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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往哪里去？
胡年〔刘仁静〕
人们曾热烈和迫切地的要求过宁粤统一，以为统一政府成立即可集中力量共御外侮。国民党的要人自己也口口声声说，“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现在国民党的宁粤由议和而各开其四全大会，而合开其一中全会了。可是事实如何与期望相反！国民党的四全大会开会之日正黑省中日鏖战最激烈之时，而国民党眼中睁睁的看着黑省断送，不唯不遣派援兵，连像国内私人或团体的捐款接济也没有。这还说是蒋介石独裁时代的罪过。现在统一的国民党开一中全会，正在锦州危急之时，他们所讨论的只是分配中央权位的问题，只发了一纸空命令，命张学良坚守锦州，一中全会已完，锦州的军队开始自动撤入关内。这样所谓统一后的国民党与蒋介石是同样无能，同样不抵抗。两个卖国政府统一起来不会成一爱国政府，两个屠杀民众的政府统一起来不会成一拥护民众利益的政府，这等于数学上负1+负1=负2不等于正2的一般明了。人民果能继续忍受国民党的欺骗么？
国民党一中全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各派瓜分权位，所谓共赴国难，不过是一个幌子。他们于闭会时发表了一篇宣言，表示他们今后的大政方针。本来他们的大政方针，不用宣言，民众以目击身受，已是最明了的了。那些卖妻鬻子的灾民，所受的痛苦是因为国民党的官吏侵吞了治河筑堤的公款，农民的破产和工人的失业，年年增加，是因为国民党的官僚贪污、苛捐杂税和不断的内乱、不平等条约的压迫。国民党杀死了成千成万的革命青年和民众，寡母、孤儿直到今日还为死者哭泣。各地工人的罢工失败是因为国民党帮助资本家，用仲裁的方式欺骗工人，或枪毙罢工者。各地的农民暴动是因为军阀官僚地主的搜括、敲诈、租税等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物价腾贵是因为国民党不能保护本国工业品，制造品和甚至原料和食品都要仰赖帝国主义国家的供给。五年来国民党的统治给了民众以空前未有的痛苦和灾难，此外还有什么？他们的宣言能够抹杀这些事实么？连他们自己也承认“国内生产日渐衰落，……社会经济逐渐崩溃……失业日多”了。这是谁的责任呢！
寄生在军阀胯下的汪精卫等标榜民主政治，但是不能而且不敢动各地军阀的一根头发，他们历来是依赖各地军阀在它之下过官瘾、讨生活，军阀亦利用他们为欺骗民众的工具。国民党现在号称已统一，但各地仍设立政治分会、军事委员会，换言之，国家将比从前更分裂、更混乱，民众将来的担负愈增加。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精卫一声不响，三年前反对政治分会最激烈的陈公博，现在也赞成了。他们与军阀一样害怕民众，即害怕“反动份子”、“不良份子”。民众如果拥护这样的“民主主义者”，自己头上的绳索，不唯不能解脱，而且将比从前套得愈紧。
我们看国民党的“统一”“团结”，既是以国家更分裂的代价换来，统一的国民党又是怎样“共赴国难”呢？一中全会的宣言说：“暴日侵略东北，凶焰益张……本党……自卫之国防准备，……外交方策，均待世界公理为之判断”，换言之，即是蒋介石、张学良一贯的信赖国联与美国的政策，不因国联、美国劝“双方”撤兵，劝中国与日本直接交涉，帮助日本抑压中国而有所改变；“全国人民为之后盾”，换言之，人民不许走过国民党的前面，否则便是越轨，要“严厉”或“断然”处置，用枪或刺刀戳死人民，以免“友邦惶惑莫名”。（实在连驻华英使蓝浦森尚“对中国学生团之爱国运动，极表同情”，而南京政府必欲枪杀学生。国民党如此媚日，连英帝国主义也看不过眼，有点“惶惑”呢。）国民党统一后的“共赴国难”，仍不外蒋介石时代之旧政策，即对日攻锦不作抵抗准备，倾向直接交涉。新政府为日本鼓吹，“犬养毅为总理好友，彼对中国革命确表同情”（居正），以便“今后中日问题，将入于一新局面”，即入于一个月以前学生未示威时顾维钦进行直接交涉的旧局面。他们在进行直接交涉以前，必须取缔学生运动和民众运动，所以准备南京一二一七的惨案，杭州宣布戒严以禁止集会游行，各地公开或秘密解散义勇军。从此，国民要觉悟，零碎的示威，即使得到胜利，也是不够的、不稳固的，政权一日留在国民党的手中，它随时可以压迫、屠杀民众，而进行其媚日卖国政策。
