组织会议上作关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见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二日《真理报》。
[85] 儒勒·弗雷德里克·昂贝尔—德洛（Jules Frederic Humbert-Droz，1891年9月23日——1971年10月16日），1914年起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反对一战。1918年发起成立瑞士共产党，同年因参加大罢工而被捕。支持布尔什维克。1921年起任共产国际书记。1928年起是右翼反对派。1929年投降，此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1943年被开除出党。1946—1965年任瑞士社会民主党总书记。1971年逝世。——录入者注
[86] 参阅布哈林一九二八年九月致儒勒·昂贝尔—德洛的信，见《昂贝尔—德洛文集》。
[87]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88] 同上。
[89] 布哈林给莫斯科党组织作关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二日《真理报》。
[90] 《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502页。
[91]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92] 参阅乌格拉诺夫：《关于莫斯科党组织今后的任务》（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一日），见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一日《真理报》。
[93] 参阅莫斯科党委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决议：《莫斯科组织今后的任务》，见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三日《真理报》。
[94] 社论：《共产国际关于反对右倾的斗争》，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八日《真理报》。
[95] 古比雪夫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九日在列宁格勒党组织会议上的报告：《关于苏联的经济形势》，见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五日《真理报》。
[96] 《中央委员会致莫斯科党组织》（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八日），见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九日《真理报》。
[97] 《莫斯科委员会全体会议记录》（一九二八年十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783号。
[98] 参阅《给莫斯科党组织的通知》，见一九二八年十月三日《真理报》。
[99] 参阅乌格拉诺夫在克拉斯那亚—普列斯尼亚区党组织会议上的报告，见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四日《真理报》。
[100] 参阅乌格拉诺夫在莫斯科省支部书记大会上的报告，见一九二八年十月四日《真理报》。
[101] 参阅彭柯夫在罗戈施斯科—锡莫诺夫斯基区党组织大会上的报告，见一九二八年十月三H《真理报》。
[102] 参阅乌格拉诺夫在罗戈施斯科—锡莫诺夫斯基区党组织大会上的报告，见一九二八年十月三日《真理报》。
[103] 《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决议》，见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日《真理报》。
[104] 齐弗里诺维奇：《莫斯科委员会全体会议记录》（一九二八年十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782号。
[105] 参阅乌格拉诺夫在莫斯科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780号。
[106] 参阅波隆斯基在莫斯科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801号。
[107] 参阅彭柯夫在莫斯科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792号。
[108] 萨弗罗诺夫在莫斯科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797号。
[109] 马·尼·利亚多夫在莫斯科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798号。
[110] 斯大林：《论俄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195、201、202页。
[111] 斯大林：《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丙的右倾》，《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246、247页。
[112] 参阅《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见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日《真理报》。
[113] 参阅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四日《真理报》。
[114] 莫斯科党委会一九二八年十月的报告：《关于党组织内与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有关连的情绪》，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852号。
[115]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脸》，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203页。
[116] 参阅托洛茨基：《在右派分子和中派分子联盟内部》，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179号。这报告是根据布哈林和加米涅夫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和一九二九年一月在皮达可夫的住处举行的会谈内容写成的。
[117] 参阅《一九二九年三月九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508—511页。
[118] 参阅托洛茨基：《在右派分子和中派分子联盟内部》，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179号。
[119] 参阅《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500页。
[120] 参阅未署名的《给朋友们的信》（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中旬），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850号。
[121] 参阅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关于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的国民经济控制数字》，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62—479页。
[122] 参阅《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511页。
[123] 参阅斯大林：《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238、210、246页。
[124]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关于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的国民经济控制数字》，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78页。
[125] 参阅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关于吸收工人入党和整顿党的发展》，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84页。
[126] 参阅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二卷，第276页。
[127] 李可夫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给列宁格勒党组织作关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中央全会的报告，见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四日《真理报》。
[128] 参阅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见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真理报》。
[129] 瓦西里·阿法纳西耶维奇·柯托夫（Василий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Котов，1885年？月？日——1937年5月26日），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6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顿河畔罗斯托夫。十月革命后加入红军。1919—1925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索科利尼基区委书记。1925—1928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市委书记。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年起是右翼反对派成员。1929—1933年任劳动人民委员会委员。1933—1935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社会保险局局长。1936年被捕。1937年遇害。1958年平反。1962年恢复党籍。——录入者注
