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七千人大会和会后党内出现的两条道路斗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戚本禹回忆录（2016）

1．关于七千人大会的大会讲话
2．参加小组的讨论
3．调査各地饿死人的情况
4．关于饿死人的时间和原因
5．七千人大会以后党内出现的分歧
6．围绕“包产到户”间题党内展开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1、关于七千人大会的大会讲话

　　就在我主办《群众反映》后不久，1962年1月，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龚子荣通知我以《群众反映》主编的身份，列席参加这个大会。
　　七千人大会的主会场在中南海的怀仁堂。第一天在大会上讲话的是刘少奇。不过刘少奇那天在大会上只是做了口头讲话，他代表中央向大会做的报告，是事先印发给大会代表的，并没有在大会上念。
　　刘少奇在讲话中闭口不谈他自己在“大跃进”期间所做的事和所讲的话。反而假借着某个地方的群众之口讲，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当谈起责任的时候，他只是说，这些责任全都应由中央来承担，却丝毫不说他本人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这在当时会议的现场上就给人一个明显的感觉，他把责任都推到毛主席身上了。特别是他讲得激动的时候，一副慷慨激昂样子，好像错误都是别人的，而他则是纠正错误的人。我当时在现场听了心里就觉得很不是个滋味。在刘少奇讲话的时候，会场里到处都在窃窃私语地议论着，很嘈杂。
　　由于刘少奇的讲话是口头讲话，后来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有个文件，里面汇集了中央领导在大会的讲话，我看了一下，刘少奇在会上说的那些尖刻的话上面都已经没有了。
　　后来我知道，刘少奇的这种表现可以说是一贯的。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刘少奇也同样是表现得很“左”的。当年毛主席写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九篇文章里，就点了胡服（即刘少奇）的名的。可是到了延安整风的时候，他也是像个没事人那样的大批王明的“左”倾，一点不提自己在那个时候所犯的错误。后来在“五一六通知”通过以后，他就说“五一六通知”里面讲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就是朱德，在中央的会议上批斗了朱德。
　　紧接着，第二天林彪就在大会上讲了话。林彪那天的讲话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林彪手里拿着几张稿纸，可他并没有照着稿纸来念，而是脱开稿纸讲的。林彪的声音非常洪亮，一点都没有生病的样子。他前面说了几句以后，紧接着他就讲，不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是我们自己犯了错误。你说有哪件事情，毛主席没有事先提醒过我们？都是我们没有按照他的意见去做，所以才出现了错误，才遇到了困难。他说，刮“共产风”就是主席最早提出叫我们纠正的，虚报粮食产量也是主席首先发现了提出纠正的。接着他就说，历史证明，凡是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的，我们就取得成绩，就取得胜利；凡是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指示去做的，我们就犯错误，就遭遇到困难。他这几句讲得铿锵有力，全场鸦雀无声。我在现场听了之后，所感觉到的效果要比后来看到的印成了文件的效果好多了，这与刘少奇讲话时的会场气氛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此林彪在党内的威信就大为提高了。
　　过了几天，毛主席在大会上作了讲话。毛主席的讲话照例是高屋建瓴，博古通今；他语言生动，诙谐幽默。把整个会场的气氛都带动起来了，会上所有人的情绪都随着他的讲话起伏跌宕，时而满堂大笑，时而静默无声。毛主席讲到，所有中央所犯的错误，都由他第一个来承担责任，因为他是党中央的主席。所有与会的人听了无不为之动容。毛主席讲话的主题是要加强党内的民主集中制。
