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1955）
第七章 干草市场惨案
〔注：干草市场亦译“秣市”〕
工人们在第一个五一节所表现的巨大力量和团结一致，使芝加哥的资本家万分惊慌，他们集中了力量来摧毁劳工运动。一支庞大的警察部队，外加平克尔顿密探和特别法警都在整装待发。一千三百五十名州国民军也可以立即出动。商人们的“公民委员会”在不断举行会议。[1]报纸在用最猛烈的态度进行宣传。5月工日，《芝加哥邮报》指责阿伯特·帕森斯和奥古斯特·施皮斯是两个“制造混乱”的“危险暴徒”。这家报纸最后警告说“今天就盯住他们。监视他们。要他个人对任何可能发生的骚动负责。如果发生骚乱的话，就拿他们开刀，惩一警百。”
麦考米克屠杀事件
5月3日在麦考米克收割机制造厂发生了组织乱，这个工厂停工解雇了一千四百名工人，他们是说于劳工骑士会第582分会的会员，他们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和每天二美元的工资，以及停止削减工资和不公平的计件制而举行了罢工。
5月3日，三百名罢工破坏者在三百五十到五百名警察的保护下，来厂工作。当罢工工人在数百名也在举行罢工的木材搬运工人的帮助下，举行示威反对罢工破坏者的时候，警察未先警告说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射击。至少有四名工人遭到枪杀，还有许多工人受伤。[2]
由于警察一向以无理的野蛮手段对待劳工，他们早就遭到人们的痛恨，这次的暴行更引起了广泛的愤怒。人们很快就印发了传单，号召第二天——5月4日——在干草市场广场举行集会抗议警察的暴行。”〔注：在印发的霞单中，有一张被称为“复仇传单”。奥古斯特·施皮斯对警察的暴行感到十分愤怒，他在他所编辑的德文版《工人报》的办公室里写了一张传单，号召工人们“发动你们的力量……摧毁那些力图摧毁你们的可恨的恶魔"这张用英文和德文印刷的传单的标题是：“复仇！工人们！武装起来！”结是是：“我们号召你们，武装起来，武装起来！”后来施皮斯否认标题和结尾是他草拟的，并且肯定说：他事先井不知道加进了这些词句。（亨利·戴维著：《干草市场事件始末》，1936年纽约版，第191—194页。）〕
干草市场广场
在5月4日的整个上下午，罢工工人的集会一直遭受着攻击。但是，在听到卡特尔·哈里逊市长允许当天晚间在干草市场广场举行群众集会的时候，工人的早在午后七时半就开始集合。在一小时之内，已有三千名男人、妇女和儿童聚集在广场的一端。施皮斯、帕森斯、塞缪尔·菲尔登依次向群众发表演说，谴责警察，警告当局不要使用暴力，鼓励大家坚持斗争并且组织起来，继续进行罢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同帕森斯在一起的，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哈里逊市长从开始时就参加了集会，听了所有三位演讲者的演说，他后来作证说：会员和演说都是有秩序的。将近十时，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开始终散集会的群众。施皮斯和帕森斯已经离开会场。哈里逊市长以为会议已经结束，在十点钟以后不久就离开了，并且到离干草市场广场有半个街区远的德士普林街警察所去告诉他们说；并没有发生任何骚乱，根据一种说法，他还命令警察“解除警戒，去执行他们的日常任务”。
在市长离开的时候，菲尔登正要结束他的演讲，这时有2/3的群众已线离开会场回家去了。当群众集会在几分钟之内就要结束的时候，警察在会场上出现了。市长离开几分钟之后，在约翰·邦菲尔德上尉指挥下的一百八十名全副武装的警察以战斗队形开到会场。全市人民都痛恨邦菲尔德上尉，因为他的行为一向是极端残暴的。瓦德上尉根据邦菲尔德的指示，下令正在逐渐散去的群众“解散”。菲尔登高呼这是一个和平的集会。好像按照信号的指挥一样，一枚炸弹向警察投掷过去，炸弹爆发后，当场炸死一名警察，五名警察重伤，不久即死去，另有五十多名警察受轻伤。
警察立即向群众开枪，追击、殴打和枪杀工人。若干名工人被杀害（确数不详），至少有二百人受伤。[3]
第二天，资本家迅即展开对工人阶级的进攻。由于无政府主义者曾经支持八小时工作制的主张，因此，干草市场悲剧就为资本家和他们的走狗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他们利用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叫嚣，来扼杀八小时工作制的鼓动和削弱整个劳工运动。资本家报纸以头号标题把所有提出八小时工作制和其他劳工要求的人都叫做“炸弹投掷者”[4]。
