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乔治·奥威尔：关于无产阶级文学（1940）

关于无产阶级文学

〔英〕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德斯蒙德·霍金斯（Desmond Hawkins）

（1940）

　　说明：原标题为“The Proletarian Writer: Discussion between Orwell and Desmond Hawkins”，直译应为“（关于）无产阶级作家”。本篇最初名为《证人席上的作家》，乔治·奥威尔和德斯蒙德·霍金斯（Desmond Hawkins）之间的讨论。BBC《家庭服务》频道的“见证席上的作家”（The Writer in the Witness-Box）节目广播，1940年12月6日播出。1940年12月19日发表于《听众》（The Listener）杂志。——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霍金斯：我始终怀疑无产阶级文学是否存在，或者曾经存在过。我首先要问的是，人们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学究竟指的是什么？你本人的见解如何？你是不是认为，无产阶级文学是指专为无产阶级而创作，并被无产阶级所阅读的文学。

奥威尔：不，显然不是。否则，最明确不过的无产阶级文学该是我们的一些晨报了。但是，从《新作》或是《统一戏剧》之类现有出版物可以看出，无产阶级文学这一名称有着一定的含义，尽管在这里几层不同的意思令人遗憾地纠缠在一起了。人们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学，粗略地说，是指反映与有钱阶级之观点迥然不同的工人阶级之观点的文学。而这样的解释，显然是与社会主义宣传混同起来了。提出这个名称的人，并不认为无产阶级文学是指无产阶级所创作的文学。戴维斯（W·H·Dauis）是个无产者，但他不能称为无产阶级作家，保尔·波茨（Paul Potts）称得上是个无产阶级作家，但他并不是无产者。我之所以对整个概念持怀疑态度，是因为我并不相信无产阶级在它还不是统治阶级的时候，就可能创造出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文学来。我认为他们的文学仅属于，而且必须属于观点略有不同的资产阶级文学。许多所谓的新东西无非是旧瓶新装而已。例如那些反映西班牙内战的诗歌，简直就是鲁伯特·布鲁克一伙1914年写的东西压缩了的翻版。

霍金斯：不过我还是认为，人们必须承认，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崇拜——不管其理论正确与否——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看一看例如詹姆士·汉莱，或是杰克·希尔顿，或是杰克·康门吧。他们有些新的东西要告诉人们。出身于普通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是无论如何无法充分表达这些新东西的。当然在大萧条以后的年代里，当布卢姆斯伯莱转向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成为时髦的时候，出现了很多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谈论。但事实上，无产阶级文学在这之前就产生了。我认为它兴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当时《英国评论》的编辑福特·马德克斯·福特会见了劳伦斯，在后者身上，他看到了一个新兴的阶级将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的预兆。劳伦斯的《儿子和情人》的确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它记述了一种从未见诸于以往作品的经历，而这种经历却是成千上万人所共有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人去描写过这些。请你谈一谈，为什么在这之前就没有象《儿子和情人》这样的作品呢？

奥威尔：我认为那纯粹是一个受教育的问题。劳伦斯虽然是煤矿工人的儿子，但他毕竟受过与中产阶级并无多大差别的教育。不要忘记，他是个大学毕业生。在某一时期之前——大致在九十年代教育法案开始生效之前——很少有真正的无产者能够写作，也即是以足够的熟练来写一本书或一个故事。而另一方面，专业作家又对无产阶级的生活一无所知。人们觉得甚至象狄更斯这样的激进作家也莫不如此。狄更斯没有写工人阶级，因为他对他们不够熟悉。他同情工人阶级，但他感到与他们格格不入，甚至远比今天的中产阶级更感到格格不入。

霍金斯：那么，无产者作为有能力著书立说的一个阶级的出现，毕竟意味着文学的新发展——产生了崭新的题材和对生活的新的看法，是不是？

奥威尔：不错。只不过社会中各个阶级的经历已日趋接近。我认为在今天的英国，阶级差别是虚幻的，这种差别不会存在得太久了。五十年，或者甚至二十年前，一个产业工人和一个起码的专门家的处境截然不同。而如今，两者却十分相似，只不过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他们看同样的电影，听同样的广播节目，穿类似的衣服，住类似的房子。过去所说的无产阶级——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如今只存在于重工业领域和耕地上了。工人阶级的状况首次被写入书中，那无疑是一大进步。我认为这起了这样的作用：使小说又向现实靠拢，使它摆脱高尔斯华绥等人惯于创作的过于高雅的东西。我想第一本这样的小说是《穿破裤子的慈善家》，虽然写得有些笨拙，但我总认为它不失为一本好书。小说记述了一些日常的经历，但这种经历从未引起过别人的注意——就象据说公元前一千八百年以前，从来没有人注意到大海是兰色的一样。杰克·伦敦是这方面的另一位先驱者。

