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俄﹞拉甫罗夫《历史信札》（1869）
再版序言
距这本书第一次出版已经20多年了，这20多年对我们的国家十分重要。
车尔尼雪夫斯基[1]和赫尔岑[2]的宣传在那时还是新颖的。谢德林的讽刺越来越令人“难以忘记”。皮萨列夫的追随者在理论上过分强调自然科学，在生活上过分强调个人主义，民粹主义者认为刚刚解放的俄国农民已经进入历史生活，但是社会斗争的要求仍然被压制，因此，二者之间产生了争论。那时仅仅是模糊地感到，还没有预见到—以自修为主的分散的俄国青年小组将在马克思和拉萨尔[3]的理论学说的旗帜下[4]，在高昂的口号下，在“平民化”的实践要求下，三年后热情洋溢地呼吁“到民间去”。
俄国社会从十字军东征的时代起就经历了社会主义。它经历了那场自由主义的陶醉，在整个俄国宣告维拉·查苏利奇[5]无罪。它经历了短暂的但是危险的历史：80年代初一些年轻人的小组把20年代十二月党人的革命历史传统与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传统相结合，也就是在沙皇尼古拉长期的和压抑的统治时期宣传人道主义和人类尊严的原则，而且这些原则是从自由的假象中产生的，揭示日益成熟的渗透着阶级的历史斗争的社会问题。为了俄国人民的经济和政治解放，“民意党”与俄国专制主义进行长期的斗争，而且不考虑给它的追随者们带来多大的牺牲。但是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专制主义的敌人们在培养思想斗争的传统时，向20年代的先辈们表达了捍卫自己思想的政治决心。
俄国社会为自身的错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无论现在还是未来，俄国社会革命运动都在我们祖国的历史中具有不可磨灭的特征，但是对它的暂时压制反映了令人痛苦的社会疾病。精神堕落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争取俄国未来的牺牲自我的战士的队伍中那些厌倦的和失望的人开始掉队。在这些以前的战士的名字上不得不加上这样的词：“离经叛道者”“变节者”“叛变者”。俄国文学在埋葬萨尔蒂科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叶利塞耶夫、舍尔古诺夫的遗体时[6]，也几乎埋葬了最后一批思想斗争的代表。那些仍然活跃在文学舞台上的人是孤独的，是被压制的。80年代的文学“青年”开始公开脱离别林斯基和杜波罗留夫斯基的传统。“先进的”作家开始承认模糊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者和基督教神学异端的辩护士是自己事业的志同道合者。“勿以暴力抗恶”（托尔斯泰宗教哲学学说用语）的宣传得到很多人的拥护。利欲熏心的人和冷淡主义者们开始在俄国大学生中大张旗鼓地宣传。没有一个“已经适应的”人为自己越来越多的让步感到羞愧。在俄国，所有人，所有决心反对精神堕落、社会冷淡主义、古老的俄国专制主义和文明世界的资本主义剥削的人——所有保留俄国知识分子伟大思想传统的人，所有明白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务的人被迫转入秘密小组的地下活动，不仅要躲避公开的和暗中的密探，而且还要谨防那些胆小的不知所措的人，不仅要躲避可能的背叛者，而且还要谨防以前的同志们道德堕落，他们在伏特加和风流韵事中丧失了自己的道德，还要远离新的青年代表，他们丧失了斗争的意愿，丧失了自己的思想信念，放弃了自己的政治和社会任务。
在我们社会生活的20年后，出版商发现了这本书，它在1870年首次出版，也就是60年代末在杂志上发表的那些文章。
作者是否同意继续再版这本书，如果他有兴趣再版，那么这个版本以什么形式出版？俄国作家和读者在思想领域面临着一些任务，这本书就属于这个领域，但是这些任务要么在它们提出时就已经被改变，要么被其他任务代替。70年代初期的读者本身已经变化了，新的一代在这个时代有各种不同形式的经历，但是与他们的先辈们几乎没有区别。新的读者有充分理由问问自己：是否需要重新出版这本以60年代末的形式来表达俄国生活和思想任务的著作？如果必须回到这个对象，那么是否应该完全重写这本著作，是否应该向读者提供更加符合俄国思想和生活现状的著作，更加符合作者现在对这个思想和生活，对这种状况的态度的著作？它最终在国外再版，因为任何作家和出版商在俄罗斯帝国都没有这样的出版条件。如果俄国读者要求再版这本书，那么为了反映俄国时代的发展变化是否现在要求完全重写它，如果在出版时完全不做任何修改，也就是按照它1870年的版本再版，这个版本现在只能找到两本了，连作者手里都没有，作者还是在巴黎找到了一本，而且恰好是在德国军队包围巴黎后切断巴黎与外界联系，包括切断与俄国联系的那天的前夕找到的。
作者同意继续再版自己的著作，但是既不能完全重写它，也不打算没有任何改动就再版1870年的版本，作者认为必须向自己的新读者解释清楚。