扣红帽子
在芝加哥，好几百名工人遭到逮捕。聚会所、印刷所、甚至私人住宅都横遭搜查。哈威·魏煦教授写道：“住宅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受到侵犯，并且为了寻找证据，而受到详细的搜查；对嫌疑犯进行殴打和逼供，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意义亳无所知的人也受到警察的拷打，有时则对他们进行收买，以便为州政府充当证人。”[5]
三年以后，芝加哥警察局长弗莱得立克·埃伯索尔德上尉在一次中承认，密恰尔·沙克上尉所领导的警察曾有划地扶持无政府主义者团体，并且偷偷供应这些组织以炸弹和军火，报纸每天都以大字标题刊载那些关于袭击在警察教唆下所起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团体的消息——并列举搜出的物品——军火、炸药、炸弹、炮弹、刺刀、手枪等等，甚至还有地下打靶场。[6]
从警察逮捕和拘禁的数百工人当中，最后挑出了下列八名受审：阿伯特·帕森斯，奥古斯特·施皮斯，塞缪尔·菲尔登，尤金·施瓦布，阿道夫·费舍尔，乔治·恩格尔，路易斯·林格，以及奥斯卡·尼伯（Albert.R.Parsons,August.Spies,Samuel.Fielden,Michael.Schwab，Adolph.Fischer,George.Engel,Louis.Lingg，Oscar.Neebe-校对者注）。芝加哥的雇主仍最恨这些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的战斗精神和天才，使得芝加哥成为全国著名的劳工中心，并且对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在投掷炸弹的时候，这八个人除正在演说的菲尔登以外，都不在干草市场会场。但是这一点并没有使大陪审团感到为难，它很快地就对这些人提出控告他在5月4日谋杀马蒂阿斯·德根，并且规定在6月21日进行全体法官列席的审判。〔注：实际上，对三十一人提出诉讼但有些人用充当州政府的证人的方法逃脱了起其余的人在这八个人的审判结束以前得到了保释。有一个叫鲁道夫·施瑙贝尔特的被告离开了美国，以后再无消息。〕这些人都被控犯有谋杀罪，而不是被控投掷炸弹。他们被武断地祈为杀人犯，其理由是，不知名的炸弹投掷者是受了他们的演说的影响。[7]
大会审的滑稽剧
大会审在库克郡的刑事法庭开庭，由约瑟夫·加里充当法官，州检察官格林奈尔充当首席检察官，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走红运的公司法律顾问威廉·布赖克充当首席辩护律师。陪审团大半由大工厂的工头和监工组成。在陪审团内根本没有一名工人。选择陪审团候选人不是用通常的方式从盒子里抓阄决定。这一次，是由州检察官提名，经法庭任命一个特别监察官，由他来选择候选人。芝加哥商人欧提斯·费渥发誓说，监察官曾在证人面前告诉他说：“我在处理这个案件，而且知道将要怎样办。这些人是一定要被绞死的。我要提名的那些人必然会遭到被告的坚决的抗议，但这是浪费他们的时抗议是徒然的。然后，他们将不得不接受检查官所希望的这些人。”[8]
以后发生的事情完全同监察官所预料的一样。在被告提完他所有的坚决的抗议以后，一个公开歧视被告的陪审团被挑选出来了。[9]
在审判进行时，有七名“嫌疑犯”出了庭。缺席的是阿伯特·帕森斯，警察费了六个星期的工夫还是搜捕不到，而且由于彻底乔装起来的缘故，他在离开芝加哥很远的一个秘密地方非常安全地躲了起来。正在开始初步审查陪审团候选人时，帕森斯突然走进法庭，并对加里法官说：“法官员下，我是来同我的同伴们一起出庭受审的。”[10]
这是一场歪曲正义的滑稽剧。陪审团是早已内定的。州当局的证人都是警察和他们号所收买作证的走狗。几年以后，加里法官因为遭到愤怒的指责而为他自己进行辩护的时候，无意中用下面的话谴责了他自己在审判时的行为：“如果我对法律有一点儿歪曲的话……我这样做是出于奉命而行的。”[11]
