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1960）
第二章 一九一七年大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
一九一七年巨大的革命事变并没有使布尔什维克党忘记它的内部分歧，但为了革命的目标，布尔什维克党更紧密地团结自己的队伍。在革命的冲击下，在布尔什维主义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两个流派之间的意见分歧更加尖锐了。在一九一七年的进程中，由于以前的布尔什维克左派和独立的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纷纷加入左翼，从而使左翼在实力上有了明显的增强。它的特点是：竭力宣扬革命的国际主义，坚决反对与临时理府进行任何合作。在社会政策方面，左翼很快接受了革命的最高纲领，并要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措施和无政府主义的民主制。与此相反，列宁派没有立即提出自己的明确政策。起初，它不倾向于采取坚决反对战争和临时政府的态度；就这一点而言，它与非布尔什维主义的社会党更接近，与布尔什维克左翼较疏远。后来，列宁主义者逐渐尾随左派，但又不断发出抗争的信号，因为左派当时不太相信在俄国以及在整个欧洲已出现革命形势。
当列宁在他的《四月提纲》中要求彻底反对战争和临时政府并号召党准备在苏维埃的基础上建立革命政权时，他使整个党和列宁派大吃一惊。但他获得了布尔什维克左派（尽管他们过去与列宁发生过冲突）的热情支持。形象地说，列宁是从他本身的“列宁“”派转变为左翼的；特别应强调指出的是，直至十月革命后列宁才从这一位置上重新转变过来。十月革命后，列宁与党的左翼重新发生冲突，这是由于与德国签订和约而引起的，在这个问题上，他再次获得了一九一七年前曾是他最忠诚的追随者的支持。
一、不断革命
导致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分裂的意见分歧是围绕着如何在俄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问题，这是一个困难的，但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它在十月革命期间和在十月革命之后都继续产生着影响。它表现在对俄国革命事件的预言以及如何说明这一事件等方面。一个在布尔什维克运动史上曾起过特别重要的作用的思想就是闻名的“不断革命论”——一种不间断革命的思想。“不断革命论”在一九一七年曾给予布尔什维克以思想上的鼓舞，并为他们夺取政权提供了论证，说明他们的行动是正确的。当党在一九二三年之后分裂为领导人与反对派两大争论集团时，不断革命的理论就成了派别斗争的中心。
无疑，托洛茨基是这一理论的创立者，与此同时，在俄国出生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亚·拉·格尔方德[1]（帕尔乌斯）应称为鼓动者和合作者。当托洛茨基一九〇四年在德国逗留时，这两个人共同起草了这个纲领。在托洛茨基作为第一任彼得堡苏维埃领导人于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被捕之后，他在狱中对这一纲领作了仔细的加工。[2]在托洛茨基的关于一九〇五革命的文集中，即在《我们的革命》一书中，这种理论是以《总结与展望——革命的推动力》这一文章标题问世的。[3]
托洛茨基想借助他的理论来解决使所有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烦恼的问题。按照盛行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俄国的经济和政治条件还未成熟到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这个国家正处在这样一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阶段，在那里只能出现象西方几百年前所经历过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如仅仅满足于这个分析，那就意味着：放弃在近期内由工人阶级来夺取政权的思想；并且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为下一步的革命开辟出道路之前，工人阶级只能扮演合法反对派的角色。这种结论对满腔热情的革命者来说当然没有一点吸引力。对大多数孟什维克来说，由于他们拒绝列宁的严格的党的学说，他们因此更倾向于相信长期的演变。他们是自由主义者、温和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而不是狂热为实现自身目的而奋斗的革命追随者。
列宁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更是一个革命者。当人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得出革命条件不够成熟的结论时，列宁不但不承认这一点，而且还从马克思主义的资料中找出为他的坚定不移的革命观点进行辩护的其他根据。按照列宁的观点：不能信赖俄国的资产阶级，它太软弱、太反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必须由工人和代表工人的党来完成，在这个国家还没有成熟到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必须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并按照革命阶级的利益来执行一切国家事务。列宁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革命。他认为，坚强的领导和夺取政权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性因素。列宁在一九〇五年写道：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资产阶级的助手，抑或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但是，首先让无情的斗争来解决选择道路的问题吧。工人力谋无情地粉碎反动势力。[4]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写的一篇评论里曾用一句话概括了他的政治哲学：“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5]
在俄国的条件下要使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革命的斗争精神相协调，是十分困难的，它表现为两种对立的态度。孟什维克和列宁在运用学说时，前者放弃斗争精神，后者尽管在口头上承认，但实际上牺牲了历史哲学。然而，还有第三种态度，尽管当时人们对它的产生很少注意，但它对后来的布尔什维克运动却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它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所规定的严格条件与俄国激进派的急迫行动协调起来了。
托洛茨基开始是以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所证实的看法来提出论据的，俄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在与先进的西方加强联系的情况下受到推动并加速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俄国，资产阶级不是唯一的革命力量，俄国经济是在落后的乡村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依靠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发展起现代形式的大工业；[6]因此，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在革命热情方面都很快有了增强，一种社会性的、复杂的、多条战线的斗争也随之而开始，一方面是政府和部分地主与几乎所有其他人的对抗，另一方面是工厂主与工人的对抗。
这种形势不仅使列宁而且使托洛茨基于一九〇五年得出这样的结论：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占有利益，可能背叛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也就是说争取民主、资产阶级自由和剥夺地主的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进行到底。为了把这种必要性与资本主义在俄国继续发展的预言结合起来，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一形式。托洛茨基提出了另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把俄国无产阶级视为国际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根据他的理论，无产阶级已被号召起来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担任领导，并且有能力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不断”革命论的第一层意思——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后马上继续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由于俄国的社会和经济还很落后，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单独存在下去，但它必然会得到外部的援助，俄国革命是欧洲普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号。这看来是“不断”革命论的第二层意思——当俄国革命蔓延到许多先进的国家时，将出现不断革命的形势。工业国俄国将成为社会主义欧洲的组成部分，而落后的俄国则是整个欧洲的一个问题，因而也是一个易于解决的问题。
在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七年期间，不断革命的理论和类似的思想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左派集团中逐渐普及。罗莎·卢森堡是其最坚决的拥护者之一。[7]前进派分子和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后来成为一个托洛茨基的激烈批评家）表示赞同这种观点。[8]战争期间，布哈林和拉狄克等也拥护这种理论。[9]对那些渴望采取行动、而同时又想保持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断革命”论是唯一的理智而又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正如后来与托洛茨基进行论战的人所强调的那样，列宁最初断然拒绝托洛茨基的观点。然而，在战争的年代里，他的激烈反对战争的国际主义又使他站到了与托洛茨基实际看法十分接近的立场上。[10]列宁曾在一九一五年写道：“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把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掀起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11]一九一七年二月的革命爆发和沙皇的垮台促使列宁宣布：“……而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俄国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可能是很短暂的时间内成为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12]这时，列宁完全接受了从国际范围来考虑的不断革命的思想。
二月革命的爆发完全出乎布尔什维克的预料之外，认为不可能出现的、由一个保守的资产阶级的政府来接管政权使列宁的“民主专政”设想成为一种无对象的设想，事态的发展更多地符合孟什维克的期望。孟什维克和多数社会革命党人照原计划做出了反应：他们决定充当守法的反对派。由于开始时他们在苏维埃中占绝对优势，就竭力按他们的思想来引导苏维埃。
布尔什维克对临时政府的建立所做出的回答是不同的。在这方面，谨慎派分子和激进派分子之间显露出来的基本矛盾是戏剧性的。俄国大多数旧类型的列宁分子缄默地承认，孟什维克的分析业已证实；他们同意“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是当时能够有的最先进的政府，为了民主革命的利益，他们甘当警犬和暂时的监督人。相反，列宁本人和左派（不管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却不愿如此地任凭革命自由发展。他们怀着对俄国革命寄予极大希望的心情以公开的或未明确表示的方式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列宁在他的“四月提纲”中为俄国宣布了一项以他的国际革命的梦想为基础的纲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推翻他认为是国际帝国主义一个组成部分的临时政府。
一个直接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战争的继续问题。在俄国人民中，要求和平的思想已广为流行，但列宁认为：要获得和平，“就需要有一个工人政府，而这个政府首先要同贫苦的农民群众结成联盟！其次要同各交战国的革命工人结成联盟。”[13]在同一时期，托洛茨基在纽约也独自表示了相同的观点：“站在俄国人民群众队伍最前列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完成其历史作，……沙皇主义和战争必将被消灭，……革命无产阶级的直接职责就是要指出：在自由资产阶级险恶的帝国主义意图背后不存在力量，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缺少工人群众的支持。”[14]
不断革命的理论在革命的年代具有双重意义。它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战略准则激励着人们去夺取政权，并为在一个自称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里进行这种“工人”革命提供了理论解释。它同时又十分精确地预言和描绘了革命的发展过程。这是就国内情况而言的意义。此外，它还为在实践中检验一种社会理论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前景：它号召人们坚决地行动起来，用行动的成果来证实这一理论。
由于人民群众对临时政府的强烈不满所引起的轩然大波，使布尔什维克获得了政权；在完成了分配土地和政教分离等“资产阶级的”改革之后，他们又开始采取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措施，象银行国有化和在工业中实行工人监督等。
一九一七年十月，人们，特别是布尔什维克党左翼，坚信国际革命将接踵而来。布哈林一九一八年的那些幻想就表明，党赞同托洛茨基的理论：“俄国的不断革命将转变成欧洲无产阶级革命。”[15]按照这一理论，要使社会主义政权能够在俄国站住脚，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是必不可少的。但正是在这生死攸关的一点上，事态并没有按这种理论所说的那样向前发展。火花并未发出，热情预言的西方革命从未到来。因为社会主义并没有在国际范围内获得胜利，所以按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俄国并不存在实现社会主义的任何希望；因为社会主义的工业前提还没有充分具备，所以，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所做的孤立的尝试注定要失败。
紧接着，各色各样的布尔什维克集团都得出了这种结论。早在十月起义前夕，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领导下的谨慎派反对冒险行动时，他们就论证说：欧洲革命是不可能的，如果布尔什维克党企图统治国家，那么，它必然会失败。在军事政变之后，党的左翼则把希望寄托在国际方面：左派共产党人反对与德国缔结和约，因为要唤起欧洲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战争是必要的；又因为俄国政府如果出于自我保存的考虑与德国缔和，那么，它由于孤立无援而不得不采取非社会主义的形式。然而列宁却坚决要求缔结和约。尽管整个党仍旧渴望欧洲无产阶级援助俄国同志的这一天能够到来，但是，这一天从未到来。
按照继续革命的理论，俄国的社会主义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幸存的。但意外的是，新政权继续存在着。人们对此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说法是，新政权的继续存在是因为它迫于形势已停止发展，已不再是社会主义的政权了。左翼反对派从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沉默下来时为止，不断强调这种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苏维埃政权的继续存在证明了：只要具备意志和精力这些先决条件，不管外国的发展如何，俄国的物质生活状况就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严重障碍。斯大林赞成这种理论性的结论，另外还有些人也表示同意，但在自由讨论的气氛下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然不同意这种观点。
二、“重新武装党”
尼古拉二世的垮台使俄国人民迎来了异常美好的政治自由。警察消失了，各种地下小组也合法化了，形形色色被流放的政治犯怀着惊喜而又激动的心情从西伯利亚或其他流放地点涌进了首都。到处充满着强烈的希望。同时，混乱也开始了，主义也被抛置一边，只有少数政治活动家明确地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在从二月革命到返回家园这段时间内，没有一个小组象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那样混乱和无组织无纪律。所有的领导人都在国外，小组内也没有一个能凭权威来担任领导的人。在对待新的临时政府和战争的态度上，党马上就分成了三个明显不同的派别：左派、右派和中间派。
数量上很弱但在彼得格勒很有影响的左派布尔什维克持反对政府和反对战争的观点，这种观点与列宁派和左派流亡者的观点很接近；大多数闻名的布尔什维克，首先是那些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著名的布尔什维克远不是那么毫无妥协性；第三集团，也就是在尼·巴·阿维洛夫[16]、弗·萨·沃伊廷斯基[17]和弗·亚·巴扎罗夫领导下的极右派布尔什维克（除了阿维洛夫外，他们立即决定全部退出布尔什维克党），[18]最后断定：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保卫祖国就更加有充足理由了。
二月革命后，由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央委员会常务局（它由莫洛托夫、亚·加·施略普尼柯夫[19]和彼·安·扎卢茨基[20]组成）领导的左派布尔什维克很快在彼得格勒党组织中占了优势，他们向临时政府发起进攻，并催逼各苏维埃掌握政权。他们宣称：“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任务仍旧是为把目前反人民的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反对人民的压迫者，即反对统治阶级的内战。”[21]区联派（孟什维克的“区联派”集团）支持左派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并要求士兵们：“将政权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中！”[22]然而，在这种激情中也掺杂着犹豫不决的成分，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却疏忽了在苏维埃论坛上针对极端的观点进行批驳。[23]他们忙于与区联派谈判左翼联合之事。据施略普尼柯夫称，与这一集团完全合并已是一件基本上决定了的事，他说：“这个问题在三月中已顺利地得到了解决，当同志们从西伯利亚归来以及我们的《真理报》开始站到护国派一边时，联合之事只是由于我们党内出现了不同意见才遭到阻止。”[24]
