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戚本禹回忆录（2016）
第二十三章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的发表前后
1．关于电影《清宫秘史》的一段旧事
电影《清宫秘史》是1948年由香港的一家电影公司摄制的，主要讲述了清朝末年光绪皇帝、珍妃与西太后在戊戌变法期间宫廷内的争斗。电影对支持维新变法的光绪皇帝给予了肯定，对慈禧则采取了揭露否定的态度。在影片中通过珍妃之口，说出了要光绪依靠洋人、夺取慈禧的权力。同时影片又对义和团运动充满了仇视，有许多诬蔑与不实的描述。影片完成后，先在香港上演。1950年3月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
这个电影在北京一上映，我就看了，那时我很年轻，看不出影片的卖国主义错误，只是觉得它把光绪皇帝演成人民救星，极力美化。而其实光绪在历史上没有做出很大的贡献，不值得那么美化。而且有一点我也看不大惯，就是影片丑化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我老家山东是义和团的发源地之一，我自小就在姥姥家的圪崂村听老人们讲，义和拳都是反抗洋鬼子欺侮中国人的好人，可是在影片中他们都被描绘成迷信、无知、丑陋、可笑的群氓。这些都是在我不知道主席讲话之前的感觉。听到主席评论，开始也是不懂，后来还是胡乔木的秘书商恺给我解释了一番，我才明白珍妃叫光绪依靠帝国主义势力，通过与洋人的内应外合，把权力从慈禧手中夺取过来。这是一种卖国主义行为。
然而，在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主席和刘少奇在对影片《清宫秘史》的评价上发生分歧的经过。最初主席说《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不是公开讲的，是听了胡乔木说“少奇同志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话以后给胡乔木说的，主席也跟江青说过。那时主席的几个秘书，包括陈伯达和田家英，都知道主席不赞成这个电影。我首先是从田家英那里知道这些情况的。
那时候，我在帮田家英做《毛泽东选集》的校对工作。一次，学部有一个人打电话给田家英。过后田家英对我说，这个人叫黎澍，是学部近代历史所的负责人。有一篇批判影片《清宫秘史》的文章，是密斯（田家英私底下对江青的称呼〕叫黎澍他们找人写的。黎澍布置了历史所一个叫荣孟源的专家去写了，可黎澍说文章写的不行。江青说那你们就给改好吧。黎澍又看了文章感到难改，所以打电话来问田家英怎么办？田家英对他说，那你就先印出来给江青看看再说吧！我看田家英对这事也不大积极，因为这不是他份内的工作，他自己手上的事就很多了。
黎澍后来也向我说过，当时批判《清宫秘史》是江青布置的。我分析，这事不大可能是江青直接向他布置的。江青当时是电影局的处长，她若去布置，是要经过中宣部的。所以她或者是通过胡乔木去布置的，胡乔木是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或者就是经过中宣部，由电影局布置下去的。
我再一次听说这个事，那是在批判影片《武训传》之后了。1951年，《武训传》刚开始放映的时候，党史专家缪楚黄刚拿到了一笔稿费，请我和逄先知去看了《武训传》。那还是在《武训传》被批判之前。看完以后，在回机关路上三个人议论了一下，我说把一个乞丐搞成个英雄，叫人看了很不舒服！我不大喜欢这个影片。缪楚黄说，你这个人有点吹毛求疵呀。三个人在路上争论了一番，逄先知是支持缪楚黄的。不久，主席说要批《武训传》，缪楚黄对我说，哎呦，还是你有先见之明，让你说对了。就是这次，缪楚黄把他从历史所听说的，主席除了要批《武训传》，还要批《清宫秘史》的指示告诉了我。他说这事比批《武训传》还大呢！可是，《清宫秘史》一直没批判起来。
那时候，缪楚黄在做《毛泽东选集》的注释工作。《毛泽东选集》中的注释相当一部分是缪楚黄起草的，有些经陈伯达修改过，有些是胡乔木、田家英修改过。还有些是各方面专家写的，如历史部分，大多是范文澜写的。有人说都是田家英起草的，田家英当时就纠正了这种误传，他说那不是事实，他只写了一小部分。
1954年，主席在支持“小人物”李希凡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唯心主义思想时，又一次提出了批判《清宫秘史》的问题。主席写道：“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这以后，主席又一次说过：“《清宫秘史》五年来没有批评，如果再不批评，欠债越来越多了。”但这部影片仍然迟迟没有受到批评。
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同年12月21日主席在杭州同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艾思奇他们谈历史和哲学问题时，再一次提出批判《清宫秘史》，说：“《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
从这时候，我才弄清楚了关于批判影片《清宫秘史》是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主席要批的就是党内有一些人，总是存在着要依靠外国势力，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的思想倾向。
上面说过，胡乔木的秘书商恺，一位老新闻记者，他一直跟我很好。因为事情牵扯到胡乔木，我就去问商恺。他告诉了我事情的原委：当年主席看过《清宫秘史》后，曾问胡乔木，你看了没有？胡乔木说看了，那时他也不知道主席是什么意思，就跟主席说，少奇同志也看了，说是爱国主义的。主席当时就说，什么爱国主义，是卖国主义！后来，主席叫批判这部电影。胡乔木就觉得不好办了。两个都是党的高层领导，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批判当然可以不点名，但是，要批副主席的观点，这怎么向别人交待？别人会说我在破坏党中央的团结！
胡乔木当时是中央宣传部的常务副部长，负责审读《人民日报》。他顾虑主席和副主席的团结关系，就悄悄把这事拖了下去，没有批判，他也有他的道理。但是另一方而，胡乔木跟刘少奇的关系的确比较好，在“一二•九运动”的时候，他就和刘少奇认识，刘少奇是他的领导。后来他在延安参加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就把刘少奇列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当然这也是主席同意的）。所以胡乔木不愿意批判《清宫秘史》，也与他和刘少奇有这么一段特别的感情有关系。
主席说《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他特别对影片中珍妃说的几句话感到反感。珍妃对光绪说：“现在外国人都支持你这个皇帝，反对她（慈禧太后），你不要跟着她走，外国人打进北京来，会让你来收拾这个摊子，外国人支持你，他们可以帮你把权力夺回来。”毛主席认为这个不行，不管我们中国人内部有什么纠纷，都不能依靠外国人。毛主席的爱国主义思想是非常强烈的。
1966年9月18至20日（那时还没有公开批刘、邓的资反路线），中央文革在北沙滩红楼开了个准备批判刘、邓路线的调查座谈会。会后我们讨论时，就把批判资国主义也提到了日程上。
2．文章的写作经过
1966年12月26日，主席在他的生日家宴上，要我们搞大枇判，叫我们文革小组的人都要写文章。主席对我说，你也要写。那时我就已经在考虑对影片《清宫秘史》的批判，而且从电影资料馆调来《清宫秘史》的拷贝，看了两遍。我就向主席说，我已在准备批判影片《清宫秘史》，想把这部影片究竟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问题讲清楚。我说，主席讲了那么多年，讲了那么多次，可至今仍没有一篇文章，把主席的思想系统地讲清楚。毛主席听了说好，很支持。我又说我对义和团这一段历史不是很熟悉。主席说，你先写，写了之后就拿来给我，我给你看。
姚文元在1967年1月写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他那个文章有一段提到《清宫秘史》的问题，但我觉得得他仍然没把“究竟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个问题讲明白。要批判《清宫秘史》，得讲出个道理。要把问题的实质讲明白，这就要研究这个东西。
那时候，我跟穆欣打电话，说我想写《清宫秘史》的文章，但记不住电影中的对白，要他帮我找《清宫秘史》的电影剧本。穆欣说，这好办，我马上给你搞来。不到两天的功夫，他就从电影馆资料室弄来了电影剧本，叫司机给我送了过来。电影剧本弄来以后，我说，这是人家档案，别丢了，还得还给人家的。那时候还没有复印机，我就叫他找人先把剧本排版，并让他们多印几份，不要光我一个人看，送给中央文革的成员都看看。穆欣很愿意承担这项任务，后来他在《光明日报》上独家全文发表了那个剧本。
拿到剧本以后，我翻来覆去地看，越看越清楚，主席说的没错呀，这影片确实是卖国主义，电影借珍妃之口，要光绪依靠外国人来推翻慈禧太后，把政权夺过来。主席说过，尽管慈禧是个很反动的人，但是在民族立场上，她比光绪要好。这么多年，主席说了多次《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的，我和许多人一样，都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看了剧本，我明白了。
剧本所写的依靠外国人推翻慈禧太后的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个思潮。主席很敏锐，说这样做就会变成彻底的卖国主义。另外，剧本把义和团那么一个大规模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斗争，丑化成一批流氓土匪、江湖术士的迷信活动，这也是非常错误的。义和团的战士大部分是勇敢反抗帝国主义的先锋。
我又翻看了大量的有关戊戍变法和义和团的历史资料，在这个基础上，并在我的秘书程理嘉等人的帮助下，用了两、三个月的功夫，写成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3．毛主席对文章的修改和批示
1967年3月20号那天，我把写好的稿子送给了主席。因为是主席让我写了以后就交给他看的，主席看了、改过之后，又直接退给了我。为了这事陈伯达还批评过我，说我怎么没有经过文革小组讨论就直接交给主席了。总理和王力、关锋也都对我有意见。
主席对我写的内容是比较满意的，说我写得很好，但里边有错，有一个大臣的名字写错了。我查了一下，《清宫秘史》的剧本上没写错，是我写错了。主席还在好几个地方补写了大段的话，例如，驳斥说义和团是暴民的胡作非为；表扬爱国女青年“红灯照”等，都是主席加上去的。主席还针对影片所说义和团是迷信，是暴民，暴乱，驳道：“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主席的这段话写得太好了，打中要害了。主席真是大手笔，几句话就把义和团反帝这个复杂的事情讲清楚了，把文章的气势提起来了。