实际上，加里法官的坦白是一种故意缩小事实的漂亮手法。法官听任这样的人坐在陪审席上，他的坦白承认他的相信被告有罪，而且这种看法会强烈地影响他们对被告的判决。他甚至无视一件事实，就是一个陪审员竟是炸弹下的一个牺牲者的亲戚。他强迫这八个人在一起受审。在盘问州见证人时，他把被告辩护限制在州政府所提到的特定问题上，但在盘问被告见证人时，他却让州检察官提出各种各样与本问题无关的事情。他允许起诉人乱扯与无政府主义有关系的任何但却否认被告有权阐明被告对使用武器和暴力的态度〔注：帕森斯在他的笔记本里写道：“所有这些武装是为了抵抗而不是为了进攻，这是能够而且必须向陪审团指明的。”（阿伯特·帕森斯的笔记本原稿，其中包括审判期间的日记。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他允许警察拿出各种类型的炸药和炸弹，以便在陪审员中间造成恐怖，同时他在整个审判期间对被告所作的侮辱性言词——这些言词陪审团都听见了——显露出他对这些人的深刻仇恨。[12]
从一开始就很明显，这八个人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而不是因为他的任何行为而被判罪的。审判终了时的腔调正和开始时的一样。州检察官格林奈尔对陪审团的总结演说的最后一段话就证明了这一点，他说“法律正在受考验。以无政府主义的行动正在受审判。这些人被挑选出来，由大陪审团仔细地挑选出来并加以判罪，正因为他们是领导人。他们和追随他们的成千上万的人犯有同样的罪。陪审团的先生们，把这些人判罪，拿他们来作榜样，绞死他们，这样，你们就挽救了我们的制度和我们的社会。”[13]
帕森斯自己在审判期间所记的笔记（这个笔记并没有出版过）内总结了这个陷害案的性质。他写道：“根据法院给审判团的指示，他的要把为组织劳工来维护他的本身的权利而进行的劳工宣传鼓动看作是谋杀。”帕森斯接着说：“把我们判罪，对这些人是有利的。我同这些被告认为垄断组织、资本家等等侵害了工人阶级。雇主同却认为劳工没有权利表示这种意见。”[14]
8月20日，陪审团裁决被告有罪，这正同报刊所科的一样，甚至被告自己也预料到这一点，他们对这次审判的阶级性质没有存在任何幻想〔注：帕森斯在他的笔记本内写道：“正如把企图获得自由的逃亡奴隶送到奴隶主面前一样，这些人（陪审员）压根儿就不可能是公正无倚的，他们也承认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在审判开始时就认为我们有罪；而且既然无法肯定我们完全无罪，这个有阶级性的陪审团当然只有急于把我们判罪并加以处刑了。他们的阶级利益要求他们这样做。”〕被告中七人被判绞刑，其余一人——奥斯卡·尼伯判处十五年徒刑。
在被告提出重新审判的要求遭到加里法官拒以后，被判刑的人被指名在宣判前发言。他们的演说进行了三天，这些演说是无产阶级著作中的不朽杰作，并且显示出这些具有高贵品质的英勇的人是工人阶级真正的英雄。
第一个发言的是施皮斯，他开头说“法官员下，在对这个法庭演说时，我是以一个阶级的代表来对另一个阶级的代表讲话的……”他一连讲了数小时之久，驳斥了关于谋杀和叛乱的控告，指黄州当局有意地阴谋利用干草市场广场悲剧作为杀害工人阶级领袖的借口，指责雇主的利用同一事件谋杀工人所拥戴的领袖，来破坏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运动。但是，他们信这个阴谋是不会成功的：“如果你们以为，用绞死我们的办法，就能够摧毁劳工运动……摧毁那些被蹂躏的、在贫困和悲惨中从事劳动的干百万人期待通过它获得解放的劳工运动的那么，就绞死我们吧！你们可以在这里踩熄一个火花，但是，正是在那里，在你们后面和前面，到处都会燃起火焰。这是来自地底的烈火，你们是不能把它扑灭的。”[15]
是谁投掷的炸弹
帕森斯在他的演说中指责了当时的报纸，他引用了《芝加哥论坛报》、《弗兰克·莱斯里画报》和《纽约先驱报》的社来证明这些报纸作为雇主的代言人，主张对工人阶级公开使用暴力：“如果人民对陷害和压迫提出抵抗就把他们杀掉。”他控告雇主们应对投掷炸弹的罪行负责，斥责他是为了破坏八小时工作制运动而犯了这个罪行的。[16]
甚至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人知道是谁投掷的炸弹。但是，有钱多证据支持了帕森斯的说法。警察在哈里逊市长离开以后的可疑的举动，毫无理由的解散群众的命令，整个事件的背景，所有这些都表明有一个为警察工作的破坏分子与这个罪案有关。在审判期间曾经访问美国的艾威林夫妇在英国工人机关报《今日》杂志上报道说，在芝加哥的工人当中“认为那（炸弹）是由警察的代理人投掷的。这种感觉是很普遍的”[17]。
