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tter 6　关于教学关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巴西〕保罗·弗莱雷《十封信──写给胆敢教书的人》（1993）

　　“他们要的是民主的、相互尊重的教学关系。他们拒绝专制主义的无限权力所要求的盲目服从。他们反对放任主义的不负责任。 ”

Letter 6

关于教学关系

　　现在我将集中分析教育工作者与学习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包含了教学、知-教-学的过程、权威、自由、读写、教育工作者的品质、学习者的文化身份及应当给予这种文化身份的尊重等问题。
　　我想立下这样的誓言：成为一名永远前后一致的进步教育工作者。我将尽力把誓言看成唤起学习者关注价值的最佳途径，建议他们关注什么是有价值的，让他们带着克服困难的目标来解决问题。在教育工作者的言行之间没有一以贯之相联系的教育实践，将会是一场灾难。
　　对于一位抗议政府限制自由教学、同时又卑劣地限制学生自由的教师，我们会作何感想？所幸站在人类的视角看，呆板的解释无济于事。我们不能断言，这样的教师教出来的学生一定是麻木不仁的，或者总是处于反抗中。但如果他们不服从这种言行不一，境况肯定会更好些。在言与行之间，行动更有力，因为行动会产生或者能够产生结果。对于培训学生而言，最糟糕的是学生因为言行矛盾而不相信教师的话。无论教师说什么，学生都在等待他的下一个行动以便找出下一处矛盾。这摧毁了教育工作者为他们自己树立并且向学生展示的形象。
　　孩子们对那些言行相反的教师是极为敏感的。以“照我说的做，别学我的行为”来弥补言行矛盾和不连贯，常常是徒劳无益的——说“常常”，是因为与其所为相矛盾的言论并不总是完全受压制的。有时，人们的言论具有内在力量，来拒斥那些说他们在做相反事的虚伪人。但正因为这些是说出来的，而不是实际发生的，它的力量被削弱了许多。那些发现矛盾的人可以这样对自己说：“如果某件说过了但在实行中受到强烈抵制的事是件好事，因为人们不仅会这样说，更会让它实现。”
　　所有情形中最糟的莫过于教学关系的破裂。
　　那么对于那些在课堂上从不表现出权威，在教学关系中总是表现得虚弱、怀疑和不可靠的教师，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我记得当我还是少年时，面对一位把自己置于不尊重之中的教师，曾受到过多大的伤害。他因为无力维持课堂的秩序，而成为大多数学生谩骂的对象。那天早上他的课是第二节课，他差不多已经被击垮了，当他走进教室时，有意找茬的年轻人已经等在那里，要教训他、虐待他。上完这堂取笑他的课之后，他无法转身走向门口。粗鲁的讥讽像潮水般涌向他，令他目瞪口呆。从我所在的角落里看去，他显得苍白、渺小，对着门趑趄不前。他在难以支撑的虚弱中迅速打开门，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那时起，我记住了虚弱、毫无防备、苍白的教师形象，他因为学生们将他的弱点当成玩物而深深恐惧，也为失业而担忧，而这些恐惧竟是由一些孩子引起的。
　　当我亲眼看到他的权威被摧毁时，梦想成为教师的我立下誓言，我永远都不会让自己屈服于否认我存在的行为，无论这种否认是来自全能的、通常能做出定论的专制、傲慢的教师，还是来自教师所表现出的存在与权力的完全缺失和不安。
　　在我们的教学关系中，另一种不容错过的誓言是我们对正义、自由、个人权利，以及在最弱小者遭受强者剥削时捍卫他们的献身精神的永恒承诺。在日常工作中，向学生展示道德斗争的美好之处也是非常重要的，伦理学和美学存在着内在联系的。不要说，在极度贫困、极端匮乏的地区，这些要求无法实现。马德莱纳·弗雷勒·威福特在圣保罗贫民窟中三载的亲身经历，证明了上述要求有实现的可能。正是这样的环境而非其他环境，使她彻底成为教育工作者与（理解了教学工作政治意义的）教师。她正著书记述这一段缺乏所有在我们的知识与理解中为教学所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又充满某些为我们关于教学的知识与理解所不屑元素的经历。在书中，她必定会讲述并分析我在某篇论文^[1]里引用过的小卡拉（little Carla）的故事：“她逡巡于学校四周，游荡在附近的街道上，衣不蔽体，蓬头垢面，肮脏的脸蛋掩盖住了原有的美貌，因而常成为其他孩子和成人嘲笑的对象。她像迷途的游魂一样游荡着。更糟的是，她迷失了自我，她成了无主的小女孩。”
　　马德莱纳说，有一天，小女孩的祖母找到她，问能否让她孙女入学读书，并表示，他们无力支付学校当局规定的象征性的学费。
　　“我不认为学费会成为问题，在接受小卡拉入学前，我的确提出了要求：她来上学时必须是干净的、洗过澡，至少穿上点衣服。并且她每天都要来，而不只是明天一天。”马德莱纳说。小女孩的祖母同意了，并保证会按她说的去做。第二天，卡拉来上学时整个变了样：干干净净，貌美如花，充满自信。
