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接受启蒙：从观察“海祭”的威海儿童到沉迷图书的上海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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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我的青少年时代

　　我1931年5月8日出生在山东威海。那一年九月，发生“9•18 事变”，日本侵占了我国东三省。
　　我父亲叫戚以峰，他小时候读过一点经书，因家道没落中断学业之后，为了生计做过多份小职业，先是到乡下购进蔬菜进城贩卖，后由祖父托人进金山顶中学做校工，继后到芜湖市米行打工，再后由四姨父介绍到英国船上当海员，最后落脚上海，在一家报关行做小职员。我母亲叫丛秀梅，她是我爷爷一个好友的幺女，1930年嫁给我父亲时不到17岁，她一过门就管起家里的一切，包括奉养那时已经因中风瘫痪在床的公公，即我的祖父，直到他1941年去世。我母亲身上有山东妇女礼让温顺的传统美德。
　　我祖父叫戚心海，他是晚清最后的生员（秀才），也是我们家族最有学问的人。他1929年中风瘫痪，养病在床。祖父兄弟三个，他是老大，他的二弟早逝，他的三弟，也就是我的小爷爷，后来做了戚家小祠堂的管事。我每年都要随祖父那辈人到戚家小祠堂向着戚继光的神像祭拜，从他们那里听到了我的先祖戚继光抗击倭寇的故事。
　　祖父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第一个真正的老师。我父亲在上海工作，不能照顾我，母亲又要操持家务，也没有多少功夫管我，祖父就自觉担负起从文化上教育我的责任。我在三、四岁的时候，常到祖父的病炕上翻跟头，他就把我抓住，给我讲故事，叫我背书，背《四书五经》里的名言，又教我读书识字，在我四岁多的时候就教了我大半部《三字经》，不到五岁又教起我《周易》、《诗经》，还教我唐诗宋词。法国思想家、法国大革命思想的实际提供者卢梭，是在他父亲的膝盖上开始读书的，我则是这样地在我祖父的病炕上开始接受启蒙的。我那时什么都不懂，他讲解我也还是不懂，当时对我有诱惑力的是摆在那里的点心，因为只有背书背对了才能吃到点心。祖父原来是要走科举的道路，功成名就，光宗耀祖；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科举这条路断了，他只能在威海清华银楼做账房，挣钱，养家糊口。
　　我孩提时代最深刻的记忆，是那次在海边玩耍，看到一大群人“海祭”，却不明白他们干啥。那是在我大约5、6岁的时候，我跟几个小伙伴到黄海边玩水，看到一些老人在海边点香、烧纸、撒酒，还向海里扔白馒头，一边扔一边哭。那时候，白馒头珍贵得很，贫苦的人家是吃不起的，为什么要把它们扔到海里去呢？我们几个孩子在那里观看了好久，就是看不懂。回家后，我问祖父，祖父听了后，叹着气说：“哎，都四十多年了，还有‘海祭’！”我问什么是“海祭”，祖父就向我讲了甲午海战的事，说威海的水兵与日本鬼子撞船拼命，成千的人死在大海里。那之后，威海的乡亲百姓，每到过年和清明，都要到海边去祭奠那些战死在海里的水兵。早几年的“海祭”一来，刘公岛对面海滩上，香火缭绕，人群密集，慢慢的，年代久了，“海祭”的人就少了。
　　祖父讲的事，我不能都明白，但幼小的心灵却是一次极大的震动，可以说那是一次爱国主义的播种。那时候日本人已经侵占了我国东三省，“海祭”再起，说明威海老百姓有了日本人又要来了的不祥的预感，祭奠亡灵，是在控诉日本当年对我们中国人犯下的罪行，也是在呼唤抵抗侵略、保卫海疆的战士。