在“西伯利亚的同志”归来之后，布尔什维克组织内出现了一次可以说是真正的政变。在新归来的人中，有许多布尔什维克的显贵，他们的职位远远高于那些迄今领导着彼得格勒党组织的工作人员。例如：马·康·穆拉诺夫[25]曾是杜马代表，斯大林曾是中央委员，加米涅夫在他被捕前的一九一四年就属于列宁最亲密的合作者。当这个新的集团掌握了领导权之后，他们首先改变了《真理报》的政治路线。他们接受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惯用语：支持临时政府，“只要”它不直接损害群众利益；并放弃无条件反对战争的这一观点。[26]斯大林曾写道：“出路就在于对临时政府施以压力，要它表示同意立即开始和平谈判。”[27]
当出席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于三月底来到首都举行会议时，布尔什维克中暴露出来的派别分歧更加明显。[28]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集权领导得到了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城市组织和彼得格勒大部分成员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两名当时的调和派分子，即李可夫和诺根的支持，这两个人后来成了布尔什维克右派的领导人物。除了彼得格勒局，代表俄国欧洲部分的中心地区党组织的莫斯科区域局也站在左派一边，莫斯科区域局在第二年就成了左派最重要的堡垒。在返回俄国之前就与列宁保持密切联系的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及时地到达了这里，以便加入左派批评家队伍。[29]
在会上，左派坚决支持不断革命的国际主义指导原则：“只有当俄国革命成为西欧无产阶级反对它们的资产阶级政府的革命运动的起点，那么它才能保证俄国人民获得最大限度的民主自由和社会改革。”按照左派的观点，临时政府是反革命背叛的温床：“临时政府在搞反人民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因此有必要作好反对临时政府的斗争准备。”[30]他们以推荐“工人赤卫队”为斗争的手段，并赞成作为“革命政权萌芽”的苏维埃。[31]
加米涅夫—斯大林中间派集团当时态度不明确。它作出了一项决议，号召全体人民起来反对交战中的政府，要求“把政权真正交到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党的手中”。不过，决议还说道：只是在各敌对政府拒绝缔结和约的情况下，“奋起反抗的人民才不得不把战争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将它变为与西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各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战争。因为我们拒绝解散军队并认为有必要保持它的实力来作为反对反革命的堡垒，所以我们号召全体士兵和工人到那时要坚守岗位和维护巩固的组织机构。”[32]当斯大林把临时政府称为“革命人民的胜利成果的保护者”时，他同样作了模棱两可的表示。他断言说：如果临时政府真正接受苏维埃的监督，那它显然可以加以利用，即使是暂时的；如果它一旦“由于经营不善而破产”的话，那接管政权的时机对苏维埃来说就已成熟。[33]但是，情况表明，赞成会议“支持”临时政府的思想对那次会议来说有点走得过远，有关的段落被人们从斯大林起草的决议草案中删去了。[34]
可以肯定，俄国国内的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时期是不知所措的，他们不知道应如何评价新政权。与列宁的态度完全相反，温和派布尔什维克迟迟不采取激烈反对临时政府和战争这一态度，他们害怕由于采取这一方针会分裂民主革命运动。因此，孟什维克观察家苏汉诺夫[35]写道：“我并不怀疑加米涅夫想在当前具体的情况下采取真正的争取和平的方针。当时，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一切行动都具有这种潜在的、有时甚至是太温和的特点。”[36]
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列宁乘坐一辆闻名的上了封条的火车经过德国和芬兰回到了彼得格勒。列宁的归来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具有火山爆发的作用。当列宁贯彻他坚定不移的意愿，将党变成夺取革命胜利的工具时，党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从那天起，几十年的历史发展路程就已标明清楚。
列宁的狂热行动使曾经热烈欢迎他的布尔什维克同志和苏维埃其他领导人大为恼火。列宁马上向加米涅夫发起了进攻：“《真理报》上写的是些什么玩意儿？我们已看过多期，也狠狠地责骂过你们！”[37]接着，他又轻蔑地拒绝了苏维埃温和派领导人的问候词，并对大家说：“我十分高兴地同你们一起欢呼获得成功的俄国革命……，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是整个欧洲内战的开始……，由你们完成的俄国革命已开辟了道路和新纪元，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38]使聚会在一起听列宁演说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感到惊讶的是，列宁于同一天表示了他要接管政权的决心，这就是他具有重大意义的四月提纲的核心。苏汉诺夫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次具有雷击作用的演说，它不仅使我这个偶然参加会议的持不同见解者，而且使所有的右派惊异得目瞪口呆。我可以肯定，没有一个人曾预料到这番讲话。”[39]
为了悄悄地采纳不断革命的理论，列宁曾解释说：“目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他毫不留情地责备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说：《真理报》要求政府放弃兼并，要求资本家政府放弃兼并，是荒谬的，是对……极大的侮辱。甚至我们布尔什维克中也有人对政府抱轻信态度。而这却会断送社会主义的。那我们就搞不到一起。大部分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背叛了社会主义。你们愿意建立新的政党。[40]
当列宁全部掌握党的领导权时，一位布尔什维克目击者对当时人们由此而引起的震惊情景作了描绘：“他的话使在场的每个人诧异不已，没有一个人曾预料到这一点。相反，他们曾期望，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归来，他会劝戒俄国中央委员会常务局，特别是对临时政府采取不可调和态度的莫洛托夫同志遵守秩序。可是，看来莫洛托夫最先支持列宁。”[41]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列宁在他的党内只得到极少数人的支持，如在莫洛托夫和施略普尼柯夫领导下的早期从事地下活动的左派小集团和柯伦泰等刚从国外返回的几个流亡者。四月八日，也就是在列宁的四月提纲在《真理报》上发表后的一天，加米涅夫发表了一项声明，其中说道：列宁不是为党说话，他有关民主革命很快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他深信不移地说：“只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一个由无产阶级的广大革命者组成的党存在，而且不愿变成一个由共产主义宣传者组成的集团，我们就希望尽可能地捍卫我们作为拥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42]
就在同一天，彼得格勒市党委会讨论了列宁的提纲，以十三票对二票的多数否决了这个提纲。[43]一个党员曾称列宁的政策为“乌托邦式的，……这也表明他已长期脱离俄国的生活。”布哈林后来回忆说：在这个时期，我们本身的一部分组织只是把它（四月提纲）看作是对普遍承认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背叛。”[44]
尽管初期人们拒绝他的观点，但列宁不受其影响，坚持对临时政府采取不可调和的态度。他同时利用他具有魅力的、几乎能起催眠作用的个性把党拉到了他的激进路线上。两个星期后，他在所有党的领导人都参加的彼得格勒市布尔什维克组织会议上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反对派的核心仍旧存在。加米涅夫直截了当地反对列宁有关通过苏维埃来接管政权的纲领，并建议以苏维埃对临时政府实行“最警觉的监督”来取代列宁的主张。除九票弃权外，会议以二十票对六票的多数否决了加米涅夫提出的这种形式。[45]
在这期间，执政还不到两个月的旧临时政府就解体了。反对它外交政策的群众示威游行（所谓的四月的日子）导致了首次的内阁危机，并给杜马领导人和苏维埃领导人的联合开了方便之门。当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把“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作为冒险行动而加以拒绝之际，莫斯科党组织却发表了一项支持革命的示威游行、支持工人赤卫队和主张由苏维埃接管政权的充满热情的宣言。[46]政治情绪越激进，布尔什维克中反对列宁的反对派就崩溃得越迅速。
在这种气氛下，来自全国各地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于四月二十四日举行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三月份还担任领导的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在这次会议上都没有被选进由五人组成的主席团。[47]列宁强调他反对临时政府和反对战争的观点，加米涅夫坚持他的反对立场，他为少数派辩护说：“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丧失掉实行民主的一切可能性，这种说法太早了。”他再次强调说：与“小资产阶级”集团合作是合乎人们的愿望的，但革命者必须“监督”有必要存在的资产阶级政府的行动。[48]与列宁一道从瑞士归来的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反驳了加米涅夫的批评，并为列宁说话。[49]斯大林善于看风使舵，他几乎是布尔什维克著名领导人中唯一的从来不敢反对列宁已明确表示的意愿的人。
在四月会议上，列宁已在各项实际问题上将所有的人拉到他一边，跟着他走。会议一致表示反对继续进行战争，仅有七个顽固的右派分子弃权。[50]当代表会议决定，为“使全部国家政权胜利地转到苏维埃手中”，就“必须进行长期的工作”时，一百三十三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中仅有三票反对，八票弃权。[51]四月会议对布尔什维克极右派来说就是选择道路的时刻，他们中的多数人马上投奔了孟什维克。
那些最顽固的反对派之所以在会议上坚决反对列宁，是因为他们在决议草案中发现了不断革命论的理论结论。李可夫当即谨慎地说道：“社会主义变革的太阳将从何处升起？我想，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我们这种生活水准要开始社会主义变革，这不是我们的事业，我们没有力量，客观条件也不具备。”他承认：“我们面临着伟大的革命任务，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不能超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52]决议承认：“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欧洲最落后的一个国家中，在小农的大海中进行活动的，因此，它不能抱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然而，社会主义者将会（他们希望）得到政权，会朝着社会主义目标采取监督措施和实行反官僚主义的改革；不过，这一胜利要取决于即将开始的国际革命。与会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不相信这一点，在总共一百一十八名表决者中，仅以二十四票的多数采纳了这个决议（反对票和弃权票共有四十七票）。[53]
鉴于这种顽强的抵制，列宁并没有马上继续推行他的计划，这就避免了一次新的分裂，但列宁不得不因此而忍受右派在党的领导中获得几乎数量相等的代表。除了列宁和他的追随者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和伊·杰·斯米尔加[54]外，四月会议还选了四名右派（加米涅夫、诺根、费·巴·米柳亭[55]和格·费多罗夫[56]）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57]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这种小心翼翼的暗流，在整个一九一七年每当出现任何一次危急形势时都可以感觉到。党虽然已服从于列宁的领导，但右翼仅是踌躇地表示同意夺取政权。列宁一直在期待着更多的同盟者，他为此所作的尝试不是徒劳的。五月至七月，布尔什维克党吸收了一大批著名的左派孟什维克，首先是托洛茨基。这些比列宁的老追随者还要坚定的新兵，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七月份，布尔什维克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在“七月事变”的日子里，群众性的革命示威游行已变成巷战。布尔什维克被控告具有暴力夺取政权的企图，但实际上布尔什维克认为以暴力夺取政权是不合时宜的思想。当时，以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克伦斯基[58]为首的临时政府抓住机会公布了一批文件，它以此为根据公开谴责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是德国间谍。（在这次闻名的伪造事件中，前布尔什维克阿列克辛斯基插了手。）所以，布尔什维克党受到了谴责，它的领导人也面临被捕的危险。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转入了地下，一直隐藏到十月革命的前夜；加米涅夫曾遭逮捕，并被长期监禁；要求采取唐吉诃德式行为的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也同他们所同情的布尔什维克一样，遭到同样的对待。[59]
临时政府试图镇压布尔什维克的一切行动都是无效的，布尔什维克仍能从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三日举行第六次党代表大会。这是一九〇七年以来第一次召开的这种级别的代表大会。然而，由于大多数最高领导没有出席会议，代表会议只是对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展开了绝大部分是毫无结果的争论。会议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布尔什维克和革命的孟什维克在形式上实现了联合。这样，党就具备了它下个十年所保持的轮廓。
三、左派孟什维克的加入
在尼古拉二世垮台后的“蜜月”里，重新统一已成为所有社会民主党人的话题。在某些地方组织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很快就联合起来了。一些孟什维克建议，所有党团都应合并。在大多数问题上和孟什维克观点一致的极右派布尔什维克衷心地拥护联合的建议。斯大林在三月会议上表示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中间派”的观点：“我们应当这样做，……，按照齐美尔瓦尔德——昆塔尔[60]的路线实行联合是可能的。”只有布尔什维克左翼反对与孟什维克联合。扎卢茨基（他曾是彼得格勒党常务局中的领导之一，但很快结束了他的领导作用）控告说：“仅是小资产阶级分子，而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才单纯地谋求联合……，仅仅在表面上赞成在齐美尔瓦尔德——昆塔尔会议路线的基础上实行联合，这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对这一反对意见置若罔闻，他说：“事先就着手说明和解决意见分歧是无意义的。没有意见分歧，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61]
布尔什维克三月会议批准了与孟什维克进行联合的协商，不过，与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一翼实行联合的具体建议仅以一票的多数获得通过。正像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不仅在左派内部，而且在公开感到忧虑的极右派布尔什维克之中，都有人反对这一建议。他们显然害怕因此将促进孟什维克内部的分裂和有损于整个社会民主工党的重新统一。[62]有一个孟什维克向党团联合会议提出建议：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分裂为护国派分子和国际主义者两派的基础上，重新组合分类。[63]正像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他发表的这一看法正说中了后来实际发生的情况。
当列宁回到俄国时，人们突然放弃了联合的思想。列宁在他的四月提纲结尾部分断然地说：“……与护国派联合。这是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64]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都不同意列宁这种决不妥协的态度，并赞同孟什维克中持相同意见者提出的建议：建立一个共同的组织局，以筹备召开联合的党代会。这时，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产生了动摇，并拒绝参加这一组织局。当时，只有两人例外，他们是公开倒向孟什维克的右派分子沃伊廷斯基和戈尔登贝尔格[65]。[66]
因此，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全面联合的计划没有能继续进展下去，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的战争反对派却在准备搞联合。布尔什维克四月会议决定：“同真正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的集团和派别接近和联合是必要的，但首先要它们同小资产阶级背叛社会主义的政策断绝关系。”[67]这样，联合运动开始活跃，但它基本上像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所发生的那样，所谓联合只不过是反对战争的社会主义者加入了布尔什维克行列而已。这里再次证明组织问题是分裂的因素。
区联派（即几乎已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孟什维克）自二月革命以来就讨论过与布尔什维克联合的问题。当托洛茨基于五月四日回到俄国并在区联派这一集团中担任领导职务时，区联派想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想法对列宁来说已具有直接的实际意义。合并的好处对这两个党来说也是明显的，托洛茨基和他在区联派中的战友并没有多少信徒，而且只有在列宁的群众组织中才能发挥作用；但是，他们也给布尔什维克带来了可贵的鼓动能力和很高的革命威望。另外，列宁也没有控制住他自己党团内的谨慎从事的右翼；与左派孟什维克的联合必然会加强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革命势力（情况正是如此）。
五月十日，布尔什维克和区联派一起讨论了联合问题。托洛茨基告知说，他希望所有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意见一致，行动划一。他并接受布尔什维克的条件，仅仅与战争反对派集团联合。列宁表面上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并无条件地邀请区联派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答应让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志们在党组织和《真理报》编辑部里担任领导职务。[68]然而，双方都存在反对意见。布尔什维克领导拒绝列宁原来任命托洛茨基为《真理报》编辑的提议。[69]托洛茨基满意地确认，布尔什维克已“非布尔什维克化”了，但他冲着党的名称说到：“我不能自称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旧的党团关系是不切合实际需要的。”[70]据说，列宁在这一点上就看出了托洛茨基极为傲慢的表现。[71]
