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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2016）
第二十五章 武汉“七二〇事件”
1．主席、总理对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武汉军区的阻抗
2．中央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经过
3．北京举行声讨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大会
4．批斗陈再道
1．主席、总理对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武汉军区的阻抗
1967年的7月13日下午，主席召集林彪、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等人开会的时候，主席提出，他要去武汉游泳。当时武汉应是天下最乱的地区，所以林彪和总理等中央领导都反对主席去武汉。大家建议主席去北戴河游泳，那里比较安全。但主席说，天下之好水，莫若长江；长江之好水，莫若武汉。大家都知道，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是劝不住的。主席说，这次去武汉让杨成武跟着他去就行了。这时，汪东兴提出，他也要一起去，说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保证主席的安全。主席问，你办公厅那么多事情怎么办呢？汪东兴说，办公厅的事，他会安排好的。可主席没有同意由他自己安排，说那就交给本禹吧，戚本禹任中办代主任，并向林彪、总理征询意见。林彪和总理都表示同意，大家就都同意了，随后中央发了通知，任命我为中央办公厅代主任。
7月14日凌晨，主席就坐火车出发了。为了保证主席的安全，总理在当天一早，就乘飞机赶在主席的前面先到了武汉。由于谢富治和陈再道以前都是四方面军的，所以总理又特地把正在西南的谢富治叫去武汉。王力是和谢富治一起到西南去的，由于王力对学生运动有些经验，因此总理就叫王力也和谢富治一起来武汉。跟着谢富治、王力去西南的几个“北航红旗”的造反派战士也同机到了武汉。
上海“一月革命”成功后，各地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各极参与全国各省、市、区的夺权行动。但也激发了“走资派”、以及许多对毛主席发动文革运动不理解、不支持的“老干部”，和支持他们的群众的对立与反抗。当时一月“京西宾馆事件”、“二月逆流”和地方的“二月镇反”，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主席此行之前，比较支持上海一月革命模式，推动了包括山东在内的华东等地区问题的解决。而中南地区，最大的问题是武汉“百万雄师”，不但有以工人为主的几十万人的群众组织，还有武汉军区在背后支持；而造反派组织仍被打压。主席此行到武汉，主要不是去畅游长江，而是想继续推广上海模式，解决武汉“百万雄师”的问题。不过他在思路上有所调整，不是打算让造反派一统天下，而是希望在避免武斗的情况下实行两派大联合。
主席在去武汉之前，就已经看了武汉各派关于文革运动许多材料，做过一番调查研究，对解决武汉问题，主席是有一个方案的。他是希望先做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工作，让武汉军区从原来支持保守派的立场上转变过来，然后通过他们再去做“百万雄师”等群众组织的工作。主席认为两派应该联合起来，而不是简单地把“百万雄师”扶上来或打下去。武汉地区的“三钢”、“三新”虽然是最早批判湖北省委资反路线的造反派组织，但他们的力量比较小。所以主席是想以军队为主来搞两派的大联合，这个方案与年初解决上海一月革命的方案有所不同。
1967年7月14日晚9时，主席到达武昌，住东湖宾馆梅岭一号。谢富治和王力到武汉后，主席找他们两个一起谈过话，一面听取他们汇报西南的情况，一面告诉他们到武汉后，要好好进行调查研究，先听取部队意见，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找两派头头和群众去做工作。但王力与谢富治没有仔细去体会主席的指示，对武汉问题的复杂性，显然缺乏认识，对先做好武汉军区的工作，做好陈再道等人的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也没有认识。因而对主席解决武汉对立两派群众组织问题的方法与思路的变化没有理解。他从主席那里出来就和谢富治先去大学造反派学生中发表讲话，对造反派表示支持。他们很可能是看到张春桥在上海签字承认工人造反派以后，中央文革只发了几个电报，就把那里的“赤卫队”搞垮了。所以他以为他在武汉也可以这样把问题解决。