　　我小名戚英科，大名戚镇东，1936年秋入小学读书的时候，祖父按家族宗谱给我起学名戚本玉 (我是本字辈)。我因为有祖父给的学前启蒙教育，一入学就成绩不错，在全校联考时考得一年级第一名，得了校长亲自颁发的奖励。不料，第二年，“海祭”预示的事情就发生了，日本人占领了威海，威海百姓再一次遭受日本人的凌辱，学校也被迫停课。停课前，老师领着我们学生在国旗下宣誓：永远爱我们的祖国。校长也来讲话，说现在日本人下地了，占领了威海，我们不要忘记祖国，要学岳飞，学戚继光，要抵抗到底，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要抗日。我虽然小，却对校长讲的这几话记忆特别深刻。可是，国民党的军队没抵抗就跑了。所以，从小开始我就对国军没有好印象，觉得他们没有保卫好祖国。不久，日伪的教育局派了另外的校长来重新开课，校长变了，教书的都还是原来的老师。
　　那一年戚氏大族长在戚氏宗族大祠堂里召集会议，要各家嫡长子都去参加。我爷爷是长子，瘫痪在床去不了，他的长子，也是独子，就是我的父亲，当时在上海也去不了，我爷爷就让我小爷爷领我去参加了。在大祠堂里，我按照小爷爷的教导，先随着大人跪拜祖先戚继光的塑像，然后就听族长讲话。族长说，日本人下地了，我们大家都要有准备，日本人会找我们戚家麻烦，我们家族跟日本人是世仇，几百年的世仇，双方都忘不了……，戚家每个人都是我们祖先的子孙，不要给祖先丢脸，不论日本人怎么打你，你都不能投降，特别不能给日本人当汉奸，帮着日本人祸害中国人。姓戚的当汉奸，就不要姓戚了，就不是我们戚家人了，戚家的人都可以骂他、打他、杀他。你们不敢杀他，就把他绑到祠堂里来，由我们按家法处置。族长还说，你们的子女能参军打日本的，就去参军……。
　　那时候，我一听说要杀人就挺害怕，开完会我回来就跟我妈妈学说族长的话。妈妈说，族长讲得对。我说他要杀人，妈妈就给我解释，族长要是不凶，允许人去当汉奸，那就要造大孽呢，是要凶点。妈妈的话，我似懂非懂，稍大一些之后才明白有些坏人是要杀的。
　　但日本人来，不是为报与戚家的私仇，而是要中国人为他们当奴隶，要占领整个中国。但族长的讲话对于戚氏一族的人来说是真有用的。因为有几个年轻人听了之后就去参军了，后来在威海也确实没有姓戚的当汉奸。我的表兄谷源臻 (军人)还告诉我，解放以后在威海找汉奸，也没有找到姓戚的。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人开始逃离上海。那时祖父已去世，父亲担心英国跟日本宣战，又惦记妻子、儿女，就通过清华银楼汇来一笔钱，叫我们赶紧到烟台乘英国船去上海，否则，就来不及了，因为英国商船到上海已受到限制，随时都可能停航。清华银楼当时是威海最大的银楼，我祖父在科举废除之后，弃文从商，就是转入这个银楼经营金银珠宝。所以银楼很负责任地把父亲汇款的事通知母亲，叫母亲去上海。母亲对父亲的决定很高兴，从银楼拿到钱后，就把家里的东西能变卖的变卖，能送人的送人，告别亲友，带着我和两个妹妹乘长途汽车到烟台，再乘英国船去上海和父亲团聚。
　　在威海到烟台的长途汽车上，我因晕车，半路就呕吐了。当时，沿途常有抗日游击队活动，汽车上有日本兵押运。我一吐，一个日本兵就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小孩是霍乱的传染大家”，要赶我下车。我母亲一个劲地哀求。车上乘客知道那不是霍乱，也帮我妈妈说话，我才没有被赶下去。不然，后来的一切，包括加入地下党、到中央工作、十八年牢狱，可能就都不存在了。
　　我们是1942年春夏到达上海的。到了上海后我就在西城小学读五年级。我受祖父的影响，关心天下大事，喜欢看书，到了大上海，就想看更多的书。我有个老姑也在上海，她告诉我，在胶州路附近有一座儿童图书馆，那里有很多书，学生可以去看、借书。我找去了，发现那是一座光线明亮的小楼，藏书很多。后来我放学以后就常去，不但在那里读书，还经常从那里借书，文学、历史、地图和自然科学书籍，只要我有兴趣又觉得能看懂的，就都看、都借，沉迷其中，不知疲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