除了过去在组织问题上观点不一致外，策略上的考虑对拖延联合也起了一定的影响。不管是列宁还是区联派，他们都希望能在缓慢的行动过程中将所有的国际主义孟什维克，特别像马尔托夫和他的追随者，拉进布尔什维克阵营。倾向于布尔什维克右派的卢那察尔斯基和区联派一道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以后，也希望马尔托夫加入这一政党，因为他很想看到马尔托夫作为一个右翼的领导人能发挥重要的影响。[72]然而，这些愿望都未实现。尽管马尔托夫与布尔什维克在纲领上没有根本的意见分歧，但他顽固地拒绝转变到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和组织路线上来。
“七月事变”一结束，也就是当列宁隐居芬兰和托洛茨基蹲监狱时，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形式上接受了区联派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不过，也有一些布尔什维克一直对这一步骤表示不满。毫无疑问，托洛茨基光彩夺目的个性和他享有的很高的威望是不合那些曾帮助列宁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平凡人物的心意的。同样，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之间长期存在着刻骨的仇恨，它无疑源出于季诺维也夫本能的偏见。自一九〇九年季诺维也夫就已成为列宁最亲密的合作者，而现在却被一个新的杰出人物遮蔽了他的光辉。季诺维也夫对这种局势当然感到厌烦，这也许是他投奔左翼和反对起义的原因之一，当然他自己常常提到的怯懦也是原因之一。在第六次党代会已经完成了联合之后，仍然还有人反对联合，这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集团越来越感到不安这一原因，这些集团不完全承认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73]当新的中央委员会在列宁不在的情况下，于八月四日改组党报编辑部时，任命托洛茨基为编委的新提议却以十一票对十票遭到否决。直到九月份，当托洛茨基被释放出狱并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重要领导人物时，中央委员会才推翻了它原来的决议，接受他同加米涅夫、斯大林和索柯里尼柯夫一起为编委。[74]
第六次党代会选举产生的新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反映了布尔什维克新领导班子的不纯性，这个新领导班子加上同期涌进党的许多新成员给党带来了新的面貌，它不同于地下活动时期的面貌。[75]四月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八名保住了他们的地位，他们是：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诺根、米柳亭和斯米尔加。只有费多罗夫没有再次当选，而候补委员布勃诺夫却被提升为正式委员。上述人员除在一九〇六和一九〇七年有些与列宁步调不一致外，他们在一九一七年之前都是列宁的忠实信徒。然而，在一九一七年三、四月间，这个由老领导人组成的集团内部已存在明显的右的倾向，加米涅夫、斯大林、米柳亭和诺根坚决拥护以前的谨慎从事的路线。当斯大林后来转而拥护列宁的方针时，季诺维也夫却倾向于右派。列宁利用他的领导地位指派了许多新的军官。
新的中央委员会中有十二名委员都是新人。没有证据能说明，杨·安·别尔津[76]、阿尔乔姆[77]（费·安·谢尔盖也夫）和斯·格·邵武勉[78]三名委员不是列宁的忠实信徒。前杜马代表穆拉诺夫也同样是这种人，[79]只不过他在一九一七年三月曾在一定程度上持过温和的态度；相反，战前的布尔什维克调和派领袖李可夫却始终不移地站在右翼一边；索柯里尼柯夫以前是调和派，战争期间投奔了托洛茨基—马尔托夫的《我们的言论报》集团；布哈林和捷尔任斯基是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曾受到列宁批评的左派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后来成为托洛茨基分子的党书记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克列斯廷斯基[80]是左派孟什维克《新生活》报刊（由高尔基任主编）中的属于布尔什维克派的工作人员；[81]其他三名新中央委员战前从来就不是布尔什维克，柯伦泰（她是一九一五年从孟什维克过来的，不过她是列宁四月提纲的第一个支持者），乌里茨基（他是区联派）和托洛茨基（他也是区联派，而且是最为重要的人物）。党的新领导班子根本不是由那些守纪律的毫无主见的人所组成的。
一九一七年夏，随着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导集团的不断充实，从人事方面为革命后爆发岀来的派别斗争打下了基础。列宁为了给党灌输革命思想而把过去的一批倾向分子团结在自己身边，这个集团体现了政治思想上的左的理想主义，并由此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左的反对派运动，从而使党在一九一八——一九二七年期间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只要看一下后来成为左翼反对派的几个领袖们在革命前的政治生涯，人们就会发现他们对列宁持强烈的保留态度。正像他的敌人不厌其烦地强调指出的那样，托洛茨基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与区联派一道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之前，是一个孟什维克或者说是一个无党派的独立者。他的忠实信徒拉科夫斯基和越飞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并同样于一九一七年成了布尔什维克。柯伦泰（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是工人反对派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直到一九一五年还是一个孟什维克。拉林（从一九二一——一九二三年是党的领导中能说会道的批评家）一九一七年才作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投入布尔什维克。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一九二三年站到托洛茨基一边）也是孟什维克，并曾是《我们的言论报》集团的成员。拉狄克（在随后的时期内是一个积极的共产国际领袖）曾作为极端的国际主义者在波兰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从事活动，战争期间才站到左派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布哈林直到一九二一年还是个左派人物，后来是反斯大林的右翼反对派的领袖，而且据他自己的供认，过去曾“偏爱经验批判主义”。皮达可夫（战争期间是左派布尔什维克，后来是托洛茨基的主要追随者之一）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大约在一九一〇年才成为布尔什维克。恩·奥新斯基[82]（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三年是民主集中派反对派集团的领导人）曾是一个区联派分子。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斯米尔诺夫[83]（同样是民主集中派的骨干分子）曾与布哈林和奥新斯基在莫斯科大学合作过。[84]
从上述情况中可以得出结论说，他们后来从事反对活动是与大革命[85]前偏离列宁路线的历史有着紧密联系的，这一推论是以对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历史进行调查研究所得出的统计材料为依据的。很清楚，他们后来之所以成为反对派，一方面是与他们以前背离行径有联系，另一方面也与他们在西欧度过的流亡生活有关。[86]三十五名左翼反对派分子中有十六名（占百分之四十六）在大革命前就是倾向分子，三十四名非反对派分子中仅有八名（占百分之二十四）在大革命前是倾向分子。
如果从文化水平的高低和流亡生活的时间长短来考虑，那差别就更大些。三十一名有文化知识的流亡者中有二十三名（占百分之七十四）是倾向分子；在非倾向分子中没有一个成为左翼反对派分子；成为左翼反对派的那些人全部都是过去的倾向分子。反之，在三十名没有知识的地下工作者中仅有两名曾是倾向分子（这两个人后来也都成了反对派）；不过，非倾向分子中也有十二人成了左翼反对派。
在地下工作者中，有知识的同没有知识的一样，都以很少成为倾向分子而闻名。这一事实使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大革命前的一段时间内，促使人们成为倾向分子的主要动力是流亡生活。相反，地下生活却促使人们克制自己不犯倾向错误或者根本不让人知道这种倾向错误。无疑这也是一种解释，它说明为什么许多没有犯过倾向错误的闻名的地下工作者与没有犯过倾向错误的闻名的流亡者相反，后来却成了左翼反对派。如果一个流亡分子倾向于非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思潮，那他早就会在一系列争吵过程中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从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三十八名反对派分子中有二十二名（占百分之五十八）是知识分子，在四十八名非反对派分子中有二十五名（占百分之五十二）是知识分子。这一分析说明，那种认为在反对派领导人中知迟分子较多、在非反对派分子中无产者较多的常见观点是没有多少根据的。不过，一九二一年以后，反对派的追随者明显地集中在知识分子队伍里。
可以肯定地说，革命胜利后的左翼反对派是革命前就与列宁的顽固追随者相对立的政治思想流派的一部分。这一情况使斯大林分子在二十年代与反对派展开斗争时提出的那种说法具有一定的可靠性，这种说法认为：他们的对手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基本上代表了孟什维克的观点。当时，孟什维主义就意味着背叛，而反对派也感到有必要竭尽全力地驳斥这一控告。因此，他们极力强调他们同意列宁的组织学说（这仅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斯大林的势力），在争吵过程中产生的这种思想混乱，进一步掩盖了作为整体的左翼反对派运动的实质。
然而，在一九一七年年中，强硬的俎织路线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思想特征，它只是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是布尔什维克的一个思想特征。随着社会民主工党的大改组，一批新的领导人和代言人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再加上列宁本身采取了新的路线，这批新领导人和代言人的革命热情（也就是对即将到来的世界革命和在俄国很快就要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理想所抱有的乌托邦式的希望）开始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特征。一九一七年产生的这种新思想使左派共产党人精神振奋长达十年之久。
四、革命的纲领
一九一七年的这种革命理想主义的最突出的代言人就是列宁本人。当他鼓励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之际，他放弃了自己通常坚持的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思想，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使党取得胜利并由这一胜利给俄国的整个文明世界带来新秩序的设想。列宁本人一方面与各种不遵守纪律的激进分子交往，只要他们准备与他一道从事革命游戏；另一方面把那些在从事地下活动和流亡时期与他共事的、但比较谨小慎微的、毫无主见的合作者抛在一边。当一九一七年列宁逃往半独立的芬兰，撰写其纲领性的主要著作《国家与革命》时，整个形势的发展就是如此。这本书就像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宣言（事实上也是如此）。但是，把《国家与革命》看作是列宁政治哲学的根本体现（像非共产党人和共产党人通常所做的那样），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书中提出的乌托邦式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大革命之后从未变成苏联领导的官方政策。一九一七年的列宁主义是从左翼反对派的思想为出发点的，它施行不到几年就被放弃了；贯穿在苏联政治发展中的准则是重新复活的一九〇二年的列宁主义。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宣布的革命的乌托邦主义是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事件的启发下产生的。马克思在他的《法兰西内战》著作中曾把巴黎公社当作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一个雏形。受欧洲社会主义者左倾和半无政府主义观念影响的左派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布哈林早在二月革命前不久就给列宁指出了这一思考方向。[87]“公社国家”（即“工农民主共和国”）在一九一七年已被写进布尔什维克纲领。[88]现成的国家机器应当摧毁。列宁强调指出，革命的国家形式的特征是：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常备军和警察；由享有充分罢免权的人民来直接选举政治代表；一切公职人员的薪金相当于工人的工资——简言之，人民要尽可能广泛地参与政治活动；[89]所有归咎于“资产阶级”国家的为镇压服务的等级制形式应当废除。列宁解释说：“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始自然会使一切官吏机构逐渐‘消亡’，使一种……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种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监督和统计表报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90]
列宁想用以改造（或者更确切地说废除）俄国政治制度的这些机构就是苏维埃[91]。一九〇五年以后，列宁曾把这种自发产生的人民委员会看作是革命政权的基础，而现在他把它们夸耀为“一个无比高级的、无比民主的国家机构的新类型”。[92]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断言说：“既然这种苏维埃存在着，既然它们多少是一种政权，那在俄国也就存在着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93]很自然，由此就完全可以提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但是，职能应当归政党这一思想并不明确。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政党只有一次作为革命过程中的一个要素而提及。[94]但是，在同一年、在这本书撰写之前，列宁在许多文章中只分配给党一种角色：它应当是当时领导革命的孟什维克领袖和社会革命党人领袖的鼓励者和批评者。列宁在四月曾暗示：按照这种方式，“才能使小资产阶级觉得脚下发‘烫’，不得不在一定条件下去夺取政权”。[95]当时所谈到的还不是少数人的专政。相反，列宁强调：“觉悟的工人要取得政权，必须把大多数群众争取过来；现时既没有对群众施加暴力的事实，也就没有别的方法可取得政权。我们不是布朗基[96]主义者，我们不主张由少数人夺取政权。”[97]这是一个很好的运用民主语言的技能，但是列宁并未预料到，当他明确建议夺取政权时，他的一些追随者竟会以这一论断来反对他。
布尔什维克从国外因素中找到的为其夺取政权的努力进行论证的理由要比在国内因素中找到的理由多得多。从不断革命的思想出发，布尔什维克左翼（现在处在列宁的影响下）从欧洲以及从俄国看到了一场大革命的可能性（这两者自然是互为条件的）。欧洲革命的时机已成熟，而俄国又似乎能摇动大树。对左翼布尔什维克来说，担当这个角色，是他们的道义上的责任。第六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说道：“为了消灭帝国主义的统治，第一个实现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专政的国家的工人阶级必须给其他国家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以各种（直至武装的）支持。在这方面这项任务将提上俄国的日程，如果，而且很有可能，俄国革命的新的必然的高涨使工人和贫苦农民在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革命以前就掌握政权。”[98]
对左翼来说，国际帝国主义就是最大的敌人，又因为临时政府是作为帝国主义的代表，所以谈论在这种政府领导下保卫已取得的革命成果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在托洛茨基还没有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之前，他就赞同布尔什维克党的主张，他说：“只有根据世界的，首先是欧洲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斗争的发展制定自己的纲领和策略的政党，才能跟上历史运动的步伐。”[99]根据这一观点，俄国革命的唯一重要职能就是：它必须尽可能强有力地促进世界革命的开始，并孤注一掷地谋求欧洲工人的支持。
对列宁和他的追随者来说，战争状态就是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的环境。在“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口号的激励下，无产者似乎要在各地同时结束战争并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帝国主义者坚持战争，并拒绝一个革命的俄国政府的和平建议，那么，列宁说：“……我们就自己进行革命战争，号召全世界工人同我们结成联盟。”[100]布哈林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召开的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声称：“我们将以整个无产阶级利益的名义进行一场神圣的战争……我们将通过这种革命战争来点燃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烽火。”[101]
尽管有这种宣扬国际主义的鼓动宣传，仍有迹象表明对立的观点也拥有它的追随者。斯大林在他的第六次党代会报告中对继续战争还是结束战争作了二者必居其一的分析，但他根本没有进一步讨论“革命战争”的可能性。由布哈林提出的关于革命战争的一项决议在讨论中作了修改，一条现实的理由是：“我们还不能肯定地说，我们将有力量进行一场革命战争。”[102]
叶甫盖尼·阿列克谢也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03]是教条观点的代表（他是左派中青云直上的理论家，赞成布哈林原先提出的那个决议）。后来，当斯大林宣读他的关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前景的决议草案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打断他的发言，建议加上“在西方出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下”一句话。当时，斯大林的回答就已流露出他后来提出的“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他说：“我反对做这样的修改。很有可能，俄国正是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我国革命的基础比西欧广阔，……，我国工人却有贫苦农民阶层的支持。……，必须抛弃那种认为只有欧洲才能给我们指示道路的陈腐观念。有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我是主张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104]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修正案被否决了。