　　为什么毛主席要在这个时候强调这个问题呢。建国十几年了，前面几年走得都很顺。当时担任党和国家的各级的主要领导人基本都是从长期的战争中打出来的，他们中的好些人都是战功卓著的，也有思想觉悟。但是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对于国家政权的运作，和组织大规模经济建设都是没有经验的，对经济管理和科学技术则可以说都是从一窍不通开始的，有的甚至连文化水平都还是很低的。他们有的只是战场经验和对部队的管理经验，最多也只是在根据地做群众工作的经验。但就是凭着这样一股革命热情和干劲，他们也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硬是把这么大的一个贫穷落后，千疮百孔而且外部条件也极其恶劣的中国搞得欣欣向荣，蒸蒸日上。1956年召开“八大”，毛主席让田家英给他起草开幕词的时候，中心的意思就是要大家在成绩面前不要骄傲。经过了“大跃进”的高潮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低谷，这些在管理上、技术上缺乏经验和知识的问题都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像在大跃进时期的“命令主义”、“瞎指挥”，有些表现不但是幼稚，甚至是无知的。但你不能说他是有意想把事情弄坏的，而是他以前在战场上就一直都是这么干的。在战场上，你违背客观规律，那是会立见胜负，马上就看到后果的。但在经济建设中，你违背了客观规律，那不是马上可以知道结果的，可能要过些时候才会尝到滋味的。所以，从“大跃进”到“三年自然灾害”，给全党包括毛主席都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不过，对于在“大跃进”时期的错误，毛主席始终认为，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是要干社会主义的，是急于想让国家摆脱经济落后情况的。所以，当彭德怀在庐山会识上要把它提升到“路线斗争”的时候，就被毛主席认为那是企图分裂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以在七千人（在这个七千人当中，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不是红军指战员、就是抗日老干部）大会上，毛主席主要是强调了要加强党内的民主，要克服官僚主义，要加强党内的民主集中制。毛主席主动承担了中央的第一的责任，也主要就是为了不过多追究底下人的责任，而让大家从错误和失败中总结出经验教训。

2、参加小组的讨论

　　我是以《群众反映》主编的身份列席参加会议的。同时，中南海后楼研究室的《情况反映》派了一个编辑，名叫王青林和我一起列席会议。我们两个是可以任意到各个小组，参加旁听他们小组讨论的，因为这样可以方便我们把所了解到的情况，及时地反映给中央领导。
　　由于安徽的问题多，在困难时期死的人最多，群众来信也最多。所以我特别注意安徽组的讨论，去参加他们的小组讨论的次数也最多。在安徽小组的讨论会上，我亲眼看到，那些参加会议的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们，对曾希圣可以说是愤怒到了极点了，他们控诉他在大跃进中怎么虚报成绩，怎么打击迫害抵制他搞“浮夸风”的干部；以及当后来发生饥荒的时候，群众没有吃的，都饿死人了，他又是怎样下令封锁消息，不让上报；谁要是说了真话，他就残酷打击谁，不但把人家的职务一撸到底，有些还被打成反党集团或反党分子。那些县委书记们在批判曾希圣时那个激动的样子，简直无法形容。有几个人在说到激动的地方几乎就要冲上去和他拼命了，像恨不得要吃他的肉一样。都几十年过去了，那个场景在我脑子里还是清晰如当年。
　　我参加小组讨论后，就把所听到的这些情况，通过“情况反映”汇报了上去。刘少奇也知道了有关的反映，他听说由于曾希圣本人也在小组讨论的会议上，所以还有好些人不敢在会上发言。后来安徽小组再开会，刘少奇就不让曾希圣去参加了。这样在后来的小组会上，发言就更加激烈了。有的人甚至提出要开除曾希圣的党籍，送他去劳动改造。各个地、县都有人提出这个要求，而且也没人提出反对的意见。刘少奇知道了后说，这个问题大家不要讲了，曾希圣对党有特别的功劳，不能随便开除党籍，大家有意见可以讲，但处理由中央来研究决定。
　　我从一些老同志那里得知、曾希圣在长征时候是负责电台的，是他领导破解了国民党军队来往电报的密码。他这个人非常聪明，经常是别人破解不了的密码，他都能破解出来。那时有人甚至开玩笑说，这个曾希圣一定是国民党派来的，不然他怎么什么都知道？曾希圣后来是从部队的情报部门调出来当省委书记的。这么一个聪明人，而且又是老革命，怎么饿死了那么多老百姓他都不关心，还要把反对他搞浮夸的人打成反党集团呢？可见一旦地位变了，人也容易变。