文革结束后，有人写文章来批判我的这篇文章，可写了那么多文章也写不出什么名堂来。你既然说我是大毒草，那你好好批呀。可是主席的那些观点，你能批得倒吗？
然后主席就叫我把改过的稿子拿到文革小组去讨论。小组的人看了主席的批改件，提了一些意见。然后我抓紧时间重新修改，印出来后，我又拿去交给主席看。主席又看了一遍，然后交代说，戚本禹这篇文章可用，请总理主持文革小组讨论修改后正式发表。
在主席指示后的第二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就开会讨论修改《爱国主义还是资国主义》这篇文章，小组全体成员都参加了，会议由总理主持。在会上先把文章一段一段地读出来，读一段讨论一段。开始我读，读累了，王力接着读，王力口齿清楚，读得铿锵有力。以前讨论文章，一般都是由王力把大家的意见记录下来然后作修改的，但这篇文章是总理边主持会议，边亲自在稿纸上记录下，一个字，乃至一个标点用得合适不合适，都要斟酌讨论。第三天上午才把讨论后修改过的稿子再拿去改版印刷。当天下午再拿回来进行讨论和修改。前后讨论了几次，有一次下午从两点多钟，陈伯达、江青就来了，一直改到吃晚饭。
最后定稿以后，先呈送主席。主席交代，先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进行广播，然后一式几份，交给《红旗》杂志、《人民日报》、新华社。这时王力问总理，这篇文章如何署名，是用《红旗》杂志，还是《人民日报》或《解放军报》评论员，还是同时用几家名义。总理说，这篇文章是第一篇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还是以个人署名为好，就用戚本禹的名义。
我觉得这个事太大了！这是第一次公开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文章形成的过程又不同寻常，我觉得以我个人的名义发稿不大合适。所以我说，这个文章涉及的问题很大，而且经主席和大家集体讨论修改的，是不是还是用社论或评论员的名义。可总理讲，正因为这篇文章会引起全国以及全世界的注意，按照国际上通常的做法，社论或评论员文章是代表官方的，而个人署名文章，再怎么说，也是个人文章，这是有区别的。把刘少奇的问题突然一下子作为官方文件提出来不好。还是作为个人的文章为好。总理说出这么一番道理以后，陈伯达、江青都没说话，康生点头称是。这样就决定了文章以戚本禹个人署名发表。到关锋起草的批刘少奇“黑修养”那篇文章发表的时候，就用“《红旗》杂志评论员”的名义了。
总理又亲自安排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的播音员夏青、葛兰来朗读。在制作广播的过程中，新华社的负责人曾向我提出，有些句子太长，朗读的时候读不出气势来，要我改短一点。
3月31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第二天，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新华社也发了通稿，全国各大报纸也都刊登了。
5月间，毛主席在与外宾的谈话中，把这篇文章的发表看作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一个重要阶段的标志。他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姚文元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算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贲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发表后，这可以算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
4．文章发表之后所引起的反响
从4月2号开始，各地群众就开始上街游行示威，表示他们对走资派的愤慨，一连游行了好几天，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这些都是群众自发组织的，中央文革小组没有进行任何布署。到1968年初要隔离审查我的时候，据陈伯达等人的回忆，康生还提出，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戚本禹那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影响是很大的。
多年后，我碰到朱永嘉的时候，他对我说，你的文章出来了，我们有点被动。我问，被动什么？他说，张春桥拿了你的文章放在我们面前，说，你们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所以那以后，朱永嘉他们就拼命写批判文章，一下子写了三篇东西。主席看了之后说，你们不要光搞数量，质量要搞好。数量多了，人家消化不了，你一篇东西写好了，人家消化了，那比几篇都好。
主席曾与江青说，他提出批《清宫秘史》那么多年来，没有一个人写出文章来，现往戚本禹写出来了，所以要鼓励他一下。江青本来提出要送我一架她用过的蔡斯照相机。我说我不会用。江青说，那你要什么？我说我很喜欢主席写的字，哪怕就几个字都好。江青和主席一说，主席就把他过去写的一幅《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送给了我，而且江青叫汪东兴当着中央文革小组所有的人的面送给我的。主席的词写在信笺上，一张纸写不了几个字，所以形成了厚厚的一大摞。那天晚上，我回来以后，没喝酒，却觉得像喝了酒似的，捧着毛主席的手书，翻来覆去地看，一个字一个字看。从1967年4月，到1968年1月，我看了不知道几次了。每次看完，都是再把它锁在小保险柜里。我曾请郭老（郭沫若）把他的词也写了一幅字给我。我把它们放在了一起。等我一被抓起来，我那个小保险柜就被他们抄了。那个小保险柜里东西很多。有毛主席给我的信件，例如主席对贵州省李再含的来信的批示、主席对青海事件的批示、主席在我的检讨上的批示等等。那些批示，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里而收入了几篇，但有的没有登。
在“审判”江青的时候，邓小平他们派人到秦城监狱来审问我，来的人跟我说，你那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是在全国掀起了反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浪潮的。这件事是你的责任，你不能讲毛主席，也不能讲周总理。我说这行，反正讲不讲都一样。他们又说我那篇文章引用的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是假的，是诬陷刘少奇，说刘少奇是中央的领导人，怎么可能说那种话呢？在这一点上我给了他们坚决的反驳，我说，我在文章中所引用的材料，都是从天律档案馆保存的档案里抄来的材料，这能造假吗？如果你们能证明这些档案是假的，你们再来找我吧！他们又与我谈了要照顾大局的话，我说，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是中国的大局。后来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大地很多领域里复辟了，他们的御用理论家又说，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是真的了，而且是“发展”了马列主义。
5．胡乔木和谭震林等人的掲发证明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发表后，刘少奇也看了。听说刘少奇看了文章之后气坏了，血压升高，睡不着觉，极力喊冤，说戚本禹的文章“有很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红色买办？”为此胡乔木专门给中央写了个材料，他说他记得清清楚楚的，刘少奇当时确实说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只是当时他对批判刘少奇有顾虑，所以没有贯彻主席指示，对此他向毛主席作出了检讨。胡乔木写的这个材料，我亲眼看过。
至于刘少奇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说过“我们也可以给美国人做红色买办”的话，刘少奇也不承认，王光美也说没有。他们不仅不承认，而且说他们都很反感这个话。这时，谭震林站出来了。谭震林刚因为“二月逆流”事件挨了主席批评，在靠边检查。这时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这个事他可以证明，当时刘少奇和他都是新四军的领导人，刘少奇是政委。刘少奇给他们说的就是，我们将来也可以做美国人的红色买办嘛。谭震林写的这个材料，字写得很大，我也看过。毛主席看了谭震林的揭发材料以后说，谭老板还是革命的！你们老批他干什么！他是爱国主义的。他可以参加文革小组了。
这事我们当时也问过陈毅，陈毅说，他也听到刘少奇这样说过，好像是主席重庆谈判回来以后，讨论与美国的关系的时候，刘少奇这样说过。陈毅说这话时，总理在场。
1994年，我见到复旦大学一些教授，谈起这段往事。几个青年教授听了哈哈大笑，说你们当年还为红色买办争论过呀？现往满大街有多少红色买办啊，好多大人物都在替美国人当红色买办赚钱呢！
附 录：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资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 |
一九四九年的十月，朝霞照亮了东方的大地，灾难深重的祖国像巨人一样地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经过无数次的难苦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获得了全国的解放。
人民大革命的暴风骤雨洗荡着中国大地上的污垢，但是，反动统治阶级并不甘心死亡，他们在各个领域里继续进行着疯狂的大反扑，阶级斗争非常尖锐。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尤其复杂，充斥于文化阵地上的反动影片、戏剧、歌曲、书刊，是配合反动统治阶级向革命人民进行大反扑的重要宣传工具。一九五〇年还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其他城市大量放映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便是最突出的一例。
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在这种反动文化的大反扑面前，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还是同大肆泛滥的反动文化妥协投降？每一个革命同志都面临着新的抉择和考验。