尽管在一九一七年几乎对每一个布尔什维克来说，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有着相互影响的关系已是自明之理，但也的确存在不同的看法：布尔什维克中的左派不仅坚决否认俄国革命能获得成功的可能性，而且也坚决否认欧洲革命能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因为条件都还不成熟。但是，列宁的领导集团在新成员和老倾向分子的国际主义思想支持下，却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并贯彻执行了一条大胆革命的方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声称：“海燕已经在全球飞翔。”[105]
革命的国际义务似乎要求布尔什维克开始攻击俄国国内的帝国主义代表，而且这种可能性好像也已经存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八日，列宁在一封急于要求党夺取政权的信中引用了关于德国舰队叛乱的报道并补充说道：“如果在这种时候，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我们只是用……决议来响应德国革命者的起义号召，我们就是‘国际’的真正的叛徒。”[106]在十月革命的最坚决的拥护者的眼里，这场革命的目的就是：通过革命实例的威力，通过争取和平的号召和着手进行革命战争的准备，发出国际起义的信号。
五、起义问题
在实际存在的世界里（避开形而上学的编造外），历史是由决定行动的人们来写的。至于他们是否能实现其目标，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一九一七年秋，布尔什维克党必须作出这样的决定：是行动还是不行动，是将革命的骚动转变为军事政变还是听其自然发展。这个决定是在列宁无情催促下作出的，但就像布尔什维克在它掌权的头几年采取任何一项重要步骤那样，这个决定是在无休止的自我检验和激烈的党团争吵的气氛中产生的。列宁企图填平的党内裂缝又重新出现了，而布尔什维主义谨慎派几乎将无法挽回地要脱离党。
当临时政府想在由布尔什维克指挥的街头骚乱过后取缔政党时，列宁在七月事变之后就作出了首次明确的表示，他要坚决地为夺取政权和实现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而努力奋斗。他断定，“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口号已经不正确了。[107]对他来说，革命的未来现在不再产生于苏维埃；他不再相信，布尔什维克能和平地在同其他社会党合作下促使苏维埃去行动。只有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才能继续推动革命，他说：“革命的无产阶级应当独立地掌握国家政权。”[108]
但在这一时刻，列宁建议要谨慎从事，认真准备。这种克制态度遭到了性急者的激烈反对。弗·沃洛达尔斯基[109]（莫马·戈尔德施坦，一个刚加入布尔什维克的区联派分子）促使彼得格勒市组织拥护很少采取忍耐态度的路线。[110]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坚决表示赞成群众的直接行动：“……这些革命阶级的任务将是竭尽全力把国家政权夺到自己手中，然后联合各先进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引导政权走向和平，走向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111]布尔什维克极端分子高兴的是，他们能与苏维埃决裂并能直接转向群众。莫洛托夫在三月间表露出来的激进主义是有充分理由的。莫洛托夫宣称：“只有用暴力才能夺取政权”，而且他着重把这称之为“摆脱目前局势的唯一出路——无产阶级和最穷苦农民的专政”。[112]
不清楚的是，期望中的革命发展将对布尔什维克与其他社会主义党的关系产生什么影响。马克思主义者曾经不断地预料，所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将团结在一个政党之内，因此，人们从未考虑如何处理两个或更多的革命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索柯里尼柯夫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提出，只有布尔什维克才有权称为革命者，他说：“我与斯大林同志在这一点上是不一致的：我们是否应当建立从社会革命党人直至布尔什维克的统一战线。随着政权过渡到苏维埃手中，政权似乎将不可避免地归属作为革命先锋队的布尔什维克；与立宪民主党人一起走妥协道路的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将被排挤出苏维埃，因为他们在群众的眼里似乎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信用。”[113]
八月底，克伦斯基的参谋长拉•格•科尔尼洛夫[114]将军试图发动军事政变来推翻临时政府。为了对付右派的这一威胁，政府不得不接受左派所给予的任何支持，以严厉的方式把布尔什维克按斥于社会之外的行动也停止了。九月四日，七月事变之后被捕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其中包括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等被释放了。与此同时，追随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中比较左的流派的人急剧增多。在这危机和革命兴起的时刻，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简单明了的纲领——“面包、土地与和平”，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八月三十一日，也就是在科尔尼洛夫的行动败露之后，无限制地撤换和重新选举苏维埃成员的活动导致了首都的工人和卫戍部队的情绪发生转变，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一项决议首次获得了多数赞成票。[115]
这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变化，它促使列宁立即重新提出过去他曾有过的想法，即希望在苏维埃中出现革命的多党领导。他说：“现在俄国革命发生了一个十分急剧、十分奇特的转变，使我们能够以政党的资格建议实行自愿的妥协……”“从我们方面来说，妥协就是回到七月前的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府对苏维埃负责。”“它会保证（带有极大的可能性）整个俄国革命和平地向前推进……”“只是为了革命的这种和平发展……主张采取革命方法的布尔什维克才可以而且应当谋这种妥协。”“在真正民主的条件下，我们不怕什么，因为实际生活对我们有利……”[116]
然而，列宁的调和态度既不坚定又不能持久。在他发表《论妥协》这篇文章之前，他加上了一个附言，其中说这种思想“已经晚了”，[117]而且他又开始警告布尔什维克当心不要对和平发展抱有幻想。[118]他产生合作的幻想是那么突然，丢掉它也是那么快；当然，他现在又宣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了。[119]原因是，苏维埃都是布尔什维克的或者正要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在莫斯科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于九月五日获得了胜利，而彼得格勒苏维埃于九月九日又选出了一个新的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主席团。[120]
在取得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列宁毫不犹豫地作出了重要的决定。他在九月十二日、十四日在芬兰避难所里写给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两封信[121]中声称，布尔什维克把革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和准备武装夺取政权的时刻已经到来。他说：布尔什维克既然在两个首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就能够而且必须夺取国家政权。如果我们现在不夺取政权，历史是不会饶恕我们的。应当立刻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夺取政权，毫无疑问，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122]
但列宁的党还不能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立即响应他关于拿起武器的号召，当他在九月十五日发出立即行动起来的号召时，布尔什维克党正在参加所谓的民主会议，那是一个由执政党召集的协商会议。执政党召集这次会议为的是在立宪会议选举前召募它们的力量。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当前急待解决的问题是批准政府向会议提出的一项建议，建立一个非正式的人民代表机构，即所谓的共和国苏维埃，它应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之前召开。但是在此之后，布尔什维克是否应当支持临时政府通过代表制制定的计划呢？或者应当抵制它并以苏维埃的名义准备革命行动呢？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严重问题。
列宁提出的进行起义的建议远远超出了中央委员会中两大派（谨慎派和勇敢派）目前准备实施的范围。季诺维也夫为此写了一篇关于《不应当做些什么》的文章（斯大林于八月三十日把这篇文章发表了），文章说：巴黎公社的命运在等待着每个试图以暴力夺取政权的人。[123]马克思主义教育党应遵循客观的革命运动潮流，还没有人教过它把“起义艺术”视为获得政治上成功的关键。加米涅夫向中央委员会建议，应完全拒绝列宁关于党应领导夺权斗争的要求。对于领导者的这种公开的挑战，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是毫无准备的，但鉴于党在外省的力量薄弱，起义的建议遭到普遍的反对，这反映在一项提议中。这项提议说：根本不能接受列宁的建议，他的信也应销毁。于此，有人又提出了一个修正案，把这两封信的抄本存入党的档案。右翼谨慎派的实力表现在中央委员对这种无关紧要的建议所作出的不同的反应方面：除了六票弃权外，仅以六票对四票通过决定，把信的文本保存起来。列宁根本没有得到答复。[124]
这样，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回避了列宁的第一个关于起义的要求之后，又开始在彼得格勒澄清他们对民主会议和共和国苏维埃（或叫预备议会，这也是习惯称呼）的不同看法。民主会议从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二日举行会议，并要就建立预备议会作出决定（它事实上将于十月七日集会）。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和民主会议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向中央委员会请示，询问应采取怎样的态度。托洛茨基表示赞成抵制预备议会；中央委员会以九票对八票的多数同意了他的意见，但后来又将这个问题推委给民主会议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作最后决定。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以中央委员会中左派集团的名义向党团作了报告，这是他们两人少有的一次合作。但是，为右派说话的李可夫和加米涅夫却表示反对抵制。最后，用党团表决结束了讨论，代表们以七十七票对五十票拒绝了抵制。托洛茨基把他的失败归咎于外省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因为他们对革命形势的估计比绝大多数首都代表的估计要保守得多。[125]
在这期间，列宁强行提出了激进的策略：应当抵制民主会议，应当抵制预备议会。当他获悉关于参加预备议会的决定时，他把这一决定评价为党无能的明显标志。他公然藐视自己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学说而写道：“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容忍也不应当容忍参加的主张。”“毫无疑问，在我们党的‘’上层分子’中，显然存在着动摇的现象。这种动摇可能会招致灭亡。”他只赞扬了托洛茨基，因为托洛茨基捍卫了革命的方针：“托洛茨基赞成抵制了。好极了，托洛茨基同志！”“抵制万岁！”[126]
接着，列宁就开始以书信展开了激战，以便使他的同志们相信，夺取政权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对他的迫切要求所作出的微妙反应使他怒不可遏：
“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在党的领导者当中存在着一种主张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即起义的倾向和意见。必须制止这种倾向和意见。
否则，布尔什维克就会遗臭万年，毁灭自己的党。
因为错过这样的时机而‘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十足的白痴或彻底背叛。”
列宁恳求俄国的革命者想想他们的国际义务：犹豫就是“彻底背叛德国工人。我们还是不要等待他们革命的开始吧”！[127]
除了吹冲锋号外，还加上威胁。列宁说，他将退出中央委员会并直接向党提出他的主张（这与他自己提出的组织原则是相违背的）：
“鉴于中央委员会甚至迄今没有答复我……的要求，鉴于中央机关报删掉了我的文章中指出布尔什维克作出参加预备议会的可耻决定，……，我不能不认为这是中央委员会甚至不愿意讨论这一问题的‘微妙’暗示，要我住口，要我引退的微妙暗示。
我不得不提出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请求，现在我就提出，同时保留在党的下层以及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鼓动的自由。
因为我深信，如果我们‘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放过目前的时机，就等于断送革命。”
[128]
当预备议会于十月七日开幕时，布尔什维克真正提出了挑战。托洛茨基站起来发表了一项声明，它实际上是给政府的一份宣战书：“我们与这个欺骗人民的政府和这个反动的听其自然的苏维埃毫无共同之处，……当我们离开临时苏维埃的时候，我们号召整个俄国的工农兵要提高警惕和鼓起勇气。彼得格勒已处在危险之中！革命已处在危险之中！人民已处在危险之中！……我们转向人民，所有政权归苏维埃！”[134]布尔什维克退出了会场，并着手准备起义工作。
这时，事件接连不断发生，甚至列宁也不能跟上党前进的步伐。列宁在十月三日至七日期间还写道：“布尔什维克没有权利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他们应当立刻夺取政权。”“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耍幼稚的形式主义的把戏，耍可耻的形式主义的把戏，就是背叛革命。”[135]但是在这期间，布尔什维克已经着手准备起义的工作。十月九日，由布尔什维克统治着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了以托洛茨基为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起初，决定剥夺临时政府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中的军事控制权，这个司令部内部的一个社团举行了起义。[136]
十月十日，事情已成定局。列宁经过化装来到了彼得格勒，这是七月事变以来他第一次亲自处理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他激烈地表示赞成起义，并提出一项决议：“中央委员会认为，俄国革命的国际形势（……）和军事形势（……），无产阶级政党在苏维埃中获得了多数，再加上农民起义和人民转而信任我们党（莫斯科的选举），以及第二次科尔尼洛夫叛乱显然已在准备（……），——这一切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了。”这项决议以十票对二票通过，反对者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137]
这两个人像列宁以前一样，不愿服从他们认为是不明智的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通过的决议。十月十一日，他们开始行动。他们向布尔什维克较大的组织寄出了信件，在信中申述了关于反对起义尝试的理由：
“我们深信，目前号召武装起义不仅是拿我们党的生命而且是拿俄国和国际革命的生命开玩笑。
毫无疑问存在这种历史状况：被压迫的阶级必须认识到，迎着失败干比不战而降强。难道俄国工人阶级目前就处于这种状况吗？不是，完全不是！”
他们认为：和平政策将来会获得群众的支持，党一定能够在联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过程中取得立宪会议中的统治地位。建立在起义和革命战争基础上的方针只会导致军事上的灾难：
“士兵群众支持我们，不是由于战争的口号，而是由于和平的口号。……假定我们……进行革命战争，那么，士兵群众就要离开我们。……
如果工人党得到政权的话，那无疑是对威廉的一次打击。……但是，在现在的条件下（在里加等地发生事件之后），难道这种打击能足以击退德国帝国主义对俄国的干涉吗？”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认为抱有这种希望是没有充分理由的。他们也不同意这种看法：“据说，国际无产阶级的多数已经站在我们一边，可惜并不是这种情况。”但他们保证，如果时间到了，他们不怕行动：
“欧洲革命的发展使我们有义务毫不犹豫地立刻将政权拿到自己的手中，这是俄国无产阶级起义取得胜利的唯一保证，它会有的，但现在还没有。”
[138]
十月十六日的中央委员会辩论以表决列宁关于继续准备起义的提案而告终。表决结果证实：这时，反对派的力量已比十月十日减弱——除四票弃权外，提案以十九票对二票获得通过（这两个反对者还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然而，不敢公开站出来反对列宁的一些中央委员仍准备同时赞成相反的提案。当季诺维也夫提出在苏维埃代表会议召开之前以及在与布尔什维克代表团进行磋商之前起义准备工作暂停的反提案时，他获得了六张赞成票、十五张反对票和三张弃权票。加米涅夫仿效列宁九月二十八日的做法，以抗议的形式退出了中央委员会。[140]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委员会创建了一个所谓的军事总部，作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托洛茨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间的联络组。被任命为新的总部成员的有：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布勃诺夫、乌里茨基和捷尔任斯基。[141]总部从未作为单独的集团进行活动，但有关建立这一小组的决议后来却成为官方党史传奇式地把斯大林说成是起义的领导者的根据（见第十章）。
列宁回到他的避难地以后写了一封很长的批驳反对派的信，他放弃了他以前的保留态度并指出一切怀疑党是否能获得多数人支持的思想是错误的，也是不能容忍的；他说：“这个时候怀疑多数人民现在和未来会不会跟着布尔什维克走，就是可耻的动摇，就是在实际上抛弃无产阶级革命性的一切原则，完全背叛布尔什维主义。”像他始终所强调的那样，一切犹豫不决都是不能得到宽容的：“有人在讲到群众情绪的时候，把自己个人的毫无气节推到群众身上，他们采取的是无可救药的立场。”[142]列宁公开反对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书信（他没有提及姓名）于十月十九、二十和二十一日连续发表在党的机关报《工人之路》上的这种做法。在十月二十日的一期上，该报也发表了季诺维也夫进行反驳的内容，他声明说，他的看法绝不像列宁所断言的那样悲观。该报在发表这项声明的同时还意外地附上了编辑斯大林的一个调和性的注解：“我们……希望这件事随着季诺维也夫同志所作的说明而就此了结，……列宁同志的文章尽管语气尖锐，但丝毫没有改变这个事实，我们的观点在原则上是一致的。”[143]