1967年7月15日上午，主席召集陈再道、谢富治、王力、郑维山等汇报情况。下午，总理在东湖宾馆百花一号召集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开会，武汉军区向总理汇报了造反派十大罪状，“百万雄师”十大好处。这个会一直开到18日，总理根据他对武汉文革运动的了解，批评了武汉军区，并总结了三条原则性的意见：
一、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公开检讨；
二、“三钢”、“三新”等群众组织是革命派，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群众组织；
三、“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
（以上是根据王力与一些与会者的回忆整理的。关于总理讲话，现在的记录是总理共讲了八点意见。）
7月18日，总理讲了三点意见以后，陪同陈再道等见了主席，随后回京。当晚，谢富治、王力受到总理讲话的鼓舞，又一起去武汉水院（时称“红水院”）“二司”总部与在场学生见面。19日凌晨到水院体育馆，对数千学生、工人发表讲话，公开表示支持造反派。武汉当年空军领导人刘丰亦代表部队表态。打倒“武老谭”的口号响彻全场。谢、王等人讲话随后在武汉全市反复播放。这引起武汉军区独立师师长牛怀龙等人的愤慨与不满，他们回到师部，向师部各级领导和“百万雄师”的头头们传达了总理和谢、王的讲话，开始策划和布置人，准备到东湖宾馆冲击和抓斗王力、谢富治，“给中央文革来个下马威”。
就在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头头们策划惊天动地的抓斗王力行动时，王力却在造反派打倒“武老谭”的口号声中失去了冷静。在7月19日下午3时，王力在同谢富治一起去参加军区党委师级以上的干部扩大会时，在扩大会上发表了当时绝不应该去讲的许多话。
例如王力竟在扩大会上指责军区这些养尊处优的高级领导，“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不理解，像小学生一样，需要上文化大革命的一课，从ABC讲起。”正像一位哲人所说的，就是几何学原理触犯了人们的利益，也会遭到人们的反抗。出席会议的师级干部普遍对王力的讲话反感。可能是同去的谢富治对王力的讲话也觉得过分了，便在王力讲话的中间，退席回宾馆休息了。王力不知情理，仍然滔滔不绝地在批判不已。可以想象，王力这次讲话以后，武汉军区大部分干部，都会支持牛怀龙司令等人策划的去东湖宾馆抓斗王力的错误行动。所以毛主席在“七二〇事件”以后，批评王力说，“不好好作作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乱发表意见，是没有不犯错误的。”主席还批评王力对“七二〇事件”中犯错误的干部批评的态度“很凶”。但无论是主席或中央文革都不认为王力是“七二〇事件”的主导因素，“七二〇事件”的主导因素仍然是武汉军区对中央处理武汉文革运动方针的反抗。王力的讲话不过是个导火线，没这个讲话，武汉的文革运动照样会爆发大冲突。而且当时，独立师的领导与“百万雄师”的主要头头是知道毛主席已到武汉，坐镇处理武汉问题。他们将矛头对准王力，只不过是他们的一种斗争策略。当时，他们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公开叫板与反对毛主席。
但当时王力的公开表态和讲话确是把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激怒了。他们抓住王力为目标，说王力这是在支一派、打一派。说他是欺骗中央，伪造中央指示。当时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仗着自己人数众多，而且已经通过武斗控制了武汉局面，用卡车运来大批人马到东湖宾馆王力的住处来抓斗王力，后来又把他绑架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武斗。在武斗中，王力人被打伤，脚踝被踩得骨折，连胡志明主席送给他的手表和他随身的钱包等均被抢走。接着，他们又在全市组织武装游行，向中央文革示威。应该说，他们中除了独立师的领导和“百万雄师”的一些头头，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毛主席也住在东湖宾馆。后来跟着王力去武汉的有些人说，当时“百万雄师”他们是故意冲着毛主席去的。这种说法对广大群众来说是没有根据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后来武汉事件的的解决就绝不会那么容易了。这一点，毛主席在离开武汉到达上海的时就已经作出了正确的判断。