　　在七千人大会上，追查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事是会议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毛主席在大会上说，对出现饿死人的省、市要进行检查，并责成他们汇报对群众生活安排落实的情况。如果哪个地方饿死人而隐瞒不报，或者看见群众饿死而不管的，查出来要受严厉处分。他还再次强调：不准饿死一个人是我们的一贯政策。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主席就亲自派了在他身边工作的叶子龙、林克，去河南信阳调查饿死人的情况。中央派了董必武（董老当时是中央监委书记）亲自带人去安徽调查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但是曾希圣想方设法掩盖真相，听参加会议的安徽代表揭发，当地政府把中央调查团可能要去的地方的挨饿的村民，都集中到几个偏僻的村里，每天供应他们一些稀饭喝，等中央调查团走了，才让他们回去。而那些饥民们由于被集中了以后还可以得到一些食物吃，所以也没有什么意见。这样中央派下去的调查团，最后也没有能把全部的真相都调查清楚。
　　在七千人大会一结束，中央就决定把曾希圣调离安徽，让他到华东局去当第二书记，实际上是闲置了起来。中央决定调李葆华担任安徽的省委书记。李葆华是个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他是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搞集体经济的。毛主席对李葆华的父亲李大钊是很有感情的，他亲口对我们说过，李大钊是他的老师。后来在文革中，我和李葆华谈过一次话，他说他当时在安徽搞的是“责任田”，不是“包产到户”。他搞的责任田是集体的。他对“包产到户”是加以限制和抵制的。李葆华一上任，就处理了原来曾希圣底下的一些人。李葆华的工作作风与曾希圣完全不同，下面支持他的人很多。所以到了文革的时候，安徽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保李葆华的是“保守派”，可安徽的“保守派”力量很强大。而在安徽的造反派里面，却反而有很多是被李葆华处理过的原来曾希圣的那些人，他们在文革中也跟着造反派一起造起李葆华的反来了，可是安徽的造反派的力量始终很小。而毛主席在文革中也一直是保李葆华的。
　　在会议期间，我也去参加了几次四川的小组会议。因为在1959年的时候我去四川种过粮，尽管四川在“大跃进”的时候也有“浮夸风”，虚报粮食产量，在困难时期也有饿死人的情况发生。但在最困难时期，四川还拿出了很多粮食支持其它的省市。
　　在大会期间，李井泉专门跑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他对我说：1959年，你们在四川作的调查是对的，我错了。当时我还跟田家英争论，被主席批评了。现在我已经给田家英道了歉。因为那个报告是你写的，我也要向你道歉。李井泉是个老同志了，那时头发就已经都白了，他态度那么好地来给我这么个小干部道歉，我当时是很感动的，对他的印象很好。在几年后的文革中，我也没有怎么说过他不好。

3、调查各地饿死人的情况

　　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多少人的事，在七千人大会以前就已经在做了，在七千人大会上，追查饿死人问题也是一个主要议题。会上有很多反映，许多人听到反映，心中都堵得慌。主席的警卫员说，主席在读会议简报时，看了地方上的发言，眼中含泪，饭都吃不下。毛主席要求追查这个饿死人的具体情况。当时先有个初步统计说饿死的人是三百多万。主席说了，都不得隐瞒数字，不然要受严厉处分。后来叫大家放下包袱说实话，又报上来一些，再加起来就有四百万。安徽最多，八十万。
　　七千人大会是第一次对饿死人数字汇总。七千人大会之后，相关的调查更加细致地展开了。
　　当时后楼研究室的综合组，汇总了全国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材料。这件事是由陈麒章具体负责，王青林协助他，我刚去后楼研究室的时候也是协助做这方面的事，当时还有一个姓周的记者，也是个老干部，他也一起参加了这项工作。我们的任务就是搞清楚，困难时期全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因为这事正好是在1963年我写《评李秀成自述》文章之前，而且事情又是特别重大，所以我印象是很深的。
　　七千人大会是全国五级干部大会，全国的县委书记都来了。开过了七千人大会，全国的干部都不怕讲实话了，饿死人是过去的事，都知道隐瞒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而且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就说了，谁瞒报就要受严厉处分；我们这时又特别向各地打招呼，统计数字要真实，谁不讲真话要负责任的。那时，安徽曾希圣已经调离安徽了，他被调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虚报数字。安徽是饿死人最多的省份，曾希圣不在了，安徽上报的数据也比较真实了。其他地方的上报数据也都比较真实。所以，1963年各地上报的数字是可靠的、可信的。只是个别地方实在很难统计出来，是用估计的。