[130] 卡尔·雅诺维奇·鲍曼（Карл Янович Бауман，1892年8月17日——1937年10月14日），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领导了基辅武装起义。1920年任库尔斯克工会理事会主席。1920—1923年任俄共（布）库尔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23—1924年任俄共（布）组织和教学部副部长。1928年、1929—1930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省委第一书记。1928—1929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8—1932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9—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9—1932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31—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中亚局第一书记。1937年10月12日被捕，14日被拷打致死。1955年平反。——录入者注
[131] 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乌汉诺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Васильевич Уханов，1891年？月？日——1937年10月26日），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常年从事工人运动。二月革命后进入莫斯科苏维埃工作。1923—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1年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32—1934年任副供应人民委员。1934—1937年任地方工业委员会主席。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5年平反。——录入者注
[132] 参阅《莫斯科委员会会议决议》，见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真理报》。
[133] 参阅托姆斯基在全苏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速记报告》，一九二七年莫斯科版，第51页。
[134] 参阅米·雅库勃松：《俄国工会及其发展、既定目标和对国家的态度》，一九二三年柏林版，第138—139页。
[135] 参阅托姆斯基：《俄国工会的新使命》，一九二八年莫斯科版，第12—13页。
[136] 参阅索洛蒙·施瓦尔茨：《苏维埃俄国的劳动力》，第319页。
[137] 参阅《亲爱的同志》，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442号。
[138] 参阅《朋友们》，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850号。
[139] 参阅中央委员会向全体党员和工人发出的号召，见一九二八年元月三日《真理报》。
[140] 参阅迈纳：《处在不断变化中的俄国》，第357—358页。
[141] 参阅托姆斯基等人在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速记报告》，一九二九年莫斯科版，第180、201、411页。
[142] 参阅托姆斯基等人在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二九年莫斯科版，第110—113、116、130、177—178、189—195页。
[143] 参阅《朋友们》（一九二八年十一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850号。
[144] 参阅《加强党在工会运动中的领导作用》，见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真理报》。
[145] 参阅伊·尼·尤尔恩贝格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真理报》上的撰文。
[146] 参阅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关于吸收工人入党和整顿党的发展》，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82页。
[147] 参阅社论：《工会与群众》，见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七日《真理报》。
[148] 参阅《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第24—54页。
[149] 参阅《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第206—207页。
[150] 参阅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关于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全体会议的决议，见《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第504—505页。
[151] 同上，第573页。
[152] 参阅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二卷，第377页。
[153] 参阅《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509页。
[154] 同上，第506页。
[155] 参阅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关于党内事件》，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98页。
[156]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什维尔尼克（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Шверник，1888年5月19日——1970年12月24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曾任全俄炮兵工厂工人委员会主席。内战期间曾任萨马拉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25年任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3年当选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66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26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兼西北省委书记。1927—1929年任联共（布）乌拉尔省委书记。1929年任全俄五金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30—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30—1944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第一书记。1938—196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主席。1939—1952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42—1951年任国家特别委员会主席。1944—194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兼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46—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1952—1953年，1957—1966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3—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成员。1956—1962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66年退休。——录入者注
[157] 参阅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七日《真理报》。
[158]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关于党内事件》，《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仪和中央金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95页。
[159] 参阅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工会在改造时期的任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四分册，第186—187页。
[160] 参阅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派》，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二卷，第51—60页。
[161] 参阅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关于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的国民经济控制数字》，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78页。