更有力的证据，是警察局长埃伯索尔德在1889年5月10日接见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时提出的关于邦菲尔德上尉在警察局里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沙克上尉的证词。他说：“在我们解散无政府主义团体以后，沙克要立即派人去组织新的团体。”一个警察人员的这种无可争辩的证词表明，警察官员是怎样充当破坏分子的。当然，像邦菲尔德和沙克这一类人，在平克尔顿密探的合作之下，是完全可能策划投掷炸弹的阴谋的。〔注：塞缪尔·耶兰写道：“这时候，芝加哥的警察官员是完全能够干出这样的事来的。”（《美国劳工的斗争》，1936纽约版，第56页。）〕假使我们明白，正如现在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沙克是从芝加哥雇主们那里领取额外津贴来监视无政府主义者，那么帕森斯所提出的控诉的意义就十分明显了。
有许多证据表明，无政府主义者鲁道夫·施瑙贝尔特是一个被警察雇用的破坏分子。他曾两次被捕，两次被释，而且警察还让他逃到墨西哥边境。总而言之，当警察在搜捕和拘禁一切无政府主义者和同情分子的时候，施瑙贝尔特却两次被释放并纵容他逃跑，而丝毫不受到芝加哥警察官员的干涉。芝加哥《侦探日报》在1900年8月6日对干草市场事件作仔细的研究以后指出一切证据都“证明鲁道夫·施瑙贝尔特就是那个投掷炸弹的恶棍，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大搜捕时期，所有遭到逮捕的人中，施瑙贝尔特是唯一“立即被释放的”。报最后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后来还常常听到关于他在外国的消息，但是他从未遭到逮捕。”
审判过了七年后，加里法官在回顾这一案件时，承认施瑙贝尔特可能是投掷炸弹的人。他接着说：“但是，究竟是施瑙贝尔特还是其他人投掷了炸弹，这倒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18]
这一次加里法官员说了真话。投掷炸弹的具体行为对于雇主和他们的帮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干草市场事件为破坏八小时工作制运动和整个劳工运动提供了很好的借口。据报道，芝加哥一家大服装公司的股东曾过：“不，我不认为这些人犯了任何罪行，但是必须把他们绞死……我并不害怕无政府主义，啊，不，那只是少而又少的几个有怪癖的慈善家的乌托邦想法，这些人还是相当可爱的，可是我的确认为劳工运动必须加以摧毁！如果把这些人绞死了，劳工骑士会会员就决不敢再制造骚乱了。”[19]
辩护运动
雇主们已经说过——“必须把他们绞死！”高级法院赶紧遵命办理。被告提出了上州最高法院不能完全漠视审判是在公开违反审判程序的情况下进行的，于是向下级法院指出违反程序的地方和纠正的办法，然后维持原判。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对上诉进行裁决时，把社会主义原则说成是主张盗窃财产，因此就使陪审员对社会主义者持有偏见！[20]
被告试图将这一案件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但是，那个威凰凛凛的法庭拒绝复审这一案件，正如后来它在许多陷害黑人和白种人的案件中所做的一样。在最后上诉要求重审时，亚伯拉罕·林肯的老法律伙伴列昂纳德·斯威特（Leonard Swett）也参加为被告的律师，但是即使这样著名的支持者也没有对最高法院发生任何作用。
这时候，为这八个人进行辩护的斗争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运动。判决一宣布，拯救被判罪的人的火焰立即燃烧了起来。许多最初因歇斯底里宣传而没有认识到这一典型的反劳工陷害案的真正意义的人，在审判过程中也睁开了眼睛。有些工人为恐怖统治吓倒了；但是多工人即奋起反抗。在审判进行的时候，劳工运动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雇主和他们的帮凶的真正目标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队伍。