　　我们所得出的数字，比七千人大会上的又有所增加，接近600万。我们打算向主席、总理报告600万。但有一个姓曹的地委书记说，实际上恐怕还不止这些，因为有一些边远地区可能统计不出来，是估计出来的。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在600万的基础础上，增加了20%，这样就达到720万。事实上，到那个时候的气氛完全都变了，谁都怕因为瞒报而受处分。有人提出在720万上再增加一些，最多不超过800万。所以最后上报总数是800万。这800万也是了不得的，当时我们心里是很不好受的。汉朝末年的大灾荒，死了2，000万；抗日战争的死人总数是3，000多万。而在和平时期，三年死了800万人，那也是不得了的事啊！
　　我觉得，当时的调查报告是由综合组根据各地上报的数据和材料经过反复的集体核实，研究做出来的，是很严格的。如果说数据还有不准确的地方，那800万只会是多了，不会是少了。因为真正在边远地区，人烟稀少，而且可以当作食物的动物、植物又很多，所以饿死的人反而是少的。那个20%的修正值实际是放得太宽了，何况在这个放宽了基础上又增加了80万。
　　参加当年调查的人，有个叫靳耀南的，是山东的一个地委书记，我和他关系很好，在后楼研究室解散之后，我曾把他调过来当了我的秘书。他也是一个重要的见证人，可惜现在已经去世了，很可能他的后人会知道一些相关内容，如果是这样，就希望他的后人有一天能出来说话。

4、关于饿死人的时间和原因

　　一直以来，有许多人都错误地以为是大跃进办食堂饿死了人。其实，办食堂是不会饿死人的，只会撑死人。当然，这是造成了一定的浪费，但这些浪费根本不足以导致后来发生的饥荒。
　　1959年开春我到四川新繁县去种试验田，一有空余的时间我就骑着自行车去周围的农村搞调查，差不多把新繁县周边方圆二百里的地方都跑遍了。我采访了很多农民，他们都说，58年好啊，58年办食堂，我们比赛吃，看谁吃的多，结果有人吃撑了，送到医院，想拉开肚子，把吃下去的拿些出来，结果肚子还没有拉开，人就死了。这样的事，我听到的就至少有三次。就是说，撑死人的事还不是个别现象。
　　事实上，办食堂是刘少奇首先提倡的，当然，主席也没有反对，也出来讲话表示支持的，这是实际情况。关键的不是食堂，现在的人不是都愿意有食堂吗？食堂省事、方便。可在当时也造成了很多浪费和一些负面的东西，这也是事实。为了知道食堂到底好不好，主席特别叫田家英搞过一个关于食堂的调查报告，那是田家英唯一的一个他自己独立搞出的报告。我曾经问过他对食堂是什么态度，他说他是“维持派”。理由是，与其让一些干部贪污了粮食，还不如让食堂把粮食统一管起来，统一管理起来了，农民多少还有点吃的。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把我写的和田家英的关于食堂的调查报告，一起批给了大会。
　　困难时期的饥荒也并不是一下子突然出现的，是在1959年初开始露出苗头的。那时，在我去新繁县大丰公社种粮的时候，第一天吃的是干饭，后来就越来越稀了。不是农民对我们不好，是没有那么多粮食给我们吃，不光一个队这样，各个队就都这样。农民说，我们没去之前，他们都吃菜粥，还很稀，家里有病人了才到公社领点粮食回去。这就说明粮荒那时就开始出现苗头了。我们工作队下去，上面是拨了粮食给公社的，我们吃的比老百姓的好，老百姓也跟着吃得好一点、饱一点了。所以老乡们是非常欢迎我们去的。但拨给工作队的那点粮食是解决不了多大问题的，我到底下小队里面吃饭，都没怎么吃饱过。那时工作队有规定，不能自己带饼干等干粮下去，我们就偷偷带点糖什么的应急。
　　当地有些农民小青年，很喜欢听我讲故事，尤其是讲历史故事，他们觉得比他们听过的说书还好听。这些小青年来听故事，总会把他们家里好吃的带点来给我们吃。记得有个女孩子，家里很困难，但她还是每次都带些东西过来给我们吃，她自己却不吃。大家发现后，都不忍心吃她的东西了。
　　我们下去后不久毛主席来过电话，我估计田家英在电话里把我们看到的情况都给主席汇报了，他还告诉了主席1958年下面的粮食产量虚报严重。全国情况差不多，同期都有粮荒的苗头。到1959年夏季收获后，全国普遍出现瞒报产量、私分粮食的事情。这就说明事情在起变化了，全国真正开始出现粮荒了。新繁县大丰公社党委里那些人比较有头脑，他们在大跃进的时候就是把一些粮食交给国家，一些却放到公社的仓库里面保管起来。他们知道粮食产量没有报的那么高，有的农民把粮食种子都交了，到了开春，如果农民连种子粮都没有了，那明年的生产就不能维持了。他们藏起来的粮食，一部分就是要当种子来春发给农民的；另一部分就是作为公社储备粮，用来对付粮荒。我们到大丰公社后不久就看见（不是公社告诉我们的），公社叫大队的人到公社里来，把公社的存粮往下运，那基本就是种子粮为主。1959年夏收之后他们又私下搞储备，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瞒报、私分了吧。这个时期，粮荒虽然有了，却没有达到饿死人的程度。吃不饱又没有饿死，关键的就是公社偷偷搞的那个储备粮！公社在最关键的时候发点给农民起到了作用，而且有的农民家里有病人了，还可以到公社去领一点照顾粮。此外，农民在自家的田梗上种的粮食是不交公的，归自己，像葫豆（蚕豆）、南瓜，那也挺管用的。