2．中央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经过
“北航红旗”有个女红卫兵叫尹聚平，她是随王力一起从西南到武汉去的。王力被抓时，她也被抓上车。尹聚平后来说，她当时也穿着军装，又是个女的，年纪比较小，现场的情况又非常乱，没人注意她。所以当车子不知为了什么事在一个转弯的地方停下来的时候，她就悄悄地下车走了。然后她就跑到水利学院，赶紧找到一个电话，向“北航红旗”负责人韩爱晶等报告说，王力被抓了。
“北航红旗”接到尹聚平打来电话，马上报告中央文革，这时已经是7月20日上午了。那时我们都刚开完会，回去休息了。中央文革办事组是王广宇在值班，他接到北航的电话以后，立即就去找了陈伯达。陈伯达那时也已经吃了安眠药睡了。陈伯达的秘书听说，王力在武汉给保守派的人抓了，赶紧就把陈伯达叫了起来。关锋就住在陈伯达的楼下，于是又把关锋拉起来。他们两个就到十六号楼的文革会议室来商量解决办法。我就住在十六号楼的楼上。王广宇问陈伯达，是不是把戚本禹也叫起来。陈伯达说，不用了，我们来处理。可是王广宇在外面等了半个多小时，还不见他们有什么行动，于是他就上楼来找我了。我是从来不吃安眠药的，他一叫我就起来了，问什事？王广宇说，王力在武汉被人抓起来了。我一听就急了，这不是王力的事情，毛主席也在武汉啊！我赶紧起床跑到办公室。我看到陈伯连和关锋正在起草一封绐武汉地区造反派的信。他们准备在信中宣布武汉事件为“叛逆”。这时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头，得赶紧去请示江青和总理。
我先直拨西花厅的红机子。总理的值班秘书说，总理已经劳累了两天两夜了，刚服了安眠药睡下。我只好说，事情非常紧急，你一定得叫总理起来，我有特别重要的事要向他报告。你去找护士，让她给总理准备一些可以恢复神志的药物。
在秘书去叫醒总理的时候，我又给在武汉的汪东兴打了电话。汪东兴就跟我说，情况十分严重，好像还有部队在向这边运动。我说，主席那里的情况怎样？他说，还没有去请示主席，不过我们警卫的力量是很强的。我们能够应付。
这时总理来接电话了。我就说，总理，不得了啦！他们冲击了东湖宾馆，王力、谢富治已经被他们抓了（后来才知道，谢富治并没被抓），现在就怕他们冲击主席那里。我刚跟东兴通了电话，他们警卫都在做准备了。总理一听说，啊？！这怎么得了！我马上过来。
紧接着，我又赶紧去报告江青。江青就住在11号楼，距离16号楼就两百多米，可我还是坐了车过去。到了那里，我先把护士许春明叫起来，让她去叫醒江青，小许说，首长刚吃了药入睡了，我不敢去。我说，你就说，是我让你叫的。有特别重要事情报告，一切由我负责。
江青一听是主席住的东湖宾馆被围，就紧张了。我看得出她心中的焦急。但是她在面上却还是很镇定的样子，她让我把情况简单地讲了一下。然后她想了一下，便当机立断地说，这事得去找林总！他冷静、果断，能处大事。于是我就立刻通知了叶群和总理，让总理直接去林彪在人民大会堂的住处会合。又通知了康生，康生总是失眠，比较好叫。接着我就叫了文革小组的成员都上了车，跟着江青的车一起朝人民大会堂直奔而去。
到了林彪那里，林彪已经整整齐齐地穿着军装坐在那里看地图。我一看，林彪果然是大将风度。我们把情况一讲，他很平静地说，不要紧，主席那么高的威望，他们翻不了天的。但我们还是做好各种的准备。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摸清楚那里的情况。
于是，总理就马上打电话找到了注东兴。汪东兴说，警卫已经布置好了几道防线。但毛主席说，即使人冲到这边来了，你们也绝不能开枪，无论如何不能开枪！你们要相信群众大多败，有人冲上来了也不要紧，我自有办法。总理说，主席是有他的办法的，但是我们绝不能让主席承受任何风险。江青在电话里和毛主席说了话，只有在那种时候才能真正感受到江青和主席的感情有多深。江青叫主席离开武汉。主席说，我不离开，我就不相信他们会是真的反对我。这时，林彪接过电话，用很坚决的语气说，不行，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这是中央的集体决定！