[162] 斯坦尼斯拉夫·古斯塔沃维奇·斯特卢米林（Станислав Густавович Струмилин，1877年1月27日（或1月29日）——1974年1月25日），苏联经济学家。1897年起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99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8年以后在苏维埃政府经济部门工作。1920年退出孟什维克。1921年起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1923年加入俄共（布）。1930—1932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2—1934年任全苏国民经济核算中央理事会副局长。1942—1946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74年逝世。——录入者注
[163] 斯·古·斯特卢米林：《苏联工业化和民间的死板模仿者》，一九二七年《计划经济》第七期，第11页。
[164] 参阅弗·亚·巴扎罗夫：《关于远景计划的方法学》，一九二四年莫斯科版，第8页。
[165] 《五年计划》，一九二九年莫斯科版，第26页。
[166] 参阅多布：《苏联一九一七年后的经济发展》，第230—234、320—334页。
[167] 参阅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377、378页。
[168] 参阅德米特里也夫斯基：《苏联的肖像》，一九二七年柏林版，第188—189页。
[169] 参阅多布：《苏联一九一七年后的经济发展》，第232—233页。
[170] 参阅格拉德科夫：《关于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历史》，见一九三五年《计划经济》第四期，第126—130页。
[171] 参阅社论：《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见一九二八年八月三日《真理报》。
[172] 莫洛托夫：《关于目前的形势》，见一九二八年八月五日《真理报》。
[173] 参阅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关于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的国民经济控制数字》，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64—469页。
[174] 参阅古比雪夫在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75] 参阅格拉德科夫：《关于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历史》，见一九三五年《计划经济》第四期，第126—130页。
[176] 古比雪夫：《论苏联的经济形势》，见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五日《真理报》。
[177] 参阅布哈林：《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见一九二八年九月三十日《真理报》。
[178] 参阅格列沙罗夫一九二八年十月在莫斯科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812号。
[179] 中央委员会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八日致莫斯科党组织的信，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九日《真理报》。
[180] 中央委员会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八日致莫斯科党组织的信，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九日《真理报》。
[181] 参阅斯大林：《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215页。
[182] 参阅金兹堡在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83] 古比雪夫在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84] 参阅联共（布）中央类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关于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的国民经济控制数字》，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62—479页。
[185] 布哈林：《列宁的政治遗嘱》，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四日《真理报》。
[186]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年4月5日——1679年12月4日），英国政治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主张君主专制和社会契约思想，代表作《利维坦》。——录入者注
[187] 参阅布哈林：《帝国主义国家的理论》，见《法律革命》第一卷，一九二五年莫斯科版，第21、30页。（利维坦为圣经中的巨大怪物的名字。——译注）
[188] 布哈林在莫斯科党组织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二日《真理报》。
[189] 参阅布哈林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xxxx号。
[190] 参阅布哈林：《列宁的政治遗嘱》，见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四日《真理报》。
[191] 参阅布哈林：《有组织的经营不善的理论》，见一九二九年七月三十日《真理报》。
[192] 斯米尔加：《联共（布）右翼纲领》（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托洛茨基档案》，T字2825号。
[193] 布哈林：《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九二八年九月三十日《真理报》。
[194]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发表的声明，转引自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二卷，第5页。
[195]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有关经济计划方法的讨论》（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引自《俄国经济战线》，第6页。
[196] 参阅古比雪夫在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7] 参阅金兹堡在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8] 古比雪夫在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9] 参阅格拉德科夫：《关于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历史》，见一九三五年第四期《计划经济》，第132页。
[200] 转引自格拉德科夫：《关于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历史》，见一九三五年第四期《计划经济》，第136页。
[201] 格·费·格林柯：《苏联的五年计划》，一九三〇年纽约版，第281页。
[202] 阿龙·尤戈夫：《五年计划》，一九三九年柏林版，第10页。
[203] 参阅雅斯涅：《一个苏联计划人员——弗·古·格罗曼》，见《俄国评论》，一九五四年一月刊，第53—58页。
[204] 同上，第54页。
[205] 这一点也将得到同情者的承认。参阅多布：《苏联一九一七年后的经济发展》，第332、334页。
[206] 参阅哈里·施瓦茨：《俄国的苏维埃经济》，一九五〇年纽约版，第五章。
[207] 参阅斯特卢米林：《苏联的计划问题》，一九三二年莫斯科版，第16—21页。
[208] 转引自格拉德科夫：《关于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历史》，见《计划经济》，一九三五年第四期，第134—135页。
[209] 参阅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二卷，第74、76页。
[210] 参阅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决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四分册，第1—9页。
[211] 尤戈夫：《五年计划》，第12—13页。
[212]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见《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下卷，第343页。
[213] 阿布拉姆·莫伊塞维奇·德波林（Абрам Моисеевич Деборин，1881年6月4日——1963年3月8日），苏联哲学家。1897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早年支持普列汉诺夫，反对马赫主义。1907年加入孟什维克，但与列宁关系密切。二月革命后退出孟什维克，并担任波尔塔瓦苏维埃主席。1928年加入联共（布）。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20年代是德波林学派领导人。1930年起遭到斯大林严厉批判。1935年以后在苏联科学院和格别乌任教。1963年逝世。——录入者注