在这期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于十月十一曰发表的声明已传到党外各界人士手中。十月十七日，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也是前右派布尔什维克）巴扎罗夫在高尔基的《新生活报》上报道说：“城内散发了手抄的传单，两个有名的布尔什维克在传单中表示反对发动。”[144]加米涅夫以季诺维也夫和他本人的名义在《新生活报》上以简单的评语形式作了答复，他重申了他们的观点：起义是孤注一掷的举动。他们否认布尔什维克已经确定起义的日期，并企图掩盖这个事实：实际上中央委员会不顾他们的抗议已经作出了起义的决定。[145]
当然没有人受骗上当或者高枕无忧。对列宁来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这一公开声明是他们所犯的罪行中的最可恶的罪行。因此，列宁马上十分愤怒地指责：两个“有名的布尔什维克”，在十月二十日这一紧要关头的前夕，就最重要的战斗问题，抨击党中央没有公布过的决议！难道还有比这更卑鄙的叛变活动，更可耻的工贼行为吗？要尽力把他们两人开除出党。[146]第二天，也就是十月十九日，他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谴责了这两个反对派分子，并很有远见地写道：由于开除他们，会产生一些顾虑，“工贼愈‘有名气’，就愈有必要立刻用开除来惩罚他们。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一批毫无气节的知识分子，健全工人的政党，团结革命者的队伍，同革命工人一起迎接艰巨的、万分艰巨的困难。”[147]
十月二十日，能及时赶到的中央委员（没有列宁和加米涅夫）举行了集会，以便讨论违反纪律的问题。[148]斯维尔德洛夫宣读了列宁有关要求惩罚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信。托洛茨基在他忠实的朋友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他同样是当时的区联派分子，而现在是中央候补委员）的支持下最猛烈地攻击了这两个人，不过，他只满足于同意加米涅夫退出中央委员会，而没有像列宁那样，要求将被控告者开除出党。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见。斯大林、米柳亭和乌里茨基却持柑反的观点，他们想掩饰这件事并建议到中央委员会能举行全体会议时再讨论这件事。斯大林说道：“开除出党，这不是良药——我们要维护统一。”他想同主张开除的观点保持距离。这时，托洛茨基把愤怒发泄到斯大林的身上，指责他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开脱。斯大林的同事、《工人之路》报的编辑索柯里尼柯夫也批评编辑部保护季诺维也夫。斯大林这时请求辞去他的编辑职务——这是他后来多次采用的策略，并且获得了间接的信任效果：不同意他辞职。关于加米涅夫退出中央委员会问题的表决使党的领导阶层再次出现了明显的分裂：结果也完全符合讨论中表现出来的意见分歧——五票赞成，三票反对。
会议结束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投入了夺权工作。列宁再三强调他的观点，成败取决于掌握起义艺术的程度，军事行动是最后起决定作用的。他说：“俄国革命和全世界革命的成败，都取决于这两三天的斗争。”[149]托洛茨基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于十月二十三日制定了行动计划，党准备在十月二十四日开始进攻。这时，加米涅夫又胆怯地回来了，以便参加起义和主持第二次苏维埃代表会议。第二天，武装的工人和穿着士兵制服的参加起义的农民把十月革命写入了史册。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他们很快取得胜利这一事实证明了布尔什维克右派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六、是联合还是专政
十月革命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集团的悲观主义是没有根据的。布尔什维克顺利地夺取了政权，并以苏维埃名义组织了一个新的政府，即人民委员会。列宁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领导着这一新政府。大多数布尔什维克期望外国发生事变，也就是期望西方能开始一场卓有成效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样也就能很快地证明右派产生悲观主义的另一个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
在这期间，布尔什维克多数派与起义的紧急关头暂时联合起来的右翼之间又出现了裂痕，争论的问题是：苏维埃中的其他政党将会如何行事。就苏维埃中所有非布尔什维克集团来说，只有社会革命党人左翼曾全面支持十月革命，并促使第二次苏维埃代表会议以多数通过了对布尔什维克政变的支持。尽管如此，在苏维埃中、在一些工会和右派布尔什维克中，仍然有许多人赞成组织一个包括所有社会党参加的政府。为此，布尔什维克与其他的党谈判了好几天，但他们对一党执政的问题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到目前为止，布尔什维克只是指责其他的苏维埃政党，没有全力以赴地推动革命。大约在起义前的一个星期，列宁指出，如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抛弃反对建立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立场，那我们就可以向他们提出妥协的建议，但是过去他们曾拒绝了妥协建议。[150]当十月二十五日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会议批准布尔什维克接管政权时，就在布尔什维克中，这种看法也是广为流行的：所有参加苏维埃的政党的代表都应是新政府的成员。马尔托夫提议代表会议应该立即讨论建立这样的政府的问题，这一提议受到了卢那察尔斯基的支持，并被代表们一致通过。[151]
就在这几天里，最积极主张建立广泛的联合政府的是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它很受人们的重视，因为它能在危急时刻使运输瘫痪。十月二十九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不在场）宣布它准备按照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的意愿讨论联合执政问题。[152]加米涅夫自命为布尔什维克的代言人，并劝说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分之二是布尔什维克，其余的主要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准许举行这样的会议。会议真的举行了，当时的孟什维克梁赞诺夫率领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其最杰出的成员是加米涅夫）参加了会议。十月三十日，同样在列宁和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正在战场上回击克伦斯基徒劳的反攻）缺席的情况下，布尔仕维克中央委员会一致决定同意所有社会党在已经成为新政府立法机构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各有一名代表。[153]布尔什维克右派再次起了作用。但是，这时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又提出了几个条件：把列宁和托洛茨基驱逐出新内阁和不承认十月二十五日的起义。这样一来，联合思想的胜利就成了问题。
在这期间，列宁把参加立法机构问题变成了一个学术问题。人民委员会有权通过法令来实行暂时的统治。[154]在托洛茨基驱散了克伦斯基的军队以后，为了抨击联合思想，他立即会见了列宁。十一月一日，在中央委员会代表会议上，他们与地方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抨击了联合思想。加米涅夫和梁赞诺夫关于联合谈判的报告遭到了冷遇。托洛茨基声称，如果布尔什维克不享有多数，那起义就失去了意义。他和捷尔任斯基谴责了谈判代表，因为他们考虑了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关于把列宁和托洛茨基驱逐出政府的要求。卢那察尔斯基以布尔什维克多数是个优先条件为理由而为谈判辩护。列宁认为谈判只不过是拖延行动，这种拖延行动会使政府赢得时间而巩固它的威信；李可夫十分惊奇地回答说，这个问题应认真考虑。列宁最后建议停止谈判，但以四票对十票而遭受失败。中央委员会以九票对四票（除一票弃权外）接受了托洛茨基提出的另一个可供选择的建议：“允许我党党员现在参加‘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建立所谓清一色政权的最后尝试，以便最终地揭露这种尝试没有根据，彻底停止建立联合政权的进一步谈判。”[155]
这当然还不能使人满足，所以列宁出席了彼得格勒市党委会代表会议，并对布尔什维克右派抗拒他的行动提出了挑战，他说：“就和解来说，我不能再多说了……，如果你们要分裂，就开始吧。如果你们享有多数，那就接管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并将事业继续进行下去。但我们要到水兵中去。”这显然是一种威胁，以便用暴力来解决问题。列宁宣布说：“我们目前的口号是：不和解，这就是说赞成建立一个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当卢那察尔斯基因抗议在莫斯科战斗中轰击克里姆林宫而提出辞去他作为教育人民委员的职务时，列宁（无成效地）要求把他开除出党，并再一次控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背叛行径。[156]
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下一级的领导班子中也有许多人赞成联合，列宁在彼得格勒遭到了拒绝，李可夫和诺根领导下的莫斯科市委组织公开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甚至以左的倾向而著称的莫斯科区域局都决定同意联合，如果布尔什维克能够获得内阁多数席位的话。[157]十一月二日，联合问题接近了临界点。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它坚持：列宁和托洛茨基无论如何应是内阁成员，布尔什维克至少应获得一半部长席位。整个布尔什维克右派拒绝这个起码的条件并投票反对党，这些人是：加米涅夫（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人民委员会几乎有一半的委员（李可夫、卢那察尔斯基、诺根、米柳亭、泰奥多罗维奇[158]）和其他一些人，其中有洛佐夫斯基和前孟什维克梁赞诺夫和尤列涅夫[159]。[160]列宁出于义愤，竭力促使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把反对派谴责为非马克思主义的、非布尔什维主义的、混乱的、动摇不定的、靠不住的、荒谬绝顶的以及不民主的，因为他们要求多数派要对少数派的威胁让步。列宁一方面否认他考虑过联合，而另一方面他又号召“所有的怀疑分子和动摇分子”无条件地服从他。[161]
然后，列宁提出了最后通牒：反对派应当遵守党的纪律，停止在联合问题上对多数派的路线进行批评，要不他们就应离开布尔什维克党，公开投奔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162]他在能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中为这份最后通牒征集签名，他找到了九个签名者：托洛茨基、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乌里茨基、捷尔任斯基、越飞、布勃诺夫、索柯里尼柯夫和穆拉诺夫。五个拒绝签名的人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米柳亭和诺根。④就像在起义间题上那样，分裂状况又出现了。
反对派没有重视这些威胁，十一月四日危机终于爆发了。为钳制非社会主义的舆论，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了对报刊实行控制的措施。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代表由于担心这种独裁统治方法不利于那些没有直接号召造反的报刊，从而反对强制措施。拉林（当时的孟什维克、左派纲领的主要拥护者）就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提出了一份决议草案，它以二十二票对三十一票（几票弃权）而遭否决。一个列宁分子提出了一项明显赞同对党的报刊实行控制的提案，它以三十四票对二十四票获得通过。只有最右的布尔什维克，像洛佐夫斯基和梁赞诺夫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表示反对。[163]
报刊问题引起了一连串的问题。大批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派分子发表了原则声明，并辞退了他们在党和政府中的职务。在中央委员会内部，五个批评列宁的人也退出了中央委员会，这五个人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米柳亭和诺根。他们联合声明：“我们不能承担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危险政策的责任，它是违反大部分无产阶级和士兵意志的，……。因此，我们放弃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资格，以便我们有权向广大工人和士兵公开说明我们的观点并号召他们赞成我们的口号：苏维埃各政党的联合政府万岁！立刻在这种条件下达成协议！”[164]
出于抗议一党统治，三名中央委员（他们也是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也辞去了他们栓政府中的职务，他们是：李可夫（内务人民委员）、米柳亭（农业人民委员）和诺根（工商人民委员）；泰奥多罗维奇（粮食人民委员）和许多低于内阁级别的委员，其中像梁赞诺夫、拉林，也都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劳动人民委员施略普尼柯夫也加入了这一集团，并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声明：“我们的观点是，有必要组织一个由所有在苏维埃中有代表席位的政党组成的社会主义政府，……我们说，否则只有一条路：以政治恐怖手段来维持纯布尔什维克政府。我们不可能也不会接受这一点。我们认为，这……将会导致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的建立以及导致革命和国家的毁灭。我们不能为这种政策承担责任，所以，我们要当着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面放弃我们作为人民委员的头衔。”[165]
洛佐夫斯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发表了一项与众不同的，而且还带有激昂情绪的声明：“我不能由于考虑到党的纪律而沉默，因为我不能看到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此地违背理智和违反自然威力而不考虑客观情况，客观情况命令我们在面临崩溃危险时应与所有社会主义政党联合。”他拒绝把列宁参加政府作为条件：“我不能沉湎于个人崇拜，它会使与所有社会主文政党的联合取决于这个或那个人物是否在政府部门担任职务。”[166]
列宁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个宣言，并对右派作了回答。在这个回答中，他对这些人的攻击达到新的顶点：“于是有几个以前负重责的我党党员在资产阶级进攻的面前动摇了，从我们的队伍中逃跑了。整个资产阶级及其所有帮凶都因此而欢天喜地，幸灾乐祸，……”“逃跑的同志像逃兵一样。”列宁保证说，这种背信弃义将不会使党改变自己的方针，正如两个逃兵，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起义以前就有过“工贼行为”，但并没有因此而动摇了党，在群众中没有发生丝毫动摇。列宁断言说，他仍旧准备参加一个承认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多数的联合政府。他甚至批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因为他们在十月二十五日拒绝了布尔什维克请他们参加新政府的遨请。[167]当时，反对一党统治的反对派由于没有坚强的领导和巩固的组织，所以很快就崩溃了。
十一月七日，反对派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认识到，历史并没有按他的期望发展，他低声下气地改口说：
“在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时，我们有责任重新与我们的老同志在斗争中联合起来。这是一个困难的时期，一个负有重大责任的时期。提醒党当心犯错误，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的义务。我们还留在党内，我们宁愿与千百万工人和士兵一道犯错误，与他们共同奋斗，而不愿在决定性的历史时刻袖手旁观。我们中间可以存在意见分歧，……但在事情已经发生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服从党的纪律并采取像左派布尔什维克所采取过的态度：他们在参加预备议会问题上处于少数，他们必须在这些事务中依从多数派的路线。
“在我们党内将不会，也不允许出现分裂。”
[168]
季诺维也夫很快又重新作为中央委员行使其权利。其他反对一党政府的人，大多出于原则性的动机，直到十一月底还在进行反抗。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抗议已越来越不起作用，因为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已在联合政府问题上达成了最后协议。
在一九一七年的右翼反对派崩溃之前，还必须克服一个困难问题，这就是实行公开的一党专政的最后一个障碍一一立宪会议问题。布尔什维克在他们接管政权以前坚决支持会议的召开，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可行办法，所以他们让选举按原计划于十一月份举行。选举结果尤如当头一棒——他们仅得到大约四分之一的赞成票，而社会革命党人却获得了压倒的多数。这时，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再次出现了谨慎从事和遵守法律的主张，反对大胆和强硬的行动。
布尔什维克右派（其中有季诺维也夫、梁赞诺夫和洛佐夫斯基，布哈林在这个问题上也加入了他们的集团）希望有一个半合法的解决办法。左派分子乌里茨基（他与托洛茨基一道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指责说：“目前，一些同志把立宪会议看作是能胜利完成革命任务的组织。”[169]形势越来越清楚，只有通过某种暴力解决办法才能挽救布尔什维克政府，布哈林建议开除立宪民主党人，然后由会议左翼继续任职。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右派控制了参加会议的党的代表团。十二月二日，布尔什维克代表选出了一个常务局，它的重要成员是：加米涅夫、斯大林、李可夫、诺根、米柳亭、拉林和梁赞诺夫。中央委员会以各种理由宣布说，常务局已被右派所统治，从而有必要立即解散它。布哈林和索柯里尼柯夫被任命为布尔什维克代表团的领导。直到代表团同意了列宁的提纲（列宁在这个提纲中试图号召工人们用暴力来解散立宪会议），争论才告结束。[170]
一九一七年的反对派最后一次反抗是通过顽固的右派分子洛佐夫斯基和梁赞诺夫表示出来的。他们顽固地坚持民主法治原则，并投票反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解散立宪会议的做法。[171]因为这两个人是工会领导干部，所以他们能够在第一届全俄工会代表会议上（这个会议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份举行）继续批评政府。会议争论的问题是工会是否应独立于政府的问题——这也是随后几年中不断出现摩擦的问题。反对中央集权制的人在第一次较量中就失败了，会议决定：“工会将是国家政权的工具。”[172]洛佐夫斯基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党，并直到一九一九年底（受尽了凌辱）才重新回到党内。[173]他作为反对派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并顺利地度过了三十年代中期的大清洗，然而于一九五二年却成了斯大林的清洗犹太人运动的牺牲品。[174]
