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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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
2．毛主席主持召开10月中央工作会议
3．我所知道的刘少奇
4．我所知道的邓小平

1．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

　　在1966年10月1日林彪所作的国庆讲话中，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这个概念。这个讲话稿是张春桥起草、陈伯达参与修改的。在事先中央开会讨论的时候，王力曽经提出过“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主席说，反对革命不等于就是反革命。总理说，主席说得对，要把反对革命和反革命加以区别。所以10月1日上午在林彪的讲话中用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但是，当天对外发稿时，反映“反对革命”和“反革命”这两个词，用外文翻译出来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当天晩上江青就让我们开会讨论研究一下。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关锋就在小组讨论时首次提出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讲法，在当时就引起人们很大的关注。不过在会议发表的公报上面没有采用关锋的提法。关锋的这个讲法显然是从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所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个说法里引申过来的。毛主席在这段时间里，曾经反复多次跟我们讲，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毛主席的这些话就是针对党内那些老是想着动用军队，来镇压造反群众的当权派讲的。不过，毛主席在当时还没有把它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讲。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许多群众就在大字报中提到了路线问题。
　　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讨论的时候，陈伯达说，还是关锋的提法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家对陈伯达的说法都表示赞成。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这个问题时，总理有事没有参加。会上江青让关锋就此提法给主席写了封信。主席看了此信，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并把这信批给其他中央同志。这个提法就这样确定下来了。江青后来讲，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还真不缺哲学家，在那时就提到了路线问题。后来在关锋被审查的时候，江青还说，关锋对文革是有功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他提出的。
　　在1966年10月2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上，发表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这篇社论是关锋、王力起草，陈伯达签批的。在这篇社论中，根据文革小组讨论确定，报主席同意，第一次公开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概念。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来简称“资反路线”）的提出是具有根本的意义的。在当时看来，它是指从1966年6月1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后，到7月26日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这个时期，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镇压学生起来参加文革运动，对群众搞白色恐怖，企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方向，改变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镇压。然而实际上这种情况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65 年的“四清”运动中就早已反复出现过。二十多年后，发生在1989 年的六四事件，不过是这个路线彻底、完整的暴露罢了。
　　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后的1966年8月、9月这个阶段，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新的表现形式出现。在原来一些工作组领导和党内一些高层人物支持下，原来支持工作组路线的保守派的群众组织站到前台，继续坚持与维护工作组实行的打压造反派群众的路线。这期间，尤以“西纠”为代表的老红卫兵组织，更是打出“保护老干部”的旗号，实行保爹保妈、保护“走资派”免受造反派群众批判、冲击，而有意将文革运动斗争矛头引向社会乱打乱杀，随意抄家，制造所谓“红色恐怖”。在中央文革小组讨论，当时文革运动形势时，关锋就说，它是“刘、邓资反路线”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
　　1966年9月18日至20日，由中央文革召集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开了3天，我都参加了。座谈会上，就有人发言提出，八届十一中全会虽然改选了中央的常委会，结束了刘、邓对运动的领导。但是并没有着手系统批判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问题。从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党内长期来确实存在一条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对抗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运动，应发动群众公开批判这条右倾路线，让广大群众都知道。
　　1966年10月2日发表的《红旗》第十三期的社论，实际上是确认了这条路线的存在，从而将党内的路线斗争公开化了。毛主席在群众发动起来后，为了扭转文革运动过往偏离重点整走资派的斗争方向，而明确地提出了批判“资反路线”，把文革运动正确的斗争方向更加清楚鲜明地告诉全党与广大群众。这也是毛主席、党中央对反对工作组路线的造反派群众组织的鲜明的、坚定的支持。各地起来参加造反的群众就此有了新的思想武器，从而对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的领导形成了更大的压力。