围绕着《清宫秘史》这部反动影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派，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解放了的中国，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重大的斗争。
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拒绝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等人却大唱对台戏，他们极力宣扬这部反动影片的什么“爱国进步性”。江青同志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们却抬出了他们的后台老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黑话，说：“某某同志认为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江青同志坚持真理、力排众议，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们这种反动的、荒谬的主张，坚持要批判这部影片。他们不得已，只好敷衍了事地指定一个思想反动的历史工作者，写了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小文章。但是，就是这样的文章，他们还嫌“太激烈了”，扣住不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一场重大的斗争，就这样被他们活生生地扼杀了。
一九五一年，毛主席亲自领导了文化思想战线上批判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斗争。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另一次重大的斗争，即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同年十月十六日，毛主席曾经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严肃地批判了党内的一些“大人物”压制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开火，甘心作资产阶钑的俘虏；并且再一次地提出了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问题。毛主席就两个青年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批判的文章指出：
“这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成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但是，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毛主席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之后，以陆定一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仍然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从一九五四年到现在，十二年过去了，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还是一直没有得到批判。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把这个问题重新提了出来。
欠账总是要还的。解放以后一直没有被批判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一定要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革命群众的彻底批判。对抗毛主席指示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一定要在运动中受到革命群众的彻底批判。他们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猖狂地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必须受到彻底的清算。革命群众一定要把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倒，一定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让他靠边站。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一部所谓历史题材的影片，写的是清代末年戌戌变法运动和义和团斗争。它公开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任意歪曲历史事实，美化帝国主义，美化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歌颂保皇党，污蔑革命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宣扬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永华影业公司摄制的。这是一家反动的电影公司，它成立以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国魂》，就是借文天祥的幽灵，来为垂死的蒋家王朝招魂。它的第二部影片就是《清宫秘史》。作者姚克，是一个坚持反革命立场的反动文人。他曾经编辑过反动的《天下》月刊，反对中国革命，积极为英、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效劳。后来，又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并不断写点反动的、黄色的剧本。他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一条小走狗。全国解放前夕，逃亡香港。这样一个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文人写出一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丝毫不奇怪的。奇怪的是那些披着“共产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外衣的党中央宣传部的部长和某几个副部长，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对这样一部极其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如此垂青，把它誉之为“爱国主义”的影片，积极充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竟存在着哪些重大的原则分歧呢？概括地说，有三个方面的分歧，即：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
帝国主义同中国人民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在对待帝国主义侵略问题上，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歌颂为爱国主义”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完全是一副极端可耻的恐帝、崇帝、亲帝的奴才面孔。
影片对所谓英、美、德、俄、日、法、意、奥“八国联军”的帝国主义侵略害怕得要死，在影片中大肆宣扬恐帝思想。叫嚷什么“中国从甲午之战以后，财力亏损，兵力单薄，……众寡不敌，强弱悬殊”，“外衅必不可开”。大臣许景澄被帝国主义吓得放声大哭。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帝国主义野兽面前，革命的人民不可以有丝毫的怯懦。但是在电影的作者及其歌颂者们看来，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除了举手投降之外，没有别的出路。——这是赤裸裸的民族投降主义，十足的亡国奴论调！
与此同时，影片又大肆宣扬崇帝、亲帝思想，极力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公开贩卖卖国主义理论。作者公然通过影片里所安排的帝国主义代理人珍妃之口，欢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说什么“各国一定会原谅皇上”，“我相信各国非但不会伤害皇上，还会帮助皇上恢复皇位，重振朝纲。”大臣孙家鼐也声称：“东西各国的使臣，也都向着皇上。”如果对照一下当时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反革命宣传，就可以看出，影片所宣扬的论调同帝国主义所宣扬的论调简直是同出一辙。例如沙皇俄国就欺骗国内人民说：它“不是在同中国打仗”，“只是在平定暴乱，镇压叛乱者，帮助合法的中国政府恢复正常的秩序。”列宁早在一九〇〇年写的第一篇有关中国的论文《中国的战争》中，就无情地驳斥了侵略者的这种反革命论调。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力宣扬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爱国主义”，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呢？原来他们所宣扬的“爱国主义”，就是影片里所描写的光绪皇帝等人那种不惜依靠帝国主义的力量来恢复和巩固他们对人民的统治的所谓“爱国主义”。他们在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之后，还提倡人们去学习那独为了恢复和巩固剥削阶级对人民的统治，而不惜当卖国贼的所谓“爱国主义”，其用心何其毒也！
毛主席教导我们：“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同样，对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倡的所谓“爱国主义”（即彻底的卖国主义），也是我们所必须坚决反对的。