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维克右翼反对派是一个大杂烩，其中有忠实于马克思主义词旬的，有在政治上谨慎从事的以及对民主持怀疑态度的一些人。他们与孟什维克具有同样的特性。它更是自发形成的、而不是有组织的集团。因此，它在危机的时刻虽然从未获得成功，但另一方面它也很难由于失败而消失。列宁想在这个或那个有关回题上击溃右派，但潜伏在这一派人身上的心理特性一再迸发出来。
除了在四月份脱党的布尔什维克护国派分子外，人们可以把一九一七年的反对派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布尔什维克右派中的主要集团是由加米涅夫和李可夫以及后来的季诺维也夫所领导的集团，这些人都是拥护强硬的组织原则的老列宁主义者，但明显地具有保守主义和谨慎从事的特点。对其他人来说，他们能参加政权机关，这本身就是价值所在——这一点也适用于像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这样的列宁主义者，他们在列宁返回俄国后都坚定不移地跟随他们的领袖。
第二个集团是由以前的孟什维克所组成，他们，特别是卢那察尔斯基、梁赞诺夫和洛佐夫斯基，都倾向于右翼。在他们的论据中，更多的是考虑法律和民主原则。他们除了孤立地进行抗议外，在党内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
在一九一七年的反对派中，最后一个集团是站在党的右翼一边的、当时很小的（施略普尼柯夫是党的杰出的代言人）、但后来无疑已扩大成为一股强大的爆炸性的力量。这就是那些极其认真对待党纲声明中彻底的理想主义的人，他们厌弃专政手段不是出于小心谨慎而是出于革命的原则。
[1] 亚历山大·帕尔乌斯（Александр Парвус），本名伊斯瑞尔·拉扎列维奇·赫尔方德（Израиль Лазаревич Гельфанд，1867年9月8日——1924年12月12日），出身于白俄罗斯一个犹太家庭，在敖德萨长大，少年时即参加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即“崩得”）的活动。十九岁时赴瑞士求学，其间逐步转为为马克思主义者。后移居德国，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成为罗莎·卢森堡的朋友。1900年初次同列宁见面。1905年参加俄国革命，失败后被判流放三年，后逃回德国。一战结束后脱离政治活动。他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产生了很大影响。——录入者注
[2] 参阅多伊彻：《军事预言家》，第101—105、118页。
[3] 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革命的推动力》，托洛茨基的《我们的革命》文集，一九〇六年日内瓦版。
[4]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九卷，第598页。
[5] 列宁：《论两个政权》，《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19页。
[6] 参阅约·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二卷，第13页。
[7] 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九三五年莫斯科版，第109—110页。
[8] 参阅波克罗夫斯基小传，见《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第二分册附件，第119页；托洛茨基：《不断革命》，一九三一年纽约版，第24页。
[9] 同上。
[10] 列宁没有明确表明他巳转到托洛茨基的立场上，这一情况后来使他的对手能断言说：列宁和托洛茨基对“不断革命”论始终存在相反的看法。然而，为了搞清托洛茨基的思想和列宁补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区别所在，不得不进行一些烦顼的研究，它使我明确地看到：这两个人在一九一七年间已经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参阅迈尔：《列宁主义》，第143—144页；以及雷斯武施金：《列宁关于资产除级民主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见一九二八年《无产阶级革命》第十、十一—十二期。
[11] 列宁：《几点纲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一卷，第381页。
[12] 列宁：《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三卷，第380页。
[13] 列宁：《一九一七年三月四日（十七日）的提纲草案》，《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三卷，第298页。
[14] 托洛茨基在《新世界》月刊上的撰文（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六、十九、二十日于纽约）；引自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一九三一年柏林版，第一卷，第446—448页。
[15] 尼·伊·布哈林：《从沙皇主义的崩溃到资产阶级的垮台》，转引自托洛茨基的《弄虚作假的斯大林流派》，一九三七年纽约版，第78页。
[16] 鲍里斯·瓦西里耶维奇·阿维洛夫（Борис Васильевич Авилов，1874年？月？日——1938年7月20日），出身于官员家庭。1893年起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9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对孟什维克持调和立场。1905年革命期间参与领导了哈尔科夫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并被流放到沃洛格达，此后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1917年4月因反对《四月提纲》而退党，加入了新生活派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际主义者）。1917年11月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7—191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退党。此后从事经济工作。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8年平反。——录入者注
[17] 弗拉基米尔·萨维利耶维奇·沃伊廷斯基（Владимир Савельевич Войтинский，1885年11月12日——1960年6月11日），出身于一个犹太家庭。1904年起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一战爆发后持护国主义立场，与策列铁里合作。二月革命后因反对《四月提纲》而退出布尔什维克，加入了孟什维克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参加了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叛乱，叛乱失败后被捕。1918年获释后流亡格鲁吉亚。1920年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被颠覆后流亡德国。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流亡瑞士。1935年移居美国。1960年在华盛顿逝世。——录入者注
[18] 参阅亚·加·施略普尼柯夫：《一九一七年》.一九二五年莫斯科版，第二卷，第176—177、187页。
[19] 亚历山大·加夫里洛维奇·施略普尼柯夫（Александр Гаврилович Шляпников，1885年8月30日——1937年9月2日），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8年流亡西欧，1916年返回俄国，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后当选为彼得格勒五金工会和全俄五金工会主席，十月革命后任劳动人民委员、高加索—里海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后来与柯伦泰一起组织工人反对派。1933年被开除出党，1937年遇害，1988年平反。——录入者注
[20] 彼得·安东诺维奇·扎卢茨基（Пётр Антонович Залуцкий，1887年2月？日——1937年1月10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04年开始参与革命活动。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此后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进入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作。1917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9年进入红军。1919—1920年任库尔斯克革命委员会主席。1920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兼主席团成员。1920—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3—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他是左翼反对派支持者，先后参加了“新反对派”和联合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投降并恢复党籍。1928—1932年任下伏尔加河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4年被再次开除出党并被捕。1937年遇害。1962年平反。——录入者注
[21] 亚·加·施略普尼柯夫：《一九一七年》，一九二五年莫斯科版，第一卷，第186，208页；第二卷，第144页。
[22] 同上，第一卷附件24，第261—262页。
[23] 《施略普尼柯夫全集》第一卷，第97页；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见《托洛茨基全集》第一卷，第277页。
[24] 施略普尼柯夫：《一九一七年》第二卷，第273页。
[25] 马特维·康斯坦丁诺维奇·穆拉诺夫（Матве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Муранов，1873年11月29日——1959年12月9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2年当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协助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在《真理报》夺权，主张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统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同时反对《四月提纲》。1917年8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前后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7年11—12月任苏俄副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任立宪会议议员。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及苏联最高法院成员。1934—1937年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1939年退休。——录入者注
[26] 参阅施略普尼柯夫：《一九一七年》第二卷，第183页。
[27] 斯大林：《论战争》，刊载于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六日《真理报》，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三卷，第9页。
[28] 布尔什维克三月会议主要是通过托洛茨基公布会议记录才被人们所悉：《一九一七年三月党的会议》；托洛茨基：《斯大林》，第194页。
[29] 参阅列·格·沙彼罗：《共产党独裁的起源：苏联的政治反对派——第一阶段，一九一七——一九二二年》，一九五五年伦敦版，第27—28页。
[30] 斯克雷普尼克：《一九一七年三月党的代表会议》，见《斯大林》第253—272页。
[31] 施略普尼柯夫：《一九一七年》第三卷，第204—205页。
[32] 转引自施略普尼柯夫：《一九一七年》第三卷，第208页。
[33] 斯大林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党的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见《斯大林流派》，第238—239页。
一九二四年，斯大林承认：在列宁回国前，他的政策是错误的：“然而这是一个极瑞错误的立场，因为这种立场滋长了和平主义幻想，帮助了护国主义，阻碍了对群众的革命教育。”（《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演说，见《新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289页。）
后来，在斯大林在世期间，所发表的这段演说巳避而不谈这一错误，但在一九五六年二十大非斯大林化之后，斯大林过去的右倾错俣再次被提及。（见布尔加罗夫的《论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三——四月的策略》，《历史问题》杂志，一九五六年第四期）
[34] 参阅托港茨基：《斯大林》，第192—193页。
[35]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苏汉诺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Суханов，1882年11月27日——1940年6月29日），早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参加了1905年莫斯科武装起义。此后流亡瑞士。1913年退出社会革命党。一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新生活报》编辑，并加入了孟什维克国际派。十月革命后曾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内战期间撰写了《革命札记》。1920年退出孟什维克。20年代在苏联政府任职。1930年因“孟什维克联盟局”案件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37年再次被捕。1940年遇害。后获平反。——录入者注
[36] 苏汉诺夫：《俄国革命，一九一七年》，第257页。
[37] 参阅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关于《列宁同志到达俄国》的报告，见《无产阶级革命》，一九二三年第一期，第221页。
[38] 参阅苏汉诺夫：《俄国革命，一九一七年》，第273页。
[39] 参阅苏汉诺夫：《俄国革命，一九一七年》，第280页。
[40] 参阅列宁一九一七年四月四日（十七日）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演说，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452—458页。
[41] 雅·达·德拉勃金：《列宁的归来和布尔什维克组织三月代表会议》，见《无产革命》，一九二七年第四期，第157页。
[42] 加米涅夫：《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九一七年四月八日《真理报》。
[43] 参阅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九一七——一九二三年》第一卷，第81页。
[44] 引自托洛茨基：《斯大林》，第198页。
[45] 《一九一七年四月彼得格勒城党的会议》记录，参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四月）全国代表会议》记录，一九二三年莫斯科版，第29、53、242—243、258页。（参阅《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430—456页。——译注）
[46] 参阅普·恩·阿夫杰也夫：《一九一七年革命时事纪实》，一九二三年莫斯科版，第二卷，第60—61页。
[47] 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四月）全国代表会议》文件，第51页。
[48] 同上，第66—70页。
[49] 同上，第87—91页。
[50] 参阅《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436—437页。
[51] 参阅《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438—439页。
[52] 李可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四月）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见会议记录，第93页。
[53] 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四月）全国代表会议《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453—454页。
[54] 伊万·杰尼索维奇·斯米尔加（Ивар Тенисович Смилга，1892年12月2日——1937年1月10日），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5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并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年任芬兰陆海军工人执行委员会主席。1918年芬兰革命失败后回国。1919—1923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3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4—1927年任莫斯科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他是左翼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米努伊斯克。1930年投降并恢复党籍，并重新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捕。1937年遇害。1987年平反并恢复党籍。——录入者注
[55] 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米柳亭（Владимир Павлович Милютин，1884年11月5日——1937年10月30日），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4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萨拉托夫苏维埃主席。1917年7月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他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十月革命的领导工作。1917—191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17年11月8日—11月19日任农业人民委员。1917年11月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有关“左翼联合政府”的立场，辞去农业人民委员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但11月29日即承认错误，撤回申请。1917年11月—1918年3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经济部长。1918—1921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副主席。1920—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4—1928年是苏联工农检查院成员。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27年任共产主义学院副主席。1928—1934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7月26日被捕，10月30日遇害。1956年平反。——录入者注