　　清洁、无垢的面庞使小卡拉在教室里光彩夺目。她开始对自己有信心。祖母不仅开始信任卡拉，也开始相信自己。小卡拉发现了自我，而祖母是重新发现了自我。
　　天真的旁观者会说，教育工作者的干预多少有点功利、精英主义和脱离现实——毕竟，谁能要求一个贫民窟的孩子洗过澡后来到学校呢？
　　事实上，马德莱纳履行了进步教育工作者的义务。她的干预使那个孩子和她的祖母征服了一个空间——他们的尊严，他人的尊重。明天，在追寻更光明的未来时，卡拉将更容易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完整的班级成员或工人的存在。
　　没有教育工作者的民主干预，就不会有进步的教育。
　　因此，正如教师有可能干预卫生问题乃至个体与世界的美的问题，从而使卡拉和她的祖母发现重新发现了自己一样，我们没理由说人们不能干预我早些时候指出的问题。
　　我相信，作为理性的、更胜任的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面对的基本问题是，我们与学习者的关系是我们现实中对学生短期和长期干预的途径之一。在此意义上（以及也在其他意义上），师生关系要求我们尊重他们，意识到在他们的世界里塑造了他们的具体环境。教育实践要求我们去了解学生们的生活现实：没有这种了解，我们便无法知道他们思考的方式，要克服大量困难才能弄清他们了解什么及如何了解。
　　我深信，世上不存在人们无法言说的主题或价值，不存在人们必须沉默的领域。我们可以谈论任何事，也可以就任何事进行陈述。不过，我们用于谈论此事、彼事的语言和我们陈述的方式，要受我们谈论、陈述语境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影响。必须指出，它们是由阶级文化、聆听和参与我们言说、陈述者的现实决定的。
　　让我们着重指出以下事物的重要性：证明的严谨、行事的纪律、学习的纪律；关爱身体、关爱健康的证明；对教育工作者完成其使命所必需的尊严、他们为其权利而斗争的希望、他们与专断看法坚持不懈斗争态度的证明。这个国家的教育工作者，在书本之外，有很多东西可以教给学生，无论他们来自哪个社会阶层。借助为我们所需的根本变革而战、与专制主义斗争、为民主而战的事例，他们有许多东西可教。所有这一切都不容易达到，但它们构成了深刻变革巴西社会伟大斗争的前沿之一。进步的教育工作者必须向自己证明，他们不仅仅是教师——这不存在问题——不仅仅是教学专家。因为我们是教师，所以我们是政治斗士。我们的任务不是在讲授数学、地理、语法、历史中耗尽精力，而是要求我们以清醒的头脑和相应的能力教授这些课程，同样要求我们投入战胜社会不公的战斗并为之做出贡献。
　　必须撕开新自由主义“现代话语”思想的假面，它在谈及当前的历史运动时，试图向我们证明，生活不过如此：最能干的人引导世界，他们生产；能力最差的，挣扎求生。他们还说，“这种关于梦想、乌托邦和激进变革的讨论”，只会妨碍那些确实在生产的人们不知疲倦的辛勤劳动；我们应该让他们不受我们空想言论所引起的问题的干扰，安安静静地工作，有朝一日，将会有大量可供分配的东西。
　　这种无法接受的言论反对希望、乌托邦和捍卫我们这个为其三分之一人口而存在的社会的梦想，仿佛我们能够长期负担不适当的规模。在我看来，新的时代为我们带来了宗派主义的终结，却诞生了激进主义。在宗派主义立场上，我们假定自己是掌握无可辩驳的真理的人——这种立场仍然假民主之名而行，它对新的时代而言已渐行渐远。在这个意义上，进步的政党没有太多选择。它们要么在其梦想的激进主义中再造自己或彻底改造自己，要么阉割宗派主义，被斯大林主义思想吞噬以至消亡。它们成为或者继续充当陈腐的极“左”政党，没有灵魂，注定在冷淡中消亡。它是一个存在此种风险的政党。
　　让我们回到教学关系上，回到学习者为教育工作者的证明所做准备和其行为与决策激进性的强度与重要性上。在证明中，教育工作者能够而且也应该轻而易举地再次看到他们在改变自己的新环境面前所采取的立场。当他们清晰而客观地向学习者解释以下问题时，他们的证明将更有效：
　　1．改变立场是合法的；
　　2．使他们改变立场的原因。
　　我并不认为教育工作者必须成为完美的圣人。他们应该是人，既有美德，又有缺点，他们将带着这些特点，为严谨、自由而奋斗，为创造为学习所不可或缺的纪律——由于学习者要为自己创立纪律，教师必须为这一过程提供帮助——而奋斗。
　　教育工作者一旦开始其证明过程，学习者也将渐渐开始证明。学习者的有效参与标志着教育工作者的证明奏效了。不过，部分学习者也会假装对教育工作者进行测试，以便判断他们是否自相矛盾。如果教育工作者对这种挑战反应糟糕，那将是一场灾难。现实中，大部分测试教育工作者的学习者因忧虑而质疑，希望自己未受愚弄。他们希望教育工作者能确认其证明的真实性。在测试中，学习者其实并不想看到教育工作者失败。不过也有一些人是为了证明教育工作者错误而提出质疑的。
　　过于自信从而不够谦逊的教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认为学习者的行为伤害了他们，也即不承认任何人都能质疑他们。
　　相反，我们应该谦逊地承认自己是普通人，因而都有缺点。我们并非完美，也不是一贯正确。