霍金斯：从语言和技巧方面来看如何？你也许还记得，上个星期，西里尔·康纳利说，文学上的改革表现在技巧方面，而不在内容方面。他举例说，除了技巧，乔伊斯别无新意。但无疑这些革命的无产者对技巧并无多大兴趣。在表现手法上，他们某些人同上个世纪虔诚的热衷于道德说教的女作家们，似乎也没有什么差别。他们的叛逆完全表现在内容和主题方面，是不是这样？

奥威尔：大体上是这样。实际情况是，现在的书面英语比二十年前的要口语化得多了，这是一种好的变化。但我们从美国借用来的语汇比从英国工人阶级口语中吸取来的要多得多。至于技巧，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作家或被人称为无产阶级作家的人，给人的印家是，他们非常保守。我们不妨把莱昂内尔·布里登的《饥饿和爱情》算作例外。但倘使浏览一下《新作》或《左派评论》，你就会发现它们并没有进行很多新的尝试。

霍金斯：那么，我们又回到了这一点上来了：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学，其成败取决于题材。我想，这些作家背后的奥秘是阶级斗争，是对美好的未来的憧憬，是工人阶级为摆脱悲惨的境遇所进行的斗争。

奥威尔：是的，无产阶级文学基本上是反抗的文学，它不得不如此。

霍金斯：我一向所不敢苟同的是，无产阶级文学过于被政治意图所左右。我相信政治家和艺术家之间无法沟通。政治家的目标总是局限的、部份的、短期的和过于简单化了的。这种目标必须具有可能实现的希望。它的一个行动准则是，无法考虑自己的不足和反对派的可能的长处，无法触及人类在自己奋斗中所造成的哀伤和悲剧。总之，它必须排除那些正是艺术中有价值的东西。因此，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即，当无产阶级文学成为一种文学以后，从政治意义上说，它就不再属于无产阶级性质了？或者说，当它成为宣传以后，它就不再是文学了。

奥威尔：那未免说得太绝了。我向来认为每个艺术家都是宣传家。我并不是指政治宣传家，如果他诚实而又有才气，他不可能去做政治宣传家。大多数政治宣传只不过是说谎而已，不仅在事实上说谎，而且在感情上也是如此。一个艺术家企图直接地或是间接地，把自认为是理想的生活图景加于别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艺术家都是宣传家。我想，我们大致赞同无产阶级文学所竭力要加于别人的生活图景。如你刚才所说，无产阶级文学背后的奥秘是阶级斗争，那倒是事实。不管怎么说，那是它所信仰的东西。人们会为它而献身，会去描绘它。许多人在西班牙为它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对无产阶级文学的看法是，虽然作为一种文学它很重要，很有用，但它不是永久的，也不是文学中的新纪元。它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反抗上的，而资本主义却正在消失。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很多左翼作家，如：爱德华·厄普华、克里斯托弗·考特威尔、亚历克·布朗和亚瑟·考尔德马歇尔莱一些向来擅长于攻击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的作家，会失去攻击的对象。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刚才提到过的里昂纳尔·布里登的《饥饿和爱情》吧。这是一本十分出色的小说，而且我认为它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无产阶级文学。这本书写了些什么呢？它写了一个年青的无产者，希望自己不是一个无产者。它详细描述了工人阶级难以忍受的生活。屋顶漏雨了，水槽臭不可闻，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但是，一种文学不能建立在水槽发臭这样的事实上。从常规来看，它不可能象围困特洛伊城的故事那样流芳百世。从这本书以及很多类似的书的背后，你可以看到今天无产阶级作家的真实历程。由于某种偶然的原因——常常是由于长期依靠救济为生——工人阶级队伍中年青的一员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后来他开始写书，自然他会运用自已先前的经验，贫困时所遭受的痛苦，对现存制度的反抗等等。他用资产阶级的手法，中产阶级的语言来进行写作。他纯是资产阶级家庭中的败家子，把老的方法用于略微不同的目的。请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他不能象别人一样成为一个好作家。但倘使他是一个好作家，那并不因为他是个工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学会了善于写作的有才华的人。只要资产阶级还是统治阶级，那么文学也必定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我认为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会太久，其他阶级也是如此。我深信我们正在向一个无阶级时期过渡，我们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学正是这种变化的迹象之一。但我一刻也没有否认过它所起的积极作用——那就是把工人阶级的经历和准则形诸于笔墨所产生的动人效果。