在最高法院拒复审这一案件以后，为这八个人进行的辩护运动更紧张起来了。纽约的联合行业工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全国有组织的劳工举行抗议的群众大会。强大的纽约中央工会表示支持由十四个著名劳工领袖——包括塞缪尔·冈波斯和劳工骑士会的黑人领袖弗兰克·法赖尔（Frank Ferrell）在内——签名的一个类似的呼吁书。这个呼吁书敦促一切有代表性的劳工组织在全国同时举行大规模的公开示威：“以挽救我们的国家，使它不致因为一个只能被认为是出于最卑鄙和极端非美的动机的司法谋杀而蒙受耻辱……”[21]为了响应这个呼吁，全国各城市举行了群众大会。〔注：彼得·麦克基尔、詹姆斯·奎恩和塞米尔·冈波斯都在纽约市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讲了话〕
美国劳工联合会在它的年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宽大处理。[22]劳联主席冈波斯写道：“为了劳工的事业和通过和平方法来改善劳工状况并使劳工最后获得解放，我反对这一极刑。它将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污点。”[23]冈波斯在他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所写的自传中，提出了下面的重要理由来说明他为什么为被陷害的干草市场事件受难者进行辩护：“劳工必须尽一切努力为激进分子主持公道，否则劳工自己将被剥夺作为自由人的权利。”[24]
劳工骑士会的许多地方分会也在道义上和经济上支持干草市场事件的受害者。但是，劳工骑士会总部的机会主义的领导却没有参加辩护运动，而且居然威胁要停止甚至撤销一个采取辩护行动的区分会。在1886年的里奇曼年会上，对干草市场事件受害者表示同情和要求为声援他们而采取行动的建议像雪片似地飞来。但是，它仍都被保守的领导所拒绝。泡德利甚至说，劳工骑士会对被判罪的人不但不应投票表示同情，而且还应当把他们认作“可憎恶的累赘……”[25]
对判决提出抗议和要求减刑的著名美国人士中有：威廉·迪安·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罗伯特·英格索尔（Robert G.Ingersoll），丹尼尔·德李昂（Daniel De Leon），曾任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法官和美国参十八年的莱曼·特朗布尔（Lyman Trumbull），著名的自由主义作家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Henry Demarest Lloyd），后来任美国律师协会主席的史蒂芬·格雷戈里（Stephen S. Gregory），当时任伊利诺伊州巡回法院首席法官的默里·泰尔斯(Murray F. Tales)，后来任财政部长的莱曼·盖奇（Lyman Gage），伟大的黑奴解放者的儿子约翰·布朗（John Brown），以及汤姆斯·潘恩传记的作者蒙库尔·康威（Moncure D Conway）。著名的小说家、编辑和美国文坛巨子豪威尔斯（Howells）代表整个文艺界的情咸，把这一陷害案件称为“历史上有损我国民族声誉的最大的冤狱”[26]。
辩护运动超越了国界。爱德华·艾威林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夫妇号召英国工人“以举行集会和通过决议的方法来支援美国兄弟”。在几十次群众大会上，英国男女工人投票赞成“对谋杀劳工领袖的行为提出抗议[27]。
1887年10月14日，伦敦南地学会大厅的里里外外挤满了热情的听众，他的一致通过下一决议：
“参加这次集会的英国工人恳切促美国的工人兄弟注意公众自由所面临的极大危险，这种危除是由于公民为了反抗压制公众集会和言论自由而遭到惩罚所产生的，因为如果人的由于力争这种权利就受到惩罚，显然就完全没有什么权利而只有罪恶了。
“我的英国工人对由于在芝加哥举行公共集会而被判处死刑的七个人的命运深为关切，在那次集会上，若干警察因企图强行驱散群众和不准演讲者发言而丧失了诽谤性命。这七个人的情况同今天我们在爱尔兰的同伴的情况一样，如果大西洋两岸的工人不具口同声宣布一切干涉公众集会和言论自由的人的行为是非法的，并且是冒险的，那末我们明天的情况也可能就是这样……”
[28]