正如拉丁格言所说，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这个命运在多数情况下很难预见—即使可以预见—也是作者刚开始出版自己的著作时。《历史信札》首先发表在《星期周报》上，这是60年代末作者的好友[7]负责的杂志，因此作者可以在杂志上发表这些书信，但是据作者所知，这些书信在那时遭到很多著名的先进文学代表的指责。当然不是只针对这本书，而是一系列与它提出的问题普遍相似的文章。作者在遥远的沃罗格达省写作时还担心，这些书信随时可能被停止刊登，编辑可以“由于某个与它无关的原因”向作者提出转向其他主题。根据作者的观点，这些书信提出的问题不是永远重要的；但是有时候它们在当时占据了整个报刊。作者在不同地方从不同方面提出这些问题，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想过可以出版一本完整的书；因为他从来没想过这本书会引起极大的关注，尤其是俄国青年对它非常关注。这对于作者是非常意外的，他非常了解自己，经常听到自己比较坦诚的朋友说，他的写作方式有些抽象和晦涩，很难吸引大多数读者。随着书信的数量不断增加，它获得了很高的价值，无论作者是否意识到，它集中讨论两三个主要问题，使作者的思想自然形成这本著作，在读者面前提出问题，无论这些问题是好还是坏，他对某些的问题都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法。当这些信写完时，作者在沃罗格达流放地得知，一些读者认真地阅读和赞许这些书信；他出版这本书可以获得一定的成功；因为许多人认为出版这本书符合这个时代的读者的要求。作者修改了这些单独的信，使它们更加符合整体的逻辑性，正如他在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1870年9月出版的这本书是60年代末在《星期周报》上单独发表的文章组合而成的。
作者不在俄国，与祖国也没有什么联系，根本没有关注这本书的成功、传播以及它所产生的影响。当然也有一些批评。他在《知识》杂志上回应了这些批评[8]，并且做出了解释，还在《祖国纪事》杂志发表了关于米海洛夫斯基进步公式的文章[9]。1872年3月，我们向他建议在俄国再版这本著作。他高兴地着手做这件事，并且对之前的批评文章做出了说明，对刚刚提到的在《知识》和《祖国纪事》杂志上的文章进行了比较大的修改和补充。作者对第二版做出了较大的补充和修改，提出解释进步的任务是自己的目标，而且是以作者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认为可能使俄国读者明白的形式来进行解释，因此，第二版是完全准备出版的，而且是准备在俄国出版；甚至几乎已经开始印刷新版本。但是实际上不可能了，因为它被禁止出版了。很快根据沙皇俄国书报检察机关的命令，第一版也被禁止出版。
10年过去了。作者知道这本书已经是稀有的珍本了；它在俄国青年中如此成功，令作者深感意外；它提出的问题在俄国青年中引起极大的兴趣；在遥远的祖国有很多支持它的读者和朋友。但是作者那时没有想过再版。他觉得，他在60年代末的著作已经不能令人满意了；俄国思想已经向前发展，更加成熟；俄国生活也越来越广阔，越来越清晰；俄国读者不仅需要准备进入社会斗争的时代，而且需要更加明确地说明这个斗争的任务；我们国家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生了精神高涨的和激烈的社会运动，它们通常要求新活动提出更加明确的和更加有针对性的问题。他有机会在新杂志上发表文章了。他决定用1881年的新著代替《历史信札》，在新著里他从他认为在这个时代对俄国读者可能有益的角度研究这些任务。第一篇这样的文章就是《进步的理论和实践》，作为第十六封信收录在现在的版本中。而且它是唯一保留下来的。《俄罗斯语言》杂志已经被查封[10]。
10年过去了。去年我们向作者提议再版《历史信札》。与俄国思想和生活在6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初期的情况相比，我们在这里简短地说明了它们在现在的悲惨情况。《历史信札》的作者根本不确定，在他已经离开很久的祖国现在是否还有那些他称为“读者朋友”的读者。他不知道，在那里是否还有很多读者对他提出的问题感兴趣，他仍然认为这些问题对思想发达的人，尤其是对俄国思想发达的人而言，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如前所述，第一版《历史信札》已经在市面上消失，可能在俄国的某个地方还能找到石印版，他认为没有必要建议新的出版商用新版本代替第一版，正如他在1881年的想法。他认为没有充分的理由拒绝出版商。他认为可以采用新版本，但是新版本不是1870年的版本，而是已经修改和补充的版本，这个版本其实早已准备印刷，甚至在1872年已经印刷了一部分。作者对这个计划在俄国印刷但是没有在市场出售的版本有很大的补充和修改，也就是读者在这里看到的变化。