2．毛主席主持召开10月中央工作会议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毛主席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有中央及各部门的领导之外，全国各大区、各省市的主要领导也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共产党是靠着人民群众的支持才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从而夺取了国家政权。而且，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与以往剥削阶级所建立的统治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它是为成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而绝不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为个人或某个集团谋取利益的。但是实际上在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在共产党的一些干部中就发生了变化。一开始的时候，是官做得大了，做得久了，就听不得下面群众提意见了。对向他们提出意见的群众往往就采取压制态度，甚至是进行打击报复。1957年，从共产党给自己进行整风的运动，发展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然，这其中确实是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向新当政的共产党所发动的进攻。但是在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时候，许多部门和单位的领导，把一些向他们善意提出意见的人都打成了“右派”。反右扩大化就是这么来的。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党的化身，反对他们就是反党。我在中南海亲身经历了“八司马事件”，对此的感受尤为深刻。
　　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一些干部更进一步的尝到手中掌握权力的滋味了，他们非但可以享受到普通人所不能得到的“特供”，更有人利用权力来为自己谋取经济上的利益。当时提出的“三自一包”，表面上看是为了摆脱经济建设上所出现的困难，可是如果真的搞起来了，真正得利的还不是那些手中掌握权力的人？正是针对当时已在上层领导及一些干部中出现的这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针对一些上层领导与干部从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腐化变质，演变成特权官僚阶级的倾向，毛主席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毛主席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很清楚的，重点就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刘少奇在具体指导这场运动的时候，又把它改变成了整肃下面广大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所谓解决“四清与四不清”矛盾的运动了。由此，刘少奇与毛主席在政治上产生了重大的分歧。
　　到文化大革命起来后，刘少奇仍然是故伎重演，要把毛主席发动起来的，从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造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反的学生和群众，又一次打成是向党发动进攻的“右派”。而且，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绝不仅仅是刘少奇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思想，它在党内已经形成了一股颇大的势力了。
　　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他的检讨虽然很长，可是通篇都只是在重复毛主席历次对他所作的批评，看不出有他自己的诚意。所以被认为是“假检讨”。
　　邓小平也在大会上作了长篇的检讨，他的态度要比刘少奇要好，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对他的检讨不满意。

3．我所知道的刘少奇

　　我进中南海后，也是在中南海举办的舞会上第一次见到刘少奇。那时在我的眼里，他也是党和国家的领袖，所以对他也是非常尊敬的。不过在工作中，我和他接触机会很少。
　　大概是在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时候，我们处理了一封湖南来的信件。信里的内容是，湖南长沙有个杨剑雄，是湖南军阀赵恒惕的亲戚兼秘书，他是刘少奇的同学。1925年刘少奇任全国总工会领导人时，在长沙被赵恒惕逮捕。那时赵恒惕对共产党大干部是抓了就杀的。后来是杨剑雄向赵恒惕求情，赵恒惕才把刘少奇给放了。在放的时候，赵恒惕还送刘少奇一套“四书”，叫他去好好阅读，改变思想。解放后，杨剑雄在“镇反”运动中被人民政府逮捕。在审问他的时候，他说他曾经救过刘少奇。当地政府看他把事情说得有头有尾、很具体，不像是假的。就把他写的材料和一封他写给刘少奇要求宽大处理的信一起送到北京。信是先寄给公安部然后再转到中南海来的，因为当时我负责处理北京地区信件，所以先送到我这里。我一看信的内容，说的是湖南的事。所以就把信转给了我们秘书室负责处理中南地区信件的科长朱固。朱固把信送给了刘少奇。过了一段时候，我向朱固问起那封信后来处理了没有。朱固告诉我，少奇同志直接在信上写了个批示，说没有这个事，要当地政府立即把那个人处决了。当时我的心里就想，信里提到的是你个人的历史情况，按道理你应该上报给主席的，或者至少也应该给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怎么就这样直接下令把那个人给枪毙了。不过，刘少奇是中央的副主席，所以我也不敢说什么。后来在文革的时候，这件事被湖南省的造反派重新提了出来，刘少奇当年批的那封信也被找出来了。
　　1958年，我在“八司马事件”中挨整，当时我们只知道是杨尚昆在整我们，后来才知道是刘少奇指示杨尚昆这么做的。我们“八司马”所反对的何载和刘少奇的关系很好，刘少奇当时就有让何载来取代田家英的意图。
　　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我听了刘少奇在会上的讲话，心里是很有看法的。他讲到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时，就说这由中央来负责，而不说他自已该负什么责任。其实，在刮“共产风”、提“高指标”的时候，他是最起劲的一个。毛主席在会上说了，中央的责任首先应该由他来负，因为他是党的主席。而刘少奇在讲话中顺竿而下，明显把错误责任上推毛主席，下推各省市。所以，后来林彪在大会发言，上来就说，不是毛主席犯错误，是我们这些人犯了错误，是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说的去做。林彪的讲话很明显的是有所指的。林彪的讲话，受到了全场热烈的鼓掌。
　　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后，对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办公厅控制得很紧。安子文、杨尚昆是他的得力助手。
　　其实，刘少奇这人挺厉害。历史学家吕振羽在1927年的时候，在武汉就和刘少奇一起工作过。后来给刘少奇当过政治秘书。建国初传出了刘少奇1927年在汪精卫反共的前夕，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并且向汪精卫上交了工人手里的武器，自已跑到庐山上去休养的事。有人向主席反映了这些事情。据说刘少奇怀疑是昌振羽讲出去的，就把吕振羽关进了监狱。到文革时，是关锋建议中央下令把吕振羽放出来的。吕振羽在狱中以及出狱后掲发了刘少奇的许多错误。
　　在我的印象中，刘少奇应该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其实他的治国理念，也就是现在有些人所非常热衷的“把革命党变为执政党”，把执政党变为代表新生利益集团的新统治者。毛主席曾讽刺他是“刘皇帝”。
　　“五一六通知”以后的历次中央会议我大都参加了。我亲眼目睹了刘少奇他们是怎样对待群众运动的，他们对领头起来提意见的学生、工人和干部那是毫不留情的。而且他们总是借口在群众中有坏人，而把群众当作“坏人”来镇压。那时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在他们主持的中央的会议上，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我只能把会议的情况通过江青报告给毛主席。江青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让我们到各个学校去了解情况，我们去看了之后，几乎每一个学校的造反学生和群众都受到了“工作组”打击，不但被批斗，不少人还被带上了“反动学生”的帽子而被关押。“反干扰、抓游鱼”没几天，仅北京就抓了一万多人。后来还造成了一些群众自杀。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及时制止，那受到处分和打击的群众，一定会远远超出1957年的“反右”运动。