影片宣扬的欢迎帝国主义帮助中国“重振朝纲”的卖国主义理论，同美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也是一路货色。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之流在一九四九年曾经操着当年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的同一个腔调，在《白皮书》里大谈什么美国如何“关心”中国，把侵略说成“友谊”。毛主席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友谊”，还是侵略？》等文章中，早已对这种反革命的强盗逻辑，给予了严厉的驳斥。毛主席指出：将侵略说成“友谊”，是“美国老爷的逻辑”。但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对帝国主义害怕得要命。他们幻想同帝国主义妥协，希望得到帝国主义的“谅解”和“帮助”，他们对毛主席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伟大号召，极端不满，他们大肆吹捧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实际上是公开抗拒毛主席对艾奇逊《白皮书》的批判，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猖狂进攻。
十分明显，在全国解放前夕，反动的电影公司和反动文人所以要制作这种宣扬帝国主义可以帮助中国“重振朝纲”的影片，就是要通过电影制造反动舆论，公开鼓吹依靠美帝国主义来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为处于崩溃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出谋划策。影片完全站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迎合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效劳，企图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口头桂着“反帝”招牌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这样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不正是暴露了他们假反帝、真投降的真面目吗？他们爱的是什么国？爱的是帝国主义的国，爱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国，而不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祖国。他们所歌颂的“爱国主义”，正是全国革命人民所要打倒的卖国主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一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这决不是偶然的。他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就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略面前吓倒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悲观绝望，‘在党内积极推行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毛主席号召我们丢掉幻想，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他却大肆散布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和平幻想，公然在报上发表文章，感谢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所谓“帮助”，向美帝国主义乞求“和平”，麻痹人民的斗志。他还欺骗人民，说什么“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已变为和平的、议会的，斗争是合法的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党的全部工作要实行转变”，“一切政治问题要和平解决”。毛主席说：敌人在磨刀了，我们也要磨刀。他却要人民交出自己手里的武装。他大肆宣扬卖国主义理论，认贼作父，心甘情愿地要去当美帝国主义的奴才，说什么：“美国非要在中国找买办不可，我们也可以给他当买办，红色买办么！”买办就是买办，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什么“红色买办”！全是骗人的鬼话。在这种早就想当帝国主义买办的卑鄙无耻的奴才思想的支配下，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成了最适合他们口味的影片。因为影片里所安排的帝国主义代理人珍妃所宜扬的帝国主义可以帮助中国“重振朝纲”的理论，恰恰反映了他们热衷于充当帝国主义买办的卖国心理！
“心有灵犀一点通”。影片里光绪皇帝望湖兴叹的一句诗，正好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光绪、珍妃之流心心相印的写照。在充当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六十多年以前的地主、资产阶级发生了共鸣，这就是他们要把一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
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14对于义和团的革命群众大造帝国主义的反、大造封建主义的反的革命运动，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是歌颂还是仇视？这是检验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一块试金石。
震撼祖国大地的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这是一次表现了中国人民历史首创精神的伟大运动。当时，几乎整个中国的北方，无论是城市或者乡村，到处都有义和团在进行革命活动。在敌人统治最严密的政治中心北京城内，义和团就设坛八百余所，景山后面的宫墙下，每夭都有参加义和团的青少年在操练。
义和团的英雄们，在祖国处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时刻，挺身而出，高举反帝爱国斗争的革命大旗，同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进行了英勇斗争。他们一开始就在大街小巷，贴出各种标语，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决心：
“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
义和团严厉禁止洋货，蔑视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把驻有外国使馆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切洋街”，御河桥改为“断洋桥”。义和团在游行时，经常同市民齐声高呼“杀洋鬼子”的口号，使帝国主义分子听了发抖。有的吓得躲进棺材，雇人吹打着，企图逃出城外。
一九○○年的六月，义和团的革命活动达到高潮，京郊各县的义和团三五十人一队，不分昼夜，一天数十起地涌进北京城内，守卫城门口的士兵，向他们致敬礼，为他们喝道让路。浩浩荡荡的革命群众，头裹红布，腰缠红带，鞋镶红边，手持大刀长矛，在大街上威风凛凛地游行。前门外打磨厂等处的铁铺里，炉火熊熊，日夜不停地为义和团赶制各种刀枪。
当帝国主义侵略军疯狂镇压义和团的时候，义和团的革命群众用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同以洋抢、洋炮武装的侵略者进行英勇的搏斗，显示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革命战斗精神。在著名的“廊坊阻击战”中，英国海军大将西摩尔率领的一千五百多人的联军，被义和团“直逼火车，持矛猛触”，死伤将近一半，最后狼狈地逃回天津。后来西摩尔胆战心惊地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体覆没。”在保卫天津的战斗中，义和团同侵略军进行肉搏战，在火车站一仗，就把一支二千人的俄国侵略军，打死打伤了五百多名。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承认：“此次天津华军与西兵苦战月余，西人咸谓如此死战，实为从来所未见”。在杨村的战斗中，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被义和团战士打得落花流水。帝国主义侵略军一听到义和团的军号声，就惶恐万状，惊呼：“闻此声，可以使人之血凝而不流。”
在义和团运动中，青少年是一支最生动、最活跃的力量，他们在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震骇中外的“红灯照”，就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艺，保卫祖国。她们着红衣，戴红帽，提红灯，拿红枪，前方作战，后方除奸，积极参加义和团的起义行列，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表现了中国青年妇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英雄气概！
“红灯照，义和团，亲兄妹，闹的欢，一个心，杀洋官。”
这首歌谣生动地反映了“红灯照”反帝的坚强决心。“红灯照”英勇斗争的事迹，一直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流传着。他们说，“红灯女儿，一入兵阵，视死如归，于枪林弹雨中，惟恐落后。”“中国自道咸以来，沿海防夷水陆各战，望风奔溃”，“得此番小儿女一振疲癃，不特寒众国之心，且壮中原之气。”
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它使侵略者亲自尝到了中国人民铁拳的滋味，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头子瓦德西为此向德皇威廉报告说：“皇上诚然常有瓜分中国的思想”，可是，“不应忘去者，……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对于这样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热情歌颂的。毛主席在他的伟大著作中，曾经一再高度评价和赞扬义和团运动的英雄业绩，他把义和团运动看作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重要的发展阶段之一。毛主席指出：义和团战争是反抗压迫者的义战，它同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历次的革命战争一样，“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15；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6“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17