[214] 亚历山大·萨莫伊洛维奇·马尔丁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амойлович Мартынов，1865年12月24日——1935年6月5日），本名扫罗·萨莫伊洛维奇·皮克尔（Саул Самуилович Пикер），生于明斯克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884年入读圣彼得堡大学法学院，同年参加民意党（Народной Воля）。1886年因参加示威游行而被学校开除，并被遣返回原籍。两年后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十年。1899年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流亡国外。1903年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二大结束后参加孟什维克，成为孟什维克派重要领导人之一，并在1907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战爆发后，参加了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1917年二月革命后，于5月上旬回国，积极参加孟什维克的活动。十月革命后，逐步脱离孟什维克。1918年—1922年在乌克兰当教师。新经济政策公布后，宣布自己完全赞同俄共（布）。1923年，为了同左翼反对派斗争，当权派吸收他参加俄共（布），让他在马克思恩格斯学院、共产主义学院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共产主义大学执教。1924年进入《共产国际》编辑部。他是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是“革命阶段论”与“四阶级联盟”的主创之一。——录入者注
[215] 参阅克·德米特里也夫：《深入人心的辩证唯物主义》，见一九二八年三月九日《真理报》。
[216] 参阅雷蒙德·A·鲍尔：《苏联心理学家的新人物》，一九五二年坎布里奇版，第二章。
[217] 全苏马列主义科学研究所第二次会议决议：《马列主义哲学目前存在的问题》，见一九二九年五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7页。
[218] 参阅盖森和波德沃洛茨基：《右翼反对派的哲学来源》，见一九二九年九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1—29页。
[219] 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下卷，第212页。
[220] 斯大林：《论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危险》，《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264页。
[221] 参阅斯大林：《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274—279页。
[222] 参阅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二卷，第3—96页。
[223] 参阅《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500—511页。
[224] 参阅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二卷，第8页。
[225] 参阅《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99—513页。
[226] 参阅《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509—511页。
[227] 参阅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二卷，第5页。
[228] 参阅《反右倾的斗争和群众的思想教育》，见一九二九年二月十日《真理报》。
[229] 莫洛托夫：《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及其困难》，见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七日《真理报》。
[230] 参阅社论：《为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见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真理报》。
[231]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关于党内事件》，《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96页。
[232] 参阅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见《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下卷，第112—142页。
[233] 参阅政治局对加里宁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的命题：《农业的发展和减轻对中农的税收》，见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九日《国际新闻通讯》第十九期，第401页。
[234] 李可夫：《在莫斯科省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见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五日《真理报》。
[235] 参阅斯大林：《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274—279页。
[236] 会议甚至通过了一项简短的决议，这项决议（它与四月中央全会通过的有关反右派斗争的决议有密切的联系）点了布哈林的名，但这项决议并没有与其他会议文件一道发表。参阅《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90—513页和第四分册，第53—54页。
[237] 参阅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决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四分册，第1—9页。
[238] 李可夫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关于五年计划的报告》，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六日《真理报》。
[239] 古比雪夫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五年计划的报告》，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六日《真理报》。
[240] 鲍曼向莫斯科党组织作的报告：《关于一九二九年四月一日中央全会和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的总结报告》，见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四日《真理报》。
[241] 参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布哈林问题的决议》（一九二九年七月三日），见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真理报》。
[242] 参阅社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成果》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提纲：《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今后的任务》，见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一日《真理报》。
[243] 叶夫盖尼·萨姆伊洛维奇·瓦尔加（俄语：Евгений Самуилович Варга；匈牙利语：Varga Jenő，1879年11月6日——1964年10月7日），苏联经济学家，原籍匈牙利。出身于匈牙利一个乡村教师家庭。1906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财政人民委员等职务，匈牙利革命失败后流亡奥地利、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曾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五大、六大。——录入者注
[244] 参阅奥·威·库西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今后的任务》，见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八日《真理报》。
[245] 参阅斯·维·柯秀尔：《论联共（布）党内的状况》，见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国际新闻通讯》第六十四期，第1376—1377页。
[246] 扬·厄尔涅斯托维奇·斯特恩（Ян Эрнестович Стэн，1899年3月9日——1937年6月20日），苏联哲学家。191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8—1930年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副所长。1928年以后是右翼反对派成员。1932年因“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件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4年投降后获释。1936年再次被捕。1937年遇害。1988年平反。——录入者注
[247] 拉扎尔·阿布拉莫维奇·沙茨金（Лазарь Абрамович Шацкин，1902年？月？日——1937年1月10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1—1922年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0年参与了罗明纳兹组织的反对派，因此被解除一切职务。1932年同罗明纳兹、扬·斯特恩等人再度秘密组织反对派组织。1935年被捕并被开除出党，被判处5年徒刑。1937年遇害。1963年平反。——录入者注
[248] 参阅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真理报》。
[249] 参阅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二卷，第398页。
[250] 参阅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关于布哈林集团》，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四分册，第111页。
[251] 参阅社论：《总结与展望》，见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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