作者在把自己的著作寄给俄国出版事务管理机构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时，认为需要以语言的形式保留某些说明和掩饰，这对于在管辖范围以内的地方出版的任何著作而言是不可避免的，对于1870年和1872年的《历史信札》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情况下，1891年的版本使用了更加明确、更加准确和更加公开的表述。作者在1870年第一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封信，也就是第十六封信，这封信是对《俄罗斯言论》杂志上的文章的重新修改，他还利用这个机会解释他在1881年关于这些问题的著作。作者用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修改，几乎所有他认为必须在这个新版本中修改和补充的地方都已经标注。
因此，《历史信札》新版本的读者不仅有1872年的版本，也就是那时打算在国外出版的版本，还有1881年的一篇补充文章，以及1890—1891年所做出的修改和补充，这些修改几乎已经标注出来。
1870年作者在印刷出版自己的著作时，根本没有想过俄国读者如何看待它。它获得极高的好评，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它获得极高的赞扬，远远超出其他著作。作者在那时遇到了“读者朋友们”。他知道了他们的赞扬，深深感谢“读者朋友们”，因为那是他经历的美好时刻。作者现在还不知道，许多70年代的“读者朋友们”现在仍然欣赏这本著作。他不知道，新一代的读者如何看待这个新版本。作者在巴黎很难知道俄国读者的真正想法。
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向在遥远的祖国欣赏他的读者问好，无论这些欣赏的读者有多少。让这本书告诉那些不欣赏他的人，哪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这20年引起读者的兴趣。那些在分散的小组中把生命献给孜孜不倦地争取俄国未来的人，那些用思想和生命作为武器跟随他们先辈的人，那些用现在最合适的武器继续战斗的人，需要的不是提醒一去不复返的过去，而是能够团结地形成历史的力量，清楚地认识思想发达的俄国人所面临的新任务，并且决定牺牲自我完成这些任务。
拉甫罗夫
巴黎，1891年10月17—29日
[1]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文学评论家、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译者注
[2] 赫尔岑（1812—1870）：俄国哲学家、作家、革命家。被称为“俄国社会主义之父”。——译者注
[3] 费迪南德·拉萨尔（1825—1864）：普鲁士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法学家、工人运动指导者、社会主义者。德国早期工人运动著名领导者，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立者。——译者注
[4] 1873年俄国民粹派还没有接受马克思和拉萨尔的思想，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俄国农村公社。1874年，拉甫罗夫在《前进！》杂志第2期上刊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没有地址的信》时，在序言里回应了拉萨尔关于“鼓动比理论更重要”的观点。——译者注
[5] 查苏利奇，维拉·伊万诺夫娜（3acyлич，Bepa Ивановна，1851—1919），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劳动解放社的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6] 1899年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逝世，1891年叶赛宁和舍尔古诺夫逝世。——译者注
[7] 即《星期周报》的创立者叶甫盖尼娅·伊万诺夫·康拉迪（1838—1898）。——译者注
[8] 参阅《拉甫罗夫哲学与社会学文集》第2卷《关于＜历史信札＞的批评》第297—328页，莫斯科，1965年。——译者注
[9] 拉甫罗夫的文章《米海洛夫斯基的进步公式》发表在《祖国纪事》1870年第2期。——译者注
[10] 据我所知，该杂志被查封不是由于我的文章。——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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