但是，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歌颂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对义和团反帝的革命群众运动却抱着刻骨的阶级仇恨，竭尽诽谤污蔑之能事。影片把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行动，描写为一种野蛮的骚乱。并且尽量地丑化义和团，恶毒地攻击义和团是什么“杀人放火”、“状如疯魔”的“乌合之众”，是什么专搞“邪术妖法”的“无知愚民”。
影片及其歌颂者对义和团的这种恶毒污蔑同帝国主义者完全是一个鼻孔出气。当时美帝国主义头目艾奇逊就在《白皮书》中咒骂义和团是“中国的排外骚动”，是“拳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御用学者也大肆攻祭义和团是“无知迷信与暴民歇斯底里的产物”，是“没有理性的行动”，是杀人放火的“拳匪”。
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真正的杀人放火的匪徒，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据帝国主义侵略军头子瓦德西自供：帝国主义侵略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劫，奸淫妇女，破坏文明，无恶不作。帝国主义军队在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上自宫廷王府，下至民间百姓的财物均被洗劫一空。“曲槛临湖面面开，内官惊看骆驼来。”封建皇帝的宝库颐和固所贮藏的历朝文物，被侵略者用骆驼运至天津，累月不尽。中国几千年保留下来的许多文物，其中包括《永乐大典》，都被帝国主义烧抢殆尽。瓦德西还供称：“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至于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义和团的屠杀和镇压，更是惨无人道。
列宁曾经怀着满腔的愤怒，谴责了帝国主义侵略者杀人放火的罪行。他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些基督教徒立功的时候，他们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18而影片及其歌颂者却颠倒黑白，为虎作伥，把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美化为文明的使者，把坚决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英勇不屈的义和团污蔑为“野蛮的骚乱”。这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卖国贼的哲学。
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是同反封建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义和团的战斗口号是：“杀洋人，灭赃官。”当时流传的歌谣说：“砍洋头，杀官兽，杀尽洋和官，百姓有盼头”。“先夺洋鬼头，后把贪官揍”。这些都是他们提出的朴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口号。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恨之入骨。一九〇〇年义和团控制北京期问，清朝的在京衙门、亲贵王公的住宅，大多数都被义和团成员把守监视。义和团时常抓住一些罪恶昭著的官吏，特别是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的官吏，强迫他们到拳坛去叩头焚表，罪大恶极的官吏就被杀掉。
但是，影片却把义和团诽谤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它借清朝大臣赵舒翘之口说：“请老佛爷旨，把义和团编为义军”。慈禧太后听了，欣然采纳。就这样把义和团污蔑为慈褚太后的一党，可谓恶毒之极。
在一个短时间内，清朝统治者对义和团采取了欺骗、软化的政策，这个政策一度发生了作用，义和团的一部分成员受了蒙蔽，对清朝统治者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认识，有些组织提出过“扶清灭洋”的口号。这种情形，一方面反映了当时阶级矛盾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的人民大众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认识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发展的。“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19所以，绝不可以因为当时义和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楚，就把义和团污蔑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如前所述，义和团在反帝的同时，“抗清”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就在“扶清灭洋”的口号出现之后，义和团的首领朱红灯还制定“攻打北京”的计划，始终坚持了反封建的斗争。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大肆污蔑和攻击义和团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完全是出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他们对义和团革命群众的污蔑和攻击，反映了阶级敌人对中国革命主力军农民的刻骨仇恨，反映了阶级敌人对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刻骨仇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唱着同一个调子，为一部反对中国革命，侮辱革命群众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拍手叫好。他们这样做，不折不扣地充当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革命宣传的应声虫，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立场。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仇恨历史上的革命群众运动，这使我们更加懂得了：在今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为什么要勾结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扑灭毛主席亲自点燃起来的革命烈火；他为什么要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镇压群众，实行白色恐怖；他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
怎样对待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
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抱什么态度，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抱什么态度的问题。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的根本问题上，早已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全国解放以后，这种原则分歧更加尖锐化。怎样对待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这个分歧的一个爆发点，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短兵相接的交锋。在这次交锋中，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一个电影的评价问题上，各自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力赞美这部反对革命、歌颂改良的反动影片，其目的是为了请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企图借用它们的名字、口号和服装，在中国宣扬资本主义。
影片歌颂的戌戌变法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这个运动是一部分封建统治阶级人物和从封建统治阶级中开始分化出来的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革命风暴和亡国大祸的威胁下，从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的改良主义办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戌戌变法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统治的网罗，在解放思想上起了一些启蒙的作用，这一点我们从来是承认的。但是，我们的这种承认，指的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批判地认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决不是无原则地对戌戌变法运动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歌功颂德。戌戌变法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本身就是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统治者，他们改良主义的目的，从来不是也绝不可能是为了人民革命的利益，而是为了更好地剥削人民和巩固他们的统治。他们所要改变的只是旧事物的某些枝节方面，而不是旧事物的质。他们所幻想的只是以渐变的形式，使地主经济逶迤曲折地改变为半地主、半资本主义经济（实际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并企图以此来阻挡人民革命运动，把革命消灭于无形之中。所以，改良主义即使在当时也绝不是中国人民的出路。