之后，又商量了马上派邱会作，带着林彪和江青写给毛主席的亲笔信，去武汉劝主席马上离开。林彪在把信交给邱会作的时候，说，你人在，这信就要在。接下来又决定了总理立即飞武汉，亲自去安排毛主席离开武汉，直飞上海。
随后，林彪向他的参谋们发出了一个一个的指令，进行军事部署。我听到林彪的参谋不断在向他报告，距离东湖宾馆最近的部队的位置，以及他们到达东湖宾馆需要的时间，等等。
等我们从林彪那里出来的时候，这时，我看到长安街上已经贴满了声讨陈再道的标语了。前后才半天的功夫，大字报和大标语就贴满了整个北京城。有的标语上把“陈再道”，写成“陈贼盗”，“打倒大军阀陈贼盗！”没过多少时间，很多学校的红卫兵就上街游行了，他们高喊着口号，“陈再道反对中央文革，罪该万死”。没过多久，部队的大标语也贴出来了，“打倒三反分子陈再道！”、“陈再道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罪该万死！”等等。很快，在全国的所有大、中城市也都行动起来了。大字报、大标语、大游行。
当初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发动红卫兵造反的时候，我其实还是不很理解的。碰到了这个事情，我才明白了主席的高明。群众力量是伟大的，有全国广大群众的支持，你想要搞政变，没有那么容易。你那里还没有把东湖宾馆包围住，全国就行动起来了。陈再道这些人总得有所顾忌的吧。在回来的路上，江青说，我说去找林彪，没错吧。
3．北京举行声讨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大会
1967年7月22日上午，江青跟我说：王力在武汉到底讲了些什么话，是不是他把事情弄坏的，咱们还不知道。但不管怎样，武汉“百万雄师”公然反对中央文革，那我们就要明确地表明我们的态度。在接到王力已被空军部队救出的消息后，江青要我布置工人、学生和机关干部准备去机场迎接谢富治、王力回北京。
我在布置的时候，心里一直在怀疑是王力乱讲话，捅出了大漏子。我对关锋说，王力闯了这么大的祸，还要我们去欢迎他，不知道他心里会怎么想。关锋说，不用分析就知道，他一定知道自己闯了祸，现在心神不安，七上八下，还不知中央会怎么样处理他呢。
总理和谢富治、王力是分乘两架飞机从武汉回北京的。总理在飞机上听说下面有很多人在欢迎王力、谢富治回京，就叫谢富治、王力的飞机在空中转圈，他自己先下了飞机，随后他也一起加入到欢迎的队伍中去。等王力下了飞机，就坐在了轮椅上，总理和江青站在两边迎接他，一副欢迎英雄归来的样子。我跟关锋说，他还一付挺得意的样子，这个人没救了。关锋劝我说，你别这样，他挨了打，还坚持革命，也算不容易了。要是叫你去，碰上那些蛮不讲理的“熊师”，你怎么办？我说，是，“熊师”也不是仅仅对着王力的。但他去外面也应该谦虚谨慎，讲话也应该请示一下呀，他走了这么长时间，没听到他向文革小组做过一个像样的汇报。
王力回到北京以后，看到中央文革组织那么多人欢迎他，就丢弃了不安情绪，人也活跃起来了。新华社的人要他去讲讲事件的经过，他就给新华社作了一个报告。说那些人怎样打他，他又是怎样；临危不惧，大义凛然。他还说了这样一个情节，说他听到部队里那些打他的人在说，“老头子”也在这里，我们马上找“老头子去。他说他怀疑他们所说的“老头子”是指毛主席。
我问关锋，王力说的是否确实？关锋说，不管确实不确实，他这样说法都不好。按他这个说法，那武汉的部队和群众反对的就不是王力、谢富治，而是毛主席了。这问题可就大了。我说，我认为广大的部队指战员和群众对毛主席都是拥护的，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反对毛主席。如果他们真的是反对毛主席，也不敢当着王力的面这么说出来的，那不是自我暴露吗？所以，我后来就对王力说，你不要再讲什么他们是反对毛主席了，讲反对你就够了。就是确实讲了，也不能对群众这样说。这不是损害毛主席的威信吗？我还对王力讲，你也别再到处去作报告了。总理、江青去接你，那不是为了树立你当英雄，而是为了维护中央文革的威信。你这样到处去说，把自己说成是英雄了。英雄哪有自己说的，英雄要让别人去讲的。王力倒是很虚心听了我的意见。