[56] 费多罗夫·格里戈里·费多洛维奇（Фёдоров Григорий Фёдорович，1891年11月19日——1936年10月5日），出身于造船工人家庭。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进入彼得格勒苏维埃。1917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17年任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参加了十月革命。内战期间负责党的政治工作，曾担任南方阵线第13和第14集团军政治部部长。1921年参与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此后曾任全苏地图托拉斯领导人。1923年以后是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1934年被开除出党。1936年遇害。1959年平反。——录入者注
[5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四月）全国代表会议文件，第190页。（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431页。——译注）
[58]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录入者注
[59] 参阅苏汉诺夫：《俄国革命，一九一七年》，第457—458页；多伊彻：《军事预言家》，第273—278页。最近人们从德国文献中公布的材料中看出，布尔什维克的确曾接受过德国的金钱，但他们肯定不像一九一七年控告书所说的那样，受德国的操纵。列宁是不屈从于任何人的。（参阅Z.A.B.策曼主编：《德国和俄国革命》，一九五八年伦敦和纽约版；F.L.卡斯滕的《列宁是一个德国间谍？》，载于《共产主义问题》杂志，一九五九年一——二月，第44—48页。）
[60] 这里是指欧洲社会主义者领导人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在瑞士举行的两次反对战争的会议。
[61] 斯大林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党的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见《斯大林流派》，第256—268、274—275页。
[62] 参阅沙彼罗：《共产党独裁的起源：苏联的政治反对派——第一阶段，1917—1922》，第28—29页。
[63] 《一九一七年三月党的代表会议》，见《斯大林流派》，第263页。
[64]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四日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演说，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459页。
[65] 约瑟夫·彼得洛维奇·戈尔登贝尔格（Иосиф Петрович Гольденберг，1873年？月？日——1922年1月1日），1892年开始参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曾与恩格斯通信。1903年起是布尔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1910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8年同托洛茨基合作，参与了维也纳《真理报》的工作。一战期间持护国主义立场，支持“统一”派。1917—1919年是“新生活派”，反对十月革命。1920年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22年因心脏病在莫斯科逝世。——录入者注
[66] 参阅阿夫杰也夫：《一九一七年革命：时事纪实》第二卷，第10—11页。
[6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四月）全国代表会议决议：《关于联合国际主义者反对小资产阶级护国主义联盟》，《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448页。
[68] 参阅列宁在区联派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见《列宁文集》第四卷，第300—303页。
[69] 参阅多伊奇尔：《军事预言家》，第257—258页，注释2。
[70] 列宁关于托洛茨基讲话所作的笔记，见《列宁在区联派代表会仪上的讲话》，《列宁文集》第四卷，第303页。
[71] 参阅安吉利卡·伊萨科夫·巴拉巴诺娃：《我作为一个反叛者的一生》，一九三八年伦敦版，第155—156页。
[72] 参阅多伊彻：《军事预言家》，第258页；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革命的轮廓》，一九二三年莫斯科版；尤列涅夫的发言，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九三四年莫斯科版，第47—48页。
[73] 参阅加里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彼得格勒城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第七次党代会文件选编，第42页。
[74] 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一九一七年八月——一九一八年二月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一九二九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56页。
[75] 新领导班子的成员名单见《百科全书》第四十卷，第555页。
[76] 扬·安东诺维奇·别尔津—季耶美利斯（Ян Антонович Берзиньш-Зиемелис，1881年9月29日——1938年8月29日），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08年起先后流亡德国、瑞士、比利时、英国、法国和美国。1917年回国并担任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参与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同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8年4—11月任苏俄驻瑞士全权代表。1919—1920年任拉脱维亚社会保障和教育委员会主席兼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1年任苏俄驻芬兰全权代表。1921—1924年任苏联驻英国副外交代表。1924—1925年任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顾问。1925—1927年任苏联驻奥地利全权代表。1927—1929年任乌克兰外交人民委员。1932—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档案馆主席兼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录入者注
[77] 阿尔乔姆（Артём，1883年7月7日——1921年7月24日），原名费奥多尔·安德烈耶维奇·谢尔盖耶夫（Фёдор Андреевич Сергеев），出身于农民家庭。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革命期间领导了哈尔科夫武装起义。1909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10年逃离流放地，后流亡澳大利亚。二月革命后回国。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兼哈尔科夫省委书记。1917年11月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并担任哈尔科夫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1917年12月任乌克兰贸易和工业人民委员。1918—192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内战期间在乌克兰和巴什基尔地区与白军作战。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年3—7月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兼全俄矿工中央理事会主席。1920年7月24日因飞机失事遇难。——录入者注
[78] 斯捷潘·格里戈里耶维奇·邵武勉（Степ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Шаумян，1878年10月13日——1918年9月20日），1899年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运动。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发起成立亚美尼亚社会民主主义联盟。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巴库。1918年任巴库苏维埃主席兼外交事务专员。巴库苏维埃被颠覆后被捕。9月14日被起义军救出，但在克拉斯诺沃尔斯克被捕，9月20日同其余25名巴库人民委员一同英勇就义。——录入者注
[79] 参阅施略普尼柯夫：《一九一七年》第二卷，第187页；第三卷，第206页。
[80]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克列斯廷斯基（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естинский，1883年10月13日——1938年3月15日），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当选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1919年当选为组织局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21年3月任苏俄驻德国大使。在1923年至1927年间支持左翼反对派，但从1927年晚期开始逐渐与其疏远，1928年4月正式同左翼反对派脱离关系。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后获平反。——录入者注
[81] 参阅《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648页，注释125。
[82] 尼古拉·奥新斯基（Николай Осинский，1887年4月6日——1938年9月1日），本名瓦列里安·瓦列里安诺维奇·奥波连斯基（Валериан Валерианович Оболенский），出身于库尔斯克省的一个小贵族家庭，1907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担任苏维埃俄国国家银行总经理，1917年12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1918年3月因参加“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辞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一职，1920年成为民主集中派领袖，1921年3月担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2年、1925年至1937年间曾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至1924年任苏联驻瑞典特使，曾参加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脱离了左翼反对派，1925年7月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6年2月任中央统计局局长，1929年12月至1930年12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5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8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7年平反。——录入者注
[83] 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斯米尔诺夫（Владими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мирнов，1887年？月？日——1937年5月26日），出身于官员家庭。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一战爆发后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回到莫斯科。1917年10月领导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年2—3月任贸易和工业人民委员。1918年期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20年起是民主集中派领导人。1921—1927年历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央统计局理事会委员。1924—1927年先后任《真理报》和《经济生活》编辑。1923年起是左翼反对派成员，参与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1926年协同萨普龙诺夫重建民主集中派，参与签署了“十五人声明”。192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到乌拉尔。1930年被判处3年徒刑并被流放到苏兹达尔。1934年再次被判处3年徒刑并被流放到西西伯利亚。1935年基洛夫遇刺身亡后再次被捕并被判处3年徒刑。1937年遇害。1960年部分平反。1990年完全平反。——录入者注
[84] 参阅“布哈林”、“皮达可夫”和“奥新斯基”条目，见《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附件。
[85] 大革命指“十月革命”。——译注
[86] 提供分析的材料绝大部分来自《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中有关党的领导人的介绍，全部八十五名领导人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反对派：（1）一九二一年或一九二三年的左翼反对派，（2）从事其他反对活动的人，（3）直到一九二八年都未从事反对列宁或斯大林活动的人。
2、大革命前犯过倾向错误的人。
3、知识分子（读过大学或受过同等教育）。
4、流亡分子（六个只或六个月以上）。
[87] 关于列宁的“公社国家”学说的背景，参阅达尼尔斯：《国家与革命：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起源和演变的研究》，载于一九五三年二月版的《美国斯拉夫和东欧评论》杂志，第25—33页。
[88] 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关于修改党纲》，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454页。
[89] 参阅列宁：《国家与革命》，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405—408页；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405—439页。
[90]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213页。
[91] 即多数的意思。——译注
[92] 列宁：《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360页。
[93] 列宁：《论两个政权》，《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20页。
[94] 参阅列宁：《国家与革命》，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391—392页。
[95] 列宁：《论策略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四卷，第31页。
[96]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 Blanqui，1805年2月8日——1881年1月1日），法国革命家，他参加了从1830年直到巴黎公社的所有起义，并曾在狱中当选为巴黎公社委员。他七十六年的人生中，有三十三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鼓吹通过由经过精挑细选、训练有素的阴谋家组成的小集团发动武装起义进行革命的理论，并反对马克思的群众行动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布朗基的革命活动和英勇献身精神给予很高评价，同时对布朗基主义的错误观点给予原则性的批评。——录入者注
[97] 列宁：《论两个政权》，《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21页。
[98]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目前形势和战争》，《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481—482页。
[99] 托洛茨基：《和平纲领》，见《托洛茨基全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莫斯科版，第三卷第一分册，第73页。
[100] 列宁：一九一七年四月提交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的《关于战争决议草案》，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四卷，第136页。
[101] 布哈林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第六次党代表大会文件》，第101页。
[102] 同上，第192、193页。
[103] 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1886年2月15日——1937年7月13日），出生于一个大主教家庭。1902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4年2月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12月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其后多次被捕和流放。1917年3—4月任赤塔工兵代表苏维埃副主席。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工会讨论”期间是“缓冲集团”成员。1921—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及俄罗斯联邦财政人民委员。1921—1922年任《共产国际》杂志主编，1921—1923年任苏俄财政人民委员会委员。1924—1927年任苏联主要特许权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起是左翼反对派，参与起草和签署“四十六人声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乌拉尔斯克。1929年投降，1930年1月恢复党籍。1931—1932年与伊万·尼基希奇·斯米尔诺夫组织左翼反对派地下组织。1933年1月再次被开除出党，12月重新入党。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1月再次被捕，7月13日遇害。1988年平反。——录入者注