十九世纪的末叶，中国的社会改革已经出现了两条道路：一条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即企图用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的办法通向资本主义。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只能是一条虚伪的、行不通的反动的道路。因为中国没有西欧和日本那样维新改良的历史条件。当时，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国正在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却恰好把维新变法的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他们幻想投靠帝国主义，依赖帝国主义的力量，实现他们维新变法的主张。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引狼入室，加速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过程，而根本谈不到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另一条道路是广大群众起来，用武装斗争的办法进行革命。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走的都是这条道路。由于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这样的革命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却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我自横刀向天笑”。戊戌变法运动最悲壮的一幕是一个勇敢的启蒙思想家谭嗣同之死，他的死宣告了戌戌变法运动的夭折，宣告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的破产。而在半个世纪以后，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却还在鼓吹早已破产了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影片极力宣扬“如果要中国富强，必须要维新变法！”还通过光绪皇帝之口，大肆赞扬维新变法，把改良主义吹得天花乱坚，什么“明治维新”，什么“变法上谕”，什么“中国这样改革起来，不到三十年，就可成为世界上最最富强的国家啦！”等等。这是疯狂地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呼喊，为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呼喊，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呼喊，革命人民是决不允许的！
影片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尤其光绪皇帝，捧到了九天之上。说他“为了国家，为了百姓”，“用进了心机，受尽了闲气”，“只要国事有办法”“身体倒不在乎”。
特别恶毒的是，影片在大肆吹捧帝王将相和美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同时，又千方百计地丑化劳动人民，把群众污蔑为“群氓”。在电影的末场，作者通过被歪曲、被丑化了的村民、村妇的形象，大肆美化光绪皇帝，称颂光绪皇帝是个“好皇帝”，“他是帮我们老百姓的”，“我们都惦着皇上呢！”村民、村妇把鸡蛋、饽饽“献给”光绪皇帝吃。临别时，“民众夹道跪送”。影片还污蔑说什么“老百姓是最听话的，也是最容易满足的”。难道人民群众就是这样恭顺服从、卑贱丑陋的群氓吗？绝对不许污蔑劳动人民！毛主席教导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0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此歌颂这部美化帝王将相，丑化劳动人民，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影片，恰恰暴露了他们彻头彻尾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真面目。
特别令人气愤的是，当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了长期的武装斗争获得革命胜利之后，当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亲自为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作了总结，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宣告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之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竞然还把这部大肆歌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鼓吹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的、彻底的资国主义影片作为“爱国主义”影片，不加批判地在各地大量放映，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21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视历史事实，无视毛主席的警告，仍然借着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吏》，美化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美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美化资产阶级共和国，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妄图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复辟。他们所以全力歌颂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就是因为这部反对革命、歌颂改良的影片是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工具。他们实际上是为了通过古人来赞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并利用这部影片来迷惑群众，来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涂脂抹粉。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推翻人民的江山，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使革命胜利的果实落在资产阶级的手里。
围绕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而展开的这一场严重的斗争，绝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是资本主义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
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前赴后继，浴血苦战，终于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全国解放了，但是解放了的中国究竟往哪里去？胜利的果实究竟归于谁？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用他们的生命和热血所浇灌、生长起来的桃子究竟由哪个阶级来摘？这样重大的问题，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都是中国社会各个阶级斗争的焦点。
资产阶级要从人民的手中争夺胜利的果实，他们要摘桃子。他们要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表资产阶级来摘桃子的人物。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解放以后仍旧日夜梦想着资本主义的复辟，死抱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放，无限向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极力想使中国革命半途而废，大力发展资本主义。
毛主席说，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大唱反调，极力宣扬“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
就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的前后，他到处游说，大做黑报告，滥发黑指示，极力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进步”和“光荣”，鼓吹“剥削无罪”，“造反无理”的谬论。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2他却胡说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进步的。”“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大叫什么：“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如果资本家多了，剥削多了，那么，我们就越感到舒服。”他还恬不知耻地向资本家说：“工人的痛苦就是失业，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工人要你剥削，不剥削人家就苦得很。”“资本家也是为人民服务。”“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就越光荣。”“资本家的剥削是有历史功绩的，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他大肆宣扬“剥削合法论”，说什么“赚多少钱都是合法的，多到什么程度，花花緑緑，胭脂水粉、大吃大喝都是合法的。”他甚至学着小丑的腔调向资本家说：“资本家先生！我请求你剥削一下吧！剥削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剥削，就不得了。”