中央文革碰头会开会讨论决定，7月25日在天安门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制造武汉“七二〇事件”的“百万雄师”。总理请示了主席，主席表示同意。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叶群也参加了，会议并没有安排林彪参加大会。可是，临要开会时，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总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他还是来参加大会，表个态为好。我说，那当然最好喽。我连忙把林彪要参加大会的事向在上海的毛主席作了汇报。过了一会儿，汪东兴给我打来电话，说主席要他也上天安门参加大会。我说，你别开玩笑，你人都不在北京，怎么上天安门？他说，不是我要上，是主席让我上的。连杨成武也要上。他说，不是人要上天安门，而是在登上天安门城楼的领导名单上，要有他们的名字。汪东兴、杨成武都是跟在主席身边的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登上天安门的领导名单里，就表明了毛主席身边的人也参加了声讨大会。这意义不一般。
在7月25日那天，参加大会的有几十万人。那天林彪还来得特别的早。平时中央开大会，林彪一般都不参加。有时请他来，他也不多表态，只是跟着主席的表态而表态的。但不知什么原因，他在那天表现得非常积极。我还没见到他在别的事情上这么积极过。他那天在天安门上跟我们说了很多话。他说，这件事一定会使右派更快地分化。武汉问题不只是武汉问题，武汉问题是全国的问题。以前我正愁没题目做文章，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做大文章，把坏事变成好事。还说，陈再道的这个部队过去是四方面军的，是徐向前领导的。谢富治也是四方面军的，谢富治还是他们的首长。现在他们连谢富治的话都不听了，那一定是有比谢富治还高的人在背后支持。
在这次大会上，就有人提出了“打倒军内走资派”的口号。本来在“五一六通知”里，就已经有毛主席亲自增加进去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了。所以，我对这个口号也不是太在意。可没想到，正是这个错误口号首先导致了王力、关锋的倒台，当然他们的倒台还有原因。
大会的当天晚上，就有人去徐向前和徐海东的家附近去游行、示威喊口号。后来，在秦城审判我的时候，他们说，这件事是我指挥人干的。其实我确实没有主动指挥去干这件事，江青也没有绐过我这个任务。这件事我又确实知道并支持过，虽然它确实不是我指挥的。那天开完大会后，是叶群拉着我到文革办事组，指挥着让“北航红旗”等造反派组织叫人去的。当时是叶群具体告诉我们叫红卫兵去那里那里的。叶群当时在文革办事组里这么指挥人做这件事，我在旁边当时也只能配合着她，而江青当时也在场。现在叶群已经死了，他们要把这件事的责任全推在我的身上，我也只能认了。反正事情都过去许多年了，我觉得更多地辩白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4．批斗陈再道
总理回到北京后，经常同在上海的主席商量，怎么处理陈再道？总理说，是否宣布他们是叛逆。主席不同意，说，不要这样说。我看他们并没有下决心来反对我。他们要是真的下决心反对我，调几个师把东湖宾馆围起来，我们就出不来了。
7月23号中央打电报通知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来北京开会，讨论他们的问题。24号凌晨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一行数人抵达北京，总理把他们安排在京西宾馆。
陈再道他们一住进京西宾馆，首都的工人、学生、机关干部，起码有两、三万人，把京西宾馆包围得水泄不通。这件事倒跟我有关系，是我让中央文革的文艺组动员了不少人去参与了包围。当时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事，都对陈再道感到非常愤怒，所以我跟他们一说，陈再道就住往京西宾馆。文艺组的金敬迈就说，我们去造他反去！他把文艺组、各个艺术学校和样板剧团统统带上。金敬迈动员的人至少在万人以上。还有上万人都是穿着军装的，那是叶群劲员去的。另外还有一些工厂、学校的，那是群众自发去的。
这几万人先是喊喊口号，后来就冲进大楼了，他们要去抓陈再道。按照总理的意思，陈再道是中央把他请到北京来开会的，不能抓他们。而且既然请他来了，就不应该再去包围人家。你把他包围起来，这就好像是事先设了个圈套让人家来钻，那是中央失信了，这个不好。况且，这么多人冲进去，陈再道真要被抓走了，搞不好就会把他打死。所以，总理命令傅崇碧去想办法保护陈再道。傅崇碧让警卫战士把陈再道等人放到一部电梯里，然后把电梯停在两个层楼的中间，这样上下都够不着了。
傅崇碧很聪明，他一看群众中有好几个他认识的样板剧团的演员，“老三军”的代表，就报告总理说这事跟戚本禹和叶群有关。总理就把我找去了，问，是不是你动员人去揪陈再道的？看到总理很不高兴的样子。我就老老实实地说，是我给文艺组的人透露了一点消息。总理就说，你马上让他们走！这怎么行啊？我们中央让人家来开会，你弄了那么多的群众来包围，万一群众激动起来，把他打伤了、打死了，我们怎么跟毛主席交待？！我一听，也觉得紧张了，就赶紧通知金敬迈，让他赶紧把人撤走。接着，总理又叫叶群撤人。