　　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在达县跑，实在累了就到一个小店买碗面吃。吃着面我发现有两个人在等着我，好像是找我有事，看上去他们是正经的农民，不是流浪汉。我边吃边问他们是不是找我有事、什么事。他们说：“等你吃完了，我们喝点汤”。我一听是这么回事，就说：“这我都吃过的，不卫生”。他们说：“你一来，我们就注意你了，你不会有病的”。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当时，我还带着一点粮票，就给他们买了一碗面，叫他们分着吃了，还给店主说多给点汤。我正这样安排着，后面又来人了。我一看情况不对，我也没有那么多粮票和钱，就赶紧骑车走了。这事儿是都发生在1959年初。这就是说，这个时候，农民已经很困难了。据我后来向人打听，像这样的农民，去饭馆喝人家剩下的汤水，主要是出于节省，还不是已经饿翻了。而且，这种情况也是个别地方，不是很多地方都有。
　　但与此同时我也见到，尽管四川的粮食已经很紧张了，自己都吃不饱，老百姓却还把很多粮食用“鸡公车”（一种手推独轮车）推去火车站、码头，交公粮支持全国。
　　我从四川回到秘书室后，就收到了大量群众来信、来访，反映有饿死人的事。还有一些从中央办公厅下放去河南、山东的干部以及一些地方上的干部也来信反映说，他们那里有很多因饥饿而患了浮肿病的人。这些情况秘书室马上汇总后报送给毛主席。主席看了这些讯息，立刻和总理商量采取紧急措施，用军车调粮给断粮地方的群众。
　　1960年夏，我去二七机车车辆工厂的时候，常在星期天和厂里的工人一起去他们家，看到工人都比较困难，吃的是玉米、高粱，还吃不饱，但没听说有饿死人的，只是有个别得浮肿病。那时我们也都定量了，定量不够吃，和我一起下去的马之江也得过浮肿。我听说外地有饿死人的，又知道四川是浮夸风的重灾区，我在那里种过试验田，农民对我们很好，我对那里是有感情的，就打电话给宋德成，问他四川有没有饿死人的事。他告诉我：“别的地方有饿死人的，但我们这里没死人。这多亏了你老戚、田家英来了，我们得到了照顾”。我在四川的时候没有亲眼看到饿死人，老宋现在也说他们那里没有饿死人。我相信老宋说的话。
　　造成1959年开春后的粮食紧张和后来的大饥荒，一方面的原因是1958年很多粮食没有收上来，丰产不丰收，因为农村很多壮劳力都去大炼钢铁了，田里人手不够，很多庄稼都烂在地里了。这个情况我1964年在北京通县搞四清的时候也得到了农民的证实。不过这还只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一个是遭遇了自然灾害，一个就是“浮夸风”。
　　现在很多人不承认天灾。其实当时北方发生大干旱、南方出现大水灾的情况都是客观存在的。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七分人祸”他不是用来推卸自己的责任而诿过于人的话，那应该指的就是“浮夸风”。可他自己和邓小平却正是这个“人祸”的主要责任人。
　　毛主席是党内第一个提出要纠正和制止“浮夸风”的人。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就不断讲话，要求纠正左的错误。1959年春、夏之交，他写了那个党内通信，直接发到生产大队支部这一级，并要大队的干部直接去给农民去讲，要他们都来抵制高指标、抵制“浮夸风”。但我知道，全国很多地方都没有把毛主席的信传达下去，因为一传达，毛主席批评他们了，他们就很难办事了，四川省就是这样的。我估计四川省就我们新繁县传达到了公社、大队，这还是我们工作队去传达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把各个生产队拉上线，接上有线广播，连到公社。前面说过，开始是田家英亲自去广播站读毛主席的信。但田家英的口音不标准，当地农民不完全能听懂，后来就选了个初中毕业在公社工作的小姑娘做广播员。她口齿很清楚，田家英还说要把她调到中央广播电台来工作，当然后来也没有调成。
　　“浮夸风”确实是造成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主要的人为的原因。瞎报粮食产量可是不得了，产量报高了，征购就多了。报二千斤，那征你一千斤也不算多，可你实际只有500斤，最多也不过800斤，那你怎么办？连带种子粮全部交征还不够，后果会怎么样？那不就要出饿死人的事情。
　　湖北王任重搞浮夸是最厉害的一个，征起粮来又是最厉害的。粮食都征走了，湖北的粮食都不够了，武汉面临了断粮的危险。他就派人去把长江上从四川经武汉运往上海的粮食抢下来。后来上海把这事告状一直告到主席那里。
　　田家英与王任重的矛盾很大。田家英告诉我，那时王任重向主席汇报工作，常常是在自己的两个口袋里准备两份材料，看主席的情绪和态度决定用哪份材料，主席倾向“纠左”，他就拿出纠左的材料来汇报；主席要批右，他就拿出批右的材料来汇报。发生饿死人的主要年份是1960年。到1961年情况就有所缓解了，因为国家进口了很多粮食。但是肉食、鸡蛋、水果还很紧张。当时苏联向我们逼债，为了还债，征收了大量的农副产品。所以，市场的供应很紧张。