4．我所知道的邓小平

　　在我的感觉上，开始邓小平在中央领导中的威信并不高，好多人都不怎么把他当回事。可是毛主席不但很器重他，甚至可以说是喜欢他。董老说，“五马进京”，高岗一马当先。其实，在五马中提拔得最快的是邓小平。因为高岗在建国的时候，就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了。到后来，我才知道，毛主席之所以器重邓小平，倒不完全是因为他以前曾经是“毛派”，而是他的政治组织能力确实很强。
　　那时，中央书记处开会都是有专门的速记员作记录的。可有一次，因为速记员有事，就临时叫我去帮助记录。那是一个讨论工业问题的会议，会上乱哄哄的，你一言，我一语，根本无法记录。可到邓小平讲话的时候，他高屋建瓴提纲挈领地归纳出了几条，就把大家的意见都概括进去了。这样，我的记录也就很顺利了。大家听了也都表示赞同。我也一下子就对他刮目相看了。
　　他平时也不怎么看书，也不怎么讲理论。但是有些事情，特别是毛主席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别人要琢磨几遍才懂，他却听一次就能够抓住要害。当时经常和他在一起打桥牌的，像吴晗呀、万里呀，吕正操呀，其实都是他的高参。
　　他最厉害的一点，就是能抓住毛主席的心思。毛主席雄才大略，神机妙算，高深莫测。他的想法，有些连总理、陈伯达、江青都揣摩不透。而邓小平却可以把握得很准。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后来写给毛主席的那封“永不翻案”的信，无论在选择的时机上和对主席心理的把握上，都有“古文观止”名文的水平。尽管这在政治上是欺骗，但是对于如君子之方的领导人却能有醍醐灌顶、发人猛省的作用。
　　不过，你很难说他这个人在政治上是有什么信仰的。他向往的大都是欧美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信奉的就是“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哲学。而且他做起事情来，往往是没有底线的，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他都敢。连马列主义的经典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理，甚至社会的道德、为人的准则他都敢于彻底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