法国众院一批继巴黎市议会和塞纳省议会之后，在10月29日给伊利诺伊州州长拍了一封抗议电报。电文中把即将执行的死刑称为“政治的罪行”，它将成为“对共和主义的不可磨灭的耻辱”。[30]
在法国、荷兰、俄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工人们举行了集会，许多工人向干草市场辩护基金捐出了他们微薄的工资。[31]
当执行死刑的那一天——1887年11月11日——临近的时候，大批的决议、函件和备忘录潮水似地向奥格勒斯比（Oglesby）州长涌来，要求缓刑。它们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工会和激进团体。[32]但是，成千成万的工人和他们的同盟者的这些声音被雇主们“必须把他们绞死”的嗥叫所掩盖了。
然而，巨大辩护运动究产生了它的效果。奥格勒斯比州长把对菲尔登和施瓦布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年轻的被告之一路易斯·林格自杀了（也许是被警察看守谋害的）。帕森斯、施皮斯、恩格、费舍尔在1887年11月11日被绞死。
要求赦免菲尔登、施瓦布和尼伯的斗争继续在进行，全世界成千成万的人要求奥格勒斯比和他的继任者的约瑟夫·费弗（Joseph Wilson Fifer）州长宽大处理。但是一直到勇敢和公正的年轻的自由主义者约翰·彼得·奥尔特盖尔德（John Peter Altgeld）担任伊利诺伊州州长时，才最后获得了胜利。
1893年6月26日，奥尔特盖尔德颁布了他的著名的赦免令，他在赦免令中宣示：“不能证明被告犯有罪行”。奥尔特盖尔德在赦免被判徒刑的劳工领袖们时直率地宣称，他们完全是无辜的，他们和被绞死的人都是那些通同作弊的陪审员和偏袒不公的法官的牺牲者。[33]
虽然资本家对赦免表示愤怒，《芝加哥论坛报》、《纽约时报》和其他报纸也对奥尔特盖尔德破口大骂，但是，工人的和他们的同盟者则欢欣鼓舞。美国劳联在1893年12月的年会上赞扬赦免令是“一个正义的法令”。各个工会和人民党人将赦免令印发了五万份。[34]
一座为殉难的劳工领袖们建立的经念碑，在1893年6月25日揭幕，这离他们被司法谋杀已将近六年了。但是：“干草市场案件殉难者”这一字眼已组成为“五一劳动节”的标帜，这一事实比之间念碑具有更重大的意义。
录入者附言：事件中美国劳工运动被捕的7名劳工领袖。在维基百科的相关条目中（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5%B9%B2%E8%8D%89%E5%B8%82%E5%9C%BA%E4%BA%8B%E4%BB%B6#cite_note-5干草市场事件词条第69条引脚），可以得知他们的英文名字是 August Spies, Michael Schwab, Samuel Fielden, Albert R. Parsons, Adolph Fischer, George Engel, Louis Lingg, William Seliger, Rudolph Schnaubelt,Oscar Neebe。这其中 Rudolph Schnaubelt在审判前离开美国，还有一些保释的，最终受审名单是 Albert.R.Parsons, August.Spies, Samuel.Fielden, Michael.Schwab，Adolph.Fischer, George.Engel, Louis.Lingg，Oscar.Neebe（原书所提出的：阿伯特·帕森斯，奥古斯特·施皮斯，塞缪尔·菲尔登，尤金·施瓦布，阿道夫·费舍尔，乔治·恩格尔，路易斯·林格，奥斯卡·尼伯），我建议将这些人英文原名名以圆括弧标绿底附在原文后面，因为英文维基对于heymarket affair相较于中文详尽的多（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ymarket_affair），这些人在英文维基部分也有自身的专门词条（譬如Parsons，页面在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bert_Parsons）。同时当时审判文件的数码版在https://www.chicagohistoryresources.org/hadc/transcript/volume1/000-050/1003B-022.htm，可见有十人被控谋杀，不过我没有精力仔细阅览了。附件是Wiki上给出的七人画像，网络上流传甚广，但能找到看清人名的版本是Albert.R.Parsons, August.Spies, Samuel.Fielden, Michael.Schwab，Adolph.Fischer, George.Engel, Louis.Lingg，缺了第没有第八个 Oscar.Neebe。