5、七千人大会以后党内出现的分歧

　　一个中央的工作会议，扩大到全国的县级以上（当时又叫“五级干部会议”，即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的干部（包括一些重要的工矿企业和军队）一共七千多人来一起参加，这是建党、建国以来所仅见的。这件事的本身就体现了毛主席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博大的胸怀，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的气魄。现在有些人说什么“七千人大会”是毛主席认错的大会，那完全是胡说八道。
　　从1959年上半年开始，为了从1958年所刮的“共产风”，“瞎指挥”等错误中走出来，毛主席就一直在考虑如何调整人民公社体制，提出要缩小核算单位，搞队为基础。毛主席是党内第一个重视以小队为基础的中央领导。他好几次在视察的时候向地方领导征询过意见，但他没有说这是他自己的意见，而是说“有人认为如何如何”。是用一种征询意见的方法，他要说是他自己的意见，那地方领导恐怕就会顺着他说了。到1959年初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毛主席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想法就基本形成了，只不过那个“队”还相当于以前的高级社，即大队。
　　在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倡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说要让1961年成为调查年。他亲自下令让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带一个小组，到不同的地方继续去搞农村调查。
　　1961年3月，毛主席在广州主持“三南会议”（西南、中南、华南），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即后来一般说的“农村工作六十条”。农村情况就开始大为改观了。
　　1961年秋，田家英按照毛主席的思想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中央打算正式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核算制度，并规定至少三十年不变。这个“队”不再是大队（相当于之前的高级社）而是“小队”，相当于解放初的初级社，一般是10到20来户人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制度，是在七千人大会上获得通过并随即正式下发全国农村的。
　　当时毛主席亲自抓了三件事：缩小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取消农村公共食堂，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改变了人民公社成立初期的一些幼稚的和错误的做法，使得人民公社这个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体制，逐步得到了巩固和完善。现在很多人一说到人民公社，就是“一大二公”，就是“绝对平均主义”。这实际上是对人民公社制度从发生到发展再到完善的过程的不了解。实际上在新的核算制度之下，人民公社完全废止了“一大二公”，消除了核算单位太大造成的过于平均的弊端。
　　到了1961年秋，最困难的时期实际上就已经过去了。我国农村在1962—1966年出现前所未有的真正的高增长，粮食是平均每年增长260亿斤，棉花是平均每年增长600万担。这些现在都是有案可查的。
　　我记得1962年的时候，当年我在四川种试验田的大丰公社有个干部给我写来一封信，他在信上说：老戚，不要着急，我们现在这里是风调雨顺，一年就能把经济恢复过来。我当时就把这封信选登在了《群众反映》上了。没有想到，毛主席在《群众反映》上看到了这封信，非常高兴，马上把它批给了全体中央常委看。
　　在七千人大会结束以后，毛主席就去了南方，中央工作又交给在一线的刘少奇来负责。可是毛主席前脚刚走，刘少奇后脚就在中南海的西楼召开在京的中央常委会议，（后来就把这次会议叫做“西楼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就推翻了七千人大会对形势以及我们工作中的成绩和错误所作的判断。把形势说得是一片黑暗。认为工作中的成绩和错误不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甚至也不是“三七开”，而是错误占了主要的地位了。这些东西首先都是由陈云提出来的。在文革中，总理要财贸口的领导与造反派批判陈云，就把陈云在西楼会议上的讲话拿出来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的看法当然也都是和陈云的看法一致的。总理当时的态度也不是很明朗，好像是有些地方赞成，有些地方反对。后来毛主席把这种对形势估计是一片漆黑的说法，叫做刮“黑暗风”。