工人不接受他的这一套反动的臭理论，他便污蔑工人：“不懂政治，觉悟不高。”并以资本家的帮凶的口吻，恶狠狠地威胁工人说：“工人不听话，（资本家）要斗争（工人），这是合法的”。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鼓吹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肆叫嚷“长期保护富农经济”，提倡“四大自由”（即放高利贷自由、雇工自由、土地买卖自由、经营自由）。主张大力发展“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农民”，发展富农经济。胡说什么“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关内难民到东北去，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雇人劳动，不叫剥削，它增加了社会财富。”还提出雇人耕种土地“没有限制”，“雇工种地是合法的，对群众也有好处”。声称“有剥削还可以做社会主义者。”“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怕。”企图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中迅速泛滥开来。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所唱的颂歌，就连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形形色色的新老修正主义的辩护士们，也都望尘莫及。
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想的是资本主义，爱的是资本主义，讲的还是资本主义。他所贩卖的那一套人吃人的哲学，完全是为发展资本主义，维护血腥的剥削制度服务的。他的这种声音是吸血鬼和寄生虫们的声音，也是他自己那种肮脏的、丑恶的资产阶级灵魂的大暴露。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辩解说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难道竟有这样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老革命”？
难道竞有这样猖狂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老革命”？
如果真是“老革命”，那么，请问：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示”、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一九六二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十七年来，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支持下，向无产阶级发动了一个全面性的猖狂进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里放了大量的毒。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大军，彻底粉碎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猖狂进攻，挖出我国修正主义的总根子，打倒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党、篡国，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保证我国永不变色！
“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亿万人民动员起来，穷追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穷追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取一切被他们篡夺了去的堡垒，让毛泽东思想占据一切阵地。正像林彪同志所说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勇敢地投入战斗，彻底批判和肃清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方面的流毒；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
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前进的道路上是有阻力的，我们一定要克服种种困难，冲破一切阻力，把无产阶级文大革命进行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
把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全中国，让她永远永远地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胜利万岁！
（原载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
注14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
注15《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页。
注1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56页。
注1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页。
注18《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5—336页。
注19《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8页。
注2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31页。
注2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4—1476页。
注2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版，第839页。
6．关于批斗王光美
1967年1月的时候，清华大学蒯大富一些人，用王光美的女儿出“车祸”的谎言，搞了一个“智擒王光美”事件。这件事情是他们自己搞的。总理知道以后，马上派他的秘书去把王光美接回了中南海。主席后来知道了说，共产党讲究光明正大，不准再搞这种骗人的事情。对这件事情，我们中央文革事先也是一点都不知道的。他们很可能是受到叶向真智擒彭真的启发，也想干出点惊人的壮举来。那个时候确实有这样的风气，好像谁批斗的人级别高，就越能证明自己革命性。
到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见报以后，清华大学又提出要召开30万人的大会来斗争王光美。蒯大富来跟我说。我说，这事我决定不了，你得请示总理。后来经过中央开会讨论决定，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整个批斗王光美都是在总理的指导下进行，由我协助总理掌握全局。我和批斗现场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他们每隔十几分钟都要给总理和我一个电话，汇报现场的情况，基本都是说，一切正常。在批斗大会上，他们给王光美披上旗袍，挂上一串乒乓球项链，这些都是蒯大富底下人搞的，并不是上面要搞的。蒯大富下面有个女孩子，来向总理要王光美出国时穿过的衣服、项链什么的，说要把她打扮起来，跟她出国时候一样。总理不赞成，江青支持总理意见，也不赞成。江青还特别跟我说，不能让学生们乱来，否则，出了事情，没法向主席交代。
王光美在批斗会上回答了红卫兵学生提出的问题。她的回答都很得体、很巧妙。我都没有想到，一个大小姐出身的人，能有这样的才能。只是可惜她这个才能用错了地方。
我和王光美认识很早。我进中南海政治秘书室工作以后，王光美就和我是一个党小组的。她经常来一起参加组织生活。那时过组织生活是很严格的，有时她不来，开会的时候就会有人提出意见，她也得在会上作检讨的。因为我是秘书室党支部委员和党小组长，所以有时她还会来主动向我谈一些问题。
王光美是辅仁大学物理系毕业的高材生。她给我们讲过什么叫核裂变，什么叫核聚变。讲得头头是道。我总觉得，她看人的目光很敏锐，她也很会团结人。王力是首先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支持了她的对立面蒯大富的人，她心里对王力的怨恨不会小。但是，文革后，王力见了她，向她致歉时，她对王力说，你也是受害者，过去的事就不要说了。一句话就把王力给拉过去了。
王光美历史上有过一段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人员关系比较密切的记录。建国初审干的时候，我、王文、张维诚、沈栋年是中南海秘书室审干小组的，负责审查她。那时她说，抗战结朿后，自己一边同共产党的同志们好，一边却又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两个情报官员很好，但只是私人来往，从来没谈过情报工作。我们讨论后，认为她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情报官员只是一般的朋友交往。她本人当时受共产党影响，在国共和谈时给共产党当翻译，当时表现很好，所以她是个思想进步的青年。她们家是个大家族，她的兄弟姐妹一部分加入共产党，一部分加人国民党。她是家族中的左派。可是，在文革中，她又因为这些事情被中央立案审查。
但她的胸怀不是很宽厚。我从秦城出狱以后，听说就是因为她向当时的中央提出，蒯大富不能留往北京居住和生活，以致蒯大富才被逼得离开北京，南下谋生。不过，也有人告诉我，她晚年曾对采访她的记者说，看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实，毛主席当年发动文革也许是必要的。如果她真是这么说的话，那她要比当年左得很、而现在又在不遗余力地全面否定文革的王力、穆欣等人像个人。
7．围困中南海与批斗“刘、邓、陶”