国民党的训政引导中国走上了灭亡之路，在中国前面横着的是一无底的深渊。但是国民党毫不惭愧，他们认为中国的“组织政府之权”仍应“属于中国国民党”，谢谢他们的恩典，准备召集国难会议与国民救国会议。所谓国难会议，不过是找一些朝野名流，会集一党，通过国民党所提出的东西，他们在这“一团死水”与国民党要人“实为此死水中丛攒之蛆”的政治中，不会兴波作浪，可以断言。所谓国民救国会议，无非是国民党企图在社会上寻找更扩大的基础拥护它，由它认为可靠的，“而非奸人操纵的”、“合法的”“民众团体”选举一些代表，用人民的名义，在它所行的政策之下画诺、举手。这即是他们所谓的国民救国会议：国民党是中国的主人，中国的国民反而变成了政治权利被剥夺的奴隶，由“本党……与人民以参与政治之机会”。我们看，国民党说出这样的话，是何等无耻，民众应如何感觉侮辱？然而受国民党压迫屠宰的国民，国民党是可以肆意侮辱的。
国民党的一中全会开会，当强敌深入，在中国任意横行，帝国主义的列强正注视东北事变之结果，和准备急起行动获得新的均势之时。摆在中国前面的问题是“救国或亡国”的问题，但是执政的国民党对此问题不敢提出亦不敢回答。他们的宣言没有一字提到如何抵御外侮，与澄平时代的宣言没有多大分别。这样的党还有什么前途？它只成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众反抗之纽带。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国民党是保了险的，能长久执行这一任务，能逃过满清与北洋军阀在民众手中所逢之劫运。
而且国民党要人现在也失去了这种自信。无论孙科在国民党一中全会开幕时如何镇定说的这次全会“是从来所未有”，“是本党改组以来，没有哪一次：能如这次大会有亲爱精诚团结一致的伟大精神的表现”，但他的心中是空虚不安，对将来没有把握的，所以接着说，“本党如失去了领导民众的地位，结果我们的党必遭灭亡”。汪精卫也斤斤以“如果国民党与日本议和，则‘人们’可以加国民党以卖国之罪也是要灭亡的”为虑。不过汪精卫总企图以他那生花之词来阻止国民党灭亡的命运。不过我们可以说，国民党如早一日灭亡，民众早一日得到快乐与自由，得到一千种的幸福。帝国主义在现在无论如何不会灭亡国民党，亡国民党的将是奋起革命的工农大众。
“‘一致对外’为本党与全国人民共同之呼声”。好一个“一致对外”，政府没有给日本帝国主义一点损害，而一二一七惨案所流的爱国学生的血还没有干呢。现在它的目光又注意到“赤匪”了，认“赤匪”为“腹心之患甚于外敌”。不消说，南京政府即使把“赤匪”都杀绝了，中国仍然逃不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拥兵自卫者之不抵抗，中国的生产与社会经济仍逃不了衰落的命运。而且帝国主义的侵略就过去的历史看来，与共产党势力的消长成反比例。共产党的势力愈衰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因不逢着任何抵抗而益无忌惮。卑贱的中国国民党在帝国主义之前匍匐的投降，使中国年年扰乱不已，它以为救济中国的生产衰落是靠多多的杀人。
现在国民党的剿赤将遇着不可超越的困难。老实说，除了最反动的国民党企图以剿赤转移人民视线，掩盖其对日不抵抗与投降以外，大多数国民是不会为其欺骗成功的。从前最麻木的申报现在也知道将共产党与匪分开，认为“当前之问题，第一为如何以御外侮，……对外必须贯彻打倒帝国主义一政策之决心，……对内必须以痛苦大众之利益为前提”。国民党今日自己也承认学生为“共党领导”，它明日亦将承认工人运动为“共党领导”的。共产党将不仅在江西等地的苏维埃区域，而到了南京政府的四围，如在其前后，如在其左右。共产党竟愈来愈多，剿不胜剿。人民在过去几年已饱尝了国民党剿赤的痛苦，那些红军退出的区域，国民党有丝毫的改良与生产的恢复吗？民众会问自己说，还有什么势力比朽衰的国民党更坏的呢？他们不感觉得共产党是洪水猛兽，而只感觉得在军阀官僚豪绅的大集团的国民党统治之下，生活一天比一天的不能忍受。他们想，为什么不可以让共产党试一试呢？
民众对于马占山的努力抗御日本，不惜竭尽能力甚至毁家的帮助款项，国民党政府的“努力肃清赤匪”，能得到人民自动的捐一文钱吗？从前那些热心为政府销公债的上海银行家，现在因公债基金动摇，总会觉悟他们帮助南京的十余万万，是化为烟和灰了，没有用于建设事业，他们再肯冒险资助政府讨赤吗？
国民党日暮途穷，其最后希望为“应用国外资本技能以发展国家生产”。换言之，国民党想向帝国主义大借外债以维持自己的统治。不过帝国主义对于这一各派争斗完全没有缓和的国民党和从此更陷于分裂的中国是否信用，和放心投资呢？
在今日，比任何时候都明显，国民党已失去全国各阶级的同情，支持他的统治的，只是军队。而我们知道，军队的情绪是随民众运动的高涨而改变的。整个的国民党，从蒋介石到汪精卫已在这次东北事变中信仰毁损得不堪，它的灭亡只是时日问题，中国自东北事变发生以后，又快走进以革命解决根本问题的时代了。革命的风暴在前面，人们准备着罢。
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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