　　其实对形势作悲观估计，主要的目的就是为实行“包产到户”作舆论准备的。陈云当时就是竭力主张“包产到户”，甚至要“分田到户”的，他说如果不搞“包产到户”，那恢复经济至少需要八年，搞“包产到户”就只要四年。而刘少奇则更过分，他是坚决主张分田到户的。这些也就是后来毛主席所批评的“单干风”。
　　在七千人大会上，一些在大跃进期间因为反对“浮夸风”而受到错误打击，以及在庐山会议以后又被错误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同志得到了平反。这一来，连彭德怀都向中央写了“八万言书”，提出要翻案。这就是后来毛主席批评的“翻案风”。

6、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党内展开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关于“包产到户”的起源，最早是安徽曾希圣搞的，他1961年就已经在安徽做单干试点了。当时主席听说后也没有完全否定它，只是说，你们可以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但是到了1962年，各个地方的单干风越刮越大了。刘少奇的秘书姚立文，他是除王光美之外，刘少奇的最重要的秘书。平时我们常碰面的，关系也挺好的。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很少谈论重要事情的，因为大家彼此心里都明白，是“各为其主”的。可有一次我问姚立文，怎么少奇同志老批那些“单干”的材料，主席不是反对这样搞的么？姚立文说，你不知道，要不是少奇同志压着，下面的呼声还要高呢。
　　但实际上刘少奇不但是支持搞“包产到户”的，而且他是主张要搞“分田到户”的。田家英向毛主席提建议，说下面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国的农民要土地，要求分田，你只有给他们土地，他们才会有积极性。主席听了十分生气，斥责了田家英，认为他给自己做秘书做了那么多年，都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还跟着人家后面跑。主席问田家英，这究竟是你的意见，还是别人叫你来说的。是谁叫你来说的。其实主席说这个话，他心里就已经是很清楚的了，这一定是刘少奇叫田家英来说的。可田家英当时还坚持说，没有谁让他来说的，那只是他自己的意见。毛主席就此对田家英彻底失望了。
　　围绕着是否搞“包产到户”所展开的党内斗争具有前所未有的特点。之前在党内发生的高岗、彭德怀事件，主要还是一些历史恩怨和如何维护党内团结、防止出现党内的分裂的问题，并没有往是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件事上发生争议。而这一次的斗争则是关系到了究竟走社会主义的集体化的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单干”的道路问题了。
　　毛主席很清楚，当时政治局常委的多数和他的意见不一致，如果在这个时候召开中央常委会或者常委扩大会，来表决走什么道路这样一个大政方针的话，他很可能会变成少数。这样一来，主张“包产到户”的那些人马上就可以转变党的路线。其实，像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所考虑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的个人权力问题，或者仅仅是个人的利益问题。那样看问题的话，只是把问题庸俗化了。他们都是有着自己的政治抱负的，至于他们的抱负是不是正确，那是另外一件事了。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讲，这绝非是单纯的个人权力之争，而是方向路线之争。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要权力，而是说权力是为路线服务。
　　这个时候，我深深体会到了毛主席驾驭党内斗争的高超的艺术。他首先召开了由各大区，各省、市领导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召开中央全会作了准备。因为在那些具体负责地方工作的领导中，反对搞“包产到户”的占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