[1] 前引耶兰书，第50—51页。
[2] 《1886年麦考米克大屠杀事件始末》(Story of McCormick Massacre)，载1936年4月29日《工人日报》(Daily Worker)。
[3] 前引戴维书，第9章。
[4] 特别请阅1886年5月6—10日《芝加哥论坛报》及《芝加哥先驱报》。
[5] 1938年12月号《伊利诺伊州历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Illinois Historical Society)，第204页，又见1886年5月16日《约翰·斯文登报》。
[6] 1889年5月10日《芝加哥每日新闻》(Daily News)。
[7] 前引戴维书，第226—227页。
[8] 约翰·阿尔特盖德(J.E Altgeld)著：《赦免菲尔登，奈比及希瓦布的理由》(Reasons for Pardoning Fieklen，Neebe and Schwab)，1896年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耳德版，第8页。
[9] 前引戴维书，第229—231页。
[10] 前引卡尔玛书，第98—100页。
[11] 1893年4月号《世纪杂志》(the Century Magazine)。引诱的着重点是我加的——菲利浦·方纳。
[12] 前引阿尔特盖德书，第12—14页。
[13] 见阿伯特.帕森斯(Albert R.Parsons)著：《无政府主义及其哲学和科学根据》(Anarchism：Its 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Basis)，1887年芝加哥版，第53页。
[14] 阿伯特·帕森斯在审判期间所记的原稿笔记，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藏。
[15] 《芝加哥八个无政府主义者在法庭上的有名的演讲》(Famous Speeches of the Eight Chicago Anarchists in Court)，1910年芝加哥版，第20—24页。
[16] 同上书，第40—43页。
[17] 《今日》杂志(To-Day)，1887年11月份。
[18] 《世纪杂志》，1893年4月份。
[19] 引自前引戴维书，第376页。
[20] 同上书，第17章。
[21] 同上书，第410—411页。
[22] 《1886年劳联大会会议录》，第46页。
[23] 冈波斯1887年10月13日给詹姆斯·施密斯(James W.Smith)的信，《冈波斯书信集》。
[24] 塞米尔·冈波斯著：《七十年生涯与劳工运动》（Seventy Years of LIFE and Labor)，1924年纽约版，第1卷，第187页。
[25] 前引戴维书，第410页；泡德利著：《劳工三十年》，第544—545页。
[26] 1887年11月6日《纽约论坛报》；前引戴维书，第388，397—398页
[27] 前引戴维书，第426页；1887年11月份《今日》杂志。
[28] 1887年10月22日《共和》杂志（Commonweal)，第340页。
[29] 同上。
[30] 《奥古斯特·施皮斯的自叙传和他在法庭上的演讲、笔记、信件等》(August Spies，Autobiography.His Speech in Court，Notes，Let自叙ters，etc.)，1887年芝加哥版，第75页。
[31] 《自由》杂志，1887年11月号，第56页、1887年12月号，第59页。
[32] 前引戴维书，第426—433页。
[33] 前引阿尔特盖德书，第8—10页。
[34] 前引戴维书，第499―500页；前引格拉哲书，第61—62页；密歇根大学关于“秣市事件”中拉巴迪剪报集(以下曾称《拉巴迪剪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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