在开会时，总理又拿这事批评我和叶群，说，怎么不经过中央同意，你们就找人去包围京西宾馆？我知道错了，就当众给总理再次认错。可叶群不高兴了，她顶总理说，他们在武汉把毛主席都包围了，我们去包围他一下有什么不可以啊。我们也是为了保卫毛主席，表示我们的忠心嘛！总理说，你表示忠心当然可以，但也不能不经过中央同意，就冲进去抓人，要真出了事，我怎么跟主席交待？叶群说，我们也没真抓他，我们只游行示威，吓唬吓唬他也不可以吗？总理说，示威可以，但你们能控制得了局面吗？叶群说，我们不进去抓人，就叫人在门口走走，喊喊口号，这总可以吧？他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我们喊几句口号还不行吗？
老实说，也只有叶群敢顶总理，我是不敢顶总理的，我要是顶总理，那江青就会找我了。由于叶群的坚持，总理就说，那你们就去喊喊口号吧，但不准冲进宾馆，不准抓人。总理还说，到时候，他们去示威，你们中央文革的人也都一起去看看，免得出事，万一有什么事，你们要负责的。那天晚上，叶群就又组织人在京西宾馆门前举行了游行示威。江青、陈伯达陪着叶群坐往车里到京西宾馆的边上去看了。晚上的游行，队伍就很有秩序了，不像上午那样把京西宾馆包围得水泄不通，而是沿着宾馆门前的路走走，喊喊口号。不料，江青、叶群他们坐在车里，被游行的群众认出来了，车被群众围了起来。这时我急忙下车去找傅崇碧，让他派人来指挥疏散群众，为她们解了围。她们回到钓鱼台以后都埋怨总理，说是上了总理的当，他叫我们去看看，结果差点就出不来啦！
接着是在京西宾馆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批判陈再道。八大军区的司令，除了许世友，其他的都来了。当时许世友还在华东，他要负责主席的安全。陈再道在京西宾馆的房间门口有战士看守，但也算不上是软禁，他有自由，可以和来参加开会的韩先楚等人聊天。
在批判会上，陈再道极力否认是他指挥军区独立师、“百万雄师”去包围东湖宾馆的。他说他只是对王力有意见，但绝对不会去反对毛主席。他说，我们保卫毛主席还来不及呢，哪敢去反对毛主席？给我一百个胆，我也不敢反毛主席。我要是反对毛主席，那老百姓还不一人一口把我咬死啊！我看陈再道讲这些话的时候，态度挺诚恳的。我相信他还没有下决心反对毛主席，更不敢去加害毛主席。但是，他真的没有通过包围王力给毛主席施压的意图？我就不相信了。还是主席讲的，他只是还没“下决心”。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军队的批斗大会，这个会不是很文明，甚至比地方还不文明。在会上的发言，也是一个嗓门提得比一个高的，骂人的声音很大，而且粗话不断。我看江青坐在那里都听不下了。吴法宪还上去揪住陈再道的耳朵，打了他两个耳光。在休会时候，我还看见吴法宪叫服务员让陈再道在边上罚站，又去摘棹了他军帽和衣服上的帽徽和领章。但并没有后来所谓的纪实文学中所描写的拳打脚踢的场面，那全是瞎编的。
不过，陈再道在他的检讨中却是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他说，他心底里是非常痛恨造反派的。本来过得好好的日子，平平安安的。可造反派一起来就全乱了。所以，他真是想把他们都抓起来枪毙。听了陈再道说的话，我当时就想，怎么共产党的干部当了权以后，就变成这样了呢。主席在一开始的时侯，对“七二〇事件”的性质也没有弄清楚。到了上海以后才弄清了一些情况。后来主席在写给武汉军区的信里，还是称陈再道为同志。总理看到主席的电报以后，立刻就下令撤除了看守陈再道的士兵。陈再道就住进有大客厅的套间，待遇和其他中央首长一样了。“七二〇事件”以后，主席很关心部队对这件事情的反映，他让我们去了解。我布置了文革快报组的记者到各地的部队去收集情况。下去了解情况的记者很快就有报告上来，说部队里有一些人对这件事情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他们听到福州军区有人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就公开说，这下好了，中央文革有热闹好看了。这些情况，我都及时地报告给了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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