霍金斯：当然，一个积极的作用是，它留下了很多好书。

奥威尔：是呀，很多好书。杰克·伦敦的《路》，杰克·希尔顿的《半兽人的叫声》。吉姆·法兰的描写监狱的书，乔奇·加勒特的大海的故事，普赖维特·理查兹的《老兵萨霍勃》，詹姆士·汉莱的《阴郁的孩子》。它们不过是其中的几本。

霍金斯：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提过无产阶级所阅读的文学——与其说是日报，倒还不如说是周刊，那些廉价的书刊。

奥威尔：是的，应该说那些小型周刊更有代表性。譬如象《家庭琐谈》，或是《交换和市场》和《笼鸟》这样的报纸。

霍金斯：还有那些真正来自人民自己的文学——我们还只字未提。譬如那些建造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人所创作的营火民谣，水手的劳动号子，类似“斯塔戈利”的黑人诗歌，以及旧日的街头传单——尤其是那些关于执行处决的传单。这些东西一定对吉卜林创作《但尼·第佛》有所启迪。还有悼念诗、五行打油诗、广告诗——姑且只谈诗吧，这些是特殊的无产阶级文学，是不是？

奥威尔：不错。还有别忘了写在滑稽彩色标语牌上的笑话，尤其是唐纳德·麦克基尔的笑话。我特别喜爱那些东西。尤其是在上次战争中士兵们为自己创作和演唱的歌曲，还有代替军号的军歌和进行曲——那些就象中世纪的民歌一样，是我们时代真正的通俗诗，可惜它们常常无法印制。

霍金斯：是呀。可是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扯到民间文学上去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把两者区分开来。根据你刚才所讲的可以设想，如果把“无产阶级”这个词与革命政治割裂开来，那这个词将会变得毫无意义。

奥威尔：不错。“无产阶级”这个术语是个政治术语，它只属于工业时代。

霍金斯：我想我们都完全同意，独立的无产阶级文学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尽管它与资产阶级文学有着种种区别，它却属于你所说的资产阶级文学的范畴。

奥威尔：所谓“资产者”和“资产阶级”，我并不是仅仅指那些买卖东西的人们，而是指我们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整个文化。

霍金斯：如果我们都同意这一点，那么我们仍然还有一个估价这些所谓的无产阶级作家的贡献的问题。因为这是一大贡献，因此在探讨其理论时把它随意忽略是荒唐的。

奥威尔：我想他们作出了两方面的贡献。一是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提供了新的题材，这使非工人阶级作家们去注意那些虽在鼻子底下，以前却熟视无睹的东西。二是他们给文学增添了可以称之谓粗犷和富有生命力的色彩。在艺术画廊里，他们代表着一种声音，它可以防止人们过于崇高浮华和雅致。

霍金斯：还有你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另外一个贡献，语言方面的贡献。爱略特（T·S·Eliot）十分强调经常把新创造的语汇吸收到语言中来的重要性。近年来，很多新的词汇和短语都明显地来自工人阶级。那也许是通过电影，或者街道，或者别的渠道进来的。但是无产阶级作家使现代英语生动多彩这一贡献是值得称道的。

奥威尔：那当然。问题是现代语言究竟有多少色彩。不过，你可以说近十年典型的散文没有很多的虚饰和不必要的形容词。它朴素明白。发展成这样的散文究竟是否适用于表达微妙的思想，那还是个问题。但它极适用于描写动作。对曾经风行一时的过分雕琢的散文来说，它是一剂良药——那当然很好，但也有可能使语言干脆变得非常贫乏。

霍金斯：让我来总结一下吧。看来提出无产阶级文学这个口号已成为某项很值得进行的工作的一个良好的起点，无产阶级文学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作家的注意所在，不管这些作家在技巧上、政治上、或是题材上表现得激进与否。但作为一个文艺批评的术语，它是根本没有价值的。

奥威尔：它可以看作是过渡时期的非正统文学的一个标记。但我确实同意你的看法，只有在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以后，才可能产生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

霍金斯：对。不过可以设想无产阶级文学必然要改变自己的性质。但是那样仍然没有解决我们刚才稍稍触及了的问题——即政治可以引进艺术到怎么样程度而并不破坏艺术的问题。

　　来源：《文艺理论研究》1989年第4期
　　译者：黄源深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是现代英国作家，早年同情革命，信仰社会主义，并投身西班牙人民抵抗法西斯、保卫共和国政府的战斗。后来发展到痛恨所谓“极权主义”，并把这些思想写入了他的政治讽刺小说《动物庄园》（1945）和《1984年》（1949）。奥威尔的散文简炼、明晰、流畅，在英国文坛颇有影响。在文艺批评方面，他也享有一定声誉，出版过《批评论文集》。本文选自《乔治·奥威尔散文、新闻报告和书信汇编》（卷二，1940—1943）。文中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含义、产生过程、性质及其贡献作了比较系统的阐释。（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