　　我记得，在我刚流亡归来时，曾与圣保罗罗马神学院（Pontiff Catholic University）的研究生们有过一段接触。
　　在第一天上课时，谈到我对我们集会的想法，我说，我希望学生们开放、民主、自由，希望我们能行使求知、提问、不同意、批评的权利。
　　一名学生挑衅地说：“我会积极地参加学习——不会错过任何一次集会——看看你所说的对话是否真的能实现。”
　　在她说完后，我对她质疑我的权利以及她公开表明其疑问的权利进行了简短的评论。在整个学期中，我有义务证明我是信守诺言的（be true to my discourse）。
　　事实上，这个年轻女子从来没有缺席过集会。她参与了所有的集会，展现了自己专制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也许是基于对我过去和现在的反政府斗士形象的拒斥。我们在认识上从未达成一致，但直到学期结束，我们都保持了相互尊重。
　　在这个女子的例子中，真正使她感兴趣的是我在第一天上课时说错话。我没有那么做。如果学生对我进行试探，我不会恼火。我并不认为自己不可质疑。我知道自己有缺点。激怒我的是指责我不诚实。这是毫无根据的批评，这一指责不道德。
　　总而言之，教学关系是复杂的、根本的、困难的。它是我们应该经常思考的关系。如果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和学习者，都能养成评价教学关系或评价在这种关系中我们表现的习惯，它将多么美好啊！
　　如果我们能每两日安排一个固定的时间与学习者合作，对我们的语言、实践进行批判分析，那该多好啊。我们将一起学会并教给学习者一种为学习所不可或缺的工具：记录事实和与他们相关的事物。记录将我们引向观察、比较、选择、在事实与事件之间建立联系。教育工作者和学习者应记下每天各种集会上对他们最具积极或消极挑战性的时刻。
　　我确信，这种预备活动可以在与孩子们年龄相适应的水平上、在还没有学会写字的孩子中进行。要求他们讲述其在学校中的经历，使得他们有可能参与到感觉教育（education of the senses）中来。它将要求孩子们关注、观察并选择事实。我们还可借此开发孩子们的口头表达能力，由于口头表达能力包括了下一阶段即书写，永远不应该把它孤立起来。那些在平常的人际交往中说话的孩子也是会写的孩子。如果他们不写，则是写的能力受到了阻碍，只在极个别例子中，书写对他们来说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担任圣保罗市教育部长时，我有过一次难忘的经历。一天下午，在两所市立学校中，我与50名五年级学生进行了交谈，第二天又与40名学生交谈。这些活动的中心话题是：年轻人如何看待他们的学校，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学校，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教师。
　　在第一次集会中，交谈伊始，一个年轻人问我:“保罗，如果我确信某个学生确实犯了错误，而老师让那个好像犯了错误的学生站起来‘面壁’，你会怎么想？”我回答道:“我认为老师错了。”
　　“如果你发现某位老师这么做，你会怎么办？”
　　“我希望，”我说，“你和你的同学们不会以为我会对那位老师采取同样的做法。这将会很愚蠢，我永远都不会这么做。我会请那位老师、校长、教学督导以及负责教师长期培训的相关人员在第二天一起到我办公室来。在与那位老师交谈时，我会要求他或她证明其行为是适当的、出于教学考虑的、科学的、人性化的和政治的行为。如果不能证明，而这也是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我会要求首先听取校长对那位犯错老师的看法，表明这种错误不可以再犯。”
　　“很好，但如果他们重复这样的错误呢？”年轻人问道。
　　“在那种情况下，我将要求部长办公室的裁决委员会研究惩罚该教师的合法形式。我将严格遵守法律。”我这样回答。
　　所有人都听懂了，我发现，这些年轻人并不想无理取闹，但他们激烈地反对武断的决定。他们要的是民主的、相互尊重的教学关系。他们拒绝专制主义的无限权力所要求的盲目服从。他们反对放任主义的不负责任。
　　也许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走上街头，在脸上涂满油彩，呼喊着有必要梦想之类的口号。
　　第二天，在另一群人中，一个焦躁不安的年轻女子清晰地表达了她的观点：“保罗，我想要一所与我母亲不同的学校。它更加信任年轻人，不会认为一些年轻人正等待时机去给他人制造麻烦。”
　　和90位青少年一起度过的4个小时，为我增添了生活的乐趣和梦想的权利。

^[1] 提交给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巴西教育部发起的会议的论文，《作为公民准备要素的识字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