[104] 参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斯大林的发言，见《第六次党代会文件》，第192、233—234页。（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三卷，第174页。）
[105]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507页。
[106] 列宁于一九一七年十月八日写给参加北方区域苏维埃省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同志的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163页。
[107] 列宁：《论口号》，《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173页。
[108] 参阅托洛茨基：《斯大林》，第215—216页。
[109] В·沃洛达尔斯基（В. Володарский，1891年12月11日——1918年6月20日），本名莫伊塞·马尔科维奇·戈尔德施泰因（Моисей Маркович Гольдштейн），生于沃利尼亚省奥斯特洛波利（Острополь）的一个犹太家庭。1905年参加立陶宛、波兰与俄罗斯犹太劳动者总同盟（即“崩得”），不久后参加孟什维克。1908年被捕，1911年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13年获释后移民美国。一战期间参加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并逐步左倾。1917年5月回国，参加了“区联派”，1917年8月随区联派参加布尔什维克。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6月20日被一名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暗杀身亡。——录入者注
[110] 参阅托洛茨基：《斯大林》，第215—216页。
[11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政治形势》，《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485页。
[112] 莫洛托夫在第六次党代会上的报告，《第六次党代会文件》，第132—133页。
[113] 索柯里尼柯夫六次党代会上的讲话，《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第121页。
[114] 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Корнилов，1870年8月30日——1918年4月13日），沙俄步兵上将。出身于土尔克斯坦（今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哥萨克家庭。1885年入读军校。日俄战争期间任步兵第1旅参谋长，战后于1907年至1911年间任俄国驻中国武官。1911年后历任步兵第8团团长、西伯利亚步兵第9师师长。一战爆发时被任命为步兵第48师师长。1915年4月被奥军俘虏，1916年7月逃回俄国。1917年3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6月任临时政府武装力量最高统帅。8月底，反革命势力企图推举科尔尼洛夫为首发动政变，推翻临时政府，但政变刚一开始就被工人阶级粉碎了。十月革命后，科尔尼洛夫继续组织白匪军负隅顽抗，最终于1918年4月13日在库班被红军击毙。——录入者注
[115] 参阅威廉·亨利·钱伯林：《俄国革命，一九一七——一九二一年》，一九三五年纽约版，第一卷，第277页。
[116] 参阅列宁：《论妥协》，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300—302页。
[117] 参阅列宁：《论妥协》，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304页。
[118] 参阅列宁：《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草案》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306—311页。
[119] 参阅列宁：《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357—364页。
[120] 参阅钱伯林：《俄国革命，一九一七——一九二一年》第一卷，第277—278页。
[121] 即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1—10页。
[122] 参阅列宁：《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1—3页。
[123] 托洛茨基：《斯大林》，第222页。
[12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64-65页；布哈林一九二一年在纪念晚会上的讲话，载于一九二二年《无产者报》第十期，第319页。
[125] 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70—71页；托洛茨基：《斯大林》，第227页。据另一个材料称，党团表决的结果是以七十二票对五十票通过。见钱伯林，《俄国革命，一九一七——一九二一年》第一卷，第283页。
[126] 列宁：《政论家札记》，《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40—41页。
[127] 列宁：《危机成熟了》，《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65页。
[128] 同上，第67—68页。
[129] 洛莫夫（Ломов，1888年2月5日——1938年12月30日），本名格奥尔基·伊波利托维奇·奥波科夫（Георгий Ипполитович Оппоков），出身于贵族家庭。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190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909年起是召回派。1910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16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二月革命后回到莫斯科。1917年5月进入莫斯科苏维埃，7月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0月参与领导了十月革命。1917年10—11月任司法人民委员。1917年底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18—1921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和主席团成员。1923—1926年是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1929年任国营顿巴斯煤炭工业联合公司董事会主席。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9—1931年任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1—1933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7年6月在大清洗运动中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录入者注
[130] 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87页。
[131] 指民主会议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布尔什维克代表团。——译注
[132] 参阅苏汉诺夫：《俄国革命，一九一七年》，第537、538页。
[133] 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90—91页。
[134] 托洛茨基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七日的民主会议大会上发表的布尔什维克声明。见《托洛茨基全集》第三卷第一分册，第323页；（引自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一九六一年法兰克福版，第558—559页。）参阅苏汉诺夫：《俄国革命，一九一七年》，第539—540页。
[135]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三一七日给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以及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122、123页。
[136] 参阅钱伯林：《俄国革命，一九一七——一九二一年》第一卷，第299、300页。
[137] 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99页；《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345页。
这次秘密会议是在左派孟什维克苏汉诺夫的住处举行的（当时苏汉诺夫被他的布尔什维克妻子说服后在他的办公室附近过的夜）。见苏汉诺夫：《俄国革命，一九一七——一九二一年》，第556页。）二十一个中央委员有十一个在彼得格勒并参加了表决，表示同意的有九名委员：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乌里茨基、捷尔任斯基、柯伦泰、布勃诺夫和索柯里尼柯夫，加上候补委员洛莫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01页。）假如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都参加会议并表决的话（其中缺席的有右派李可夫、诺根和米柳亭），那么反对起义的力量很可能较强大。（见沙彼罗：《共产党独裁的起源：苏联的政治反对派——第一阶段（一九一七——一九二二年）》，第59页。）
[138]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声明：《关于目前的形势》，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02—108页。
[139] 加米涅夫的声明：《关于目前的形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18页。
[140] 同上，第124—125页。
[141] 同上，第124页。
[142] 列宁于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十七日给同志们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178、192页。
[143]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37页。
[144] 转引自列宁给同志们的信的后记，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194页。
[145] 参阅尤·加米涅夫：《论“起义”》，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36—137页。
[146] 参阅列宁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八日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197页。
[147] 列宁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九日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206页。
[148] 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27—129页。
[149] 列宁：《局外人的演讲》，《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161页。
[150] 参阅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11页。（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172—174页。——译注）
[151] 参阅苏汉诺夫，《俄国革命，一九一七年》，第636页。
[152] 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44—146页。
[153] 阿·伊·柳比莫夫：《一九一七年革命：时事纪实》，一九三〇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柳比莫夫全集》第六卷，第22页。
[154] 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一卷，第147页。
[155] 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48—155页；《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奂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516页。
[156] 参阅《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日彼得格勒市布尔什维克党委会代表会议记录》；托洛茨基：《论斯大林流派》，第107、110—112页。
[157] 参阅W·马克萨科夫：《十月代表会议前的莫斯科区域局》，见《无产阶级革命》一九二二年第十期，第476页。
[158] 伊万·阿道夫维奇·泰奥多罗维奇（Иван Адольфович Теодорович，1875年8月29日——1937年9月20日），1894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5年组织了莫斯科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工人工会”。1900年起成为职业革命家。1902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05年夏越狱并流亡瑞士。1905年年底回国。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下诺夫哥罗德。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同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17年8月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十月革命后任粮食人民委员。他支持季诺维也夫等人主张的建立“左翼联合政府”的提议，为此辞去一切职务，但不久后又收回辞呈。1922—1928年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26—1928年任国际农业研究所所长。1928—1930年任农民国际主席。1929—1935年任苦役政治犯及流放移民协会会长。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录入者注
[159]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尤列涅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Юренёв，1888年？月？日——1938年8月1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3年成为“区联派”领导人。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并率区联派并入布尔什维克。1921年起先后任苏俄驻布哈拉、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全权代表。1925—1927年任苏联驻波斯大使。1927—1933年任苏联驻奥地利大使。1933—1937年任苏联驻日本大使。1937年6—10月任苏联驻德国大使。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录入者注
[160] 参阅多伊彻：《军事预言家》，第333页。
[161] 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决议：《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 516—518页。
[162] 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62—164页。参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512页，注释66；托洛茨基：《斯大林》，第240页。
[163] 见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五日的《新生活报》的报道。
[16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娄员会会议记录》；第167页。
[165]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69页。
[166] 洛佐夫斯基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五日在《工人报》上发表的声明，转引自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一九三七年纽约版，第76页。
[167] 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告全体党员及俄国一切劳动阶级书》，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284—287页。
[168] 季诺维也夫给同志们的信，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77页。
[169] 乌里茨基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彼得格勒市党委会上的报告，转引自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第78页。
[170]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81、184—185页。
[171] 参阅詹姆斯·布尼安和费舍：《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一九三四年斯坦福版，第384页。
[172] 《第一届全俄工会代表会议决议》，见詹姆斯·布尼安和费舍：《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一九三四年期坦福版，第384页。
[173] 参阅沙彼罗：《共产党独裁的起源，一九一七——一九二二年》，第226页，注释35。
[174] 参阅《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五十一卷，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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