1966年10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钱的时候，建工学院的八一战斗队等造反派组织，要求刘少奇到他们学校去作检查。刘少奇写信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不同意刘少奇去检查，并在1967年1月6日将刘少奇的信批转总理，让总理给学生做工作。
不久，又有学生组织提供材料，说刘少奇历史上被捕叛变过。中央文革小组向中央建议，成立审查刘少奇的专案组。但毛主席认为材料不足，不同意成立专案组。后来总理说，不管有没有问题，总要调查一下吧！于是把对刘少奇历史问题的调查，放在王光美专案组里做。在查出一些问题后再请示主席，主席才同意设立刘少奇专案组。
1967年4月以后，天津南开大学、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成立了“揪刘联络站”，后来又联合其他组织成立了“揪刘火钱指挥部”，要到中南海来揪刘少奇。
当时学生的情况也是很复杂的，到中南海门口来楸刘少奇的有反工作组的造反派，也有一批学生本来都是刘少奇（和工作组）的拥护者，现在他们却要表现得比谁都激进，最早到中南海来揪刘少奇的，主要就是这两批学生。
刚开始的时候，人并不多。后来其他学校的学生听说后，都纷纷跑来支持。学生说，毛主席说了，要到群众中去，你刘少奇为什么不到群众中来？可是刘少奇不出来是有理由的，因为毛主席有指示说，对他不搞面对面斗争，要搞背靠背斗争。我们中央文革和中央办公厅也是这个意见，真要让刘少奇到群众中去，弄不好会出事。
周总理让汪东兴派人劝说学生们回去，并向他们保证，可以按他们提出的问题要刘少奇写书面检讨。可是学生们仍然不走，于是总理就让我出面处理。
1967年7月4日凌晨，我按照总理的交代，到“揪刘火线”劝说造反派撤离中南海，同时又支持他们批判刘少奇，保证让刘少奇写检查，学生们同意了。7月8日刘少奇写出一份检查，汪东兴把它交给了建工学院“新八一”造反团。可这一下“老八一”造反团不干了，“老八一”是老造反，“新八一”是从“老八一”分裂出来的，你刘少奇只向“新八一”检查、不向“老八一”检査，那不行。另一方面，刘少奇的检查被他们指责是“假认罪、真反扑”，这样就引发了更大的批刘高潮。“老八一”发出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紧急动员令”，并到中南海的西门外安装了高音喇叭，一定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这样一来，除了学生组织，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人也纷纷前来中南海西门楸刘少奇，到后来连郊区的农民都来了。在中南海西门两边人行道上安营扎寨，其状态如同我多年后去美国看到的美国工人在白宫外扎个纸板房包围白宫有点类似。这就是当年的包围中南海。
中央文革是支持批判刘少奇的，但对围困中南海这个事，中央文革是没有一个人支持的。一开始我们对这事并不太重视。没想到这个事就这么闹大了，真把中南海给包围了，最多的时候起码有几万人。而且，不分白天晚上，那高音喇叭昼夜对着中南海放着。给我们中南海办公区造成了极大的干扰。连总理也被吵得没法工作了。我多次去讲话，陈伯达也去，都劝他们回去。但他们都不听。接着又闹绝食了。这就不好弄了，真要死了人，我们都没法交代了。
这时，总理主持中央文革开会。总理说，包围中南海这个事影响到中央工作了，我不能工作倒不要紧，主席回来了，要是睡不好觉，怎么行？主席睡觉很敏感，连乌鸦叫，他都会醒。总理叫我和谢富治去说服群众撤离。那时，北京市革委会已经成立了，谢富治是革委会主任。
于是，我就和谢富治一起去接见他们的代表。我见了他们就办，你们那些宣布绝食的学生先去吃饭，不然我们就不接待了。他们就去吃了碗面什么的。然后我就对他们说，毛主席不同意把刘少奇交给群众斗争。你们开会批判可以，只要把道理讲透，从理论上认识走资派对中国的危害，不一定非要同他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但不管我们怎样费尽口舌地讲，他们就是不同意，坚持一定要见到刘少奇本人，一定要批斗他。
后来在判我“罪”的时候，那些审判我的人说，包围中南海是我策动的，这是我的一大罪状。我问你们有什么事实根据？在文革中清查“五一六”的时候。就已经把那些学生找来问过，没有一个学生说是我在背地里发动他们包围中南海，他们查了我接待学生的谈话记录，我所有的讲话都是劝说他们回去的。他们拿不出证据来驳我，就说这不用证据，这是“众所周知”的。我说我反对刘少奇确实是众所周知的，可说是我策动群众包围中南海，这是无根据的推测，怎么说是众所周知呢？他们回答不了我，只好用沉默来做回答。
1967年8月3日至4日中央文革小组又开会商量办法。总理提出：一个方案，他说，8月5号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是否那天在天安门广场开个大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还有新近被打倒的陶铸。同时也在中南海开个批斗会，由警卫局、秘书局的群众参加。总理说，中南海里的人守纪律、好掌握，让他们开会斗争“刘、邓、陶”。外面的人不许进来。与此同时，把中南海里开的批斗会往天安门广场上拉线转播，来满足群众的愿望。大家都表示赞成，就这样作出了决定，并由康生、总理报告了主席。
总理叫谢富治和我去向群众传达这个决定，并说服群众开完大会撤离对中南海的包围。我们从部队调来两部大卡车，在车上架上大喇叭，我和谢高治站到了卡车上，用喇叭向包围中南海的群众讲话。我们说，8月5日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中央文革决定在中南海召开一个批斗会，同时在天安门举行一个纪念大会。中南海里斗争会的实况将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转播。听完广播后，由红卫兵和工人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批判发言，作进一步的声讨。这样内外结合，才能显示人民的力量。纪念大会结朿后所有的群众都撤回原单位，把帐篷小屋都拆除干净，以后都集中精力继续在原单位深人进行大批判，我们问这个办法好不好？学生、工人都高喊拥护中央的决定，欢呼毛主席万岁。
于是我和谢富治就分头落实，谢富治去布置天安门大会，我去布置中南海内部的批斗会。当时叫来广播局的技术人员研究怎样把中南海的会和天安门的会连起来。他们说中南海和长安街原来就有线，不用拉线，接上就行。
对中南海里面的批斗会，我丝毫不敢怠慢。别以为中南海干部水平高，其中也有人挺激烈的，一旦展开面对面的批斗，就有可能发生非理性的情况。张霖之的死就是前车之鉴。不要说打坏了刘少奇，就是打了一下，他病两天，我就担当不起责任。所以，我和王良恩（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特别布置了专人来控制会场秩序。我叫文革办公室负责人王道明、矫玉山这些人都到会场。王道明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的支部书记，挺得力的一个小伙子，是学习毛选的积极分子。我交代他，要他组织几个身强力壮的人就站在刘少奇他们的旁边，看到有人要接近，马上把他隔开。我又与王良恩商量布置好警卫人员，万一发生武斗，随时出动，加以制止，并且马上就提前结束会议，由警卫局的负责人把他们送回家。我当时是这么说的，如果在会议上出现对立、冲突情况，或者“刘、邓、陶”他们讲个什么话来刺激我们一下，那就有可能会发生群众性的武斗，这样就会给运动抹黑了。这时候，你们就必须出动警卫马上上去制止。群众推你们也好，打你们也好，你们都不要反抗。他们如果喊“保卫毛主席”。那你们就喊“毛主席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这就是你们的任务。而且规定，不准任何一个解放军战士带武器，也不准任何一个群众带棍棒。我们的这些个布置，当时的警卫团都有纪录可查。我布置好以后，立刻向总理、陈伯达、江青都作了报告。他们都同意，总理尤其满意由王良恩掌握警卫，防止武斗。王良恩为此还专门打长途电话，去向身在主席身边的汪东兴做了汇报。
开批斗会时候，我在中央文革的办公室里掌握全局，王良恩、王道明等每十几分钟要给我一个电话，报告现场的情况。而在整个批斗会的进行过程中，总理也派人从头到尾地在现场观察。我们也是十几分钟向他和陈伯达、康生、江青汇报一次。
中南海批斗会，事实上是很平和的，整个会场上，没有出现武斗场面。中央新閗电影制片厂都在现场拍摄了新闻片。在批斗刘少奇的会上，有个青年女干部用语录本要往刘少奇的脑袋上拍，因为距离远，没拍准。马上就有瞥卫上前制止了。在整个批斗会上也就是声色俱厉的口水仗，刘少奇也没有讲什么话，他知道这种时候他讲话也没有用。而发言的人也都是按照事先准备的提钢发言。刘少奇平时对下面人比较冷漠，所以包括他的秘书、服务员也都很起劲地参加了批斗。
批斗邓小平时候，我布置了让他坐着参加。因为主席讲过，刘、邓要分开，应该把邓与刘区别对待。所以邓小平是一直坐着听大家对他的批判的。
在批斗陶铸的时候，控制就差一点了，陶铸和群众发生了顶撞。当时我把防范的重点都放在刘少奇那边了。但在陶铸那里虽然有顶撞，也没有进一步的武斗情况。
8．陈伯达在批斗“刘、邓、陶”文件增加了让他们家属陪斗的内容
在中南海开刘、邓、陶的批斗会，是经过总理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讨论决定的。在这个决定上，中央的领导都在上面签了字，划了圈的。但陈伯达却在文件的批示上加写了让他们的家厕也—起陪斗的字样。
我看了陈伯达在批示上增加的内容，心里觉得不大好办，可我也不好反对。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是刘少奇的秘书，而且她在清华大学推行资反路线，镇压群众，逼死了好几个学生，她一起挨批斗是可以的。可邓小平的夫人却不管邓小平的事。再说陶铸夫人曾志，她和主席是老战友了，并冈山的时候就和主席共过事。她在资格上和陶铸是一样的老革命，他们之问不是谁听谁的。陶铸曾经为了表现自己的党性和无私的原则，把曾志的行政级别压得很低。主席知道了，就说“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批评了陶铸，陶铸这才把曾志的级别提了上来。再说曾志也没有参与陶铸的那些错误，她一直是希望陶铸紧跟主席的。所以我对王道明他们作了特别的交代，我说，陶铸的事和曾志没有关系，不能批判她，叫她坐着听就可以，你们要保护好她。还要跟她讲清楚，今天开这个会，是要陶铸出来答复群众提出的问题的，她的任务是保护陶铸。万一陶铸太激动了，可以去安慰他，或者突发什么病的话，就去护理他。可是这件事后来在审判我们的时候，说三个夫人陪斗的事，是我瞎搞的。我告诉他们，那是陈伯达加上去的，不是我。他们问陈伯达，陈伯达不承认。但有文件可查，文件上家属陪斗的字样是陈伯达的笔迹，可他死也不承认是他写的字。后来公安部请了笔迹鉴定专家，专家的一致结论，这字是陈伯达写的。法庭出示了文件的复印件和专家鉴定书，陈伯达才承认是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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